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到重庆，像一位乡野书生——延安下达进军东北的命令——曾克林部队在山海关与苏军会师——抗联干部与中央联络——苏军代表与曾克林飞到延安——中共中央东北局在“9·18”这天到达沈阳

1945年8月28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重庆九龙坡机场上，各界人士和新闻记者们都翘首以待，等待毛泽东先生的到来。

《大公报》著名记者彭子冈女士也在人群之中，她用那支生花妙笔，在笔记本上写道：“人们不少有接飞机的经验，然而谁也能说出昨天九龙坡飞机场迎毛泽东先生是一个新的体验。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知道那是维系中国目前和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

下午3时37分，一架巨大的美式运输机降落了。善于抢先的美国记者像打仗一样，一马当先冲到飞机前，不停地按动照相机快门。当周恩来第一个走下飞机后，毛泽东出现了。

彭子冈第一次亲眼见到毛泽东本人。她的印象是：“毛泽东先生，五十二岁了。灰色通草帽，灰蓝色的中山装，蓄发，似乎与惯常见过的肖像相似。身材中上，衣服宽大得很，这个在九年前经过四川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战首都的土地了。”“他的手指被香烟烧得焦黄，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的，这是他的新装。”

记者们紧随毛泽东的专车，来到桂园的张治中公馆。毛泽东在这里稍事休息，彭子冈看到：“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簇新的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

彭子冈以她特有的敏锐和细腻，写下这篇著名的《毛泽东先生到重庆》。毛泽东那朴素的衣着、拘谨的举动，给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重庆，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毛泽东没有任何神采飞扬、富有魅力的行动，但他却实实在在地得到了人心。《大公报》8月29日的社评欢呼：“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听了高兴，世界人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

中国知识分子是善良的，又是天真的。如果毛泽东真是他们眼中的“乡野书生”，就不可能在以后的四年中干出令世界目瞪口呆的大事业来。最了解毛泽东的是蒋介石。在两人第一次会见时，微笑和握手中隐含着较量。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 毛泽东更是胸有成竹：“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他们都明白。

重庆谈判，变成了马拉松般的对话。双方在军队编制、政府方案上讨价还价，争来争去。毛泽东白天接待来客，登门拜访国民党元老和民主人士。作诗填词，唱和应酬，显得轻松自如。晚上则与周恩来、王若飞等守在电台旁，与延安交换情报，磋商问题。就在国共双方在重庆较量时，八路军、新四军的各路人马开始了向东北大进军的行动。

进军东北，绝不是中共中央的临时决定，而是毛泽东考虑已久的设想。早在1944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就说过：“中国的国土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还要准备几千干部到满洲去。”194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又几次强调：“要准备20到30个旅，15万到20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东北去。”“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到6月9日选举中央委员会时，毛泽东还专门谈到东北说：“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的发展，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因为我们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

毛泽东之所以盯住东北，因为这个地区有丰富的资源和完整的工业体系。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在东北也没有统治的基础。谁捷足先登，谁就取得了打天下的主动权。所以，在听到苏军出兵东北的消息后，毛泽东、朱德立即下达命令：冀东李运昌部，山东万毅部迅速向东北进军。随后，中央组织在延安的干部，准备分批陆续派往东北。

当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条约的消息传来，延安的干部们犹如被泼了一盆凉水，非常失望。东北还去不去？8月28日送走毛泽东后，朱德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为即将去东北的干部作报告，重申了中央的决心。他说：“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东北大有文章可作。蒋介石的部队大部分在南方，到东北要走半年。即使他到了东北，顶多是他占城市，我占乡村。有同志这几天看到苏联和蒋介石订了条约，有些灰心。过去以为苏联会大大帮我们一手，现在失望了。这是因为过去希望过奢。但是要知道虽然有个条约，东北的工作还大得很。苏联三个月撤兵，中国要归中国人自己管，东北要归东北人管，我们当然可以管，条约上没有规定不要我们去，不要我们管。现在要派五万部队插过去，再派万把干部，将来还要去。这是很长远，很巩固的路。” 朱德的话，多少鼓起了大家的信心。

东北究竟能不能去，中央此刻也没谱。8月29日中央给晋察冀、山东分局的指示中说：“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和义勇军等名义。只要（苏联）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地进入东三省。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进入东三省后，亦不必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权和地方部队，大大地放手发展。在我军不能进入的大城市，亦须尽可能派干部去工作。对红军可进行非正式的接洽，将情报通知红军。但不要勉强与红军作正式的接洽与联络，亦不要请求红军给我们帮助。只要红军不作声，不坚决反对我之行动即好。但红军所坚决反对之事我必须照顾，不要使红军在外交法律上为难。山东干部与部队，如能由海道进入东三省活动，则越快越好。”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晋察冀和山东分局派遣先头部队，由陆路和海路向东北开始了最初的进军。

