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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在欧洲历史上具有决定性影响和结果的大战，就是罗马和迦太基（Carthage）的战争。其中又以汉尼拔时代的战争，或称第二次布匿战争（Punic War），为其决定阶段。这个战争又可以分为一连串的战役，每一个战役都各自具有决定性，足以使战争的潮流趋向一个新的方向。
第一个阶段的序幕，是汉尼拔（Hannibal）于公元前218年从西班牙向阿尔卑斯山脉和意大利进攻，而其结束点似乎就是第二年春天在特拉西梅诺湖（Trasimeno）的歼灭性胜利。假若当时汉尼拔若进攻继续，则罗马城除了它本身的城墙和守兵以外，可以说是再没有其他的屏障了。
为什么汉尼拔在最初要选择这一条迂回而艰难的陆上路线，一般的解释都认为是因为罗马人握有制海权的缘故（译注：这个解释的主要提倡者，即为《海权论》的作者马汉）。不过当时的船只还是那样的原始化，他们在海上拦截敌人的机会也是非常的不可靠，所以若是把“制海权”的近代化定义应用上去，那实在很不合理。而且进一步说，当时罗马人在海上是否占有优势，也很可疑。根据罗马史家波里比乌斯（Polybius）的记载，当时的罗马元老院，对于迦太基人可能会获得较完全的制海权，感到很焦急。甚至到了战争的末期，罗马人在海上曾经一再获得胜利，使迦太基的舰队无法再利用西班牙的一切基地，同时他们自己也在非洲获得了立足点；可是他们却还是无法阻止马戈（Mago）的远征军在热内亚的沿海地区（Genoese Riviera）实行登陆，而且汉尼拔也平安地退回了非洲。所以汉尼拔之所以要采取间接迂回的侵入路线，他的目的很可能是想纠合意大利北部的塞尔特人（Celts）,以来协力进攻罗马。
其次，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次陆上行军的间接性，并且说明它所获得的利益。罗马人曾经派遣他们的执政官普布利乌斯西庇阿（Publius Scipio）到马赛（Marseilles）去阻止汉尼拔渡过罗纳河（Rhne）。可是汉尼拔不仅出其不意的从上游渡过这条号称天险的大河，而且继续向北进行——采取伊泽尔（Isere）河谷中的艰险路线，而不经过里维拉附近的直路，因为那条路线容易为敌人所拦阻。据说当老西庇阿在三天后到达渡口时，却惊讶地发现敌人早已渡过该河，因为事先他认为敌人是绝不可能从这一条路线上进入意大利的。于是他当机立断，采取了一个敏捷的行动，把一部分兵力留在后面，他自己却从海路赶回了意大利，恰好在伦巴底（Lombardy）平原上，和汉尼拔碰上了。但是在这里，却有足够广大的空间，使汉尼拔的优势骑兵能够大展其长。结果是在提契诺河（Ticinus）上和特雷比亚河（Trebia）上，汉尼拔连续获胜。这个精神上的影响，使得汉尼拔获得了大量的兵员和物资。
汉尼拔现在已经成为意大利北部的主人翁，就留在那里过冬。第二年春天，因为预料汉尼拔必然会继续前进，所以罗马的新执政官把他们的兵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开向亚德里亚海边上的阿里米努姆（Ariminum，即今里米尼〔Rimini〕）；另一部分开向埃特鲁斯坎（Etruria）的阿雷提乌姆（Arretium，即今阿雷佐〔Arezzo〕）。于是无论汉尼拔采取东线或西线向罗马进攻，都一定要受到他们的阻击。汉尼拔决定采取西线，但是他却不采取大家所常走的路线，从四处访问中他获得了一个结论：通向埃特鲁斯坎的路线，不仅距离较长，而且也是敌人所知道的；反而言之，另有一条通过沼泽地的小路，不仅距离较短，而且一冲出来就到弗拉米尼拉斯（Flaminius），可以使敌人感受到奇袭的作用。这个发现和他的特殊天才正好相得益彰。他马上决定采取这条小路。当他的部队知道主将是在领着他们向沼泽中前进的时候，所有的士兵都不免大吃一惊……
