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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看来，《周易》是一部神秘而难读的书。有时当我们翻开《周易》，看到第一卦《乾》的卦辞“元亨利贞”时，便已如堕迷雾，不知所云，不得不望而却步。《周易》之所以难读，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周易》融合了中国哲学、历史、思想、文化、术数，资料丰富，内容复杂，如果没有良好的古文基础，很难理解；而且其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数理思想、逻辑体系，以卦说解，以爻辩难，以象征义，若没有一定的抽象能力和逻辑知识，很难弄懂其中到底说了什么，是什么意思，更不用说为什么这么判断。
二是历代学者对《周易》解释、注解较多，各家研究水平高下不同，对同一问题的解释长短不一。由于这些学者学术背景、思想观念、观察视角存在较大差异，以致解释各有侧重，众说纷纭，没能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简明易懂的解说系统。再加上近年来民间爱好者进行多种解读，有些尚在情理之中，有些干脆就是望文生义，这也导致《周易》的注本良莠不齐。如果找不到一个好的注本，很容易误入歧途。
三是《周易》本为上古三代累积而成的学问，反映了早期中国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其中有很多的解释与现在的语境不同，若不能体认其中蕴含的俯仰宇宙之境界、经天纬地之格局、悲天悯人之情怀，而是就卦解卦，就辞论辞，就会产生很多盲人摸象般的说解，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所以，我们来讲《周易》，首先想的是如何让大家能够正确理解其理，明白其意，清楚其弊，旁及由此而延展出来的术数之说，进而洞晓《周易》的内在学理，能够正确对待其中阐释的悔吝得失，将这样一本千锤百炼、历久弥新的文化经典读懂读通，帮自己增加一个观察社会、理解人生的视角，运用《周易》内在的德义，修心养性，锤炼人格，对未来的成长和发展有所帮助。
学习《周易》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周易》是一部什么样的书。从学术的角度看，《周易》由四个基本内容组成：经、传、学、术。
“经”的本义是织布时的经线。织布有经线和纬线，纬线围绕着经线来回编织。由于经线是固定不动的，“经”便有了“恒常”“不变”的意思，后人就取“恒常不变”之义，来描述“经”的恒定性。在古人看来，“经”是古代贤人圣哲的言论汇编，是教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周易》中的“经”则指六十四卦，这是《周易》最本初的文本，也是《周易》最根本的内容。六十四卦大概形成于西周初中期，又经过西周晚期的补订而成书，我们习惯说的“易经”，主要是指六十四卦。
“传”是对“经”的解释，经书的字句非常简洁，随着时代的推移，语言也有较大变迁。经书的文字逐渐变得晦涩难读，人们便为经作传，疏通经义。这些传既包括解释经书文字的注释，也包括对经书道理进行的阐释。我们所熟知的《春秋左氏传》，便是对《春秋》这部经书进行补充、解释。我们现在看到的《周易》，在六十四卦之外还有十篇文字，我们合称“十翼”，是用来解释“易经”的文章。现在全本的《周易》中，《彖传》《象传》一般附在六十四卦的文本之中，作为对卦辞、爻辞的解释。其他的篇目如《系辞》《序卦》《说卦》《杂卦》《文言》等附在六十四卦之后，我们将这十篇文字合称为《易传》。这些传文大概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在汉初得以整理。《易传》吸收了儒家的德义思想，我们一般认为是孔子后学所作，可以理解为“孔门易”。按照韩非子的说法，孔子之后，儒分为八，这八派中，并没有明确的易学流派。但从《易传》的解释阐发来看，显然有一支继承了孔子及其弟子对易学的解释，并不断发扬光大，使得《周易》儒学化，最终也使得《周易》成为“六经”之首。
“学”，是在《周易》成书之后，历代研习者注解、阐释而形成的相关学问。如汉代京房是研习《周易》的大家，他创制的京房六爻占卜法，至今仍在流传。有些学习阴阳之术的方士，也对《周易》进行了重新解释，例如《周易参同契》便是借用阴阳变化之理，来阐述炼丹之学。魏晋时期，不少玄学家对其进行解读研习，从思想层面注解《周易》，如王弼的《周易注》，便是借用玄学的观念解释。历代的学者对《周易》的钻研、重新解读，始终没有停止过，这样就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周易》之学，作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既有象数之理，也有义理之论。
