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制订“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我军收复邢台、邯郸——国民党军沿平汉路北上——晋冀鲁豫部队扩军整编——刘邓在邯郸以南设下战场——毛泽东指示守住解放区大门——高树勋与我方建立联系——刘伯承研究敌情，制订战术——一纵顽强阻击六天——我军对敌军形成合围——平原村落的激烈战斗——高树勋战场起义——马法五兵败被歼——刘邓谈平汉战役——蒋介石被迫调整战略

正当刘邓指挥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在上党作战时，冀鲁豫和冀南军区部队在平汉线上也打得热火朝天。

9月14日，一架苏联军用飞机突然降落在延安机场。从飞机上下来的是冀热辽军区第16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和苏联红军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他们为中共中央带来了好消息：我军冀热辽军区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沈阳，得到苏军的默许，正在到处接收军火武器，扩大队伍。中央政治局听取曾克林的汇报后，连续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派大批干部和部队迅速进军东北，建立根据地。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向在重庆的毛泽东发出长电，汇报了东北的情况，并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新方针。9月19日毛泽东回电完全同意，并指定林彪前往东北指挥作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为中央起草了《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于9月19日发往各中央分局。指示中说：“国共谈判暂时很难有结果。国民党军队在敌伪掩护下业已进入许多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并有进入北平、天津之可能。伪军几乎全部为国民党掌握。热河及察哈尔两省我必须全部控制，东北全境我亦有控制可能，但红军在12月初将全部撤离东北（热、察两省将更早撤退），我必须迅速作妥善部署，方能保障我党对于东北的控制。”

为了完成战略目标，中央的部署是：“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三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肃清伪军，开辟热河工作，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另由山东调三万兵力，进入东北发展，并加装备。”

“华东新四军（除五师外），调八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

“晋冀鲁豫军区，竭力阻滞并打击顽军北上部队，准备三万兵力在十一月调到冀东和进入东北。”

中央指示最后说：“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们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当时国民党军北上接收，主要依靠平汉、津浦两条铁路干线。能否切断两条铁路，阻止或迟滞国民党军北上的步伐，成为我军与国民党军争夺东北的关键。此时，陇海线上聚集着胡宗南、孙连仲的10万大军，9月21日，中央军委致电刘邓：“我必须以一切办法，阻碍胡宗南及孙连仲部在两月以内不能进入平津，使我肃清冀东、热河伪军，控制东北门户才比较有保障。”“你们目前主要作战对象是寻求消灭胡部一两师才能迟滞其行动，平汉路对孙连仲之作战亦属重要。……对孙作战主要依靠冀南及冀鲁豫两军区进行，采取打与拉结合。”

刘邓与阎锡山的部队在上党激战正酣，一时不能抽出部队阻击平汉路北上之敌。他们指示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王宏坤指挥留在当地的部队，沿平汉线南下，攻城略地，扩大解放区，阻挡孙连仲部北上。驻河北赞皇境内的太行1分区留守部队三个团在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指挥下，会同冀南部队由北向南发展，扩大解放区。

秦基伟，湖北红安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入党。进入鄂豫皖苏区后，他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一员战将。1935年长征时，他已经晋升为团长。在西路军征战河西走廊作战中，他与马家军浴血苦战，因寡不敌众，失败被俘。国共合作期间，他历尽艰辛，辗转返回延安，表现出革命者的坚定气节。抗战期间，他成为刘邓部下，任129师游击支队司令、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太行一分区司令员等职，参加了“百团大战”等多次战斗。在抗战胜利大反攻开始后，秦基伟率领所属的三个团如同猛虎下山，连克赞皇、临城、内丘、高邑四县，围歼了盘踞县城的伪军，缴获了一批武器装备。大反攻也是大发展，部队士气高涨，群众参军踊跃。9月20日，秦基伟率部南下，与冀南4分区部队会合攻打邢台。

邢台是平汉路上的一个中等城市，抗战时期是日军在冀南平原的重要据点。这时日军已奉命撤离，附近几个县城的伪军3000多人逃到城里，自立保安司令部，等待国民党军前来接收。邢台城防坚固，城墙高10米，四门都有突出的瓮城。护城河深可没人，城墙上设有明碉暗堡，护城河外还有鹿砦、铁丝网。我军没有大炮，各部队又是第一次协同作战，困难很多。但是城内敌军士气低落，人无斗志，拿着武器也不敢拼命。我军迅速扫清外围，将邢台城团团包围。秦基伟统一指挥攻城，向太行和冀南的五个团分别交代了任务，9月23日夜晚向四个城门发起总攻。

秦基伟来到北门，与太行1支队10团团长向守志一起指挥。战斗打响后，3连9班10名战士在火力掩护下，头顶着潮湿的棉袄，将100公斤梯恩梯炸药送到北门城墙下。他们是第一次使用这种炸药爆破，也不知威力有多大。点燃导火索后，只听一声巨响，城门被炸开一个大缺口，城楼也炸飞了。9班的战士来不及撤退到安全线外，也全部壮烈牺牲了。猛烈的爆破震晕了敌军，10团战士潮水般冲进城内，与敌军展开巷战。这时，攻打其他城门的部队也用云梯先后登城，四面都是喊杀声。敌军在夹击之下，企图向南门突围，被我军压缩在城门洞内，只好放下武器投降。24日晨4时，战斗结束。我军俘虏伪军2300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邢台解放当天，就成立了人民政府。几十家工厂先后开工，戏院为八路军免费演出三天，各澡堂也专门优待部队干部战士洗澡，大家尝到了进城的快乐。