一般的军人都是欢喜已知的东西，而害怕未知的东西。汉尼拔却是一个“非常”的将才，所以他正如所有的其他名将一样，宁愿选择最艰险的途径，而不愿意让敌人立于“有备”的地位。
整整四天三夜，汉尼拔的军队在沼泽的泥水中行军，人员疲倦得要命，一路损失了不少人马。可是等到他们走出沼泽后，却发现罗马的军队还是安安静静地驻在阿里提姆，一点动作都没有。汉尼拔还不想作直接的攻击。他却这样计算着：假使他越过敌人的营地，而径向后方的城镇——弗拉米尼拉斯——进攻，那么敌人一方面害怕人民的谴责，一方面忍受不住这样的挑战，必然不会消极地坐视城镇被攻击，而一定会自动跟上来。这样就可以使他获得一个反客为主的机会——设下陷阱以待罗马军队自投罗网。
这是在敌后行动时，如何根据敌人个性的研究，以来决定作战方针的典范。接着就是实际上的执行。沿着向罗马的大路前进，汉尼拔布置了一个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埋伏战。第二天上午，正当晓雾未消的时候，罗马军队沿着特拉西梅诺湖周围的山地，向汉尼拔舍命穷追，却突然掉入了陷阱，前后都为敌人所截断，终于全被歼灭。读历史的人也许只会注意到这次胜利的结果，而忽略在心理上的攻击才是胜利的真正基础。唯有波里比乌斯在他的评论中曾道出这个基本教训的意义：
好像一艘船一样，假使你把它的舵工取消了，于是全船就都会落入敌人的手中，所以在战争中，假使你能使对方的主将在斗智的过程中失败，或者是使他在行动上处于被动的地位，那么全军也就会落入你的手中。
在特拉西梅诺湖大捷之后，为什么汉尼拔不立即进攻罗马城，这在历史上也是一个神秘的疑案——几乎一切的解答都只是猜想罢了。缺乏适当的攻城装备当然是其中原因之一，但却并非完全的解释。我们所确知的事实，却是在以后的几年中，汉尼拔的主要努力就是想拆散罗马和意大利其他同盟国间的合作，并另行组成一个反罗马的同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胜利只能算是一种精神上的刺激。假使他能够使会战的条件适合他所拥有的优势骑兵运用，则在战术上即足以保证他百战百胜。
第二阶段的开始，是由于罗马方面采用一种间接的路线。以性质而言，这似乎是希腊气味重于罗马气味。这个号称“费边战略”（Fabian strategy）的形式，曾经为史家所乐道，而且在后世也有多人模仿它（有些却学得很坏）。费边（Fabius）的这种战略不仅是避免会战以来争取时间，而且更进一步估计到它对敌人士气的影响，以及它对敌人潜在同盟国的影响。所以它主要是属于军事政策方面——即是大战略。费边深切认清了汉尼拔在军事方面的优势，所以他决心不冒险求战。他一方面尽量避免决战，另一方面却到处挑拨，以消磨敌人的耐性。同时更使敌人无法从意大利城市和迦太基本土中，获得兵员的补充，以维持他们现有的实力不至于磨灭。为了要使这种大战略能付诸实施，在军事战略方面的要点，就是要设法使罗马的军队永远不离开山地，以抵消汉尼拔在骑兵方面的绝对优势。在这个阶段之中，汉尼拔和费边双方都是使用间接的战略，真可以说是“棋逢敌手”。
在敌人周围盘旋不去，截断敌人的零星兵力，阻止他们建立任何永久性的基地。费边好像是天边的一片浮云，遮断了汉尼拔的胜利光辉，使它显得黯然无色。这样，费边本人永远立于不败的地位，使汉尼拔过去的胜利，在意大利其他国家的心目中，减轻了重量，因而阻止了他们背叛罗马。这种游击式的战法也使罗马的部队，恢复了士气；同时迦太基的军队离家千里，当然希望能够速战速决，这样拖延下去，士气也随之而一落千丈。
但是消耗战却是一柄双刃剑，即便使用得再巧妙，使用的人也一样会感到吃不消。尤其是老百姓更是怨声载道，他们都希望战争赶紧结束。当汉尼拔大胜之后，罗马人民都感到十分震惊；现在他们慢慢恢复了，于是就忘记了是由于费边的智慧，才使他们获得了恢复的机会。军队中有许多“匹夫之勇”，都开始批评和反对费边的战略，认为他是一个“懦夫”。于是罗马政府遂古无前例的，任命米拉修（Minucius）为副统帅——他是费边手下的大将，同时也是他的主要批评者。接着汉尼拔找到了一个机会，把米拉修诱入陷阱，若非费边迅速来援，则一定会全军覆没。