8月11日延安总部发布第二号命令后，冀热辽军分区立即在河北省丰润县大王庄举行紧急会议，进行部署。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同志在会上传达了延安的命令。李运昌是河北乐亭人，1925年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同年入党的老党员。他参加过秋收起义，后来又在刘少奇领导下的满洲省委搞过地下工作，对东北是十分熟悉的。接到中央的命令，李运昌非常激动。大家经过热烈讨论，决定成立以李运昌为书记的“东北前进工作委员会”，调动8个团、2个支队1万多人分三路出发。当时正是盛夏雨季，道路泥泞，河水猛涨。日军和伪军仍然守在他们的据点里，等待国民党军队来接收。冀热辽部队不与小据点的敌人纠缠，坚持向既定目标前进。一路到达承德，与苏军会师。一路到达平泉、赤峰。由十六军分区曾克林、唐凯指挥的两个团和朝鲜支队4000余人，向山海关进军。

当时山海关有日、伪军2000人驻守，拒绝向八路军投降。山海关城墙高大坚固，八路军只有枪没有炮，不占优势。曾克林等决定先扫荡外围据点。8月30日早上，他们绕道出关，占领了前所车站，切断了山海关敌军的退路。这时，有人报告看到苏军汽车向这边开过来了。曾克林他们非常高兴，等候不多时，苏军60多人分乘卡车，拖着三门炮，来到前所，与八路军会师了。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曾克林带领大家拥上前去，热烈欢迎苏军官兵。曾克林向苏军自我介绍，并请求苏军配合进攻山海关。苏联军官显得很犹豫，他们不了解这些部队是什么人，不敢贸然表态。曾克林再三请求，苏军指挥官才同意与他们一起进攻山海关。

天近傍晚，苏军开始向山海关开炮。60名苏军步兵，来回跑动，这边打打，那边攻攻，表现出熟练的战术。曾克林命令部队分头出击，攻占城楼。日军本来就无心恋战，见势头不好，拔腿就跑。山海关很快攻下来了。曾克林向上级报捷后，又带领部队沿铁路向锦州前进。9月4日与驻锦州的苏军会合后，曾克林、唐凯留下1个团守卫锦州，带上4个连坐上火车，向沈阳前进。

这些八路军第一次乘火车，感觉又快又舒服，一个个兴高采烈。9月5日到达沈阳车站，苏军守卫部队一看车上有这么多中国军人，不知是从哪里来的，神经顿时紧张起来，把住站台不许他们下车。曾克林带人到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接头，遭到苏军司令的一顿责问：“你们是什么军队？从哪里来？谁叫你们来的？”曾克林耐着性子向他解释，我们是八路军的冀热辽部队，奉延安总部命令前来接收东北。不料这位司令一口拒绝，将曾克林等赶回火车上。曾克林与唐凯政委商量，决定以硬对硬。他们又来到苏军司令部，唐凯见到苏军司令，把袖子一卷，露出胳膊上刺的五角星和镰刀、斧头标记，大声喊道：“共产党，毛泽东！”一位苏军政工干部看出了门道，听曾克林、唐凯诉说了他们的来历和任务。毕竟大家都是共产党，苏军的态度缓和了，同意他们下车进入沈阳市区。

曾克林整顿队伍，大家穿上缴获来的日本黄军装，扛上枪，列队走在沈阳的大街上。被日本人奴役了十几年的东北人民，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队伍。他们不了解“八路”是怎么回事，只要是中国人来了，大家谁不欢迎！道路上挤满了看热闹的男女老幼，不少人跟着队伍行进，前呼后拥，好似节日大游行。苏方看到这支队伍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态度大有改善。两天后，苏军驻沈阳的最高领导人克拉夫钦科上将亲切会见曾克林和唐凯，称他们为同志，并答应给予配合。

曾克林得到苏军的支持，便在沈阳大干起来。他们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曾克林自任司令。当时沈阳市面上还很混乱，大批日本军人和侨民等待遣返回国，中国老百姓在街道上与日本人相遇，举拳上去就打，发泄十几年来受的气。伪满的警察仍然在街上维持治安。苏军整天忙着搜集日本人在沈阳的财产，拆卸军工厂的机器设备，当作战利品装上火车，运回苏联国内。大批工人失业，成了游荡街头的流民。曾克林命令扩充部队，干部战士在街头一喊，马上就有成群的人来参加。不到十天功夫，曾克林的部队从不到千人迅速扩展到两万，真是惊人的速度。苏军把日本关东军在沈阳苏家屯的一个军火仓库交给他们看守，曾克林便下令开仓取枪。只要长着手，想拿多少拿多少。很快搬出3万支步枪， 300挺机枪和100多门炮。这一下又把苏军惹恼了。根据他们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东北的大城市都要交给国民政府，不能交给八路军。允许曾克林部进入沈阳，已经很照顾了，没想到曾克林在沈阳咋咋呼呼大干起来，必定会刺激国民党方面和美、英等国，使苏联处于被动难堪。于是苏军对曾克林下令，要赶他们走。曾克林也不吃这一套，说我们也是奉命来的，你们要赶我们走是不行的，要延安中央下命令才行。苏方没有办法，便向苏军在东北的最高指挥官华西列夫斯基、马林诺夫斯基两位元帅报告。

