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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台湾汉语音韵学史的原因
我们把台湾汉语音韵学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表面上看来，至少一定出于这样几个缘由：
（一）一些大陆学者对台湾汉语音韵学史认识存在着误区
其一，仍然有一些中国大陆学者潜意识里还是以为，传统小学研究，中国大陆是当然的学术中心，而台湾的传统小学研究历史很短：即有人认为，自1949年以后台湾学者才开始研究小学，毕竟在认识上隔了一层，不一定很重要。这种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如此，一些学者对台湾传统小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认识不够明确也就理所当然了。实际上，1949年之前台湾学者研究传统小学的成果正逐渐发掘出来，而且非常丰硕，这个看法的浅薄性是显而易见的。
其二，台湾与中国大陆分离已经有近七十年时间了，两岸体制和政治意识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也就给两岸一部分学者的心理造成了不容易磨合的误解，一些学者用政治情感代替学术情感，因此，大陆个别学者对台湾学者的汉语音韵学学术成果的天然性误解也就顺理成章了。研究台湾学术的人，往往要顶着心理压力做事，不然，真的会有被人称为存在学术“个体偏见”之嫌疑；研究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当然也不会超然度外。我们最开始研究这个课题时，就有人告诫笔者，一定要慎重以此为题写作，如果搞不好的话，会坠入一个人为设置好的陷阱而难以脱身，甚至弄得身败名裂。这是善意的劝告。中国大陆过去没有人系统研究过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故而遇到这种误解并不奇怪；但误解真的发生时，我们也确实会感到很尴尬，有时真的不知如何是好。
其三，一些学者的学科偏见。与中国大陆所面临的情况相似，台湾汉语小学史近些年来已经属于冷门学科。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学者成立了各类台湾研究会，比如：全国台湾研究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任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成立于1984年9月，其确立的研究领域和方向主要涉及台湾政治、经济、对外关系、法律、社会历史、文化教育、两岸关系及对台方针政策等问题，设台湾政治研究室、台湾经济研究室、台湾对外关系研究室、综合研究室、台湾人物研究室等五个研究机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研究范围与此类似，同时比较重视台湾文学的研究，并设专门的研究方向；尽管如此，还是忽略了对台湾汉语语言学史的研究，更勿论冷僻的台湾汉语小学史研究了。
与中国大陆各研究机构对台湾汉语小学史研究的忽视相对应，大陆系统研究台湾小学史，包括文字学史、训诂学史、音韵学史的专门著作也极少见到。是中国大陆学者没有机会接触这些成果吗？肯定不是，因为很多研究传统小学史的中国大陆学者都到过台湾，其中有的学者还对此发表过一些非常有创见的看法，也向大陆学者作过一些介绍。那么，如今这种局面是不是有学者对传统小学学科存在着严重的偏见造成的？非常有可能。因为冷门，又不是被人热炒热议的焦点，不为主流学科学者所重视，受到一定程度的冷落是十分正常的。
台湾学者研究台湾汉语文字学史、训诂学史、音韵学史的专门著作也属于凤毛麟角，这也肯定与这些学科的冷僻直接相关。
（二）欧美化倾向影响东方汉语音韵学史研究
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学者关心欧美汉语音韵学史甚于关心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等东方汉语音韵学史。
一百多年来，欧美化倾向始终是中国学术建设的主流，欧美汉语音韵学理论带给中国汉语音韵学的影响一浪高过一浪。马伯乐、高本汉等欧美汉学家，以及留学欧美并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或日本学者，比如赵元任、王力、李方桂、桥本万太郎、张琨、丁邦新、李壬癸、龚煌城、张光宇等人的汉语音韵学思想观念，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界都是非常重视的。在许多人眼里，欧美的汉语音韵学理论是“正统”的，代表先进的学术观念，而东方传统汉语音韵学往往是“非正统”的、过时的，甚至是落后的、居于末流的。即便是到了现在，在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学者中，有的人也仍然处于关心西方汉语音韵学史甚于关心中国台湾等东亚汉语音韵学史的学术状态。比如某些学者的汉语音韵学研究，在叙述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学术新进展时，就往往忽略了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等东亚汉语音韵学成果，这说明他们根本不看或不屑于关注东亚学者汉语音韵学成果。这种西方文化“优越性、先进性”的心态很有代表性，是值得特别注意和思考的。