“术”，是由《周易》衍生出来的各种方术，如纳甲筮法、梅花易数、奇门遁甲等。任何术数既有内在的学理，又有外在的附会，其所论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难免杂糅了不少荒谬不经的成分。这就要求我们对《周易》之术有一个冷静而客观的态度，理解其何以如此，明白其何以缺失，这样就能对其进行较好的取舍。
《周易》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献之一，其在哲学、文学、术数和思维等方面都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中国学术的发展，有很多是以《周易》的结构方式、思维习惯以及观察角度来确立的。学习《周易》，可以了解中国文化的本源，进而了解中国学术渊源、中国思维方式的很多特征。
第一，《周易》是群经之首。这里的“经”，指的是儒家经典，主要包括十三部典籍：《周易》《尚书》《诗经》《仪礼》《周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孟子》《孝经》和《尔雅》。在这十三部经典中，《周易》当推首位。这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决定的。中国古代的学说与西方的学说形成情况不同，西方学说的形成往往是归纳的结果，新的学说不停地淘汰旧的学说，从而迈向新的高度。中国古代的学说则是演绎式的，也就是首先建立起一个核心学理，后代的学说都围绕着这个核心来演绎，万变不离其宗。例如中医的学理根源于《黄帝内经》，无论后世如何发展，其基本逻辑都是基于《黄帝内经》来建构的。方术也是如此，根源在于《河图》《洛书》《周易》三书中确立的基本理路。《河图》《洛书》一度失传，其学理在宋代又被学者总结出来，但《周易》却渊源有自，脉络清晰。《周易》之所以被称为“群经之首”，正在于它探索了宇宙的本体何在？解释了宇宙运行规律是什么？中国古代的宇宙论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
这种论述只是比较简略的概括，《周易》就是充分运用这样的理论结构，对宇宙万事万物进行了解释，即“《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其中，太极即是“一”，两仪即是阴、阳二分，四象即是太阴、太阳、少阴、少阳。这是采用四分法对阴阳的特征及其变动的方式进行概括。在中医中，将阴阳分为六象，又加上了厥阴、阳明，从更为细致的角度描述阴阳的分化。在《周易》的逻辑系统中，阴到了极致，就是太阴，用两个阴爻表示。少阴是一阴一阳，少阳是一阳一阴，太阳是两个阳爻。在道教系统中，将“四象”概念具象化，从而形成了我们常讲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周易》每卦都由六个爻组成。这六个爻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来分类，有六分法和三分法、二分法之别。六分法是将六个爻分为六个部分。初爻，也就是最下一爻代表庶民，上面各爻则依次代表士人、大夫、卿、天子、圣人。三分法，也是从初爻开始，将相邻的两爻放在一起，其中最上的两爻代表天，中间两爻代表人，最下的两爻代表地。二分法是将上面三爻和下面三爻分开，合起来就是一个成型的卦。如天水《讼》卦，上面三爻为乾，下面三爻为坎，六个爻合起来为《讼》卦。《周易》就是将中国古代对于宇宙规律的朴素认识进行总结归纳，形成一套解释宇宙的理论系统。这套系统将天地万物的构成总括为几种基本物质，而这些基本物质间的相互作用，就形成了六十四卦，用以描述人类社会运行的大致情形。六十四卦，每卦六爻，从而形成三百八十四爻，各爻之间的关系代表着宇宙发展的秩序。这样，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就把人类社会中的基本可能性概括出来，成为我们判断吉凶、审时度势、修养自我的外在参考。
第二，《周易》是兴象之源。“兴”是看到外物而产生情感的过程。东汉学者郑玄说：“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可以理解为有感而发，但话到嘴边留半句，采用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朱熹在《诗集传》中也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认为兴是要借助外物来表现情感，比较注重外物与情感之间的某些关联，比如看到“柳”就想到“留”，折柳便有挽留的意思，文学作品中的柳枝渐渐也有了送别难舍的含义。与西方人逻辑的、实证的思维习惯不同，中国人的思维往往更强调直觉，这种直觉又往往借助某些形象表现出来，体现在文学表述中，就是兴。《诗经·关雎》开篇便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作者看到一对雎鸠鸟在河边歌唱，会想到美丽纯洁的姑娘是小伙子的好配偶。“兴”是文字表述，而“象”则是思维的直觉，在《周易》中，最初只有八卦之象，也就是用八个卦来象征天地之间的基本物质，后来便发展成为用六十四卦象征世间万物。兴和象，是《周易》逻辑思维和文本表述的基本方法。
