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园口决堤与黄河改道——黄河归故斗争的关键：先复堤后堵口——开封会谈与视察故道——我方揭露国民党提前堵口阴谋——南京会谈争取救济物资——花园口三次堵口失败——周恩来领导归故谈判斗争——滕代远斥责美蒋背信弃义——花园口合龙——解放区开展修堤自救——黄河下游大坝安然渡过汛期——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实施战略进攻

1946年1月到5月停战期间，中原、华北、山东地区没有大的战事。解放区和国统区都进入一个恢复建设时期。十四年抗战，百业凋敝，交通阻隔。好不容易有了一段安定日子，大后方百姓纷纷北上还乡，解放区开展生产运动。国民党方面也在接收日伪留下的烂摊子，恢复京沪、平津等大城市的经济运行。

但是，国民党当局从骨子里是敌视共产党的。在接收过程中，他们不断对解放区进行骚扰和破坏。一方面是抢地盘，蚕食解放区；另一方面是在恢复交通、战后重建上与解放区搞摩擦，制造纠纷。国共双方的斗争从战场转移到谈判桌上，是以合法形式出现的新矛盾、新斗争。这种斗争有时甚至比真刀真枪的作战更为复杂。从1946年1月到1947年6月与国民党方面围绕黄河回归故道展开的斗争，是共产党领导黄河下游广大人民群众为保卫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挫败国民党政治阴谋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关于黄河归故问题，有必要回顾抗日战争的历史。1938年5月台儿庄会战结束后，国民党第五战区部队正在沿陇海线向西撤退。日军土肥原师团2万余人由濮阳渡过黄河，攻占山东菏泽后继续南下。蒋介石坐镇郑州，指挥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五战区部队在开封前线阻击日军。蒋介石判断：土肥原部是想切断陇海线，对郑州、开封国民党军主力实施包围。他命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驻守开封，以薛岳为前敌总指挥，指挥胡宗南、宋希濂、李汉魂、俞济时、商震等部向兰封（今河南兰考）进攻，消灭土肥原部。经两天激战，国民党军于5月27日攻克兰封，土肥原失败后撤。薛岳原计划继续进攻，不料战局突变，日军主力攻占归德（今商丘），并分两路向西进犯：一路于6月1日攻占睢县，迫近兰封、杞县；一路经鹿邑、柘城向太康迫近，开封前线国民党军主力10万人有陷入包围的危险。蒋介石下达紧急命令，要国民党军“分向陇海、平汉两铁路沿线转进，整顿待命”。10万大军仓促沿陇海线两侧向西撤退，拥挤不堪。加上连日阴雨，道路泥泞，官兵连日作战疲惫，撤退变成了混乱的溃退。守备开封的商震部队担任掩护，也无心恋战，6月6日开封被日军占领。

开封失守，郑州也岌岌可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手下已经没有多少兵力来阻挡日军，眼看情况紧急，战区长官部参谋长晏勋甫建议：在郑州北面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造成泛滥区，将日军隔绝在豫东，保全郑州和中原。蒋介石很快批准了这个计划，第一战区长官部责成驻在郑州附近的新8师炸堤。师长蒋在珍派一个工兵营于6月9日在花园口南岸黄河大堤实施爆破，炸开缺口。开始因水位不高，流量有限。几天后上游洪水滔滔而下，将缺口冲开数百米。汹涌的河水一股沿涡河经通许、太康至安徽亳县，由怀远入淮河；一股沿贾鲁河经中牟、开封、尉氏、西华、淮阳、周口入颍河，由正阳关夺淮入洪泽湖，再经运河、新中山河入黄海。改道后的黄河流经豫皖苏三省44个县市，大片平原都成为黄泛区。据不完全统计：共淹没耕地84万公顷，死亡89万余人，造成难民390万人。至于财产损失、土壤沙化、水利破坏的后果更是无法统计。国民党“以水代兵”的决策虽然在战役上取得一些暂时的效果，但对广大民众却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和无法估量的损失。

花园口决堤后，黄河改道南下，原来的故道逐渐干涸。这条“故道”实际上并不古老，清咸丰五年（1855）6月，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经今河南、山东交界的长垣、东明、鄄城、台前等县境，在张秋镇穿过大运河后，夺大清河入渤海，形成今天的黄河下游河道。当时清朝处于战乱时期，既未组织堵口，也无力修筑堤防。从铜瓦厢至张秋镇河段，因地处平原，水无定槽，黄水漫流，南北摆动，造成大量泥沙淤积。直到光绪年间，才初步形成两岸大堤，固定了河道。但是河床上有许多洪水造成的串沟、堤河，一到汛期，便引流冲击大堤，造成险情。据历史资料记载，1913—1935年间的决口多集中在兰考至鄄城河段，黄河水利工作者通称这段黄河为“豆腐腰”。

