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公元前45年,恺撒在蒙达获得了最后胜利之后,他就荣获罗马和罗马世界的“永久独裁权”。这一个具有决定性的事件,使罗马的共和从此告一结束。也就是由一个共和国转变成为帝国的前奏曲——在帝国的制度中,就潜伏着使它自己内在崩溃的细菌。不过这些发展都是逐渐性的——从远大的观点看来,这也是一种进步。从恺撒的凯旋,到罗马的最后崩溃,中间还经过了五百年的光阴。甚至此后,在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一个“罗马帝国”,一直又再延长了一千年之久,才终告灭亡。这个原委从头说起,是:(一)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于公元330年,从罗马迁都拜占庭(Byzantium),即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二)公元364年,罗马世界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东罗马帝国的命运较长,而西罗马帝国则由于野蛮民族的不断攻击和渗透,国势日趋衰颓。到了公元5世纪末叶,随着高卢、西班牙和非洲的榜样,独立的意大利王国也建立起来了,于是名义上的西罗马皇帝遂终于被废除。
不过在6世纪的中叶,西罗马又有复活的迹象——这却是由东罗马所发动的。当查士丁尼(Justinian)在君士坦丁堡做皇帝的时候,他的部将们又重新征服了非洲、意大利和西班牙南部。这些成就主要应归功于一个人,那就是贝利撒留(Belisarius)。他之所以能被称为名将的理由,有两点:(一)他的兵力真是少得可怜,与他的工作简直不成比例;(二)他经常使用守势的战术。在一连串的征服之中,竟完全缺乏攻势的行动,这种奇迹也可以算是史无前例的。而最大的特点,却是他所率领的军队,其基础又完全是机动部队——主要是骑兵。贝利撒留并不缺乏胆量,但是他的战术都是设法引诱对方先动手进攻。他这种作风的理由,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数量上总是居于劣势的缘故,但另一方面也表示他在战术和心理两方面,都有极精密的计算。
他的军队在组织形态上,和罗马全盛时期的兵团制度很少相似之处——它很接近中世纪的形态,但是却具有较高度的发展。若是恺撒时代的军人看到这种部队,他们一定不会承认这也是罗马的军队;不过若从追随西庇阿转战非洲的军人眼中看来,也许对于这种演变的趋向,一点都不会感到惊异。从西庇阿到恺撒之间的时代中,罗马本身渐次由一个城邦国家,变成了一个帝国;他们的军队也由短期服役的公民部队,变成了长期服役的职业化兵力。尽管扎马会战已经显示出骑兵的重要性,但是他们的军事组织却够不上这个标准。尽管马种已经大为改良,体型和速度都已经进步,但是在罗马帝国的陆军中,步兵仍然是主力兵种,而骑兵还是和初期对抗汉尼拔的战争一样,始终只是一种辅助性的兵种。以后由于在边防方面需要较大型的机动兵力,于是骑兵的比例才逐渐增加,但是一直到公元378年,罗马兵团在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遭到了惨败之后——为哥特人(Goths)的骑兵所击败——罗马陆军才记取这个惨痛的教训,开始实行改组。在以后的时代中,钟摆却又摆向另外一个极端。在狄奥多西(Theodosius)统治之下,为了加速扩充机动部队,甚至大量收编野蛮人的骑兵。以后,这个招募的比例终于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平衡,于是才发展成为一种有体系的新型组织。到了查士丁尼和贝利撒留的时代,主要的兵种是由重骑兵所组成,他们穿着铁甲衣,所使用的兵器是弓弩和长枪。在原理上,它是想兼有机动“火力”和机动“冲力”两者之长——匈奴和波斯的骑弓手显示出了第一方面的价值,而哥特的骑枪兵也显示出了第二方面的价值。作为重骑兵的辅助兵力,又有轻骑兵的组织,那便是轻装的骑弓手。无论从组织上或战术上来看,这两者的结合都可以算是近代轻重(或中型)两型坦克联合使用的先例。步兵也同样分为轻重两型,但是后者却使用重矛和密集的队形,只是当作会战中的一个固定枢纽使用,而骑兵则环绕它做各种的运动。