我们现在常说：有图有真相。就是说再多的语言表述，有时候抵不过一个直观物象展示出来的内容丰富。中国古代的占卜常用象来表述预测的结果，比如《推背图》便是用六十四幅图画描述占卜的结果，从中蕴含更多的可能性。有时候签诗或者占卜之辞都会采用描述性的语言，要么打个比方，如用“马走山川”形容境况十分艰辛，采用“积石成玉”比喻厚积薄发等。即便在后世《周易》的解读中，有时也会用一些带有形象感的诗句来概括其义，例如《鼎》卦的卦辞是：“元吉，亨”，意思是：“大吉大利，亨通。”但后世占卜者为了让人更明白，就编写了更为形象的卦诗：“莺鹜蛤蜊落沙滩，蛤蜊莺鹜两翅扇，渔人进前双得利，失走行人却自在。”用比喻方式进一步描述了大吉大利的境地，就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从文本来看，《周易》中的象很是微妙，这并不是什么缺点，因为在人类的经验描述中，语言是十分贫乏的，再精妙的语言也只能记述人类经验中局部的东西，而不能概括全部。《系辞上》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便是指语言无法将主旨完全表达清楚，只有象才是含义最为准确的表述手段。图像往往要比语言更有多义性、直观性，更有想象力，这就好比无论我们对一个人的面貌怎样进行描述，都远远不如一张照片来得更加真切。
《系辞下》论述“象”产生时说：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在古人看来，圣人制作《周易》，是要对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形态和规律加以归纳。而将这些形态和规律抽象化，只能用“象”这种符号表现出来，才最准确。这是因为万事万物原本就是以象的形态存在。这样，《周易》卦、爻都是作为象来描述外物，卦爻辞也是在描述各种各样的象，以此象征其中蕴含的无限可能性。如《乾》卦中的“潜龙勿用”，就是借用潜伏着的龙，象征事物尚处于初创期，还没有形成气候，但日后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作为潜龙时、或者处于潜龙的阶段，最应该做的事就是收敛锋芒、等待时机。如果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在阅读《周易》时，用较多的时间来理解那些看似很枯燥的象，从中体会其中蕴含的欲言又止、言而无尽的意，理解每一爻何以在象后做出吉凶判断。这种“立象尽意”的方法，不仅存在于《周易》之中，而且作为中国人思维与表述的习惯，也成为中国文学、书法、绘画、哲学的表达方式。
第三，《周易》是立言之本。《周易》卦爻辞言简意赅，但却言有尽而意无穷，就在于其中具有的暗示性。古代的占卜，有时候就是利用语言上的多义性、暗示性，来达成占的准确率。比如三个上京赶考的举子，找了一位算卦先生卜卦。算卦先生看完之后，沉默不语，只伸了一个手指头表示“一”，告诉举子们天机不可泄露，到时自知。其实这个“一”，就概括了所有的可能性：全都考中是“一”起考中，全都落榜是“一”起落榜，还有两种情况，就是只有“一”个不中和只有“一”个考中。无论出现何种结果，都在这个“一”的意思之内。
语言的多义性可以使同一表述在不同的场合中，形成不同的理解方式，放在文学之中便是象征手法。崔颢的《黄鹤楼》最后一句是“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我们小学读书时是说夕阳西下、游子思乡。但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会渐渐理解这句诗作为一个象，是可以用来形容诸多境地的，例如生计蹉跎、前路不明时，这句诗用来也很恰当；而青春渐逝，不知感情归宿在于何处时，这句诗形容也很妥切。这种多义性，正是象的蕴含丰富性所形成的。
老子曾讲：“名可名，非常名。”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对一件事情说得太过确定时，实际上是没有说清楚；如果说得模糊一些，反倒更容易贴近原意。道家站在“道”的立场上看问题，往往是摆脱了常人所见，他们对待语言，是秉持一种反对的态度，认为语言说多了就毁坏了本意。《庄子·外物》中讲：“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周易·系辞上》中也讲：“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我们研究《周易》，要把握卦爻辞所表达的意思，而不要纠结于它的语言；要着眼于本质内容，避免为它的名称所困扰。要能做到得意忘言、遗形取神、色空两观，不要为外在的某些东西所引诱。要能做到“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只看到根本，具体的分类就不再细管。《周易·系辞上》中讲：“圣人立象以尽意。”最高明的人是以象来表达意思的，而不会抓住细枝末梢的东西反复论证。又讲圣人“设卦以尽情伪”，