1944年，国民党行政院在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提交的《中国善后救济计划书》中，将黄泛区的善后救济列为10项计划之一。抗战胜利后，联合国批准了中国提交的计划书。12月，国民党政府的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花园口堵口工程处，由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赵守钰兼处长，在花园口筹备堵口的各项准备工作，准备将黄河回归故道。

此时，花园口以下的黄河故道，除开封、济南等少数大城市为国统区外，大部分都在我冀鲁豫和山东渤海解放区境内。抗战时期，共产党、八路军在这里坚持敌后抗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抗战结束后与国民党的斗争，这里如同“哑铃中间的把柄”，连接晋冀鲁豫和山东两大解放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黄河改道后，故道干涸，老百姓在河道上垦荒种地，安家盖房，已经形成了阡陌相连的村庄，大堤也被挖开一个个豁口，开辟出南北畅通的大道。

对国民党政府黄河堵口归故的计划，我方完全不知道。1946年1月停战令实施后，国民党黄河水利委员会美籍顾问塔德一行6人，突然由开封来菏泽视察黄河故道堤防情况。我冀鲁豫行署接待了他们，陪他们在故道考察了两天。这时，我方才了解到黄河归故的计划。

黄河归故问题引起了晋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领导人的高度重视。2月22日在山东菏泽成立了冀鲁豫区黄河水利委员会，王化云为主任。不久山东渤海解放区也成立了黄河河务局，解放区政府有了自己的治黄机构，与国民党方面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从理论上说，黄河应当回归故道。但关键是先堵口，再修堤；还是先修堤，后堵口。这不单纯是工程技术问题，而是具有重大政治、军事意义的问题。国共双方斗争的焦点，始终没有离开这个主题。王化云回忆我党立场说：“当时，我党虽深知黄河归故后会对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带来洪水灾害，但为了顾全大局，拯救豫皖苏黄泛区灾民，表示在不使故道下游发生大水灾的前提下，同意黄河归故。但对国民党当局未复堤先堵口的‘移河移祸’阴谋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当时故道已断流八年之久，河上新建村庄1700多个，有居民40多万。且沿岸2000余里的旧堤已被破坏不堪，急需修复，而此项工程浩大，决非几个月内所能完成。若不先复堤再堵口，则故道两岸将成为第二个黄泛区。因此，斗争的关键是争取时间，推迟堵口，加紧复堤。”

3月3日，“三人小组”到新乡视察。晋冀鲁豫中央局负责人向周恩来汇报了黄河归故问题。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蒋介石堵口的目的是想淹没解放区，把冀鲁豫和苏北、淮北解放区分割开，使我军处于不利地位。考虑到黄泛区人民利益，周恩来同意黄河归故，但必须先复堤，迁移堤内居民后方可堵口。他向马歇尔阐明了中共方面的立场，并与国民党政府黄委会主任赵守钰会晤，商谈黄河堵口、复堤、勘测和移民等问题，商定由赵守钰直接同冀鲁豫分区政府具体商谈实施办法。此后，国共双方建立正式的谈判渠道，解决黄河归故问题。

3月23日，冀鲁豫分区政府派晁哲甫、赵明甫等代表前往开封，与黄委会赵守钰、塔德等会谈。4月7日双方达成“开封协议”，决定“堵口复堤同时进行，但花园口合龙日期须俟会勘下游河道堤防淤垫、破坏情形及估修堤工程大小而定。”“中共区域工段，得由中共方面维持，推荐人员参加办理。”

王化云回忆：开封协议“虽然迫使国民党方面接受了我们的部分意见，对花园口堵口进度有所制约，但没有实现我们先复堤、整险、迁移河床居民而后堵口的主张。由于我们缺乏谈判经验，在施工机构和救济物资分配问题上，没有争取我方派代表参加复堵局的工作，救济物资也未明确解放区部分应由我方直接发放等。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必须和国民党方面继续进行谈判，在关键问题上决不能让步，要尽可能争取会谈上的主动权。”