稍事休整，秦基伟接到刘邓的命令：集中太行1支队和冀南3、4、5、6分区部队近万人，在王宏坤副司令员指挥下解放邯郸。

邯郸是华北的南大门，战国时期赵国的都城。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四战之地，如今又是平汉铁路的重镇。夺取邯郸就能切断平汉路，关闭国民党军北上的大门。邯郸古城面积不大，东西约1华里，南北约3华里，城内东北角的丛台是制高点。城内的伪军约3000多人，是从附近的几个县逃到这里的。10月1日夜里，王宏坤率冀南部队悄然而至，以迅速勇猛的动作突然占领了火车站和城西商业区。3日，秦基伟率太行1分区和冀南4分区部队到达，加入战斗，将邯郸城团团包围。4日黄昏发起总攻，在连续爆破声中，南门和西门分别被冀南19团和太行10团突破，两路部队冲进城内，与敌军展开巷战。退守丛台的伪军见被包围，纷纷向城外逃命。短短4小时激战，我军解放邯郸。俘虏伪军1700余人，缴获部分枪支弹药和大批粮食、食盐、布匹等物资。

从8月大反攻到10月19日平汉战役开始前，冀南和太行1分区部队连战皆捷，攻占了平汉线上北至高邑，南至磁县的十几座县城，解放了邢台、邯郸两座中等城市。切断了华北与中原国民党军的联系，将冀鲁豫和冀南解放区联为一片。虽然刘邓正率主力进行上党战役，王宏坤、秦基伟指挥的冀南、太行1分区部队只是偏师，但他们抓住时机，大胆出击，发扬了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打得所向披靡，扬眉吐气。为晋冀鲁豫主力进行平汉战役，完成中央军委阻敌北上的战略任务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当刘邓率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在上党与阎锡山部队激战时，蒋介石加紧调动中原国民党军主力共36个军、73个师，兵分四路，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四条铁路干线抢占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和华北、东北地区。9月19日，国民党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在郑州召集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将集结于新乡的马法五的第40军、鲁崇义的第30军、高树勋的新8军编入第11战区，统归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同时宣布马法五、高树勋为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其任务是打通平汉路，配合胡宗南部主力北上，占领平津战略要地。30军进驻北平，新8军进驻保定，40军占领邯郸、邢台。乘刘邓主力在上党作战，无法分兵切断同蒲路，胡宗南指挥1战区所属第3、16军经同蒲、正太铁路运抵石家庄，后续部队第1军则进至山西闻喜。孙连仲也不敢怠慢，在新乡指挥马法五、高树勋的两个军渡黄河沿平汉路北上。

预见到平汉线的严重局势，上党战役尚未结束，中央军委于10月4日指示刘邓：“请考虑令陈再道率冀南在太行之8000人，迅速接替杨（得志）苏（振华）汤阴防务及进攻安阳任务。”在完成上党战役打援任务，消灭彭毓斌部后，陈再道的冀南纵队没有休息，便于10月7日向东开进，到邯郸与王宏坤部会合。准备在安阳至邯郸地区开辟战场，阻止国民党军孙连仲部北上。当时大家都意识到固守平汉线的战略意义。10月5日冀鲁豫区党委召开各区地委书记会议，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张霖之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国民党现驻新乡之高树勋、马法五迅速北上，他们的任务是第一步到达石门，掩护与迎接孙连仲，与胡宗南北上。……由于我们过去对大城市工作、顽军工作没有作好，再加上合法问题，我们争不过国民党，因之大城市将为国民党占领。这不是我们主观不愿占领或不努力，而是客观形势所决定。国民党占领大城市后，就会造成对我们的包围、扰乱、进攻的阵地。”“为此，华北阵地必须坚持，不管谈判如何，华北不能放弃。因为华北存在与否，是关乎我党的基本利益，保持了华北的武装及政权，即是保持了我党的基本利益。”“（冀鲁豫）边区是华北的一部分，而且是华北的门户，太行、山东的钳心地带（如国民党进攻时便可把钳子合拢起来，如被国民党占领，就会把钳子支起来合不上），又是华北与华中的交通枢纽，这是战略阵地，边区必须保持。要下决心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从最困难、最坏的环境着想。”他要求各区广泛动员群众参军，“建立与壮大正规军，以便进行运动战，随时打击国民党的进攻。另方面还要扩大地方武装及民兵，建立正规军雄厚的后备力量。”会后，冀鲁豫、冀南各区掀起了群众参军、地方武装升级和编组正规部队的高潮。

为了与国民党军进行正规战，10月7日，晋冀鲁豫军区决定整编部队，将原来各根据地的主力部队统一编成晋冀鲁豫军区的各野战纵队。建制如下：以冀鲁豫军区主力为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原冀南纵队为第二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原太行纵队为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政委彭涛。原太岳纵队为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委谢富治。每纵队辖三个旅，每个旅辖三个团。二、三、四纵还以上党战役中缴获的火炮组建炮兵部队，各军区也组建了若干支队和独立旅。虽然当时正处于紧张战斗期间，整编是在邯郸战役结束后才进行的，这是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向正规化野战军迈进的一大步，具有重要的意义。

10月10日，上党战役尚未结束，刘邓率晋冀鲁豫军区指挥所回到涉县赤岸村司令部。为了执行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他们的任务是阻挡沿平汉路北上的国民党军。打了一个月的上党战役，部队是相当疲劳的。在平原作战无险可据，在哪里摆战场，集中多少部队作战，都是面临的新问题。

