◆ 明孝宗朱祐樘　宽恕

朱祐樘终于登上了最高皇位，从险被堕胎的婴孩，到安乐堂中的幼童、几乎被废的太子，还不到二十岁的朱祐樘已历尽人生艰险，他不会忘记他含冤死去的母亲、舍生取义的张敏、刚正不阿的怀恩，以及所有那些为了让他能够活到现在付出沉重代价的人们。

他虽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他的母亲永远也看不到儿子的荣耀了，而那些为自己牺牲的人，他也是无法回报的。

做一个好皇帝吧，就此开始，改正父亲的所有错误，让这个帝国在我手中再一次兴盛起来！要让所有逝去的人都知道，他们的付出是有价值的。

朱祐樘准备动手了，对象就是五大门派，他早已判定，这些人是不折不扣的垃圾。

第一个被解决的就是仙派掌门李孜省，这位仁兄还想装神弄鬼地混下去，朱祐樘却根本不同他费话，继位第六天就把他送去劳动改造，而对他手下那一大堆门徒，什么法王、国师、禅师、真人，朱祐樘干净利落地用一个词统统打发了——滚蛋。

仙派的弟子们全部失业回家种地了，掌门李仙人却还捞到了一份工作——充军，可是这位仁兄当年整人手段过于狠毒，仇人满天下，光荣参军没几天，就被人活活整死。至此终于飞升圆满了。

然后是春派掌门梁芳，朱祐樘十分麻利地给他安置了新的住所——牢房，这位太监最终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最为紧张的人叫万喜，作为万贵妃的弟弟、后派的继任掌门，他十分清楚，朱祐樘绝对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况且万贵妃杀死了他的母亲，此仇不共戴天，不是吃顿饭认个错就可以解决的。他收拾好了东西，准备好了后事，只希望皇帝陛下能够给他来一个痛快的，不要搞什么凌迟之类的把戏，割他三千多刀。

事情的发展似乎符合他的预料，不久之后，家被抄了，官被免了，人也被关进了监狱，但那最后一刀就是迟迟不到，万喜心里没底，可更让他吃惊的是，过了一段时间，他竟然被释放出狱了！

万喜想破脑袋也搞不明白，莫非这位皇帝喜欢玩猫抓老鼠的游戏？

朱祐樘十分清楚是谁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很多大臣也接连上书，要求对万家满门抄斩，报仇雪恨。但是朱祐樘的反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退回了要求严惩的奏折，用一句话给这件事下了定论：

“到此为止吧。”

六岁的朱祐樘还没有记清母亲的容貌，就永远地失去了她。之后他一直孤单地生活着，还时不时被万贵妃排挤陷害。对于他而言，万贵妃这个名字就意味着仇恨。

可是当他大权在握之时，面对仇恨，他选择了宽恕。

他宽恕了那些伤害过他的人，并不是软弱，而是因为他懂得很多万贵妃不明白的道理。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之后，他召回了还在凤阳喝风的怀恩，亲自迎候他入宫恢复原职，怀恩不敢受此大礼，吓得手摇脚颤，推辞再三，可是朱祐樘坚持这样做。

因为他知道，眼前的这位老太监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无畏地保护了自己。这是他应得的荣耀。

还有那位曾经养育过他的前任吴皇后，这位心高气傲的小姐只当了几个月的皇后，就被冷落在深宫许多年，此时已经是年华逝去，人老珠黄。朱祐樘也把她请了出来，当做自己的母亲来奉养。

被遗弃二十多年的吴废后感动得老泪横流，也许她当年的动机并不是那么单纯，但对于朱祐樘而言，养育之恩是必须报答的，其他的事情并不重要。

朱祐樘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不复仇，只报恩。他比朱棣更有自信，因为他不需要用暴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威；他比朱瞻基更为明智，因为他不但清楚种田老农的痛苦，也了解自己敌人的悲哀；他比朱厚熜（不好意思，这仁兄还没出场，先客串一下）更聪明，因为他不需要权谋，只用仁厚就能征服人心。

在他的统领下，大明王朝将迎来一个辉煌繁华的盛世。

恩仇两清了，但还有一派没有解决，这就是混派。这一派十分特别，因为万安、刘吉等人虽然消极怠工，安插自己的亲信，却也没干过多少了不得的坏事，朱祐樘暂时没有解决这一帮子废物，因为就算要让他们下岗，也得找个充分的理由。

日子如果就这么过下去，估计万安等人就算不能光荣退休，至少也能体面地拿一份养老金辞职，可混派的诸位兄弟实在不争气，虽然他们夹紧尾巴做人，却还是被朱祐樘抓住了把柄，最终一网打尽，一起完蛋。

不久之后的一天，朱祐樘在整理自己老爹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精致的小抽屉，里面放着一本包装十分精美的手抄本，收藏得如此小心隐秘，朱祐樘还以为是啥重要指示，郑重其事地准备御览一下，可这一看差点儿没把他气得跳起来。

