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的交锋——来自东北的好消息——中央下达战略指示——林彪、陈毅的新任务——山东部队北上——黄克诚率3师远征——新四军江南部队再次渡江——东江纵队到达烟台

9月的重庆，天气依然是那么炎热。站在阳光下，汗水很快就湿透了衬衫。但此时人们的心情比天气还热，毛泽东来重庆的消息已经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从毛泽东走下飞机的那一刻起，他就成了各界关注的中心人物。人们对毛泽东表现的崇敬和热情，是蒋介石没料到的。为了显示出“国家领袖”的风度，他盛宴款待中共代表团，对毛泽东表示：“任何问题皆可坦白提出，尽量发表意见。”然而在召集国民党要员商量对策的会议上，蒋介石定下三条基调：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他还说：对中共在政治方面的要求可予以宽容，而军事统一则严格要求，不稍迁就。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懂得“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蒋介石所谓的“政令、军令之统一”，就是要共产党把解放区和军队交出来。毛泽东偏要给他一个针锋相对，“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艰难的谈判开始了。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王世杰等唇枪舌剑，围绕着解放区和军队数额问题争得不可开交。国民党代表软硬兼施，当他们听到我方提出的方案是将解放区军队改编成16个军、48个师的数额时，连连摇头。蒋介石交代的底牌是共产党军队只能保留12个师，张群表示：“兄等此次所提条件，距离实在太远。”邵力子亦表示：“有数点根本无从讨论。”

王若飞指出：“今日我党客观之事实如何？即拥有120万军队，19个解放区政权。此种事实如不承认，而要用武力解决，则不仅为今日之国情所不容许，而且为我党坚决反对。”

周恩来补充说：“我党不仅事实上拥有敌后军队与解放区政权，而且拥有百余万党员。此百余万党员如何安置，必须有一过渡办法，我党所以要求几个省与几个市便即为此。”

邵力子说：“解放区为战时之状态，现在战事已结束，此事不应再提。”

周恩来严正指出：“事实依然存在。”

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谈不成，只好休会。

以后的日子依然是在这样的争论中度过的。张治中说：“现在中央军队并非国民党之军队，乃是国家的军队。本党还政于民，则军队即是人民的军队。既然国民党已无军队，则中共系何理由要保持一党私有的军队？”

这种话是蒙骗不了人的。王若飞当场反驳：“在尚未实施宪政的现在，国民党处于党治时期，所说的中央军队实系国民党之军队。”

邵力子说：“如中共放弃武力与地盘，诚意奉之国家，则以蒋主席之精诚谋国，天下为公之做法，不仅不亏待中共，而将敬重不置。”

周恩来反驳：“我方提出的11条建议，无一项不是作相当让步，以期解决问题。”

鉴于国民党方面的顽固态度，毛泽东与大家协商，决定作适当让步。9月19日会谈时，周恩来公布我方的新方案：中共军队缩编为20个师，我方撤出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地区的八个解放区。但华北四省应由我方掌握，在其他一些省市中，也应有我方的相应地位。然而国民党代表仍然是摇头，张治中说：“兄等所提华北四省主席应由中共推荐，省政由中共主持，此何异乎割据地盘？是否中共欲由此四省以北联外蒙，东北联东三省？果如此，则兄等实际作何打算，作何准备？”

面对这种攻击，王若飞愤然而起，大声说：“那么中央将我党军队都消灭好了！”

谈判桌上不解决问题，谈判桌以外的形势却在迅速地发生着变化。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冀热辽军分区部队于8月中旬开始向东北进军。曾克林率领的部队在苏军配合下打开了山海关，于9月5日到达沈阳。他们在那里收集武器，扩充人马，放手大干起来。苏军统帅部感到不安，决定派人与延安取得联系。9月14日，曾克林与苏军代表一起乘飞机到了延安。

