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固苏中根据地——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毛泽东筹划南线作战——粟裕请求在苏中先打几仗——宣家堡、泰兴初战告捷——如皋痛击49师——毛泽东指示不打无把握之仗——我军主动撤离海安
1945年10月中旬,粟裕率领江南新四军主力渡江北上,到达海安。这里是苏中军区所在地,他们受到老战友、苏中军区司令员兼苏中行政公署主任管文蔚的热烈欢迎。
当时的苏中根据地拥有长江以北、京杭大运河以东、北至斗龙港、东至黄海的一片约2300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相当于今天江苏省的南通地区大部和盐城地区南部。这里城镇比较稠密,人口800余万。盛产粮食、棉花、食油、海盐等重要战略物资,棉纺织业和商业也很发达。平原上水网密布,公路纵横,生存环境相当优越。抗日战争中,陈毅率新四军渡江北上,在盐城建立新四军军部。粟裕被任命为1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到东台、泰兴、海安、兴化、南通一带开辟根据地。1944年底粟裕奉命过长江开辟苏浙根据地前,苏中已经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时隔不到一年,粟裕又回到曾经战斗过的老根据地,如同回到家乡一般的亲切。
“双十协定”公布后,苏中地区出现了短暂的和平。在此之前,新四军苏中部队在管文蔚、陈丕显、吉洛(姬鹏飞)领导下,自8月中旬大举出击,向盘踞大小城镇的伪军发起进攻,很快收复了泰兴、海安、兴化、如皋等一批县城,向高邮、南通逼近。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从津浦路向大运河以东的苏中和淮南、淮北地区进发。苏中解放区与南京、上海仅隔一条大江,蒋介石当然容不得身边有这样一个解放区的存在。他委任顾祝同为徐州行营主任,汤恩伯、李品仙为副主任,用飞机将嫡系的5军、74军空运到南京。伪军孙良诚的25军进至扬州,4军盘踞盐城,还有几个师也正从徐州、安徽调往津浦路以东,企图三面包围,将苏中解放区吃掉。
到达苏中后,粟裕与大家分析了形势,认为和平是靠不住的,苏中地处与国民党斗争的前线,战争不可避免。这时,党中央根据战略形势的变化,决定将中共山东分局与华中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华东局,以饶漱石为书记兼新四军政委,陈毅为副书记兼新四军军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原华中局改为华中分局,受华东局领导。因此,华中的党和军队领导也作了相应的调整。10月27日,粟裕接到华中分局转达的中央命令,任命他为苏皖军区司令员,张鼎丞为副司令;邓子恢、谭震林为正、副政委。粟裕认为张鼎丞资历比他老,当副职不合适,当天就给中央发出电报,说明鼎丞同志“抗战以前为长辈,抗战初期为职之上级”,“请求中央以鼎丞为司令,职当尽力协助,以完成中央给予之光荣任务”。中央领导看到粟裕这封恳切的电报,感到粟裕确实是从大局和团结的愿望出发,表示了不计职位高低的谦虚态度,于是29日指示华中局,同意粟裕的要求,以张鼎丞为华中军区司令,粟裕为副司令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
领导机构作了调整,势必要对部队也进行调整和改编。当时新四军部分主力北上山东,江南主力回到华中,部队产生了一些动荡不安情绪。一方面要适应新的环境,一方面要重新组织部署,使之尽快安定下来。当时华中局曾有指示,以老部队与新部队混编,成立新建制。粟裕感到不妥,老部队是作战的骨干,一旦打乱原有编制,与新部队要有相当一段时间才能相互适应,很可能影响部队的战斗力,不能适应突然情况。而战争危险时刻存在,不可能有很从容的时间来完成整编。想到这些,粟裕在10月27日以个人名义又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建议不要过分打乱各师建制。电报说:
