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李德·哈特

核弹的出现已为世界投下了一道黑影，而“自由世界”方面，尤其显得阴森。这种武器在设计时的目的，本是为了保护他们，可是结果他们反而最感焦急。他们这种日益增高的“不安全”感，正足以构成一个极富讽刺意味的反省，使人回忆起1945年，他们的领袖对放出这个“核恶魔”以来加速日本崩溃的决定，是如何的草率和缺乏思考。丘吉尔的《战时回忆录》，其最后一卷故意定名为“胜利与悲剧”，在那本书上曾有一个极惊人且具有重大意义的透露。他说：“对于是否应该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从来不曾有过一分钟的讨论。”

核弹对于广岛的轰炸而言，可算是一个报应。当年负责的政治家认为这是确保迅速完全的胜利，和尔后世界和平的最容易和最简单的方法。诚如丘吉尔所云，他们的想法是以为“这足以使战争结束，使世界和平，只要花少数几个爆炸的成本，即足以显示出惊人的力量，对于受苦受难的人民，伸出救援的手来。当我们经过这样多的劳苦与危难之后，这似乎可以算是一种奇迹了。”可是到了今天，自由世界的人们所感到的焦虑反而与日俱增，此正足以证明当时的领袖们，对这个问题并没有能够想透——这样的胜利并不能获得和平。

他们的眼光始终不曾超出眼前的战略目标——“赢得战争”——之外，而且更认为军事胜利即足以保障和平——这个假定是与历史的通则相违背的。这可以算是一个万古不变的真理：纯粹军事性的战略，必须受到具有较长久和较广泛观点的“大战略”的指导。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环境中，对胜利的追求是注定要变成悲剧的，把德国的抵抗力完全消灭了之后，结果当然无异于是为苏联扫清了侵入欧陆的道路，而使苏联的势力可以向四面八方扩展。这也是同样自然的结果：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核武器既然有了如此惊人的表演，苏联人在战后就一定会设法发展这种武器了。

从来不曾有过这样不安全的和平，经过了八个神经紧张的年头之后，核武器的生产更使“胜利的国家”日益增加其不安全感。但这还不是其唯一的效果。

即便还只是在试爆之中，核弹却早已比任何的东西，更足以证明出用“总体战”当作方法，和用“胜利”当作战争目标，是如何的荒唐不经。这两个名词以及它们所代表的观念，似乎都是完全不合理的。

连主张战略轰炸的巨子们，也都已经认清了这个事实。英国空军元帅约翰·斯莱塞爵士（Sir John Slessor），最近曾经发表他的见解说：“四十年来，我们所知道的总体战，现在是已经过时了……今后若再有世界大战发生，其结果无疑是集体自杀，而人类的文明亦将就此结束。”英国空军元帅泰德勋爵（Lord Tedder），也早已强调过这一点，他说：“用核武器的战争不是决斗，而是相互自杀。”

可是接着他又说：“这种趋势似乎可使侵略行为不致受到鼓励。”——这句话却比较不合逻辑。因为一个冷血的侵略者，也许会估计到他的对手有一种不愿意自杀的先天犹豫心理——这种心理使他们对那些不是明显致命的威胁，可能就不会采取立即的反应。

任何一个负责的政府，当它达到这个地步时，是否会敢于使用核弹，以来回应一个间接性的侵略，或者是任何局部和有限性的侵略呢？连空军方面的领袖人物本身，都警告我们说，这是一种“自杀”的行为，那么若是再感到跃跃欲试的话，则似乎真是疯狂了。因此，我们可以假定除非这个威胁，要比核弹本身还更可怕，否则就决不会有人使用核弹。

政治家想把这种武器用来当作对于侵略的一种阻吓工具，这种信念的基础实在是一种幻觉。使用这张王牌的威胁可以当作是一种虚声恫吓。可是事实上，苏联人，尤其是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对于它似乎是不会太认真，而那些靠近铁幕边缘的国家，却也许会感到更伤脑筋，因为他们会害怕苏联的战略空军拿他们当作开刀的试验品。假使说用核武器来保护他们，其结果可能反而削弱了他们的抵抗决心，那么它的“后膛爆炸力”早已证明出来是有很大的损毁力量。

对于“遏制”政策而言，核弹是不但无益而又害之。它固然可以减低全面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但是它却也使有限战争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助长了间接局部性侵略之风。侵略者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技术，形式虽各有不同，而其设计着眼点却是完全一样的——设法使对方犹豫不决，不愿意使用核弹或其他核武器。

要想“遏制”这种祸害，我们现在对于“传统武器”反而倚仗更深。不过这个结论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回到传统性的方法，我们在方法方面是可以翻陈出新的。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战略时代，它的本质与核空权论者的假想具有很大的差异——这些人对于旧时代而言，是一些“革命”派。我们的对手今天所发展出来的战略，其基本的着眼点有二：一是闪避优势的空权；二是使优势空权无用武之地。很够讽刺的是，当我们对轰炸武器的“巨型”效力愈加以发展，则我们愈促进了新型游击战略的进步。

我们自己的战略必须以明白把握住这个观念为基础，我们的军事政策也需要重新决定它的方向。我们必须针对敌人的战略，成功发展出一种有效的反战略。在这里我们还可以附带的说明一句：想用核弹来毁灭敌人的城市，其结果则是减少了可以做我们“第五纵队”的材料。

