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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出土的甲骨文字，其内容多属殷代王室卜问天象对农业生活影响的记载。从中可以得知，宗教信仰的世界观在他们的思想领域中占了统治的地位。
（一）上帝信仰为自然界现象的权力之象征
天上的神是人间状况的反映，具体地说，是政治状况及经济状况的反映。
殷代自盘庚迁都之后，至武丁而达于极盛，强盛之下，它征服与融合周围许多大小部族，使王权逐渐扩张，有了这种背景，王者也就自称起“余一人”
来了。“余一人”的称呼，表示出以天下之大，惟王者一人为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王权的崇高，反映在神的世界里，便有了一个至尊的上帝。
“卜辞中的上帝或帝，常常发施令，与王一样。上帝或帝不但施令于人间，并且他自有朝廷，有使、臣之类供奔走者。”（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572页）上帝的至上独尊以及帝廷的状况，正是人间政治的倒映。
殷人的生活以农业生产为主，气候的变化对农业生产有莫大的关系。风雨调顺，有助于农作物的收成，若遇自然的灾害，人力便难以抗拒，在那种情况之下，很容易对自然力产生崇拜感。因而，卜辞中卜问降雨的记录特别多。卜辞中的上帝成为掌管自然天象的主宰。上帝的赐风雨、降祸福是以天象示其恩威，而天象中风雨之调顺实为农业生产的条件。所以，陈梦家说：“商人之帝为有权势之大自然，凡诸生活之供给咸依赖之。故商之帝为生活上（或生产上）之主宰。”（《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燕京学报》第19期）于此可见，殷人的上帝亦为经济状况的反映。
殷人意识形态中的上帝，祂的威力以天象垂示为多。费尔巴哈就说过：“雷和电是给人以最威严最可怕印象的那种自然界现象，于是就成了最高最有权力的神底动作，神底权力仍旧不外是感性的权力，自然界的权力。”（《宗教本质讲演录》）卜辞中的上帝亦然，祂不是纯粹精神性的，只是自然界现象的权力之象征而已。
（二）龟筮的决定力
人类在对于外在世界缺认识的时代，容易对于大自然产生迷惑畏惧的心理，因而产生对自然力的崇拜。在这种对外力的崇拜中，自身的行为失去自信力与自主性；殷室的处处问神，事事占卜，便是这种宗教信仰的产物。
《尚书·洪范》虽被近人疑为后人之作，但它在追述中所保存的原始资料，应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篇中卜问疑惑（“稽疑”）一段，正是殷朝官方思想行动的描述。它说：
你（国王）如遭遇到重大的疑难，自己先考虑，再和卿士商量，和民众商量，和卜筮商量。如果你自己赞同，龟卜赞同，占筮赞同，卿士赞同，民众赞同，这就是“大同”。这样你的身体就会康强，你的子孙也一定旺盛，这自然是吉祥的。如果你自己赞同，龟卜赞同，占筮赞同，卿士反对，民众反对，这还是吉利的。如果卿士赞同，龟卜赞同，占筮赞同，你自己不赞同，民众不赞同，这也是吉利的。如果民众赞同，龟卜赞同，占筮赞同，你自己反对，卿士反对，那么做内事吉利，做外事不吉利。如果龟卜、占筮的结果和所有人的意见相反，那么安静不动就吉利，有所行动就凶险了。
从这里，可以知道龟筮有多大的决定力。要做一样事情，即使国王、卿士和民众一致同意，但是只是龟筮的结果不同意，就得停止行动。上述卜问疑惑的几种情况，充分反映了殷代官方行动的受制于宗教迷信。
（三）统治阶层内礼制的新旧派之争
从大量的卜辞和一些古籍中，可以看出历代殷商王室还停留在浓厚的宗教迷信的气氛中。然而，根据董作宾的研究，以为“信仰一至于此，只有武丁时代为然，到了有科学头脑、革命精神的祖甲时代，却把这一类卜事，一概取销了”（《甲骨学五十年》）。董先生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了自盘庚迁殷至于帝辛之亡，这二百七十三年间经过了礼制上四次大的变动，其中所谓保守派和革新派的互为起伏，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旧派（遵循古法） 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
第二阶段 新派（改革新制） 祖甲、廪辛、康丁。
第三阶段 旧派（恢复古法） 武乙、文丁。
第四阶段 新派（恢复新制） 帝乙、帝辛。
旧派以武丁为代表，从武丁时代的卜辞，可以考见旧派的礼制，一般来说，就是恪守先王的成规。新派以祖甲为代表，从祖甲时代的卜辞，可以看出他继位之后实施改革礼制的计划，在祀典的订定、历法的改革、文字的更易、卜事的整顿上，都和旧派有显著的不同
。
董先生这一项研究成果，显示了殷代统治阶层内部在礼制上的“保守派”和“革新派”之争。革新派在祀典、历法、文字及卜事上，都作了重大的改革。革新派代表祖甲的作为，必然会被守旧史臣们视为乱了成汤之法（见《国语·周语》韦昭注）。周公提到祖甲时，曾说：“他认为自己作君王是不合理的，到民间做了很久的平民，等到即位时，他就了解人民的痛苦，能够保护爱顾老百姓。”（《尚书·无逸》）这样看来，祖甲的能够改革旧制，显然是由于他长期接触人民，从民众中得到了启发。
武乙被董先生列为旧派，但在《史记》的记载中，他却是个戏弄天神的“大逆不道”者。《史记·殷本纪》记：“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这样看来，武乙显然是位坚决的无神论者。他这般僇辱“天神”，怪不得会被史学家目为“无道”。然而，《史记》留下这一段记载是很珍贵的。这是现存典籍中所保存的最早的一段反神论史料；在现存史迹中，武乙是最早的一位反迷信的帝王。
（四）民间一丝反天意的讯息
宗教思想成为殷代统治阶层的主导思想。虽有武乙这样突出的人物，毕竟是例外。整个统治阶层还沉迷在浓厚的迷信气氛中。至于民间的思想状况，则不得而知。《尚书》是官方的政治文献，卜辞为王室问卜的记录，从这些资料里，只能获知一些官方思想活动的概况，而无法窥见民间思想活动的情形。
在统治阶层“率民以事神”的思想教育下，一般民众恐怕是很难免疫的。幸而，《尚书·高宗彤日》透露了一项稀罕的消息。篇中记述某一统治阶层人士的讲话：“惟天监下民，典厥义。……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这就是说：“老天监视着世民，主持正义。……人民之中有不顺从‘德’，不听从所谓上天惩罚的；上天发出命令来纠正他们的行为，他们却说：‘天能把我怎么样？’”官方一向把不听他们话的人民称为“不若德”（不顺从德），并且抬出所谓天意来吓唬人。但是，人民之中却有不受欺蒙的，抗言说：“天能把我怎么样？”
“其如台？”——“天能把我怎么样？”这一声反诘，在史籍的记载上，它首创记录地否决了统治阶层运用宗教迷信的威吓，也揭露了统治者利用神意欺瞒民间反天意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