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向各地分散发展——苏军将东北局赶出沈阳——混乱的局面——刘少奇指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1945年11月山海关、锦州战局的变化，对我方在东北的全局产生了不利的连锁反应。原来有利的形势急转直下，来自国内和国际各方面的压力，迫使党中央和东北局对我方在东北的战略方针作重新的估价和考虑。

从10月到11月中旬的一个多月里，我方在东北的发展看起来是相当乐观的。来自关内各根据地的部队和干部源源不断到达东北，受东北局指示，又分散到东北的一些城市和乡村开展建立政权和军队的工作。自彭真等东北局领导同志在沈阳建立了领导机构以后，苏联方面的态度还是相当友好的。10月4日彭真向中央报告说：“某方（指苏军——作者注）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 看来东北这一大块地方，很快就能由我们完全掌握。彭真着急的是两点：一个是关内来东北的部队尚在途中，来几十万也嫌不够用；二是东北伪满政权的官员、警察、军队都等着国民党来接收，我方在东北没有公开政权，十分吃亏。为此东北局向中央请示，用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方式组织东北人民自治临时行政委员会，建立我党领导下的东北地方政府，与国民党接收大员相抗衡。

10月2日，中央指示东北局：“在复杂情况和任务中，你们不可疏忽任何一个方面。南满是重要的，北满决不可忽视；武器资材是重要的，城市群众运动决不可忽视。望你们派人到北满去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在适当的地区，召集适当的会议，建立你们对他们的领导关系。——发动和组织群众，再进而引导他们走上武装斗争，如此才能造成组织武装及和国民党进行政治斗争的广大基础。” 东北局遵照中央指示，10月3日提出了“在满洲之东、西、北方面，分兵去接收政权，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创造根据地，并建设兵工厂。以便在不利形势下，能依据有利阵地，与国民党进行长期的斗争。”

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在10月和11月先后到达东北的干部和部队，被派往不同的方向，到大中城市和县城开展工作。国民党接收东北，把东北划分为九个省。我方也是针锋相对，把关内来的干部和部队、先期到达和扩兵的冀东部队、东北抗联回国干部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分散摆开，以九省为区划，建立党的省工作委员会（即省委）和军区机构。据12月东北局向中央的报告，当时东北各地部队的情况是：

万毅率领的山东军区滨海支队3500人于10月中旬到达吉林的磐石、海龙、西丰地区。

萧华部分布在辑安、通化一带。萧华本人带领山东军区机关1000多人11月到达安东地区。

罗舜初率山东军区3师和鲁中军区警备3旅共9000多人于12月初到达辽阳、鞍山地区。

吴克华、彭嘉庆率胶东军区5、6师8000多人登陆后，就留在营口、海城、盖县一带开辟根据地。

程世才、曾克林、唐凯所部自沈阳撤出后，活动在沈阳、抚顺、本溪之间的地区。

周保中部约8000人分布在吉林、敦化、五常和延吉地区。周保中本人作为东北局的领导成员，在长春市内开展工作。

陈云、高岗受东北局委派，到北满开展工作。随行的有200多干部。他们12月到达哈尔滨后，住在市里的大和旅馆，从事秘密工作。公开出面的是抗联干部李兆麟和从苏联回国的红军干部卢冬生。

山东军区田松支队1000人，在辽东半岛登陆后，于11月中旬到达牡丹江地区。

359旅刘转连部于10月到达抚顺、辽阳后，又率3000人从吉林出发去北满。

刘锡五部6000人，分散在嫩江、洮安地区。

以上分散各地的部队，有的是内地来的老部队，有的是就地扩充人马发展起来的，如周保中、曾克林部。但是大多数部队和干部还是部署在西满地区。山海关至锦州一线是一大块，沈阳、抚顺、本溪一带是一大块。把部队撒开之后，东北局根据当时的九省划分，建立了九个军区和党的省工作委员会。但是由于力量分布很不均匀，有些省的机关不过是刚搭起了一个架子，还谈不上对所在地区进行有效的控制。

在1945年10月到12月的3个月中，东北局的指导方针是积极控制大中城市和工业集中的南满地区，接收伪满行政机构，扩大武装力量。对拒不投降的伪满军警和地方土匪，给予坚决打击。

