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方针的提出——林彪在去山东途中接到去东北的命令——黄克诚师千里长征——罗荣桓组织山东部队渡海北上

送走彭真一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立即发出一封长长的电报，向重庆的毛泽东汇报东北的新情况。提出党的战略方针应该是“向北推进，向南防御”。为了避免主力分散，处处陷入被动的局面，建议新四军在江南的主力立即转移到江北。从华东、华中抽调十万部队北上。

毛泽东在重庆已有二十天，谈判还是毫无结果。为了中共的合法地位和军队编制，与蒋介石讨价还价，蒋介石寸步不让。9月15日以后，延安方面的电报突然增多，东北的好消息使毛泽东精神振奋。9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延安，完全同意组建东北局和力争东北的决策。并且指出：东北及热河、察哈尔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9月19日，毛泽东再次电复延安，完全同意“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对人事安排作了重要调整，决定陈毅、饶漱石去山东；罗荣桓、萧华去东北；林彪去热河，领导那里的军事指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为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部署给各中央局的指示》，于9月19日发出。指示中说：“国共谈判，暂时很难有结果。国民党军队在敌人掩护下，业已进入许多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并有进入北平、天津之可能。伪军几乎全部为国民党掌握。热河及察哈尔两省我必须全部控制，东北全境我亦有控制可能。但红军在12月初将全部撤离东北，我必须迅速作妥善部署，方能保证我党对于东北的控制。”

为了完成战略目标，中央的部署是：“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三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肃清伪军，开辟热河工作，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并在将来红军撤退时完全阻止顽军进入东北热河。另由山东调三万兵力进入东北发展并加装备。”“华东新四军（除五师外）调八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将山东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

中央指示最后说：“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们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党中央一声令下，各路人马立即启程，分头从陆路、海路向东北进军。

9月23日，林彪、萧劲光一行到达河南濮阳。从延安乘飞机出发时，毛泽东交待给他们的任务是到山东军区任司令员和副司令员。山东军区部队是八路军115师发展起来的，是林彪的老部队。林彪自平型关战斗后被阎锡山军队误伤，身体受到很大损害。后来到苏联养病，也未见多少好转。变得面色苍白，弱不禁风。但是只要有仗打，林彪的神经便会高度兴奋。这次毛泽东把山东战场的任务交给他，又是指挥自己的老部队，他当然是很满意的，所以在晋南与刘伯承、邓小平告别后，便与萧劲光等昼夜兼程，向山东奔去。谁知这天突然接到要他到冀东的命令，林彪浓眉紧锁，掂量这个命令的分量。

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是毛泽东一手提拔起来的。二十多岁就当上了红一军团的军团长。他是黄埔军校四期学生，善于作战。更重要的是他善于揣度毛泽东的心理，在党内斗争的几次关键时刻，他都支持了毛泽东。所以，无论是长征还是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林彪都很器重。1942年10月，林彪从重庆返回延安。毛泽东闻讯，一反晚睡晚起的常规，特地起个大早，拉上秘书师哲，亲自下山迎接。见到林彪，毛泽东和他紧紧握手，非常高兴，一路说个不停，还特地安排林彪住在紧靠他的地方。这些举动使刚从苏联回来不久的师哲感到大惑不解，心想：“朱总司令从前线回来，恩来、弼时从苏联回来，主席都没有这样迎接。恩来1940年回到延安的前一天，在甘泉和他通了电话。第二天八、九点钟他仍在睡觉，只有李富春前去迎接，而且主要还是接他的夫人蔡畅。过了几天才在杨家岭山下的河滩上开了个欢迎会，还是由中组部主持的。而今天他竟亲自迎接比朱总、恩来、弼时地位低得多的青年林彪。” 所以，林彪后来当上东北战场的最高指挥员，统帅百万大军，绝非偶然。

眼下，林彪是个真正的“光杆司令”。身边没有一支战斗部队，他不知道将要指挥哪些部队，甚至不知道具体的作战任务。他只是按中央安排的路线掉头北上，先骑马到河北南宫，再改乘汽车到河北固安的冀中十分区司令部。然后在当地部队护送下穿越封锁线，步行到冀东玉田的冀辽热军区司令部 。这一路，林彪、萧劲光走了20多天，风尘仆仆。

另一支南下的部队，也掉转头来向北进发。这是著名的359旅。他们在陕北根据地大生产运动中，开荒南泥湾，为粉碎蒋介石的围困，解决陕北的温饱立下了功绩。1944年，王震先率部分人马南下开辟根据地，到达湘赣边界地区。1945年6月，中央命令刘转连、晏福生率359旅余部3000多人南下与王震会合。9月中旬，当他们行军到河南林县，突然接到刘伯承、邓小平二位首长的命令，要他们迅速北上去东北。并指示他们放下重武器，轻装前进。