在公元6世纪的初期,东罗马帝国的国势是十分危险的。它的军队在波斯的边界上,一再遭到屈辱的战败,其在小亚细亚的整个地位也都在动摇之中;有一度——由于匈奴人从北面侵入了波斯——这个压力曾暂时减轻,但是在公元525年左右,边界上又发生了新的战争——不过其形式却很散漫。贝利撒留在这次战争中,开始崭露头角。他曾经率领骑兵,几度侵入波斯属的亚美尼亚(Armenia)地区,以后当波斯人占领了一个边境要塞之后,他又发动了一个精彩的逆袭,把它夺了回来。把他的成功和其他诸将的失败对比之后,查士丁尼提升他做东面军的总司令——那时他还不到30岁。
公元530年,一支总数约40000人的波斯大军,向达拉(Daras)要塞发动进攻。面对这个威胁,贝利撒留手中只有大约20000人的兵力,而其中大多数都是刚刚开到的新兵。可是他并不准备作守城的打算,而决心冒险和敌人作一次会战,不过他对于战场却事先有精密的选择,以便运用他“防御攻势”(defensive-offensive)的战术。他估计敌人一方面抱有直捣拜占庭的雄心,一方面仗着他们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必然会一直向前进攻,而不多所顾虑。他在达拉的前方,挖掘一条既宽且深的壕沟,位置很靠近城墙,以便壕中的守兵可以获得城头上的“火力”支援。贝利撒留就把最不可靠的步兵,布置在这里。在这条战壕的两端,呈直角的又挖掘两条长壕,在顶点上又有两条横壕,一直向外伸展到谷地两侧的丘陵地中。沿着这两个侧翼之上,重骑兵就分别埋伏在那里,以供逆袭之用。匈奴人的轻骑兵又摆在两个内角里面,假使两翼的重骑兵为敌人所逐回,他们就可以突然袭击敌人的后方,以来消除这种压力。
波斯人到达了战地之后,首先是对于这种部署感到困惑,于是第一天的时间都花在侦察工作方面。第二天上午,贝利撒留派人送了一封信给波斯军的主将,暗示最好是不必兵戎相见,而采取互相讨论的方式来解决争端。他的信上这样写着:“最大的善事就是和平,所有略有理性的人都莫不公认如此……所以最伟大的将军,就是要能够从战争中求得和平。……”这真是至理名言,而尤其是在他第一次伟大胜利的前夕,从这样一个青年将领的口中说出来,才更感难能可贵。可是波斯的主将却回答他说,罗马人的诺言素来是不可以相信的;照他的看法,贝利撒留的来信,以及他躲在战壕后面采取守势的姿态,都足以表示他是心存畏惧。所以波斯人开始进攻了。当然他们也很谨慎,并未冲入位于中央的那个明显的“陷阱”中,但是他们这种谨慎的态度,却正中了贝利撒留的妙计。因为这不仅使他们的兵力分散,而且更使战斗限制在两翼骑兵的方面。对于贝利撒留而言,这些正是他手中最可靠的精兵,并且在数量上也不比敌人少得太多。同时他的步兵,也可以使用弓弩的“火力”参加作战。拜占庭的弓弩在射程上要比波斯的远,同时波斯的装甲也不如罗马的精良。
波斯骑兵首先攻击他的左翼,最初似乎颇有进展,可是有一支小型的骑兵支队,预伏在侧翼上一座小山背后,现在突然跃出,向波斯人的后方猛冲。这个意想不到的奇袭,再加上在另一个侧翼方面,又有匈奴轻骑兵出现,结果遂迫使波斯人自动后撤了。另外在右翼方面,波斯骑兵攻入的距离更深,一直达到了城墙脚下。可是结果却恰好使他们这个前进的侧翼,与中央的静止部分之间,露出了一个极大的空隙。贝利撒留立即把他手中所有的骑兵,都投掷在这个空隙里面。这个针对波斯战线弱点的逆袭,首先把波斯骑兵赶得落荒而逃,脱离了战场,然后再向中央的波斯步兵——他们的侧翼已经暴露——进攻。这次达拉的会战使波斯人遭到决定性的失败。这是许多年来,他们第一次败在拜占庭人的手里。
经过几次挫败之后,波斯国王就开始和查士丁尼的使臣,讨论和平的条件。当这个和谈还正在进行的时候,波斯人的同盟萨拉森(Saracen)国王,却提出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用间接的方式来打击拜占庭的势力。他认为不应该向具有坚城利兵的拜占庭边界上进攻,而应该采取一条大家所料想不到的路线。一支大部分由机动部队所组成的兵力,可以从幼发拉底河向西走,越过沙漠地区——这是当时人认为不可能越过的障碍物——向东罗马最富庶的城市安提阿(Antioch)进攻。