刘邓十分清楚平汉路这一仗的意义。10日研究了情况后，他们向一、二纵下达了作战部署。电报指出：“照目前情况，因为我们未能及早占领安阳，而在北面之临?关、紫山两据点和成安、临漳、永年、肥乡、任县、尧山等六城尚在敌手，因此我在安阳、汤阴地方消灭敌人一部已很难，且不宜。建议以坚强部队控制汤阴及其两侧，监视滞阻敌人北进，主力迅速占领临?关、紫山及临漳、成安、肥乡三城，准备在漳河北消灭敌人。”“冀鲁豫、冀南应放松次要方向，抽出大军使用于平汉线有决定意义的方向，不可处处顾虑，兵力分散，到处无力。”

作出在漳河以北、邯郸以南集中兵力阻击敌军的决策，刘伯承是经过周密考虑的。这里是太行、冀鲁豫、冀南三块根据地的交汇地区，便于我军运动和包围敌人，民兵配合和后勤工作也可以就近展开。从地形上看，这里是漳河、滏阳河之间的河套地带，地势平坦，土质多沙，除了稀疏的村落，敌军难以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便于我军的进攻。刘伯承心里明白，这是阻止国民党军的最后防线，如果让敌军通过，局势将对我极其不利。他后来对编写战史的同志说：“掌舵不在平水时，在平水中掌舵偏差左十度右十度关系不大，主要在滩头。掌不好就会碰起。”“当时我们的任务是掩护林彪在东北展开就位，敌人一路从同蒲路北上，一路从平汉路北上，如果敌人进到石家庄就门户洞开。那时我们除了不顾一切的打又有什么办法呢？”

10月11日，毛泽东结束了重庆谈判，乘飞机回到延安。当国共《双十协定》发表时，全国上下一片欢庆，似乎和平已经来临。但是毛泽东听取刘少奇等负责人的汇报后，敏锐地抓住了战略重点，就是堵住平汉路、津浦路北上之敌，掩护林彪的部队在东北展开。10月12日，他以军委名义致电刘邓：“山东、华中主力转移至冀热辽区及东北，至快还须一月，各部到达后，布置战场，熟悉地形，初步完成准备，至快亦须两月至三月。因此，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他要求“我太行及冀鲁豫区可集中六万以上主力，由刘邓亲自统一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

由新乡北上的国民党第11战区先头部队40军和新8军，原是冯玉祥的旧部，官兵以河北人居多。这次北上打头阵，是蒋介石利用西北军官兵还乡的心理，给他们一些地盘，笼络他们卖命。另一方面，蒋介石一贯排挤、歧视非嫡系部队，在进攻解放区时，让这些部队在前面拼命，消耗其实力，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对此，西北军将领心里是很明白的，兵马未动，内部矛盾就已经暴露出来。

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河北盐山人，出身贫寒，早年投入冯玉祥部下当兵，逐步升至师长。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发动反蒋战争失败，高树勋不愿投靠蒋介石，避居天津，与爱国将领吉鸿昌关系密切。抗战爆发后，他到张家口参加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任军长，同盟军失败后，转至宋哲元部下。当日军侵略华北时，他坚持抗战，率部转入河南。当石友三等将领策划投降日军当汉奸时，他立场坚定，诱杀石友三。高树勋坚持五年敌后抗战，1942年带部队撤到大后方，不但没有受到蒋介石的信任，反而被架空，夺去了军权。这使高树勋认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开始寻求与共产党的合作。

在高树勋的总部，有位中共地下党员王定南。王是河南内乡人，1944年在宝丰组织抗日游击队时遭国民党军汤恩伯部“围剿”。王被押送后方途中经过高树勋驻地，高在审问中感觉此人有学问，可能是共产党，设法将王保释出来，留在总部当参议。1945年8月，抗战即将胜利，高树勋感觉自己这支非嫡系部队早晚会被蒋介石搞掉，急需寻找出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委托王定南秘密前往太行解放区，找彭德怀联系。

王定南带着高树勋的密信，经许昌来到新乡。盘踞在此的孙殿英是个狡猾的军阀、汉奸。他明投蒋介石，暗地里与共产党也有联系，玩“狡兔三窟”的把戏。孙殿英与高树勋私交不错，听说王定南要去太行，就把在他部队中工作的八路军代表朱穆之介绍给王定南。朱穆之听说王定南是高树勋派来与八路军取得联系的，就与王一起上路，陪他进入太行解放区。

一路辗转跋涉，王定南、朱穆之到达涉县赤岸村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时，正值上党战役打得热火朝天。在前线指挥的刘邓听说高树勋那边有人来，非常重视，请王定南到黎城见面。王定南向刘邓首长转交了高树勋给彭德怀的亲笔信，并详细汇报了高树勋部队的情况。刘伯承给高树勋写了一封回信，欢迎他的态度，希望他为人民作出贡献。邓小平要王定南立即返回新乡，并派两位同志与王定南同去。王定南此行为高树勋和我军建立了正式的联系，对后来的邯郸起义创造了条件。

王定南回到新乡，已是9月底。11战区部队已经接到北进的命令，整装待发。高树勋听了王定南的汇报，十分高兴。此时，他考虑的问题是部队如何能顺利通过解放区，到石家庄接收。他知道安阳至高邑三百里平汉线和沿线几十座城市都在八路军控制之下，孙连仲要打通平汉路，谈何容易！现在王定南已与八路军取得联系，不如甩开马法五部，以新8军单独北上。于是，他想派王定南再去见刘邓，商量“借道”北上。高树勋给刘伯承写信表示：“当此日寇已经投降之时，全国正需真正之团结，以建立现代之民主国家。如仍以法西斯来统治，必将走到灭亡之路。弟部奉命挺进石家庄，请兄通告贵方沿途驻军勿生误会为盼。”