据记载，此书图文并茂，语言生动，且有很强的实用性。当然了，唯一的缺点在于这是一本讲述生理卫生知识的限制级图书。

朱祐樘比他爹正派得多，很反感这类玩意儿，这种书居然成了他老爹的遗物，也实在丢不起这个人，他开始追查此书的来源。

偏巧这本手抄本的作者十分高调，做了坏事也要留名，在这部大作的封底有一个亮堂堂的落款——臣安进。

这就没错了，朱祐樘立刻召怀恩晋见，把这本黄书和一大堆弹劾万安的文书交给了他，只表达了一个意思：让他快滚！

怀恩找到了万安，先把他的大作交给了他，并转达了朱祐樘的书评：“这是一个大臣应该做的事情吗？！”

万安吓得浑身发抖，跪在地上不断地说：“臣有罪！臣悔过！”然后施展出了看家绝技磕头功，声音又脆又响，响彻天穹。

怀恩原本估计这么一来，万掌门就会羞愧难当，自己提出辞职，可他等了半天，除了那两句“臣有罪，臣悔过”外，万兄压根儿就没有提过这事。

没办法了，只好出第二招，他拿出了大臣们骂万安的奏折，当着他的面一封封读给他听，这么一来，就算脸皮厚过城墙拐弯的人也顶不住了。

可是他没有想到万掌门的脸皮是橡皮制成的，具有防弹功能，让他实打实地领略了无耻的最高境界，万掌门一边听着这些奏折，一边磕头，天籁之音传遍内外，但就是不提退休回家的事情。

怀恩气得七窍冒烟，他看着地上的这个活宝，终于忍无可忍，上前一把扯掉了万安的牙牌（进宫通行证），给了他最后的忠告：快滚。

这位混派领军人物终于混不下去了，他这才收拾行李，离职滚蛋了。他这一走，混派的弟子们如尹直等人也纷纷开路，混派大势已去。

最后只剩下了一个刘吉，这位刘棉花实在名不虚传，他眼看情况不妙，立刻见风使舵，换了一副面孔，主动批评起朝政来，甚至对朱祐樘也是直言进谏，朱祐樘要封自己老婆的弟弟当官，他故意找茬儿，说应该先封太后的亲戚，不能偏私，颇有点儿正直为公的风范。

刘吉自以为这样就可以接着混下去，可他实在是小看了朱祐樘，这位皇帝自小在斗争中长大，什么没见过，他早就打探过刘吉的言行，知道这位棉花兄的本性，只是不爱搭理他，可他现在竟然主动出来惹事找抽，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他派了个太监到刘吉的家里，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最好还是早点儿退休，不然就要你好看。

刘棉花再也不装了，他跑得比万掌门还要快，立刻卷起铺盖回了老家。

五大派终于全军覆没。赶走了这些垃圾，朱祐樘终于可以大展身手了，他召集了两个关键人物进京，准备开创属于自己的盛世。

这两个人一个叫王恕，另一个叫马文升。

先说这位王恕兄，在当时他可是像雷锋一样的偶像派人物，成化年间，混派官员们天天坐机关喝茶聊天，只有这位仁兄我行我素，认真干活，俗语说：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可见他的威望之高。

而且此人还有一个特长——敢骂人。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达官显贵，只要干了坏事，被他盯上了一准儿跑不掉，一天连上几封奏折，骂到改正错误为止。

而且此人每次上朝都会提出很多意见，别人根本插不上话，到后来大家养成了习惯，上朝都不说话，先看着他，等他老人家说完了再开口。有几天不知道这位老兄是不是得了咽喉炎，上朝不讲话了，结果出现奇迹，整个朝堂鸦雀无声，大家都盯着王恕，提出了一个共同的疑问：

“王大人，你咋还不说话呢？”

朱见深算被烦透了，他每天都呆呆地看着这位王大人在下面滔滔不绝，唾沫横飞，搞得他不得安生。他想让王恕退休，可这位仁兄十分敬业，从成化初年（约1465）一直说到了成化十二年（1476），朱见深受不了了，把王大人打发到云南出差，后来又派到南京当兵部尚书，可就是这样，他也没消停过。

王大人时刻不忘国事，虽然离得远了点儿，也坚持每天写奏折，有时一天几封，只要看到这些奏折，那个喋喋不休的老头子的身影就会立刻浮现在朱见深的眼前。

就这样，王大人坚持写作，一直写到了成化二十二年（1486），七十大寿过了，可习惯一点儿没改，朱见深总是能够及时收到他的问候。

当年又没有强制退休制度，忍无可忍之下，朱见深竟然使出了阴招，正巧南京兵部侍郎马显上书要求退休，朱见深照例批准，却在上面加上了一句匪夷所思的话：

“王恕也老了，就让他退休吧。”

