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到重庆谈判——阎锡山军抢占上党——刘邓部署上党战役——初战襄垣——刘伯承起草战术指示——上党外围攻坚——围困上党——老爷岭打援——乘胜追歼史泽波——刘伯承谈上党战役——毛泽东谈针锋相对，以斗争求和平

1945年8月28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重庆九龙坡机场，15时37分，一架巨大的美式运输机降落了。等候已久的中外记者像打仗一样，冲到飞机前，不停地按动照相机快门。当周恩来第一个走下飞机后，毛泽东出现了。

从毛泽东走下飞机的那一刻起，他就成了各界关注的中心人物。人们对毛泽东表现出的崇敬和热情，是蒋介石没料到的。毛泽东那朴素的衣着和略显拘谨的举动，给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重庆，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大公报》8月29日的社评欢呼：“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听了高兴，世界人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见，微笑和握手中隐含着较量。为了显示出“国家领袖”的风度，蒋介石盛宴款待中共代表团，对毛泽东表示：“任何问题皆可坦白提出，尽量发表意见。”然而在召集国民党要员商量对策的会议上，蒋介石定下三条基调：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他还说：对中共在政治方面的要求可予以宽容，而军事统一则严格要求，不稍迁就。 毛泽东则胸有成竹：“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他们都明白。

谈判从一开始就非常艰难。国民党方面拿不出任何具体建议，却对中共代表团所提条件百般刁难，讨价还价。蒋介石从来就没考虑和共产党在平等地位上谈判，他一面拖延时间，一面下达密令，指挥各路国民党军队加紧“接收”，与我军争夺抗战胜利的果实。

从1945年8月中旬起，驻潼关的国民党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出动九个军，一路沿陇海线东进抵达郑州，一路从风陵渡入山西占领运城。驻山西吉县的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以其主力部队沿同蒲线北上，到太原接受日军投降。另以第19军军长史泽波指挥四个师由临汾、浮山、翼城向晋东南的上党地区前进。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三个军沿平汉线向河南新乡前进。在这种态势下，我晋冀鲁豫解放区挡在中间，既是国民党军难以逾越的屏障，也是国共两军斗争的焦点。

刘邓从延安回来之前，晋冀鲁豫军民已经开始了大反攻的行动。各军区部队和民兵奉命分头出击，攻打附近的县城和日伪军据点。一面广泛征召根据地群众入伍，猛烈扩大部队。当刘邓返回涉县的司令部时，李达参谋长正指挥太行部队攻打沁县，谢富治正率领太岳部队在介休、平遥作战，宋任穷、杨勇正指挥冀鲁豫部队攻打开封。但是，大多数盘踞在铁路沿线城市的日伪军都拒绝向我军投降，而是遵照蒋介石的命令，等待国民党军来接收。8月24日宋任穷、杨勇致电刘邓说：开封伪军庞炳勋部15000人和日军两个大队现仍坚决抵抗，“目前如攻开封，消耗过大，恐不能消灭庞部，又不能积蓄有生力量，对付蒋军北上。” 陈锡联上将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刘邓返回太行时，正值太行攻沁县不下。林彪就说：‘我们现在办事要实事求是，打大城市，成批地接收日军投降是不行的。日本投降是国际问题，它只能向合法政府投降缴枪。’沁县日军大队接我受降书后，复信不向我投降。我进攻，他要自卫。当时刘邓林陈分析了太行敌情和我军力量，在先打上党敌人或集中主力于平原打大城市的关键时刻，刘邓坚决集中太行、太岳、冀南三区主力，先解决上党敌人，并准备打敌援兵。”

上党是指晋东南以长治为中心的地区，隋唐时称上党郡。它是处于太行、太岳山脉中间的一块盆地，包括长治、长子、屯留、襄垣、潞城、壶关六个县。上党地区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是晋东南的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东北经黎城、涉县可进入华北平原，南下可至豫北平原，北有白晋铁路直通太原。历史上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此时上党地处我太行、太岳两解放区之间，又靠近黎城、涉县的晋冀鲁豫解放区中心地带。如果让国民党军占领上党，不仅解放区会被隔断，而且当国民党军沿平汉线北上时，我军将腹背受敌，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当8月25日刘邓返回涉县赤岸村的军区司令部时，阎锡山的部队正咄咄逼人地强占上党。史泽波指挥第19军17000多人在投降的日军引导下，不仅占领了长治、长子、壶关、屯留，而且把我军已经解放的襄垣和潞城也抢占了。史泽波以三个师11000余人守备长治，又分兵把守其他五城。在日军防御工事的基础上增修城垣、碉堡，与我军为敌。阎锡山企图把上党作为插入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一个楔子，将我军压迫到山区予以消灭。