听到东北来人的消息，中共中央领导人喜出望外。当天下午，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听取曾克林的汇报。曾克林报告了他的部队进入沈阳的经过后，说：东北各地秩序混乱，到处堆积着武器和物资，无人看管，各种轻重武器都可以随便拿。任何人只要不打八路军和中央军的旗号，都可以自由进入东北。乘火车不用买票。在东北扩兵很容易，我们四个连进沈阳，一星期就扩大了四千人，还收编了一万多人的保安队，全都装备了新式武器。我们已经看守了沈阳各重要仓库和工厂，枪有几十万，大炮有几千门。弹药多得数不清。红军只占领大城市，中小城市和乡村都没有人管。

曾克林的汇报使得中央领导人都喜形于色。这真是天大的好事，东北遍地是物资武器，我们不去谁去？晚上，中央政治局继续举行会议，就东北局势展开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东北工业基础雄厚，物产丰富，蒋介石还没有派军队进入东北，这是我党占领东北的大好时机。朱德兴奋地说：“中央要迅速派人到东北去，要准备四十至六十万军队。”刘少奇原来就打算建立中共中央东北局，曾克林的汇报促使他下定了决心。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两项决议：

一、立即成立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马上随苏军飞机去沈阳。

二、从华中、华北派遣100个团的干部去东北。“不带武器，穿便衣作为劳工到满洲找东北局。”

事不宜迟，9月17日彭真、陈云等搭乘苏军飞机前往东北。刘少奇等中央负责人连续向重庆中共代表团发报，向毛泽东汇报这个重大消息，并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提出党的战略方针应该是“向北推进，向南防御”。为了避免主力分散，处处陷入被动的局面，建议新四军在江南的主力立即转移到江北。从华东、华中抽调10万部队北上。

毛泽东在重庆已有20天，谈判还是毫无结果。9月15日以后，延安方面的电报突然增多，东北的好消息使毛泽东精神振奋。9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延安，完全同意组建东北局和力争东北的决策。并且指出：东北及热河、察哈尔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9月19日，毛泽东再次电复延安，完全同意“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对人事安排作了重要调整。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为中央起草了《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于9月19日发往各中央分局。指示中说：“国共谈判暂时很难有结果。国民党军队在敌伪掩护下业已进入许多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并有进入北平、天津之可能。伪军几乎全部为国民党掌握。热河及察哈尔两省我必须全部控制，东北全境我亦有控制可能，但红军在12月初将全部撤离东北，我必须迅速作妥善部署，方能保障我党对于东北的控制。”

为了完成战略目标，中央的部署是：“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三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肃清伪军，开辟热河工作，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另由山东调三万兵力，进入东北发展，并加装备。”

“华东新四军（除五师外），调八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

“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将山东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现在的华中局改为分局，受华东局指挥，其人员另行配备。”

中央指示最后说：“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们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此时，陈毅、林彪一行正在向河南濮阳进发。8月25日他们乘飞机在晋南的黎城机场降落后，即与刘伯承、邓小平告别，在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一支小分队的护送下，匆匆赶路。途中他们收到军委指示：为了配合重庆谈判，促成国内和平，要林彪、萧劲光指挥在中原打一个大战役。当时，国民党何柱国部正向徐州前进，白崇禧的桂系部队正沿津浦铁路北上。林彪、萧劲光分析了敌情，电告军委：“我们意见，应在徐州、开封之间占领陇海路一段，屯集重兵，寻求胜仗，以威胁蒋军各路北上部队之整个部署。威胁平汉、津浦两铁路，以造成华北、华中之联系。”军委同意他们的意见，于8月30日命令各军区：以林彪、萧劲光指挥冀鲁豫军区两万人、山东军区部队及新四军4师组织陇海路战役。

9月10日，林彪在通过平汉铁路之前给罗荣桓发出一封电报，要他转告军委：“陇海路情况不明，对陇海战役问题希能作最后决定。”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 9月23日，刘少奇紧急致电冀鲁豫军区司令宋任穷：“请设法转告陈毅，因中央有新的部署，决定新四军主力及陈、饶二人均到山东工作，望你及你所率之军事干部取捷径直到山东，接替罗荣桓的职务，以便罗能迅速去东北。林、萧已决定不去山东，直去冀东履行新的任务。”