根据开封协议，4月8日起，国民党黄委会、联总代表赵守钰、塔德和总工程师陶述曾等9人在赵明甫等陪同下，从开封出发对黄河下游故道进行联合勘察，历时8天，途经17县，往返2000里。15日返回菏泽。这次勘察，使国民党工程技术人员目睹了真实情况。陶述曾承认：“这次黄河工程决非堵口便算完事，与堵口工程同等重要的还有复堤和整理险工。自花园口到利津，故道两岸原有大堤1280公里，沿黄险工又不下五六十处。自故道断流以后，沿堤挖战壕、种庄稼，开大车缺口，有些地方甚至把堤挖平了种地。护堤砖石多移做了碉堡和墙基。河槽里垦成了麦地，建筑了铁路和公路，新辟了一些村庄，到处有风积成的小沙丘。这些工程必须恢复，仅仅恢复到战前的情形还不够，要按1942年的特高洪水记录计算，加高培厚。这些工程必须在堵口完成以前做好，决不能等到水复故道以后再去千头万绪地乱抓。”经过计算，故道堤防修复工程耗资巨大，仅工程土方和复堤材料就远远超过原来的预算。陶述曾指出：“在战后社会秩序未复，运输工具奇缺，地方穷困，国库空虚的情形下，一年能做完，已经需要绝大的努力了，想两三个月做成功，事实上决不可能。”

赵守钰也有同感，双方在菏泽再次会谈。我方冀鲁豫行署主任段君毅等出席，这次我方采取主动，提出（1）必须先复堤后堵口；（2）保证河床居民维持正常生活；（3）我方派人参加国统区各级治黄组织。国民党方面拒绝了第3条，但就前两条达成“菏泽协议”：先复堤后堵口，河道居民每人发10万元法币迁移费，救济问题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等负责解决，修复有关交通，并保证不作军用。协议签署后，解放区就开始了动员群众修复堤防和移民的工作。

但是菏泽协议也没有得到真正落实。首先是联总顾问、美国人塔德向黄委会发难，坚持要在6月汛期前堵口。塔德曾在山东省建设厅当水利工程师，1936年被推荐到黄河水利委员会当顾问，在鄄城董庄堵口成功。这次他当上联总顾问，掌握了花园口堵口的实权。他武断地认为黄委会工作不努力，并斥责陶述曾胆小。更恶劣的是他向南京政府告状，并夸口在两月内完成堵口工程。这正符合南京政府的意图。4月8日，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与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视察花园口堵口工程。5月2日，行政院长宋子文致电黄委会，不同意延缓堵口，“希速饬依照原定计划积极提前堵口。如有实际不能完成堵口时，届时可再延缓” 。

国民党言而无信，加紧堵口进度。我方代表赵明甫到在花园口看到这些严重情况，迅速向上级汇报。5月4日，晋冀鲁豫中央局报告中央：

“4月16日赵守钰等在菏泽与我方代表成立关于治河问题的协议一节，前已电达。最近情况变化严重，简报如下：

（1）赵等自菏泽返开封，即行单独拟定两个月完成堵口合龙计划。下游工程培堤加高5公寸，并把迁移救济费改为联总负责。我方代表赵明甫再次赶到开封，并到花园口调查堵口工程。全工程1500公尺，已全成1000公尺。下余公尺因材料未到，经费也未到，暂未进行。如材料到，则两个月可以完成。黄委会之计划即为加紧运输材料，不管下游如何，决心两个月合龙放水。

（2）赵等睹此严重情形，即根据协议力争。黄委会技术人员中也有不赞同者。……赵守钰依违两可，河南省党部及省政府力主早堵口。河北孙连仲代表无主张，实也同意两个月的计划。美顾问塔德（联总代表）反对我主张最烈。旋飞上海见蒋廷黻及薛笃弼，赵守钰被召到沪，大体确定了两个月的堵口计划。薛将于本月8日来沪开会作最后决定。由以上情形，可见国民党不顾下游民命，别具阴谋，与最近军事行动尤相关联。”

报告中提出我方对策：（1）向群众揭露宣传，“一面呼吁，一面谋实际有效的自卫之道”。（2）动员群众，并尽力争取国统区群众与我一道力争。（3）派人出席开封会议，要求立即停止花园口工程，须待下游工程完竣，始能堵口合龙。“如彼蛮横，则退席宣布彼方违约，不怕破裂”。