当时，不少北上部队都收到中央关于东北情况的通报。在层层向下传达时，本来就已经夸大的情况越说越乐观。什么“东北遍地是物资，枪炮要多少有多少”。“到东北住大城市，吃大米白面”。还有的说“到东北每人至少提一级”。这些好话把大家的心都说活动了，谁还稀罕手上这些老掉牙的破枪。于是，359旅来个大轻装，把自己仅有的一门92式日本小钢炮和五门迫击炮以及一些轻重机枪、步枪、弹药，大大方方地留给了林县的太行军区七分区。本来十分宝贵的武器现在成了行军的负担。他们一路走，一路送，到河北邢台，又送给冀中军区地方部队一批枪支。作为回报，当地同志们送给他们一些自行车。骑上自行车在华北平原上跑，比用两条腿一步步量当然舒服多了。有的干部看着好奇，也拿自己的手枪、步枪去和地方政府换自行车骑。刘转连认为这样违反群众纪律，下令禁止 。当部队于10月下旬到达河北玉田时，每个班只剩了一支枪。这还是因为站岗放哨的需要才保留下来的。

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3师，是进军东北的部队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队伍。黄克诚将军是湖南永兴人，1925年入党，1928年湘南起义后，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后来在红三军团工作，与彭德怀同志共事多年。黄克诚作战指挥有方，又善于独立思考。他最痛恨“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和作风，绝不为了迎逢上意而放弃原则。因此，他在历史上几次被打成“右倾”，差一点掉了脑袋。但是黄克诚照样说真话，办实事，敢于同不良倾向作斗争。

1945年9月初，黄克诚率新四军3师返回苏北根据地。在华中局驻地他获悉我军先头部队已经进入东北，当即向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建议：给中央发电报，要求派大部队到东北去。饶漱石认为这不属于他管辖的事，不同意发这个电报。于是黄克诚以个人名义，于9月13日给中央发了一封长电，就当前形势和我党战略方针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他说：“东北既能派队伍去，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五万人，能去十万人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总根据地，支援关内战争。”“以晋、绥、察三地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以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黄克诚强调指出：“目前我党若没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就不会有大的胜利；没有大规模决战的胜利，就不会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故集中兵力决战，当为当前之急。如依靠谈判或国际干涉，均带有极大危险性。”

黄克诚作为一个基层指挥员，心里却装着全党全军的大事，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和战略远见。他的建议与中央的想法不谋而合，刘少奇向毛泽东通报情况时，特别汇报了黄克诚的意见，得到毛泽东的同意。9月23日，黄克诚接到中央命令，要他率3师开赴东北。这样，3师主力4个旅、3个特务团共35000人在师长黄克诚、副师长刘震、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带领下，士气高昂地从苏北淮阴踏上千里征途。

出发时，华中局首长对黄克诚说：中央通报，东北物资武器很多，你们现有的武器可以留下交给地方。黄克诚并不这样乐观，万一到那里没有枪怎么办？他坚持部队要全副武装，多余的武器可以留下。因此招来一些责难。经过山东时，新四军军部又指示他们停留一段时间，协助山东部队作战。黄克诚以为兵贵神速，直接向军委请示。中央军委10月6日答复：“为了迅速达成战略任务，3师部队在到达山东后，应兼程北进，不能在山东担负战斗任务。”

这样，3师仅在临沂休息了两天，补充粮食，便继续北上了。由于淮北痢疾流行，不少老战士生病。新补充的地方部队也来不及训练，拖着全部辎重长途行军，进度很受影响。黄克诚只好下令把辎重全部留下，轻装前进。在河北行军中，又遇上连阴雨天，部队在泥泞中艰难行进，一些战士的脚走烂了，一些掉了队。历尽千辛万苦，这支大部队终于在11月10日到达玉田境内。35000人的队伍减员3000，还有32000，都已经疲惫不堪。

山东部队在罗荣桓、萧华等领导下，开始大规模渡海行动，向辽东半岛进军。中央在8月下旬就命令万毅部渡海北上，因为没有部队接防，拖延了些日子。中央对此很不满意，几次批评山东方面行动迟缓。9月19日，中央向各分局传达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后，指示山东军区要承担进军东北的主要任务。9月20日，刘少奇电告山东分局：“发展东北控制冀东、热河进而控制东北，除去各地派去之部队和干部外，中央是完全依靠你们及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原则上以山东全部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其他各地加以帮助。”要求“罗荣桓及萧华望能很快到东北，林彪到冀东。”9月28日，中央电告罗荣桓：“向东北和冀东进兵及运送干部是目前关系全国大局的战略行动，对我党及中国人民今后的斗争，有决定的作用。在目前是时间决定一切，迟延一天即有一天的损失。”第二天下达严厉的命令：“必须在20天至一月内渡过二三万部队和干部，否则决不能完成你们的战略任务。”“必须用全力迅速组织渡海，再不能容许片刻迟缓。”

但是，主持山东军区工作的罗荣桓却无法立即动身。接替山东工作的陈毅还在途中，山东这一摊也很重要，不能扔下就走。再说，罗荣桓的肾病越来越重，已经卧床不起。军令如山，罗荣桓忍着腰痛，调遣人马，一部分由萧华指挥走海路，一部分过黄河北上走陆路，许世友等留在山东坚持斗争，接受陈毅指挥。