“此次华中北调部队除三纵保持整个建制外,其他各主力师均系分别抽调。似此不同建制之部队,今后须有较长时期方可打通思想,但对目前战斗之协同配合不利(特别是华中分局领导下之部队),可能产生重大影响。此点虽曾向华中局及分局建议,未蒙采纳,对此问题尚不能完全理解。因职以为各师地区既留有地方兵团,虽将当地主力师调走,对坚持似无大影响。因此,职意应尽可能不过分破坏建制,较为有利。职敢冒本位、宗派主义之嫌,特电告中央,尚盼指示。”
中央认真考虑了粟裕的意见。认为集中主力,形成拳头,对作战是有利的。回电同意粟裕的建议,在原来老部队的基础上组建华中野战军,编成四个纵队:
原苏浙军区一纵编为六纵,王必成任司令,江渭清任政委。
原苏中军区主力编为七纵,吉洛任司令兼政委。
原苏浙军区三纵编为八纵,陶勇任司令,卢胜任政委。
原新四军4师的11、12旅编为九纵,张震任司令兼政委。
这四个纵队加上华中地方武装,总数近15万人,由于新四军主力大规模的调动,华中的情况并不稳定。这时,山东野战军领导向中央建议,再抽华中部分主力北上,支援山东方向的作战。华中局领导接到电报,认为这样会引起华中局势动荡,不如先在华中打几个胜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再支援山东。11月30日华中局致电中央,说明华中存在的不稳定现象。“此种现象,除继续政治动员与解释外,尚须在各主要方面打几个胜仗才能稳定。”
关于作战的设想,华中局的电报说:“依华中情况发展,将来至少有两个以上的作战方向。除蚌埠至徐州段为主要方向外,高邮运河线亦将为顽军主要进攻方向之一。现25军有两个师正开扬州、泰州、高邮一线,此路对分割我华中地区威胁甚大。淮南及南通和灌云方向亦将是其次要的进攻方向。”
华中局的电报告诉中央:现在他们能够机动作战的主力只有六、八、九三个纵队,近4万人,骨干只有王必成、陶勇的6个团。加上华中地方部队也不过6万人,力量是有限的。所以目前实在无法分兵给山东,必要时可以临时抽调配合山东作战。
当时华中部队最迫切的任务是要打几个胜仗,扩大和巩固根据地,真正在这个地区站住脚。当时伪军孙良诚部的4军盘踞着盐城和周围的几个据点,等待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这是一个心腹之患,华中局决定肃清这股伪军,夺回盐城这个战略要地。苏中军区受命完成这个任务,管文蔚、陈丕显调集两个纵队和地方武装共2万多人,从四面包围了盐城和附近的伪军据点。
伪军据点的防御还是比较严密的,我军首先进攻的目标是伍佑镇。这里有伪军39师数千人把守。管文蔚等研究了敌情,决定设计把伪军引出城来消灭。他争取了一个伪军俘虏,模仿4军军长赵云祥的笔迹写了一封信,叫伪39师师长按时向北门突围。随后,我军开始向伍佑城发起佯攻。伪军师长是个粗人,信以为真,便下令打开北门往外冲。伪军一出城就乱了套,四散逃命,我军杀声震天,合围上来,把2300伪军干脆利落地消灭干净。然后乘胜追击,将盐城团团包围。
盐城中的赵云祥非常恐慌,39师是他的主力,竟然这样快就被消灭,说明新四军力量强大,以盐城里这些伪军恐怕是守不住的。部下建议赵云祥找新四军谈判,他只好惴惴不安地来见管文蔚和姬鹏飞。
管文蔚直率地对赵云祥说:“你的部队只有两条路,要么打光,要么投降。你走哪条路?想好了没有?”
赵云祥低声说,他们请求起义,希望新四军不要拆散他们的部队建制,保护军官和家属的生命财产安全。
管文蔚要求赵云祥放下武器,带部队出城等候整编。这样,盐城不费我军一枪一弹,顺利解决。11月11日,新四军进入盐城。赵云祥心里发虚,怕新四军追究他的罪恶。借口到扬州说服孙良诚起义,带家属离开盐城。到了扬州,赵云祥便被孙良诚扣押起来。他的部队经过我军的改造整编,组成3个团,充实了华中野战军的力量。
盐城收复后,粟裕率领六、八两个主力纵队与管文蔚的部队会合。下一步打哪个地方,粟裕经过思考,12月15日致电陈毅、饶漱石,建议组织高邮战役。他指出:现在伪军孙良诚的25军占据高邮,如果敌人沿大运河北上,华中解放区有被分割、孤立的危险,对山东的配合也会减弱。如果夺取高邮、邵伯,我军就可以控制大运河这条运输线,保证华中的经济供给,对今后的作战意义极大。