由于这个事件的发生，才使大众对于费边的批评暂时停息了。但是到了他六个月的任期届满时，他的人望和政策都已不足以使他获得连任。在执政官的选举中，所选出来的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瓦罗（Varro）。他这个人个性容易冲动，而且又愚昧无知，过去任命米拉修做副统帅，也是出于他的主张。此外，罗马元老院又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决定要和汉尼拔决一死战。做这个决定当然也并非毫无理由：一方面意大利有许多地区都正在受着敌人的蹂躏；另一方面为了准备这个公元前216年的会战，罗马已经建立了一支史无前例的庞大兵力，一共是8个兵团（legion）。但是因为罗马人选出了这样一个该死的领袖——他的攻击精神和他的判断力不能保持平衡——所以终于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另外一位执政官包拉斯（Paullus），希望能等候一个有利的时机，再发动攻势；可是这种谨慎的态度却不合于瓦罗的观念——“一个人上战场之后，就应该少顾虑，而多使用他的刀剑”。瓦罗的主张也正是民意的主张，那就是说看到敌人就打。因此，在坎尼（Cannae）平原上，他决心和汉尼拔拼一个你死我活。当包拉斯辩论着说，应该设法把汉尼拔引到有利于步兵作战的地区，再发动攻势的时候，瓦罗却利用他轮值指挥的那一天，把军队开到了接近敌人的位置。第二天，包拉斯又把部队关在设防营地之中，认为由于补给上的缺乏，不久就可以强迫汉尼拔自动引退。可是瓦罗却怒不可遏，一心只想找敌人拼命，同时大多数的部队也都同情他的主张，痛恨包拉斯的迟误。正如史家波里比乌斯所说：“对于人类而言，再也没有比拖延更使人感到受不了的。”
第二天上午，瓦罗把罗马军队开出了营地，向汉尼拔挑战——这正是汉尼拔最喜欢的一种会战形式。照平常的习惯，双方的步兵都布置在战线的中央，而骑兵则在两翼上面。但是汉尼拔的部署却有其别出心裁的地方。他把西班牙人和高卢人构成步兵战线的中央，并向前凸出，而把他的非洲步兵摆在后方，恰好构成这一条线的两端。这样一来，西班牙人和高卢人就变成一颗天然磁石，把罗马步兵都向他们身上吸引过来。他们故意后退，于是凸线变成了凹进的弧线。罗马兵团被眼前的胜利气氛所迷惑，一直向这个空洞中拥入，大家都挤成一团，甚至于连使用兵器的空间都没有了。当他们正沉溺在突破迦太基阵线的美梦时，却恰好钻进了迦太基人的口袋。在这一刹那间，汉尼拔手下的非洲精兵从两面向中央进逼，轻而易举地把密集的罗马军团围在中间。
这次的行动，一切都是事先计算好了的，正像萨拉米斯的海战一样。这在战术上可以说是一种集体的“柔道”——很明显，它的基础就是“间接路线”。
此时，汉尼拔的重骑兵本布置在左翼方面，也击破了这一翼方面的罗马骑兵，并且扫过罗马军的后方，又把另一个侧翼（右翼）的罗马骑兵也击散了。于是他们把追击的任务，移交给原先扼守右翼的努米底亚（Numidian）轻骑兵，接着重骑兵就开始作最后的一击，向罗马步兵的后方直冲了过去。罗马军团已经三面受困，挤在一起，完全无法作有效的抵抗。之后，这场会战就开始变成了一场屠杀。罗马军一共76000人，在战场上被杀死的却有70000人之多。其中包括包拉斯在内，但是那个罪魁祸首瓦罗，却侥幸逃出，这实在是十分的讽刺。
坎尼的惨败固然曾使意大利同盟自动崩溃了一段时间，但是却还是未能使罗马本身崩溃。结果又是费边出来收拾残局，领导人民继续抵抗。罗马之所以还能够恢复元气的原因，可以分为两点：一是由于费边具有冷静的定力和高度的耐性，不惜一切的牺牲，以来实行他的避战战略。二是由于汉尼拔缺乏适当的攻城装备和补充，同时在一个经济发展程度颇低的地区中，侵入者是很难于以战养战的。（注：以后西庇阿用同样的手段反侵入非洲，他却发现迦太基的经济状况是具有较高度的发展，因而使他获得了很大的帮助。）