日本投降后，苏军只控制了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东北大部分农村和县城都处于没人管的混乱状态。地主武装和土匪乘机大肆活动，各占山头，独霸一方；打家劫舍，危害人民。这些土匪多则上千人，少则百来人，打着各种旗号，官比兵多，人比枪多。我军进入东北后，一些善于看风使舵的土匪就接受了改编。但仍有很多土匪顽固抗拒，等待国民党的到来。当时盘踞在南满千山、岫岩、盘山的土匪多达几十股，凭借山林险要同我军对抗。我军数次派人劝说他们放下武器，解散帮伙，改恶从善，都被拒绝。于是，驻南满的我军吴克华部于11月开始进剿。

这些山东老八路是打游击战的好手，他们采用奇袭方式，一口口地吃掉敌人。这些土匪平日耀武扬威，真打起来就不堪一击了。不到半月功夫，就剿灭了牛得坤部几千土匪。千山地区的土匪利用险要地形，用迫击炮和各种轻武器顽抗。我军集中炮火向山顶猛轰，在炮火掩护下向敌人阵地发起冲锋，全歼了这些土匪，俘获日伪军1000多人。

当时，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的大量人员都逃到了通化、临江一带。为了迅速消灭这些残敌，在东北建立后方根据地，萧华带领山东军区直属机关和部队在抗联同志的配合下，于11月下旬向通化地区进军。一路上他们翻过几座大山，穿越密密的山林，顶着刺骨的寒风，踏着厚厚的积雪，用急行军速度解放了通化。他们了解到日伪大批人马都聚集在临江大栗子沟，顾不上休息就追赶过去。到达临江附近的帽儿山时，山上有伪满军一个营把守。我军乘着风雪交加的恶劣天气，悄悄摸上山去，将敌人全部俘获。然后摆开阵势，枪炮齐鸣，居高临下地向临江县城冲去。日伪军毫无斗志，纷纷投降。在大栗子沟，我军俘虏了伪满“皇后”婉容、“皇妃”李玉琴和嵯峨浩，把她们装在大马车上，拉回了通化。

在大城市里，我方大搞群众运动，发动群众起来清算日本和伪满洲国的罪行，当时叫做“反奸运动”和“清算运动”，提出的口号是“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有气出气”。在本溪召开群众大会，枪毙了两个日本战犯。当时日本人住的房子好，中国人住的房子破，我们的干部命令日本人搬到破房子去住，中国人搬到日本人的好房子去住，就叫大翻身。工厂里的日本技术人员必须受工人的领导。这些做法当时的确搞得轰轰烈烈。

当时，苏军的态度还是很好的。苏军驻沈阳的司令对东北局领导人说：苏军要在11月20日撤军，要中共在沈阳做主人。还具体地说要东北局在沈阳出版报纸。根据东北局的部署，11月在沈阳筹备召开东北人民代表会议，9个省来了300多代表。其中党员占1／10，各阶层人士都有。东北局驻地原“大帅府”前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热闹非常。只要大会一开完，选出九省政府，我们就要公开接收东北了。

然而，山海关炮声一响，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苏方态度一反往常，11月10日，苏方通知东北局：他们准备在撤退的前五天允许国民党军队在沈阳、长春等大城市空降，并让国民党来接收各大城市。彭真获悉后，感到非常震惊，急电中央请求向斯大林交涉。13日毛泽东回电：

1．十一日电悉。友人方针已定，恐难改变，此间亦不好交涉。

2．如友人方针不能改变，我们应服从总的利益，立即重新部署力量，适应新形势。

如何重新部署力量呢？中央11月15日给东北局的指示是：“一面照顾友方信用，同时准备坚决消灭蒋顽在沈、长、哈三处着陆部队，夺取三大城市。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沈阳城。”

中央的精神是不退出沈阳城。彭真他们没理会苏方的通告，继续在城里召开东北人民代表会议。谁知会议刚开了一天，苏军代表就闯上门来，告诉正在主持会议的林枫同志，要东北局马上搬出去，叫会议代表马上解散。林枫同志表示：会刚开起来，马上解散不好向代表们解释。苏军代表粗暴地说：“限你们两小时解散，不然我们就进会场去解散。”林枫看他们欺人太甚，严肃地说：“同志，你们考虑一下，如果你们自己去解散，岂不是干涉了中国内政？”苏军代表想想，就没进去。但是大会显然是开不下去了，林枫只好找个理由休会。