中央军委、华东局很快批准了粟裕的计划。粟裕命令管文蔚指挥7纵攻邵伯,而以主力八纵主攻高邮。高邮是两淮地区的门户,西临运河、高邮湖,三面是水网,只有一条运河大堤公路贯穿南北,工事坚固,易守难攻。高邮城里驻守着日军一个大队、4000多伪军,一个小小的城市,几乎家家住兵。日本人奉国民党当局的命令在那里留守,人无斗志;伪军则等着国民党来接受,气焰嚣张。我军士气旺盛,志在必得。战斗打响后,12月21日,七纵攻占邵伯,25日,八纵攻克高邮,日军很快投降,我军俘虏日军891人、伪军3493人。高邮战斗的胜利,拔掉了敌人设在解放区门口的一个重要据点。除扬州、南通、泰州等主要城市外,苏中、苏北全部解放,并与山东解放区联成一片。粟裕高兴地对管文蔚说:“现在苏北地区,除了南通、泰州、扬州、海州、徐州这几个孤立的城市外,都已经被我们控制了。原来四个战略区完全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东滨黄海,南界长江,西迄涡河、裕溪口一线,北接陇海路这样一块广大的解放区。有这么多人口,养二三十万兵不成问题。给养、兵源都有了保证。党政军统一的领导机构已建立起来,群众的基础又那么好,加强和平建设是有很大力量的,即使再打起仗来,我们也有条件在这里战胜敌人的。”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停战协定生效后,苏中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受和平思想的影响,一部分干部认为国共开始和平谈判,政协会议也召开了,武装斗争可能没有了,即使有也是局部摩擦。军队要国家化,整军复员也搞起来了。部队干部很多人对此是表示怀疑的,认为和平不可靠,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但上级说和平了,有的干部就想结婚成家,过安稳日子。有的看到地方干部穿得好,部队还穿老粗布衣服,也不安心,想转到地方工作。但是粟裕等领导人却没有放松警惕。遵照中央和华东局指示,他们开展了“百日练兵”,教育干部战士不可松懈。
果然,到了1946年5月,东北方面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四平之战结束后,国民党军队占领了长春。蒋介石认为他有把握消灭共产党军队,得意洋洋地飞往沈阳督战。美国方面的态度也越来越明显地偏向国民党一方。当时,中共中央还不愿与国民党全面破裂,6月初周恩来回延安汇报时,中央还决定“竭力争和平,哪怕短时期也好”。但蒋介石咄咄逼人,6月17日提出最后通牒式的停战条件:要求中共退出热河、察哈尔两省,山东的烟台、威海,东北的哈尔滨、安东、通化,以及6月7日后在山东解放的大小城镇。25日,更要求中共退出胶济铁路沿线、苏北和6月7日后在山西、河北解放的大小城镇。马歇尔也压中共代表团接受蒋介石的条件,周恩来对此极为愤慨,表示根本不能考虑。国民党代表在与周恩来谈判时又提出由美方行使最后决定权,周恩来怒不可遏,严正声明:中国共产党人是爱国主义者,不能承认丧失国权的办法。
形势已经十分明显,蒋介石是决心要打全面内战,退让已经没有出路。周恩来于6月22日电告中央:蒋介石不仅要在东北大打,也将向关内解放区进攻。战争可能在7月初开始,所以应在8天之内积极备战。
毛泽东思考了几天几夜,终于下定决心以自卫战争对付蒋介石的全面内战。6月22日,他设想了一个南线作战的战略计划,请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同志考虑:如果国民党军队向我大举进攻,山东、太行两区的我军主力则实行外线出击,向南作战。刘、邓主力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相机占领开封;陈毅主力以徐州为主要作战方向,相机占领徐州;力求在野战中歼灭国民党军一部分有生力量。华中主要对付江北敌军,配合南线作战。毛泽东的意图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保护老解放区不受损害,同时开辟新解放区,并保障中原李先念部队的安全。对于苏中地区,毛泽东考虑到那里靠近南京,肯定是国民党要重点进攻的地方。6月25日,毛泽东电告华中分局:“苏中地区在蒋优势兵力进攻下,有暂时失陷可能。你们宜作事先准备,以免临事仓卒,受过大损失。” 看来,中央对华中局势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