报告最后说：“冀鲁豫同志在执行过程中，因缺经验，不免有错误，已提出注意。特别思想警惕，坚决以截河筑坝方法，有效的对抗，争取主动请恩来同志在重庆提议，严重交涉，指出彼违约事实。”

5月10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黄河改道八年，千里堤坝破败不堪，决非几个月所能修复。国民党当局违背先复堤、浚河后堵口放水的规定，坚持两个月内在花园口合龙放水，这只是借治河为名，蓄意水淹冀鲁豫三省同胞。如果国民党当局一意孤行，人民将采取自卫措施。

迫于国内舆论压力，国民党同意在南京与我方再度谈判。冀鲁豫解放区代表赵明甫等来到南京，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与国民党行政院、联总代表进行会谈。5月18日双方达成“南京协议”。为了保证协议的落实，周恩来与联总驻中国分署主任福兰克芮、顾问塔德达成6条口头协议：下游复堤从速开工，所需器材粮食由联总供给，不受军事影响，花园口工程进度视下游情况而定。此后的谈判，我方的立场转为争取经费和物资，保证下游复堤工程的展开。

南京会谈结束后，解放区开始了大规模的复堤工程。5月26日，渤海解放区动员19个县的20万民工开工复堤。晋冀鲁豫解放区西起长垣、濮阳，东至平阴、长清，上堤民工达23万人。当时正是夏收季节，各县治河指挥部向群众宣传治河的重要意义，说服大家麦收期间不停工，一定抢在7月汛期到来之前将堤坝修复。冀鲁豫边区政府在组织群众修堤时，特别要求将堤上的獾洞、鼠洞和缺口都修补好，防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意外。在一些险工地段，旧堤加高2尺，堤顶加宽至2丈4尺。这一切都是在没有现代化工程机械的条件下，用人力和小推车完成的。到7月，两解放区群众共完成土方1230万立方米，初步修复了下游大堤。前来视察的塔德惊叹解放区的工作效率，承认我方完全执行了南京协定。

此时，国共双方已在东北、中原开战，全面内战即将爆发。国民党方面态度越来越蛮横，认为很快就能将解放区一口吃掉。花园口堵口工程也在加紧进行。国民党方面动员了3万民工和军人，由塔德指挥在花园口打桩堵口。他们在1000多米宽的缺口上架了一座工程用栈桥，待打桩完成后就向缺口抛投石块，逐渐堵口合龙。6月21日，花园口堵口打桩架桥工程完毕，共打木桩119排，全长450米，并开始在口门抛石。有两个情况塔德没有考虑到：1. 黄河河底是流沙，容易被急流淘深，造成木桩松动；2. 故道河床没有保护，河水随流量和风向变迁冲刷河床，无法控制流量。结果，6月29日上游洪水下泄，堵口处流量猛涨到4800秒／立方米，木桩开始动摇，陆续被水冲走。到7月中旬东部木桩被冲走44排，河水汹涌无法控制，堵口工程失败，汛前合龙计划受挫。主要责任人赵守钰引咎辞职。

花园口堵口虽然失败，却引起中共中央的警觉。7月6日，刘少奇为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叶剑英并刘伯承、邓小平电，指出：“国民党是会利用黄河的水向我们斗争的，在这一问题上我应提高警惕。现请你们立即在三人会及执行部提议，为了保证使黄河改归故道不致引起水患起见，立即派一小组去监督黄河改归故道的一切工程之进行，并只有在小组的命令之下，才能准许堵口放水。”

7月12日，王化云、赵明甫等再赴开封，与塔德和国民党黄委会举行会谈。王化云发言谴责国民党当局和塔德等不顾下游安危，单方面堵口，拖延提供解放区复堤所需的工程粮款物资，是破坏南京协议的行为。塔德大为不满，态度蛮横地拍桌子，致使会谈不欢而散。为了表明我方的立场，王化云严正声明：如果国民党当局和联总一意孤行，我解放区将采取自卫自救行动，在河床内筑一道横堤，不让河水下流。这一下真把塔德等人制住了，本来堵口就没成功，如果解放区真在下游筑横堤，他们堵口岂不淹了自己！国民党方面软了下来，7月18日，双方在上海又开始新一轮会谈。