26日陈毅和林彪在濮阳获悉中央指示，立即分手。一个向东，一个向北，日夜兼程。各根据地的部队也根据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开始了一场大调动。

罗荣桓在山东正忙得不可开交。9月初他指挥鲁中部队攻克临沂，并将军区和省委机关迁到那里。就在各分区部队忙于攻占县城乡镇时，又接到中央要求他们派先遣部队渡海北上的命令。中央在8月下旬就命令滨海军区万毅部渡海北上，因为没有部队接防，拖延了些日子。中央对此很不满意，几次批评山东方面行动迟缓。9月19日，中央向各分局传达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后，9月20日，刘少奇电告山东分局：“发展东北控制冀东、热河进而控制东北，除去各地派去之部队和干部外，中央是完全依靠你们及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原则上以山东全部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其他各地加以帮助。”要求“罗荣桓及萧华望能很快到东北，林彪到冀东。”9月28日，中央电告罗荣桓：“向东北和冀东进兵及运送干部是目前关系全国大局的战略行动，对我党及中国人民今后的斗争，有决定的作用。在目前是时间决定一切，迟延一天即有一天的损失。”第二天下达严厉的命令：“必须在二十天至一月内渡过二三万部队和干部，否则决不能完成你们的战略任务。”“必须用全力迅速组织渡海，再不能容许片刻迟缓。”

但是，主持山东军区工作的罗荣桓却无法立即动身。因为陈毅还在途中，山东这一摊也很重要，不能扔下就走。再说，罗荣桓的肾病越来越重，已经卧床不起。军令如山，罗荣桓忍着腰痛，调遣人马，一部分由萧华指挥走海路，一部分过黄河北上走陆路，许世友、王建安等留在山东，接受陈毅指挥。

10月5日，陈毅长途跋涉一个多月后，到达临沂。罗荣桓见到这位井冈山的老战友，非常高兴。他抓紧时间向陈毅交代山东的工作，同时开始组织山东各主力部队进军东北的准备工作。配备干部，整编部队，设置兵站，筹集粮食，制订渡海和陆地行军路线。

10月10日，旷日持久的重庆谈判终于有了结果。蒋介石迫于国内各界压力，也作了一些让步。国共双方签署了“双十协定”，在解放区与军队的问题上，虽然国民党方面拒绝承认解放区的合法地位，但同意“维持现状”，承认了它的存在。共产党方面同意将军队缩编为20个师，并撤离江南的根据地。事后证明，蒋介石决心消灭共产党人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协议不过是一纸空文。而毛泽东在重庆期间，通过会晤各界人士，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真正赢得了人心，这才是他重庆之行的最大收获。

10月11日毛泽东回到延安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部署催促进军东北的行动。25日，毛泽东又给陈毅、罗荣桓等下达严厉的渡海命令：“渡海与野战并重，而渡海最急。”“请罗李精密组织渡海，务使每日不断，源源北运。山东应出之兵，请分别陆行、海运，下月必须出完，并全部到达辽宁省，那边需用至急，愈快愈好。” 其实，罗荣桓和山东军区领导未敢稍有怠慢，10月24日，罗荣桓接到中央来电，要他“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去东北”。当天，罗荣桓带领参谋处长李作鹏、情报处长苏静、国际友人罗生特医生等，乘汽车离开临沂去胶东。肾病严重的罗荣桓一直在尿血，在通过敌占区时，既不能乘车，又不能骑马，只好由战士用担架抬着行军，其痛苦可想而知。11月5日，他们到达龙口海滨。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正在指挥各部队渡海。码头上挤满了征集来的帆船、汽船。（据萧华回忆，当时征集到小汽船三十余只，每只可载七八十人；小帆船一百四十多只，每只可载二三十人。）为了执行中央的命令，在没有气象预报，没有导航设备，缺乏通讯联络的条件下，只要不是赶上狂风暴雨天气，一条条满载战士的小船就从港口强行出海，向辽东半岛驶去。