10月1日，王定南将这封信转到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后，我方意见不一。可以看出，高树勋的态度只是不想与我军冲突，并含有保存本部实力的意图。至于脱离国民党，投向革命，当时还谈不到。刘邓请示中央，中央军委10月10日复电指出：“争取某些势力暂时中立是必要的，但高树勋部过早的北进，深入石家庄、平津，反与我不利。不管高主观愿望如何，在事实上将成为接引与掩护蒋军北上，且可能成为冀中、冀东、平津一带伪军伪警的团结中心，增加我之困难。”“因此，与高商谈应以一切办法推迟其北进，而不宜予以北进之方便。如反蒋在行动上有所表现时，我可予以适当之援助。”

高树勋派王定南与刘邓联络时，也请求孙连仲批准新8军先行北进。孙连仲认为一个军单独北进有危险，部署高树勋、马法五率三个军一起北上。作为战区长官，这样的部署是合理的，高树勋也没有更好的理由反对，“借道”的设想没有成功。部署就绪，孙连仲于10月8日从新乡乘飞机赴北平受降，14日，30军、40军和新8军自新乡出发，沿平汉路北上。

我军密切注视敌军动向，根据情报，很快掌握了敌军的行动规律和特点：

1. 前进形式以并列纵队行进，右翼纵队为40军和30军一个师，左翼纵队为新8军及30军两个师，32军右后跟进。其前进方式以交替前进法，如左纵队之第一梯团前进则第二梯团停留掩护进军，使其侧背安全，依次交替前进。

2. 每师前进路上，先派有便衣侦探，于一日之行程处，各团或梯团亦派出便衣在半日行程处之前后左右探进，师的行进时，外侧常以一营兵力伸出1公里以外搜索。

3. 每至一村即修筑工事，砍伐树木作鹿砦，或以大车堵塞街巷路口，构筑掩盖火力巢（暗堡），借以加强其防御机能，并利用沟渠挖掘外壕，防我以炸药爆破其碉堡工事等建筑物。

国民党军开始行动时，还是相当谨慎的。新乡到安阳不到200里路，也没有遭到我军阻击，就走了整整五天。10月19日，马法五判断我军可能在漳河北岸平汉路两侧阻击，命令先头部队在丰乐镇、倪辛庄渡河，企图避开我军正面阻击，迂回邯郸北上。因晋冀鲁豫主力尚未结束上党战役，杨得志率一纵正向邯郸运动中，国民党军顺利渡过漳河后，马法五产生了轻敌思想，加快了行动步伐。

马法五的心机，算不过经验丰富的刘伯承。他用“吃屎的狗离不开厕所”的形象比喻抓住了敌军的弱点：“敌人的企图是打通平汉线，走西边是山地，不便走，走东边是沙漠，困难，非沿铁道北进不可。”

刘伯承认真分析了敌军的长处和弱点：

“这些军队都是旧西北军的底子，比较有战斗力，过去参加过台儿庄等战役，自国民党在抗战中实行观战政策后，就将它们从敌后调到鄂西、豫西整训多年，故军官较有军事素养和战斗经验，统驭力强，士兵亦久经训练。……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杂牌与嫡系待遇不同，杂牌不愿转化为嫡系者又特别不同，各军之间存有矛盾，特别是杂牌军中有主张和平民主的进步分子，反对嫡系法西斯内战、独裁，高树勋军就是这一类的首席代表，蒋介石忌之最深。而美械装备在对付我军近战，特别夜间肉搏攻击中无法施展，且大军因离开铁路供应，不能多带弹药与军需，反为不可克服之弱点。”

“但反动派忽视了这些弱点，相反地把我军都当作只能扰乱的游击队看待，以为它用三个军沿滏阳河轻装急进，就可以把我们撇在两侧，尤其撇开磁（县）邯（郸）间平汉路西之侧击，而自由进入邯郸、邢台，接上石家庄的第三军、第十六军。因此它不需要飞机、坦克的配合，也不需要其他兵团在邻近左右前后直接策应，也不需要带足够的弹药，就能完成任务。这是犯了‘夜郎自大’的骄傲和孤军深入的错误。”

10月16日，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下达第8号作战命令。决心“集中太行、冀南、冀鲁豫主力于漳河北岸至临?关段铁路线两侧，以一部钳制其第一梯队之右侧部队，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其沿铁路行进之左侧部队之一部，另以基干部队一部结合广大地方武装民兵，自新乡至安阳段两侧，不断袭扰、截击、饿困北上顽军，切断其后方补给线，迫使其残留大量兵力于沿线各要点，以迟滞其行动，并保障我主力顺利完成歼灭顽军之任务。”具体部署是：以第一纵队及冀鲁豫军区部队为路东军，由杨得志、苏振华指挥；以二纵、三纵及太行、冀南部队为路西军，由王宏坤、陈再道、宋任穷指挥；对国民党军北上主力实施东西钳击，予以分割围歼。以太行部队一部组成独立支队，由张廷发指挥，在安阳以南袭扰跟进的32军，阻其北上。

10月17日，毛泽东致电晋冀鲁豫中央局，指出：“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你们须准备以一个半月以上的时间，在连续多次的战斗中，争取歼灭八万顽军的一半左右或较多的力量，方能解决问题。望利用上党战役的经验，动员太行、冀鲁豫两区兵力，由刘邓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

然而平汉战役完全不同于上党战役。上党战役是城市攻坚、围城打援。平汉战役则是平原地区的运动战、阵地战，战术是不同的。为了指导部队作战，刘伯承在10月17日写了《平汉战役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下发各部队。他分析了敌军的特点及弱点后，阐述了我军作战的基本原则：“隐蔽接敌，突然攻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刘伯承强调：“集中优势兵力，突击其一点、两点，努力冲破，截断其阵线，打乱其组织序列，击灭其指挥中枢，割碎其防御配备，以求各个消灭之（不要咬大核桃），这是我们成功的要诀。”