这次会谈是一次高层会晤。周恩来作为首席代表，与国民党政府水利部长薛笃弼、行政院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联总代表福兰克芮等举行会谈。议题是国民党政府和联总向解放区提供复堤工程费用、粮食、移民和救济问题。我方根据反复计算，提出经费总额需法币304亿元。蒋廷黻认为这个数额太大，远非行总财力所能及。周恩来严正指出：这个数字是解放区经过详细调查、核定后提出来的，任何人不应进行削减。如果不能保证河床移民的救济，我们也不会同意黄河归故。蒋廷黻见我方态度强硬，勉强同意将经费增至150亿元。休会期间，周恩来再次来到开封，视察花园口堵口工程，会见冀鲁豫分区负责人段君毅、张玺等。听取汇报后，周恩来指示：要研究斗争策略，尽可能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揭露他们的阴谋，争取主动权。他强调：千万不要寄希望于一纸协议。历史经验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修复堤防，早做迁移河床居民的准备，时刻提防国民党当局堵口放水。在与联总代表座谈时，周恩来说：联总一向以善后救济为主旨，但你们把分配给黄河堵口复堤工程的设备器材绝大部分都用在花园口工程上。而担负复堤任务三分之二以上的解放区，至今什么也没有得到。如果联总真正遵守“没有政治歧视”和“公平分配”的原则，就应该采取明确态度，制止国民党堵口放水，拨付解放区应得的全部工款、粮食、工程设备和移民费用，保证故道复堤工程全部完成后，才能堵口放水。

21日，周恩来回到上海，继续与蒋廷黻等会谈，并达成“上海协议”。国民党政府和联总答应支付解放区复堤全部工程款项，并调拨8600吨面粉、150亿元法币作为民工用粮和移民救济，9月以前不再堵口。

上海协议的签订，使解放区争取到一些复堤和移民的资金、粮食，又争取到一段时间，可以避过汛期，加固堤防。大家明白，国民党是不会发善心的，谈判只是争取时间的一种手段。拖的时间越长，下游的人民就越安全。国民党方面也是迫不得已，堵口失败，汛期是不能施工的，只好等9月汛期过后再堵口。

8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开始向晋冀鲁豫解放区大举进攻。刘邓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陇海线，在冀鲁豫边区机动作战，歼灭国民党军。黄河南岸成为敌我双方拉锯的主要战场。从9月到11月，刘邓连续指挥了定陶、巨野、滑县战役，歼灭蒋军2万多人。在战争过程中，黄河南岸大堤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损失了不少物资，复堤工作也断断续续，无法正常进行。

蒋介石原想在短时间内消灭晋冀鲁豫解放区，没想到连吃败仗，军事上难以达到目的，于是寄希望于黄河归故，淹没解放区。11月29日，他电令黄委会“督饬所属昼夜赶工，并将实际情形具报”。花园口堵口工程加紧进行。因流速增大，冲垮工程大桥，黄委会工程局在花园口挖了一条引河分流，故道开始过水。为了保证堵口，蒋介石命令附近部队出动车辆协助运输石料。1947年1月2日，蒋介石再次电令黄委会堵口工程必须在1月5日完成，不可再拖延。

国民党单方面向下游放水，引起解放区的强烈抗议。1月3日，中共中央特派北平军调部代表饶漱石与美方代表、联总有关人员到邯郸与冀鲁豫解放区负责人举行黄河问题会谈。塔德在会上辩解说引河流量不大，不会对下游造成大的危害。滕代远副司令员代表晋冀鲁豫解放区作了总结发言，他指出：黄河复堤归故是关系到河床和两岸数百万居民生命的重大问题，不仅是国民党利用黄河扩大内战的问题，而且是世界上的大问题。你们一个钱也不拿，不去过问人民，而要置于死地，从人道上也是讲不通的。我们同意黄河归故，是为了照顾黄泛区人民的生活，是我们很大的让步。我们签订协议就要负责，大家都要忠实执行。我们希望美国朋友对黄河归故能合理处理，美国是有力量的，如果不给钱，请问塔德先生，这能说是纯技术问题吗？今天我们毫无准备，上头就放了水，使洪水如同猛兽，无法抵抗。如果把灾害带给中国人民，我们会作何感想？刽子手的责任恐怕塔德先生是不能辞掉的。我们同意在南京召开最高权力会议，大家努力，应该能得到合理解决。