听到这句话，大家都目瞪口呆，马显退休，关王恕什么事？可朱见深也有一肚子苦水没处倒：

“我是个不愿意干活的懒人，可也实在经不起唠叨，不得以出此下策，这都是被王老头逼的啊！”

王恕啥也没说，干净利落地收拾东西回了家。这一年，他七十一岁。

朱见深是个得过且过的人，他在世上最怕的只有两个字——麻烦。王恕这种人自然不对他的胃口，可是朱祐樘与他的父亲不同，他十分清楚王恕的价值。

于是在弘治元年（1488），七十三岁高龄的王恕被重新任命为六部第一重臣——吏部尚书。这位老兄估计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虽然年纪大了，却干劲儿十足，上班没几天就开始考核干部，搞得朝廷内外人心惶惶。可这还没完，不久之后，他向皇帝开刀了。

王恕表示，每日早朝时间过短，很多事情说不完（符合他的特点），为了能够畅所欲言，建议皇帝陛下牺牲中午的休息时间，搞一个午朝。

这事要搁到朱见深身上，那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但朱祐樘同意了。

这就是明君的气度。

王恕做了吏部尚书，开始折腾那些偷懒的官员。与此同时，另一个实权部门——兵部，也迎来了他们的新上司——马文升。

说来滑稽，这位马文升大概还能算是汪直的恩人，他的资格很老，成化十一年就当上了兵部侍郎，此后一直在辽东守边界，当时汪直的手下在辽东经常惹是生非，挑起国际争端，可每次闹了事就拍拍屁股走人，帮他收拾残局的就是这位马文升，到头来领功的却是汪直。

时间一长，汪直也不好意思了，曾找到马文升，表示要把自己的军功（挑衅闹事）分给他一部分，马文升却笑着摇摇头，只是拉着汪直的手，深情地说道：“厂公，这就不必了，但望你下次立功前先提前告知一声，我好早作准备。”

汪直十分难堪，怀恨在心，就找了个机会整了马文升一下，降了他的官，直到汪直死后，马文升才回到辽东，依旧守他的边界。

朱祐樘是个明白人，他了解马文升的能力，便召他入京担任兵部尚书，这位新任的国防部长只比人事部长王恕小十岁，也是个老头子。可他的手段比王恕还厉害，一上任就开除了三十多个贪污的军官，一时之间兵部哭天抢地，地动山摇。

这下马文升算是捅了马蜂窝，要知道，兵部的这帮丘八可都是粗人，人家不来虚的，有的下岗当天就回家抄起弓箭，埋伏在他家门口，准备等他晚上回家时射他一箭。

马文升也是个机灵人，从他的耳目那里得知了这个消息，便躲了过去。可这帮人还不甘休，竟然写了诋毁他的匿名信用箭射进了长安门，这下子连朱祐樘也发火了，他立刻下令锦衣卫限期破案，还给马文升派了保镖，事情才算了结。

这两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虽然头发都白了，却精神头十足，他们官龄也长，想当年他们中进士的时候，有些官员还在穿开裆裤呢，论资排辈，见面都要恭恭敬敬叫他们一声前辈，而且这两人都经历过大风大浪，精于权谋，当年汪直都没能奈何他们，何况这些后生小辈的小把戏？

就这样，二位老前辈上台之后一阵猛搞，没过多久就把成化年间的垃圾废物一扫而空，盛世大局就此一举而定。

当老干部大展神威的时候，新的力量也在这盛世中悄悄萌芽。

弘治二年（1489），学士邱濬接受了一个特别的任务——编写《宪宗实录》，这也是老规矩了，每次等到皇帝去世，他的儿子就必须整理其父执政时期的史官记载，制作成实录，这些实录都是第一手材料，真实性强，史料价值极高，我们今天看到的《明实录》就是这么来的，但由于这部史书长达上千万字，且极其枯燥，所以流传不广。

这是一项十分重要但却十分烦琐的工作，恰好担任副总裁官的邱濬有个不太好的习惯——懒散。他比较自负，不想干查询资料这类基础工作，就以老前辈的身份把这项工作交给编写组里一个刚进翰林院不久的新人来干。这位新人倒也老实，十分高兴地接受了任务。

可过了一段时间，邱濬心里一琢磨，感觉不对劲儿了：这要干不好，可是个掉脑袋的事情啊。

他连忙跑去找人，一问才知道这位新科翰林丝毫不敢马虎，竟然已经完稿了，邱濬哭笑不得，拿着写好的草稿准备修改。

可是他仔细一看，不禁大吃一惊！

因为这篇文稿他竟然改不动一个字！

一向自负的邱濬对这篇完美的文稿竟也挑不出任何毛病，他惊奇地问道：

“这是你自己写的？”

