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日宣战——抗日根据地军民全线出击——毛泽东提出与蒋介石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组建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领导机构——蒋介石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我军将领乘美军飞机返回太行——毛泽东指示作好两手准备

1945年8月25日上午，延安东关机场，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在轰鸣声中腾空而起，向东方飞去。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航行，窄小的机舱里拥挤地坐满了二十多人。他们是来延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抗日根据地的代表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等。此刻，他们都怀着急迫的心情，恨不得马上回到各自的领导岗位。

时局变化得太快了。8月9日，无线电广播中突然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苏联对日本宣战了！数十万苏联红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日子到来了！根据苏美英三国雅尔塔协议，苏方对这一重大军事行动采取了严格保密，没有通知中共中央。就在两个月之前党的七大闭幕时，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是：虽然德国法西斯已经灭亡，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尚需时日。因此七大闭幕后，毛泽东没有让各根据地的负责人立即返回，而是让他们再等一段时间，以便中央研究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和人事调整。

平静的延安顿时忙碌起来，党中央领导人日夜紧张工作。毛泽东把办公地点从他的窑洞移到枣园小礼堂，一面同各根据地领导人谈话，一面挥笔疾书，起草给各地的电报，下达命令，部署反攻和向日伪占领区进军的行动。他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工作人员就把馅饼、面包、西瓜放在办公桌上，让他饿了随时拿一块吃。小礼堂四周摆上一圈长条靠背木椅，干部们坐在那里等候毛主席的召见，受领任务。

8月11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说：“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 8月10日和11日两天，周恩来同志起草了延安总部的第一到第六号命令，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命令解放区各部队前往敌占区接管受降。

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延安的各抗日根据地负责人也纷纷发出电报，指挥各地军民向敌占区出击，消灭拒不投降的日伪军，猛烈扩大根据地。8月10日，晋冀鲁豫根据地负责人，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和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滕代远联名电告所属各区党委、军区：“太行、太岳主力之任务，环绕夺取太原的总任务，主力集于沁源以北地区，协同王长江部主动消灭平遥、介休、孝义地区之阎锡山部，保障晋西北部夺取太原。”“冀鲁豫主力之任务，相机夺取开封、新乡、归德三城及沿线的城市，解除该区的日伪军武装，并准备打击北上之蒋军。”“冀南主力之任务，为相机夺取安阳至元氏之沿平汉线城市，并以一部北上配合晋察冀相机夺取石家庄。”

如何扩大根据地，中央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向原有的抗日根据地周边猛烈扩展，在短时期内尽可能多占一些县城和中小城市。二是占领和切断通向华北、东北的铁路线，阻挡国民党军北上，为我们发展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和时间。8月12日，毛泽东命令各中央局和分区，力争占领11段交通线和沿线城市。其中涉及太行、冀鲁豫等地区的有道清路（指河南滑县道口镇至博爱清化镇的铁路）、白晋路（山西祁县的白圭至晋城的一条未完成的铁路）、郑州以北之平汉路（北平至汉口铁路郑州至邯郸一段）等。控制了这些铁路，就可以阻止国民党军占领山西和华北平原。进而控制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和东北地区。

延安的行动，急坏了在重庆的蒋介石。8月11日，他也连发三道命令。一是要国民党各战区部队“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二是命令沦陷区伪军“维持治安，保护人民。非经蒋委员长许可，不得擅自迁移驻地。”三是特地命令第18集团军（八路军）“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均勿再擅自行动。”

毛泽东收到蒋介石的电报，怒不可遏。华北、华中、山东、晋冀鲁豫、中原、华南大片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打出来的。如今胜利到来，不让我军去受降，是何道理？他奋笔疾书，在8月13日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给蒋介石回电指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而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当天，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演《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战斗口号。

为了迎接今天的局面，毛泽东已经准备了很久。在抗日战争后期，他就把各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召集到延安，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整风学习。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用这样长的时间组织高级干部学习，是前所未有的。通过学习党的历史文献，总结回顾历史教训，在党的高层中统一了思想，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通过学习，高级干部中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消除了山头，放下了包袱。中央也考察了干部，为后来的任用选拔做好了准备。抗战胜利后，这些积蓄已久的能量迅速释放出来，一批优秀将领脱颖而出，在战场上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才能。

