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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人说他们从经验中学习，我却宁愿利用别人的经验。”这句话据说是俾斯麦说的，但是却不一定是他最先发现了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对于军事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其他的行业不同，一个“正规”军人并不能经常的实习他这种职业。所以甚至有人会强辩说，军人这一行职业，简直不能算是一种真正的职业，而只是一种“临时性的雇佣关系”（casual employment）。这似乎是很矛盾的：当过去实行佣兵制的时候，军人倒还可以算是一种职业，为了战争的目的，他们才受雇和领饷。可是等到佣兵制度为常备兵制度所取而代之以后，军人在不打仗的时候，也都照样可以领到薪饷了。
关于这种严格说来并没有“职业军人”的辩论，假使说在工作方面，对于今天多数的军人并不适用；那么至少在练习方面，却是非常的适合。因为比之从前，战争是越来越少，而且也越来越大。平时所谓训练，即便是最好的，也都只是“理论”多于“实践”。
但是俾斯麦的名言在这个问题上面，却又投射出一线新希望。它使我们认清了事实上有两种不同的“实际经验”（practical experience）：直接的和间接的。而在这两者之间，间接的实际经验可能是更有价值，因为它的范围比较广泛。即便在一个最活跃的职业中，尤其是一个军人的职业，其实习的范围和可能性一定还是十分有限。与军事作一个对比，医师这一行职业可说是具有极大的实习机会。可是在医药方面的最大进步，多数还是要归功于科学思想家和研究工作者，而并非实际开业的医师。
直接经验有其先天上的限制，无论对于理论或应用而言，都不足以构成一个适当的基础。最多它只能造成一种气氛，这对于思想结构的精炼化具有相当的价值。为什么间接的经验能够具有较大的价值呢？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它的种类较繁多，范围也较广泛。“历史是一种普遍性的经验”——这不是某一个人的经验，而是许多人在各种复杂多变的条件下，所产生的经验。
为什么要把军事史的研究当作是军事教育的基础，这就是一个合理的根据，对于一个军人的训练和心智的发展，它都具有无上的实际价值。不过也和其他一切的经验一样，这种研究的成就应决定于两点：它的范围宽度，以及研究的方法。
拿破仑有一句常为人所引用的格言：“在战争中，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三比一。”大多数的军人都一致接受这个广泛的真理。实际上，这种算术上的比例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假使兵器不适当，则士气也就会随之减退，而在一具死尸上面，连最坚强的意志力也都会丧失了它的价值。不过尽管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是分不开的，可是拿破仑这一句格言却还是具有不朽的价值，因为它表现出一个重要的观念——在一切军事性决定中，精神因素是居于首要的地位。战争和会战的结果经常是以它们为转动的基础。在战争的历史中，它们成为一个最具有“常”性（constant）的因素，仅仅只有程度上的变化而已。而其他的物质因素，则几乎在每一个战争中和每一种军事情况之下，都可以完全不同。
这种认识对于以实用为目的，而研究军事历史的整个问题，都具有影响作用。近代的研究方法常常是选择一两个战役，而加以深入研究，想以此来当作职业训练的工具和军事理论的基础。不过这种基础的范围却很有限，无法表示出从这一个战争到那一个战争之间，军事方法（工具）的连续演变，所以很具有危险性，会使我们的视界狭窄而得不到正确的结论。在物质的领域中，唯一经常不变的因素就只是下述的事实：一切工具和条件几乎经常是在变化之中。
反过来说，人类天性对于危险的反应却几乎很少变化。某些人，由于遗传、环境，或训练的影响，其反应可能不像旁人那样敏感，但这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并非根本上的差异。我们的研究若愈局部化，则此种程度上的差异愈不明显，也愈难计算。我们固然无法精确地计算出来，人们在某种情况之下，就会具有多少的抵抗力，但是下述的判断却是人尽皆知的：受到奇袭时的抵抗一定会比在有戒备时差；在饥寒交迫时的抵抗力一定会比暖衣足食时差。心理观察的范围愈广，则研究的基础也就愈佳。