即世上的万事万物复杂多样，又变化多端，任何事情只要把握住根本，按照其运行的方式去解决，就可以迎刃而解。这个根本在哲学上叫本体论，运行的方式叫宇宙论。在《周易》体系中就是以阴阳以及阴阳的运行作为内在规律。在这样的视角中，《周易》中提供了一套充满象征含义的符号，来概括事物的本意，这就是卦。如三个阳爻构成了《乾》卦，用以代表马、首、天、君、父等种种事物，因此当我们看到“乾”时，便自然能联想到其所代表的象；而看到这些物象时，又能立刻想到其所体现的本质特征为“乾”之自强不息。在《周易》的符号系统中，三个阳爻表示阳发展到了极致，这是乾所代表的性质；自然界中凡是具有这种性质的事物都是“乾”。如在一个家庭里面，父亲为“乾”；而当孩子长大成人之后掌管家事，那孩子就是“乾”。总之，事物是在不停地转化、变化，《周易》就用符号来表示，无论事物如何变化，都很容易找到对应的解决之道。
第四，《周易》为数理之始。《周易》里有着众多的数字，蕴含着中国人对天地秩序的思考，如一为道生，二为阴阳，三为天、地、人，四为四象，五为五行，六为六爻，七为七星，八为八卦，九为九宫，一年又分十二个月，再分为二十四节气，周天三百六十度等。此外，五十五作为《河图》《洛书》中所讲的天地之数，就在于五居中宫，减去中宫之五，其余五十流转而为大衍之数等。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就在于这些数字是古人用来表述天地秩序的生成数，是构建《周易》数理关系的基础。假如一定要问它们是怎么得来的，我们只能说这些数字伴随着人类的演化，是在无数次的实践中观察、思考、记录并经过验算得出来的。这些数字的关系，有些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例如阴阳可以理解为二进制，八卦也可以设为方程式，其中蕴含着中国古代数学的计算方法。而《周易》诸多图谱，也是数学的集合、组合、奇偶、扩充数模的直观展现。除此之外，关于《周易》的数理，与中国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建筑学、医学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留意思考。
第五，《周易》是思维之则。《周易》对天地宇宙、自然秩序的思考，最终旨归在服务于人。因此天人关系是《周易》中最为重要的切入点。《说卦》中讲：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认为古人创作《周易》，参考天地运行的规律来选择数字；其中昼夜的变化，是人类对自然最本初的认识，昼为阳、夜为阴，阴阳成为了立卦以阐释世界的基础。阴阳的特性为刚柔，两者结合，又可判断卦的吉凶。这些吉凶判断，目的就是指导人如何做人做事，引导大家理解道德之说和性命之学。因此，在孔门弟子看来，学习《周易》中卦、爻的目的，不在于预决吉凶，而在于明白安身立命之道，顺势而为以趋吉避凶。我们认为，《周易》中的卦，绝大多数都是吉凶兼有的，预决吉凶，只是术的层面；对有修养的君子来说，读《周易》的真正目的，是让自己坚持正道，知道何时该如何做，进退有据。有了正确的思维法则和行为方式，无论面对何种困境都能逢凶化吉，不屈不挠，不盈不亏，不卑不亢。
《说卦》又概括了做人的基本准则：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认为作《易》的目的，是立天之道为阴、阳，立地之道为刚、柔，又立人道为仁、义，仁即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义则强调人所负的责任。我们习惯讲“天时地利人和”，天之时在于阴阳，地之利在于刚柔，而人之和在于仁义。阴阳是宇宙运行之理，刚柔为万物生长之理，仁义为人类立身的基本法则。这是因为仁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而义是人之能群的关键，一个人如果失去了仁、义，则失去了基本的为人之道。
第六，《周易》是人文之基。《周易》是中国人文的基础，所谓的“人文”，就是人在人之为人时需要的基本伦理基础，人之能群时需要的基本社会法则。《周易》中吉凶悔吝的判断，正是建立在阴阳、刚柔、仁义礼智信等观念之中的，很多卦看似在言吉凶，其实更多是强调其中蕴含的德义要求。比如《乾》《坤》卦有种种阐述，但其中阐释的精神便是要能做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的运行是极其公平的，始终不会改变自己的规则。自强不息，就是让我们的行为仿照天道，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志向和追求。而地的特点就是宽广厚重，任何外在的东西不能使之受伤害。我们学习厚德载物的品德，就是要能承载得起任何的重负，哪怕是磨难和误解。此外，像革故鼎新、谦谦君子，也是分别从《革》卦、《鼎》卦、《谦》卦中体现出来的为人处世之法。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中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
