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普通百姓一样，从广播中获悉苏军出兵——延安积极部署反攻受降——蒋介石请毛泽东来重庆——斯大林的电报惹怒毛泽东——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出去重庆的决策——各军区将领匆匆返回——临行前毛泽东向刘少奇面授机宜

苏军出兵东北的消息，使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感到既高兴，又意外。在5月7日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共中央就预料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后时刻即将来临。但是谁也没有估计到形势发展得如此迅速。中共中央仍然按照预定计划，有条不紊地举行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又举行七届一中全会。来自各分区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会后仍然留在延安，没有返回。

此时，中共中央一直与苏联保持着密切联系。以孙平（彼得·巴菲洛维奇·弗拉基米洛夫）为首的苏军情报组就住在延安，与毛泽东经常交换情报。毛泽东一再询问苏联方面的动向，孙平只是说苏联一定会出兵帮助中国，但具体计划和日期，则无可奉告。

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知道苏联出兵东北的计划大约在1945年6月初。6月2日，驻扎在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国际88旅”旅长周保中被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普尔卡耶夫大将召去，向他传达了苏军即将对日作战的意图。根据苏方要求，周保中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东北各城市的地理情况、关东军的军事配备及特点等有价值的情报。随后，周保中按照苏方命令，对抗联干部进行训练。在远东战役开始前夕，将他们分配到苏军各部队中，担任向导。由于周保中与中共中央早已失掉联系，他未能将这些情报通报延安。 在苏联的其他同志刘亚楼、卢冬生等，也因无法通讯的原因，未能向中共中央汇报。所以，苏联出兵东北的消息，毛泽东与中国普通老百姓一样，也是通过无线电广播才获悉的。

从8月9日开始，延安的气氛一反往日的祥和，顿时忙碌起来。中央领导人开始昼夜不停地工作起来。漫长艰苦的战略防御阶段终于熬到了头，大反攻和胜利时刻即将来临。下午，中央在杨家岭召开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在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党章》后，议题立刻转到当前局势上来。毛泽东说：“今天首先解决方针问题，我们的任务有四项：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和国共谈判。我们要广泛发动对日寇的进攻，扩大力量，这关系到制止内战问题。我们的方针是取之于敌伪，壮大自己，然后回头来对付蒋介石的内战威胁。”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在绥远、察哈尔、热河、辽宁都有所准备，南方‘筑堤’也已做了。当前要力争华北，力争太原和陇海路东段地区。时机不同了，这样做在战略上没有错误，不要怕冒险。”会后，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定》，于11日发到全党。

8月10日和11日两天，周恩来同志起草了延安总部的第一到第六号命令，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命令解放区各部队前往敌占区接管受降。令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李运昌、贺龙、聂荣臻等部分别向热河、察哈尔、辽宁、吉林等地进军。各部闻风而动，八路军、新四军和各地方武装向华北、华中、华南的城镇和交通要道大举进攻，拉开了大反攻的序幕。

任弼时同志也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几份重要指示。8月10日，在致中共中央华中局的电报中，要新四军采取“重点主义”，集中主力占领津浦、沪宁两线，并向长江以南的城市进军。要新四军军部“即日发表江苏、浙江、安徽三个省主席，上海、南京两个市长” 。遵照中央指示，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发表粟裕为南京市市长、刘长胜为上海市市长的委任声明。

延安的行动，急坏了在重庆的蒋介石。8月11日，他也连发三道命令。一是要国民党各战区部队“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二是命令沦陷区伪军“维持治安，保护人民。非经蒋委员长许可，不得擅自迁移驻地”。三是特地命令第18集团军（八路军）“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均勿再擅自行动”。

毛泽东收到蒋介石的电报，怒不可遏。华北、华中、山东大片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打出来的。如今胜利到来，不让我军去受降，是何道理？他奋笔疾书，在8月13日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给蒋介石回电指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而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当天，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演讲《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战斗口号。

但是，怎样去同蒋介石争取胜利果实，毛泽东这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突破口。8月15日以后，日本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并没有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而是按照美军和蒋介石的命令，向重庆方面投降。美国空军运输机开始昼夜不停地向上海、南京、北平运送国民党军队和接收官员。

8月11日，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定》中说：“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第二天，毛泽东在给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的指示中又说：“太原以南之同蒲路，郑州以西之陇海路及以南之平汉路，长江以南各要道及大城市根本不作占领计划，而置重点于占领广大之乡村。”