为了实施这个战略计划,中央于6月26日指示华中分局,要粟裕、谭震林率领15个团的主力向淮南进发,配合山东主力进攻蚌埠。留下少量部队牵制扬州方向国民党军队。在山东的新四军军部表示执行中央命令,电令华中野战军主力西进待命。
接到这些电报,粟裕立即从海安动身赶往华中分局驻地淮安,与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同志分析形势,商量对策。大家认为:抽调华中主力到淮南,苏中根据地可能有失陷的危险。苏中保不住,淮南作战也将处于不利局面。粟裕回忆,当时他们考虑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淮南地区人口仅一百三十余万,抗日战争后期,该区环境比较安定,转入战时状态需有一个过程。战争初期,我华中野战军主力如在淮南作战,不仅粮草需由苏中供给,就连支前民工也需由苏中补给。主力部队开到,加上民工、干部,每天至少需要粮食十万斤,两三个月的粮食将达数百万斤,其他军需供应也相当繁重,将给初期作战带来很大困难。
第二,苏中当面有敌军九个旅,如我华中主力西进,留守部队难以担任钳制任务,该区有被敌迅速占领之极大可能。苏中地富人稠,人口九百万,占华中总人口的五分之二,粮食亦占华中总产量的五分之二,沿江商业繁盛,税收就占华中的一半,这些都是支援战争的巨大力量,一旦沦入敌手,就为敌人所用。而且苏中地近京沪,如不战而弃,政治影响也不利。
第三,淮南之敌有第五军,整编第七十四师一个旅也在淮南(另两个旅在南京,一打起来势必北渡淮南)。这两支部队均属蒋军五大主力,加上淮南其他敌军,兵力较强。相对说来,苏中之敌较弱。”
经过慎重研究,华中分局领导人于6月29日联名致电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在陈述上述理由后表示:目前华中主力不宜调到淮南作战。建议将华中主力王必成、陶勇纵队仍留在苏中解决当面之敌,改善苏中形势,钳制敌人。待山东及太行主力完成第一阶段任务后,华中主力再西进津浦线,配合第二阶段作战。
毛泽东收到这份电报,认为有道理。30日复电华中分局:“部队暂缓调动,待与陈军长商酌后,即可决定通知你们。”
以后的几天中,毛泽东从各方面转来的情报获悉,国民党军队可能向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几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7月4日,他指示刘、邓、陈及华中局:“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 这样,粟裕等坚持苏中作战的方针,实际上已经获得肯定。
粟裕晚年,谈起当年坚持苏中作战的指导思想说:“我们部队营以下干部、战士基本上都是土生土长的;即使是团以上干部,虽然大都是外地干部,但是由于长期在苏中地区坚持抗战,与人民结成了血肉关系,与地方党政关系也是很融洽的,很密切的。那时是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大家曾经是生死与共,艰难困苦都是一道的,这是我们一个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部队对于当时的地形、地理、道路、人情、风俗习惯都很熟悉,这对我军作战也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同时,我军的补给无所谓什么交通线很长的问题,到处都是我们的后方,到处都可以安置我们的伤病员,到处可以得到补给,所以我们没有后顾之忧。”“我们当时考虑了,如果我们不利用苏中这些有利条件打几仗,不打就撤,那不仅会影响士气,而且会大大的失掉民心,也会影响到该地干部、党政机关的信心,更谈不上坚持那个地方的斗争。”