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他仔细地看了看这位新人，叹了口气，拍着他的肩膀说道：

“小子好好干吧，将来你一定会有出息的。”

这位翰林不安地点了点头，此时的他并不明白这句话的分量。

事实证明，邱濬虽然是个懒人，眼光却相当独到，这位写草稿的青年就是后来历经三朝不倒、权倾天下、敢拿刘瑾开涮、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的杨廷和。

◆ 辉煌盛世

父亲统治下的那些惊心动魄、朝不保夕的日子，朱祐樘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不想效仿自己那软弱的父亲，也不会容许那些暗无天日的景象再次出现，为了建立属于自己的盛世，他付出了全部心力。

这位仁兄自从登上皇位那一刻起就没有休息过，是个不折不扣的劳碌命，为了实现盛世理想，他豁了出去，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批阅奏章，还要不停地开会，早上天刚亮就起床开晨会（早朝），中午吃饭时间开午会（午朝），此外，他每天都要听大臣的各种讲座（日讲），隔段时间还召集一堆人举行大型论坛（经筵）。

他的这份工作实在没啥意思，除了做事就是做事，累得半死不活还时不时被言官们骂上几句，也没有人保障他的劳动权益，天下都是你的，你不干谁干？

朱祐樘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确实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这是一个辉煌的时代，大明帝国在历史的轨道上不断散发着夺目的光彩，国力强盛，天下太平，人才鼎盛。

在王恕、马文升的支持下，有三个人相继进入内阁，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刘健、李东阳、谢迁。

这是三个非同一般的人，正是他们支撑着大明的政局，最终成就了朱祐樘的理想。这三个人堪称治世之能臣，他们具有非凡的能力，并靠着这种能力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年代建立了自己的功勋，有趣的是，他们三个人的能力并不相同，而这种能力上的差异也最终决定了他们迥异的结局。

刘健，河南人，弘治元年入阁，资格最老，脾气最暴，这个人是急性子，十分容易着急上火，但他却有着一项独特的能力——断。这位内阁第一号人物有着极强的判断能力，能够预知事情的走向，并提前作出应对。正是这种能力帮助他成为弘治年间的第一重臣。

李东阳，湖南人，弘治八年入阁，他是弘治三阁臣中的第二号人物，也是最厉害的一个。

他的性格和刘健刚好相反，是个慢性子，平日总是不慌不忙，天塌下来就当被子盖。他也有着自己独有的能力——谋，此人十分善于谋略，凡事总要考虑再三之后才作出决断，思虑十分严密，内阁的大多数决策都出自于他的策划。

谢迁，浙江余姚人，弘治八年入阁，三阁臣中排行最后。这位仁兄虽然资历最低，学历却最高，他是成化十一年（1475）高考状元，这人不但书读得多，还能言善辩，这也使他具有了一种和内阁中另外两个人截然不同的能力——侃。

侃，俗称侃大山，又名忽悠，谢迁先生兼任内阁新闻发言人，他饱读诗书，口才也好，东拉西扯，经常把人搞得晕头转向，只要他一开口，连靠说话骂人混饭吃的言官也自愧不如，主动退避三舍。

当时朝廷内外对这个独特的三人团有一个十分贴切的评语：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

此三人通力合作，发挥各自所长，他们组成的内阁极有效率，办事牢靠，其地位在明代历史上仅次于“三杨”内阁，如果不是朱祐樘即位，任用了这三位能臣，按照朱见深那个搞法，大明王朝的历史估计一百多年也就打住了。

当然了，李东阳、刘健、谢迁之所以能靠着谋、断、侃大展拳脚，安抚天下，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朱老板是个好领导。然而，十多年后，朱老板就退休向老祖宗朱元璋汇报工作情况去了。在这之后不久，他们三个人将面临一次生死攸关的抉择，而这次抉择的结果最终给他们的能力下达了一张成绩单：

忽悠（侃）是不行的，拍板（断）是不够的，谋略才是真正的王道。

这也是一个文才辈出的时代，传承上千年的中华文化在这里放射出了更加璀璨夺目的光芒。

之所以说李东阳要胜过刘健和谢迁，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谋略过人，李先生不但是政坛的领袖，也是文坛的魁首，他的书法和诗集都十分有名，据说他还活着的时候，亲笔签名字画就可以挂在文物店里卖，价钱也不低。

由于名望太大，他每次出门后面总是跟着一大群粉丝和崇拜者，搞得他经常要夺路而逃，这些追随者还仿照他的诗文风格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流派，这就是文学史上名声显赫的茶陵派（李东阳是茶陵人）。