（三）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是中国乃至东亚汉语音韵学史重要组成部分
“汉字文化圈”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无法否认的是，东亚早就形成了比较稳固、长期共存的“学术共同体”，东方色彩极为浓郁，汉语音韵学研究也是如此。从大的方面来说，东亚汉语音韵学史是个整体系统，学术传统和学术理念基本一致，这是谁都承认的；但在整体系统中还是存在着子系统的差别。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史、朝鲜半岛汉语音韵学史、日本汉语音韵学史、越南汉语音韵学史、中国台湾汉语音韵学史等各自相对独立发展，个性鲜明；汉语音韵学学术发展在东亚各国的“环流”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汉语音韵学传统和流派，这当然包含了各自丰富的汉语音韵学理论内涵。作为中国汉语音韵学史的骄傲，台湾汉语音韵学史以其内涵丰富、贡献突出、影响面大而享誉世界，其耀眼的学术光芒照亮了世界汉语音韵学星空，早已赢得世界承认。因此，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是中国汉语音韵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东亚汉语音韵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将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排除在东亚汉语音韵学史之外，东亚汉语音韵学史还能成立吗？
（四）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是世界汉语音韵学史重要组成部分
将来必定会有学者写出一部十分完备、科学的《世界汉语音韵学史》，这是汉语音韵学学术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也是汉语音韵学达到一定高度后的成就形式之一。那么，中国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在其中的学术地位如何？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至少就现在的情况看，中国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是世界汉语音韵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缺少它，整个世界汉语音韵学史是残缺的。其重要性就在于，中国台湾汉语音韵学曾经是极其辉煌的，代表了世界汉语音韵学史几个学术领域研究的高峰部分，人才辈出，世界级学术大家不断涌现，绝不亚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乃至于欧美各国汉语音韵学学者的贡献。尤其是文献的整理、理论的建树，更是特立独行，内涵十分丰富。
（五）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须借台湾汉语音韵学成果以完善、丰富自己
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发展到了今天，已经明显地遇到了学术瓶颈，人才断层十分明显，即“文革”十年造成的恶果已经显现。个别学者学术眼光局限性很大，不要说“中西贯通”，就是东亚汉语音韵学视阈的基本素质也是不具备的，因此，这些学者所写的具有重要世界性汉语音韵学影响力的成果还不多见。
