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日宣战——抗日根据地军民全线出击——毛泽东提出与蒋介石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组建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领导机构——蒋介石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我军将领乘美军飞机返回太行——毛泽东指示作好两手准备

1945年8月25日上午，延安东关机场，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在轰鸣声中腾空而起，向东方飞去。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航行，窄小的机舱里拥挤地坐满了二十多人。他们是来延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抗日根据地的代表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等。此刻，他们都怀着急迫的心情，恨不得马上回到各自的领导岗位。

时局变化得太快了。8月9日，无线电广播中突然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苏联对日本宣战了！数十万苏联红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日子到来了！根据苏美英三国雅尔塔协议，苏方对这一重大军事行动采取了严格保密，没有通知中共中央。就在两个月之前党的七大闭幕时，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是：虽然德国法西斯已经灭亡，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尚需时日。因此七大闭幕后，毛泽东没有让各根据地的负责人立即返回，而是让他们再等一段时间，以便中央研究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和人事调整。

平静的延安顿时忙碌起来，党中央领导人日夜紧张工作。毛泽东把办公地点从他的窑洞移到枣园小礼堂，一面同各根据地领导人谈话，一面挥笔疾书，起草给各地的电报，下达命令，部署反攻和向日伪占领区进军的行动。他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工作人员就把馅饼、面包、西瓜放在办公桌上，让他饿了随时拿一块吃。小礼堂四周摆上一圈长条靠背木椅，干部们坐在那里等候毛主席的召见，受领任务。

8月11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说：“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 8月10日和11日两天，周恩来同志起草了延安总部的第一到第六号命令，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命令解放区各部队前往敌占区接管受降。

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延安的各抗日根据地负责人也纷纷发出电报，指挥各地军民向敌占区出击，消灭拒不投降的日伪军，猛烈扩大根据地。8月10日，晋冀鲁豫根据地负责人，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和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滕代远联名电告所属各区党委、军区：“太行、太岳主力之任务，环绕夺取太原的总任务，主力集于沁源以北地区，协同王长江部主动消灭平遥、介休、孝义地区之阎锡山部，保障晋西北部夺取太原。”“冀鲁豫主力之任务，相机夺取开封、新乡、归德三城及沿线的城市，解除该区的日伪军武装，并准备打击北上之蒋军。”“冀南主力之任务，为相机夺取安阳至元氏之沿平汉线城市，并以一部北上配合晋察冀相机夺取石家庄。”

如何扩大根据地，中央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向原有的抗日根据地周边猛烈扩展，在短时期内尽可能多占一些县城和中小城市。二是占领和切断通向华北、东北的铁路线，阻挡国民党军北上，为我们发展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和时间。8月12日，毛泽东命令各中央局和分区，力争占领11段交通线和沿线城市。其中涉及太行、冀鲁豫等地区的有道清路（指河南滑县道口镇至博爱清化镇的铁路）、白晋路（山西祁县的白圭至晋城的一条未完成的铁路）、郑州以北之平汉路（北平至汉口铁路郑州至邯郸一段）等。控制了这些铁路，就可以阻止国民党军占领山西和华北平原。进而控制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和东北地区。

延安的行动，急坏了在重庆的蒋介石。8月11日，他也连发三道命令。一是要国民党各战区部队“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二是命令沦陷区伪军“维持治安，保护人民。非经蒋委员长许可，不得擅自迁移驻地。”三是特地命令第18集团军（八路军）“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均勿再擅自行动。”

毛泽东收到蒋介石的电报，怒不可遏。华北、华中、山东、晋冀鲁豫、中原、华南大片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打出来的。如今胜利到来，不让我军去受降，是何道理？他奋笔疾书，在8月13日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给蒋介石回电指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而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当天，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演《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战斗口号。

为了迎接今天的局面，毛泽东已经准备了很久。在抗日战争后期，他就把各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召集到延安，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整风学习。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用这样长的时间组织高级干部学习，是前所未有的。通过学习党的历史文献，总结回顾历史教训，在党的高层中统一了思想，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通过学习，高级干部中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消除了山头，放下了包袱。中央也考察了干部，为后来的任用选拔做好了准备。抗战胜利后，这些积蓄已久的能量迅速释放出来，一批优秀将领脱颖而出，在战场上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才能。

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发展，原有的地方军政机构已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央考虑重新组合各根据地，建立新的中央局和军区。“七大”结束后，中央就在酝酿这方面的工作，进行人事安排。

晋冀鲁豫根据地是当时全国7个较大的抗日根据地之一。包括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4个分区。所辖地域西起同蒲铁路，与晋绥根据地相邻；东至津浦铁路，与山东根据地相接；北至正太路、石德路，与晋察冀根据地相依；南至黄河。到抗战胜利时，这4个分区基本上已连成一片，控制了80多个县城，拥有2400万人口，军队近30万人，民兵40万人左右。这个战略区处于与其他根据地四面呼应的中间地带，又是华北的大门，正堵住国民党军队的北进之路。用刘伯承的话说，这个地方是“四战之地”。

正是看到晋冀鲁豫地区的重要性，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原来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以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滕代远、王宏坤、张际春、王从吾、李达、杨立三、王新亭、李大章、杨秀峰、陈赓、李雪峰、宋任穷、陈再道、杨勇、李菁玉、张霖之、杨得志、苏振华为中央局委员。以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滕代远、王宏坤、张际春、王从吾、杨秀峰八同志为中央局常务委员，并指定邓小平为书记，薄一波为副书记。

在中央局领导下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副司令员第一滕代远、第二王宏坤，副政委第一薄一波、第二张际春，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副主任王新亭。

