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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后，为割断东北抗日部队与关内的联系，扩大并巩固伪满洲国的疆界，进而蚕食华北，决定由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指挥第6、第8师、混成第14、第33旅、骑兵第4旅和航空兵、海军各一部4万余人及伪军3万多人，企图攻占热河（今分属辽宁、河北、内蒙古）、古北口以东的长城一线，伺机进占冀东。
1933年1月至5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3月12日起由何应钦接替）指挥，先后调集14个军20余万人，在热河，长城的冷口、古北口、喜峰口和滦东等地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抗击，以保卫热河和依托长城阻止日军进关。
日军为保障其主力迅速攻占热河、长城，首先把矛头指向了榆关，即山海关。1933年1月1日23时左右，日军守备队长落合遵照武藤的命令，在榆关宪兵分遣队和守备队派出所面前，鸣枪挑衅，反诬为中国军队射击，并通牒中国守军撤出山海关，被拒绝后，日军第8师团第4旅在航空兵和海军各一部支援下，于2日向山海关中国驻军第9旅第626团发起攻击。该团奋起抗击，至3日下午伤亡过半，奉命撤退，山海关陷落。4日和6日，日军进攻榆关附近五里台、石河的第9旅阵地，受挫。10日，日伪军攻占九门口，守军第15旅退守石门寨。15至16日，日军进犯要隘石门寨未逞，转入对峙。
榆关之战，表现了中国爱国官兵守土抗战的精神，它是国民党军在华北地区第一次违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以武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自卫战，它打击了日军不可一世的侵略气焰，振奋了民族精神，揭开了华北抗战的序幕。
2月17日，武藤下令进攻热河。19日，张学良调整部署，以4个军配置在叶柏寿（今建平）、朝阳、北票、开鲁一线和平泉、凌源、建平（今建平镇）、赤峰等地阻止日军进攻。22日至3月4日，日军第8、第6师团、混成第14旅和伪军分三路相继占领上述地区和热河省会承德。守军在凌南（今建昌）、凌源、赤峰等地抗击后，第53军撤至喜峰口、冷口等地；第41、第63、第55军分别撤往围场、乌丹（今翁牛特旗）、多伦、沽源。张学良令所部坚守长城线，并令第59军及骑兵第1军主力于张北、独石口、多伦等地布防，防日军西犯。不久，热河全省沦陷。
热河沦陷后，举国上下一致谴责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及张学良。3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高一涵等6名委员，对失职者提出弹劾案。蒋介石为平息众怒，把失地的责任完全推给张学良。张学良被迫于3月8日向国民政府引咎辞职。3月12日，国民政府发布准张学良辞职及派何应钦兼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命令。
在热河、河北交界处长城沿线的古北口、喜峰口、罗文峪、马兰峪等隘口，是热河通往河北和平津的咽喉，地形险要，易守难攻。3月4日，日军占领承德后，即分兵向长城各口推进。参战兵力共有两个师、两个混成旅和飞行队等，共约8万人，另有伪满军数万人配合。
3月4日日军混成第，14旅一部占领冷口。6日，中国第32军一部发动反击一，举收复冷口。12日至24日，混成第33旅进攻界岭口，第53军一部顽强抗击与反击，阵地失而复得，转入对峙一。21日，第53军第116师部守备之义院口被日军占领。3月27日，武藤下令进攻滦东。中日双方军队随即在滦东各要点展开激战，反复争夺，第57军防守的石门寨、海阳镇于4月1日和4日被日军岩田支队等占领；第32军防守的冷口、建昌营于11日落入日军第6师团之手；第53军防守的界岭口也于12日告失。其间，第40、第67军奉命由马兰关、古北口等地驰援滦东。4月14日至17日，何应钦令第32、第57、第53军撤守滦河西岸，抚宁、昌黎随之陷落，双方隔河对峙。此时，日军担心入侵关内引起国际干涉，19日武藤下令进入关内的部队立即撤回长城线。守军乘机跟踪追进，至29日收复迁安、卢龙、昌黎、抚宁、北戴河等地。