第二天，彭真和伍修权亲自到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交涉，没想到苏方完全变了脸。伍修权同志回忆：“同我们打交道的是苏军驻沈阳少将卫戍司令。这个人很粗暴，不会办外交，自以为是个将军就很了不起，说上面指示要我们退出沈阳。彭真同志和我反复向他说明我军的愿望，讲不应撤出的理由，他却搬出他们上级的指示，说必须这样做，不能讲价钱。最后他竟说，你们不走，就用坦克把你们赶走！彭真同志马上抓住他这句话，说从来还没有共产党的军队用坦克去赶另一个共产党的军队，同他吵了一架。”结果，两家都翻了脸，不欢而散。

苏方对中共态度的大转变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向苏联政府施加压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斯大林出于对苏联在华利益的考虑。自熊式辉、蒋经国等国民党接收大员到长春后，接收一直很不顺利。国民党军队究竟是从海上还是空中进入东北，苏方一直没有给予明确答复和许诺。到11月中旬，共产党和八路军在长春城中积极活动起来。先是撤换了伪满留守的市长曹肇元，由中共党员刘居英接替。后又任命张庆和为市公安局长，长春城里的守备部队也明显地换成了八路军的部队。国民党东北行营驻地满炭大楼周围贴上了“国民党行营滚回去”的大标语。接收大员们顿时惶恐不安起来，人心骚动，唯恐当了八路的俘虏。蒋经国把这些情况向重庆作了报告，蒋介石指示外交部急电斯大林，要他派专人解决长春问题。莫斯科的答复是：斯大林目前不在莫斯科，要等他回来才能处理。于是，蒋介石决定单方面采取行动，指示熊式辉将东北行营撤退到山海关。

11月16日，蒋经国、张家璈召集行营全体人员开会，宣读了熊式辉的手令。长春方面只留下董彦平的军事代表团与苏方继续交涉，其余400人都乘飞机离开长春去山海关。于是在一片收拾行李的忙乱中，国民党的第一次接收东北行动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国民党这一走，苏方反而紧张起来。因为他们之间毕竟是有条约的，如果被国民党政府抓住把柄，引起美国的干涉，苏联不仅在东北的利益保不住，在国际社会也将处于被动地位。权衡利弊之后，斯大林决定还是要照顾国民党。他复电蒋介石，请国民党政府派代表来莫斯科会见，并通过外交途径，重申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在莫斯科的指示下，苏军驻东北的统帅部态度很快来了个大转变。

在国民党东北行营撤退时，共产党人在长春召开群众大会，公审暗藏的国民党特务。苏军长春卫戍司令卡尔洛夫少将亲临现场，指挥苏军驱散群众，不许集会进行下去。董彦平带领国民党东北行营军事代表团20多人留在满炭大楼内，他发现大楼周围已被共产党的警察部队包围，楼内也断水断电，就向苏方提出抗议。苏军立即派出部队接管了满炭大楼外围的警戒，并为国民党军事代表团站岗。18日，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巴甫洛夫斯基中将与卡尔洛夫少将来到满炭大楼会见董彦平，对国民党代表团表示挽留。并许诺保护他们的安全，还要国民党方面安排接收长春市政府和公安局。由于苏方态度的转变，董彦平等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威胁，反而在长春过起安逸日子，免去撤退的颠簸之苦。

与此同时，苏方开始在长春和沈阳驱逐中共机关和部队。他们撤了刘居英的长春市长，又把伪满市长曹肇元搬出来留守。在沈阳上演了前面叙述的驱赶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一幕。彭真对苏方的背信弃义极为愤怒，11月20日电告中央：苏方19日提出“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有红军之处不许我与顽作战，不许我存在，必要时不惜武力将我驱散。”

这时，毛泽东由于疲劳过度，突然发病，住进了延安的和平医院。刘少奇代表中央电复彭真：“彼方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但要彭真向苏方提出两点要求：（1）希望不让出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之一段。（2）撤出大城市需要较多时间，希望苏方尽量延缓蒋军进入大城市的时间。但刘少奇对此并不抱幻想，在电报最后指示彭真：“大城市让出后，应力求控制次要城市，站稳脚跟，准备和蒋军斗争。”

11月22日刘少奇致电在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周恩来、王若飞，明确阐述了中央对东北战略方针的转变：“彭林电：11月19日友方通知他们，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有红军处不准我与顽作战，要我们退出铁路线若干里以外，以便蒋军能接收，他们能回国。彭、林未答应，我们已去电要他们服从彼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八个字，就成为此后东北方面的战略方针。