第二阶段的结束是在公元前207年，这又是另外一种新形态的战略性间接路线。罗马的执政官尼禄（Nero），突然从他面对着汉尼拔的位置溜走了，然后集中全力去进攻汉尼拔的兄弟——后者率领着他的军队，刚刚才到达意大利北部。当这支兵力在梅陶罗河（Metaurus）被击败之后，汉尼拔想获得援兵以赢得胜利的希望，也随之而毁灭了。在汉尼拔发现对方是空营以前，尼禄又迅速回到了他原有的位置。
此后，在意大利境内的战争又恢复了僵持的局面——这是第三阶段的开始。在此后5年当中，汉尼拔始终无法攻入意大利南部；而每当罗马的将军过分接近汉尼拔的狮穴时，也一定会受到重伤而还。
此时，老西庇阿的儿子阿非利加·西庇阿（Africanus Scipio）在公元前210年，被派往西班牙作一种希望甚微的冒险。他的目的是偿父志、报父仇（罗马军在他的父亲和叔父指挥之下，遭到了惨败，才会使国势一蹶不振；而他们也都已经战死了），并且若是可能的话，在西班牙东北角上，为罗马保住一个渺小的立足点。面对着在西班牙境内的优势迦太基兵力，利用快速的行动、优越的战术和巧妙的外交手段，他把这个防御性的目标，变成了攻击性的目标——间接的，以迦太基和汉尼拔为打击对象。因为西班牙是汉尼拔的真正战略基地。他在那里觅取增援和训练新兵。利用一次时机配合恰到好处的奇袭，西庇阿首先夺取了卡尔塔吉那（Cartagena），该地是迦太基军在西班牙的主要基地，这是使他们丧失与国，覆军杀将的前奏曲。
当他在公元前205年回到意大利的时候，西庇阿就被选为执政官，此时他又准备执行第二个具有决定性的间接战略，这是他早已胸有成竹的，那就是攻入汉尼拔的战略后方。费边现在已经年老，他的头脑逐渐顽固，反对这种非正统的方法，认为西庇阿的职责就是在意大利本土击败汉尼拔。他说：“你为什么不直接在此地进攻汉尼拔，而一定要到非洲去绕着大圈子走，你又如何确知汉尼拔一定会跟着你走呢？”
西庇阿从元老院方面只获得一个可以渡海去非洲的准许，但拒绝增派任何兵力给他。所以当公元前204年春天，他出发远征的时候，一共只率领着7000名志愿兵和两个丧失了名誉的兵团——他们被罚担负西西里岛的防御工作，以赎他们在坎尼之役战败的罪愆。当他在非洲登陆的时候，迦太基一时之间只能调动一支骑兵来迎敌。西庇阿使用逐渐退却的巧计，引诱敌人进入陷阱，然后把他们全部歼灭。这一次的大捷，不仅使他获得充分的时间以来巩固他的地位，而且更创造了一个先声夺人的威势，一方面使罗马国内当局肯付出更多的力量来支援他；另一方面也使迦太基在非洲的各盟国，受到了相当的震动——除了最强大的赛法克斯（Syphax）以外。
西庇阿于是尝试夺取乌提卡（Utica）港口，当作他的基地。他本想和过去夺取卡尔塔吉那一样，企图获得一个迅速的成功。6个星期之后，当赛法克斯派来了60000大军，以增援吉斯哥的儿子哈斯德鲁巴（Hasdrubal Gisco）所率领的迦太基新军时，他就只好解围而去。两路联军的到达，姑不说质的方面，至少在量的方面已使西庇阿处于劣势。于是他退到一个小型半岛上面，建立工事，凭险固守——其形势正和威灵顿的托里什韦德拉什（Torres Vedras）防线差不多。在这里，他首先使敌军的指挥官产生一种虚伪的安全感，接着假装想向乌提卡进行海上攻击，以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而最后却乘着黑夜向敌人的两个营地进发。
由于西庇阿的精密计算，更增强了这次奇袭对于敌军组织和士气的打击作用。他首先进攻纪律较差的赛法克斯军营地，在那里，盖营舍的草料堆出了要塞的边缘之外。在混乱之中，罗马人首先放火，然后透入了营地的中心。火光又引得迦太基军大开营门，纷纷跑出来救火，他们还以为这只是偶然的火灾——因为当天黑的时候，位置在7英里外的罗马营地，还是寂静无声，一点都看不出有异常的现象。当迦太基人营门大开之后，西庇阿马上挥兵进攻，并迅速攻占了迦太基营地，只付出了极轻微的代价。两支敌军纷纷溃逃，据说一共损失了总兵力的一半。
若是仔细分析这一次作战，就发现我们已经越过战略的界线了，而进入了战术的领域。事实上，在这一次会战中，战略不仅是为会战中的胜利铺了一条道路；而且更直接产生了胜利。胜利仅仅只是战略行动中的最后一幕而已。因为一场漫无限制的屠杀算不上是一场会战。