晋冀鲁豫解放区党政军领导机构的建立，作为主要领导人的刘伯承、邓小平感到了中央对他们的倚重，也感受到身负的重任。

刘伯承，四川开县人，1892年生。早年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投身国民革命，以骁勇善战成为川军名将。1916年参加护国战争时在丰都县受伤，右眼致残。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与朱德等发动泸州、顺庆起义，策应北伐战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与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的第一枪。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派他到苏联学习军事。他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系统学习了苏军作战理论，并注重联系中国的实际。1930年回国后在上海中央协助周恩来培训红军干部，讲授暴动方略、游击战、运动战等课程。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后，任红军总参谋长，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取得重大胜利。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因反对洋顾问李德教条主义的军事指挥，被撤去总参谋长职务。在这期间，他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长征开始后，刘伯承又恢复了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协助中革军委取得突破乌江、智取遵义的胜利。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他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拥护毛泽东担任党和红军的领导。长征途中，他和朱德到红四方面军工作，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到太行山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此时，他与邓小平开始合作，指挥部队连续出击，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当敌军对129师和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时，他指挥部队机动灵活地与敌军周旋，一次次粉碎了敌人的企图，在保存自己的条件下，在太行山区、冀南平原上逐渐开辟了一块块抗日根据地。他注重总结经验，讲究战术，成为我军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优秀指挥员。1943年，他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一住就是两年。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

邓小平，四川广安人，1904年生。16岁时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相识，走上革命道路。1924年入党，1926年到苏联学习。1927年初回国，曾在冯玉祥部队中做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工作。蒋介石背叛革命，进行“清党”，邓小平也被迫离开冯军，到汉口任中央机关秘书，参加了“八七”会议。随后他到上海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他作为中央代表去广西，先后组织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了红7军和红8军以及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在当时中央“左”倾错误路线指挥下，红军离开根据地去攻打大城市，结果损失惨重，邓小平等决定离开广西，与中央苏区红军会合。他与李明瑞、张云逸等率部转往江西。途中转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1931年8月他被派往中央苏区，先后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等职务。因为他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的军事冒险，得罪了执行“左”倾路线的中央领导人，1933年，他与毛泽覃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遭到监禁。这是邓小平参加革命第一次蒙受错误打击，险些遇害。当时毛泽东也遭到排斥和打击，邓小平的遭遇引起毛泽东的关注。通过了解和考察，他逐渐熟悉了邓小平，认为这个小个子年轻人将来是可以重用的。1943年11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党的历史问题时说：反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是指鸡骂狗；邓、毛、谢、古中三个人已死，希望邓要为党争气。 邓小平确实不负毛的期望，1938年1月，他接替生病的张浩担任八路军129师政委，与刘伯承师长合作，在开辟晋冀鲁豫根据地、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作战中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他坚决贯彻中央指示，结合根据地工作实际创造性地总结经验，制订方针政策，显示出他的聪明才智。在彭德怀、刘伯承等赴延安学习期间，他一直奉命坐镇太行，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并代理中共北方局书记，显示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和器重。在“七大”上，他被选举为中央委员。在抗战胜利的转折时期，他又受命担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

在中央号令下，各根据地的部队和民兵大举出击，攻占日伪军盘踞的碉堡，占领一座座县城。从8月12日到25日，山东、晋察冀、华中、晋冀鲁豫军民四面开花，根据地猛烈扩大，并占领了一批中等城市。晋冀鲁豫方面，太岳军区主力在山西平遥、介休地区作战，冀鲁豫军区主力在河南开封、新乡地区作战，太行军区主力在山西、河北交界的武乡、涉县地区作战，冀南军区主力在赞皇地区作战。在根据地后方，政府积极动员民兵参军，迅速扩大主力部队，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迎接更大的战斗。

蒋介石对共产党方面的积极行动感到焦急不安。抗日战争的胜利，使蒋介石达到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顶点。他不仅得到了美国、英国的支持，苏联也与他的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他的正统地位。天时、人和，都让蒋介石占据，惟有地利这方面不占优势，国民党的精锐部队都远在中、缅边境和云南、四川大后方。要想用西南地区现有的破烂交通工具将如此众多的政府官员、军队运送到东部沿海和平原的各个城市，没有半年十个月是办不到的。而共产党的军队就挨着敌占区，迈开双腿就到。蒋介石必须要想一个冠冕堂皇的办法，阻止共产党的进军。于是，蒋介石在8月14日、20日和23日连发三封电报，打着“和平建国”的旗号“恳词”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并表示已经准备好飞机来接毛泽东。

蒋介石的这一着确实厉害，当时全国上下渴望和平，重庆方面的舆论都表示拥护。斯大林也来电报要中共中央去谈判。如何应付这个复杂局面，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分析国内外形势，商讨对策和下一步行动方针。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根据地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清醒地分析了蒋介石的有利条件，同时也列举了解放区目前的有利条件。他说：“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能取得的，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人民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他的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加上解放区的存在，我们不易被消灭。”毛泽东估计今年的局面蒋介石还不会发动大规模内战，但很可能是“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他才能逼他让步”“不可能设想在蒋的高压下，没有斗争可以取得地位。”所以，毛泽东说：“这次谈判应该去，不能拖，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只要我们站稳脚跟，保持清醒的头脑，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

会议展开了激烈争论。主要是围绕毛泽东究竟去不去重庆的中心议题而展开。周恩来表示不愿意毛泽东去冒险。朱德则主张应该去。最后多数的意见是：周恩来先去重庆，毛泽东随后再去。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发言说：“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我们很需要这样一个时期来教育全国人民，来锻炼我们自己。我是否去重庆？还是出去。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先派恩来同志出去。我出去，决定由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同志出去以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他的建议得到了一致的同意。

