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冀鲁豫中央局峰峰会议——四面出击扩大解放区——马歇尔来华——国共双方停战——“和平民主新阶段”到来——解放区掀起生产热潮——巩固新区——中共中央“二一”指示——释放马法五——刘伯承舌战中央社记者——邓小平谈新形势下斗争策略——谈判桌上的斗争——批评和平享乐倾向

平汉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军被迫停止了沿平汉路北上的行动，晋冀鲁豫解放区暂时解除了战争威胁，出现了一段安定和平的局面。

战斗结束后，陈再道的二纵奉命进驻邯郸，纵队机关就在邯郸城西南关繁华的商业区安顿下来。八年全面抗战，陈再道从邯郸旁边往返多少来回，就是没进过这个城市，看看它究竟什么样。现在，他们以解放者的身分，扬眉吐气地逛大街。只见“宽坦的大道直通西面的火车站，发电厂、面粉厂也坐落在这个区。电影院、戏院、电灯、电话，够洋气的了。参加革命以来，还没住过这么阔气的城市。”陈再道和宋任穷、钟汉华等领导游览了邯郸市区，看了回车巷、丛台、学步桥等古迹，听人讲了将相和、胡服骑射、邯郸学步的故事，觉得大长见识，更加深了对这座古城的感情。那些天，山区的干部、战士家属也纷纷来队探亲。八年全面抗战，许多干部都没在家过上安定的日子，孩子长得好高还没见过爸爸，真该团聚一下了。宋任穷政委嘱咐要照顾好来探亲的家属，家近的也可以放几天假回去探家。部队人来人往，呈现欢乐热闹的气氛。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放松警惕。1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了国内形势，认为国民党向解放区进攻的危险依然存在。解放区薄弱的经济实力，难以承受长期的战争。为此，毛泽东起草了《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于11月7日发给各解放区负责人。主要精神是：全国规模的内战已经存在，各解放区在动员一切力量，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的同时，要抓紧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借以发动大多数农民群众对革命的热情。《指示》强调：“关心人民的经济困难，而以实行减租和发展生产两件大事作为帮助人民解决困难的重要关键，我们就会获得人民的真心拥护，任何反动派的进攻是能够战胜的。一切仍要从长期支持着想，爱惜人力、物力，事事作长期打算，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为了落实中央指示，11月10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峰峰召开扩大会议。刘伯承元帅回忆，会议要解决许多重要问题：“讨论中央指示和布置我区工作，主要是严阵以待，发动群众。冀鲁豫与山东解放区连结起来很重要，要杨勇回去布置，把我们的点扩大为面。此外则确定整编部队，适应运动战需要。恢复党委制。” 会议开了几天，作出如下决定：（1）决定今冬明春在全区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并决定统一全区的财政经济领导与供给标准，以支持长期战争。（2）确定各级领导机构和军区、军分区的组织。晋冀鲁豫大军区下设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四个军区，划定各自的管辖范围。军区的任务主要是保卫本地区的安全，在接近国民党控制的边沿地区开展游击战，在内地训练新兵，组织补充团，为野战军提供后备兵员。（3）晋冀鲁豫野战军除已编成的四个纵队外，以太行、冀鲁豫军区基干兵团组建第六、第七纵队。六纵司令员王宏坤，政委段君毅；七纵司令员杨勇，政委张霖之。每个纵队约20000—22000人。奉中央命令，杨得志、苏振华的一纵调往东北，11月中旬即开始北上。（4）健全司令部机构，开办军政大学、陆军中学、卫生学校、供给学校等军事学校，加强干部军政教育，培养正规化、专业化军事人才。（5）有计划地组织军工生产，建立后勤医院，完善各级卫生组织，为将来大规模作战提供后勤保障。峰峰会议是晋冀鲁豫军区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为军区各项工作制订了基本的制度，为军区工作的集中统一和正规化奠定了基础。

峰峰会议后，为了进一步巩固解放区，扩大战果，晋冀鲁豫各部队又开始了新的作战。四纵和太岳军区部队在陈赓、谢富治指挥下，乘阎锡山部队遭上党战败后喘息未定，于10月26日向同蒲路中段地区发起攻击。目标是打击晋南的阎军第13集团军王靖国部，控制灵石至洪洞一段的同蒲路。在我军攻势的震慑下，阎军向临汾撤退，11月上旬，四纵先后攻克赵城、洪洞以及灵石、霍县之间的什茨、南关两个火车站，切断了同蒲铁路，歼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阎锡山惟恐交通断绝，急忙将驻汾西的34军44师调回把守霍县，再调34军的45师北上与我军争夺赵城。陈赓不与敌军硬拼，11月28日主动放弃赵城，挥师南下，连克闻喜、浮山两县城。浮山是阎军进攻太岳解放区的屯兵基地，拔掉这颗“钉子”，不仅使太岳军区向西扩展，而且使我军取得了军事上的主动权。12月底四纵主力转向曲沃、侯马、翼城地区进军，解放区在巩固中逐渐扩大，阻止了胡宗南后续部队沿同蒲路北上进入华北平原。