波斯人立即采纳这个计划,在执行的时候也证明出,只要有适当的军队组织,这种沙漠是绝对可以越过的。不过,贝利撒留却已经使他的军队具有极高度的机动性,而且沿着边界也建立了一个有效率的通信体系,所以他才能够从北面星夜驰援,恰好在敌人之前赶到了战地。当这个威胁解除之后,他却仅以把敌人逐回为满足。这种自制的态度使他的部下非常不满。当他发现部下都在私下议论纷纷的时候,就向他们解释说:真正的胜利就只是要强迫敌人自动放弃他们的意图,而同时又尽可能减少自己的损失。假使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那么又何必要在会战中去寻求胜利呢?正所谓“穷寇勿追”,因为这种行动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失败,结果反使帝国有受到新侵略的危险。对于退却中的敌人,使他们感到无路可走,这无异于提高他们死里求活的勇气。
这种说法是太理智化了,很难使那些“匹夫之勇”的军人们感到心悦诚服。因为害怕军心离散的缘故,他只好听任他们去碰一次钉子——这是他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失败,恰好证明了他的警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波斯人虽然战胜了追兵,却也付出了极高的代价,所以他们还是被迫继续撤退。
在东方累立战功之后,贝利沙流士不久即被派往西方,担负一次攻势的任务。在一个世纪之前,日耳曼民族的一支,汪达尔人(Vandals)占领了罗马所属的非洲殖民地,结束了他们向南移殖的行动,并且建都于迦太基。以那里为基地,他们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海盗行动,并且派遣突击性的远征军,去劫掠地中海沿岸的各个城市。公元455年,他们曾经攻入罗马,以后君士坦丁堡方面曾派重兵进剿,但却被他们所击败。不过经过了几代之后,奢侈的生活加上非洲的烈日,不仅已经使他们的态度软化,而且也消磨了他们的意志。于是到了公元531年,原有的汪达尔国王希尔德里克(Hilderic),突然被他那个黩武好战的侄子盖利默(Gelimer)所废并加以监禁。因为希尔德里克在青年时期,曾与查士丁尼友善,所以后者写了一封信给盖利默,要求他释放自己的叔父。当这个要求被拒绝之后,533年,查士丁尼遂决定派遣贝利撒留,率领一支远征军,到非洲去兴师问罪。可是他一共却只有5000名骑兵和10000名步兵。虽然他们都是精兵,但是众寡之势还是差得太远,因为汪达尔人号称拥有十万大军。
当这支远征军到达了西西里之后,贝利撒留听到一个好消息——当时汪达尔人的属地萨丁尼亚(Sardinia),发生了叛乱,他们已经派了一部分精兵去平乱,而且当时盖利默本人也离开了迦太基。贝利撒留当然不肯放过这个时机,他立即扬帆向非洲前进,为了避免遭到优势的汪达尔舰队拦截,他在距离迦太基还有九天行军距离的地点实行登陆。听到了贝利撒留登陆成功的消息,盖利默匆忙命令几方面的部队,集中在阿德戴西门(Ad Decimum)附近的隘路上——这是通往迦太基大路上的第十个里程碑——他希望在那里可以把侵入军加以包围聚歼。但是这个计划却失败了,因为贝利撒留进展得太快,同时他的舰队也对迦太基城,摆出严重威胁的姿态。当汪达尔军队正在集中的时候,马上即为侵入军所乘,于是在一连串的混战中,他们发生了混乱的现象,不但不能击败贝利撒留,而且纷纷向各方逃走——使贝利撒留势如破竹地进入了迦太基城。到了这个时候,盖利默已经重新集中了他的军队,并且从萨丁尼亚召回远征军,准备重整攻势。可是贝利撒留已经把迦太基的防御部署完成了——使汪达尔人感到毫无办法。
等了几个月之后,他看到汪达尔人还无攻城的意图,贝利撒留就获得了一个结论:认为从他们这种消极的态度上,即足以证明他们的士气已经非常低落。同时就他自己这一方面而言,若是一旦战败之后,也有一个安全的退步,所以他决定冒险进攻。他率领着他的骑兵前进,直迫汪达尔人设在特里卡梅伦(Tricameron)的营地——在一条河流的后面——不等他的步兵赶到,即开始进行战斗。他的想法可能是这样的:因为当他这样显得兵力很薄弱的时候,必可能引诱敌人倾巢来犯,于是就可以达到“半渡而击”的目的。但是这种“挑拨”性的进攻,和紧接着后面的退却,都不能够引诱敌人渡河追击。所以贝利撒留又马上抓着他们这个过度小心的弱点,乘机把大量的兵力,安全的送过了河去。首先向敌人的中央部分进攻,以吸住敌人的注意力,然后再沿着全线上展开攻击。