关于战术，他指出：“‘攻弱则强者也弱，攻强则弱者也强’。故在兵力运用上，我们应以少数兵力箝制其他方面，借此腾出数量质量都强的部队，攻击敌人最弱的地方，常易得手。得手后而以破竹之势扩张战果。” 在攻击时，要善于寻找敌军的接合部、突出部等薄弱点，打击其指挥机关。进攻中要善于运用包围和迂回战术。在这些基本原则下，刘伯承又具体讲述了野战、村落战斗、夜间战斗、指挥与协同、对特种兵的战斗的问题。

从10月14日到17日，刘伯承连续写出《上党战役总结》和《平汉战役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两篇文章，都是切合部队急需、深刻而精辟的军事著作。一个战略区的司令员，在紧张的作战指挥中，忍受着眼压过高的痛苦，如此勤奋写作，显示出他既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员，又是一位杰出的军事理论家。表现出他对部队高度的责任心和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

10月21日，40军先头部队106师渡过漳河，占领北岸的岳镇。我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刚刚结束上党战役，正向邯郸地区开进。陈再道指挥二纵正在临?关地区肃清伪军据点。只有杨得志指挥的一纵赶到战场。此时的一纵，装备是最差的。他们10月10日接到中央军委去东北开辟根据地的命令，当即将迫击炮、重机枪和一部分步枪交给冀鲁豫军区地方部队，实行轻装。每班只留4支步枪，每支枪保留20发子弹，没枪的战士每人配4个手榴弹。每个连只留轻机枪1挺和100发子弹。他们是准备到东北接收新武器的，突然接到战斗命令，但是送出去的武器却要不回来了。即使如此，杨得志、苏振华还是动员部队，以高昂的士气投入战斗。

10月21日夜里，一纵部队接近岳城，准备偷袭敌军。因通信联络没组织好， 6团与7团发生误会，延误战机，惊动敌人。结果在进攻敌军驻扎的村庄时，遭敌人火力封锁和反冲锋，一夜数次进攻均告失利，于次日拂晓前撤出战斗。

22日，国民党军以第40军在右、新8军在左、第30军在后渡过漳河，以一部占领磁县，主力沿平汉铁路东侧北上。为了阻挡敌军进入邯郸，为我军主力赶到争取时间，一纵主力撤到邯郸以南的屯庄、崔曲、夹堤一线组织防御。23日上午，我军工事还没做好，敌军先头部队就向一纵1旅阵地发起攻击。1旅一面战斗，一面加固工事，打退敌军数次进攻。24日，敌军全部渡过漳河。30军在原地掩护，40军和新8军继续攻击前进。40军的106师进攻崔曲，新8军则跨越滏阳河占领马头镇，进攻阎家浅。这天，106师在炮火掩护下，向一纵1旅的崔曲、屯庄阵地发起一次又一次攻击。我军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等敌军进至阵地前30米时才开火反击，并以肉搏和白刃战打退敌军进攻，使敌军在阵前遗尸数百。当敌军退却后，战士们从敌军尸体上搜集弹药，准备再战。这天从凌晨打到黄昏，敌军集中兵力重点突破，在1旅4团、6团大部伤亡的情况下，从崔曲、夹堤之间突入1旅阵地，占领高庄、南泊子一线，距离邯郸仅12里。

在这严峻时刻，杨得志司令员将2旅、3旅投入战斗。25日夜里，从敌军侧后的赵横城、张辛庄向敌军发起反击。马法五指挥40军这时也打得相当疲劳，特别是弹药无法补充，伤员无处安置，连连向孙连仲呼叫，请求后续的32军迅速北上接应。当一纵的2、3旅发起攻击后，40军一面防御，一面令106师后撤，以避免被我军分割。106师放弃高庄，退回崔曲。一纵的反击获得成功。这时，晋冀鲁豫军区参战主力已大部分赶到预定地区，二纵控制了邯郸以及南面的罗城头、张庄桥、陈家岗地区，三纵集结于车骑关、光禄镇以西地区，太行军区的两个支队集结于磁县以西地区，对敌形成三面包围态势。一纵顽强阻击了六天，出色地完成了迟滞敌军和掩护主力集结的任务，为战役的胜利奠定基础。刘伯承在峰峰矿区的野战军指挥所得知各部已将国民党军合围，兴奋地说：“现在态势非常之好，敌人钻进牛角尖了，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

我军完成对敌军的包围后，于24日夜间开始出击。国民党军也表现出较强的战斗力，迅速由进攻转入防御。当时路西军的三纵夺取马头镇后继续向东打，二纵从邯郸向东南打，太行军区的一个支队由磁县向东北打。路东军的一纵向西打，力求分割歼灭敌人一部。但是打了两天，除一纵有所进展外，其他部队都进展不大，而且伤亡不小。主要原因是敌军依靠稠密的平原村落作掩护，利用村庄周围的树木做成鹿砦，结合暗堡的火力封锁，使我军难以突破。在防御上，敌军是比较有经验的。一般进村后两小时，就能完成鹿砦障碍和前沿工事的构筑，并利用村庄的高大房屋构成明堡、暗堡，组织有层次的火力网。为防止我军夜袭，在村庄边上点燃草堆，一夜通明。“当其前沿被我占领后，很快能组织恢复攻击，在纵深战斗中亦与我军逐屋反复争夺。这种恢复攻击和逆袭，主要是集中猛烈的火力，压制与封锁我突入部队之后路，其兵力则多从我之侧背打击，呐喊冲锋，投掷手榴弹，但不敢真拼刺刀。” 而我军在村落攻坚战方面缺乏经验，吃亏不少。刘伯承在总结中说：“平汉战役中没有一个居民地是在黑夜攻克的。这说明，因为居民地的纵深性决定了战斗的持续性，在开阔的居民地外，假如没有工事，一到白天就不能立足。” “事先侦察准备不够，往往在障碍前迟滞不前，或在敌火下被迫撤退，而受到严重的火力杀伤。这种伤亡，几乎占我们伤亡人员总数一半以上。”