方针既定，中共中央对各战区的人事作了安排调整。在建立鄂豫皖中央局（后改名为中原局）、晋冀鲁豫中央局并确定领导班子后，又决定陈毅到华中局任副书记，林彪到山东军区任司令员，萧劲光任副司令员。形势的飞速发展令各战区的领导人和主要将领在延安坐卧不安，急切盼望立即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前方也一再催促首长们尽快回来。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致电刘邓：“组织大军与指挥强大野战军，急需主要干部，请带陈锡联等同志回太行。”

这时，恰巧有一架美军观察组的飞机从西安飞到延安执行公务。中央紧急决定：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陈赓、薄一波等将领搭乘美军运输机返回各自地区。

上飞机之前，刘、邓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说：“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我们提出的条件中，承认解放区和军队为最中心的一条。中间可能经过打打谈谈的情况，逼他承认这些条件。……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

历史出现了一个偶然的巧合。亲国民党的美国人却用飞机将共产党的一批重要将领送回根据地，使共产党军队的行动抢在国民党军队之前，占据了主动。然而我们会问：没有一架飞机的八路军，怎么会在根据地中心修建机场？美军怎么会承担运送我军将领的重要飞行？

1944年秋天，美国空军援华飞行队的一架飞机在执行任务时被日军击伤，坠落在山西平顺县的一个山沟里。飞行员跳伞逃生，被我根据地民兵救了起来。得知他们是帮助中国抗战的美国人，当地部队派一个排将他们护送到涉县129师师部。当他们经过黎城长宁村时，发现一大片开阔地，以为是个秘密机场。到师部后这些美国飞行员对李达参谋长说：“要是事先知道你们在这里有个秘密机场，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迫降了。”李达向他们解释那里没有机场，只是一片开阔地。美国人建议我方对开阔地稍加休整，就可以作为简易机场。美军走后，129师就组织当地部队和群众平整土地，太行山中的一个简易机场就这样诞生了。这里成了美军观察组从国民党占领区飞往延安的一个中转站。

得知美军飞机来延安，中央派杨尚昆和黄华同志与美军联络，请他们帮助运送我方的一些人员去黎城。当然，搭乘飞机人员的身份没有透露。粗心的美国人也不打听，因为经常有人想乘飞机“开洋荤”。24日夜里，刘邓等将领们分别接到通知：25日早上到延安东关机场集合，只许本人前往，不许带家属随员，也不许其他人送行。

延安东关机场，一架道格拉斯式运输机停在跑道上。这时，大家才互相了解这次飞行的全部乘客。他们是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陈赓、薄一波、萧劲光、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滕代远、张际春、杨得志、傅秋涛、邓克明、王近山、江华、聂鹤亭。杨尚昆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情况，大家就开始登机，每个人身上背着一个降落伞。黄华事先也不清楚乘飞机的是哪些人，当他看到这么多高级将领，顿时紧张起来。如果飞行中出了问题，那还得了！他立即向杨尚昆请求陪同前往，因为他是翻译，有情况可以随时处理。杨尚昆批准后，黄华也登上飞机。小小的一个货舱，被21个人挤得满满的。

上午9时，飞机起飞。经过四个小时飞行，发现地面上有火把和烟雾。这是长凝临时机场在为飞机指示降落地点。飞机平稳降落，刘伯承、邓小平等走出机舱，高兴地背着降落伞合了一个影。

就这样，晋冀鲁豫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和其他战区的将领们在美军飞机的帮助下，迅速地从延安返回了根据地，创造了解放战争的第一个奇迹。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不知道提供帮助的美军观察组官员和飞行机组人员的名字。当天晚上，刘邓就回到位于涉县赤岸村的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开始指挥部队的行动。在国共双方开始赛跑的时候，赢得时间是何等的重要。

8月26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去重庆谈判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宣布了他决心亲自去与蒋介石谈判的决定，并考虑到谈判期间可能要作出的妥协和让步。他说：“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我们让步的第一批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要在谈判中看看，在有利条件下是可以考虑让步的。……如果这些条件还不行，那末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但是毛泽东估计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因为现在形势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苏、美两国也介入了。大家都不愿意中国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的独裁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延安不要轻易搬家。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会后，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在向各中央局和军区通报了即将去重庆谈判的决定后，指出：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如他们必欲内战，英美苏可能出而干涉。“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坚决依靠人民，就是你们的出路。”

8月28日，在张治中、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乘飞机前往重庆，与蒋介石举行谈判。举国上下都在关注着，国共两党究竟能不能化干戈为玉帛，达成和平协议。 Qujrio9X3DiCKvD98ZB1iE2wwarr9wf8JNnxZU/oXY+BteITnfTyFZV9GRLwr1lG

毛泽东到重庆谈判——阎锡山军抢占上党——刘邓部署上党战役——初战襄垣——刘伯承起草战术指示——上党外围攻坚——围困上党——老爷岭打援——乘胜追歼史泽波——刘伯承谈上党战役——毛泽东谈针锋相对，以斗争求和平

1945年8月28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重庆九龙坡机场，15时37分，一架巨大的美式运输机降落了。等候已久的中外记者像打仗一样，冲到飞机前，不停地按动照相机快门。当周恩来第一个走下飞机后，毛泽东出现了。

从毛泽东走下飞机的那一刻起，他就成了各界关注的中心人物。人们对毛泽东表现出的崇敬和热情，是蒋介石没料到的。毛泽东那朴素的衣着和略显拘谨的举动，给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重庆，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大公报》8月29日的社评欢呼：“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听了高兴，世界人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见，微笑和握手中隐含着较量。为了显示出“国家领袖”的风度，蒋介石盛宴款待中共代表团，对毛泽东表示：“任何问题皆可坦白提出，尽量发表意见。”然而在召集国民党要员商量对策的会议上，蒋介石定下三条基调：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他还说：对中共在政治方面的要求可予以宽容，而军事统一则严格要求，不稍迁就。 毛泽东则胸有成竹：“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他们都明白。