当他获得了不流血的胜利之后，西庇阿并未马上进攻迦太基。为什么呢？与汉尼拔在特拉西梅诺和坎尼大捷之后，为何不向罗马进攻的史实相较，虽然说历史也还是不能提供一个肯定的答案，但至少却已经提供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解释。那就是除非能够获得一个有利的机会，可以作迅速的奇袭，否则在战争的所有作战形式中，“攻城”实在是一种最不经济的方式。假使敌人手里还保持着一支野战军，能够随时加以干涉，那么攻城战也就是一种最危险的作战——因为除非是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否则继续不断的围攻，将会使他自己的兵力逐渐减弱，而无法与敌人对抗。
西庇阿所考虑的不仅是迦太基的城墙，而且还有汉尼拔回军救援的问题。把汉尼拔吸引回来，本是他的主要目的之一；假使他能在汉尼拔赶回之前，先占领迦太基城，那当然是最有利的。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却只能使用精神上的方法，以来减弱敌人的抵抗力，而决不可以顿兵坚城之下，大量地耗损自己的实力。假使向前攻城不下，而后方又为汉尼拔的大军所乘，那么势必就会全军覆没了。
他不直接向迦太基进攻，而是有体系地破坏它的资源来源和同盟国的实力。最重要的，是对于赛法克斯的部队穷追不舍，终于把这个国家颠覆掉了；因此，西庇阿虽然分散了他自己的兵力，也是非常有理由的。他又扶植他自己的同盟势力马西尼撒（Masinissa），夺取了努米底亚的王位，这使西庇阿获得了宝贵的骑兵来源，足以对抗汉尼拔手中的最好武器。
为了增强这种精神压迫的效力，他又进到了突尼斯（Tunis），距离迦太基已在目视距离之内，这是在精神上打击迦太基的最好方法，使他们陷入了恐慌的情绪中。当他用了各种间接的方法，使迦太基人的抵抗意志渐次削弱之后，终于迫使迦太基提出了和平的要求。可是当这个条件正在等候罗马当局批准的时候，迦太基人又突然听到汉尼拔回来了，并已在雷普提斯（Leptis）登陆的消息，于是他们马上又撕毁了临时的和约——时为公元前202年。
这时，西庇阿的处境实在是十分的困难、危险。虽然他并未对迦太基实行蛮攻，以削弱他自己的实力；但是他却已经让马西尼撒返回努米底亚，以巩固他在该国的统治权——这是迦太基接受了西庇阿和平条款之后的事情。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普通的将军就只有两条路好走：（一）先向汉尼拔进攻，以阻止他到达迦太基；（二）在原地坚守，以待援兵的到达。可是西庇阿所采取的路线，从地理上看来，简直是完全不合理。因为假使汉尼拔从雷普提斯到迦太基城的直接路线，好像是“人”字形右面的一捺，从下往上走；西庇阿只留下一个支队，守住迦太基附近的营地，而自己却率领着大兵，向“人”字那左面一撇的方向，由上往下退去。这才真是一条非常间接的路线！但是这条路线，通到巴格拉达斯河谷（Bagradas），一直深入到迦太基的内地——即该城物资补给的主要来源。同时当他每前进一步的时候，他就距离马西尼撒的援兵更接近一步。
这个行动达到了它的战略目标。因为这个主要的地区，逐渐有为敌人毁灭的危险，所以迦太基的元老院感到十分忧心，于是立即命令汉尼拔赶紧设法和西庇阿决一死战。尽管汉尼拔回答他们说：“一切听我自己调度好了”，但是他究竟还是受着环境的压迫，向西南强行军去找西庇阿挑战，而不是北向回到迦太基城。于是西庇阿已经把他的敌人，引诱到他自己所选择的战场，在那里汉尼拔缺乏物质上的增援和安定的旋转枢纽；一旦战败之后，也不像在迦太基附近，可以退入有良好掩蔽的避难所。
西庇阿估计到敌人有求战之必要，并且对于己方在精神上的优点——以逸待劳——更曾加以充分的发挥。当汉尼拔赶上了西庇阿的时候，恰好马西尼撒的援兵也刚刚赶到了。西庇阿还是继续向后退，以引诱汉尼拔进到一个理想的战场——（一）使迦太基军缺乏水源的供给，（二）这是一个平原，西庇阿在骑兵方面所得来的新优势，在这里正好大展所长。所以在扎马（Zama）会战中（说得更精确一点，应该叫作“那拉格拉”〔Naraggara〕会战），他的骑兵终于把汉尼拔的百战精兵打得大败。当汉尼拔在战术上第一次失败之后，他在战略上事先所造成的错误也就不再饶过他。因为他战败之后，附近并无城塞可以供收容之用，于是只好落荒而逃，在敌人的追击下，终于难免被歼灭的命运。接着迦太基也就不流血的投降了。