形势如同党中央和华中分局领导所预料的那样,1946年6月间,国民党军队调兵遣将,准备向苏中大举进攻。驻守在常州的国民党第1绥靖区司令李默庵接到上司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的命令,前去密商进攻苏中的行动计划。6月24日李默庵见到薛岳,薛岳将他召进内室,密谈了一阵,将一个密封的大信封交给李默庵和他的参谋长罗觉元说:“这是我们根据国防部的意图拟定的作战计划,你们回到司令部再拆开,要绝对保守秘密。”李默庵遵命回到常州才打开信封,只见里面是一张作战部署要图和计划。要求黄百韬的25师从扬州向邵伯、高邮进攻;李天霞的83师以泰兴为基地向兴化进攻;王铁汉的49师以南通为基地向如皋、海安等地进攻;行动的时间定在7月15日。
从7月上旬,粟裕就密切注视着国民党军队的动向。江北国民党军队的调动集结和有关情报,使他确信战争将会马上爆发。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粟裕决定主动出击,先发制人。在国民党军队完成进攻准备之前,先打他个措手不及。他在地图前反复思索,第一仗究竟在哪里打响。
为了应付战争,粟裕是有准备的。5月间经过“百日练兵”,部队的状态有明显提高。为了攥紧“拳头”,他把华中野战军的两支老部队——陶勇的八纵和王必成的六纵恢复原来的番号。陶勇部为1师,粟裕兼任师长,陶勇为副师长;王必成部为6师,谭震林兼任师长,王必成为副师长。当时华中野战军这两个主力师和其他部队共19个团约3万余人驻扎在如皋、海安一带,究竟先打哪一路敌军比较合适呢?粟裕考虑:泰州之敌离我军最近,威胁较大;但泰州是个中等城市,周围水网密布,大兵团行动不便,不是理想的战场。而泰兴、宣家堡这一带是敌军蚕食解放区占据不久的地方,各有1个团把守,虽然临时修了些工事,但远不如泰州、南通坚固。打掉泰兴、宣家堡这孤立、分散的一路敌军,我军就能连续作战,打开局面。
在调兵遣将上,粟裕是熟悉他的老部队的。他想:陶勇部比较灵活,我们把他用于宣家堡。宣家堡离敌人大据点泰州比较近,敌人来援的可能性大,必须赶在敌援军到来之前解决战斗。王必成部阻击能力强,把他用于泰兴方向,虽然敌军增援的可能少些,但攻打这个县城是要费力气的。只要陶勇能迅速解决战斗,腾出手来,就是敌军来援,我们也不怕,可以进行第二次战斗。考虑成熟,粟裕、谭震林于7月10日午夜发布命令,向泰兴、宣家堡进军。
7月12日,陶勇率领1师急行军向宣家堡进发。陶勇原名张道庸,安徽霍丘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1年入党。在红四方面军中当过团长,身经百战。长征中在西路军的9军,浴血奋战河西走廊。西路军不幸失败,陶勇与战友坚贞不屈,终于被党中央营救回到延安。抗战时期他奉命到新四军工作,由于勇猛善战,深受陈毅、粟裕的信任,在粟裕的1师中任旅长,转战大江南北。这次他接受任务去打头阵,部队上下士气高昂。
宣家堡是泰兴以北的一个镇子,三面环水,一条小河横贯镇中。镇子四周有土圩和炮楼,驻守在那里的是国民党38师的56团。38师原来是第100军,属于蒋介石的嫡系,参加过缅甸远征军,师长李天霞颇为傲慢,没把新四军放在眼里。我军到达时,敌军还在仓促修工事。
13日黄昏,1师先头部队2团到达距宣家堡不远的许家堡,发现敌情。当时以为敌军兵力不多,师首长命令3团解决许家堡之敌,主力仍去包围宣家堡。3团于当夜打响。因为没有时间进行战前准备,3团发起攻击后,遇到河沟障碍,被国民党军的轻重机枪火力封锁,造成人员伤亡。3团发觉敌军比他们估计的要多,便重新调整部署,选择适当的突破口于次日清晨分两路发起进攻。在我军密集火力压制下,敌军终于顶不住,夺路突围,被3团战士追赶围歼,一个营的敌军大部被俘。
14日,陶勇指挥1师4个团的兵力围攻宣家堡。在扫清外围战斗中,敌军迅速收缩,退入宣家堡镇中。8团首先向敌人发起进攻,没想到当天月光明亮,能见度很好,敌军集中火力,猛烈封锁前沿,第一次攻击失利。陶勇骑马赶到8团团部,只见团干部正在准备再次攻击。陶勇感到这样硬拼肯定伤亡很大,果断制止8团行动,亲自观察阵地。粟裕指示陶勇,要投入6∶1的优势兵力消灭敌军,而8团投入的兵力是1∶1,所以打成了消耗战。陶勇重新部署兵力,将7团和9团调上来,三面围攻宣家堡。第二天夜晚,8团再次开始攻击,敌军仍然像昨天一样集中火力封锁8团的攻击路线,西北方向是敌军侧后方,河流环绕,地势起伏,敌军只设了两道铁丝网。8团吸引敌军火力时,7团突然从西北发起攻击,很快突破敌军防线。敌军慌忙调兵前来抵挡,正面又被8团突破,开始巷战。敌军在我军两面夹击下溃不成军,天亮时冲出镇子,向西北方向突围,被赶来参战的1团、3团堵个正着,国民党军56团和附属山炮营全部被歼灭。
