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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人民有着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19世纪40年代以前，中日两国同属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开始沦为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日本的锁国政策虽然也被西方列强打破，但它却通过明治维新，发展了资本主义，并迅速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
作为一个带有浓厚的封建军国主义色彩的后起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统治集团将向自己的邻国朝鲜、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实行扩张作为基本国策，依靠武力掠夺他国领土和资源来实现自身的工业化。根据明治时代起就确定的这种“大陆政策”，日本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再向中国发动武装侵略，使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发生了曲折。
1874年2月，日本政府借口台湾居民杀害了日本视为领土的琉球王国（冲绳）的居民，出兵“征讨”台湾，5月，派兵3 600人在台湾登陆，12月撤兵。这是近代日本对中国的首次用兵，也是日本第一次对外用兵。中国政府以赔偿白银50万两的代价才换取了日本退兵。
1894年7月下旬，日本的海陆军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袭击了清王朝的海陆军。8月1日，明治天皇向中国宣战，史称“甲午战争”。以海战为主的这场战争使清政府惨淡经营的北洋水师丧失殆尽。次年4月，日本政府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迫使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地为商埠，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任意设立领事馆和工厂等，攫取了大量特权。后来，由于俄、法、德等国的干涉，日本虽然答应交还辽东半岛，但又逼迫清政府支付“赎辽费”白银3000万两。《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
1898年，日本政府向清政府提出“不把福建省割让或租借与其他国家”的要求，企图把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省划为其势力范围。第二年4月，日本政府逼迫清政府签订条约，取得在福州建立专管租界的特权，达到了上述目的。
1900年，日本同英、美、德、法、俄、意、奥等国组成八国联军，利用中国的义和团事件出兵华北，攻陷中国的天津、北京等地。第二年的9月7日，日本同其他列强一起，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不仅从中国再次勒索了大量赔款，还获得了在北京和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一些要点的驻兵特权，为它日后进一步的侵华提供了方便条件。
1904年2月，日本为同俄国争夺中国的东北和朝鲜，对俄国开战，这场战争主要以中国东北境内的奉天（今沈阳）、辽阳和旅顺口为战场。这两个帝国主义强盗之间的战争使无辜的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第二年，日本同战败的俄国签订了《朴次茅斯条约》，迫使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利益”，并将俄国在中国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权及附属的一切权益转让于日本，将俄国从中国夺取的长春至旅大铁路及其一切支线和所属一切特权，包括煤矿在内的一切权益，转让于日本。从此日本取代俄国，获得了在中国东北的支配地位。随后，日本又违约在南满铁路线留下1个师团和若干守备队，建立了关东军，在奉天至旅顺之间的铁路线上长期驻屯，以后又将驻屯点向北扩展到长春。1906年日本建立了“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管理除铁路之外的矿山、港口、行政区域、文化和科研机构及情报组织。“满铁”与关东军一起，成为日本长期控制南满的两个主要工具。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日本政府利用西方列强因欧战无暇东顾之机，借口对德国开战，出兵占领德国在华租借地青岛，进而控制了山东。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中国的袁世凯政府提出所谓的“二十一条”要求，该要求全文共5号。前4号的主要内容有：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享有租界土地、修筑铁路的独占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和南满、安奉铁路的管理期限均延长为99年，并允许日本在南满和东蒙享有包括土地租借或所有权，以及居住权、工商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沿海港湾岛屿概不得租借或割让与第三国等条款。第5号所列款项则要求掌握控制中国的政治、财政、警察、军队的权力及湖北、江西和广东之间重要铁路的建筑权等。这二十一条要求可以说是日本争霸中国的宣言书。有关二十一条交涉的消息泄露之后，全国各阶层群情激愤，爱国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当时，袁世凯正准备称帝，为换取日本的支持，他不顾国内人民的反对，基本接收了前4号所提条款，只是对第5号有所保留。由于中国人民的抵制和其他一些因素，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未能全部实现，但其独霸中国的根本目标已经确定，此后再也没有改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等国不再容忍日本企图独霸中国的行径，试图通过国际公约来限制日本。1921年11月，美国政府邀集中、英、法、意、比、荷、葡连同日本九国在华盛顿开会。翌年2月6日，根据美国倡导的所谓“各国在华 机会均等”和“门户开放”原则缔结了“九国公约”。这 一公约造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共管中国的局面，对于试图独占中国的日本来说一，无疑是个障碍。华盛顿会议是美日之间争夺远东霸权的一次较量，它加剧了美日矛盾，播下了日后太平洋战争的种子。