谈判从一开始就非常艰难。国民党方面拿不出任何具体建议，却对中共代表团所提条件百般刁难，讨价还价。蒋介石从来就没考虑和共产党在平等地位上谈判，他一面拖延时间，一面下达密令，指挥各路国民党军队加紧“接收”，与我军争夺抗战胜利的果实。

从1945年8月中旬起，驻潼关的国民党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出动九个军，一路沿陇海线东进抵达郑州，一路从风陵渡入山西占领运城。驻山西吉县的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以其主力部队沿同蒲线北上，到太原接受日军投降。另以第19军军长史泽波指挥四个师由临汾、浮山、翼城向晋东南的上党地区前进。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三个军沿平汉线向河南新乡前进。在这种态势下，我晋冀鲁豫解放区挡在中间，既是国民党军难以逾越的屏障，也是国共两军斗争的焦点。

刘邓从延安回来之前，晋冀鲁豫军民已经开始了大反攻的行动。各军区部队和民兵奉命分头出击，攻打附近的县城和日伪军据点。一面广泛征召根据地群众入伍，猛烈扩大部队。当刘邓返回涉县的司令部时，李达参谋长正指挥太行部队攻打沁县，谢富治正率领太岳部队在介休、平遥作战，宋任穷、杨勇正指挥冀鲁豫部队攻打开封。但是，大多数盘踞在铁路沿线城市的日伪军都拒绝向我军投降，而是遵照蒋介石的命令，等待国民党军来接收。8月24日宋任穷、杨勇致电刘邓说：开封伪军庞炳勋部15000人和日军两个大队现仍坚决抵抗，“目前如攻开封，消耗过大，恐不能消灭庞部，又不能积蓄有生力量，对付蒋军北上。” 陈锡联上将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刘邓返回太行时，正值太行攻沁县不下。林彪就说：‘我们现在办事要实事求是，打大城市，成批地接收日军投降是不行的。日本投降是国际问题，它只能向合法政府投降缴枪。’沁县日军大队接我受降书后，复信不向我投降。我进攻，他要自卫。当时刘邓林陈分析了太行敌情和我军力量，在先打上党敌人或集中主力于平原打大城市的关键时刻，刘邓坚决集中太行、太岳、冀南三区主力，先解决上党敌人，并准备打敌援兵。”

上党是指晋东南以长治为中心的地区，隋唐时称上党郡。它是处于太行、太岳山脉中间的一块盆地，包括长治、长子、屯留、襄垣、潞城、壶关六个县。上党地区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是晋东南的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东北经黎城、涉县可进入华北平原，南下可至豫北平原，北有白晋铁路直通太原。历史上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此时上党地处我太行、太岳两解放区之间，又靠近黎城、涉县的晋冀鲁豫解放区中心地带。如果让国民党军占领上党，不仅解放区会被隔断，而且当国民党军沿平汉线北上时，我军将腹背受敌，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当8月25日刘邓返回涉县赤岸村的军区司令部时，阎锡山的部队正咄咄逼人地强占上党。史泽波指挥第19军17000多人在投降的日军引导下，不仅占领了长治、长子、壶关、屯留，而且把我军已经解放的襄垣和潞城也抢占了。史泽波以三个师11000余人守备长治，又分兵把守其他五城。在日军防御工事的基础上增修城垣、碉堡，与我军为敌。阎锡山企图把上党作为插入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一个楔子，将我军压迫到山区予以消灭。

阎锡山这个老奸巨猾的军阀，在抗战中一向以保存实力为主，这次为什么动作如此迅速，敢于大胆冒进？刘伯承在1946年6月25日写的《战术问题》中分析道：“上党战役阎锡山错误地估计我们，他以为两万大军进入上党，共军游击战无法应付，即便集中兵力，也要从河北、山东抽调部队，时间上来不及，其结果是打了个防而不备。”史泽波出身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参加过1937年的忻口会战。在阎锡山的部队中算是能打仗的。他很快抢占上党六城，令阎锡山十分满意。

8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召集会议，听取情况汇报，研究作战部署。出席会议的有薄一波、滕代远、李达、陈赓、陈锡联、陈再道等。邓小平政委说，根本问题是抗战胜利果实落到谁手里的问题。蒋介石、阎锡山伸手来抢，决不能让他们抢走。刘伯承司令员说，国民党军队沿铁路四路开进，伸开爪子向我们扑过来了。我们要守住大门，保卫华北解放区。我们的任务是粉碎国民党军队在平汉、同蒲两个方向上的进攻。如果敌人入侵上党，我们背上有把刀子，脊背就发凉嘛。如不迅速歼灭上党之敌，等国民党军主力到来时，我们将腹背受敌。他指着陈赓、陈锡联、陈再道说：你们“三陈”都在这里，就是本次战役的基本力量。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快快集中分散的部队，看谁集中得快，集中起来形成了拳头就是胜利。邓小平接着说：你们马上回到部队进行战斗动员。

8月26日，彭德怀代军委给刘邓的指示是：“太行应即集中主力（太岳集结一部协助）组织夺取白晋铁路，收复上党全区，采取一切有效手段彻底消灭伪顽，逼敌投降。”“太岳区应集结主力，宽正面向同蒲路进攻，重点置于该路南段。”“冀鲁豫平原主力应继续向开封、新乡、汤阴地区进攻，消灭孙殿英、庞炳勋部，逼敌投降。”