王必成率领的6师担任泰兴攻坚任务。泰兴是一个古老的县城,有完整的城墙和宽阔的护城河。国民党军38师的57团和一个炮连驻在城内。王必成的部队是新四军中打硬仗出名的“老6团”基础上扩编的,干部、战士士气旺盛。13日黄昏,6师开始扫清外围,很快逼近城墙。敌军依靠城墙进行抵抗,炮弹和机枪子弹从城头上猛烈地喷泻下来。王必成暂停攻击,重新组织兵力,选择突破口, 14日黄昏从三个方向再次攻城。我军集中了几门山炮,猛轰城墙,48团突击队在火力掩护下快速登城,突破敌军防御。二梯队紧跟突入城内,夺取东门。52团两次进攻失利,团首长及时调整部署,组织突击队架起梯子攻城,终于在后半夜突入西门。53团也攻入北门,王必成令47团投入战斗,在巷战中消灭敌军。到15日早晨,国民党守军基本被消灭,只有敌军团长带百余人在城角的庆云寺内顽抗。我军缺乏攻坚经验,没有使用爆破的方法,一时难以攻下。
13日下午,李默庵在常州突然接到38师李天霞师长的电话,说宣家堡和泰兴受到共军攻击。李默庵以为是小接触,没当回事,叫李天霞看着办。半夜李天霞频频告急,说泰兴眼看守不住了。李默庵顿时紧张起来,命令赶紧增援。15日靖江国民党军出动增援,粟裕决定主动撤离泰兴,命令陶勇、王必成率领部队向如皋方向转移。苏中首战以我军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团约3000余人而结束。比起后来的战役,这两仗的规模不算大。但初战告捷,大大鼓舞了我军和苏中百姓的士气,为以后的连续获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李默庵获悉我军发起进攻后,加紧向苏中调运兵力。当时戴之奇的69师99旅乘火车到达无锡,原计划调往苏北,被南京国防部命令增援李默庵。这样,99旅与65师的两个旅迅速过江增援,于7月15日左右占领黄桥。王铁汉率49师3个旅分两路从南通北上,16日进攻杨家桥、林梓,准备夹击如皋。83师、25师也从泰州方向前来增援。国民党几路大军向如皋地区逼近,企图将华中野战军包围吃掉。
毛泽东关注苏中战局,7月15日指示华中分局:“此次泰兴作战不论胜败如何,均须于结束战斗后,立即整理部队,准备再战。即使打了大胜仗,也要如此;因为敌人会继续进攻,我军在南线须准备打四五个大仗,方能解决问题。”
粟裕与毛泽东的想法是一致的。他根据敌情迅速作出决断:“南通的敌人乘我军正在激战于泰兴和宣家堡的时候,迅速向我如皋进攻;靖江的敌人也向泰兴前进。敌人以为我军主力在西边,可以乘虚夺取我们的如皋、海安这样一些城镇。当时敌人估计我军第一仗伤亡必然很大,不敢再战了,而且泰兴还在战斗。这时我们把泰兴战斗当成一个钓鱼的鱼饵,因为我们在泰兴还没有解决战斗,敌人判断我们的兵力不会转移到东边去,至少不会转移得这么快。而我们利用泰兴没有完全解决战斗这样一个条件,把坏事变成好事。除了以极少数部队继续在那里猛攻,不管能否打下,吸引敌人注意力。而以陶纵全部、王纵大部昼夜兼程东进,这样又出乎敌人意料。”所以,宣家堡、泰兴战役结束后,部队没有休息,华中野战军司令部即下达命令,主力部队除一小部分牵制泰兴、靖江之敌,大部前往如皋消灭国民党军49师。
陶勇、王必成率领1、6师部队不顾疲劳,一夜强行军100余里,16日早晨赶到如皋以南地区。管文蔚率领的七纵也奉粟裕之命前来担任阻击任务。17日王铁汉的49师分两路北进,右路的26旅在王铁汉带领下占领丁堰镇,推进到田肚里、鬼头街;左路79旅推进到宋家桥、杨花桥地区,准备占领如皋。这天夜里,我军集结了四倍于敌的优势兵力,悄悄出动,分别包围了鬼头街、杨花桥等地。18日早晨,49师的炮兵营从白蒲出发沿公路北上,被我1师2团包围,我军上前猛攻,将敌军击溃,缴获野炮3门。然后我军调过头来,1师和七纵向林梓逼近。国民党军迅速收缩,向丁堰镇逃去,王铁汉指挥26旅残部和师直属队盘踞丁堰纱厂,企图依靠高大厂房固守待援。1师3团向鬼头街守敌进攻,激战一夜,敌军顶不住,19日下午开始突围。他们有意让大批骡马和辎重行李走在前面,想诱惑我军战士“发洋财”,趁机突围。3团首长发现这些情况,立即通报各部不许捕捉骡马,把几十挺机枪架在房顶上,封锁道路。敌军突围中遭到我军猛烈火力杀伤,混乱不堪,我军战士冲入敌阵,杀声震天。除王铁汉带领少数敌军逃往宋家桥, 26旅的两个团基本被我军解决。