而与此同时，一个姓名与李东阳极为类似的人的文章也在京城广为流传，并出现了很多拥护者，这个人的名字叫李梦阳。

应该说明，这位李梦阳并不是类似金庸新、古龙新那样的垃圾人物，事实上，要论对后世文坛的影响和名气，李东阳还得叫他一声前辈。

李梦阳，甘肃人，时任户部郎中，用现在的话说，这人应该算是个文坛愤青。他乡试考了陕西省第一名，是八股文的高手，却极为厌恶明代的文风。他认为当时的很多文章都是垃圾、废物。

他的这种说法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你算老几？有几把刷子，敢说别人不行！

李梦阳此时却表现出了极为反常的谦虚，他表示：诸位说得不错，其实我也不行，你们也不可能服我，但我知道有几个厉害的人，这几个人你们不服都不行。

然后他列出了这几个人的名字，还别说，真是不服都不行。

谁呢？

秦朝的李斯，汉朝的司马相如、贾谊，唐朝的李白、杜甫、白居易。

这几个人你们敢叫板吗？

图穷匕见的时候到了，李梦阳终于亮出了他的真正目的和文学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他的意思很明白，我对现在的文体不满，但也承认自己才疏学浅，没资格反对，但这些猛人是有资格的，大家一起向他们学习就是了。

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复古运动。经历了唐诗的挥洒、宋词的豪迈、元曲的清新后，明代诗文又一次回到了起点。

他的主张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其中有六个人名气极大，后人便将他们与李梦阳合称七才子，史称“前七子”。

当李东阳、李梦阳在文坛各领风骚的时候，江苏吴县的一个年轻人正在收拾行李，准备上京赶考，博取功名，虽然他并没有成功，但他的名声却胜过了同时代的所有人，他的名字最终成为了大明王朝的骄傲，并传扬千古、流芳百世。

这个人叫唐寅，字伯虎。

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奇特的人，他们似乎不需要悬梁刺股、凿壁借光就能学富五车、纵横古今，唐寅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唐寅是一个天才，从小时候起，周围的人就这样形容他，他确实很聪明，读书悟性很高，似乎做什么事情都不必付出太多努力，而众人的夸耀使得他自己也信以为真，便不再上学，整日饮酒作乐，连考取功名做官也不放在眼里。

在这位天才即将被荒废的关键时刻，他的朋友祝枝山前来拜访他，承认了他的天分，却也告诉他，若无十年寒窗，妄想金榜题名。

祝枝山是一个十分特别的人，虽然他自己淡泊功名，却真心期望他的朋友唐伯虎能够干出一番事业。

唐伯虎听从了他的劝告，谢绝了来客，闭门苦读，终悟学业之道。

弘治十一年（1498），南京应天府举行乡试，十八岁的唐伯虎准备参加这次考试，考试前，他聚集了平生关系最好的三个朋友一起吃饭，在这次酒宴上，成竹在胸的他放出狂言：

“今科解元舍我唐寅，更有何人！”

这是一句不折不扣的狂言，但他的三个朋友却没有丝毫异议，因为他们知道，眼前的这个人有说这句话的资格。

参加唐寅酒宴的这三位朋友分别是祝枝山、文徵明、徐祯卿，他们四人被合称为“吴中四才子”，也有人称他们为“江南四大才子”。

事实证明，唐寅没有吹牛，在这次乡试中，唐寅考得第一名，成为应天府的解元。可能是他的文章写得实在太好了，当时的主考官梁储还特意把卷子留下，给另一个人看。但他不会想到，自己的这一举动将给后来发生的事情布下重重疑团。

看卷子的人就是程敏政，他和唐寅一样，小时候也是个神童，后来做了李贤的女婿，平步青云。他看过卷子后也十分欣赏，并在心中牢牢地记下了“唐寅”这个名字。

不久之后，他们将在京城相聚。因为第二年，唐寅即将面对的主考官就是程敏政。

弘治十二年（1499），唐寅准备进京赶考，当时的他已经名满天下，所有人都认为，在前方等待着这个年轻人的将是无比壮丽的锦绣前程。

唐寅也毫不掩饰他的得意，他的目标已不再是考中一个小小的进士，他将挑战自古以来读书人的最高荣誉——连中三元！

他已经成为了解元，以他的才学，会元和状元绝不是遥不可及的，如果一切顺利，他将成为继商辂之后的又一个传奇！

信心十足的唐寅踏上了前往京城的征途，他将在那里获取属于自己的荣誉。

可是，唐寅兄，命运有时候是十分残酷的。

在进京赶考的路上，唐寅遇见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徐经。

徐经，江阴人，是唐寅的同科举人，他在赶考途中与唐寅偶遇，此时的唐寅已经是偶像级的人物，徐经对他十分崇拜，当即表示愿意报销唐寅路上的所有费用，只求能够与偶像同行。

白吃白住谁不干？唐寅答应了。

徐经这个人并不出名，他虽不是才子，却是财子，家里有的是钱。才财不分家，这两个人就这么一路逍遥快活到了京城。

进京之后，两人开始了各自的忙碌，从他们进京到开考之间的这段时间是一个空白，而事情正是从这里开始变得扑朔迷离。

唐寅注定到哪里都是明星人物，他在万众瞩目之下进了考场，然后带着轻松的微笑离开，和他同样信心十足地离开考场的，还有徐经。

从考完的那一天起，唐寅就开始为最后的殿试作准备，因为考卷中的一道题目让他相信，自己考上进士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只不过是名次前后不同罢了。