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军区主力纵队，一部分向邯郸以南和白晋铁路出动，监视南面敌军；一部分向河北、山东交界地区行动，力求扫荡残存的伪军据点，将山东解放区和冀鲁豫解放区联成一片。为准备应付国民党军新的进攻，三纵集结于安阳以西休整，监视安阳以南的敌人；二纵和冀南军区部队进攻肥乡、衡水、柏乡、聊城等地；六纵进攻武安及白晋线沿途伪军据点，并以一部在道口附近监视新乡方向敌军；七纵和冀鲁豫军区部队进攻郓城、巨野、嘉祥、济宁等地。

12月15日，陈再道指挥的二纵和冀南军区部队分别攻占肥乡和柏乡两座县城。16日，冀南部队又攻占衡水，歼敌3000余人。26日，二纵向山东聊城进军，准备解放这座运河沿岸的重要城市。杨勇、张霖之指挥的七纵也一路猛攻，势如破竹。12月底，他们连下三城。刘邓于1946年1月3日致电七纵，表扬说：“你们于四天内连下郓城、巨野、嘉祥三城，这种迅速突然的行动，实堪发扬；望鼓励所有部队本此精神，迅速完成新的准备，继续向济宁、汶上等地扩张战果。”就在刘邓部队四面开花的时候，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共双方准备停战。

抗战结束后中国的内战引起美国政府的关注。二次大战已经结束三个多月，但中国的和平不但没有到来，还有爆发全面内战的危险。中国不和平，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就得不到保证。如果美军卷入中国内战，美国朝野是不会答应的。前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站在蒋介石一边，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被迫辞职。1945年底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修改对华政策，美国政府虽然在政治、经济和有限的军事方面继续支持蒋介石，但不愿直接介入中国的内战。他任命五星上将马歇尔为特使，来中国调解国共双方的冲突。在临行前的密谈中，杜鲁门和马歇尔一致认为，如果中国的内战继续下去，中国将出现分裂，苏联可能重新霸占东北。那么美国在中国做过的一切努力将是白费力气。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希望中国停止武装冲突，协商解决内部的分歧，扩大政府的基础，同时保证美国不会使用武力干涉的方式影响中国的内政。16日，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表示一致支持中国的“统一与民主”，赞成国民政府中应有“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要求中国停止内部冲突。由于国际形势的这些变化，饱经战火的中国大地再次露出了和平的曙光。当马歇尔特使来到中国时，受到国共双方的欢迎。

中共中央方面，在重庆谈判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刘少奇就盼望能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实现和平。尽管毛泽东提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口号，但中共领袖们清楚，以我军现有的实力，还无法与国民党军队抗衡。解放区经过十四年抗战，搞得很苦，急需一个和平时期休养生息。再打，人民也受不了。重庆谈判时，刘少奇等在9月26日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中就说过：“我们真愿和平。”毛泽东在与蒋介石会见时也说：“和为贵”。蒋介石也对毛泽东表达了这种愿望。据当年与毛泽东一起到重庆的胡乔木同志回忆，蒋对毛说：我们二人能合作，世界就好办。国共两党，不可缺一，党都有缺点，都有专长。我们都是五六十的人了，十年之内总要搞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他还对毛说：共产党最好不搞军队，如你们专在政治上竞争，那你们就可以被接受。毛泽东回答说：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军队应变为国防军，只为国防服务，不为党派服务，党则全力办政治。但是毛泽东心里明白：离开了军队和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所以当赫尔利强迫毛泽东答应蒋介石提出的缩编共产党军队的方案时，毛泽东忍耐着与他周旋。回到延安后愤怒地说：“美国政府、魏德迈、赫尔利对我们很坏！”但毛泽东对蒋介石倒抱有乐观态度，回到延安后说：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十八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 这些小范围的谈话当时未在党内公开。

当中共中央得知杜鲁门12月15日的对华政策声明和赫尔利辞职的消息后，对马歇尔来华表示了明确的欢迎。12月19日刘少奇代表中央给各解放区发出指示说：“由于我三个月的坚决自卫斗争，已使赫尔利在美国倒台，使杜鲁门在本月十五日发表对华政策的声明，宣布中国内战要停止，国民党一党专政要结束，并约束在华美军的行动，使不影响中国内争的过程。这就是说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所有美国政策的这些变动，对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当前斗争是有利的。虽然美国政策在基本上仍然是扶助蒋介石的（这是美国一贯政策，罗斯福亦如此，我们不可存幻想），在美国对华政策这种新的变动下，马歇尔即将来华，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开幕，恩来、剑英同志等已到重庆，我们准备利用杜鲁门的声明，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向国民党展开和平政治攻势，以配合解放区的自卫战争。”指示要求各解放区注意：（1）对国民党军队暂时不作大的进攻；（2）在政协会议上宣传我党主张；（3）对在华美军和记者采取友善态度。