扎马会战使罗马成为地中海世界中的主人，自此以后，罗马的地位如日中天，谁也无法制止它的膨胀。所以公元前202年，从军事的观点来看，可以算是古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最后罗马的膨胀也开始退缩了，这一个大帝国终于难免瓦解的命运，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野蛮民族的压迫，而主要的却还是由于内在的崩溃。
在这“衰亡”的时期当中，有好几个世纪之久，欧洲又由“统一”而变回到“割据”的局面。对于这个时代的研究，在“将道”（military leadership）方面也当然可以获得很多有益的教训。不过就一般而论，所谓“决定性”者很难确定，转折点也不太明显，有目的的战略也太不肯定，而纪录也太不可靠，所以似乎很难当作一种科学化研究的基础。
不过当罗马的势力还没有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却有一个内战是值得详细加以研究的，其理由有两点：（一）这是另外一位名将的杰作，（二）它的结果对于历史的演化具有重大的影响。正好像第二次布匿战争使罗马成为世界的中心一样；公元前50年到公元前45年之间的内战，则使恺撒（Caesar）和恺撒主义（Caesarism）成为罗马世界的中心。
当公元前50年12月，恺撒渡过卢比肯河（Rubicon）的时候，他的实力基础只有高卢（Gaul）和伊利里库姆（Illyricum）两地，庞培（Pompey）却控制着整个意大利和罗马其他领土的全部。恺撒只有9个兵团，而其中又只有1个驻在拉文纳（Ravenna）的兵团是跟在他身边，其余的兵力都完全留在遥远的高卢。庞培在意大利境内一共有10个兵团，在西班牙另有7个兵团，在帝国其他各地还有许多的支队。但是在意大利的兵团却只不过是一个空架子——一个现有的兵团，却比两个尚未动员的兵团还更有价值。有人认为恺撒这种鲁莽的，只带着一部分兵力，即向南进攻的行动是非常的冒险。但是时间和奇袭却正是战争中的两个最主要因素。恺撒战略的基础是，他对于庞培的心理具有极深刻的了解。
从拉文纳有两条路可以通到罗马。恺撒采取较长而较不直接的路线——沿着亚德里亚海的海岸——但是他的行动却很快。当他经过这些人口众多的地区时，有许多部队本来是集中起来，准备投入庞培的麾下，现在却反而都跟着他走。这正和1815年拿破仑的经验完全一样。因为在精神上发生了动摇，庞培的党羽就逃出罗马，而退到了卡普亚（Capua）——此时，恺撒却推进到敌人位于科菲尼乌姆（Corfinium）的前卫兵力，以及位于鲁西里亚（Luceria）附近由庞培指挥的主力间的位置。于是敌人的前卫兵力又都向他投降了。当他兵不血刃的一直往南面的鲁西里亚挺进之时，这种滚雪球的程序就也跟着继续发展。不过他的进展现在却已经变得直接化了，直接迫使敌人向意大利靴踵地区退却，那里有一个要港叫作布鲁登西（Brundisium，即今布林迪西〔Brindisi〕）。因为恺撒追得太厉害，结果才逼得庞培决定渡过亚德里亚海，逃入希腊。由于这个直接行动未免太过火，缺乏艺术的气质，所以使恺撒丧失了在第二阶段中，寻求一次决定性的会战，以结束整个战争的机会，于是他只好环绕着地中海的盆地周围，继续苦战了四年之久。
现在第二个战役又开始了。恺撒这一次却不再尾随着庞培后面，一直向希腊境内追下去，而反过来攻击庞培在西班牙方面的防线。有许多人批评他这是“小题大做”，事实上却不尽然，因为他早已料定庞培绝不会乘机行动，所以他可以放心先去解决敌人的羽翼。恺撒在这一次战役开始的时候，动作又是未免鲁莽，一越过比利牛斯山脉之后，即直接向驻在依勒尔达（Ilerda，即今莱里达〔Lerida〕）的敌人主力进攻，使得敌人有了避战的机会。当突击失败之后，幸亏恺撒亲临前线，才算是未酿大祸。但是恺撒所部的士气日益低落，逼得他只好马上改变他的方法。