8月20日，华中局饶漱石致电中央，请求发动上海起义。毛泽东立即回复两电表示同意。第一电说：“你们发动上海起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第二电说：“速发动京沪杭三角区内数百万农民武装起义，策应上海起义。从江南、江北分派数十支武工队及大批军政干部，分布各县为核心。”但是想了一夜，8月21日毛泽东又给华中局发去电报说：“关于上海起义问题，我们过细考虑结果，认为在目前起义，对我们和人民是不利的，应即照本日午电停止起义。保存我们在工人及其他人民群众中的组织基础，以便将来能够进行民主运动。”

共产党在积极行动，蒋介石当然不会无动于衷。相比之下，他有优势，也有忧虑。抗日战争的胜利，使蒋介石达到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顶点。他不仅得到了美国、英国的支持，苏联也与他的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他的正统地位。天时、人和，都让蒋介石占据。惟有地利这方面不占优势，国民党的精锐部队都远在中缅边境和云南、四川大后方。要想用西南地区现有的破烂交通工具将如此之多的政府官员、军队运送到东部沿海和平原的各个城市，没有半年十个月是办不到的。而共产党的军队就挨着敌占区，迈开双腿就到。蒋介石必须要想一个冠冕堂皇的办法，阻止共产党的进军。

8月14日，一封电报从重庆发往延安：

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　8月14日

延安方面迅速研究了这个情况。三天之后，毛泽东的答复是：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　未铣

毛泽东代朱德起草的电报中就国共双方联合受降、避免内战、结束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中共方面的要求。毛泽东估计蒋介石绝不会接受中共的任何条件，所以对驻在延安的国民政府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纶说：他目前不准备离开延安，希望周、罗转告重庆。

谁知蒋介石不但没有放弃对毛泽东的邀请，在8月20日的第二电中，以更咄咄逼人的语言，向毛泽东将了一军：

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

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处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战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

蒋介石以最高统帅对部下的口气，将不许共产党受降的责任推到美国人身上，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大帽子迫使毛泽东屈服。蒋介石毕竟老谋深算，他利用人民渴望和平的心理，作了一次高姿态的表演。电报一发，舆论界拥护之声四起。重庆《大公报》8月21日的社评《读蒋主席再致延安电》，表示要珍惜抗战来之不易的胜利，全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定。社评说：“抗战胜利了，但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在悬注延安的态度。国家必须统一，不统一则胜利不完全，而建国更困难。全国必须团结，不团结则有内乱的危险，更无从使国家走上民主建设的大路。”社评称赞蒋介石的邀请电“蔼然诚坦，溢于言表”，“我们相信全国同胞的心情都与蒋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国家之大计”。

蒋介石的电报给延安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与蒋介石现在就公开对抗，寸土必争，将会在广大的国统区失掉人心。以共产党现有的武装与国民党军队开战，也没有多少胜利的把握。但是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去重庆谈判，究竟会是个什么结果，谁也不敢乐观。毛泽东在未做最后决策之前，先行缓兵之计，于8月22日回电蒋介石称：

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蒋介石料定毛泽东不敢来，趁热打铁发出第三次邀请：

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　梗

在与蒋介石周旋的同时，毛泽东向斯大林发报通报情况，商量对策。目前毛泽东最需要的是苏联的支持。但是，斯大林通过驻延安的苏军情报组给毛泽东连发两封电报说：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尽管蒋介石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

毛泽东看了斯大林的电报，勃然大怒。这分明是给蒋介石撑腰嘛！他气愤地对秘书兼翻译师哲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如同雪上加霜，斯大林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消息传来。条约明文规定：苏联的一切援助都给予国民政府，重申尊重中国在东北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完整。作为回报，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独立，中苏合营中东、南满铁路30年，大连为自由港30年，旅顺为中苏共管海军基地30年。在国民政府向东北派驻行政机构后，苏军将在3个月内撤军。

现在完全清楚了。国内国际形势都对蒋介石有利，而延安没有得到来自任何一方的支持。在沉重的气氛中，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分析国内外形势，商讨对策和下一步行动方针。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中国有两种可能进入和平情况，一种是我们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原因有二：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限制，不可能帮助我们；二是蒋利用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投降他。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

毛泽东清醒地分析了蒋介石的有利条件，同时也列举了解放区目前的有利条件。他说：“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能取得的，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人民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他的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加上解放区的存在，我们不易被消灭。”毛泽东估计今年的局面蒋介石还不会发动大规模内战，但很可能是“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他才能逼他让步”。“不可能设想在蒋的高压下，没有斗争可以取得地位。”所以，毛泽东说：“这次谈判应该去，不能拖，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只要我们站稳脚跟，保持清醒的头脑，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