除与其他列强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外，日本还直接以武力阻止中国统一。辛亥革命后不久，中国陷入分裂，出现了军阀混战的局面。1919年4月，日本在中国正式建立“关东军司令部”，统一指挥驻中国东北的日军。关东即中国山海关以东的东北广大地区。关东军是日本帝国主义常驻中国东北的一支殖民军队，它主要由陆军步兵师团组成，装备精良。1924年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开端，中国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其宗旨是打倒列强、铲除军阀。1926年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第二年春天到达长江流域。虽然国民党此时已开始实行“清党反共”，但日本统治集团认为，如果允许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将威胁其在华利益，于是决定以武力阻挠中国统一。此后，日本三次出兵山东，阻止蒋介石政府的军队北上。
1927年春，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田中义一出任日本首相，他赤裸裸地提出“向大陆发展乃是我民族生存之根本”，并称“侵占中国的实现”是其内阁的重大使命之一。这年的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内阁在东京召开了以解决，“满蒙政策”为中心议题的“东方会议”，制定了要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来，或者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东方会议”标志着日本大陆政策的重要转折，它决定以武力侵占我东北三省，作为其侵略我国乃至整个亚洲的第一步，并企图把东北三省变成它向北进攻苏联的跳板，向南进攻中国大陆及东南亚的基地。日本把这一侵略计划称之为“满蒙的积极政策”，实际上是日本在三十年代制定的向外侵略的总政策、总策略，是日本走向穷兵黩武主义的一个标志。
“东方会议”后不久，7月25日，田中义一将“东方会议”的实质内容写成“帝国对于满蒙积极根本政策”，密奏天皇，宣称：“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中国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西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露骨地表明了它先夺“满蒙”，后取整个中国，进而吞并亚洲，称霸世界的狂妄野心和侵略步骤。
1928年5月，日军大举进攻济南，并利用蒋介石的退让占领该城，杀害中国军民3 000余人造成，“五三”惨案。同年6月，日本关东军又乘东北军阀张作霖由华北退回沈阳之机，由参谋河本大作大佐指挥，在南满铁路上埋设炸药，制造“皇姑屯炸车案”，将张作霖炸死。关东军原计划在张作霖被炸毙后以武力制造“满洲自治”，但日本统治者考虑到诸多国际因素，天皇“敕命”一直未下。关东军因此暂时回营，容忍了张作霖之子张学良继续东北的统治权并“易帜”归顺南京政府。这就为三年后的“九一八”事变留下了伏笔。
《田中奏折》是指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于1927年7月25日向天皇条陈“满蒙积极政策”的秘密文件，主要是阐述对中国的侵略方针政策。它提出了日本侵略中国，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的总战略。其中说：“按明治大帝的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等，皆已实现。惟第三期之灭亡满蒙，进而征服全中国全土尚未实现”。田中内阁认为：“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此乃日本帝国存立上的必要大事”，因而日本控制亚洲大陆，掌握“满蒙”权利是“第一重大关键”。为此，日本必须千方百计取得“满蒙”的土地商租权、铁路建筑权、矿权、林权、对外贸易、海运、金融权等等；日本人要能自由出入“满蒙”；设置日本政治、财政、军事顾问和教官；派遣军人潜入蒙古，控制旧王公等。而且，日本要准备与美 国、苏联决战。
1929年，南京出版的一份杂志《时事月报》在它的12月号上登出了《田中奏折》的梗概，披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阴谋计划。很快，日本政府及其控制的舆论工具矢口否认有《田中奏折》的存在，并且说它是一个伪造的文件。那么，《时事月报》是如何得到《田中奏折》的呢？这里涉及两个关键性的人物：蔡智堪和王家桢。
蔡智堪，日籍台湾人，在日本出生。早年在日本参加过孙中山的革命组织，曾帮助过反对袁世凯称帝而逃亡日本的蔡锷。20年代末，蔡智堪经营大豆等贸易，经常来往于日本与东三省之间。同时，他同一些日本上层人士交往密切，时常给他们捐助金钱，馈赠物品。
王家桢，曾任张学良“东北保安司令部”的外交秘书主任，协助张“办理对日交涉事宜”，并组织力量搜集日本政情资料。蔡智堪在1928年前后正是王的“驻东京办事人”。蔡经常把他搞到的日本内幕政情通过王提供给张学良。
1928年夏风传有，《田中奏折》一事，蔡智堪便找到反对田中政策的内大臣牧野伸显，希望能提供帮助进入日本皇室书库抄录《田中奏折》。牧野当即找到他的内弟山下勇，同皇室书库官员说妥，让蔡夜间进库去抄。6月的一个晚上，将近午夜时分，蔡携带皇室书库专用的黄色册皮大小30张，绿色绣线数团，银锥3支，大小针1包扮作一，个补册工人，持牧野给的编号为72号的金质圆形“皇室临时通行牌”，由山下勇领路，先进皇城，后入书库。蔡在书库中找到了用日本内阁奏章专用的“西内纸”精缮而成，共有六七十张的“田中首相奏章”，便将所带的碳酸纸装铺原件上，用铅笔描出一。蔡连去了两个晚上才抄完。之后，蔡分10次将所抄《田中奏折》寄给王家桢，每两周寄一次。并附信说：“这是绝对秘密的文件。”王将蔡寄来的稿件交给办公室分段译出，然后再将意义不明了或是脱字脱句的地方，逐一研究，加以添补，订成一个完整的文件。这时已是1929年的春天了。《时事月报》的稿源就来于此。上述事实证明《田中奏折》确实是真品而非“伪物”。它具体而详细地记载和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暴露了日本侵略东北的野心及其穷兵黩武的真面目。关东军的上层军国主义分子河本大作、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和松冈等就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在“满蒙”采取积极行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