阎锡山这个老奸巨猾的军阀，在抗战中一向以保存实力为主，这次为什么动作如此迅速，敢于大胆冒进？刘伯承在1946年6月25日写的《战术问题》中分析道：“上党战役阎锡山错误地估计我们，他以为两万大军进入上党，共军游击战无法应付，即便集中兵力，也要从河北、山东抽调部队，时间上来不及，其结果是打了个防而不备。”史泽波出身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参加过1937年的忻口会战。在阎锡山的部队中算是能打仗的。他很快抢占上党六城，令阎锡山十分满意。

8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召集会议，听取情况汇报，研究作战部署。出席会议的有薄一波、滕代远、李达、陈赓、陈锡联、陈再道等。邓小平政委说，根本问题是抗战胜利果实落到谁手里的问题。蒋介石、阎锡山伸手来抢，决不能让他们抢走。刘伯承司令员说，国民党军队沿铁路四路开进，伸开爪子向我们扑过来了。我们要守住大门，保卫华北解放区。我们的任务是粉碎国民党军队在平汉、同蒲两个方向上的进攻。如果敌人入侵上党，我们背上有把刀子，脊背就发凉嘛。如不迅速歼灭上党之敌，等国民党军主力到来时，我们将腹背受敌。他指着陈赓、陈锡联、陈再道说：你们“三陈”都在这里，就是本次战役的基本力量。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快快集中分散的部队，看谁集中得快，集中起来形成了拳头就是胜利。邓小平接着说：你们马上回到部队进行战斗动员。

8月26日，彭德怀代军委给刘邓的指示是：“太行应即集中主力（太岳集结一部协助）组织夺取白晋铁路，收复上党全区，采取一切有效手段彻底消灭伪顽，逼敌投降。”“太岳区应集结主力，宽正面向同蒲路进攻，重点置于该路南段。”“冀鲁豫平原主力应继续向开封、新乡、汤阴地区进攻，消灭孙殿英、庞炳勋部，逼敌投降。”

刘邓研究情况后，认为这样分散兵力四面出击，恐怕难以奏效。决定集中兵力首先进行上党战役。8月29日复电军委：“26日电悉，我们现部署与电示略有出入。”“阎军万六千人深入上党，非集结重兵予以消灭不可。已令太行主力、富治部及冀南之八千人共约二万八千人进行上党战役，坚决消灭该敌。”“宋杨苏来电，攻占开封不易。已令其留一部继续在延津、封丘地区活动，威胁开封。主力转向平汉线，置重点于新乡以北，求得占领一二县城，控制平汉线一段。”“道清路已获得基本控制，已令七、八分区消灭焦作伪军并破坏铁路。”“估计三个战线完成现行任务需要一个月时间，届时拟将太行、冀南主力转向平汉线，结合冀鲁豫主力及太行七、八分区部队控制平汉线更长一段，扫清伪军，相机夺取新乡或迎击蒋军北上部队。”8月31日，军委复电刘邓：“阎部一万六千兵占我长治周围六城，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消灭之。惟诸城堡坚垒密，须有充分准备，切不可草率，进攻时宜选择一两个城，各个击破，不宜六城同时攻击。如攻而不克，可围城打援。”上党战役的决心，就这样定下来了。刘邓决定与张际春、李达同赴前线指挥上党战役，滕代远、薄一波即赴冀鲁豫平原地区指挥当地部队行动，并准备平汉线作战。林彪、陈毅也随滕、薄行动，转赴山东根据地。

8月30日拂晓，由沁县南下的太行军区部队向襄垣城发起攻击。守城的是阎军暂编38师1团。敌团长因兵力太少，放弃城关据点，收缩到城里。我军以火力掩护登城，事先没有侦察好敌军火力部署，仓促投入战斗，梯子也很少，只是依靠人多的优势密集地往前冲。在敌军火力封锁下，造成较大伤亡，整整攻了一天，到当晚21时仍未登上城墙。指挥员见硬攻不行，遂改变战术，组织工兵用炸药包爆破城门。随着一声巨响，我军战士从缺口中冲入城内，与敌军展开巷战。敌军伤亡惨重，步步后退。敌团长见难以坚持，率残部突围，向屯留逃窜。丢下伪县长和一群警察在县府顽抗，和阎军残兵一起被全歼。史泽波的部队在40公里之外，胆怯不敢来援，我军于9月1日中午攻克襄垣。