会议展开了激烈争论。主要是围绕毛泽东究竟去不去重庆的中心议题而展开。周恩来说：“谈判求得妥协，须双方让步。中央决定我出去，我个人想是一个侦察战。我们是诚意要求和平，当然，不能失掉立场。实现和平的后盾，一是力量，一是人心。我们要争取主动，迫蒋妥协。也可能边谈边打，或者打打停停。大家关心的是毛亲自出去的问题，这个今天还不能十分肯定，因为总要谈得拢才能出去。今天也不能作不出去的决定，看我出去谈判如何再决定。蒋的阴谋也必须考虑。” 他的意思还是不愿意毛泽东去冒险。

朱德发言说：“和平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这次去谈判是必要的，蒋介石可能作些让步。毛主席去谈判是有利的。有无危险？看来比过去保险得多了。我们要保持军队，要保住人民已得到的胜利果实。东三省我们一定要去，要派大批干部去开展工作，也要派干部到国民党的大后方去工作。还要准备把打仗作为重要的任务。”多数意见是：周恩来先去重庆，毛泽东随后再去。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发言说：“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我们很需要这样一个时期来教育全国人民，来锻炼我们自己。我是否去重庆？还是出去。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先派恩来同志出去。我出去，决定由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同志出去以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他的建议得到了一致的同意。

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8月25日，中共中央驻重庆的代表王若飞回到延安，毛泽东等领导人认真听取了他的汇报，反复权衡利弊，认为目前重庆方面现在的形势是人心思定，蒋介石虽然想吃掉共产党，但目前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大打。去重庆谈判，争取一段时期的和平，对根据地的发展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央在这天定下决心，让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去重庆。

如何去重庆，延安方面设计了一个小小的谋略。当时美军中国战区司令魏德迈将军致电延安，希望调解国共之间的问题。毛泽东于25日复电说：“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以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赫尔利这个粗鲁直率的美国人当然不会理解其中的奥妙，他乐于在解决国共争端中充当一位明星，便兴冲冲地去向蒋介石通报。蒋介石自然不好意思让他一人去，于是让张治中将军陪同一起飞往延安。

方针既定，中共中央立即安排有关的准备工作。因为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各战略区的领导人和主要将领还都在延安。现在迫切要求他们立即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就在25日这天，恰巧美军观察组的飞机要从延安飞往太行山区的黎城县，中央紧急决定，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陈赓、薄一波等二十几位将领搭乘美军运输机返回各自地区。

上飞机之前，刘、邓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说：“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我们提出的条件中，承认解放区和军队为最中心的一条。中间可能经过打打谈谈的情况，逼他承认这些条件。你们回到前方，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

8月26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去重庆谈判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宣布了他决心亲自去与蒋介石谈判的决定。他说：“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损害双方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我们让步的第一批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陇海路以北迄外蒙一定要由我们占优势。东北行政大员由国民党派，我们去干部，一定有文章可做。如果这些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红军不入关，美军不登陆，形势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意中国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的独裁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延安不要轻易搬家。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会后，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在通报了即将去重庆谈判的决定后，指出：“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如他们必欲内战，英美苏可能出面干涉。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打，打则必胜），绝不要被反动派气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手段，达团结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能忘记。”“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坚决依靠人民，就是你们的出路。”最后，毛泽东特别强调了东北问题：“至于东北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能否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中央决定派千余干部由林枫同志率领去东北；万毅同志所率军队，仍须进至热河边境待命。”

完成了这些部署后，毛泽东与刘少奇彻夜长谈，面授机宜，估计了可能产生的各种情况，研究对策。第二天，重庆来的专机到了。8月28日上午11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在张治中将军、赫尔利大使的陪同下登上飞机。前来送行的千余干部们表情沉重，机场上的气氛非常压抑。大家都在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赫尔利感到自己完成了一项重大历史使命，在机舱关门时突然发出一声刺耳的长啸（当年的苏联驻华外交官齐赫文斯基在重庆也曾领教过，赫尔利向他解释：这是他的少数民族祖先表达狂喜的特殊方式）。然而没有一个人理解他的用意，赫尔利的表演不但没有起到喜剧效果，反而引起大家反感。当飞机隆隆吼叫，升入云天，人们才带着沉重不安的心情返回各自的窑洞。 c04V5XLBjVB+CZdpeH6uhd3/6FopKJav44nLBrCukc/vlSzGKPSbtr/ygo4Ca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