中共中央对和平的态度是明确积极的，12月16日，周恩来、叶剑英一行飞抵重庆，与驻渝的董必武、王若飞等组成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进行谈判。22日马歇尔到达重庆后，周恩来等即主动拜访，表示中国共产党希望国内和平、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愿望。中共中央的意图是同美、苏两大国均保持友好关系，运用国际力量的相互制衡来保持我党的独立地位。刘少奇给周恩来的一封电报中说：“中国从来就是依靠几个国家相互牵制来保持独立的，所谓以夷制夷政策，如果中国只被一个强国把持则早已灭亡。”

蒋介石对和平的态度是表面欢迎，暗地反对。马歇尔来华，使他有所顾忌，总要给美国人作出些样子来。国统区的接收和经济重建需要时日，局势尚未稳定。进攻东北和各解放区的军队还没有到位，现在就打全面内战时机尚未成熟。马歇尔会见他时说：如果中国不能维持和平局面，美国将要考虑是否继续提供援助的问题，令蒋十分恼火。没有美军的空中和海上支援，蒋介石就无法实施占领东北、消灭解放区的计划。他表面上接受马歇尔的建议，愿意与共产党进行停战谈判。暗中密电杜聿明和各战区长官，叫他们加紧准备向东北和各解放区的军事行动。

1946年1月3日，重庆国共谈判有了进展。共产党方面主张无条件停战，双方军队停留在原地维持现状。国民党方面则不肯做出停战的承诺。马歇尔为了显示其公正，综合双方提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主要内容是：立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停止一切军事调动，但国民党军队为接收主权而开入东北和在东北境内的调动除外。停止一切破坏交通的行为；一切军队维持其现时驻地。

这个议案，对国共双方都有利弊得失。国民党不愿停战，更不愿将军队停在原地。对共产党来说，国民党照样可以进军东北，我方在东北的局面将更加困难。但是受到中苏条约的限制，我方也不能公开反对国民党军队接收东北。权衡利弊之后，中央决定在东北问题上作出让步，在其他战场上扩张战果，来换取和平。1月5日中央军委致电刘邓：“三国外长会议后，美对华政策有了某些改变。马帅来华，鉴于过去四个月严重斗争，同意我们立即停止内战的建议。因此，严重的战争局势有在十天半月后和缓与停止的可能。在我根据地内之顽伪据点，应尽速拔除。战争一经停止，我们便不再去发动战争。”

刘邓接到中央指示，6日和7日连续电告各纵队指挥员，要他们抓紧时机作战，争取多占领一些地方。8日刘邓报告军委：“根据5日电指示，我除以二纵、七纵主力加速攻取聊城、济宁外，拟于6日至16日间以陈谢取运城、盐池、夏县；锡联攻沁州；黄新友攻修武，得手后肃清辉（县）、获（嘉）西北地区之伪顽；宏坤、近山攻永年；王秉璋、段君毅防止汤阴、新乡线以东之顽伪东犯；另有部队在石家庄地区活动。以上共出动84个团，拟夺取城市9个。”

各纵队接到刘邓命令后，都抓紧了作战行动。1月4日，陈再道、宋任穷命令二纵5旅三个团和冀鲁豫部队攻打聊城，6旅攻打博平。根据前段作战经验，守城的伪军全无斗志，非逃即降。没想到聊城防御坚固，伪军也很顽强。当5旅部队攻城时，伪军或用火力封锁，或从城墙上扔下滚木，使我军几次登梯爬城都没有成功。陈再道非常恼火，命令部队暂停攻击，进行土工作业，挖地道爆破攻城。博平的战斗倒很顺利，伪军在6旅攻击下弃城逃跑。6日陈再道接到刘邓电令，决定将6旅调来，集中优势兵力总攻聊城。总攻时间定在13日。

谁知计划赶不上变化。1月10日，延安和重庆都宣布了停战协议。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中说：“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 中央的态度是认真的，1月12日，刘少奇以中央名义向各战区指挥员命令：“你们对顽军进攻务必于1月13日24时以前停止，否则违法。”

12日刘邓也电令各纵队首长：“停战令已公布，务于元日（13日）24时以前全部停止战斗，不得因小失大，给国方以借口，致使我在全国人民面前丧失政治信义。至于日伪据点至元日24点仍不能攻克者，必须撤出战斗。”陈再道一看就急了，命令提前总攻聊城。13日晚，二纵5、6旅一齐上阵，三面进攻聊城。纵队炮兵营将城墙轰开一个缺口，突击队登城时又遭到敌军的反冲击。这样反复争夺，到半夜时还在争夺突破口。陈再道准备将其他方向部队调来，集中力量突破一点，但是一看手表，已是夜里24时，停战时间到。陈再道非常恼火，眼看到手的胜利，却停下来不打了，只好下令撤退。后来他也总结了教训，如果不是轻敌，一开始就集中优势兵力攻城，聊城是能打下来的。 与此同时，陈赓的部队也攻进了曲沃县城，正与敌军展开巷战。停战时间到后，陈赓命令部队撤出曲沃城，比陈再道还亏。

