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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呼声》这本书最早出版于1978年，迄今已有三十八个年头。较恰切地说，这是一本借古说今的作品。它主体部分的几篇文章酝酿于1973至1974年，写作于1975至1977年之间。借此次收到著作集的机会，我对当年写作本书的心路历程及今天重编再版的设想做个说明。
1973年，我由于参与了台湾大学校园的保钓运动，发表时论批评美日侵犯我国领土，从而遭受台湾当局解除教职的处置。第二年，当局借此扩大惩治的范围，导致“台大哲学系事件”发生；两年多内，全系解聘了十多位年轻教师。自此以后，我和王晓波被禁止在台湾任何学校任课、演讲及发表文章。我的学术生涯此后被迫中断长达十一年之久。
迫不得已，我开始用笔名在海内外的报刊上发表言论，那是一条从学术工作者走向知识分子的长路。这本书的主要篇章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完成的，它代表了我们这一群战后成长的知识分子的心声。
1973年至1978年间，我坐困愁城，在景美的小书房完成《庄子今注今译》后，未来的无路可通让我不由得回望古典，着手探讨《诗》、《书》、《易》这三部重要典籍的思想渊源，它们是先秦诸子的源头，当然也是中国哲学的源头。1974年的一段时间内，我往来于住处和中研院之间，在中研院查找陈梦家、胡厚宣等先辈的甲骨文论著，翻阅高亨的《诗经》注、屈万里的《尚书》注，以及大陆学者有关殷周之际思想状况的研究成果。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是这段经历，给予我一种深切的历史感，一个精神上的出路，促使我的思想视野超脱出狭隘的现实囚笼，心神朝向文明起源的开拓处。我写下了《殷周官方思想中见民情》、《〈诗经〉中的民声》等篇什。日后，我撰写《道家的人文精神》这篇长文时，隐隐约约地追寻到祖先崇拜的人文精神灌注于先秦诸子也正得益于此。不同的是，我那时的思想主要聚焦于神权思想如何下坠，人文思想如何上升的问题。
事实上，这种聚焦的现实缘由在于，蒋氏政权的造神运动肇始于五十年代，到“台大哲学系事件”时期已经达到高潮，白色恐怖的气氛弥漫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受方东美、殷海光两位老师的影响，我从学生时代起便对宋明以降的道统说十分反感，因为那时学术上的新儒家往往和政治上的儒家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们维护道统说的实质就是赞颂所谓的圣王论。面对这种神化当权统治者的偶像崇拜观念，我又写了《尧舜禹在先秦诸子中的意义与问题》一文，表达了我对造神运动中偶像崇拜的思想倾向的反对。如今读来，在我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撰写的几篇借古讽今的文章中，这篇文章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
本书首版后的1979年，我再度去国赴美。此后的四年时间里，我穿梭于柏克莱校园和芝加哥校园之间，开始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并在此期间先后三次前往日本和香港搜集陈独秀的相关材料。《古代的“民主广场”》、《先秦诸子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两篇文章便是我在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稿。后者表达了我处于台湾戒严时代期望两岸建立往来联系，实现“和平统一”的心愿。后来，当我发觉更多的资料尚且留存在大陆时，恰好经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赵宝煦教授介绍，我便回到祖国并到北大任教，重启我中断了十一年之久的学术人生。
我常讲，假如不知道这个民族的多灾多难，便不能了解她文化的深层一面。透过《易经》，我体察到人生历程的艰苦；反身向内，在重重的荆棘与波折中，我踽踽前行。《〈易经〉文本对人生旅途中艰险戒惕的写照与祸福转化的哲理》这篇由一篇演讲稿修订而成的小文，就是我这个心理的真情写照。
我现在也将初版后撰写的这三篇文章收到这个新版的《古代呼声》中。坦白地讲，它并不属于学术著作，只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他困顿的青年时期，借经典、古籍表露出的内心感触，其中的点滴印迹都同那个特殊的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是为序。
陈鼓应
2016年5月1日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