刘邓研究情况后，认为这样分散兵力四面出击，恐怕难以奏效。决定集中兵力首先进行上党战役。8月29日复电军委：“26日电悉，我们现部署与电示略有出入。”“阎军万六千人深入上党，非集结重兵予以消灭不可。已令太行主力、富治部及冀南之八千人共约二万八千人进行上党战役，坚决消灭该敌。”“宋杨苏来电，攻占开封不易。已令其留一部继续在延津、封丘地区活动，威胁开封。主力转向平汉线，置重点于新乡以北，求得占领一二县城，控制平汉线一段。”“道清路已获得基本控制，已令七、八分区消灭焦作伪军并破坏铁路。”“估计三个战线完成现行任务需要一个月时间，届时拟将太行、冀南主力转向平汉线，结合冀鲁豫主力及太行七、八分区部队控制平汉线更长一段，扫清伪军，相机夺取新乡或迎击蒋军北上部队。”8月31日，军委复电刘邓：“阎部一万六千兵占我长治周围六城，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消灭之。惟诸城堡坚垒密，须有充分准备，切不可草率，进攻时宜选择一两个城，各个击破，不宜六城同时攻击。如攻而不克，可围城打援。”上党战役的决心，就这样定下来了。刘邓决定与张际春、李达同赴前线指挥上党战役，滕代远、薄一波即赴冀鲁豫平原地区指挥当地部队行动，并准备平汉线作战。林彪、陈毅也随滕、薄行动，转赴山东根据地。

8月30日拂晓，由沁县南下的太行军区部队向襄垣城发起攻击。守城的是阎军暂编38师1团。敌团长因兵力太少，放弃城关据点，收缩到城里。我军以火力掩护登城，事先没有侦察好敌军火力部署，仓促投入战斗，梯子也很少，只是依靠人多的优势密集地往前冲。在敌军火力封锁下，造成较大伤亡，整整攻了一天，到当晚21时仍未登上城墙。指挥员见硬攻不行，遂改变战术，组织工兵用炸药包爆破城门。随着一声巨响，我军战士从缺口中冲入城内，与敌军展开巷战。敌军伤亡惨重，步步后退。敌团长见难以坚持，率残部突围，向屯留逃窜。丢下伪县长和一群警察在县府顽抗，和阎军残兵一起被全歼。史泽波的部队在40公里之外，胆怯不敢来援，我军于9月1日中午攻克襄垣。

战斗结束后，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来到襄垣，在县衙的寅畏堂召开军事会议，听取襄垣战斗的汇报，研究上党战役部署。鉴于上党战役是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第一个大战役，也是我军由分散的游击战转入集中的运动战的第一次作战，意义重大。但是刘邓部队的状况是极差的，据战史记载：“参战部队虽然多数是老部队，但在抗日战争后期分散到各军分区作为基干团，到对日大反攻之后，才逐步集中作战。上党战役开始时，这些部队的编制仍不充实，多数团在千人以下，装备很差，全军区只有山炮6门，仅半数的团有迫击炮2至4门，重机枪3至4挺。新参军的战士多使用刀矛，弹药奇缺，不少步枪仅有子弹数发。” 阎锡山的部队虽非国民党军嫡系，但装备比我军要强得多，而且善于防御。在这种对比下，我军要从劣势转为优势，有许多问题急需解决。刘邓算了一下，战前要办三件事：（1）迅速将原各军区部队和地方部队合并组建为能打正规战的主力纵队，集中兵力，形成拳头；（2）要进行上党战役，除太行、太岳部队外，还要将冀南部队调来，并动员大量民兵和民工参战，形成人数上的绝对优势；（3）要对部队进行正规战术教育，进行短期训练和战前准备，才能投入战斗。会后，邓小平立即返回涉县，调冀南部队前来参战。刘伯承则紧张地起草指示，做好部队整编和战前教育工作。

9月5日，刘伯承起草了《晋冀鲁豫军区关于上党战役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鉴于襄垣战斗中我军在城市攻坚战斗中暴露的问题和弱点，刘伯承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指示。他指出：“伪阎作战的特点是长于防御，构筑‘品’字形的据点碉堡，控制强大的预备队，实行反突击。此外它配置有外围据点，形成犄角之势。因此我们必须进行连续的城市战斗（村落战）才能消灭之。此种战斗是一种精细而不痛快的技巧战斗，决不能粗枝大叶用密集队伍一冲了事。”

谈到攻击准备，他要求干部必须侦察好地形，选择敌人的薄弱地带确定攻击地点，并准备好梯子、炸药等攻城器材。“襄垣战斗因侦察敌人部署、地形、工事不够充分，而战斗器材如梯子准备太少太短而且太笨，尤其隐蔽太差，失去突然性，用兵拥挤，不善于迂回敌人侧背，故招致过分的伤亡。”

接着，刘伯承一步步讲述城市攻坚作战的步骤和战术。如隐蔽接近城垣、爆破开辟突破口、突击部队的战斗分工与协同、抢占制高点压制敌军火力、纵深发展和巷战、围三阙一使敌逃跑并于野外伏击等。

关于运动战的战术，刘伯承根据阎军“三个老虎爪子”的战法（正面钳制，左包右抄），制订了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战术指导思想。即先以小部队接敌，侦察敌情后“节节佯退，鸣枪报警，诱敌深入。主力则秘密隐蔽，集结于敌来路的两侧地区，以横宽地形设伏，并作必要的纵深梯阶配备，构成严密的火网。诱导敌人（三个老虎爪子）投入我伏击地区，而后消灭之；或以必要部队钳制其他两个老虎爪子，而以主力抓住其外侧一个爪子消灭之” 。

刘伯承像一个耐心细致的军事教员，给干部战士讲解战术。在他心目中，军事是一门科学，指挥员要具备开阔的视野、坚定的决心和灵活的战术，并考虑方方面面的问题。这样才能从容运筹，取得胜利。特别是针对我军装备差、文化低的特点，更要反对莽撞、拼命的猛冲猛打，不计伤亡和效果的游击作风。指示下达各部队后，干部战士认真学习，抓紧时间进行演练，果然在后来的作战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解放战争刚开始，刘伯承的军事才能就显露出来了。