这次山东部队的大搬家规模空前，也是争夺东北战略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根据东北军区后来的统计，陆续到达东北的山东部队有：

万毅率领的滨海支队，约3500人，9月下旬从海路到辽东半岛，10月中旬抵达吉林的磐石、海龙地区。

萧华率山东军区机关人员及部队1000余人，9月下旬从海路到辽东，于10月下旬到达安东（今丹东市）。

胶东军区副司令吴克华率山东6师及5师两个团，约8000人，9月下旬从海路到辽东，10月24日到达营口地区。

渤海军区司令杨国夫率山东7师三个团，副政委刘其人率三个团，共12000人，从陆路行军，11月分别到达山海关、古北口一带。

山东军区2师罗华生部，约7500人，从海路到辽东，11月上旬到达沈阳以西地区。

山东军区1师梁兴初部，约7500人，走陆路于11月中旬到达锦州以西地区。

山东田松支队约1000人，从海路到辽东，11月中旬到达牡丹江地区。

罗荣桓率山东军区机关直属部队和几个独立营，约4000人，从海路到辽东， 11月到达沈阳、安东地区。

最后出发的是鲁中军区司令罗舜初率领的山东3师及鲁中警备第3旅，共9000余人。从海路到辽东，12月上旬到达沈阳、鞍山地区。

上述各部队，人数总计约六万人。在1945年进军东北的十万大军中，除去黄克诚部三万多人，山东部队显然是绝对的主力。他们构成了东北野战军的基础，这些经过抗日战争考验的老部队，作风硬朗，战斗力强，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3师，是进军东北的部队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队伍。1945年9月初，黄克诚率部队从津浦路西返回苏北根据地，参加解放淮阴、淮安的战斗。在华中局驻地他获悉我军先头部队已经进入东北，当即向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建议：给中央发电报，要求派大部队到东北去。饶漱石认为这不属于他管辖的事，不同意发这个电报。于是黄克诚以个人名义，于9月13日给中央发了一封长电，就当前形势和我党战略方针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他说：“东北既能派队伍去，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五万人，能去十万人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总根据地，支援关内战争。”“以晋、绥、察三地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以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黄克诚强调指出：“目前我党若没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就不会有大的胜利；没有大规模决战的胜利，就不会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故集中兵力决战，当为当前之急。如依靠谈判或国际干涉，均带有极大危险性。”

黄克诚的建议与中央的想法不谋而合，刘少奇向毛泽东通报情况时，特别汇报了黄克诚的意见，得到毛泽东的同意。9月23日，黄克诚接到中央命令，要他率3师开赴东北。这样，3师主力4个旅、3个特务团共35000人在师长黄克诚、副师长刘震、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带领下，士气高昂地从苏北淮阴北上。经过山东时，山东军区希望他们停留一段时间，协助山东部队作战。黄克诚以为兵贵神速，直接向军委请示。中央军委10月6日答复：“为迅速达成战略任务，三师部队在到达山东后，应兼程北进，不能在山东担负战斗任务。”

3师仅在临沂休息了两天，补充粮食，便继续北上了。由于淮北痢疾流行，不少老战士生病。新补充的地方部队也来不及训练，拖着全部辎重长途行军，进度很受影响。黄克诚只好下令把辎重全部留下，轻装前进。在河北行军中，又遇上连阴雨天，部队在泥泞中艰难行进，一些战士的脚走烂了，一些掉了队。历尽千辛万苦，这支大部队终于在11月10日到达玉田境内。队伍减员3000人，还有32000余人，都已经疲惫不堪。