但是，这段时间的出击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战果。太岳军区部队攻克了闻喜、翼城两县和侯马、高显、蒙城等火车站，控制了50公里长的一段铁路线。太行军区部队控制了汤阴以北地区。冀鲁豫地区除聊城、永年、东明等县城外，其余伪军据点均已肃清。平汉路从安阳到高邑一段，石德路从衡水到德州之间全被我军控制，沿线的城市也全部解放。至此，晋冀鲁豫解放区拥有近200个市、县，拥有城市近百座，部队发展到31万人。比起1945年8月大反攻开始时，真是一个大发展了。

停战令生效后，解放区人民热烈欢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到来。《新华日报》太行版发表特讯：“晋冀鲁豫边区，当停战命令及毛主席停止军事冲突的通告发表后，立即传遍了平汉沿线各城市。13日，邯郸、邢台、武安、磁县等地人民欢欣若狂，纷纷自动集会，‘拥护和平’，‘拥护毛主席’的口号，响彻云霄。”太岳区各界群众4千多人也举行集会，庆祝和平。当时到处洋溢着欢乐气氛，似乎从此天下太平了。各地都在制订生产重建计划，军队中许多人也想回家过安生日子。刘邓的头脑是清醒的，认为这是盲目乐观。1月17日，他们起草了《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提高警觉反对麻痹给各纵队各区党委的指示》。批评各级干部“过分乐观，到处开庆祝大会，发表麻痹自己、同时麻痹人民的话。如说全国和平，大后方也变天了，变成和平民主了。”指出“望各地提高警觉，对来攻之敌人必须立即给以彻底歼灭之打击。和平前途还有波折，民主改革则波折更多，望各地根据中央历次指示深入传达讨论，不要自己麻痹自己。”

和平实现后，解放区的生活逐步走上正轨。晋冀鲁豫区根据中央关于发展生产和减租的指示，在全区范围内掀起生产热潮，重建家园。几个月的作战使大家明白了：战争不仅是军事的较量，更取决于双方经济实力的对比。晋冀鲁豫解放区虽然连续取得了上党、平汉战役的胜利，但耗费的人力物力是惊人的。晋冀鲁豫中央局1946年1月13日《关于加紧生产工作的指示》中揭示了真实的情况：“人民负担能力究竟有多大？何谓财力负担所许可的限度？根据太行区去年国民经济调查研究，45年太行区七成年景（这是平均年成）每百人养活两个半人，人民负担占其总收入11. 5％，透支两万万元（结果当然也会转到人民身上）。人民对负担感到很重，部队生活很苦；人民养活不了两个半脱离生产的人员，部队在当时那种生活待遇上也不可能维持下去，大家均叫苦连天。事实证明：农村经济条件养活不了3％的脱离生产人员。而太岳则追求此3％而吃了大亏（因人民贫困，财经工作更差）。冀鲁豫的经验也曾证明养活不了3％的脱离生产人员。……照目前的编制和预算看，每百人养活脱离生产人员1. 94（即不到两个人），而人民的负担则较之抗战时期任何一年均大大加重了，占其总收入的19％，即小米5斗3升。根据太行赞皇等11个县13个村的调查，44年每人平均消耗小米2石7斗，平均再生产投资是小米3斗4，而七成年景的收入是小米2石6斗7（这也说明抗战以来耕牛、农具损失，壮丁缺乏，生产大大减低），这样人民总收入除消耗外，连再生产投资也不够，何能负担？必须了解过去负担重，人民能勉强缴纳者，一则是抗战初期还有些积蓄，一是为了抗日战争。在抗战胜利后，人民是不愿负此重担的。最近在长治和武安（即白晋、平汉沿线），新收复区人民就反映对八路军的负担比敌伪还重。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万不可忽视。”