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将来如何立足于世界汉语音韵学之巅，再造曾经有过的辉煌？许多大陆学者都在寻找出路。比如有学者提出“走出高本汉”的口号；有的以实验语音学方法改造汉语音韵学；有的以类型学方法浸润汉语音韵学；也有的以语言演化理论看待汉语音韵学。各种汉语音韵学理论层见叠出，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其实，中国汉语音韵学的发展还是要走汲取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优秀汉语音韵学成果，包括理论、方法、资料、结论的路子，以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优秀学术传统为积淀，进一步完善研究理论与方法，探索出适应现代科学理论基础的汉语音韵学研究道路来。这其中中国台湾汉语音韵学的成果汲取成为必需，因为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毕竟具有许多优秀的理论和丰硕的学术成果，而且自成学术体系，非常成熟。就这二十年来说，就有历史比较的传统理论与方法革新（丁邦新）；汉语藏语、汉语西夏语比较中的汉语音韵学体系（龚煌城）；文献考据与文献整理理论与方法（陈新雄）；汉语音韵学中的观念和方法（何大安）；汉语语音史“双线性”、发展不平衡性等地理因素（张光宇）；建立独特汉语语音史研究体系（竺家宁）；当代汉语音韵学“跨界”国际观（萧宇超）等，扎实而有效，需要我们认真对待，不可等闲视之。
二、台湾汉语音韵学史的关键性内容
研究中国台湾汉语音韵学史，会触及哪些关键性的内容？我们认为，以关键性“主题词”提炼而表述，在目前，至少应该有：
其一，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发端和形成。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是如何萌生、呈现雏形、形成规模，进而处于全面发展形态的，这个过程肯定与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史彼此互为关联，是个统一体。“大中国”的原则性是不可动摇的，这是我们认识台湾汉语音韵学史的观念基础。李方桂说：“台湾的语言学研究工作，无法与大陆地区全然区隔。”“就学者而言，活跃于这个领域的学者大多来自大陆，并在来台之前已经发表了不少的研究论著。”
这番话虽然是就1948年以后台湾语言学实际情况而言的，但也适用于台湾汉语音韵学史的研究，态度十分客观。
其二，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分期和特点。对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分期，应该以广义汉语音韵学史内涵观念为原则，突破狭义的汉语音韵学史内涵观念局限，这就要求我们具有一个整体性的认知标准。因此，对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各个阶段特点的把握，既要考虑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台湾政治体制、文化特质、教育制度对汉语音韵学研究格局的制约因素，也要顾及台湾汉语音韵学自身的学科发展历史脉络特点。
其三，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成果文献盘点。本书将按照许多台湾学者惯用的通论、理论、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现代音和方音、语音比较几大类别的结构形式进行盘点，总结台湾汉语音韵学史成绩，宏观把握其学术发展“多向”脉络。
其四，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学术谱系。在台湾汉语音韵学发展过程中，学术传承脉络如何，学术“血缘”关系如何，以学术谱系形式梳理，会带来对其内质要素“驱动力”的深刻认识。“本土派”的守成进步与“洋派”的开放活跃既竞争又协同，交相辉映，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构成了多元并存的台湾汉语音韵学学术格局。
其五，台湾汉语音韵学史的中国文化“母体”意识。一部台湾汉语音韵学史贯穿着一个主流意识，那就是培植中国文化之根。其根基已经深深扎入中国大地之母的土壤之中，尽管有过荷兰、西班牙、日本的殖民文化短暂浸染，研究的“变异性”有所显露，但基本上还是能够保持中国文化“母体”本色不变，无论是研究对象、材料、视野，还是研究思路、理论与方法都是如此，这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巨大力量。
其六，台湾汉语音韵学史东亚视阈学术定位。站在东亚视阈看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就会发现其“主体意识”愈发浓郁，与日本、韩国、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的“辐射”和“互动”效应十分突出，在许多学术领域都是站在前列或者发挥“领头羊”作用的；就是与欧美汉语音韵学主流学派的多次争锋与回应，也往往占据优势地位。许多西方学者按照历史语言学的标准衡量，认定台湾汉语音韵学是世界范围内历史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必须认识到的。