汪达尔人的抵抗马上开始崩溃,残余部队逃回营中,不敢再战。盖利默本人乘着黑夜逃走了,在他失踪之后,他的全军也就自动瓦解。贝利撒留乘战胜的余威,实行追击,最后俘虏了盖利默,结束了这场战争。这个收复罗马非洲失地的计划,在最初看来,似乎是一种冒险的赌博;可是在执行的时候,却显得十分的简单。
这一次轻松的胜利,鼓励着查士丁尼在公元535年又开始企图从东哥特人(Ostrogoths)手中,作夺回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尝试——不过也以付出最低廉的代价为原则。他只派了一支小型部队到达尔马提亚(Dalmatia)的海岸上。他又用“贿赂”的谎言,来引诱法兰克人(Franks)从北面进攻哥特人。在这种分散敌人兵力的战略掩护之下,才再命贝利撒留率领远征军12000人,开往西西里岛,并且命令他在到达该岛的时候,应扬言这一支兵力是假道开往迦太基的。假使他认为这个岛屿可以很容易地加以占领,那么他就可以进占该岛;否则他可以不动声色的,再重新上船扬帆而去,不必显示出他的意图。在这次的情况中,是一点困难都没有。虽然西西里岛上的诸城一向很受到他们征服者的优待,但是他们却还是热烈的欢迎贝利撒留,把他当作解放者和保护者看待。除了在巴勒莫(Palermo)一地以外,这一支小型的哥特戍兵对他根本未作任何激烈的抵抗。至于巴勒莫的抵抗也被他利用巧计所击退。与他胜利恰好成一个对照,拜占庭军对于达尔马提亚的侵入企图却遭到了惨败。不过不久,拜占庭军又获得了增援,继续进攻;同时贝利撒留也越过了墨西拿海峡(Straits of Messina),开始侵入意大利半岛的本部。
由于哥特人内部意见不一,同时他们的国王也疏于防范,结果才使贝利撒留在意大利南部的进军,并没有遇到阻拦。当他进到了那不勒斯(Naples)之后,始暂时受阻。这是一个坚强的要塞,守兵的力量也大约与他的兵力相当。但是不久,贝利撒留还是从一个废弃不用的水道中,找到了攻进这个城塞的捷径。他派了少数的精兵,从这个狭窄的隧道中,钻进了城里,于是乘着黑夜攻城,里应外合很快便占领了该城。
那不勒斯的陷落使得哥特人为之大哗,于是群起而反对他们的国王,结果取而代之的是一员勇将,名叫维蒂西斯(Vitigis)。可是维蒂西斯却具有一种很特殊的军事观念,他认为必须先结束对法兰克人的战争,然后才再来集中全力对付这个新的侵入者。所以,当他在罗马留下了一支自以为很足够的守兵之后,就亲率大军向北面进发,以对付法兰克人。但是罗马的人民却不同意他的见解,同时哥特的守兵也认为若无人民的协助,则势必无法守住这个城塞,所以当贝利撒留的军队开抵罗马时,守军立即弃城而走,使他毫不困难地收复了这座名城。
当维蒂西斯重新做决定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他用黄金和土地做代价,才向法兰克人买得了和平,于是他集中了150000人的大军,企图重新夺回罗马。而贝利撒留却只有10000人的兵力,来供防守之用。但是在围攻开始之前,他却早已有了3个月的准备时间,来改建该城的防御工事,同时还囤积了大量的粮食。此外,他的防御方法也是采取一种积极的方式——不断地作有计划的出击。在这种出击中,他又尽量发挥他骑兵的优势,因为他们都配备了强力的弓弩,所以可以在敌军骑兵达不到的射程之外,使其受到阻挠,或者是引诱哥特的骑枪兵作盲目的冲锋。虽然这少数的守军在苦战之下,已经是疲惫不堪,可是围攻部队的兵力却损失得更快,尤其是因为疾病的缘故。为了加速敌人的崩溃,贝利撒留更勇敢的冒险,从这个单薄的兵力中,再抽出两个支队,用奇袭的方式攻占了蒂沃利(Tivoli)和特拉西纳(Terracina)两个城镇。它们恰好控制着围攻军的补给线。等拜占庭的援兵到达后,贝利撒留更扩大了这种机动突袭的范围,直达亚德里亚海的海岸上,直趋哥特人在拉文纳的主要基地。最后,经过了一年的围攻,哥特人终于放弃了他们的企图,开始向北撤退——由于他们获得了一个消息,说拜占庭的袭击部队已经占领了里米尼(Rimini),这是距离他们基地拉文纳交通线极近的一点,所以更加速了他的撤退。当哥特大军的后半部正拥挤在穆勒威(Mulvian)桥梁上面的时候,贝利撒留开始发动猛烈的追击,使他们损失惨重。