可不久之后，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唐寅落榜了！

还没等唐寅从惊诧中反应过来，手持镣铐的差役就来到了他的面前，把他当做犯人关进了大狱。

金榜题名的梦还没有醒，却突然被一闷棍打成了阶下囚，他想破脑袋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唐寅所不知道的是，这次倒霉的并不只是他一个人，他的同期狱友还有徐经和程敏政，他们的入狱罪名是合谋作弊。

唐寅的人生悲剧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罪魁祸首就是考卷中的那一道题目。

在这一年的考试中，考官出了一道让人十分费解的题目，据说当年几乎所有的考生都没能找到题目的出处，还有人只好交了白卷，只有两份卷子写出了完美的答案。

主考官程敏政当即表示，他将在这两个考生中选出今科的会元。

这两份卷子的作者一个是唐伯虎，另一个就是徐经。

其实事情到了这里，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答出来了说明你有本事，谁也说不了什么，可事情坏就坏在唐伯虎的那张嘴上。

这位仁兄考完之后参加宴会，估计是喝多了，又被人捧了两句，爱发狂言的老毛病又犯了，当时大家正在猜谁能够夺得会元，唐伯虎意气风发之下说出了一句话：

“诸位不要争了，我必是今科会元！”

唐寅兄，你的好运到此为止了。

所有人都听到了这句话，很多人没有在意，但更多的人却把它记在了心里。

这是一句让唐寅追悔终生的话，因为它出现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首先这里不是吴县，说话对象也不是他的朋友祝枝山、文徵明，而是他的对手和敌人。

更为重要的是，当唐寅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此次考试的成绩单还没发下来（发榜）。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当年的考生们对考试名次是十分关注的，由于进士录取率太低，即使是才华横溢、名满天下，也万万不敢说自己一定能够考上，更何况是考第一名？

你唐寅虽有才学，也自信得过了头吧！

所以当酒宴上的唐寅还在眉飞色舞的时候，无数沉默的人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这个人的自信里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告黑状从来都是读书人的专长，很快就有人向政府反映这一情况，主考官们不敢怠慢，立刻汇报了李东阳。李东阳到底经验丰富，当时就已估计到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马上报告了皇帝陛下。

朱祐樘当即下令核查试卷，事实果然如传言那样，唐寅确实是今科会元的不二人选。而选定唐寅的人正是程敏政。

事态严重了，成绩单还没有发布，你唐寅怎么就能提前预知呢？那个时候，特异功能似乎还不能成为这一问题的答案。

此时，这件事情已经传得满城风雨，整日探头探脑的言官们也不失时机地跳了出来，政治嗅觉敏锐的给事中华㫤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程敏政，认为他事先出卖了考题，因此唐伯虎和徐经两人才能答出考题高中。

华㫤这一状告得实在太狠，本来李东阳还想拉兄弟一把，让徐经和唐伯虎回家三年之后再考，把这件事压下去，可是这样一来，事情就搞成了政治阴谋、考场黑幕，只好公事公办，把这三位仁兄一股脑儿抓了起来。

经过审理，案件内部判决如下：

礼部右侍郎程敏政：合谋作弊查无实据，但其仆人确系出卖考题给徐经，失察行为成立。结论：勒令退休。

江阴举人徐经：购买考题查实，作弊行为成立。结论：贬为小吏，不得为官。

吴县举人唐寅：……结论：贬为小吏，不得为官。

当然了，这些都是内部结论，除处罚结果外，具体情况并未向社会公开。

对了，还漏了一个：

给事中华㫤：胡乱告状，所言不实。结论：贬官。

◆ 事实的真相

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徐经买了考题，程敏政的仆人卖了考题，程敏政负领导责任，而本着黑锅人人有份的原则，唐寅算是连坐。

这是一起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事件，案情十分复杂，各种史料都有记载，众说纷纭，难分真伪，但只要我们以客观的态度仔细分析案件细节，抽丝剥茧，逐步深入，就会发现这起案件实际上比想象中更为复杂！

事实上，这起所谓的科场舞弊案历经几百年，不但没弄明白，反而越来越糊涂，成了不折不扣的悬案。

此案到底复杂在哪里，我来演示一下：目前我们要寻找的答案共有三个：一、徐经是否买了考题作弊。二、唐寅是否参与了作弊。三、程敏政是否知情。

要找到答案，我们必须回到案件的起点，此案的起因就是那道难倒天下才子的题目，遗憾的是，我也没有看到过那道题，不过这并不重要，像我这样连《三字经》都背不全的废才，即使事先知道题目估计也要交白卷。