晋冀鲁豫中央局严厉批评了平汉战役胜利后的享受和浪费现象：“部分干部中发生的生活待遇要求过高，以为抗战胜利了生活即应提高，对人民负担不加过问。而滥用民力、支差支夫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反攻以来，仅武安一县支差达320万工（主要不是用于平汉战役）。对生产则不亲自动手。……而反攻后我进入中小城市以来，过事铺张，请客宴会，靡费之风大涨，不可终日。诸如此类不健康现象，必须克服。倡导生产与节约并重，发扬我艰苦作风等优良传统，则我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为了落实中央指示，晋冀鲁豫中央局命令各军区在组织好群众生产的同时，部队也要抽出部分力量来搞生产，做到自给自足。太行军区政治部1946年1月26日关于发展生产的紧急指示中说：“中央局最近关于部队今年生产任务这样指示：除粮食、被服两项由政府供给之外，其他如油、盐、菜、肉、柴炭费、办公费、杂支费、保健费、旱烟、鞋子、袜子、手巾、手套、牙刷等一概生产自给。”解决的办法是“以农业生产为主，手工业、运输业为副。辅之以商业生产，提高技术，公私兼顾。农业生产不能占有公地，不能夺佃，不能采取支差式的或其他形式的代耕，工业生产不能侵占国有权，不能强夺民营工厂及其工具，商业生产违反政府法令政策，不能投机垄断，抽出去作商业生产的人员不能超过3％，战斗部队不能超过2％，一切在公私两利的基础上进行。”军区号召“全军立即动员起来，参加生产，克服困难，减轻人民负担，这是最高的拥政爱民表现。部分人员中发生的生活待遇要求过高，以为抗战胜利了，生活就可以提高，对人民负担不加过问，而滥用民力支差支夫，达到骇人听闻程度。有些负责同志不亲自动手，甚至说农业生产赔本，不如不生产，对于农业生产的取消观点是极不正确的。有些单位滥费浮华等不健康现象，必须克服。”

1946年的春季是大生产的季节。太行老区党委加强对群众和部队生产的领导，在所属各县掀起了生产热潮。各级党和政府对群众进行“生产发家”的教育，批评“吃斗争饭”，只想打土豪、分浮财，不想劳动的思想。努力解决群众生产的困难，如劳力、牲口、种子的调配，公产、荒地的处理，增加肥料，救济春荒，针对老区牲口缺少的问题，组织骡马大会，依靠群众互济和提供贷款组织农民购买牲口。这些措施对发展老区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新区和城市发展生产，也有许多困难，首先是稳定人心。邢台解放后，敌伪留下了一个凋敝破败的烂摊子。人民政府成立后，首先是救济贫民和组织群众复业。几天内就发放救济粮8万多斤，救济了1613户。其中工人395户、小商人348户、苦力141户，其余是城市贫民、孤寡老人和知识分子。群众由原来“怕杀”、“怕共产”转为积极拥护共产党，并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政府组织恢复运输，动员了440名洋车工人和搬运苦力，还有500多铁路工人，搞活城乡经济。新区发动群众，开展反奸、诉苦到减租减息，斗争地主恶霸，争取广大群众。据二分区昔阳县统计，通过反奸诉苦运动，发展农会会员1689人、民兵1144人、妇救会员720人，在104个村建立民主政权。修武刚解放时，我方是两面作战。特务嚣张，集合零散伪军汉奸向我干部打黑枪、杀抗属，抢群众的财物。高邑县我军占领后，由于石家庄方面敌军南下，我军又退出来。汉奸特务勾结国民党镇压群众，大肆抓夫，打工人。我军第二次解放高邑，许多群众来哭诉国民党的罪行。我们的干部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处决汉奸，发枪组织群众武装，才把局面扭转过来。

巩固新区工作，最重要的是分清敌我，坚决依靠受苦的贫农百姓。太岳区高平县河西村是个典型的例子。河西村是上党战役后解放的，有居民264户。阎军逃跑后，村里的一些地痞流氓偷梁换柱，成立了“农会”和“武委会”，用新形式继续旧的统治。太岳区下来调查的三个干部，发现群众情绪低落，说“开大会，开小会，开的穷人没吃的；今天反，明天反，穷人不能把活干”。感到其中必有问题。经过调查，原来农会负责人不是当过酒倌的，就是干过牙行的，很少有老实庄稼汉。武委会主任是地主武装“红枪会”的头子，18个“民兵”大部分是地痞流氓。这些人利用手中权利，包庇地主，欺负穷人。我们的干部通过访贫问苦，摸清了情况，发动大家斗争了恶霸王国祥和地主刘立旦，清算出64石粮食。拿这些粮食一部分救济群众，一部分买枪，一部分用来春耕。群众得了利益，情绪高了，态度积极了。他们成立了新的农会和武委会，34人报名参加民兵。经过这一番斗争，群众才感到真正解放了。

国共双方停战后，中国共产党人是真心实意希望和平的。1946年1月16日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受到与会各民主党派的拥护。国民党迫于国内和平呼声，不得不接受这些建议，在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时，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规定了由多党派组成联合政府，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各党派平等合法的基本原则。这是以中国共产党人为首的国内进步力量的一个胜利。2月1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各区党委、各纵队首长发出《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简称“二一指示”：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激烈争论之后，已获得重大结果。决定改组政府，并通过施政纲领，宪草原则，又决定召开立宪国民大会，整编全国军队，实行军党分治，军民分治，以政治军及议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民选省长等原则。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虽然一定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道路，但是这一新阶段是已经到来了。……我们自己方面，则准备为坚决实现这些决议而奋斗。”