3月5日，第67军一部奉命占据古北口外马圈子、黄土梁阵地，阻日军西进，当日晚起遭日军第8师第16旅进攻，激战至9日夜退守古北口一线阵地。10日，第17军第25师进至古北口加强第67军二线阵地。11日，日军第16旅集中兵力在炮兵队、飞行队和战车队配合下，向古北口猛攻。守军英勇抗击与反击，损失过重，至12日古北口失守，第25师退守南天门一带阵地。13日，由第17军第2师接替第25师防务，次日第83师投入战斗，击退日军后，双方对峙。4月21日起，日军第16旅在飞机十余架、坦克30余辆、大炮数十门支援下，分三路进攻南天门附近八道楼子、田家庄、界牌峪阵地，局部工事被摧毁，守军伤亡惨重，仍顽强抗击。24日，第16旅得第4旅一部增援后，向南天门正面及其两侧阵地猛攻，并施放烟幕掩护坦克、步兵多次冲锋。守军第2、第83师、骑兵第1旅、炮兵第4团顽强抗击，激战至28日，由南天门撤守磨石山、大小新开岭、北香岭、丰城庄之线。日军继续进攻，第17军3个师在上述地区以及笔架山、南香峪等地苦战13天后，于5月13日撤至密云。至此，中国军队在古北口以上万人的伤亡代价，抗击了武器装备占优势的日军近70天。期间，第26军于4月27日包围进至兴隆县城的日军1个营，攻击三天未克，后因日军增援被迫撤退，于5月14日奉命占领九松山预备阵地。
3月9日，日军混成第14旅一部攻占喜峰口口门，当天刚接防的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第217团，在王长海团长率领下实施反击，毙伤日军百余人，夺回该口门。在日军不断反扑下，王团因众寡悬殊，伤亡500余人，被迫撤退，该口门复被日军占领。10日至11日，第37师与进攻喜峰口第二道关门及两侧高地的日军混成第14旅展开肉搏战，两侧高地多次易手，双方伤亡惨重。日军遂以一部守关门，主力集中长城北侧待机。11日夜，第29军乘日军疲惫之际，以约2个旅的兵力采取迂回夜袭战术，绕至敌后，重创日军，摧毁其火炮十余门。此后在第38师一部配合下，经五昼夜正面抗击与迂回敌后作战，终于迫使日军停止进攻，在喜峰口和董家口、铁门关、潘家口等地对峙。日军进攻喜峰口失利，遂以第4旅于17日由快活林进攻罗文峪、山峪，在该地防守的第29军暂编第2师顽强抗击与迂回反击，激战三昼夜，阵地易手十余次，日军不敌而败退。至4月8日，日军混成第14旅和骑兵第4旅各一部，复在飞机、重炮支援下猛攻喜峰口附近的老婆山、孩儿岭、摩天岭、滦阳城、龙井关等守军阵地，激战6天，均被第29军击退。但因11日日军突入冷口，第29军腹背受敌，奉命于13日撤离喜峰口继续担负兴城镇河桥至罗文峪一，、带的守备任务。15日至21日，在河桥、南北团汀击退企图渡滦河西进的日军。
中 国军队4月下旬收复滦东后，关东军以此系中国军队“挑战”为借口，武藤于5月3日下令入关作战。此时，热河日军西进占领察哈尔省（今分属内蒙古、河北）的多伦和沽源。7日至10日，日军第6师等部复攻占滦东，并于12日由滦县、迁安、兵河桥等地突破滦河守军防线，向平津方向进击。守军第29、第32、第53、第67军等部奉命节节后撤。13日，古北口日军第8师占领石匣镇，19日占领密云。21日至23日，第59军在怀柔牛栏山抗击由密云向北平进逼的第8师，也未奏效。至23日，日军先后占领冀东的丰润、迁安、遵化、唐山、玉田、蓟县、三河、香河、平谷、密云、怀柔等县市。守军退至平、津附近。日军从南、东、北三个方向对北平形成威逼态势。
5月25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派军使至密云向日军求和，双方停止军事行动。31日，日军代表冈村宁次与国民政府军代表熊斌在塘沽签订了停战协定一。根据这协定，日军于8月从长城内撤军，划定冀东为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不得进入，由当地警察机关维持治安。国民党政府还承认关内与“满洲国”通商通车通邮。《塘沽协定》的签订，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并把冀东置于日伪势力范围之内，标志着国民党当局变相承认伪满现状，华北从此面临严重的危急。长城抗战历时80多天，中方仅第17、第29、第32、第53、第67军就伤亡1.8万余人，日方公布死伤2400人。广大爱国军民所进行的长城抗战，终因国民党政府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而导致失败。
塘沽火车南站斜对面，原来临海河曾有一座英式小洋楼，它是当年日本的“陆军运输部塘沽出张所”。80年前，这里曾上演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幕丑剧：日本侵华军方与国民党华北当局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20世纪30年代初的塘沽还是个只有万余人口的海滨小镇，许多百姓靠打鱼为生，过着安静平淡的生活。1933年5月30日，小镇的气氛较往日有些不同，街道上突然来了一些陌生人，在一群士兵的簇拥下走进这所临海河旁的英式小楼。路旁的百姓好奇地望着眼前的一幕。他们没有想到，当时的国民政府代表将要在这里和日本军方达成一项肮脏的政治交易——签署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谈判为什么选择在塘沽呢？这是因为塘沽地处交通要冲，是一个海陆枢纽。日方代表冈村宁次可从大连乘专舰直抵塘沽，中方代表熊斌等也可乘专列火车由北平直抵当时北宁线上的重要港口站塘沽。据天津碱厂史料记载，中日双方代表原拟定在塘沽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新建的图书大楼（现天碱俱乐部旁的小楼）里谈判，但遭到了著名实业家范旭东的严词拒绝。