到26日，战斗虽然呈现拉锯和相持状态，但我军仍然进攻不止。马法五及其部下几昼夜不得休息，疲劳不堪，粮食弹药也越来越少。这天马法五连发两封电报，请求安阳的32军北上增援。与此同时，石家庄方向的16军也奉命南下，接应马法五部。鉴于这种形势，27日刘邓电令各纵：“敌集结于狭小地区，其意图最大可能是固守待援，并寻求机会向北突进，或于不得已时向南突围。现敌40军在路东军连日打击下已开始表现心虚，新8军作战不甚积极且有新的有利情况。我决心于明（28日）黄昏开始总攻，重点在消灭40军同时求得歼灭30军之一部。”命令要求“各兵团应加强政治动员及战术技术准备，不惜最大伤亡达到消灭敌人之目的”。

就在双方准备决一死战的时候，新8军方面出现“新的有利情况”。高树勋准备战场起义。

10月18日高树勋部队从汤阴北上时，王定南再次前往赤岸村的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打听中共方面对高树勋“借道北上”有何反应。21日王定南见到刘邓，刘伯承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拒绝了高树勋的请求。邓小平明确告诉王定南：“毛主席、党中央已来电指示，不准国民党这三个军沿平汉路到北平去。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国民党军北进。这已是我们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请你回去对高将军讲，不要到冀察战区去了，我们希望他退出内战，就地配合我们阻止国民党这三个军北上。”刘伯承也强调说：“这正是高树勋将军走向革命的大好时机，要让他当机立断。当断不断，是会反受其乱的。”

王定南了解我方意图，当即返回安阳去找高树勋。走到磁县又被刘邓派人追回。王定南来到峰峰刘邓的新指挥部后，刘邓告诉他高树勋已经到了马头，让他直接到马头去联系。王定南来到马头前线，三纵陈锡联司令员正指挥部队与新8军激战，双方都有伤亡。王定南先与火线双方进行协商，求得暂时停火，然后去战区司令部见高树勋。

高树勋见到王定南，急切地询问情况。当王定南转达刘邓要他起义的要求时，高树勋感到突然。在屋里转来转去，下不了决心。王定南说：“像你这样寄人篱下，终非长久之计，何不尽快走向光明呢？”

高树勋说：“40军、30军都是西北军同仁，我如果单独行动，他们必遭被歼的命运。这样，西北军人士会唾骂我。”王定南劝他：“大是大非要当机立断，切不可优柔寡断。”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高树勋倾向于起义。这样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商量，高树勋希望王定南再去找刘邓，请他们派人来谈判。26日夜里，王定南再次到峰峰见到刘邓，转达高树勋的请求。刘邓对此非常重视，立即决定派李达参谋长去马头会见高树勋。

李达，陕西眉县人，1922年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1926年在孙连仲的第26路军中任连长，随部到江西。当年12月随赵博生、董振堂在宁都起义，加入红军。后转入萧克的红6军团，1934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长征中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抗战时期先后任八路军129师参谋处长、太行军区司令员。1945年8月任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考虑到他与西北军有历史关系，邓小平果断地说：“我看你马上去一趟，代表刘司令员和我去看高树勋，一方面鼓励他坚定已下的决心，一方面看他还有什么问题，好作最后的商榷。”刘伯承把话接过来说：“对！非常之时，这样做，作用更大呀！”10月27日夜里，李达与军区联络部副部长靖任秋同志换上长衫，越过火线与高树勋会见。

高树勋见到李达参谋长，相信我方是有诚意的，非常高兴。李达劝他面对现实，认清形势，从个人前途着想，举行起义是上策。他们就起义的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和看法。李达表示：高部起义后，可改编为和平建国军，由高继续担任总司令。在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下，与刘伯承司令员同辈。凡是当时能定下的问题，李达都当场给以答复。会谈进行了大半夜，李达回忆当时的气氛是“双方襟怀坦白，开诚布公。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最后，高树勋提出他的家属现在徐州，希望我方能给予帮助。李达答应立即向刘邓首长汇报，派人接出他的家属。这些问题都得到答复，高树勋心里踏实了，答应立即起义。28日晨，李达返回军区司令部汇报，靖任秋留在高树勋部负责起义的协商和联络工作。

刘邓听完李达的汇报后，十分高兴。在战役最关键的时刻，高树勋能率部起义，将使战局转为对我有利。刘伯承司令员立即给高树勋写信，促其“明（艳）夜动发”。并通报有关部队，作好接应准备。为策应起义，29日我军发起总攻，一纵、二纵集中兵力打击突出的40军106师。28日夜，一纵突入崔曲，二纵突入阎家浅。战至29日上午，崔曲守敌106师被我歼灭一个团，阎家浅守敌39师也被消灭一个营。下午，崔曲、屯庄、阎家浅之敌分头向南溃退。我军乘胜追歼，到30日，先后攻克村镇20多个，106师大部被歼，30军也受到沉重打击。