由于形势的变化，《指示》强调：“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

《指示》规定当前各解放区的任务是“除开个别地方国民党依然可能向我进行武装袭击，我应严加警戒外，武装斗争是一般停止了。为了保证国内和平，各地应利用目前时机大练兵三个月，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人破坏。并须在此期间准备整编军队及精兵简政。”“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此外，我们还要准备将全党的工作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中去，用心去学习与组织合法斗争及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工作的配合，把党的工作推进到全国范围去，推进到一切大城市去。”

现在看来，当年“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估计是天真的，甚至有点一厢情愿。如果处在当时的历史时代，这些思想是反映了时代潮流和人心所向，也是中共中央真实的愿望。久经战乱的中国，太渴望和平了。政协会议后，中国大地上还真吹来一阵和平的春风。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监督各地停火和军队整编情况。国共双方经过谈判，中共决定释放马法五等将领，换取国民党方面释放被关押在重庆的叶挺将军和廖承志同志。2月26日，刘伯承陪同平汉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马法五、副军长刘世荣、参谋长李旭东、副师长刘荫汝，乘车离开武安，28日到达新乡。刘伯承将马法五等移交后，在那里等候前来视察的三人小组。中外记者云集新乡，都想一睹刘伯承这位传奇将军的丰采。国民党中央社记者采访刘伯承，话中带刺地提问：

“和字2号命令，共军是否彻底遵行？”

刘答：“共军执行该命令之事实俱在，无待再言。”

问：“安阳、汤阴等地，共军何以仍节节进逼？”

答：“各该地区原为共军未尽撤离之区，并非进逼。”

问：“对新乡小组前途有何意见？”

答：“和平为吾人所共盼，余如无诚意，即不必来。”

问：“孟县何以成为共军必争之地？”

答：“该地为共军所收复。”

问：“对安阳小组有何意见？”

答：“听候该组处理。余除盼顺利修复铁路外，别无他意。”

问：“自解放区逃亡来此之难胞饥寒交迫，有何感想？”

答：“余甚愿彼等重返家园。”

刘伯承的回答有理有节，简洁地阐明了我方的立场，丝毫不带国民党官员的客套和官腔，中央社记者没占到任何便宜。

3月3日上午，三人小组从徐州飞抵新乡。他们听取了军调部新乡小组的汇报，并与刘伯承等座谈，下午即匆匆飞往太原。刘伯承、叶剑英等陪同前往，会见了阎锡山等人。然后，三人小组飞赴延安，刘伯承返回安阳。

3月4日，两架飞机降落在简陋的延安机场。飞机的轰鸣声与热烈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响彻云天。机舱门打开后，一位身材高大的美国人走下来，他就是马歇尔上将。

为了调解国共两党的内战，实现中国的和平，马歇尔已经忙碌了近四个月。这位六十六岁的将军尽自己的努力，斡旋于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虽然在基本立场上他是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但在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他本着“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态度，主张在政治和军事上都给中共以一席之地。这比赫尔利的偏袒和粗暴，无疑是一个进步。对此，毛泽东是赞赏的。重庆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毛泽东通过周恩来向马歇尔将军致谢。感谢他为促进中国的和平民主所作的努力，表示中共愿意与美国合作。当时外界谣传毛泽东要去苏联养病，毛泽东特地要周恩来转告马歇尔：如果要出国的话，他愿意先到美国去看看，因为那里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

为了欢迎三人小组的到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到机场迎接。服装整齐、精神饱满的仪仗队接受检阅，六千多延安各界群众夹道欢迎。这种隆重热烈的场面，是延安前所未有的。

晚上，中共中央举行盛大宴会，招待马歇尔、张治中一行。毛泽东发表了简短而热情的讲话。他说：“马歇尔将军及张、周两将军为建立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中国而奔波宣劳，全国人民皆应感谢，中共亦致谢意。中共刻已准备一切努力于建国事业。中美合作万岁！国共合作万岁！”马歇尔也致了答词。 被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所感动，张治中也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他对毛泽东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毛泽东笑着补充说：“将来也许还要四到延安，五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

蒋介石无论如何不接受与中共平等相处的事实。在1946年2月进行整军谈判时，马歇尔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提出一个整军方案：中国陆军改编为60个师，中共军队占其中20个；海军、空军中要给共产党1／3的编制。他把这个方案私下交蒋介石征求意见，蒋介石大为恼火。这样一来，中共岂不是占了大便宜？蒋推翻了马的方案，迫使马歇尔将军队比例改为5∶1，即国民党陆军保留50个师，中共10个师。海、空军中也没有中共的份。尽管如此，中共还是同意了这个整军方案。并开始认真实施。

中共中央“二一指示”下达后，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领导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并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传达领会精神。3月15日，邓小平政委作报告，谈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任务和整军复员问题。

关于当前形势，邓小平说：现在是新的阶段，也就是新的情况，需要我们党的工作实现新的转变。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表现在停战命令、和平建国纲领和整军方案的公布。对这三个决议，有些同志想不通。这不要紧，警惕性高些是好的。三个决议对中国人民是有好处的，和平对我们有利，打下去对我们不利。民主好吗？好！和平建国纲领基本上是以我们的建议为基础的，但这还是纸面上的，还需要经过一番斗争。这是立场，不管怎样破坏曲折，大的方向已经确定了。