但我们从中可以知道关键的一点：这是一道超级难题，天下没有几个人能做出来。

那么，徐经和唐寅能做出来吗？

只要考量一下这二位仁兄的实力，就能够得出如下结论：

唐寅是比较可能做出来的，徐经是比较不可能做出来的。

唐寅是全国知名的才子，学习成绩优秀，是公认的优等生，就好比拿到了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高中生，要进北大、清华，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而徐经虽然是个土财主，也考中了举人，在全国范围内不过是个无名小卒，指望他的脑筋开窍，智商突然爆发，那是不现实的。

所以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徐经很有可能确实买了考题。

第二个问题，相信很多人都认为不是个问题，以唐寅的实力，还需要作弊吗？

其实我也这样认为，但分析后就会发现，具体情况并非那么简单。

一年前，南京主考官梁储把唐寅的卷子交给了程敏政，之所以前面专门提到这件事情，是因为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极有可能蕴含着一种特殊的含义——潜规则。

而这种潜规则有一个特定的称谓——约定门生。

在明代，如果要评选最令人羡慕的官职，答案并不是尚书、侍郎，而是考官。今天的考官们主要工作不过是在教室里来回巡视监考，然后拿点监考费走人。可在当时，这实在是个让人抢破头的差事。

原因很简单，所有由这位考官点中的考生都将成为他的门生。

明代的官场网络大致由两种关系组成，一种是同学（同年），另一种是师生（门生）。官场风云变幻莫测，新陈代谢速度很快，今天还是正部级，鬼知道明天是不是就到阎王那儿报到了。要想长盛不衰，就得搞好关系。

如果你混得不好，那也不要紧，只要混到个考官，点中几个人才，到考试结束，你就是这几个人的座师了，这几位考中的兄弟就得到你家拜码头，先说几句废话，谈几句天气，最后亮底牌：从今以后，俺们就是您的人了，多多关照吧。

你也得客气客气，说几句话，比如什么同舟共济、同吃一碗饭、同穿一条裤子，等等，然后表明态度：今后就由老夫罩着你们，放心吧。

有一个时髦的词可以形容这一场景——双赢。

新官根基不稳，先要摸清楚行情，找个靠山接着往上爬；老官也要建立自己的关系网，抓几个新人，将来就算出了事还有个指望，实在不行也能拉几个垫背的一起上路。要知道，在官场里，养儿子是不能防老的，想要安安心心地活着退休，只能靠门生。

这就是所谓的门生体制，而这一体制有时会出现一种特例——约定门生。

这是一种比较罕见的现象，因为在科举前，可能会出现某位名震全国的天才，大家都认为这个人将来一定能够飞黄腾达。在这种情况下，某些考官就会私下与这位考生联系，透露题目给他，互相约为师生，这样无论将来是谁点中了此人的卷子，都不会影响事先已经确定的关系。

这是一种风险很大的交易，所以考官们轻易不敢冒这个险，只有当真正众望所归的人出现时，这笔买卖才有可能成交。

介绍完背景，再来看看关键问题：唐寅和程敏政之间有这种关系吗？

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但是其中却仍然有蛛丝马迹可寻。

首先，程敏政已经在这两份卷子里选定了会元，而唐寅则在外面发话，说自己就是会元。更为关键的一点在于，当时所有的卷子都是密封的！也就是说，按照规定，即使是程敏政本人，也不会知道他选中的会元到底是谁。

所以这个疑问最终只能指向两个可能：一、唐寅做出了那道题，并且认为别人做不出来，因而口出狂言，不幸命中；二、程敏政事先与唐寅会面，并给了他考试的题目。

这是一个二选一的选择题，大家自己做主吧。

注：不要问我，题目虽然是我出的，但我没有标准答案。

不管有多复杂，这件案子总归结案了，案中的两个倒霉鬼和一个幸运儿就此各奔东西。

倒霉的是程敏政和唐寅，一个好好的考官，三品大员，被迫拿了养老金退休回家。另一个才华横溢的天才，闭着眼睛写也能中进士的人，得了个不得为官的处分。

而那个幸运儿就是徐经，这位仁兄虽然也背了个处分，却实在是个走运的人。同志们要知道，今天高考考场上作弊被抓到，最严重的结果也就是成绩作废，回家待考。可在明代，这事可就大了去了，作弊的处罚一般是充军，若情节严重，没准儿还要杀头。

事情到这里就算了结了，程敏政被这个黑锅砸得七窍冒烟，回家不久就去世了。唐寅一声叹息之后，对前途心灰意冷，四处逛妓院，开始了他的浪子生涯。

而徐经功亏一篑，对科举也是恨之入骨，回家就开始烧四书五经，还告诫他的子孙，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一句屁话，还不如学点儿有用的好。