其七，台湾汉语音韵学被一些人边缘化，风险是存在的，如何“突出重围”进而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这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面对逐渐被冷落和忽视的现实，传统汉语音韵学文献研究范式在求变；现代汉语音韵学的国际化呼声在激烈回荡；汉语音韵学与其他学科“跨界”整合，衍生出新的汉语音韵学学术领域；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促进了汉语音韵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显示出其旺盛的学术生命力。跨音韵与句法、跨音韵与语音、跨音韵与心理语言、跨音韵与语言习得、跨音韵与方言变异、跨音韵与计算机语言等新领域不断被发掘，可以想见前景肯定是无限美好的。
三、研究台湾汉语音韵学史要消除的意识
中国大陆学者研究台湾汉语音韵学史，要注意消除这样几方面的意识：
其一，消除过分强调大陆汉语音韵学主流地位的意识。台湾汉语音韵学史与大陆汉语音韵学史血肉相连，离开大陆去谈台湾汉语音韵学，缺憾一定很多，肯定是不行的；同样道理，离开台湾汉语音韵学，大陆汉语音韵学也是不完备的，甚至是残缺的。从学术源头上看，否定这种血肉相连的关系，一定是只会孤立地得出某些结论，很多问题讲不清楚，更勿论能够梳理出汉语音韵学解释理论上的“源”与“流”；但不能因此而过分强调大陆汉语音韵学的主流地位及其对台湾汉语音韵学学术发展的决定性主导作用，这只会模糊人们的视野，导致研究的片面性。
其二，消除台湾汉语音韵学史研究中存在着的明显顽固的殖民意识。台湾有一些学者过分强调与大陆的隔阂性，残留旧的时代，即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皇民意识”。可以说，这些学者的主要目的是要人为地割裂汉语音韵学历史，为台湾汉语音韵学“独立”于中国而制造舆论。比如，有一些学者以研究闽南话为出发点，认定闽南话代表台湾的“国语”，这实际上是日本侵占台湾以后所确定的“台湾语”政策影响的余续。闽南话是汉语最有代表性的方言之一，是研究中国汉语史的典型“活化石”，其形成是与汉语在各个历史层次中的积淀分不开的，这个事实无论是谁也改变不了。一些学者保留有荷兰和日本的殖民意识，并不代表主流学者看法，大陆学者也不必夸大这种意识的作用，更不能带有对台湾汉语音韵学整体性误读的偏见，否则以偏概全，就会导致错误地估计台湾汉语音韵学整体性学术价值和意义的现象发生。
其三，消除台湾汉语音韵学与大陆汉语音韵学“同构”的意识。有学者认为，台湾汉语音韵学所走过的道路与大陆没有什么两样，无非是高本汉现代音韵学和传统汉语音韵学研究范式的再现。这种简单看问题的方式方法很有问题，因为它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台湾毕竟受荷兰、日本殖民统治时间过长，个别学者汉语音韵学研究的“殖民意识”影响还存在。另外，1949年以后，两岸历经近七十年的痛苦分离，台湾汉语音韵学内涵的独特性已经注定了其与大陆汉语音韵学不可能“同构”，这是显然的。
我们认为，研究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应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并以汉语音韵学学术发展的科学标准来衡量，既考虑到它与大陆汉语音韵学的“同源性”，即“脱胎于母体”，“基因”内核传承相同，所谓“基因支配着生物机体”，这是由它“母体基因”的自然选择性决定的；但又要注意到，它存在着明显的社会进化过程中的“变异性”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台湾汉语音韵学史也有自己的运行轨迹。
况且，大陆汉语音韵学发展，各个历史时期也并不平衡，比如“文革”十年，几乎完全停顿，而恢复旧有汉语音韵学研究传统需要时间，因此大陆在汉语音韵学许多方面存在着研究上的“短板”，这也是客观事实。1979年以后，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在恢复和发展中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在奋力追赶世界汉语音韵学大潮中持续发展和前进；与此同时，与国际汉语音韵学界的频繁交流，大大促进了自身学术水平的跃进。尤其是近些年来，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在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精湛而富于创新性，不但缩小了与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差距，而且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台湾同行，走在了世界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前列。