根据上党战役的需要，晋冀鲁豫军区首长决定将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军区主力部队编为三个野战纵队。太行军区9个团组成太行纵队，司令员李达、副司令员陈锡联；太岳军区6个团组成太岳纵队，司令员陈赓、政委谢富治；冀南军区5个团组成冀南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副司令员杜义德。此外，太行军区的韦杰支队、石志本支队和五个县独立营配合作战，总兵力约31000余人。各部队接到作战命令后，昼夜行军，向上党地区集结。

9月3日，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写信给邓小平：“上党战役拟于9月8日拂晓前正式开始。战役方针：首先逐次消灭外围屯留、长子、潞城、壶关等较弱的据点，培养战力，同时准备打援，以孤立压缩敌人之核心长治，以便最后聚歼之。”

邓小平在涉县司令部接到骑兵送来的信后，考虑冀南纵队正在赶往黎城途中，行军疲劳，当天复电刘张李，建议战役推迟两天开始，并“建议太行攻屯留，太岳攻长子，冀南部队攻潞城。”“三城攻克后，即会攻长治。”

9月7日，晋冀鲁豫军区发布第1号作战令，定于10日发起上党战役。命令太行纵队主力攻击屯留，太岳、冀南主力于长治至屯留的公路两侧设伏，准备打援。10日凌晨2时，太行纵队在陈锡联指挥下对屯留县城发起攻击，曾绍山支队担任主攻。守城的阎军暂编第38师拼命抵抗，我军几次登上城墙，敌军亦数次发起反冲击。激战至午后，战斗呈相持状态。

屯留之敌向长治史泽波呼救，史泽波派出6000余人向屯留增援。刚出长治不远，就在呈史村遭到冀南纵队第25团阻击。本来按照刘邓的安排，应该等长治援军钻进我军的“口袋”再打，但25团作战心切，过早接触，敌军本来就胆小，没打几枪就掉头缩回长治，我军打援没打成。太行纵队重新组织力量，于10日夜里再次向屯留城发起进攻。11日上午，我军以炮火轰击城墙，炸开几个缺口。突击部队从东、北两个方向冲入城内，与敌军展开巷战，敌军伤亡惨重。暂编38师师长率少数残敌依托三个院落顽抗，到中午眼看大势已去，突围逃跑。我军占领屯留。

13日，太岳纵队在陈赓、谢富治指挥下攻击长子，刘忠的386旅担任主攻。陈赓嘱咐说：“攻坚、登城，我们没有多少经验，组织战斗要老老实实，千万不可疏忽、蛮干。”长子城虽不大，日军留下的工事却比较坚固。386旅先扫清外围，夺取西关和北高庙两个据点。经过一天战斗，攻占了西关和北高庙。敌军收缩到城内。这时，陈赓没有急于下令攻城，而是让部队做好充分准备。针对我军炮弹少、火力不强的弱点，我军在北门作试探性进攻，吸引敌军注意力。在西关利用民房院落接近城墙，然后开始挖坑道，将炸药送到城墙下面。战前准备进行了5天，待坑道、炸药、炮兵、突击队都准备就绪，陈赓才下令攻城。

18日19时，一声巨响，长子西门城墙被炸开一个大缺口。这时，我军山炮和迫击炮对缺口实施抵近射击，压制敌军火力。我军突击队奋勇冲上，由于配合紧密，10分钟就登上城墙。攻击北门的部队经过一番激战，也炸开城门冲进城内，与敌军展开巷战。敌军虽然进行了顽抗，终究难当我军的猛攻。在巷战中敌军被逐渐压缩，到19日夜，战斗结束。阎军守敌第2纵队司令白映瞻以下2000人被全歼，其中1500人当了俘虏。

与此同时，冀南纵队在陈再道指挥下于17日攻克潞城，太行纵队于19日攻克壶关。至此，长治成为一座孤城，被我军团团包围。在攻击长治外围五城时，刘伯承密切关注战斗情况，及时总结经验。18日，他又起草了《长治作战中几个战术问题之指示》，下达各部队。

关于敌情和我军的基本战术，《指示》说：“长治城东西宽5里，南北长7里，围城一周约25里，城郭相当大，守备伪军约9000人，其主力不足6000人，因此伪军兵力分布基本是分散的。如我军同时向各方进攻，则其各个地区之第二梯队不识何属主攻，何属助攻，举棋不定，且系徒步奔驰，无法策应。”

鉴于敌军重点防守城墙，纵深配备不强，《指示》强调“登城战斗将成为长治作战决定胜负的关键。”在登城时，“应利用手榴弹、炮火等的掩护，及其烟幕的遮蔽，以梯子同时多路从各方面一举登城。不依靠其他手段，毫不犹豫顾虑，只有决心牺牲，勇猛实施，才可以减少牺牲。”城内纵深战斗“应多方割裂敌之防御集团，使之成为数段数块，以便于各个消灭之。例如使其司令部与战斗部队割裂，尤其抓住司令部等指挥机关给以彻底消灭最为要紧。”对于登城和纵深战斗的方方面面，如爆破、打地堡、巷战、各部队协同作战等问题，也一一作了详细具体的指示。 为了使攻城部队了解情况，有针对地进行准备，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综合内线侦察和审讯俘虏得到的情报，隔两天就编发一期战情通报，将长治城内的敌军部署、工事配备的详细情况和变化通报各部队，还画出草图。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莽撞仗，各级干部都从刘伯承司令员的工作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9月20日，刘邓下达第5号作战命令：“我决以勇猛迅决之作战夺取长治城，最后歼灭侵入上党区之伪军。由城东、南、西三面同时攻击城内之伪军，同时放开北关至城东北角，引诱敌军外窜，而于野战中坚决歼灭之。”根据划定的界线，冀南纵队从东南、太行纵队从西南、太岳纵队从西北，于20日三面围攻长治城。

