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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就侠这一人群在中国历史中首度亮相，寻绎其如何崛起挺生的轨迹。在这方面，东汉荀悦《汉纪》中的分析虽颇保守，仍不失清晰与中肯。他在列举了世有三游——“游侠”、“游说”和“游行”，并称其为“德之贼”后，有如下一段分析：
凡此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纲纪废弛，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其真；以爱憎为利害，不论其实；以喜怒为赏罚，不察其理。上下相冒，万事乖错，是以言论者计厚薄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举笔。善恶谬于众声，功罪乱于王法。……是以君子犯礼，小人犯法，奔走驰骋，越职僭度，饰华废实，竞趋时利。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则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飨宴之好。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书记繁于公义，私务众于官事。于是流俗成矣，而正道坏矣。
他详细列述了周秦以来末世风俗的种种情状，言下之意，以为在如此无序的社会与如此规矩荡失的氛围中，有一群漠视法则，以自己意愿行事的游侠产生，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透过荀氏激切得有些情绪化的言辞，来看这个所谓“制度不立，纲纪废弛”的季世，一切似乎肇因于历史运转的无形之手。春秋末、战国初，因着周天子天下共主地位的丧失，奴隶制度迅速瓦解，随之而来的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壮大和确立。那些伴随着新的生产关系甫登历史舞台的新兴地主阶级，为谋求天下霸主地位，开始纷纷礼贤下士，广揽各种人才以为辅政之需，以致一般敢任善任、不次提拔十分习见，布衣拜相之事也时有见到。而在另一边，那些原为低层贵族的士阶层也开始骚动活跃起来。本来，这种被称作“士”的人拥有一定数量的食田，接受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教育，平时为卿大夫家臣，战时则充任下级军官，“大抵皆有职之人”。
待春秋末社会急剧转型带来的社会成员的结构性变动，一下子把他们抛散向社会的各个角落，许多士再无田可食，也无原职守可奉，剩下的只有一肚皮知识和还可以一用的勇力。凭借着这种知识和勇力，他们热衷于垂直的向上流动，或讲学授徒，或襄赞典礼，当然，也有人投身政治，谋求改变自身地位的新一茬奋斗。所以，当各国君主急揽人才辅政之际，他们是乐于为君所用的。他们连同新兴地主阶级和一般平民中新涌现的知识者，即吕思勉所谓“有才知觊为士者”
，共同构成了战国时期新的士阶层，并进而成为各国君主重要的依靠力量。
以知识见长的士人多被用为说客与使者，即荀氏所说的“游说”。此种人专靠说辞耸动人主，以求进用，所谓“谈说之士贵在于口”
，有时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安社稷，利国家，在国与国的攻战会盟中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与此相联系，为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一些人或从师问学，以伺进机；或交友结党，用为援手，想方设法弄大自己的名声，求取人主的垂顾，这又是一种进身之法，荀氏称这种人或现象为“游行”。一部《左传》为后人留下许多宝贵的史料，使人们据此得以想见他们昔日的风采。
与以知识见长的士人相对，还有一批人是以勇力擅胜的。前者在当时称“通士”、“直士”、“志士”、“善士”、“修士”（大抵以德义著称），“辨士”、“法士”、“察士”、“巧士”、“文学之士”（大抵以才学著称）；他们则被称作“农战之士”、“列阵之士”、“持戟之士”（大抵以勇战著称），或“烈士”、“劲士”、“勇士”、“勇敢士”（大抵以情怀激烈著称）。其投身到人主麾下，持高节，爱名誉，仗义行侠，为知己献身，也为自己作为一个侠者立名。本来，古代所谓士大都是武士，如前所说，平居为卿大夫家臣，统驭百姓，战时执干戈以卫社稷，并无严格的文武之分，都要习“六艺”，“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在庠序接受全面的培养和锻炼。然而依各人的情况，总有长于文章辞令和射御攻战的区别。前者发挥所长，宣扬礼义教化而成儒，主张兼爱非攻而成墨，鼓吹现时功效以干时主而为纵横家；后者发挥所长，则为奋死无顾忌的勇士，乃或替人打仗、任气尚义的侠士，是很自然的事。
对此，苏轼《东坡志林》有过精详的论述。他认为“智”、“勇”、“辨”、“力”四者是天地间最杰出的人才，大多不能“恶衣食而养人，皆役人以自养者也”。先王倘能分天下之富与此四者共，使其人皆有职可守，自然就能安其心，其他人因此也不易谋反作乱。六国之君能注意蓄养这批人，使不失职，结果“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亏得有李斯谏阻；既并天下，又以客为无用，任法而不任人，这批杰出人才既不能“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又耐不住“辍耕太息以俟时”的寂寞，自然要斩木为兵，揭竿而起。联系前述春秋奴隶时代封建全盛，井田未坏，所谓士者都为主上所养，百姓则安于耕凿，很少浮游无食之人，及封建、井田制崩坏，诸侯大夫亡国败家之事接连发生，已无力顾及养士，有的则骄奢淫侈，根本无意恤士，最终致使士人“降在皂隶”，“于今为庶”，成为流离失职之人，而一般平民有才智者纷纷觊为士的实际情况，及以后王夫之所谓“秦灭王侯，奖货殖，民乍失侯王之主而无归，富而豪者起而邀之，而侠遂横行于天下”
，他的论述显然可以成立。在文中，他分士为上述四类。“智”、“辨”即“辨知之士”，属于偏尚用文的一类；与之相对，“勇”、“力”则属偏尚用武的一类。再结合荀悦所论“三游”，毋庸置疑，这“游说”、“游行”之士出于前者，而“游侠”则出于后者，出于那些不甘息声田亩、老死沟渠的豪纵不羁的勇力之士。
顾颉刚据此，曾在《武士与文士之转换》一文中推衍其意，指出战国时人“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人至是分歧为二”。冯友兰《原儒墨》也称从贵族政治崩坏中分化出来的“文专家”变成了儒士，而“武专家”则变为侠士。
两人指出战国时代随社会急剧变动，士的角色有大转换无疑是正确的，但截然将尚文者指为儒则有失全面，不如吕思勉《秦汉史》称“好文者为游士，尚武者为游侠”来得允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