其四，消除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往往只偏重于现代语音理论，而忽略传统音韵学文献的意识。许多研究汉语音韵学的台湾学者以理论见长，富于思辨，发表了许多理论性很强的音韵与方言结合的论著，比如丁邦新《从汉语方言现象检讨几个辨音征性问题》（1980）、何大安《声调的完全回头演变是否可能？》（1994）等；但我们看到，他们的理论也来源于实践，往往通过实践去纠正现有的许多西方理论与汉语语音研究不相对称的趋向。丁邦新（1980）就很明确地纠正了西方语音学理论概念上的几个问题，如鼻音和流音的区别。丁邦新介绍说，Chomsky和Halle（1968）认为鼻音和流音的区别只在元音性的不同，鼻音是“－元音性”，而流音是“＋元音性”；但丁邦新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在汉语中，鼻音和流音属于自然行为的一类。他指出，下江官话常常把［n］［l］混而为一；从隋唐中古音到国语的声调演变中，鼻音和流音的行为总是一致的；“次浊”就是鼻音和流音，这说明他们已经被等韵学家归为自然的一类，在声调的演变上有一致的方向，和清音或全浊音的演变并不相同；鼻音和流音基本上都是响亮音（sonorant），用“音节性”代替“元音性”，鼻音和流音应该是完全相同的一类。所以，Chomsky和Halle（1968）的观点和汉语的现象并不吻合。这种研究以事实为依据，确实很有说服力，但除了事实以外，还需要对西方语音学理论的熟稔，以及把西方语音学理论和汉语语音学研究结合在一起的能力，否则即便是客观事实存在，如果没有理论意识和联系性研究眼光，也很难发现这之间的内在关系。丁邦新《平仄新考》（1976）与《从汉语方言现象检讨几个辨音征性问题》风格刚好相反，以考据见长，除了引用大家熟悉的《悉昙藏》文献之外，还补充了日本了尊《悉昙轮略图抄》和日本净严《三密抄》两则资料，在充实的文献基础上确定自己的观点，即中古平仄声的区别就在于平调和非平调：平调指平声，非平调包括上、去、入三声，其中上声是高升调，去声大约是中降调，入声是短促调。他认为，中国文学中的平仄声对立就是平调和非平调的对立，“平平仄仄”不是“轻重律、长短律”或“高低律”，而是“平仄律”。理论与考据结合，而不是明显地偏向哪一种研究模式，所以才突破了文献视野的局限，而达到了新的研究境地。
不过，在台湾，希图从理论上实现汉语音韵学思维模式颠覆性转变的也大有人在，比如萧宇超的当代汉语音韵学国际观。萧宇超极力推崇当代形式音韵理论，并认为形式音韵理论在整个汉语音韵学研究领域中应该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的观察是，近五十年来各种形式理论不断发展，成为世界范围内带动音韵研究的主流。形式音韵理论，比如“衍生音韵学”（Generative Phonology，中国大陆一般称之为“生成音系学”），涉及词汇音韵学、韵律结构、派生音韵规则等内容，与现代台湾流行的汉语音韵学研究范畴大不一样。萧宇超还力主汉语音韵学与其他学科整合，比如音韵与构词、句法、语音、心理语言、语言习得、方言变异、计算器语言等跨学科研究，涉及音韵与构词研究、跨音韵与句法、跨音韵与语音、跨音韵与心理语言、跨音韵与语言习得、跨音韵与方言变异、跨音韵与计算机语言等，面目皆非
。在台湾还有一些学者力主实践这些理论，比如连金发，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在台湾清华大学教授历史语言学、语言分析等课，重点在历史语言学中新语法学派假说以及词汇扩散理论中语音演变等内容；殷允美，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博士，在台湾政治大学开设形式音韵学、汉语形式音韵学的课程；钟荣富，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在高雄师范大学教授衍生音韵学和优选理论专题课程
。但我们认为，萧宇超所说的当代国际主流汉语音韵学在台湾还只是一种有代表性的倾向，也许今后真的会成为多数汉语音韵学学者研究的主攻方向，但就现在看来，其术语体系与现代汉语音韵学分歧太大，不容易全面对应上，很难融合在一起。尽管如此，许多学者还是希望当代形式音韵理论与现代汉语音韵学理论兼容，并尽力做到融通。
当然，大陆汉语音韵学研究与台湾汉语音韵学传统研究同样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机和风险，许多学者也在尽力调整自己的研究策略和规划，寻求最优的发展方向和路径，正经历着痛苦而艰难的抉择。那么，回顾中国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并思考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的未来，是不是会带给我们新的收获和启示呢？这是我们研究台湾汉语音韵学史的目的之一，希望关心中国和世界汉语音韵学未来命运的读者能够予以充分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