当维蒂西斯向东北撤回拉文纳的时候,贝利撒留派遣他一部分的兵力,连同舰队一起,沿西岸推进,占领了帕维亚(Pavia)和米兰(Millan)。他自己却只带着3000人,横到东岸上,和新到的7000援兵会合在一起——这些援兵是由宫廷中的总管太监纳尔西斯(Narses)所率领。于是他火速去援救围在里米尼城中的一个支队——他们正被维蒂西斯的大军所包围着。在外围的阿西莫(Osimo)要塞中,哥特人曾经留有25000人的守兵,可是贝利撒留却很巧妙地溜了过去,直接向里米尼进发。他的兵力分为两个纵队,另外还有一部分则由海上开来。因为三路进攻,显得声势浩大,使哥特人对于他的兵力不免发生了夸大的印象。为了加强这个印象。在夜里他又多燃营火,故意虚张声势。这个计策成功了,尤其是现在光凭他的英名都足以使哥特人不寒而栗,所以当他决定接近的时候,大多数的哥特军队都开始望风而逃,不敢接战。
现在,贝利撒留就一方面监视留在拉文纳的维蒂西斯,另一方面计划如何扫清通往罗马的交通线,因为当他迅速挺进的时候,有许多要塞都是溜过去的,现在必须一一加以攻陷。由于他手中的兵力是如此微弱,所以这实在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他的方法是首先集中力量对付某一个要塞,使其孤立化,利用机动部队构成一道铁幕,使任何可能的救兵都被牵制在他们自己的地区之内,使其无法分身。即便如此,这种工作还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尤其是有一些部将,恃着宫廷中的宠爱作护身符,故意违背他的调度,专门寻找容易和富庶的目标,所以更使时间延长了。此时,维蒂西斯又派遣使臣往法兰克和波斯求救,他们说现在是击败拜占庭人的最好机会,因为他们的兵力已经伸展得太远,若此时能从各方面同时发动攻势,那么一定可以成功。法兰克的国王听了,马上就率领了一支大军,翻越了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
第一个吃大亏的却是对于他们期望殷切的同盟国。当哥特人在帕维亚——当时哥特人正在该地与拜占庭军对峙——附近,放他们过了波河之后,他们却毫不客气地向两方面同时发动了攻击,使双方都措手不及,纷纷逃窜。于是法兰克人就开始向各地蹂躏。因为他们的军队差不多完全是由步兵所组成,所以搜劫的距离很有限,不久就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饥馑中,大批地饿倒。他们实在太愚笨,一碰到机动的对手,就不敢交战,所以贝利撒留并未花多少工夫,就把他们劝诱回家去了。贝利撒留接着便加紧对拉文纳的控制,以迫使维蒂西斯投降。
然而在公元540年,贝利撒留却突然被查士丁尼召回,其理由是要他去对付波斯人的新威胁——这当然也是真的。不过,似乎真正的动机却是出于妒忌的缘故,因为有消息传到查士丁尼的耳朵里,说当哥特人向贝利撒留求和的时候,已经承认他就是西方的皇帝。
当贝利撒留正取道回国的时候,波斯的新王乔斯罗斯(Chosroes)又重新采取横越沙漠的路线,并且攻占了安提阿城。当他把这个城市以及其他叙利亚各城夷为废墟之后,查士丁尼就只好许以大量的“岁币”,以求缔结一个新的和约。当乔斯罗斯回到了波斯,而贝利撒留也回到了君士坦丁堡之后,查士丁尼马上就撕毁了这个和约,不肯再破财了。于是吃亏的人还是他的臣民——这是一般战争的正常结果。
在下一次的战役中,乔斯罗斯侵入在黑海岸上的科尔基斯(Colchis),并且占领了拜占庭人在佩特拉(Petra)的要塞。这时贝利撒留也已经到达了东面的边界上。他听到乔斯罗斯已经出发远征,虽然他还不知道他的真正去向,可是贝利撒留却马上抓到了这个机会,立即用奇袭的方式,侵入波斯的国境。为了加强效力,他又派遣他的阿拉伯同盟军沿着底格里斯河发动突袭,向亚述(Assyria)进攻。这个来得恰到好处的反击,无形中正足以证明间接路线的价值。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当波斯大军已经侵入科尔基斯的时候,贝利撒留却威胁到他们的基地,这样就把乔斯罗斯调回来了,否则他就会有后顾之忧。