中国古代典籍中，处处都有出于《周易》的道理。我们学习《周易》，就在于它是中国文化的基础性著作，也是一部起点型的著作，其中蕴含了中国文化中的学术思想、天文地理、民间方术、生活习俗，历代不绝如缕，源远流长。
学习《周易》，首先要疏通文本，知道《周易》说了什么。这方面有两部著作值得我们参考，一是黄寿祺、张善文撰写的《周易译注》，该书兼顾名物训诂和义理、象数的分析，虽然相对深奥，但内容丰富。还有一本周振甫的《周易译注》，侧重于字义的疏通，浅显易懂，不过理论阐述不多。我们阅读《周易》，可以同时参看这两个本子。
疏通文本有这样几个步骤：
一要理解字义，也就要从基本的阅读文本做起。这要做到笃实认真，就是要一字一句地去读。在文字之外，我们还要探求义理，因为义理往往是比较空灵的，要比字面意思难以领会得多。理解义理的目的，是要以之指导行事。这是读《周易》的目的所在。孔子当年读《周易》，韦编三绝，他讲自己学《周易》，为的是“无大过”，就是要以《周易》为行事的指导。在地山《谦》卦，像山藏于大地之下，其中蕴含“空谷藏峰”的道理。用到人事上，象征人的心胸极为博大，虽然取得了高峰一样的大成就，却藏于地下而不显露。虚怀若谷，正是君子品格，后人常说谦谦君子，用的就是《谦》卦的道理。再如风火《家人》卦，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做到家庭的和睦，其中说的是齐家之理；天火《同人》卦则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团结别人，讲的是合作之道。理解了字义，理解了基本的义理，才能用《周易》指导我们的为人之道、行事之法。
二要理解文意，即知道《周易》中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才是正确的断句。《象传》中往往是先写一个象，再下一个断辞，最后给出行事的准则，如“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都是这样的结构。在《乾》《坤》两卦的象辞中，“天行”为象，“健”为天的特质；“地势”为象，“坤”即“顺”，为地的特质。君子法天，应该效法天的刚健有为。天的运行不凭借任何外力，完全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周行而不殆。我们讲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就是这一精神的体现，君子遇到事情，首先就想到自己应该如何去做；遇到困境，首先要想自己如何摆脱困境；遇到和他人的冲突，首先会反省自己的过错。小人的做法，则恰恰相反，遇到任何事情，都要寻找客观原因，文饰其过。君子自强不息，就是要让自己强大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去面对一切事情。同样，大地沉默不语，周载万方，而不能被任何事情、力量所伤害，君子法地，也要学习这种不能被伤害的厚重与兼容并蓄的包容。
三要追本溯源，即明白《周易》中的每一句话为什么这么说。如《巽》卦：“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风吹而万事万物随之披靡，君子见此，就领会到行事要顺应时势的道理。再如《兑》卦：“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丽泽可理解为附丽，兑为欢悦，为口舌，所有的口舌都是由欢悦开始的。俗语云“言多必失”，说得高兴了就容易祸从口出，为自己埋下隐患。君子与朋友相处的时候，既要欢悦，又要谨防口舌。又如《艮》卦：“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兼山为连绵不绝的山，是艮之象，其特征就是非常的静，非常的坚，君子就应该如山一样的安定宁静，做事“不出其位”，位不正则事不成，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就应该思考做什么样的事情，当止则止。
以上就是读书的三个基本层面：书中说了什么，说的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们读《周易》，要理解某爻吉凶的道理所在，为何而吉，为何而凶，更要理解《周易》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词，为什么用这样的象描述这种现象，要能探究背后的道理所在。