这一阶段我们有哪些转变呢？邓小平说：党的地位，以前在解放区以外是不合法的、秘密的，现在取得了平等合法的地位。军队国家化是一个变化，军队脱离党派，这个变化很大。我们都在这个变化之中。政权是统一的，我们要去，也要开门让人家来。总之一句话，要开门。有好处也有坏处，旧社会会来侵蚀我们，国民党会用金钱、美女、地位来收买我们。全党都要经得起这个考验，我们有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有百分之百的保证。相信毛主席是不会错的，这不算盲目。24年的历史可以证明。

关于对美国的认识，邓小平说：美国人设个套，套上了国民党也套上了我们。问题是我们是有准备地、自觉地钻进去。为什么要钻？不钻不行。内战不停止我们要吃亏，不能保存强大的力量。不钻进去就不能学会新的斗争本领，就不能发展革命。这是光明的一面。黑暗的一面是美国与国民党立场基本是一致的，我们钻进去要受压迫，受气。美国人在停战范围内设出一个个圈子来套我们，什么停战小组、交通小组、煤炭小组，美国人假装出来说公道话。派去执行小组的同志有不愿意干的，提出不干还得干，这是学外交本领。要在斗争中学，关起门来是学不到的。以往我们的圈子太小，所以进步慢。军事上我们有进步是因为与日本斗争，在政治上就不如地方工作的同志，因为他们领导了群众斗争。

最后，邓小平把他的报告总结为四点：（1）国民党和美国的本质是什么？必须认清。（2）美国有圈子，要提高警惕。（3）要有意识地钻进去，有好处也有困难，要会运用策略。（4）要埋头苦干，卧薪尝胆，学会本领。

邓小平政委的报告透过现象看本质，使大家头脑清醒了许多，和平时期也不简单，有许多复杂的问题要面对，也有许多新的东西需要学习。最重要的是学会合法斗争的艺术。

合法斗争，大有学问。军事调处执行部下设若干小组，在各冲突地区进行谈判。太行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被任命为第12小组（石家庄小组）中共首席代表，太行军区副政委黄镇任第10小组（新乡小组）中共首席代表。出发前邓小平告诉大家，谈判要掌握“内方外圆”，就是原则问题寸步不让，但不能大吵大闹，要讲究方式方法，不动声色地解决问题。秦基伟坐上一辆缴获的日军破汽车，当时没有汽油，烧着木炭，摇摇晃晃地开到石家庄。

石家庄小组的任务是监督停火，划定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分界线。有些地方原来是日伪统治区，很难说应该划给谁。秦基伟抱定一条原则：地盘不能丢。这东西多了可以，少了不行。国民党代表也不让步，一谈就争得不可开交，美国人也左右为难。秦基伟脑子一转，争取主动。于是质问国民党代表：你说这个村子是你们的，那你说说，这村子有多少人，多少地，以前日军是哪个部队，你们和他们作过战没有？国民党是刚来接收的，具体情况也不清楚。于是美国代表只好大致作个裁定，把许多游击区和敌占区划到我方名下。

不久，军调部召集各地执行小组到北平开会。秦基伟头一次来到皇城，不免新奇，也闹出些土八路进城的笑话。谈判讲究规格，我军没有军衔，为了需要临时安个头衔。秦基伟、黄镇都是少将，发了国民党的黄呢子军装，穿起来很神气。回到石家庄后，同组的陶希晋问自己是什么军衔，秦基伟告诉他是上校。陶希晋说：“糟了，我已经对外号称少将了。”秦基伟说：“少将就少将吧。”但是少将军装只有一套，只好谁谈判谁穿。同行的张蕴钰出主意说：“换来换去多麻烦，街上有卖领章的，买一副不就行了吗。”张蕴钰曾在西北军当过排长，对军衔略知一二。他只知道少将领章上是一个花，没有杠，于是买了一副骑兵少校的领章来。骑兵少校虽然也是一个花，却是星花，不是陆军少将的一个梅花。等第二天陶希晋戴上领章一进会场，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代表都愣住了，问：“陶代表，你这个少将怎么变成骑兵少校啦？”陶希晋才知道闹了笑话，下来就对张蕴钰发了一通脾气。几个月的谈判，虽然闹了些笑话，但开阔了眼界，见了世面，每个人的口才和辩论能力都大有提高。后来的谈判变成了扯皮，国民党在谈判桌上无理狡辩，背地里调兵遣将，准备内战。我方也撤回了军事主官，换了一批政工干部和地方干部对付他们。