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发展，原有的地方军政机构已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央考虑重新组合各根据地，建立新的中央局和军区。“七大”结束后，中央就在酝酿这方面的工作，进行人事安排。

晋冀鲁豫根据地是当时全国7个较大的抗日根据地之一。包括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4个分区。所辖地域西起同蒲铁路，与晋绥根据地相邻；东至津浦铁路，与山东根据地相接；北至正太路、石德路，与晋察冀根据地相依；南至黄河。到抗战胜利时，这4个分区基本上已连成一片，控制了80多个县城，拥有2400万人口，军队近30万人，民兵40万人左右。这个战略区处于与其他根据地四面呼应的中间地带，又是华北的大门，正堵住国民党军队的北进之路。用刘伯承的话说，这个地方是“四战之地”。

正是看到晋冀鲁豫地区的重要性，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原来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以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滕代远、王宏坤、张际春、王从吾、李达、杨立三、王新亭、李大章、杨秀峰、陈赓、李雪峰、宋任穷、陈再道、杨勇、李菁玉、张霖之、杨得志、苏振华为中央局委员。以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滕代远、王宏坤、张际春、王从吾、杨秀峰八同志为中央局常务委员，并指定邓小平为书记，薄一波为副书记。

在中央局领导下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副司令员第一滕代远、第二王宏坤，副政委第一薄一波、第二张际春，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副主任王新亭。

晋冀鲁豫解放区党政军领导机构的建立，作为主要领导人的刘伯承、邓小平感到了中央对他们的倚重，也感受到身负的重任。

刘伯承，四川开县人，1892年生。早年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投身国民革命，以骁勇善战成为川军名将。1916年参加护国战争时在丰都县受伤，右眼致残。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与朱德等发动泸州、顺庆起义，策应北伐战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与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的第一枪。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派他到苏联学习军事。他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系统学习了苏军作战理论，并注重联系中国的实际。1930年回国后在上海中央协助周恩来培训红军干部，讲授暴动方略、游击战、运动战等课程。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后，任红军总参谋长，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取得重大胜利。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因反对洋顾问李德教条主义的军事指挥，被撤去总参谋长职务。在这期间，他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长征开始后，刘伯承又恢复了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协助中革军委取得突破乌江、智取遵义的胜利。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他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拥护毛泽东担任党和红军的领导。长征途中，他和朱德到红四方面军工作，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到太行山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此时，他与邓小平开始合作，指挥部队连续出击，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当敌军对129师和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时，他指挥部队机动灵活地与敌军周旋，一次次粉碎了敌人的企图，在保存自己的条件下，在太行山区、冀南平原上逐渐开辟了一块块抗日根据地。他注重总结经验，讲究战术，成为我军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优秀指挥员。1943年，他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一住就是两年。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

邓小平，四川广安人，1904年生。16岁时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相识，走上革命道路。1924年入党，1926年到苏联学习。1927年初回国，曾在冯玉祥部队中做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工作。蒋介石背叛革命，进行“清党”，邓小平也被迫离开冯军，到汉口任中央机关秘书，参加了“八七”会议。随后他到上海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他作为中央代表去广西，先后组织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了红7军和红8军以及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在当时中央“左”倾错误路线指挥下，红军离开根据地去攻打大城市，结果损失惨重，邓小平等决定离开广西，与中央苏区红军会合。他与李明瑞、张云逸等率部转往江西。途中转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1931年8月他被派往中央苏区，先后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等职务。因为他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的军事冒险，得罪了执行“左”倾路线的中央领导人，1933年，他与毛泽覃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遭到监禁。这是邓小平参加革命第一次蒙受错误打击，险些遇害。当时毛泽东也遭到排斥和打击，邓小平的遭遇引起毛泽东的关注。通过了解和考察，他逐渐熟悉了邓小平，认为这个小个子年轻人将来是可以重用的。1943年11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党的历史问题时说：反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是指鸡骂狗；邓、毛、谢、古中三个人已死，希望邓要为党争气。 邓小平确实不负毛的期望，1938年1月，他接替生病的张浩担任八路军129师政委，与刘伯承师长合作，在开辟晋冀鲁豫根据地、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作战中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他坚决贯彻中央指示，结合根据地工作实际创造性地总结经验，制订方针政策，显示出他的聪明才智。在彭德怀、刘伯承等赴延安学习期间，他一直奉命坐镇太行，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并代理中共北方局书记，显示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和器重。在“七大”上，他被选举为中央委员。在抗战胜利的转折时期，他又受命担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