战斗结束后，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来到襄垣，在县衙的寅畏堂召开军事会议，听取襄垣战斗的汇报，研究上党战役部署。鉴于上党战役是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第一个大战役，也是我军由分散的游击战转入集中的运动战的第一次作战，意义重大。但是刘邓部队的状况是极差的，据战史记载：“参战部队虽然多数是老部队，但在抗日战争后期分散到各军分区作为基干团，到对日大反攻之后，才逐步集中作战。上党战役开始时，这些部队的编制仍不充实，多数团在千人以下，装备很差，全军区只有山炮6门，仅半数的团有迫击炮2至4门，重机枪3至4挺。新参军的战士多使用刀矛，弹药奇缺，不少步枪仅有子弹数发。” 阎锡山的部队虽非国民党军嫡系，但装备比我军要强得多，而且善于防御。在这种对比下，我军要从劣势转为优势，有许多问题急需解决。刘邓算了一下，战前要办三件事：（1）迅速将原各军区部队和地方部队合并组建为能打正规战的主力纵队，集中兵力，形成拳头；（2）要进行上党战役，除太行、太岳部队外，还要将冀南部队调来，并动员大量民兵和民工参战，形成人数上的绝对优势；（3）要对部队进行正规战术教育，进行短期训练和战前准备，才能投入战斗。会后，邓小平立即返回涉县，调冀南部队前来参战。刘伯承则紧张地起草指示，做好部队整编和战前教育工作。

9月5日，刘伯承起草了《晋冀鲁豫军区关于上党战役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鉴于襄垣战斗中我军在城市攻坚战斗中暴露的问题和弱点，刘伯承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指示。他指出：“伪阎作战的特点是长于防御，构筑‘品’字形的据点碉堡，控制强大的预备队，实行反突击。此外它配置有外围据点，形成犄角之势。因此我们必须进行连续的城市战斗（村落战）才能消灭之。此种战斗是一种精细而不痛快的技巧战斗，决不能粗枝大叶用密集队伍一冲了事。”

谈到攻击准备，他要求干部必须侦察好地形，选择敌人的薄弱地带确定攻击地点，并准备好梯子、炸药等攻城器材。“襄垣战斗因侦察敌人部署、地形、工事不够充分，而战斗器材如梯子准备太少太短而且太笨，尤其隐蔽太差，失去突然性，用兵拥挤，不善于迂回敌人侧背，故招致过分的伤亡。”

接着，刘伯承一步步讲述城市攻坚作战的步骤和战术。如隐蔽接近城垣、爆破开辟突破口、突击部队的战斗分工与协同、抢占制高点压制敌军火力、纵深发展和巷战、围三阙一使敌逃跑并于野外伏击等。

关于运动战的战术，刘伯承根据阎军“三个老虎爪子”的战法（正面钳制，左包右抄），制订了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战术指导思想。即先以小部队接敌，侦察敌情后“节节佯退，鸣枪报警，诱敌深入。主力则秘密隐蔽，集结于敌来路的两侧地区，以横宽地形设伏，并作必要的纵深梯阶配备，构成严密的火网。诱导敌人（三个老虎爪子）投入我伏击地区，而后消灭之；或以必要部队钳制其他两个老虎爪子，而以主力抓住其外侧一个爪子消灭之” 。

刘伯承像一个耐心细致的军事教员，给干部战士讲解战术。在他心目中，军事是一门科学，指挥员要具备开阔的视野、坚定的决心和灵活的战术，并考虑方方面面的问题。这样才能从容运筹，取得胜利。特别是针对我军装备差、文化低的特点，更要反对莽撞、拼命的猛冲猛打，不计伤亡和效果的游击作风。指示下达各部队后，干部战士认真学习，抓紧时间进行演练，果然在后来的作战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解放战争刚开始，刘伯承的军事才能就显露出来了。