不久之后,贝利撒留又被召回君士坦丁堡——这一次是由于内乱的缘故。当他离开了东方之后,波斯国王马上又向巴勒斯坦(Palestine)发动了一个侵略战,以占领耶路撒冷(Jerusalem)为目标,自从安提阿被毁之后,它已经成为东方的一个富庶大城了。接到了这个消息之后,查士丁尼就立即派遣贝利撒留去援救。这一次,乔斯罗斯率领了一支非常庞大的兵力,估计约在200000人左右,因此他不能再采取那条越过沙漠的旧路线。而必须从幼发拉底河上游,进入叙利亚,然后南转向巴勒斯坦进攻。这是乔斯罗斯所必然会走的路线,所以贝利撒留集中他所可能集中的兵力——数字虽少但却具有高度的机动性——把他们都摆在幼发拉底河上游的卡契米希(Carshemish),在侵入军向南转进的紧要关头上,这就恰好威胁到他们的侧翼。乔斯罗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派了一个使臣到贝利撒留军中,名义上是以讨论和平条件,实际上却是想侦察对方的实力和部署。事实上,贝利撒留的兵力比之侵入军,还不到十分之一,甚至于还不到二十分之一。
因为猜到了敌人的意图,贝利撒留马上就在军事上变了一个“戏法”。他把他手里最精壮的人员,挑选了出来,其中还包括着哥特人、汪达尔人和摩尔人(Moor)等——这都是所收编的俘虏——率领着他们先进到某一点上,以来等候波斯使臣的到达。这样遂使对方误认为他们所遇到的,只不过是贝利撒留大军的前哨而已。这些部队奉命展开在平原上面,并且经常在运动之中,更使人难以估计他们的真正兵力。贝利撒留本人显出十分乐观自信的态度,他手下的部队也都显出趾高气扬的味道,所以更增强了对方的印象——好像他们对于波斯人的攻击,是满不在乎的。使臣回来后认为乔斯罗斯若再继续前进,则交通线势必要受到侧面上的威胁,那似乎是非常的危险。于是贝利撒留更进一步派遣骑兵沿着幼发拉底河神出鬼没地活动,这些行动终于把波斯人骇昏了,他们匆匆忙忙渡河撤回了本国。从来不曾有过这样来势凶猛的侵入行动,就这样轻松地被击败了。而这个奇迹式的结果,却完全是利用间接路线得来的,虽然表面是由于一个侧翼位置的作用,但事实上却纯粹是心理的。
由于查士丁尼的妒忌和猜疑,贝利撒留又再度被召回君士坦丁堡。不久以后,意大利的属地由于管理不善,局势又变得岌岌可危,于是查士丁尼不得已,又只好命令贝利撒留去收拾残局。但是却只给他最微弱的兵力,以来担负这个颇为艰巨的任务。等到贝利撒留到达拉文纳之后,局势就更加严重。因为哥特人在一个新王托提拉(Totila)的统治之下,已经逐渐恢复了他们的实力,重新占领了意大利的西北部,并且开始向南部发展。那不勒斯已经被他们攻陷,而罗马也受到了威胁。贝利撒留为了救援罗马城,作了一个果敢而并未成功的行动,用一个支队的兵力,绕着海岸航行,并且勉强进到了台伯河(Tiber)边。托提拉于是拆除了罗马城防工事,留下大约15000人的兵力,把贝利撒留的7000人钉死在海岸上面,而自己率领大军向北进发,想乘贝利撒留本人不在的时候,重行夺取拉文纳。可是贝利撒留却躲过了他的“监视”者,又溜入罗马城。这个香饵使任何哥特人无法不上钩。三个星期之后,托提拉才又领兵来攻,可是贝利撒留已经把一切的防御工事都布置好了,所以他一连击退了两次的猛攻。因为哥特人损失惨重,所以他们的信心已经开始消沉,等到他们第三次来攻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强弩之末,于是贝利撒留接着开始发动逆袭,把他们打得大败而逃。第二天,他们放弃围攻的企图,退回了蒂沃利。
尽管他一再向查士丁尼要求增派援兵,可是所获得的数量却十分有限,因此贝利撒留无法收复全部的失地,而只好在要塞和港口之间,东奔西跑地进行游击战。最后,他也绝望了,他知道查士丁尼绝不会再信任他,再也不会把一支够强大的兵力交给他去指挥,所以在公元548年,坚决要求辞职回到君士坦丁堡去。
4年之后,查士丁尼决心不放弃意大利,于是又发动了一次新的远征行动。他还是不愿意让贝利撒留当统帅,因为他害怕贝利撒留会乘机独立,于是最后命令纳尔西斯为统帅。纳尔西斯一向以军事理论家著名,而且在贝利撒留的第一次意大利战役中,也曾经有机会显过身手,表示他并非仅是一个理论家而已。