话分两头，在苏军发起远东战役的时候，东北抗日联军的同志在周保中等率领下，分头担任苏军各部队的向导。临出发前，他们收到斯大林的来电：“东北是你们中国人民的东北，苏联红军的任务是解放东北，建设东北的任务是你们的。待命。”大家受到极大鼓舞，他们跟随苏军打回东北后，迅速分散为许多小组，进驻到东北各地57个城市。苏方担任卫戍司令，抗联的人任副司令。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周保中化名黄绍元中校，任长春卫戍副司令。张寿篯化名李兆麟，任哈尔滨副司令。周保中与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保持着密切联系。因为他们在苏联住了几年，被编入苏军序列，所以苏联人很信任他们。周保中听说八路军到了沈阳，非常激动，立即指示在沈阳的冯仲云同志前去与曾克林联络。周保中向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请求接通与延安的联系，恰好部下来告曾克林的状，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感到确有必要与延安打交道，便派遣一位懂中文的贝鲁罗索夫（旧译卫斯别夫）中校，与曾克林一起乘飞机前往延安。临行前，冯仲云将抗联给中共中央的信交给贝鲁罗索夫。

曾克林和周保中在东北最初的行动，中央尚未得到报告。根据中央的指示，山东军区胶东军分区在8月下旬派遣邹大鹏、吕其恩等分别率领侦察小分队乘船渡海，前往东北。邹大鹏在庄河地区登陆，建立起接应联络地点。吕其恩到大连与苏军进行非正式接触。苏军将领对他说：红军只控制大城市，对八路军在乡村的活动，红军不干涉。也可以在城市里以非武装组织的形式活动。邹大鹏、吕其恩在9月初返回胶东后，向山东军区汇报了以上情报。中央收到山东来电，非常高兴，于9月11日指示山东“抽调4个师12个团，共25000至3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萧华前去统一指挥。我军进入东北一律不事声张，不用八路军名义，而用东北义勇军及东北其他地方军队名义，首先进驻乡村、小城市及红军尚未占领之中等城市和交通线，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建立地方政权”。“上述任务望以极大注意去进行”。听说哈尔滨的地下党组织寻求与中央恢复联络，刘少奇等于9月13日致电毛泽东，打算派彭真、康生、程子华等人去东北，组织东北局，开展工作。正当中央谨慎地安排秘密进军东北的行动时，曾克林一行乘坐的飞机从天而降，给中央带来了好消息。

9月14日上午，宁静的延安上空突然响起飞机的轰鸣声。一架小型军用飞机降落在延安机场跑道上。由于事先没有得到任何通报，哨兵们握紧了枪，瞪起眼睛。曾克林从机舱门走出来，向同志们大声招呼。听说是东北来的，还把苏军代表也请来了，中央领导人真是喜出望外。马上吩咐会讲俄语的杨尚昆、伍修权前来迎接。贝鲁罗索夫是第一次和中共中央领导打交道，由于临时受命，他们事先并未与中共中央进行必要的联系，甚至连电报也没发，就凭着曾克林的口头介绍，坐上飞机来了。所以，这位苏联军官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与心情激动的曾克林形成鲜明的对比。

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会见了苏军代表。授权有限的贝鲁罗索夫用正式的官方语言，向朱总司令转达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四点声明：

一、按照红军统帅部指示，蒋军与八路军进入满洲，应按照特别规定的时间。

二、红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

三、因八路军单独部队已到沈阳、平泉、长春、大连等地，红军统帅请朱总司令命令各部队退出红军占领之地区。

四、未得红军允许进入满洲之国民党部队，已被红军缴械。红军统帅部转告朱总司令，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人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解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

最后，贝鲁罗索夫转达：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不论对总司令个人、对八路军均抱深厚之同情”。