他的家教收到了良好效果，八十八年后，他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出世，取名徐振之，此人不爱读书，只喜欢旅游，别号徐霞客。

一番折腾下来，大明王朝少了两个官僚，却多了一个浪荡才子和一个地理学家，倒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说到这里，差点儿又漏了一个人，还是那位告状的给事中华㫤，他也名留青史了，后来有人根据传说写了一出广为流传的戏，此戏俗名《三笑》，又称《唐伯虎点秋香》，由于这位仁兄当年多管闲事，编剧为了调侃他，便以他为原型创作了“华太师”这个经典角色，不但硬塞给他几个傻儿子，还安排唐伯虎拐走了他府里最漂亮的丫环，也算是给伯虎兄报了仇。

这场文坛风云最终还是平息了，可已经倒霉到家的唐伯虎不会想到，他的厄运才刚刚开始，更大的麻烦还在未来的路上等待着他。

◆ 唯一的遗漏

朱祐樘是个很实在的人。

他从小饱经忧患，好不容易才活下来，立为太子后又几经波折，差点儿被人废了，能熬到登基那天，实在是上天保佑，阿弥陀佛。

这个少年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所以他憎恶黑暗和邪恶，他不顾身体健康，夜以继日工作，驱逐无用的僧人和道士，远离奸人，任用贤臣，为大明帝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可是过大的工作强度也彻底拖垮了他的身体，二十多岁脑袋就秃了一大半，面相十分苍老，看上去活像街边扫地的大叔，连大他好几轮的王恕和马文升都不如，马文升活到了八十五岁，而王恕更是创造了纪录，这位老大爷一直活到九十三岁才死，据说死的当天还吃了好几碗饭，吃完打了几个饱嗝儿后才自然死亡。

朱祐樘没有那样的运气，三十多岁的他已经重病缠身，奄奄一息，却仍然一如既往地拼命干活，身体自然越来越差，但他全不在乎。

在这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背后，他似乎预感到了即将来临的危险。为了迎接那一天的到来，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

此时王恕已经退休回家，吏部尚书几经变更，空了出来，朱祐樘想让马文升接替，但兵部也离不开这个老头子，一个人不能分成两个用。无奈之下，马文升只好就任了，他推荐一个叫刘大夏的人接替了他的位置。

马文升的眼光很准，刘大夏是一个十分称职的国防部长，在他的统领下，大明帝国的边界变得坚不可摧。

但事实证明，这位国防部长最大的贡献并不是搞好了边界的防务，而是推荐了一个十分关键的人。

弘治十五年（1502），兵部奏报，由于疏于管理，军中马匹不足，边防军骑兵战斗力锐减，急需管理。

这是个大事，朱祐樘立刻找来刘大夏，让他拿主意。刘大夏想了一下，回复了朱祐樘：

“我推举一人，若此人去管，三年之内，必可见功。”

“谁？”

“杨一清。”

朱祐樘很快就在脑海中找到了对象，因为这实在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一清，一个快到五十岁的老头，不苟言笑，整日板着严肃的面孔，而且相貌出众——比较丑。

反正是去管马，又不是派去出使，就是他了！

于是干了二十多年文官的杨一清离开了京城，来到了陕西（养马之地），他将在这里的瑟瑟寒风中接受新的锤炼，等待着考验的到来。

此时的三人内阁能谋善断，马文升坐镇吏部，刘大夏统管兵部，一切似乎已经无懈可击，弘治盛世终于到达了顶点。但朱祐樘的身体却再也无法支撑下去了。

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告别的时刻终于到了。

年仅三十六岁的朱祐樘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在这最后的时刻，面对着跪在地上哭泣的刘健、李东阳和谢迁，他回顾了自己几乎毫无缺憾的人生，终于意识到了他此生唯一的遗漏：

“到了这个地步，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是有一件事放心不下。”

“太子是很聪明的，但年纪太小，喜欢玩，希望诸位先生劝他多读书，做一个贤明的人。”

阁臣们回应了他的担忧：

“誓不辱命！”

看着这三位治世能臣，朱祐樘笑着闭上了眼，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这一辈子没有享过什么福，却遭了很多罪，受过无数恶毒的伤害，却选择了无私的宽恕，他很少体验皇帝的尊荣，却承担了皇帝的全部责任。

从黑暗和邪恶中走出来的朱祐樘，是一个光明正直的人。

所以我给了他一个评价，是他的祖先和后辈都无法得到的最高评价：

朱祐樘是一个好皇帝，也是一个好人。 sUfO7zMxCyD1o8tqU+jpm2ZSlEiwcHzCBoa5dgg0gDKIc/kIHlAGJTxFKiA6KL8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