纳尔西斯对于这个较大的机会,现在就充分加以利用。他首先提出一个条件,要求必须有一支真正够强大且具有良好装备的兵力,他才肯接受这个艰巨的任务。接着他就率领着这一支大军,绕着亚德里亚海岸向北进发。因为哥特人认为侵入军必须渡海来犯,所以使他这次行军大为便利。哥特人认为沿着海岸的道路太险恶,同时又有许多的河口,所以拜占庭军似乎不可能循这条路线进攻意大利。但是纳尔西斯却预备了大批的船只,沿着海岸与他的部队一同前进,利用这些船搭成浮桥,所以他的进展之速,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未受到任何抵抗,即到达了拉文纳。他不想浪费时间,立即向南进发,对于挡路的若干要塞都设法绕过,其目的是想要在托提拉兵力尚未完全集中之前,即强迫他接受会战。托提拉扼守着亚平宁(Apennines)山地上的主要隘路,但是纳尔西斯却从侧路上溜了过去,并且在塔吉纳(Taginae)逼住了托提拉。
以前,贝利撒留在每一次会战中,兵力几乎总是居于劣势,可是这次纳尔西斯的兵力却要比哥特人优越。虽然如此,当他已经把战略上攻势的优点充分发挥了以后,纳尔西斯在遭遇到托提拉时,却宁肯采取战术上的守势。他知道哥特人具有一种“攻势”的本能,所以决定让他们先行进攻,并且安排好了一个陷阱来等候他们——这正和800年以后,英国人在克雷西(Crecy)击败法国骑士的战术完全一样。他这个计划的基础,是根据他对于哥特人心理上的一种认识——哥特人素来看不起拜占庭的步兵,认为他们吃不消骑兵的冲锋。所以他在战线的中央,摆着一大批徒步(下马)的骑兵,使用他们的长枪,使敌人看起来好像是一堆使用长矛的步兵一样。在这个中央部分的两翼上,他布置着步兵弓弩手,向前推进成一个新月形,假使敌人向中央突击时,就可以从两面来加以夹击。多数的乘马骑兵就集中在他们的后方。此外在左面一个小山的下面,埋伏了一支最精锐的骑兵,等到哥特军深入陷阱之后,这支兵力就跃出向敌人的后方实行奇袭。
这种巧妙的安排达到了它的目的。哥特人果然认为中央是一些不可靠的步兵,所以发动骑兵向他们突击。在他们冲锋的时候,首先受到两翼箭雨的“射击”,然后在正面又被坚定不动的徒步骑枪兵所阻。当他们冲不进的时候,两翼的弓弩手更向中央卷进。此时哥特的步兵却不敢上前支援他们的骑兵,因为纳尔西斯的骑兵正在侧翼山地附近,他们害怕骑弓弩手攻击他们的后面。硬攻了相当时间没有结果之后,哥特骑兵在气馁之余,开始后退了。纳尔西斯立即发动他的骑兵预备队,组织了一次具有决定性的逆袭。这一次,哥特人可以说是“大获全败”,从此纳尔西斯即毋须花费太多气力,就把整个意大利都收复了。
哥特人最后投降之后,法兰克人却接受了哥特人的最后求救呼吁,也开始举兵进犯,但是纳尔西斯这时已经腾出了手脚,可以应付新的威胁。这一次,法兰克人要比以前各次都更深入——一直进到了坎帕尼亚(Campania)。纳尔西斯根据过去的经验,决心让他们用自己结好的绳子去上吊——首先避免和他们交战,让他们在行军的困难和痢疾的死亡中逐渐消耗兵力。到了公元553年,当他在卡西里仑(Casilinum)准备和他们交战时,法兰克人的兵力还有80000人之多。在这里,纳尔西斯又发明了一个新的圈套,针对法兰克人的特有战术。因为他们是步兵,所以在攻击中使用一个纵深的纵队,专门依赖重量和动量来取胜。他们的武器也都是近距离形态的——长矛、投斧和短剑。
在卡西里仑会战中纳尔西斯用徒步的长矛兵和弓弩手,来扼守防线的中央。法兰克人的冲锋把他们逐退,可是纳尔西斯却立即旋转侧翼上的骑兵,用他们来攻击敌人步兵的侧翼。敌人步兵马上停止不进,转身向外准备抵抗拜占庭骑兵的冲锋。但是纳尔西斯却不去接近他们,因为他深知法兰克步兵队形是相当坚强,不是骑兵所能冲散的。所以,他命令骑兵停驻在法兰克人“投斧”的射程之外,用“箭雨”去攻击敌人,逼得他们非散开不可。最后法兰克人无法支持,只好解散密集纵队,并往后撤退,于是纳尔西斯立即抓着这个机会,命令骑兵冲锋。这个恰到好处的逆袭,几乎杀得法兰克人片甲不留。