四是还要学会举一反三，思考还能怎么说。对于已有的解释，我们在学习之后，就要进一步的发现问题。如上述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历来断句不同，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解释，但对于其他的解释，也要考虑为什么，到底是印刷的问题，还是传抄的问题，还是别具匠心的设计，这些都要做出合理的解释。同样，如关于《乾》卦中的“元亨利贞”的理解，也是众说纷纭。唐代学者孔颖达认为应断为四字：“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认为这是《乾》卦的四种特质，所以又称《乾》卦为“四德之卦”。现代学者高亨认为应断为“元亨。利贞”。
又如“贞”的含义，孔颖达认为应解释为“正”，“利贞”就是“利于走正道”；高亨则认为应解释为“占卜”，“利贞”就是利于占卜。这句话究竟应当如何解读，现在还没有定论，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我们读《周易》，要在理解懂得其道理之后，用这些道理反观《周易》的文辞，到底有没有问题存在。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就是一个吞下去再反刍咀嚼，最终得以消化的过程。《周易》中的很多问题，也就可以在这样一个研习剖析的过程中得到解决。
宋代理学大家程颐曾经说：
学者要自得，六经浩渺，乍来难尽晓，且见得路径后，各自立得一个门庭，归而求之可矣。
研习中国古代经典，要找到合适的门径，一旦入门之后，便能左右逢源，无往不利。此后朱熹门人就这句话问朱熹说：“门庭岂容各立耶？”学问深似海，中国传统文化中常用“廊庑特大”来形容必须有很多的门人弟子，才能立起学门、师门，所以门庭难立。朱熹回答说：“此是说读六经，是要从师讲问，且识得如何下工夫，便是立得门庭，却归去依此实下工夫，便是归而求之。”
朱熹强调的是，学习儒家经典，必须要从师问学，否则一个人进入其中随意挖掘，终究不得门径，不得方法。读书还是要按照老师的方法，实实在地下一番苦功夫。朱熹门人又问：“如何是门庭？”朱熹回答说：“是读书之法。如读此一书，须知此书当如何读。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辅嗣、胡翼之、王介甫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读书之门庭。”
读一本书，不能全凭兴趣去读，门径不对，终究读不明白。学问到了一定层面，就要从师问学，寻找到做学问的门径，至少也要知道何为正道，何为旁门左道。而学《易》的正道门径，朱熹赞同程颐所言，认为有三家：王辅嗣、胡翼之、王介甫。王辅嗣即曹魏时期的王弼，他撰有《周易注》和《周易略例》；胡翼之即北宋学者胡瑗，撰有《易解》（即今存其门人倪天隐述师说的《周易口义》）；王介甫即王安石，撰有《易解》，现在已经失传。朱熹指导门人学习《周易》，便指定了这三部书。就“经”的方法而言，朱熹强调立得门庭、识其派别、归而求之。
黄寿祺先生在《论易学之门庭》中也十分推重程、朱之语，并指出：“所谓门庭者，便是从师讲问如何下工夫，如何读书。再申畅其说，便是凡治某一种学问，必须求师指导一了当之途径，使不至迷惘眩惑，若不知要领，劳而无功也。”
这仍然是强调读书治学，要有合适的门路才能有所成就。如学中医者，如果不知门径所在，即使天天捧着《黄帝内经》苦苦钻研，也只能是越来越糊涂。我们读书要读名家名著，也是因为其中往往揭示着做学问的正道，而那些旁门左道、不入流的作品，看上去十分华美，实际上理论不对，不但不能将读者引入正道，反而让人走上歧路。
“原易道广大，无所不包，见仁见智，非止一端。今欲辨其门庭，必须先论其源流宗派，知其源流宗派，然后知何者为本，何者为末，何者为主，何者为客，本末既析，主宾既分，而门庭斯立。”
《周易》的研究专著，历代以来汗牛充栋，我们要辨别源流宗派，懂得何种为本，何种为末，如上面所讲，要分清经、传、学、术四类，这样才能做到本末、主次分明，才能找到正确的门径。
学习《周易》不能仅仅着眼于“术”的角度，更要从“道”的层面去理解，这样的学习才有意义。在中国文化当中，《周易》处于最为基础性的位置，它的最高层面在于洞悉天地大道、天地运行的规律、天地人的对应关系以及相互制约的关系等。其次是揭示社会发展的轨迹、态势、趋势等等，如《乾》卦的自强不息、《坤》卦的厚德载物，《同人》卦所讲的朋友和睦，《家人》卦所说的家庭和谐等。在《周易》中，凡是遵行天地运行大道的，就是吉；不符合社会人伦秩序的，就是凶。第三个层面，才是占卜之“术”的层面，如果我们能够把握前两个层面，就可以做到“不占而已”
。我们认为，学习《周易》，不仅要带着求知求学的客观态度，而且要保持明净精微的心境。
一是洁静精微而不贼。《礼记·经解》记载孔子论《易》教：“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洁静精微，《易》教也。”