根据上党战役的需要，晋冀鲁豫军区首长决定将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军区主力部队编为三个野战纵队。太行军区9个团组成太行纵队，司令员李达、副司令员陈锡联；太岳军区6个团组成太岳纵队，司令员陈赓、政委谢富治；冀南军区5个团组成冀南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副司令员杜义德。此外，太行军区的韦杰支队、石志本支队和五个县独立营配合作战，总兵力约31000余人。各部队接到作战命令后，昼夜行军，向上党地区集结。

9月3日，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写信给邓小平：“上党战役拟于9月8日拂晓前正式开始。战役方针：首先逐次消灭外围屯留、长子、潞城、壶关等较弱的据点，培养战力，同时准备打援，以孤立压缩敌人之核心长治，以便最后聚歼之。”

邓小平在涉县司令部接到骑兵送来的信后，考虑冀南纵队正在赶往黎城途中，行军疲劳，当天复电刘张李，建议战役推迟两天开始，并“建议太行攻屯留，太岳攻长子，冀南部队攻潞城。”“三城攻克后，即会攻长治。”

9月7日，晋冀鲁豫军区发布第1号作战令，定于10日发起上党战役。命令太行纵队主力攻击屯留，太岳、冀南主力于长治至屯留的公路两侧设伏，准备打援。10日凌晨2时，太行纵队在陈锡联指挥下对屯留县城发起攻击，曾绍山支队担任主攻。守城的阎军暂编第38师拼命抵抗，我军几次登上城墙，敌军亦数次发起反冲击。激战至午后，战斗呈相持状态。

屯留之敌向长治史泽波呼救，史泽波派出6000余人向屯留增援。刚出长治不远，就在呈史村遭到冀南纵队第25团阻击。本来按照刘邓的安排，应该等长治援军钻进我军的“口袋”再打，但25团作战心切，过早接触，敌军本来就胆小，没打几枪就掉头缩回长治，我军打援没打成。太行纵队重新组织力量，于10日夜里再次向屯留城发起进攻。11日上午，我军以炮火轰击城墙，炸开几个缺口。突击部队从东、北两个方向冲入城内，与敌军展开巷战，敌军伤亡惨重。暂编38师师长率少数残敌依托三个院落顽抗，到中午眼看大势已去，突围逃跑。我军占领屯留。

13日，太岳纵队在陈赓、谢富治指挥下攻击长子，刘忠的386旅担任主攻。陈赓嘱咐说：“攻坚、登城，我们没有多少经验，组织战斗要老老实实，千万不可疏忽、蛮干。”长子城虽不大，日军留下的工事却比较坚固。386旅先扫清外围，夺取西关和北高庙两个据点。经过一天战斗，攻占了西关和北高庙。敌军收缩到城内。这时，陈赓没有急于下令攻城，而是让部队做好充分准备。针对我军炮弹少、火力不强的弱点，我军在北门作试探性进攻，吸引敌军注意力。在西关利用民房院落接近城墙，然后开始挖坑道，将炸药送到城墙下面。战前准备进行了5天，待坑道、炸药、炮兵、突击队都准备就绪，陈赓才下令攻城。

18日19时，一声巨响，长子西门城墙被炸开一个大缺口。这时，我军山炮和迫击炮对缺口实施抵近射击，压制敌军火力。我军突击队奋勇冲上，由于配合紧密，10分钟就登上城墙。攻击北门的部队经过一番激战，也炸开城门冲进城内，与敌军展开巷战。敌军虽然进行了顽抗，终究难当我军的猛攻。在巷战中敌军被逐渐压缩，到19日夜，战斗结束。阎军守敌第2纵队司令白映瞻以下2000人被全歼，其中1500人当了俘虏。

与此同时，冀南纵队在陈再道指挥下于17日攻克潞城，太行纵队于19日攻克壶关。至此，长治成为一座孤城，被我军团团包围。在攻击长治外围五城时，刘伯承密切关注战斗情况，及时总结经验。18日，他又起草了《长治作战中几个战术问题之指示》，下达各部队。

关于敌情和我军的基本战术，《指示》说：“长治城东西宽5里，南北长7里，围城一周约25里，城郭相当大，守备伪军约9000人，其主力不足6000人，因此伪军兵力分布基本是分散的。如我军同时向各方进攻，则其各个地区之第二梯队不识何属主攻，何属助攻，举棋不定，且系徒步奔驰，无法策应。”