从第一眼看来,对于贝利撒留和纳尔西斯的战役,似乎在趣味上是战术重于战略,因为其中许多行动都是直接与会战有关,比起其他名将的战役,似乎较少专以敌人交通线为行动对象的例证。但是若仔细加以观察之后,这个印象就要有所改正。贝利撒留曾经发明了一种新型的战术工具,他知道只要敌人肯在适合这种战术的条件下,先行进攻,则他利用这种工具,即足以击败具有极大数量的优势敌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的兵力劣势反而是一种优点,这是大家所不易看出来的,而尤以与大胆的直接战略攻势相配合,更为相得益彰。所以他的战略着眼点是心理上的,而非物质上的。他知道如何挑拨西方野蛮民族的军队,使他们发“牛性”,于是不顾一切地向前直冲。至于对于文明程度较高的波斯人,他首先利用他们对于拜占庭人的优越感,以来当作诱敌的工具。以后,当波斯人累战累败,以致对于他个人发生了一种敬畏的心理之后,他又马上利用他们这种谨慎小心的态度,当作是一种心理上的作战工具。
他的最大特长就是能把他自己的劣势变成优势,而同时又把敌人的优势变成劣势。此外,他的战术也具有间接路线的特征——先使敌人丧失平衡,然后使敌人在战线上接头的地方暴露出来,成为一个可以攻击的对象。
在第一次意大利战役中,有朋友私下问他,当他面对着这样强大的优势敌军,他凭什么可以拥有必胜的信心。他回答说在第一次和哥特人交手的时候,他的位置在前哨,马上就发现了他们的弱点,认为他们虽有强大的兵力,但却不知道怎样去运用。这个理由,除了由于兵力过大,调度不灵以外,哥特人的骑兵,事实上也不如贝利撒留的那样精锐。哥特人的骑兵只受了长枪和短剑的训练,而他们的步弓手却惯于躲在骑兵的背后作战。这种骑兵仅能在近接战斗中发挥作用,因为当敌人骑兵在远距离用弓箭向他们攻击时,他们毫无抵抗的能力;至于他们的步弓手,却又绝不敢直接面对敌人的骑兵。其结果就是哥特的骑兵总是希望尽量接近敌人,因此常常会发动不合时机的冲锋。至于步兵在骑兵的掩护下向前推进后,却停留在很远的后方,不敢跟上去。于是步骑间的联络就开始中断了,在侧翼上的敌人马上就获得了一个反击的机会。
贝利撒留的战术体系和防御攻势战略,构成了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基础。在以后几个世纪当中,西欧进入了黑暗时代,可是拜占庭却能继续维持它的地位和罗马的传统。从拜占庭的两本著名军事学教科书:莫里斯皇帝(Emperor Maurice)的《战略学》( Strategicon )和李奥六世(Leo Ⅵ)的《战术学》( Tactica ),还可以发现这些方法和军事组织的遗风。这种组织似乎是很够强硬,足以抵抗野蛮民族从多方面所施的压力,甚至伊斯兰教徒的征服狂潮,已经席卷了整个波斯帝国后,他们都还是屹立无恙。虽然外围的地区已经丧失掉了,但是拜占庭帝国的主要堡垒却并未发生动摇,而自从9世纪巴希尔一世(Basil Ⅰ)的朝代之后,那些失地又逐渐被收复。到了12世纪初叶,在巴希尔二世的统治之下,这个帝国的国威达到查士丁尼之后的最高峰。五百年以来它比过去更为坚强有力。
可是50年之后,它的安全开始受到了威胁,而在几个小时之内,它的前途开始显得黯然失色了。因为一直没有受到外侮的威胁,所以它的军事预算一再受到削减,结果使陆军的兵力减少了,而其内部也开始腐化。于是塞尔柱土耳其人(Seljuk Turks),在阿尔普阿斯兰(Alp Arslan)的领导下开始强大了起来。从1063年之后,拜占庭才开始觉醒,准备重整军备,但是却已经太迟了。1068年,罗曼努斯(Romanus Diogenes)将军,被拥戴做了皇帝,其目的也是为了抵御外侮。他本应先争取时间,来训练他的军队达到如同过去的水准;可是他却偏不如此,而发动了一个时机未成熟的攻势战役。由于在幼发拉底河上获得了初步的胜利,所以使他更有信心,于是领兵向亚美尼亚境内深入,在曼兹科特(Manzikert)附近和塞尔柱的大军遭遇。因为拜占庭的军容颇盛,土耳其的苏丹(Sultan)必须撤出他的营地——对他而言这是一种“面子”上的损失,他当然是不肯接受。当阿斯兰拒绝了之后,罗曼努斯立即开始进攻,他完全违反了拜占庭的传统,为敌人少数兵力所引诱着,直向陷阱中猛冲,而敌人的骑弓手却不断地阻挠他们的前进。到了天黑的时候,他的部队已经精疲力竭,他们的队形已经混乱破裂,最后他只好命令后退,于是土耳其人从两翼方面直逼过来,在包围的压迫之下全军覆没。
这一场惨败使拜占庭帝国从此一蹶不振,土耳其人不久就侵占了小亚细亚的大部分。由于这个匹夫之勇的将军,他的攻击精神和他的判断力不能取得平衡,所以才会使国家受到如此重大的损失——不过即便如此,微弱的拜占庭帝国还是又拖了400年之久才告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