在中央号令下，各根据地的部队和民兵大举出击，攻占日伪军盘踞的碉堡，占领一座座县城。从8月12日到25日，山东、晋察冀、华中、晋冀鲁豫军民四面开花，根据地猛烈扩大，并占领了一批中等城市。晋冀鲁豫方面，太岳军区主力在山西平遥、介休地区作战，冀鲁豫军区主力在河南开封、新乡地区作战，太行军区主力在山西、河北交界的武乡、涉县地区作战，冀南军区主力在赞皇地区作战。在根据地后方，政府积极动员民兵参军，迅速扩大主力部队，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迎接更大的战斗。

蒋介石对共产党方面的积极行动感到焦急不安。抗日战争的胜利，使蒋介石达到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顶点。他不仅得到了美国、英国的支持，苏联也与他的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他的正统地位。天时、人和，都让蒋介石占据，惟有地利这方面不占优势，国民党的精锐部队都远在中、缅边境和云南、四川大后方。要想用西南地区现有的破烂交通工具将如此众多的政府官员、军队运送到东部沿海和平原的各个城市，没有半年十个月是办不到的。而共产党的军队就挨着敌占区，迈开双腿就到。蒋介石必须要想一个冠冕堂皇的办法，阻止共产党的进军。于是，蒋介石在8月14日、20日和23日连发三封电报，打着“和平建国”的旗号“恳词”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并表示已经准备好飞机来接毛泽东。

蒋介石的这一着确实厉害，当时全国上下渴望和平，重庆方面的舆论都表示拥护。斯大林也来电报要中共中央去谈判。如何应付这个复杂局面，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分析国内外形势，商讨对策和下一步行动方针。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根据地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清醒地分析了蒋介石的有利条件，同时也列举了解放区目前的有利条件。他说：“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能取得的，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人民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他的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加上解放区的存在，我们不易被消灭。”毛泽东估计今年的局面蒋介石还不会发动大规模内战，但很可能是“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他才能逼他让步”“不可能设想在蒋的高压下，没有斗争可以取得地位。”所以，毛泽东说：“这次谈判应该去，不能拖，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只要我们站稳脚跟，保持清醒的头脑，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

会议展开了激烈争论。主要是围绕毛泽东究竟去不去重庆的中心议题而展开。周恩来表示不愿意毛泽东去冒险。朱德则主张应该去。最后多数的意见是：周恩来先去重庆，毛泽东随后再去。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发言说：“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我们很需要这样一个时期来教育全国人民，来锻炼我们自己。我是否去重庆？还是出去。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先派恩来同志出去。我出去，决定由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同志出去以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他的建议得到了一致的同意。

方针既定，中共中央对各战区的人事作了安排调整。在建立鄂豫皖中央局（后改名为中原局）、晋冀鲁豫中央局并确定领导班子后，又决定陈毅到华中局任副书记，林彪到山东军区任司令员，萧劲光任副司令员。形势的飞速发展令各战区的领导人和主要将领在延安坐卧不安，急切盼望立即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前方也一再催促首长们尽快回来。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致电刘邓：“组织大军与指挥强大野战军，急需主要干部，请带陈锡联等同志回太行。”

这时，恰巧有一架美军观察组的飞机从西安飞到延安执行公务。中央紧急决定：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陈赓、薄一波等将领搭乘美军运输机返回各自地区。