宋家桥位于如皋以南,北面是一条河,形成天然障碍。盘踞在这里的49师79旅战斗力比26旅要强些,王铁汉逃到宋家桥后,立即命令加强工事,并向李默庵紧急求援。20日下午,王必成的6师和从丁堰赶到的1师1团包围了宋家桥,准备消灭这里的敌军。当天夜里,6师从西北、1师1团从东北分别向宋家桥发起攻击,连续的胜利使一些干部产生骄傲情绪,事先没有认真看地形,就匆忙下达命令。部队渡河后才发现前面还有鹿砦等障碍,无法前进。而敌军不断从村里向外发动反冲锋,我军每次进攻只有一两个连的兵力,显得力量薄弱,被迫撤回。这样冲上去又撤下来,反复了几次,连队干部、战士伤亡较大。在这次战斗中,我军不善于打攻坚战的弱点暴露出来,在战术配合上也不如国民党军队。后来1师总结经验教训说,国民党军队善于组织火力与使用火力,“敌在部队展开后即用远距离炮火向我纵深二线阵地轰击,再以中距离火力杀伤我密集部队,迫使我过早展开兵力;又以短距离火力杀伤我接近前沿部队。他们善于发挥火器性能,用六零炮、掷弹筒打我二线阵地,火箭炮专打我军占领的前沿房屋。重机枪封锁我军二线部队,山炮打我三线部队,步枪仅射击单独目标”。国民党军队也擅长村落战斗,他们“占据要点后很快构筑工事,并利用民家各种用具和牛车等构筑简单抵抗工事,普遍架设鹿砦,在鹿砦下埋手榴弹。阵地内除配备正面火力外,还组织侧射火力,从侧面杀伤我前进部队,消灭死角”。我军虽然善于打近战、夜战,冲锋勇猛,但战术配合比较差,各部队之间的协同也不好。最令人着急的是战斗中联络通讯很差,我军缺乏通讯器材,技术不好,电话架不到前沿。战斗打响后连队的情况上级不能及时掌握,只靠通信员跑来跑去口头转达命令,非常误事。
1师1团在宋家桥打了一夜,6师也连续发起三次进攻,均因兵力不集中,相互协同不好未能奏效。王必成非常恼火,命令21日晚集中四个团的兵力猛攻宋家桥,并向华野首长保证当晚解决战斗。没想到敌军拼命死守,6师虽然打得很努力,把敌军阵地冲开两个缺口,但仍然没能拿下宋家桥。国民党守军一再向李默庵求救,李默庵也命令其他国民党部队迅速向如皋靠拢。21日,国民党65师占领黄桥,又前进到杨花桥附近。49师的105旅也从南通赶来救援,83师也到达姜堰一带。国民党空军出动飞机到宋家桥轰炸,使6师的进攻受到阻碍。粟裕见我军主力连续作战,已经相当疲劳,为了避免陷入被动,果断决定停止战斗。命令陶勇、王必成率部撤离宋家桥,转移到海安东北地区休整。23日清晨,我军开始主动后撤,国民党军趁机占领如皋。如南战斗我军消灭49师近万人,俘虏敌军6000人。我军在攻坚战中也付出了5000人伤亡的代价。
毛泽东得知苏中两次战斗的胜利,十分高兴。7月21日致电粟裕:“(一)庆祝你们打了大胜仗;(二)敌情尚严重,望将参战主力集中休整,补充缺额,恢复疲劳,以利再战。”
国民党军队占领如皋后,对共军主力的去向一无所知。李默庵眼看王铁汉的49师遭受沉重打击,再也不敢大意轻进。他指示国民党江北各部队,下一步的目标是占领海安。为了谨慎起见,他命令65师和49师的105旅由如皋向北;以83师、25师各一个旅由姜堰向东;采取锥形阵势两面靠拢前进。其正面不足15公里,纵深约10公里。21师的第二梯队向如皋集结,随时准备增援前面的部队。国民党军队互相靠得很紧,不给我军以各个歼灭的机会。
我方的形势严峻起来。粟裕回忆当时的情况:“海安是苏中的战略要点和交通枢纽,(南)通(赣)榆公路、(南)通扬(州)公路,以及从海安向东延伸到黄海边的公路都联结于此;贯穿南北的串场河,沟通东西的运粮河也在此交汇。记得1940年10月5日黄桥战役胜利发展到追击阶段时,我们曾向部队提出一个口号:‘占领海安就是胜利!’部队控制海安后,立即斩断了韩德勤与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的联系,使我军迅速控制了富饶的江海一角。但是,如果我兵力处于劣势,则海安这个苏中战略要地势难固守。”