为了填补上述部队走后留下的空白，大江南北的新四军部队也开始大规模北上。从9月下旬开始，罗炳辉率新四军2师从高邮地区、张爱萍率领新四军4师从泗县地区、谭希林率新四军7师从无为地区相继北上到鲁南根据地。新四军江北主力的北上，给华中、淮南根据地造成了兵力不足的空缺，党中央认识到这些根据地的重要性，9月26日指示华中局：“江南撤退，但江北必须控制，不可放松。如我在苏中、苏北、皖东不能击退顽军进攻，则对全国战略形势将受影响。”“粟裕两个旅可作为北进预备队，看山东形势需要时即调赴山东，不需要时，可留华中工作。叶飞一个旅必须留在苏中、苏北，因华中仍须留必要的主力部队。如将来山东方面需要更多兵力，可从华中派些次要的部队北上。因目前谈判已无结果，大的内战可能爆发。那时苏北、皖北在全国战略上仍居很重要地位。”

新四军在江南的部队，也开始陆续北上了。9月下旬，在江苏宜兴县的张渚镇，新四军1师师长、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主持会议，研究北上的行动方案。

粟裕，湖南会同人，1927年参军，在叶挺部队中任班长。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后随朱德上了井冈山，成为红军中的一员战将。1934年他随方志敏的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闽浙赣边区，在国民党军队的围攻下，先遣队不幸失利。粟裕率领余部突出重围，在浙江南部山区打游击。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新四军成立后，他率领部队北上东进苏中，协助陈毅打开了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新局面。在指挥黄桥、车桥等战役中，显示出高超的指挥艺术。在新四军中以擅长运动战、歼灭战闻名。1944年底，为了迎接抗日战略反攻，他奉命率1师主力再下江南，开辟天目山、四明山敌后根据地。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粟裕指挥部队出击，在短短一个月中收复许多县城、集镇。部队得到很大发展。此时，国民党军队在顾祝同指挥下，向南京、上海、杭州等铁路沿线大城市进发，抢夺胜利果实。粟裕、叶飞曾于8月底向华中局报告说，苏浙军区主力一、二、四3个纵队共9个团，12000余人，加上浙东地方武装5000人。由于这一带比较富裕，根据地的给养不成问题。如果新四军江北部队能抽调部分主力南下，他们就有了进攻大城市的力量。“如不能增兵江南，依现有兵力，放弃占领京沪大城市计划，依靠广大农村，我们有把握长期坚持苏、浙、皖三省边区斗争。”

9月25日，根据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华中局作出华东部队北调的行动计划。江南部队的行动是：“苏南先由粟裕率第一批两个旅约15000人迅速集中后，立即出动到达苏中地区。稍加休整，并由苏中抽调两个旅补充估计约22000人左右，作为第三批入鲁部队。叶飞率廖（政国）旅及苏南地方部队、地方干部约15000人，掩护浙东部队经江北绕道五分区再到苏中。待浙东部队到达安全地区时，叶由苏南方能开始北撤。将来拟作第四批入鲁部队。”

10月1日，新四军军部发表《关于江南部队北撤事告全体民众书》，向全国人民表明我党、我军的立场：“我们的抗战是胜利了，我们现在要什么呢？我们要和平、民主、团结；我们不要什么呢？不要内战和独裁。”“毛主席应蒋委员长电邀，亲自到重庆和国民党当局谈判。同时为了促进谈判成功，为全国和平团结的迅速实现，就又委曲求全，自愿将江南的新四军全部转移到江北。谁都了解这是共产党对国民党的一个极大的让步，但共产党为了制止敌伪和反动派的阴谋，为了避免内战，实现全国和平团结，就不能不忍痛这样做。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的这种顾全大局的伟大胸怀及委曲求全的苦衷，是能够得到全国人民的赞许和谅解的。” 公开声明之后，江南部队开始了北调的秘密行动。10月初，粟裕率领苏浙军区机关和主力一、三纵队及部分地方武装共约万人，从宜兴地区出发，在常州至奔牛之间越过宁沪铁路，由西桥渡江北上，10月8日全部安全转移到江北的泰兴。由于行动隐蔽，国民党军队并未察觉，事后才派出10多艘军舰，在长江上来回巡逻。