“洁静精微”这四个字概括了《易》教的特点。洁，即内心一尘不染，只有内心非常空灵、纯朴、干净的时候才能来研习《周易》。静，是指内心安静如一。精，即纯粹不杂，要能有“炉火炼得十年剑”的功夫。微，细微灵妙，要能细细体味、琢磨《周易》中微妙的道理。
唐代学者孔颖达解释“洁静精微”说：“《易》之于人，正则获吉，邪则获凶，不为淫滥，是洁净；穷理尽性，言入秋毫，是精微。”
“正”，就像《大学》中讲的正心诚意的态度，一个人内心端正，意念真诚，行事光明正大，这样才能获得吉祥。一个人不能正心诚意，心有邪念，好为“淫滥”，做一些不好的勾当，这样只能得到凶的结果。精微，就是要明白天地运行的大道理，能够按照人性善的要求来追求自己的理想，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方称为“尽性”。
张善文先生也有一番解读，他在《谭易随笔》中说：“洁者，一尘不染，通体清澈，一片冰心在玉壶之谓也；静者，涵咏沈潜，闲适乐天，万物静观皆自得之谓也；精者，纯粹不杂，坚确不移，‘炉火十年磨一剑’之谓也；微者，虚无飘渺，得失无度，别有天地非人间之谓也。”
认为“洁”，为一尘不染，内心非常纯洁、干净，像冰心一般纯粹。古人有沐浴更衣、斋戒更衣之类的说法，一天中不食五谷杂粮，保持身体中没有污杂，然后才去进行卜筮，就是以“洁”来体现一种虔诚的意味。
“静”与“动”相对，是人们观察事物的两个角度。现代哲学认为世界一切物质都是运动的，静止只是相对的、暂时的；而中国古代的道家则认为，“静”是永恒的，“动”是暂时的。在道家养生体系中，就重视“静”。俗话讲“急中生智”，反应快的那种聪明为“智”；而“静笃生慧”，静到了极点，生出的方是“慧”。释迦牟尼就是由“禅坐”之静，领悟了人生的道理。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讲“静下来想一想”，静的目的就是让人涵咏沉潜下来，来体味天地人生的大道理。静，就是此时心中没有躁动，无欲无求的一种状态。
“精”，就是心中纯粹不杂，简单来说，就是集中精力。在学《易》的过程中，精力集中是学习的基本要求。
“微”，张先生解释为“虚无飘渺，得失无度”，我们可以理解为“微妙”。只有在静心、会意的状态下，才能体会出《周易》微妙的道理，这要求我们细心、用心、会心。
与“洁静精微”相反，古人对学《易》的弊端也进行过总结。他们认为“《易》之失，贼”“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
认为贼是学《易》的最大心牢。《孟子·梁惠王下》中说：“贼仁者，谓之贼。”贼，就是违背了性善、违背了真诚的原则。日常生活中有了邪念，我们谓之贼心，通俗来说，也叫胡思乱想。研习《周易》，最怕一个“贼”字，即不能有为非作歹之心。《周易》本来是教人向善、要人走上正道的，如果心中存有污浊歹念，就违背了《周易》教人修身向善的本意。
学习《周易》要避免贼，就是要祛除心中的邪念。《论语·学而》中讲：“为人谋而不忠乎？”
研习《周易》而为人“谋”，为己“谋”，是为了解决他人、自己的问题，那么心中就不要再存有邪念，不能假借鬼神而糊弄他人，不能假借鬼神为自己牟私利。有些江湖术士依靠《周易》占卜来赚钱谋生，这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牟私利，存有这样心思的人，即使无事也要生事，不可能真正用《周易》来为他人服务。我们学《周易》，首先心中就不能存有侥幸，随时反问自己是否对得起天地，是否无愧于人伦，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要轻易用《周易》占卜。《尚书·洪范》说：“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
即心中有了困惑，首先要反思自己的内心，然后再向他人咨询，这些都做到了，最后才可以通过占卜来知得失。如果没有省察内心，就直接问之于鬼神，那也会徒劳无功。
二是清明条达而不鬼。《淮南子·泰族训》中说：
故《易》之失也卦……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故《易》之失，鬼……失本则乱，得本则治。其美在调，其失在权。
这段话是否出自《淮南子》还有争议，但可以确信为汉人所言，从中可以看出汉人对待《周易》的态度。《易》之失在卦，过分强求《周易》卦之吉凶，是读《易》最容易犯的错误。“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这将“清明条达”作为《周易》的本义。“清”为内心之清净，“明”为内心之洞明。“条达”，则是条理疏通。《周易》中有许多深奥难懂的道理，若能将其放在天地运行之大道的层面和人类社会背景中来理解，就能讲得通，讲得明。我们分析《周易》六十四卦的义理，就应遵照这样的理路。
“《易》之失，鬼”，是说《周易》中的道理深奥，但它是不相信鬼神之事的。整部《易经》之中是不言鬼神之事的，谈到鬼神的只有一句“载鬼一车”。