海安是苏中根据地的中心城市,轻易放弃必然影响我方士气。早知道要撤退,前两仗不是白打了?而国民党军队有明显的优势,我军主力与其硬拼,必然大伤元气,以后的形势就很难预料。粟裕考虑再三,希望上级能加强苏中的兵力。7月25日,他致电山东的陈毅、淮南的张鼎丞,并转告中央,希望将中原突围到达淮南的皮定均5旅调来苏中。电报说:“我们经十天或半个月之休整与兵源及干部补充,尚可再战,但以当面尚有顽十师(旅)之众,而我仅能集中35000人(官兵在内)之野战军,于一个突击方向,于短时期中恐难使战局打开更大局面。现目前我淮南部队形势很难保住天长与盱眙,果如此,则淮南仅以少数坚持即可。故建议在淮北战役尚未大打时,仍将5旅调至苏中参战,比留淮南更为有效。”
海安究竟能不能守,粟裕是打算放弃的。这样可以避免我军主力与国民党军硬拼,有灵活机动的余地。但放弃海安责任重大,粟裕一个人是不能轻易作决定的。他考虑再三,决定与华中分局领导一起研究。于是他日夜兼程从海安赶往淮安,300多里路,他开始骑摩托车,又坐了一段黄包车,接着又骑自行车,乘船,当时能用的交通工具全用上了,一天一夜赶到淮安。华中分局立即召开常委会,讨论苏中战局和我军的行动方针。大家基本达成一致,在海安采取运动作战。
毛泽东在7月20日起草了中央给各战略区的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要求各解放区依靠群众,克服困难,坚持持久战争,不怕暂时放弃若干城市,与国民党军队打运动战。接到粟裕来电后,他于7月30日复电华中的张邓粟:“在我军主力未获充分休息恢复疲劳以前,及敌未进至有利于我之地形条件以前,宁可丧失一些地方,不可举行勉强的无把握的作战。此次粟部歼敌二万,打得很好,今后作战亦不要过于性急,总以打胜仗为原则。敌以十万大军向我进攻,我损失若干地方是不可免的。你们应有对付恶劣环境之精神与组织准备。” 这样,中央与华中局的意见也一致起来。
粟裕返回海安,决定组织力量先守一个时期,不能轻易将海安交给敌人。守海安的任务交给管文蔚的七纵。七纵是地方部队新组建的部队,许多战士是刚从俘虏兵里补充的,装备和战斗力都不如1、6师。但是七纵干部战士积极挖工事,准备节节阻击敌人。
7月30日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海安,在飞机大炮配合下,65师向杨家桥我军阵地发起轮番冲锋,七纵55团凭借水网和工事,顶住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并在夜间组织小部队反击,扰乱敌军部署。31日敌军连续冲锋九次,55团用上所有的预备队,最后把团部的勤务人员、参谋全部调上火线,终于又坚守了一天。这时,我军阵地已经完全被炮火打烂,管文蔚决定将部队主动撤到二线阵地防守。
海安前线激战正酣,后方也发生了变故。管文蔚夫人张云在东台后方医院生小孩,当地的地主和坏分子听说国民党军队要来了,掀起叛乱。他们煽动群众说:“我们本来不要打仗,都是管文蔚叫我们的子弟上前线,如今死的死、伤的伤,国军来了还要抓我们的人,烧我们的房。我们找管文蔚算账!”他们冲进医院,抓走张云和一个孩子,扬言要杀掉她们母子,动摇前方部队的斗志。粟裕得到消息,非常愤怒,命令刘培善立即带领部队坚决镇压,一定要救出管文蔚家属。刘培善迅速出动,将叛乱分子打得四散逃命,救回了张云和孩子。战争是残酷的,在那个艰难的时期,前方后方都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复杂情况。
8月2日,海安保卫战进入第四天。七纵且战且退,55团撤到海安城西的三线阵地。敌军尾追而至,与我军在前沿厮杀。55团边打边撤,守在蔡子湾桥的一个连没得到撤退命令,被敌军包围。他们依靠地形熟悉,冲出包围圈,连续渡过几条河流,与部队会合。这天下午,国民党空军8架飞机轮番轰炸海安城。天降倾盆大雨,泥水过膝,我军阵地工事在大雨和轰炸中大部被毁,眼看无法再守下去,粟裕命令七纵主动放弃海安城。四天的防御作战,七纵杀伤国民党军3000人,而自己仅伤亡200多人,作战是成功的。更重要的是为华中我军主力赢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为下次战斗的胜利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