10月上旬，陈毅长途跋涉一个多月后，到达临沂。罗荣桓见到这位井冈山的老战友，非常高兴。他抓紧时间向陈毅交代山东的工作，同时开始组织山东各主力部队进军东北的准备工作。配备干部，整编部队，设置兵站，筹集粮食，制订渡海和陆地行军路线，忙得不可开交。

10月25日，毛泽东又给陈毅、罗荣桓等下达严厉的渡海命令：“渡海与野战并重，而渡海最急。”“请罗、李精密组织渡海，务使每日不断，源源北运。山东应出之兵，请分别陆行、海运，下月必须出完，并全部到达辽宁省，那边需用至急，愈快愈好。” 其实，罗荣桓和山东军区领导未敢稍有怠慢，各路军马纷纷开拔。

这次山东部队的大搬家规模空前，也是争夺东北战略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根据东北军区后来的统计，陆续到达东北的山东部队有：

万毅率领的滨海支队，约3500人，从海路到辽东半岛，10月中旬到达盘石、海龙地区。

萧华率山东军区机关人员及部队1000余人，从海路到辽东，于10月下旬到达安东（今丹东市）。

胶东军区副司令吴克华率山东6师及5师两个团，约8000人，从海路到辽东，10月24日到达营口地区。

渤海军区司令杨国夫率山东7师三个团，副政委刘其人率三个团，共12000人，从陆路行军，11月分别到达山海关、古北口一带。

山东军区2师罗华生部，约7500人，从海路到辽东，11月上旬到达沈阳以西地区。

山东军区1师梁兴初部，约7500人，走陆路于11月中旬到达锦州以西地区。

山东田松支队约1000人，从海路到辽东，11月中旬到达牡丹江地区。

罗荣桓率山东军区机关直属部队和几个独立营，约4000人，从海路到辽东， 11月到达沈阳、安东地区。

最后出发的是鲁中军区司令罗舜初率领的山东3师及鲁中警备第3旅，共9000余人。从海路到辽东，12月上旬到达沈阳、鞍山地区。

上述各部队，人数总计约六万人。在1945年进军东北的十万大军中，除去黄克诚部三万多人，山东部队显然是绝对的主力。他们构成了东北野战军的基础，这些经过抗日战争考验的老部队，作风硬朗，战斗力强，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10月24日，罗荣桓接到中央来电，要他“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去东北”。当天，罗荣桓带领参谋处长李作鹏、情报处长苏静、国际友人罗生特医生等，乘汽车离开临沂去胶东。肾病严重的罗荣桓一直在尿血，在通过敌占区时，既不能乘车，又不能骑马，只好由战士用担架抬着行军，其痛苦可想而知。11月5日，他们到达龙口海滨。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正在指挥各部队渡海。码头上挤满了征集来的帆船、汽船。（据萧华回忆，当时征集到小汽船30余只，每只可载70—80人；小帆船140多只，每只可载20—30人。）为了执行中央的命令，在没有气象预报，没有导航设备，缺乏通讯联络的条件下，只要不是赶上狂风暴雨天气，一条条满载战士的渔船就从港口强行出海，向辽东半岛驶去。他们的命运全交给了老天爷和船老大，只要能到达彼岸，就是胜利。山东老区的人民群众是值得称赞的，为了配合部队行动，他们组织有经验的渔民水手，掌舵领航。有首长过海，县里的干部还要亲自护送。沿海的老百姓为部队准备棉衣、干粮，站岗放哨，防奸防特。尽管气候时有变化，刮风下雨，海运工作却从未停止。罗荣桓在岸上化装成商人，与许世友告别，便和随行人员登上一艘小汽船，向大连方向开去。

这艘汽船当时算是最好的渡海工具了，但远离海岸后，它就像一片轻飘飘的树叶，在波涛汹涌的海浪上起伏颠簸。第一次乘船的干部们都被晃得晕头转向，呕吐不止，躺在舱底不能动。而身患重病的罗荣桓却奇迹般地没有晕船。下午，海浪越来越大，他们只得到一个岛上暂避一时。第二天风浪稍弱，罗荣桓就下令开船。傍晚进入大连海域时，突然迎面开来一艘军舰。大家顿时紧张起来，做好了预防不测的准备。靠近才发现这是一艘苏军巡逻艇。罗荣桓让翻译通报：船上有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苏联艇长见到罗荣桓，举手敬礼。并告诉他：苏军不干涉八路军的行动，八路军可以在旅顺、大连以外的任何地点登陆。于是，罗荣桓一行向东北方向驶去，在一个叫貔子窝的地方（今新金县皮口）平安踏上了东北的土地。随后，罗荣桓改乘火车，前往沈阳会合彭真。 gYyRkYkgnYcFG5q1cuMQ/bzzs/6sptmqW9FjD7RHa7fEBmuRkIQa2rdizN2GVUz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