他不再勉强作攻城的打算，改用全力来建造一个人工要塞，使他能够控制着塞格雷河（Sicoris）的两岸，依勒尔达就位于河岸上面。这个行动使敌人的补给来源受到了威胁，于是庞培的部下遂不敢久留，而自动撤走。恺撒并没从后面加以追击，而听任他们溜去；但却派遣他的高卢骑兵，深入敌人的后方，以迟滞他们的行动。他不攻击敌人后卫部队所占领的桥头阵地，而宁愿冒险率领他的步兵通过深水滩（通常认为只有骑兵才可能徒涉），乘着黑夜迂回到敌人的退却线上。到了这个时候他仍然不想和敌人交战，而只是设法强迫敌人无法采取另外一条新的退却路线。先使用骑兵去实行阻挠和迟滞的动作，然后再使用步兵来切断他们。他一方面尽量控制部下跃跃欲试的雄心，另一方面更设法使敌人丧失斗志；最后，他把敌人逼到了水边，在饥寒疲惫和失望的压力之下，敌人终于不战而降了。
这种兵不血刃的胜利，也是一种战略性的胜利；因为流血愈少，则投降附和的人数也就会随之而增多。当他用间接的方法来代替直接的方法以后，这个战役一共只用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就胜利的结束了。
可是到了公元前48年，当他进行下一个战役时，他又改变了他的战略——结果花了8个月的时间，才使他的军队获得胜利；即便如此，也还只是不完全的胜利而已。这一次，他不采取间接的路线，经过伊利里库姆进入希腊；反之，他却决定采取直接的海上路线。如此一来，固然在最初阶段中节省了一些时间，可是最后却还是吃了大亏。庞培原先有一个大型的舰队，恺撒却完全没有，虽然他已经下令建造和搜集大量的船只，但是却只找到一部分。可是恺撒却不肯再等，兵力只集中了一半，即开始从布林迪西登船出发了。恺撒在帕拉斯提（Palaeste）登陆之后，就沿着海岸走，直趋重要港口迪尔拉齐乌姆（Dyrrhachium，即今都拉斯〔Durazzo〕），但庞培却已先一步赶到该地。对于恺撒而言，可以说是十分的侥幸，庞培的行动老是那样的迟缓，以至于坐失良机；当安东尼（Antony）率领恺撒的另外一半军队躲过对方的舰队，开来加入恺撒的兵力之前，庞培没有能够用他的优势兵力，先把恺撒击败。甚至于当安东尼已在迪尔拉齐乌姆的另外一面登陆之后，庞培虽然居于中央的位置，却还是未能阻止恺撒和安东尼的两支兵力在地拉那（Tirana）会师。于是庞培开始向后撤退，他的敌人跟在后面追，无法使他停下来接受会战。以后两军就继续在格努斯河（Genusus）的南岸上对峙着——这条河正位于迪尔拉齐乌姆的南面。
结果还是使用间接的方法，才打开了死结。经过了山地，走了40余英里的艰难路程，恺撒终于达到迪尔拉齐乌姆与庞培之间的位置。假使庞培若能早些发现这个危险，而赶回去援救他的基地，则所要经过的只不过是一段25英里长的直路而已。但是恺撒并未能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因为庞培还是保有海运补给的便利，而且像庞培这样一个性格的人，是很难引诱他领兵向敌人进攻的。于是恺撒只好劳而无功地建立一条绵长的包围线，可是他的敌人不仅兵力比他强大，而且还拥有海运的优势——其补给不至于匮竭，同时必要时还可以从海路撤退。
即使像庞培这样消极的人，对于这样单薄的包围线，也不会放弃寻找弱点加以攻击的机会。恺撒为了救援起见，遂不得不集中兵力来实行逆袭。这个逆袭却不幸遭受惨重的失败，若非庞培这个人惰性太重，否则恺撒的军队一定会一败不可收拾。