认为核武器即足以取消战略的假定，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它既然能使毁灭达到“自杀”的极致，其结果一定会促使人们加速反省，而又回到间接的路线上——这本是战略的精义，它为战争带来了智慧，使战争超出了暴力的境界之外。在二次大战中，早已有很多的迹象，足以证明“间接路线”的价值——在那次战争中，战略所担负的角色，远比一次大战中更为重要，虽然大战略方面却不免令人失望。而今，若沿着惯用的路线，而用核吓阻力来采取直接行动，则结果反而会使侵略者在战略上坐享渔人之利。所以当核武器日新月异之际，我们对于我方所具有的战略力量，也必须有同等程度的了解，才足以发挥配合的效力。严格说来，战略的历史也就是间接路线的使用和演化的记录。

从本书的初版（用《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 The Decisive Wars of History 〕为书名）迄今，已经25年了。1941年曾经有一个增订版，用《间接路线的战略》（ Teh Strategy of Indirect Approach ）的书名发表。在二次大战期间和战后也曾经一再再版，不过现在却早已销售一空。此外，这个增订版也从来不曾在美国出版。自从战后，外国的译本数量大增，似乎显示出它的英文原本也有再出新版之必要，于是我就乘着这个机会，把内容又作了一次增补。这样一来，书的篇幅就更扩大了，不过我对战役的说明，还是力求简洁，避免琐碎的叙述。只有如此，才不会有见树不见林之弊。

当我在研究古今的无数战役时，我才发现到，间接路线实在是远比直接路线更为优越——在此，我还是专就战略学的观点来立论的。不过经过了更深入的反省之后，我才开始认识到这种间接路线，还可以有更广泛的应用。在所有一切生活的领域之内，这都是一条不易的定律——这也是哲学上的真理。对于人生途径上的一切问题，它都能够加以解决。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下，一个新观念的直接攻击，结果必然会挑起顽强的抵抗，使局面反而难于改善。若是使用出人意外的渗透手段，用侧击的方式，则其收效反而会更容易和更迅速。从政治的领域以至于恋爱的场合，间接路线都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在商业方面，用讨价还价的手段，则成交的机会可以较多。在任何的情形之下，要想说服一个人接受一个新观念，最可靠的方法就是使他认为这就是他自己的观念！正和战争中的情形是一样的，在未克服敌人抵抗之前，应首先减弱他的抵抗，而最有效的手段即为把他引出其本身的防线之外。

在一切和人心有关的问题上，间接路线的观念都具有密切的关系——而人心在人类历史上，也正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不过这却与下述的另一种见解颇难调和——只有不顾一切后果去追求真理，始能获得真正的结论。

历史固然证明了，“先知者”对于人类的进步，是具有极重大的贡献——这也表示出，当一个人看到真理之后，若对于它做无保留的表达，还是能发挥终极的实际价值。不过历史却也同样显示出，要使先知者的观点为大家广泛的接受，还需要有另一类人物的努力。这种人就是“领袖”，他们是哲学的战略家，在真理与人们所可能接受的限度之间，获致一个折衷的解决。决定他们成就的因素有二：一为他们自己对于真理的了解限度，二为当他们表达真理时所具有的实际智慧。

先知者是应该殉道的，这是他们命中注定了的，求仁得仁，死复何憾！但是一个领袖若以身殉道，则不过适足以证明他是失败的，没有达成他的任务。一方面表示他缺乏智慧，另一方面表示他并未认清他的任务和先知者是有所不同的。不过只有时间才能做最后的裁判者，以来判决这种牺牲是否值得——就一个领袖的身份而言，表面上他是失败了，但就一个“人”的地位而言，则这种失败也许又足以增加其光荣。至少，他已经避免了一般领袖人物的通病——那就是不惜为“便宜主义”而牺牲真理，可是对于结果却并无真正利益可言。假使一个人总是惯于为了眼前的利害，而牺牲真理，则从你的思想子宫中所生产出来的，一定都会是畸形的婴儿。

那么有无一种实际的方法，折衷于二者之间呢？一方面不违背真理，而另一方面又使人易于接受。从战略原理的研究中，似乎可以暗示出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战略学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一方面经常保持着一个目标，而另一方面在追求目标时，却应该适应环境，随时改变路线。真理必然是会遭到反对的，尤其是当它采取一种新观念的形式时更是无可幸免，但是这种抵抗的程度，却可以设法减轻——那就是不仅要考虑到目标的本身，而且还更要考虑到进行的路线。避免向坚固的阵地作正面的突击，尽量采取侧翼上的行动，以求找到一个暴露的弱点。不过，在任何这一类的间接行动中，必须非常小心谨慎，不要背离了真理，否则就会遭到更大的失败。

从每个人自己的实际经验中，就可以找到充分的例证，来说明这些思想的意义。每当一种新观念想要获得大家的接受时，最容易的方式即为设法使大家认为这并非一种崭新的东西，而只是把“古已有之”的旧东西，加以摩登化而已。这也并非故意做欺人之谈，实际上，在太阳底下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全新的，只是大家不太肯用脑筋，去寻找新旧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已。下面所说的即为一个明显的例证，当我们证明了机动化装甲车辆就是古代装甲骑兵的承继者以后，那些反对机械化的呼声马上就降低了，他们马上就自然而然地回想到骑兵在过去战争中所担负的决定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