鉴于敌军重点防守城墙，纵深配备不强，《指示》强调“登城战斗将成为长治作战决定胜负的关键。”在登城时，“应利用手榴弹、炮火等的掩护，及其烟幕的遮蔽，以梯子同时多路从各方面一举登城。不依靠其他手段，毫不犹豫顾虑，只有决心牺牲，勇猛实施，才可以减少牺牲。”城内纵深战斗“应多方割裂敌之防御集团，使之成为数段数块，以便于各个消灭之。例如使其司令部与战斗部队割裂，尤其抓住司令部等指挥机关给以彻底消灭最为要紧。”对于登城和纵深战斗的方方面面，如爆破、打地堡、巷战、各部队协同作战等问题，也一一作了详细具体的指示。 为了使攻城部队了解情况，有针对地进行准备，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综合内线侦察和审讯俘虏得到的情报，隔两天就编发一期战情通报，将长治城内的敌军部署、工事配备的详细情况和变化通报各部队，还画出草图。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莽撞仗，各级干部都从刘伯承司令员的工作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9月20日，刘邓下达第5号作战命令：“我决以勇猛迅决之作战夺取长治城，最后歼灭侵入上党区之伪军。由城东、南、西三面同时攻击城内之伪军，同时放开北关至城东北角，引诱敌军外窜，而于野战中坚决歼灭之。”根据划定的界线，冀南纵队从东南、太行纵队从西南、太岳纵队从西北，于20日三面围攻长治城。

史泽波困守孤城，一面向阎锡山求救，一面严令部下拼命顽抗。长治是日军在晋南的重要据点，城高10米，并有壕沟和外围工事。阎军守城还是有一套的，刘伯承后来总结说：他们于“各城角设石碉，城角外设低碉，低碉外建三个以上之暗碉（以地道与低碉或城内交通），配以地雷。……强调发扬其优势火力，求得杀伤进攻者于碉外、城外或城内”。“反动的军官，尤其是“建委”对士兵的控制极严，发现有倡议投降者或动摇分子则枪杀之。并有督战队的组织，曾用机枪射杀其不愿冲锋的部队达数十人”。 这些都给我军的攻击造成困难。老天也不帮忙，攻城时偏赶上连日大雨，城外一片泥泞，爬城不便。对于缺乏火炮的我军，攻打长治比外围五城都困难。9月23日到24日，冀南纵队攻东关，太行纵队攻南关、西关，太岳纵队攻北门，打了整整两天，都进展不大。刘伯承后来与陈再道等谈我军战术的缺点说：一是不善于迂回，只是正面抵；二是阵地战开始时不善各个击破，以后则好，但还不善于找敌弱点。

对长治的攻击一时处于僵持状态。史泽波眼看弹尽粮绝，一再向阎锡山求援。阎锡山派第2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所属第83、23军及炮兵一部，加上收编的伪军共20000人，从祁县沿白晋线南下，于9月27日到达沁县。其先头部队4个团于28日中午到达沁县东南的新店。本来彭毓斌打算与史泽波里应外合，消灭我军，但刚出动就赶上连日暴雨，山洪暴发，铁路桥梁被冲毁多处，火车无法通行。彭毓斌部只能徒步行军，又因道路泥泞，行动缓慢，每天仅行进十几公里。加上给养不继，又受到我地方部队的袭扰，彭部未投入战斗就已经疲惫不堪。26日，刘邓得到阎军前来增援长治的情报，召集三陈商议。决定留一部继续围攻长治，其余主力转向屯留以北地区打援。28日，刘邓下达第7号作战命令，坚决在野战中消灭来援之敌，并同时消灭可能自长治出城接应或突围的史泽波部。

根据命令，陈再道率冀南纵队和石志本支队继续佯攻长治；李达、陈锡联率太行纵队主力为右翼，陈赓、谢富治率太岳纵队为左翼，连夜北上至常隆、上村一带埋伏。10月2日，敌军先头部队与我主力在屯留西北的王家渠、白龙坡等地遭遇，展开激烈战斗。我军从正面故意后退，引诱敌军继续前进，主力从两侧迂回，将敌军围困于老爷岭、磨盘垴和关上村地区。彭毓斌发觉被包围后，命令部队利用山地构筑工事，进行防御。他仗恃枪炮多、火力强，企图与我军决战。