为了执行整军方案，各解放区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精简复员工作。中央3月6日给华东局、晋冀鲁豫局和华中分局的指示说：“无论将来情况如何，我们均须精兵简政，减轻民负，方有利于解放区之巩固与坚持。你们三处兵额最大，负担极重，如何实现精简，应速决定方针。我们意见，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于三个月内完成。被精简人员武器，有计划的妥善的分配到农村生产中去。第一期完成后，取得经验，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以此推算，晋冀鲁豫军区大约要精简1万人。精简对象是入伍多年的老弱病残战士，多余的后勤人员，未成年的小孩和特殊情况自己要求复员的。连以上干部一般是不允许复员的。对复员人员，要按参军年限发给多少不等的退伍费用，由家乡政府安顿生活。对无家可归的复员战士，政府要帮助找住房，发贷款，让他能生活、能搞生产。对残废军人，地方要负责给予照顾。从4月开始，各军区都在进行复员工作。这本来是精兵简政的好政策，但是和平时间长了，部队中一些干部产生了厌战情绪和贪图享受的思想，不少人申请到后方或地方工作，离开野战军。据太行军区政治部给晋冀鲁豫军区的《关于目前干部思想情况的报告》反映，这种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例如，“干部战士普遍的不愿到野战军。在反攻开始后，大家都想去野战军，因而认为留在军区的部队是吃不开的，因此曾对供给待遇上有不满意见。很快到野战军的意见少人提了，发展到现在不愿去野战军已成普遍现象。”“许多干部请假回家或看老婆不按时归队，一住超假几个月，甚至回去后坚决不回来。好一点的还写信来要求转组织关系，打复员证，有的则根本不作声就在家里住起来。这简直也是普遍的几乎每个单位都有的情况，军区虽有命令教育，但仍未纠正。”“普遍闹婚姻问题。这对工作影响很大。没有老婆的到处想法找对象，不择手段，不讲方式，要什么给什么。有了老婆的经常闹生活问题、培养问题，不愿意让进家属学校，又不能工作，要把自己老婆送去住高小。但是公费生就由单位补贴，或在本单位寄生。如四分区160余个老婆，除60余个住家属学校外，皆寄生在本单位。有些则因照顾困难，干部不满，与一些首长的老婆比。许多干部要了老婆反成了累赘，一打罢仗就跑到老婆那里。老婆生小孩，一住几个月不归队。老婆病了通讯员招待不行，非自己去侍候不可。许多干部的老婆是老百姓，影响干部的工作调动，不愿离家，拉后腿。总之，我们感到娶了老婆以后的大多数同志能够积极为工作出发，但也有少数同志向坏的方向发展，反而比以前更差了，要求更多了。这一问题我们几乎每天都要打这种官司。”

针对这些问题，晋冀鲁豫中央局于1946年3月22日下达指示，严厉批评和平麻痹的思想和倾向：“从停战协定以来，我党我军中最大偏向是斗志松懈，太平观念，认为停战协定一签订即可以与国民党和平共居，幻想国民党会忠实履行停战协定，因而有些地方不适当的发展了享乐主义，斗志松懈。李自成进北京不是整军经武，准备打击新的敌人，而是贪图富贵，内部争权夺利，结果失败了。历史的教训不可不接受。”冀鲁豫区党委根据本区实际情况，在4月10日《对目前工作的补充指示》中更具体地说明：“近来国民党连续不断的空运部队到济南，在陇海及平汉线上集结兵力，调整部署，召开军事会议，并借口武装修复铁路，向平汉线北进，挑起战争。尤其严重的是在铁路两侧实行其对解放区的蚕食政策，由于我们太平观念，斗志松懈，致使我边沿区斗志日益退缩，失掉了不少村镇。据不完全统计，自元月13日停战以来，我边沿武装被顽袭击约77次。我方损失仅最近封丘一次，即被俘100余人，牺牲与伤亡共约100余人，丢机枪13挺，步枪200支。”“时局的发展是比较快的，但我们的思想跟不上，以致发生思想和时局脱节的现象。在和平民主新阶段开始时，我们存在着‘左’的关门主义的偏向；而目前最突出的偏向是右的，斗志思想，太平享乐，怕斗争的思想上升，因而在边沿斗争上表现着斗志思想、麻痹、退缩，不是寸土必争而是怕斗争。”“在工作上普遍的松劲，不推不动。相反的却发展着个人主义，什么生活问题、家庭问题、婚姻问题、职业问题、地位问题，只是计较个人的利弊得失，为个人打算。而党的利益，人民的事业则想得较少。各级党委必须根据各地干部的思想现状，加强思想领导，克服右的思想偏向。”

战争最能叫人清醒。“和平民主新阶段”不过短短三个多月，关外炮声隆隆，东北民主联军和国民党精锐部队在四平开始了激战。晋冀鲁豫、华东、中原也是阴云密布，国民党加紧战争准备，全面内战即将来临。 pJifh1QrsQMqEzwa3LK59DjHoFiEeWkdZVMLPlizkf/DB0Pn7gCPsd/ri0gImG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