中央决策已下，东北局便迅速进行撤出沈阳的部署。当时来自延安和关内各根据地的干部大多数已经赶到沈阳，正待命派往各地工作。11月下旬苏方态度的转变，使沈阳城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和地下军造谣惑众，四下活动。原伪满人员和汉奸也剥去伪装，公开倒向国民党。身穿灰棉衣的八路军干部成了他们袭击对象。一入夜晚，街上不时有打黑枪的。不明身份的人白天在大街上向我方委任的辽宁省主席张学思的汽车扔手榴弹，企图谋杀。杨易辰带领下来东北的干部队在沈阳车站刚下火车，就被特务用无声手枪打死一人。混乱的局面引起沈阳居民人心骚动，市场上物价暴涨，市面萧条。11月24日东北局发出通知，说国民党可能派兵空袭沈阳，给城里各机关的干部发了步枪、手枪和手榴弹，要大家准备巷战，以“保卫马德里”的精神守住沈阳。

11月26日，情况发生了突然的变化。东北局领导决定马上撤离沈阳，具体安排是：才到沈阳不久的高岗、张闻天去北满，与陈云会合开展工作；彭真、罗荣桓、林枫带领东北局机关去本溪；李富春、吕正操、张平化组成东北局西满分局去抚顺；陶铸、邓华带辽宁省委和军区去法库县建立根据地。 这些决策和撤离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很多单位都没有得到通知。伍修权也承认：“在转移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有一些单位没有及时通知到，这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做细，曾经造成一些人对我们的埋怨。”

东北局一撤走，沈阳城内顿时出现了混乱的局面。当时在辽宁省委组织部工作的萧岗回忆：11月25日，他奉命到沈阳城外的马三家子去迎接冀中来的200名干部。第二天上午，他带领一部分干部乘卡车回城。“不料我率车进入市区后，即发现满街都是我军全副武装的队伍在行进，我初以为这是我军为抗议国民党而进行的武装示威游行，但接着看到骡马驮着军锅，炊事员挑着伙食担子紧跟部队行进。我即意识到情形有变，于是促司机疾驶。赶到省委组织部，先到楼下的干部招待所一看，那里已空无一人，只有锅碗瓢钵、大米白面狼藉满地。原来我军一撤，机关已遭洗劫。我立即命令卡车开到省委驻地，幸见站岗的警卫员还在那里，经询问才知道省委机关已分头撤退，只有几位省委领导人尚在里面举行最后的紧急会议。”萧岗找到领导请示，决定这两卡车干部一部随组织部去本溪，一部随陶铸去辽西。当下午他们随陶铸上车撤离时，“沈阳城内枪声四起，街上行人绝迹”。

11月26日这天夜里，陶铸一行住在马三家子屯老百姓家里。第二天早上，萧岗化装成当地人，口袋里揣着手枪去张氏屯寻找冀中来的另一批干部。只见张氏屯街上也很混乱，从城里跑出来的人很多。萧岗幸运地找到了冀中的干部们，并打听到一些沈阳城里的情况。他回忆说：“就在这一天，我听说了在沈阳撤出的当晚，有一些干部在撤退中被敌人杀害。同我们一起由延安到沈阳的华奋（浙江人）就是被当晚叛变的公安队杀死的。我们有的区公安分局长是在与敌人的拼搏中杀出来的；有的区委书记是在被敌人包围后，经过苏联红军解救出来的。当时的情况是：我们一撤，事先窥测着的敌人立即行动，群魔乱舞，包围和进攻我们的机关，杀害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有的在我政府机关或公安队供职的旧人员，立即撕下‘革命’的面纱，成为哗变的组织者，打出了国民党的旗帜和蒋介石的番号，占领我们的机关，公开宣布为蒋记国民党分店。一些在当地招募的新兵，也有在当天混乱中叛变的，也有在我们撤退中离队逃跑，或隐匿起来另作打算的；也有人跟我们撤退到马三家子以后，再跑回沈阳城里的。”11月28日早晨，当萧岗他们准备发动汽车去法库县时，发现卡车司机也逃回沈阳去了。

山海关、锦州失守，东北局又退出了沈阳。现在是前有国民党大军步步进逼，后方又是一片混乱，形势极为严峻。我们的十万大军和干部向何处去？还能否在东北站住脚？需要党中央和东北局的全体领导人拿出解决危机的办法，作出正确的抉择。 vW6bNQWtugEI8kZ5H/C0+fnOjnnPe9/EHEHx1zI0OTb32wSbwJifEbjxUlNO01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