心理因素既然比物质因素还重要，而且它又具有较大的“常”性，因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任何战争的理论，在基础方面总是越宽广越好。除非我们对于全部战争的历史，都先具有广泛的知识，然后以此为基础再来对某一特定战役作深入的研究，否则这种深入研究很可能会把我们引入迷途。反而言之，假使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环境中，一共有二三十次的例证，都足以证明有某种的“因”，即能产生某种的“果”时，那么我们再把这种因果关系当作是任何战争理论中的一个完整部分，似乎也并非没有理由了。
这一本书的内容就是这种“广泛”观察的结果。实际上，它也可以认为是由于某些因素所引起的复合后果，这些因素与我曾担任《大英百科全书》军事部主编的职业有关。以前，我也只是就兴趣之所趋，个别地研究某些时代的战史，可是这个工作却强迫我不得不对各个时代作一个普遍的观察。一个观察者——甚至于只是一个游历者——对于世界上的一切，却也至少能够具有较广泛的看法，而一个矿工却只知道他那个坑道以内的一切。
在这个观察之中，我逐渐获得了一个强烈的印象——那就是从古到今，在战争中除非所采取的“路线”（approach）是具有某种程度的“间接性”（indirectness），以使敌人感到措手不及，难以应付的话，否则很难获得有效的结果。 这种“间接性”常常也是物质性的，但却一定总是心理性的。 从战略方面来说，最远和最弯曲的路线，常常也就是一条真正的“捷径”。
这些累积的经验明白地告诉我们，若是一个人沿着敌人所“自然期待的路线”（line of natural expectation），以来“直接”地向他的精神目标或物质目标进攻，则所产生的常常都是负面的结果。拿破仑的名言——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三比一——即足以清楚的说明这个理由。我们也可以更科学化地把它的涵义再重述一遍：一支敌军或敌国的力量，从表面上看来，其表现的方式就是它的数量和资源，可是其真正的基础却是指挥、士气和补给上的稳定性。
沿着敌人“自然期待的路线”采取行动，结果足以巩固敌人的平衡，因而也增强了他的抵抗力量。战争也和摔跤一样，假使不先使敌人自乱步骤和自动丧失平衡，而企图直接把敌人弄翻，结果只会使自己搞得精疲力竭——用力愈大则输得愈惨。除非双方的实力太悬殊，否则这种笨方法是绝不可能获胜的。而且即便获胜，也不易获得决定性的战果。在多数战役中，首先使敌人在心理上和物质上丧失平衡，常常即足以奠定胜利的基础。
一个战略性的“间接路线”——可能是有意的，也可能是偶然的——即足以使敌人“丧失平衡”（dislocation）。诚如以下分析所显示出来的，它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根据卡门将军（Gen.Camon）的研究，当拿破仑指挥作战时，其经常不变的目标和方法，就是“敌后的活动”（manoeuvre sur les derrières）。所谓间接路线的战略，实际把这个观念包括在内，而比它的范围还更广泛。卡门所注意的主要是物质性的行动——时间、空间和通信交通等因素。但是从心理因素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在许多战略行动之间，是具有某种内在的关系，和向敌后的活动在表面上并无相似之处。可是这些却也都是“间接路线战略”的重要例证。
要发现这种关系，并想决定这种行动的性质，并不需要把双方的实力数量，以及补给运输的详情，全部表列出来。我们所要注意的只是在这一套综合性的例证中，找到其历史性的结果，并且研究引出这些结果的物质上或心理上的行动是什么。
假使不管条件如何的变化，某种类似的行动即足以引起某种类似的后果，那么很明显的，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规律。这种条件的变化愈广泛，则所得的结论也就愈可靠。
对于战争作广泛的观察，其客观价值并不仅限于新型战争原理的研究。假使对于任何战争理论而言，这种广泛的观察均是一个必要的基础；那么对于一个有志于发展自己的观点和判断的军事学者而言，这种广泛的观察，也就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否则，他对于战争的知识将好像是一个倒金字塔，头重脚轻，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