公事公办，双方都没有多说什么，朱总司令叫人招待苏军代表去休息。

下午，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听取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汇报。窑洞里坐着朱德、任弼时、彭真、陈云、康生、高岗、李富春、博古、叶剑英、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人。看到这么多中央大首长认真地听他一个人讲，曾克林感到格外自豪，他放开嗓门讲起来。报告了他的部队进入沈阳的经过后，他说：东北各地秩序混乱，到处堆积着武器和物资，无人看管，各种轻重武器都可以随便拿。任何人只要不打八路军和中央军的旗号，都可以自由进入东北。乘火车不用买票。在东北扩兵很容易，我们四个连进沈阳，一星期就扩大了4000人，还收编了1万多人的保安队，全都装备了新式武器。我们已经看守了沈阳各重要仓库和工厂，枪有几十万，大炮有几千门。弹药多得数不清。红军只占领大城市，中小城市和乡村都没有人管。红军虽然不让八路军进满洲，但我们个别同志去了，可以在红军帮助下当市长、卫戍司令。

曾克林越说越高兴。他又谈到：到苏联学习的义勇军干部大部分已经回到东北。在抚顺、本溪、鞍山有八路军被俘人员2万多人，他们已经组织了游击队。国民党的地下人员也从监狱里出来了，到处活动，挂起牌子招收人马。我们已经禁止国民党的活动，但是现在我们的大批干部还没到，处处缺乏干部。

曾克林最后讲了一些苏军在东北的情况。他说：红军士兵生活艰苦，衣衫破烂不堪，纪律很坏，强奸妇女的事很多。我每天都去红军政治部报告苏军违犯纪律的事件。他们政治部主任说，这些部队是从西线调来的，对法西斯十分痛恨。强奸日本女人不好管，政治部已经下令枪毙了20人，扣押了80多人，还是无法维持。

曾克林的汇报使得中央领导人都很兴奋。这真是天大的好事，东北遍地是物资武器，我们不去谁去？曾克林受到首长们的高度赞扬，在当时的兴奋状态下，他的一些话明显地夸大了实际情况。致使大部队到达东北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晚上，中央政治局继续举行会议，就东北局势展开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东北工业基础雄厚，物产丰富，蒋介石还没有派军队进入东北，这是我党占领东北的大好时机。朱德兴奋地说：“中央要迅速派人到东北去，要准备40至60万军队。”刘少奇原来就打算建立中共中央东北局，曾克林的汇报促使他下定了决心。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两项决议：

一、立即成立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马上随苏军飞机去沈阳。“东北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活动，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接受其领导。”

二、从华中、华北派遣100个团的干部去东北。“不带武器，穿便衣作为劳工到满洲找东北局。”“在进入满洲边境时，绝不可被红军及英、美、国民党人发现，绝不要经过有红军驻扎的地方，并且一旦进入满洲境内，即须使用满洲本地番号，消灭八路军原有的证件。”只有用东北地方部队的名义和非共产党的面目，才有可能得到红军的帮助。

关于苏方要求，会议决定按照中苏条约办理，撤出单个部队，一部分转入农村。会上，张闻天、李富春、高岗也纷纷要求去东北工作。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才告一段落。

第二天上午，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一同前去会见苏军代表贝鲁罗索夫。朱总司令交给他一封信，请他转给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主要内容是：

一、贵使贝鲁罗索夫中校来此，得悉国民党军及八路军均需按照特别规定的时间，在红军撤退后方得进入满洲。

二、现按照贝意，命令进入沈阳、长春、大连、平泉及满洲其他各点之八路军各部队，迅速退出红军占领地区。

三、在热河、辽宁之各一部，自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之八路军仍留原地。

刘少奇对贝鲁罗索夫说：中共中央准备派几位同志前往沈阳与苏军联络，希望能搭苏军的飞机一起走。贝鲁罗索夫很痛快地答应了。

9月17日，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及报务、译电员各一人，与曾克林、贝鲁罗索夫乘苏军飞机从延安起飞，向沈阳飞去。当飞机到达山海关机场时，准备在那里降落加油。由于飞行员操作失误，飞机在跑道中段落地，一下子冲出跑道，一头扎在稻田里。机头插进泥土里，机尾高高翘起来。把乘员和货物一下倒向前舱。彭真的头被狠狠撞了一下，叶季壮被翻滚的油桶压在下面，伍修权和报务、译电员都受了轻伤。只有陈云最幸运，被飞机的惯性推到驾驶室里，一点没有受伤。大家正在受难呻吟时，一队八路军赶来救援。飞机是不敢坐了，第二天改乘火车去沈阳。巧得很，正赶上“九·一八”这天，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人到达沈阳，在原张作霖“大帅府”安营扎寨，开始了新的工作。 R3pT70VUMur/iDY1ZtKKY5fTIGDrwqILimzQlXO6MX2bCKROnVl89cqlNjVyQ5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