当恺撒把残部整顿好了之后，他马上认清了这次失败的教训，在整军而退之后，即开始采取一种间接路线的战略。当恺撒正在调整战略的时候，庞培若能乘此青黄不接的机会，主动向敌军进攻，则一定可以大获全胜，更可以乘胜渡过亚德里亚海，重新夺取意大利的统治权——因为恺撒大败之后，其所辖的军民在精神上一定会发生动摇。此时恺撒已经明了向西的行动是不再有可能性，于是马上倒过来向东发展，迅速去攻击庞培留在马其顿的部将纳西卡（Scip io Nasica）。庞培的心理立即受到恺撒的控制，他接着采取了另外一条路线，追随在恺撒的后面，赶去援助纳西卡。结果还是恺撒先到，但他却不命令军队攻城，反而等待庞培赶来。这对恺撒而言，似乎也可以说是丧失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但是也可以说由于迪尔拉齐乌姆的经验，恺撒认清了必须要有强烈的诱惑，才能使庞培在开阔地区接受会战。假使真是如此，那么恺撒这个观念要算是相当正确。尽管庞培所拥有的兵力，在数量方面是具有二对一的优势，但还是由于部下的劝说，他才肯冒险出战。正当恺撒准备用各种手段，来创造一个战胜的机会时，庞培却自己送上门去，使他得来全不费工夫——这就是法萨卢斯（Pharsalus）会战。但对于恺撒而言，这个会战毫无疑问的是过于仓促——损失之重即足以说明其仓促的程度。恺撒的间接方法固然已经在战略上，重新建立了平衡的局面，可是还需要再进一步，才能够使庞培本人丧失平衡。
在法萨卢斯战胜之后，恺撒追击庞培越过了达达尼尔海峡，通过小亚细亚，然后渡过地中海，以到达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在那里庞培即为托勒密（Ptolemy）所杀，使恺撒省了许多麻烦。但是恺撒本人却把这个有利的机会糟蹋掉了，为了干涉托勒密和他妹妹克娄巴特拉（Cleopatra）之间对于埃及继承权的争执，他一共浪费了8个月的宝贵时间。恺撒所常犯的严重错误，是他老只注意着眼前的目标，而缺乏远大的眼光。在战略方面来说他是瑕瑜互见。
由于恺撒坐失良机，所以才使庞培的旧部有死灰复燃的机会，他们在非洲和西班牙又获得了一线生机。
在非洲方面，由于恺撒的部将古力阿（Gurio），早已采取了直接的行动，结果使他的处境更为困难。在登陆之后，古力阿首先赢得了一个初步的胜利，于是他就因胜而骄，被庞培余党的同盟者朱巴国王（King Juba），引入陷阱而被歼灭。公元前46年，恺撒展开了他自己的非洲战役。他还是像过去希腊战役那般直接而冲动，使用着不充足的兵力，一头钻进了敌人的圈套。也正和他过去的惯例一样，仅仅凭着好运气和战术技巧的结合幸免于难。此后，他就在鲁斯皮那（Ruspina）附近设营固守，以等候其他兵团的到达，无论敌人如何引诱，他都绝对不出战。
这一次恺撒又把他的不流血战略，运用到了最高的程度。几个月当中，即使他的增援已经达到之后，他还是执行一种绝对间接性质的战略，只不过是路线略嫌狭窄而已。他发动了一连串的小战，以打击敌人的士气，从敌方逃亡数字激增的事实看来，即足以证明这种战略的价值。最后，他才采用一种比较宽广的间接路线，向敌人在塔普苏斯（Thapsus）的重要基地进攻。这样他就创造了一个有利的会战机会，而他的部队——早已等候得不耐烦——立即不需上级的指挥，而自动向敌人猛攻，终于获得了大胜。
接着在公元前45年，恺撒又发动了西班牙战役，这也是整个内战的结束。这次，恺撒从一开始就力求避免生命上的损失，在狭窄的限度之内，不断运用调度上的技巧，一定要使敌人立于绝对不利的地位，才肯和他们交战。结果他在蒙达（Munda）获得了一个有利的机会，而终于大获全胜；但这次还是经过了激烈的苦战，所损失的士兵也还是不少。由此即足以指明出所谓“经济兵力”（economy of force）的意义和仅仅是“节省兵力”（thriftiness of force）的意义，是大有区别的。
恺撒的间接战略路线，似乎都是很“狭窄”的，而且缺乏“奇袭”的意味。在他的每一次战役当中，他都只不过是使敌人的精神发生“紧张”的现象，而并未能使其溃裂。主要的原因似乎是他所重视的，只是敌方部队的心理，而非敌方指挥官的心灵。假使说他的这些战役足以当作一个极好的例证，来说明两种不同间接路线的区别——（一）以对方的部队为目标，（二）以对方的主将为目标——那么还不如说，更足以有力地说明直接路线和间接路线的区别。当恺撒每次采取直接路线时，几乎无往而不失败；反过来说，当他失败后改用间接路线之后，则又往往能够转败为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