30日晨，高树勋脱离马法五、宋肯堂等人，来到马头镇新8军军部。下午，高树勋召集团以上军官会议，郑重讲话说：“前方正在打仗，把你们找来，一定会想：有什么事这么要紧！是的，我们要商量的是关系我军前途命运的问题。过去的一切，大家都清楚。现在三个军北上，只有我们一个军在前方拼命。弹药不发，换防不能，增兵不准，这罕闻稀见的事，是谁授意的？我明白。抗日时期拨出69军，缩编新8军，对我们一再的削弱。日本投降了，他们采取自动消灭的方法，我们败了自取灭亡，胜了实力双消，而他们坐收渔利。我一贯反对内战，根据现实，应与对方协商停战，共同致力于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和民主。希望大家考虑。”除少数军官反对，表示辞职，多数军官都拥护高树勋的决定。当天夜里，高树勋的指挥部电话不断，他向各师了解情况，并与我方接通电话联系。刘伯承表示明日将亲自前往迎接，并指示晋冀鲁豫部队佯攻包围新8军，将其与马法五的部队隔开，保证起义行动的成功。

10月31日上午9时，刘伯承司令员、薄一波副政委、李达参谋长在朱穆之等同志陪同下，乘坐一辆卡车来到马头镇，会见高树勋。刘伯承紧握着高树勋的手说：“高总司令，欢迎你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正义行动。”

高树勋也激动地说：“刘司令员，感谢你的帮助。”

在会见过程中，刘伯承高度评价了高树勋起义的光荣举动。他说：“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刚才来电，对高先生高举义旗，反对内战，主张和平，非常欢迎。我们今天特地到此代表他们向你和全体官兵表示欢迎和慰问。不知高先生还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助？”

高树勋说：“我考虑需要给全国发一个通电。”

刘伯承说：“发个通电非常必要，意义很大。”

高树勋起草了电报稿，由我方转报延安。11月7日，新华社播发了《民主建国军高总司令率全体将士致全国反对内战力主和平民主团结通电》。通电说：“此次树勋等奉命率部北上，原为受降。在此全国政治问题处理上，已觉欠妥，乃中途迭奉严命，责以向八年艰苦抗战之八路军进攻。星夜进军，刻不容缓，甚感惶惑。窃思破碎河山，岂堪再罹浩劫。双十协定与《剿匪手本》并行，亦悖义理。故奉命之余，痛苦万状，进则为挑起内战的先锋，贻害国本；退则违背命令，难免于罪戾。辗转思维，忧心如捣。”“树勋等内省天职，外察群情，大义所在，不得不与八路军息战言和。命意无他，旨在为国家民族之前途，退出内战，以求和平民主途径建国而已。” 根据我方安排，11月1日，高树勋起义部队1万余人离开战场，前往武安县伯延镇休整。解放区军民敲锣打鼓，夹道欢迎，气氛非常热烈。

11月30日，刘邓向中央汇报争取高树勋起义工作的同时，请求中央转告山东方面设法派人从徐州接出高树勋的家属及其随员。11月1日，刘少奇以军委名义急电陈毅、邓子恢和新四军4师师长张爱萍，要他们紧急设法将高树勋家属接到解放区来。邓子恢、张爱萍将这个任务交给淮北行署公安局便衣大队执行。侦察员李家瑞深入徐州，打听到高夫人住在郝鹏举的公馆里，设法与高夫人取得联系。高夫人得知邯郸起义的消息，也觉得留在徐州凶多吉少。11月3日，高夫人刘秀珍、王定南夫人唐宏强和副官、随从一行在李家瑞帮助下，乘车出徐州城进入解放区，然后在解放区政府、民兵帮助下，乘大车、骑马，先到临沂，在12月底辗转到达邯郸，与高树勋团聚。新8军军官在西安的家属，也被营救出来，先后到达解放区。共产党人言而有信，解决了起义军官的后顾之忧，使他们感激万分。与在国民党那里受排挤的日子相比，大家都感到起义这条路走对了。

在起义之前，高树勋考虑到与马法五等共事多年，打电话劝马法五一道起义。马法五还想硬撑下去，予以拒绝。高树勋见争取无望，只好对马法五和参谋长李旭东说：“看来，北进是过不去的，我已经决定不走了。你们赶快回到漳河以南，我已商请八路军让你们过去。现在八路军的代表就在我这里。”马法五受到极大震撼，一时说不出话来。李旭东则痛哭起来，他心里明白，高树勋起义后，马法五这两个军只有被歼灭的命运了。

高树勋的起义使马法五的40军、30军西面防线露出大缺口，也使马法五部军心动摇。眼看部队处在粮食缺乏、无险可守的沙土地带，陷入八路军的口袋形包围圈中，蒋介石仍然命令他们继续北上。30日下午，马法五召集紧急会议，决定违抗命令，将部队撤退到彰德。兵败如山倒，官兵们掉头向南，秩序大乱。刘邓早已预料到高树勋起义后马法五会向南逃跑，放开一条退路，将我军主力预先埋伏在漳河以北敌军退路的两侧。待敌军离开村庄工事后，给予两面夹击。