叶飞率领的浙东部队转移则历尽艰辛。9月下旬，叶飞率苏浙军区四纵从金华地区出发，集结于长兴，配合浙东游击纵队渡钱塘江北上。这时，国民党军顾祝同部已进至杭州，企图拦截我军于钱塘江口，重演“皖南事变”的阴谋。形势顿时紧张起来。10月3日，华中局指示：“浙东部队能北渡即迅速北渡，如不能即退回原地坚持。”然而此时已无法后退，只能向前。4日拂晓，浙东我军一部北渡杭州湾在澉浦登陆，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我军坚决突围，血战竟日，在付出213人伤亡的代价后，终于杀开一条血路，继续北上。

得悉浙东部队突围后，叶飞即率四纵主力经宜兴、句容，渡江北上到达泰兴。渡江时仅租到一艘商轮，昼夜不停地运送我军。10月16日夜里，当商轮运送最后一批人员时，因轮机损坏，船又超载，不幸沉没。叶飞闻讯赶到江边，黑夜茫茫，人手又少，除几十人获救，四纵政委韦一平等800余人不幸遇难。这是江南部队北上遭受的最严重的意外损失，令人痛心。

最后一批北上的是广东抗日游击队的战士们。抗战时期，在广东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活跃着几支抗日武装。主力是以曾生为司令员、林平为政委的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韩江纵队等。他们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坚持游击战争。时而分散，时而集中，神出鬼没地打击日伪敌人，度过了极为艰苦的岁月。抗战胜利后，他们正准备迅速发展时，根据国共谈判的协议，党中央指示他们北上转移。为了保证转移的安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派出第八小组前来广州。小组中有中共代表方方少将、国民党代表黄伟勤少校、美方代表米勒上校。

执行小组到达后，国民党方面处处阻挠破坏。广东行营主任张发奎矢口否认广东有共产党武装存在，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从未听说有中共武装的番号、驻地和人数的通报，只有“专事扰乱治安者，仅系地方零星土匪”，“不能承认其为军队”。国民党的目的是等部队调遣完成，一举消灭广东境内的革命武装。中共中央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报纸上几次发表声明，驳斥国民党方面的谣言。周恩来安排林平到重庆，向各界人士介绍广东抗日游击队的战斗历史和现状，迫使国民党方面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并在重庆与中共代表团达成东江纵队北撤的协议。1946年3月，由中共代表廖承志等组成的三人小组来广州，协助第八执行小组实施东江纵队撤退计划。

又是一场长时间的斗争和谈判。国民党方面使用种种手段，在东江纵队集结地点、人数、运送方式、所需经费等方面刁难拖延。我方则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灵活地与其周旋。美国代表米勒上校采取了比较公正的立场，尽力促成谈判的成功。当我方电台被国民党特务破坏后，他允许我方使用他的电台与延安联系。国民党方面提出没有粮食供给东江纵队，要我方先运送一批粮食给华北的国民党部队，作为交换才能保证东江纵队北撤的粮食供应。叶剑英同志办妥了这件事，并给广东党组织汇来一笔现款，终于保证了撤退计划的实行。

1946年6月29日，全面内战的阴云已经笼罩在中国北方的大地上。东江纵队和其他抗日游击队的干部、战士和家属共2500多人从各游击区集结到大鹏湾，登上三艘美国海军登陆舰，开始了北上的航行。7月5日，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各舰相继进入烟台港口。在岸上等待的胶东解放区军民热烈欢迎来自广东的战友们，烟台市内群众夹道欢迎，敲锣打鼓，扭着秧歌。东江纵队的干部、战士们含着热泪，高呼口号，仿佛回到了久别的家乡。他们是幸运的，在内战爆发前，能安全圆满地撤退到解放区，的确是一个奇迹。东江纵队的北上，标志着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计划，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KC3/ARo49g6HQ9GMaztbYKF8d726EvDeMsOA3/aw9PY6gvCrtExEfH5Ioa4vzA4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