老爷岭由四个山梁组成，主峰上有座老爷庙，居高临下控制白晋公路。磨盘垴与老爷岭隔公路相望，该山地形由下至上层层叠叠，像个磨盘。山顶上有块一亩见方的平地，磨盘垴因此得名。老爷岭、磨盘垴是长治以北的险要地带，阎军在每层山坡上都挖了工事和交通沟，组成一道道防线。相比之下，我军缺乏火炮，机枪也少，主要靠手榴弹打仗。为避开敌人火力优势，只能是夜间发起攻击，分割包抄，一个个地争夺据点。白天则进行防御，打退敌军的反冲击。敌军被困在山上，既缺粮又缺水，在我军连续攻击下疲劳不堪，但是彭毓斌命令坚守不退，战斗打成僵持。

这时，刘邓才发觉敌军不是情报上说的7000人，而是20000多人。我军的力量与其相当，急需再投入兵力，形成优势，才能全歼这股敌人。刘邓分析之后，果断下定决心：暂时放弃攻长治城，急调冀南纵队主力北上参加歼灭彭毓斌部的作战，并要他们白天行军。这样一来可以稳住史泽波，让他以为我军撤围了，不至于弃城逃跑；二来可以加快行军速度，尽快歼灭彭毓斌。10月4日一天急行军，陈再道部队到达磨盘垴山下的指定位置。与司令部接通电话后，刘伯承告诉陈再道：“长治这块骨头先不啃它，咱们先吃掉眼前这块肥肉。陈赓在老爷岭、陈锡联在磨盘垴已经按住了敌人的两条大腿，你赶快率部队从中间大道往北插，掏敌人的卵子！”

10月5日我军开始总攻。太岳纵队攻克老爷岭主峰，敌军开始全线溃退。陈赓发觉敌军有向北运动的迹象，判断敌军可能放弃为长治解围，掉头逃回沁县。他当机立断，命令20团团长楚大明沿公路左侧北进，沿途不许恋战，不要抓俘虏，发洋财（即缴获物资），一定要切断敌军退路。为了保证任务的完成，陈赓还命令李成芳调动攻击磨盘垴的两个团预备队随后行动，阻击敌军。

就这样，敌军走公路，我军钻山沟，开始一场追逐的竞赛。太岳部队三小时走了40多里，当夜到达漳河西岸的土落村，匆忙构筑了工事。6日黎明，敌军就冲上来了。太岳纵队的战士们用手榴弹和刺刀打退敌军一次次进攻，坚守阵地，为大部队赶到赢得了时间。敌军本想渡过漳河逃往沁县，不料连日降雨，漳河涨水，徒涉不成，两万多人拥挤在河边和公路上，成了瓮中之鳖。太行、太岳、冀南纵队各路部队围住敌军，分割穿插，随军的民工和民兵也积极投入战斗。彭毓斌负伤，死于乱军之中。两个军长孙福麟、许鸿林率2000余人侥幸脱身逃到沁县。失去指挥的敌军在混乱中纷纷缴械投降，到6日中午，这支南下增援的敌军基本被我军歼灭。

得知彭毓斌部被歼灭的消息，困守长治城的史泽波再也挺不住了。10月8日弃城向西突围，企图穿越我太岳解放区，经东峪、马壁过沁河，逃回浮山。刘邓研究情况后，命令陈赓指挥太岳纵队单独完成追击史泽波的任务。陈、谢接受任务后，命令一个团直插马壁，迂回敌军先头；以两个团平行跟踪追击。太岳纵队干部战士已经连续作战一个月，相当疲劳。听说追击长治逃敌，都士气高昂。敌军走公路，我军爬山坡、抄近路、日夜兼程，于12日在沁水县境内的将军岭、桃川地区围住敌军。这时，史泽波部已经失去作战的勇气，一触即溃。我军发起攻击，很快将敌军压缩歼灭。除3000余残敌漏网西逃，史泽波以下6000余人被俘。太岳纵队乘胜追击，14日进抵浮山东南的隆化，又歼灭千余敌人。至此，历时40余天的上党战役胜利结束。史泽波被俘后，受到我军的优待。1946年停战期间，他获释回到太原。赋闲一段时期后，又参加了阎锡山的部队。1948年我军解放太原，史泽波第二次当了俘虏。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被释放，后来在家乡参加政协工作，直至1986年去世。这是后话。