10月31日早晨，马法五部主力采取逐村掩护撤退方法向南突围。当敌军脱离阵地后，我一纵、三纵从东西两面多路出击，二纵和冀南军区部队在敌军后面跟踪追击，太行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在漳河北面堵住敌军退路，大量的民兵也前来助战，围捕追歼逃散之敌。当天下午，马法五部主力被我军包围在南北旗杆樟、辛庄、马营一带狭小地区，依托村落房屋负隅顽抗。当天下午，一纵向敌军发起进攻。1旅、2旅各一个团围攻马营，突入村子后与敌军巷战，因遭敌顽强抵抗，激战一夜后被迫撤出。3旅两个团分别攻击南北旗杆樟，进攻北旗杆樟的20团伤亡较大，团长王大顺在战斗中牺牲。进攻南旗杆樟的16团突入村中，也遭到敌军火力阻击。经过一夜战斗，仅夺取突破口内部分院落。二梯队19团接应时被敌军密集火力封锁在村外，11月1日拂晓奉命撤退。16团没接到命令，仍在南旗杆樟中与敌军对峙，和一纵指挥部失去联络。杨得志、苏振华以为16团被敌军吃掉，心情沉重。1日上午，一纵侦察分队辨明南旗杆樟内有敌军指挥机关，杨、苏决定放弃攻击马营，集中兵力解决南旗杆樟，打碎敌军的指挥机关。这天黄昏，一纵以7团、10团两路突入南旗杆樟，在村里坚持的16团也积极策应。敌军经过连续战斗，已经疲劳不堪，无法再坚持。马法五命令突围，背包、马匹、辎重都不要了，官兵一起向西南冲出村子。杨得志命令各部前围后堵，在旗杆樟西南的旷野中追歼敌军。敌军队形溃散，争相逃命。马法五和司令部人员、特务营随从被一纵3旅2团警卫连包围在一块棉花地里，被迫放下武器。特务营营长田玉峰与我军联络，说明马法五在这里。一纵调来了十几匹马，把马法五一行接到一纵司令部。

敌军失去指挥后，各部四散逃命。我军二、三纵和各军区部队围追堵截溃逃敌人，到11月2日，除部分敌军逃到漳河北岸，被增援的32军先头部队收容外， 40军被我全歼，30军也遭受重创。石家庄与安阳增援的敌军也闻风撤退。历时10天的平汉战役，以我军的胜利而结束。因为这次战役是在邯郸以南进行的，后来人们又将其称为邯郸战役。

平汉战役，除新8军1万人起义外，我军共毙伤敌军3000余人，俘虏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马法五、11战区参谋长宋肯堂和第40军39师师长司马恺、106师师长李振清、第30军30师师长王震、67师师长李学正六名将官及部下共17040人，缴获步枪5273支、轻机枪775挺、重机枪196挺、迫击炮87门、美式火箭筒30门、反坦克炮5门、山炮8门和其他武器弹药等装备。我军伤亡4708人。

这次战役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继上党战役后的又一次大规模歼灭战。12月1日，刘伯承写了《平汉战役的战术总结》，指出我军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在战役指导上贯彻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实行诱敌深入与集中优势兵力，只打歼灭战不打消耗战，只打有把握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的原则，于黄河以北布置沿途袭扰，破坏交通，以麻痹敌人和迟滞其前进，同时抓着它离不开铁路的弱点，事先在漳河与滏阳河的河套我们所预定的战场上，由当地党政军民组织大举破路、平沟和拆毁敌伪遗留的城墙、围寨、碉堡、工事，以肃清障碍，便于进行运动战，同时派遣干部布置情报点线和侦察地形，准备了战场有利的条件。”“在参战兵力上，则调集了太行、冀南、冀鲁豫三个军区的主力达六万余人，虽然这些部队有很大的新兵与俘虏成分，并缺乏训练，但由于他们经过反攻以来的胜利战斗，特别是上党战役声势和保卫自己胜利果实的坚决，政治情绪极高，将士用命；加上后方广大群众热烈支援前线，并有后方指挥部所组织之十万余民兵群众的直接参战与担任后勤，遂造成我军战力上的绝对优势。……加上高树勋毅然反对内战，率新八军全部起义，更促成了战役的迅速结束和获得彻底胜利。”

应该指出，平汉战役的胜利是很艰难的。一方面是我军集中了优势兵力，战役指导思想正确，战术灵活。另一方面是政治工作取得了成功，促成了高树勋的起义。如果没有高树勋的起义，战役究竟要打多少天，我军会有多大伤亡，能否全歼敌军，还是难以预料的。邓小平晚年回忆二野战史，感慨地说：“马法五的第四十军、三十军都是强的，高树勋的新八军也有战斗力呀！锡联在马头镇拼了一次，一拼就是几百人伤亡。我们打平汉战役比打上党战役还困难。打了上党战役，虽然弹药有点补充，装备有点改善，但还是一个游击队的集合体。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又打平汉战役。队伍没有到齐，敌人进攻。我跟苏振华通电话，叫他坚持五天，等后续部队到达指定地点。那次他们那个一纵队的阻击战是打得不错的，完成了阻击任务。这样，后面的部队才赶上。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三千人。”

平汉战役的胜利，反映出我党我军与国民党当局“针锋相对”，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和解放区的决心。11月4日，新华社发表了记者专访《晋冀鲁豫军区发言人纵谈平汉战役》。发言人严正指出：“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八路军、老百姓和日寇伪军苦战八年，功在民族国家，迫切要求与全国人民共同进入和平建设的新时期。但如果国民党反动派仍然要轻视我们这种地位，继续向我们进攻，晋冀鲁豫的广大军民，为了维护我们的正当权利，在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们是要起而自卫的。” 蒋介石则是挨了当头一棒，他一贯认为我军是一群“游而不击”的“土八路”，没想到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国民党当局研究对策时，军统特务头目戴笠认为上党和平汉作战都是“送礼的打法”。众将领也认为：国民党军在战略上的部署尚未完成，嫡系主力还没有到达指定战场，仓促与共军决战是不明智的。行政院长张群建议：把接收的重点放在东北。以东北为基地再来争夺华北，更为有利。蒋介石采纳了这些建议，暂时停止了对华北和山东解放区的进攻。 pJNOhuvkAkwbhe4LKd+4NkanAHq6jWAYf0IPHAzS9Oc9WqufQjjtisK6hFykLb0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