以后的上海会谈，国民党方面态度越来越坏。除了答应向解放区提供部分费用外，对堵口不再作任何让步。1月15日，花园口大坝突然下陷，险情扩大，抛石堵口用的栈桥再次被冲垮，架桥平堵第三次受挫。国民党军总参谋长陈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到花园口视察，督促施工。蒋介石也甚为关注，要求在4月桃花汛前务必完成堵口。水利部长薛笃弼于31日赶到花园口，连夜研究合龙方案。

解放区针对国民党的堵口，也加紧复堤行动。为了保卫大堤不受国民党军队破坏，保证两岸解放区的联系往来，3月3日，冀鲁豫军区成立黄河河防指挥部，黄委会主任王化云兼司令员。指挥部的任务是保卫河堤安全、管理船只、保证战时水上交通。11日，冀鲁豫黄委会在东阿县召开治黄会议，提出“确保临黄，固守金堤，不准开口”的方针，要求各县务必在汛期之前完成复堤，做到坚固、耐水。动员群众将多余的石料、无用的石碑、牌坊、破庙基石献出，“多献一块石，多救一条命”，支援加固堤坝。渤海区也下达指示，要求各县抓紧抢修险工险段。

3月15日，花园口堵口合龙，滚滚黄河水回归故道，向下游流去。据不完全统计，仅冀鲁豫区濮阳、范县等10县河滩地区，被淹村庄237个，淹没耕地27万亩，河床内居住的众多居民陷入无家可归的悲惨境地。范县观音堂、魏屯是三年前新建的村庄，各有居民20余户。黄水来后，村子变成河道，土地被淹没。他们想搬家，但既无牲口也无车辆，生活更无着落。分区政府动员附近村子的车辆牲口帮助搬迁，帮助灾民暂时安顿下来。河南岸蒋军不断袭扰，老百姓既不能做买卖，又不能拖船，麦子也没下种，秋收更无希望。所以黄河归故后，下游老百姓发出强烈的抗议之声。

5月3日，冀鲁豫边区政府发出布告，要求全区人民行动起来，修堤自救。布告说：“蒋介石违约堵口后，全部黄水已汹涌流入故道。在桃花水涨时，我们沿河的同胞们很多人的房屋被冲毁，很多人的树木和麦苗被淹没。……现在距伏汛只有两个月了，我们的堤还没有修好，我们各处险工还没有整理，一旦洪水到来，势必造成浩劫。为了粉碎蒋之黄水进攻，全区同胞们必须行动起来，修堤自救。”布告提出了“一手拿枪，一手拿锨”的响亮口号，并说：“我们冀鲁豫的同胞不是孤立的，太行、太岳、冀南区的同胞，出钱出人来大力支援我们，我们反对蒋、黄的进攻是一定能胜利的！”

冀鲁豫全区人民紧急行动起来，掀起修堤热潮。沿河各县百姓纷纷上堤，不临黄河的茌平、博平、聊城也动员5万人上堤。冀南区3万民工自百里外赶来修复大堤。太行、太岳甚至东北解放区也纷纷捐款。自5月15日起，30万人在下游大堤上昼夜奋战。有的冒着国民党飞机、炮火的干扰，白天不能干夜里干，长时间不能干短时间干，这里不能修就到那里修，有的为修堤负伤、甚至献出生命。到7月15日，冀鲁豫区自临濮集至黄花寺近300里的北岸临黄堤及金堤险工，均修复竣工。到23日，西起长垣大车集、东至齐禹县水牛赵庄600余里北岸大堤普遍加高2米，培厚3米，共修土方530万立方米。南岸200里临黄堤也抢修完成。7月底汛期第一次洪水到来时，冀鲁豫、渤海解放区的黄河大堤经受了考验，安然无恙。

花园口合龙后，国民党政府态度蛮横，命令黄委会断绝与我方的交往。5月17日我驻开封代表被迫撤离。但是国民党当局利用黄河归故，企图将我军隔在黄河以北的目的并没有达到。6月，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四个纵队，准备实施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统区。6月30日，我军在濮阳至东阿的几百里河段上，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揭开了南下的序幕。

黄河归故斗争，不仅维护了下游解放区人民的利益，而且在谈判和复堤过程中锻炼了一批干部，使他们掌握了水利知识和治黄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黄河回到人民怀抱。根据毛主席“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指示，当年参与归故斗争的干部，成了新中国第一批治理黄河的干部和专家，继续着他们当年的事业。 phT1aMbscH/rFdt+obAHK1PeF+8PLvLWiYPttvFldJ/N1SxZfF6Asd3O0dzkjg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