据中央军委10月15日向各解放区通报的战果：

（一）经四十天之苦战，将阎锡山进攻上党各军全部歼灭。计有六十一军之六十九师、十九军之三十七师、六十八师及两个纵队（等于团），二十三军、八十三军共六个师（缺两个团）另省防军四个团，以上共计三万八千人，除约两千人溃入沁县城外，余全部消灭。俘师长、副师长以上十余名，其他官兵一万七千人。

（二）共缴获武器：完整山炮二十门、迫击炮三十余门，重机枪三十余挺，轻机枪一千三百挺，步枪八千支。另有五个师尚在清查中。

（三）此次战役，党政军民一致协同，县书、专员、县长均亲赴前线，组织后方工作，民兵自卫队参战者在五万以上。伤员救护、军需运输，均很迅速，这是很好的经验。

当晋冀鲁豫部队消灭阎军彭毓斌部后，延安给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发了电报：“我太行、太岳部队在长治以北羋亭以南之五川关上村，于10月2日至10月6日五日战斗中基本上全部歼灭阎顽之23军、83军六个师及第3军一个师，共七个师之增援部队，缴获山炮20余门，俘虏甚多，正清查中。”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的胡乔木回忆：“在重庆，毛主席听到上党大捷的消息后，高兴地说：‘打得好！打得越大越胜利，我回去的希望就越大。’当上党战役胜负已成定局的时候，重庆谈判也恰好进入尾声。”

上党战役是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的第一次交锋。晋冀鲁豫军民在刘邓指挥下，以高昂的士气和英勇的战斗给进犯的国民党军以迎头痛击。加强了我党在重庆谈判的地位，鼓舞了解放区军民战胜国民党军的信心。这一战的胜利，将阎锡山的主力部队消灭将近一半，使阎锡山再也不敢轻易进犯解放区。我军则大大补充了装备、弹药和兵员，提高了正规作战的水平，加速了我军由抗战时期的游击战向解放战争时期的正规战的转变。

应该指出，上党战役的胜利来之不易。当时国民党军以“正统”自居，从陇海、同蒲、平汉铁路向北推进，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我军的部队没有集中起来，武器装备极差。在这种力量悬殊对比下，敢不敢与国民党军针锋相对地斗争，在哪个方向上与国民党军斗争，是既要有勇气又要有谋略。刘伯承元帅回忆说：“那时真是提心吊胆。上党战役时，平汉线、同蒲线（敌人）都来了，我们打哪一个呢？上党不打打平汉线，背上有把刀子，子弹也没有，不好办。打上党，把冀南部队调去了，（平汉线）大门洞开，真是拼命，要命！那时国民党正向北，我们这里是足球门。打，不行也要打！打上党，下雨，城墙滑，爬不上去；不打了，停止了，延期了；后来了解到阎派援兵到老爷岭来了，决定集中兵力去和援兵作战，打赢了，好了！有人问：如果当时指挥员决定爬墙攻城就倒霉了！我们说：打还是要打的，不过伤亡大些。如果预先决定，一点不差错是不可能的。”

陈锡联上将也深有同感地说：“从事后看来，刘邓的决心完全正确。没有收复上党，没有歼灭阎军三个军，就是夺取了平汉路的中小城市，也是不行的。不打上党战役，不仅解放区腹地不保，连老窝也没有了。刘司令员对邓政委说：上党敌人不消灭，他的背心都是凉的。没有上党战役的胜利，就没有邯郸战役的胜利。上党战役后部队装备加强了，部队的士气和群众的情绪更高了。上党战役时，部队装备差，有的没有枪，背着手榴弹冲锋。有的还是老百姓（便衣，包着白头巾上战场）。这说明打仗是人在起作用，不是靠装备。”

上党战役的胜利，对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尽管我党是抱着和平的愿望到重庆去的，但毛泽东心里非常明白：没有针锋相对的斗争，不给国民党当局一个教训，蒋介石是不会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的。上党战役的进行，终于使国民党当局从毫不让步的立场上软下来，促进了《双十协定》的签订。10月8日，毛泽东在张治中为中共代表团举行的欢送宴会上说：“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这不仅表明了中共的立场，而且含蓄地警告了国民党，不要轻易挑起内战。回到延安后，毛泽东在10月17日《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高度评价上党战役说：“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Q8iYwqmMxIKA6FaNm4vypC+dsej55zKCtwt02pWitZBmakV3y/AbKTJYbv/bTHf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