30日下午4时，中日双方代表举行预备会，会上双方交换全权证书。当晚中方的雷寿荣找到日方随员永津，想早些探知日方的协定草案内容，而永津故意向他们出示了关东军制定的极为苛刻的一份草案，并假意表示可以代向关东军商量删除，以示让步。实际上这个草案已为关东军撤销，永津此举纯属恫吓，目的是为了迫使中方不打折扣地接受第二天谈判时日方提出的协定内容。
31日上午9时，冈村宁次拿出关东军拟定的停战协定对熊斌说：“本协定是最后方案，没有更改的余地。”他限定中方代表必须在两小时内作出答复。冈村宁次还说，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草案，只能回答“是”与“不是”，一切声明必须等待停战协定签字后再行商议。熊斌提出对有关条款能否修改一下，被冈村当场否决。双方相持到10时50多分，离日方要求的最后期限还有不到10分钟时，中方代表被迫在一字不容修改的日方提案上签了字。这就是《塘沽协定》。
协定签订后，国内舆论一片哗然。面对强烈舆论，南京国民政府却一再自欺欺人，讳言屈辱。5月31日，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向全国发表通电说：《塘沽协定》无害于中国之领土主权，仅属军事，不涉政治。6月2日，南京国防会议开会，因有反对意见，经过两天讨论才批准了《塘沽协定》。
《塘沽协定》签字后，蒋介石曾在日记中评价说：“协定成立，停战政策得告一段落，人民暂可安息；国际形势，当有进步。对内对外，得此整顿准备之余豫，其足为复兴之基乎！”然而，他对协定的作用太乐观了。按照《塘沽协定》的规定，停战后日军应撤至长城一线，由中国派警察接收战区。但实际上日军未按协定行事，而是在交接战区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阻挠南京政府在战区恢复中国主权。
11月7日，中日双方再次就《塘沽协定》的一系列善后问题进行会谈，日方得寸进尺，提出中方在接收战区内应提供必要的房屋和土地，供日军暂时驻屯，并要求关内尽快和伪满洲国通商、通邮、通车、通航等，实际上是要中方承认伪满洲国。这是比《塘沽协定》更为严酷的侵略条件。冈村宁次明确表示，有日本一日，即有“满洲国”一日。中方谈判代表黄郛则表示，无论何种方案，内容如带有承认“满洲国”的意思，我方立场上决不答应。冈村随即表示，贵方苦衷，我方甚为谅解。我方尽量不用“满洲国”字样，如有好文句，不妨酌改。
这样，冈村就明确无误地摆出了架势：文字可以修订，实质则绝不能动。当晚黄郛、何应钦致电蒋介石说，我方酌量容忍其骨子，而将伪满洲国字句彻底删除。这就是说，只要不出现“满洲国”字样，准备接受冈村所提条件的“骨子”。最终双方终于按照日本的旨意达成一致的意见。由于南京政府害怕结果为社会舆论知道，一直没有履行签字、换文等手续，但实际上日本进步扩大了在《塘沽协定》中取得的特权——长城线的领土尽被日军侵占，并在实际上承认了伪满洲国。
1933年6月1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宣言，谴责国民党当局签订的《塘沽协定》“把整个满洲、热河与平津奉送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表示“绝对不容许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一寸土地，不容许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这样无耻的大胆的出卖中国”。号召民众“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在一起，扩大民族战争与收复东北失地，为保卫祖国，为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同日，天津《大公报》以《中日停战协定痛言》为题发表社论，指出《塘沽协定》“充满战胜国对战败国之形式，狰狞面目，活跃纸上”，斥责国民政府“不必讳言屈辱，勿再饰词自欺”。天津《益世报》质问：“前此政府当局否认华北对日交涉是‘屈辱求和’者目前尚有何词自解？，”同时，福州各界示威，反对《塘沽协定》。7日，福建长乐县民众召开反对停战协定大会，致电国民政府，指责“此举非特失地收复无望，即亡国灭种亦迫在眉睫，屈辱卖国，何异自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