史泽波困守孤城，一面向阎锡山求救，一面严令部下拼命顽抗。长治是日军在晋南的重要据点，城高10米，并有壕沟和外围工事。阎军守城还是有一套的，刘伯承后来总结说：他们于“各城角设石碉，城角外设低碉，低碉外建三个以上之暗碉（以地道与低碉或城内交通），配以地雷。……强调发扬其优势火力，求得杀伤进攻者于碉外、城外或城内”。“反动的军官，尤其是“建委”对士兵的控制极严，发现有倡议投降者或动摇分子则枪杀之。并有督战队的组织，曾用机枪射杀其不愿冲锋的部队达数十人”。 这些都给我军的攻击造成困难。老天也不帮忙，攻城时偏赶上连日大雨，城外一片泥泞，爬城不便。对于缺乏火炮的我军，攻打长治比外围五城都困难。9月23日到24日，冀南纵队攻东关，太行纵队攻南关、西关，太岳纵队攻北门，打了整整两天，都进展不大。刘伯承后来与陈再道等谈我军战术的缺点说：一是不善于迂回，只是正面抵；二是阵地战开始时不善各个击破，以后则好，但还不善于找敌弱点。

对长治的攻击一时处于僵持状态。史泽波眼看弹尽粮绝，一再向阎锡山求援。阎锡山派第2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所属第83、23军及炮兵一部，加上收编的伪军共20000人，从祁县沿白晋线南下，于9月27日到达沁县。其先头部队4个团于28日中午到达沁县东南的新店。本来彭毓斌打算与史泽波里应外合，消灭我军，但刚出动就赶上连日暴雨，山洪暴发，铁路桥梁被冲毁多处，火车无法通行。彭毓斌部只能徒步行军，又因道路泥泞，行动缓慢，每天仅行进十几公里。加上给养不继，又受到我地方部队的袭扰，彭部未投入战斗就已经疲惫不堪。26日，刘邓得到阎军前来增援长治的情报，召集三陈商议。决定留一部继续围攻长治，其余主力转向屯留以北地区打援。28日，刘邓下达第7号作战命令，坚决在野战中消灭来援之敌，并同时消灭可能自长治出城接应或突围的史泽波部。

根据命令，陈再道率冀南纵队和石志本支队继续佯攻长治；李达、陈锡联率太行纵队主力为右翼，陈赓、谢富治率太岳纵队为左翼，连夜北上至常隆、上村一带埋伏。10月2日，敌军先头部队与我主力在屯留西北的王家渠、白龙坡等地遭遇，展开激烈战斗。我军从正面故意后退，引诱敌军继续前进，主力从两侧迂回，将敌军围困于老爷岭、磨盘垴和关上村地区。彭毓斌发觉被包围后，命令部队利用山地构筑工事，进行防御。他仗恃枪炮多、火力强，企图与我军决战。

老爷岭由四个山梁组成，主峰上有座老爷庙，居高临下控制白晋公路。磨盘垴与老爷岭隔公路相望，该山地形由下至上层层叠叠，像个磨盘。山顶上有块一亩见方的平地，磨盘垴因此得名。老爷岭、磨盘垴是长治以北的险要地带，阎军在每层山坡上都挖了工事和交通沟，组成一道道防线。相比之下，我军缺乏火炮，机枪也少，主要靠手榴弹打仗。为避开敌人火力优势，只能是夜间发起攻击，分割包抄，一个个地争夺据点。白天则进行防御，打退敌军的反冲击。敌军被困在山上，既缺粮又缺水，在我军连续攻击下疲劳不堪，但是彭毓斌命令坚守不退，战斗打成僵持。

这时，刘邓才发觉敌军不是情报上说的7000人，而是20000多人。我军的力量与其相当，急需再投入兵力，形成优势，才能全歼这股敌人。刘邓分析之后，果断下定决心：暂时放弃攻长治城，急调冀南纵队主力北上参加歼灭彭毓斌部的作战，并要他们白天行军。这样一来可以稳住史泽波，让他以为我军撤围了，不至于弃城逃跑；二来可以加快行军速度，尽快歼灭彭毓斌。10月4日一天急行军，陈再道部队到达磨盘垴山下的指定位置。与司令部接通电话后，刘伯承告诉陈再道：“长治这块骨头先不啃它，咱们先吃掉眼前这块肥肉。陈赓在老爷岭、陈锡联在磨盘垴已经按住了敌人的两条大腿，你赶快率部队从中间大道往北插，掏敌人的卵子！”

10月5日我军开始总攻。太岳纵队攻克老爷岭主峰，敌军开始全线溃退。陈赓发觉敌军有向北运动的迹象，判断敌军可能放弃为长治解围，掉头逃回沁县。他当机立断，命令20团团长楚大明沿公路左侧北进，沿途不许恋战，不要抓俘虏，发洋财（即缴获物资），一定要切断敌军退路。为了保证任务的完成，陈赓还命令李成芳调动攻击磨盘垴的两个团预备队随后行动，阻击敌军。

就这样，敌军走公路，我军钻山沟，开始一场追逐的竞赛。太岳部队三小时走了40多里，当夜到达漳河西岸的土落村，匆忙构筑了工事。6日黎明，敌军就冲上来了。太岳纵队的战士们用手榴弹和刺刀打退敌军一次次进攻，坚守阵地，为大部队赶到赢得了时间。敌军本想渡过漳河逃往沁县，不料连日降雨，漳河涨水，徒涉不成，两万多人拥挤在河边和公路上，成了瓮中之鳖。太行、太岳、冀南纵队各路部队围住敌军，分割穿插，随军的民工和民兵也积极投入战斗。彭毓斌负伤，死于乱军之中。两个军长孙福麟、许鸿林率2000余人侥幸脱身逃到沁县。失去指挥的敌军在混乱中纷纷缴械投降，到6日中午，这支南下增援的敌军基本被我军歼灭。