而这个“鬼”字，可能有两个意思。一是取自“鬼方”，是商周时的一个方国。二是从民俗方面讲，中国古代嫁娶的时候，要将新娘打扮得很丑，后世的“红盖头”大概就是这样的遗风。这样的行为和古代“抢亲”的习俗有关，这个“鬼”大概指的是婚嫁之时的情形。《易传》中讲《周易》之道理深奥、鬼神莫测，也是为了形容其神秘微妙，并不是相信真有鬼神之事。《周易》本身是在用一种人文理性的态度，来试图探求洞悉天地运行规律、人伦道理，这与商朝那种敬鬼神而重卜筮的态度是不同的。商朝的求神占卜，是真诚地相信鬼神存在，而《周易》虽然还有一些蒙昧的成分，但其彰显的是一种人文理性，是一种文明的进步。相信鬼神之事而研习《周易》，是必有所失的。鬼神之说出于宗教，而《易》用于占卜，宗教的立足点是在解释原因，占卜的着眼点在于探求结果，二者差异明显。
三是顺道而行而不悖。《庄子·天下》中说：“《易》以道阴阳。”
认为《周易》是阐述阴阳之道的。宋代学者邵雍在《君子吟》中说：“君子思兴，小人思坏。思兴召祥，思坏召怪。”
话虽通俗，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邵雍对于《周易》的理解。他认为君子独处时，想的是感兴、比兴，如《诗经》中讲见到桃之夭夭，君子就想到婚嫁之礼仪；见到关关雎鸠，想到的就是礼仪。而小人思坏，如其见到美丽的女子，不是采取“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态度，却是争夺之，或更甚者是求之不得而毁灭之的恶劣。“思兴召祥，思坏召怪”，天人感应与其说人能感应于天，不如说人通过调节自己的心境来面对周围的人和事。
《周易》中的很多内容，都在讲述人伦之道。《家人》卦的《彖》辞说：
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中国传统文化讲家庭之中，男女应该有明确的内外分工，成员之间有明确的定位，各个成员都能明白自己的定位，明白自己的职责，家道正了，也就不需要占卜了。如果能做到《周易》中所讲的这些，一个家族就懂得了如何过好日子的道理，又何用占卜呢？孔子讲“不占而已”，高明之人研习《周易》中的道理，就会明白趋吉避凶的方法，严格要求自己的行为，也就不必通过占卜来预测吉凶祸福。《周易》时时刻刻告诉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应该好好遵行，而不能把算卦摆在重要的地位。在中国文化中，圣人是提出理想的人，君子是坚持理想的人，中国文化的智慧都是前代圣人总结出来的、君子践行出来的，《周易》是伏羲、周文王、孔子等圣人共同创造的。圣人走过的路，就是后世的法则，即以圣人之步为法。我们应该做坚持理想的君子，要追随圣人之路，以《周易》的德义比照自己的言行举止，如果迷信占卜，就流入了信鬼神、信邪的境地，始终不能懂得《周易》的真谛所在。
四是敬慎始终而无咎。敬为尊敬，即是讲人要对天地有敬畏之心，要“畏天命”，看到高山深谷也要有敬畏之心，还要能敬业，对自己的事业要抱有一种崇敬感。慎为谨慎，一是由认真而来的谨慎，即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抱有这种态度才能做得更细致、更扎实，才能卓有成效。二是慎独，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内心要谨慎，学会节制自己。人要想了解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就看看自己的朋友；要想了解自己的水平，就看看自己的对手；而要了解自己的心境，就想想自己独处的时候是什么样。君子在众人面前表现得很善良，在独处的时候也同样善良，这就是慎独。
敬慎始终，是要坚持始终如一。做成事业的人，不是最聪明的人，而是最能坚持的人。人不能只有智力而无智能，做事有头无尾，久而久之，一生就糊糊涂涂过去了。《诗经·大雅·荡》中讲“靡不有始，鲜克有终”，
有的人做事，开始如火如荼，后来逐渐松散懈怠，最后可能就放弃了。真正坚持到最后的人，才是获得成功的人。若想真正以《周易》来指导人生的话，就要善始善终。很多人都是在不经意间放弃了自己的坚持，犯下了很多的错误，如我们常讲的“人之初，性本善”，孩子都是很天真的，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去注意品德的修养，慢慢地就变得贪婪，巧取豪夺，这就是放弃了人生的操守。人不断地放弃对自己完美的追求，错误也就越来越多。
《谦》卦的《彖》辞讲：
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天道和地道、人道之间本没有截然分立，人应该按照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则相互协调来做事。判断、思考与行动中都能各守其道，各行其是，君子的所做所为，就可以由此得到大家的尊重，其所体现出来的智慧、所践行出来的德行就能得到大家的认同，这就是君子的“敬慎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