上飞机之前，刘、邓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说：“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我们提出的条件中，承认解放区和军队为最中心的一条。中间可能经过打打谈谈的情况，逼他承认这些条件。……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

历史出现了一个偶然的巧合。亲国民党的美国人却用飞机将共产党的一批重要将领送回根据地，使共产党军队的行动抢在国民党军队之前，占据了主动。然而我们会问：没有一架飞机的八路军，怎么会在根据地中心修建机场？美军怎么会承担运送我军将领的重要飞行？

1944年秋天，美国空军援华飞行队的一架飞机在执行任务时被日军击伤，坠落在山西平顺县的一个山沟里。飞行员跳伞逃生，被我根据地民兵救了起来。得知他们是帮助中国抗战的美国人，当地部队派一个排将他们护送到涉县129师师部。当他们经过黎城长宁村时，发现一大片开阔地，以为是个秘密机场。到师部后这些美国飞行员对李达参谋长说：“要是事先知道你们在这里有个秘密机场，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迫降了。”李达向他们解释那里没有机场，只是一片开阔地。美国人建议我方对开阔地稍加休整，就可以作为简易机场。美军走后，129师就组织当地部队和群众平整土地，太行山中的一个简易机场就这样诞生了。这里成了美军观察组从国民党占领区飞往延安的一个中转站。

得知美军飞机来延安，中央派杨尚昆和黄华同志与美军联络，请他们帮助运送我方的一些人员去黎城。当然，搭乘飞机人员的身份没有透露。粗心的美国人也不打听，因为经常有人想乘飞机“开洋荤”。24日夜里，刘邓等将领们分别接到通知：25日早上到延安东关机场集合，只许本人前往，不许带家属随员，也不许其他人送行。

延安东关机场，一架道格拉斯式运输机停在跑道上。这时，大家才互相了解这次飞行的全部乘客。他们是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陈赓、薄一波、萧劲光、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滕代远、张际春、杨得志、傅秋涛、邓克明、王近山、江华、聂鹤亭。杨尚昆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情况，大家就开始登机，每个人身上背着一个降落伞。黄华事先也不清楚乘飞机的是哪些人，当他看到这么多高级将领，顿时紧张起来。如果飞行中出了问题，那还得了！他立即向杨尚昆请求陪同前往，因为他是翻译，有情况可以随时处理。杨尚昆批准后，黄华也登上飞机。小小的一个货舱，被21个人挤得满满的。

上午9时，飞机起飞。经过四个小时飞行，发现地面上有火把和烟雾。这是长凝临时机场在为飞机指示降落地点。飞机平稳降落，刘伯承、邓小平等走出机舱，高兴地背着降落伞合了一个影。

就这样，晋冀鲁豫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和其他战区的将领们在美军飞机的帮助下，迅速地从延安返回了根据地，创造了解放战争的第一个奇迹。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不知道提供帮助的美军观察组官员和飞行机组人员的名字。当天晚上，刘邓就回到位于涉县赤岸村的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开始指挥部队的行动。在国共双方开始赛跑的时候，赢得时间是何等的重要。

8月26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去重庆谈判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宣布了他决心亲自去与蒋介石谈判的决定，并考虑到谈判期间可能要作出的妥协和让步。他说：“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我们让步的第一批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要在谈判中看看，在有利条件下是可以考虑让步的。……如果这些条件还不行，那末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但是毛泽东估计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因为现在形势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苏、美两国也介入了。大家都不愿意中国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的独裁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延安不要轻易搬家。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会后，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在向各中央局和军区通报了即将去重庆谈判的决定后，指出：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如他们必欲内战，英美苏可能出而干涉。“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坚决依靠人民，就是你们的出路。”

8月28日，在张治中、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乘飞机前往重庆，与蒋介石举行谈判。举国上下都在关注着，国共两党究竟能不能化干戈为玉帛，达成和平协议。 OrVL5NfXyNYm5fG7Hx6nxEfKxv3cJNmOGqUvG3lIkyYTS4p1A2FjqwjXwEnTGxa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