得知彭毓斌部被歼灭的消息，困守长治城的史泽波再也挺不住了。10月8日弃城向西突围，企图穿越我太岳解放区，经东峪、马壁过沁河，逃回浮山。刘邓研究情况后，命令陈赓指挥太岳纵队单独完成追击史泽波的任务。陈、谢接受任务后，命令一个团直插马壁，迂回敌军先头；以两个团平行跟踪追击。太岳纵队干部战士已经连续作战一个月，相当疲劳。听说追击长治逃敌，都士气高昂。敌军走公路，我军爬山坡、抄近路、日夜兼程，于12日在沁水县境内的将军岭、桃川地区围住敌军。这时，史泽波部已经失去作战的勇气，一触即溃。我军发起攻击，很快将敌军压缩歼灭。除3000余残敌漏网西逃，史泽波以下6000余人被俘。太岳纵队乘胜追击，14日进抵浮山东南的隆化，又歼灭千余敌人。至此，历时40余天的上党战役胜利结束。史泽波被俘后，受到我军的优待。1946年停战期间，他获释回到太原。赋闲一段时期后，又参加了阎锡山的部队。1948年我军解放太原，史泽波第二次当了俘虏。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被释放，后来在家乡参加政协工作，直至1986年去世。这是后话。

据中央军委10月15日向各解放区通报的战果：

（一）经四十天之苦战，将阎锡山进攻上党各军全部歼灭。计有六十一军之六十九师、十九军之三十七师、六十八师及两个纵队（等于团），二十三军、八十三军共六个师（缺两个团）另省防军四个团，以上共计三万八千人，除约两千人溃入沁县城外，余全部消灭。俘师长、副师长以上十余名，其他官兵一万七千人。

（二）共缴获武器：完整山炮二十门、迫击炮三十余门，重机枪三十余挺，轻机枪一千三百挺，步枪八千支。另有五个师尚在清查中。

（三）此次战役，党政军民一致协同，县书、专员、县长均亲赴前线，组织后方工作，民兵自卫队参战者在五万以上。伤员救护、军需运输，均很迅速，这是很好的经验。

当晋冀鲁豫部队消灭阎军彭毓斌部后，延安给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发了电报：“我太行、太岳部队在长治以北羋亭以南之五川关上村，于10月2日至10月6日五日战斗中基本上全部歼灭阎顽之23军、83军六个师及第3军一个师，共七个师之增援部队，缴获山炮20余门，俘虏甚多，正清查中。”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的胡乔木回忆：“在重庆，毛主席听到上党大捷的消息后，高兴地说：‘打得好！打得越大越胜利，我回去的希望就越大。’当上党战役胜负已成定局的时候，重庆谈判也恰好进入尾声。”

上党战役是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的第一次交锋。晋冀鲁豫军民在刘邓指挥下，以高昂的士气和英勇的战斗给进犯的国民党军以迎头痛击。加强了我党在重庆谈判的地位，鼓舞了解放区军民战胜国民党军的信心。这一战的胜利，将阎锡山的主力部队消灭将近一半，使阎锡山再也不敢轻易进犯解放区。我军则大大补充了装备、弹药和兵员，提高了正规作战的水平，加速了我军由抗战时期的游击战向解放战争时期的正规战的转变。

应该指出，上党战役的胜利来之不易。当时国民党军以“正统”自居，从陇海、同蒲、平汉铁路向北推进，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我军的部队没有集中起来，武器装备极差。在这种力量悬殊对比下，敢不敢与国民党军针锋相对地斗争，在哪个方向上与国民党军斗争，是既要有勇气又要有谋略。刘伯承元帅回忆说：“那时真是提心吊胆。上党战役时，平汉线、同蒲线（敌人）都来了，我们打哪一个呢？上党不打打平汉线，背上有把刀子，子弹也没有，不好办。打上党，把冀南部队调去了，（平汉线）大门洞开，真是拼命，要命！那时国民党正向北，我们这里是足球门。打，不行也要打！打上党，下雨，城墙滑，爬不上去；不打了，停止了，延期了；后来了解到阎派援兵到老爷岭来了，决定集中兵力去和援兵作战，打赢了，好了！有人问：如果当时指挥员决定爬墙攻城就倒霉了！我们说：打还是要打的，不过伤亡大些。如果预先决定，一点不差错是不可能的。”

陈锡联上将也深有同感地说：“从事后看来，刘邓的决心完全正确。没有收复上党，没有歼灭阎军三个军，就是夺取了平汉路的中小城市，也是不行的。不打上党战役，不仅解放区腹地不保，连老窝也没有了。刘司令员对邓政委说：上党敌人不消灭，他的背心都是凉的。没有上党战役的胜利，就没有邯郸战役的胜利。上党战役后部队装备加强了，部队的士气和群众的情绪更高了。上党战役时，部队装备差，有的没有枪，背着手榴弹冲锋。有的还是老百姓（便衣，包着白头巾上战场）。这说明打仗是人在起作用，不是靠装备。”

上党战役的胜利，对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尽管我党是抱着和平的愿望到重庆去的，但毛泽东心里非常明白：没有针锋相对的斗争，不给国民党当局一个教训，蒋介石是不会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的。上党战役的进行，终于使国民党当局从毫不让步的立场上软下来，促进了《双十协定》的签订。10月8日，毛泽东在张治中为中共代表团举行的欢送宴会上说：“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这不仅表明了中共的立场，而且含蓄地警告了国民党，不要轻易挑起内战。回到延安后，毛泽东在10月17日《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高度评价上党战役说：“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Qujrio9X3DiCKvD98ZB1iE2wwarr9wf8JNnxZU/oXY+BteITnfTyFZV9GRLwr1l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