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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大变局造成的特定社会气氛，不久又一次将侠和侠义人格推向社会政治的风口浪尖。
自乾嘉以后，清朝政治日趋腐败，鸦片战争的爆发更开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面对前所未见的危难时世，一些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开始展开一系列救亡图存的政治活动。先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但不久以失败告终。革命派经此变故，逐渐摆脱对君主立宪的幻想，由爱国御侮转向了革命排满。但由于无论是保守的维新派人士还是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谋事之初手中都不掌握兵权，没有自己的武装，只是愤于国事日不可为和朝廷的软弱腐败，奋起从事在一般人看来是大逆不道的革命，再加上所从事的革命充满危险，一时并不能看到成功的希望，他们十分需要一批富有牺牲精神且忠于信仰、敢于任事的义士，作不计较声名报酬的纯粹的奋斗，所以大抵都用历史上的侠义之士相号召。如有维新改良思想的郑观应，据前人所集唐五代侠义小说成《剑侠传》，又从明清笔记小说中搜辑剑侠故事，请人配上图像成《续剑侠传》，与原书合刊行世。在为该书作的序中他坦陈自己编书的宗旨：“余悯世宙之迍邅，慕仙人之神妙，而剑侠一流于今为宜，于用为切。苟有其人，何患乎异端，何虑乎强敌！”稍后谭嗣同著《仁学》，也以侠义精神相号召，认为“西汉民情易上达而守令莫敢肆，匈奴数犯边而终驱之于漠北，内和外威，号称一治。彼吏士之顾忌者谁欤？未必非游侠之力也”。“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人，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言治者不可察也”。前及章太炎三论《儒侠》，将后者与墨、道、法、兵诸家之学并列，称“天下有亟事，非侠士无足属”，更为人所熟知。
又由于维新人士和革命党人受到列强及资本主义崛起的启迪，特别是受与中国距离最近、文化最接近的日本的影响，不是留学日本，就是到过日本。日本以一蕞尔岛国，居然崛起于数十年之间，并且在甲午一战中击败中国，又战胜世界级强国俄国，为全球注目。欧洲人考其所以强盛之由，都将之归结为大和民族刚毅坚强杀身成仁的武士道精神，其时许多有识之士也这么认为。故谭嗣同《仁学》称“与中国至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其变法自强之效，亦由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更挟其杀人报仇之气概，出而鼓更化之机也”。梁启超有感于此，更援其名作《中国之武士道》，对自春秋而及秦汉七十位好气任侠之士的行事予以专门的彰扬。此书前有杨度序，比较中日两个民族尚武精神的差异，指出日本武士道垂千百年而愈久愈烈，至今不衰，对内导致其维新革命成功，对外数胜列强，赫然成世界一等国；而中国之武士道自汉以后气风歇灭，愈积愈弱，以致在内强暴迭出，民权削弱，在外异族入侵，满洲入而主我，“一则古微而今盛，一则古有而今无”。现在是到了效仿东瀛，振兴几于荡失的游侠人格和精神的时候了。
此外，梁氏又以为斯巴达人之所以雄霸希腊、德国之所以傲视欧洲，都是因尚武之故也。故在为《意大利兴国侠士传》一书作的序言中，鼓吹“雪大耻，复大雠，起毁家，兴大国，非侠者莫属”，将侠与意国烈士并举。
而章太炎编订《检论》时，推称盗跖为“大侠师”，以为“盗跖所为，今之巴库宁也”
，是将侠与俄罗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不计个人安危投身革命的米哈伊尔·巴枯宁相并比。巴枯宁反对一切权威和官方的法令，曾说“破坏的欲望也就是创造的欲望”。以中国人习惯的认知，侠显然也长破坏，是截然站在享利集团对立面的反对力量。但在章氏看来，他们对社会所具有的摧折荡涤作用早应该为国人所认识。于此，又可见欧洲思想在当时中国的影响。
再说活动在其时从乡村到城镇各个角落的秘密组织、会党成员及江湖游侠，大都具有种族思想，又因与当权者处于对立地位，颇有趁此乱世放手干一番大事的意愿。他们豪爽而讲义气，重然诺，轻死生，可为他人或团体利益牺牲自我，且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和纪律约束，故维新人士和革命党人都曾致力于联络他们，以壮实力。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中就曾指出：“乙酉以后，予所持革命主义能相喻者不过亲友数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惟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犹较缙绅为易入。故予先从联络会党入手，……士林中人为数犹寥寥焉。”那些沉沦于江湖的豪侠之士就这样再度振起，进入社会政治中心，成为切近这个中心的关键。千百年来，游侠“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的品格，至此因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个社会大革命洪流的融入，升华为一种更崇高远大的精神，感召了一批又一批热血志士赴难走急，视死如归。
如改良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谭嗣同，不仅倡言振兴游侠精神，自己就是一位性喜任侠的热血之士，以后革命党人陈天华在《猛回头》中称他是“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他“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
，又“斗酒纵横，抵掌《游侠》之传”，热衷结交江湖侠士以为他日之用。他与京师大侠大刀王五的交谊为人熟知。而变法失败，甘以一死召后起，更大具侠烈精神。与谭嗣同少同游，长同志，订为生死交，才名亦相伯仲，时有“浏阳双杰”之称的唐才常，也是一位侠肝义胆的志士。他少好读书，不拘章句，究心经世致用，好谈托古改制。早在1897年，就已和谭嗣同在家乡办馆倡新学。一年后应谭电召赴京参与新政，刚抵汉口，政变猝起，只得亡命日本。激于好友之死，从此发愤“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在作于此时的《侠客篇》诗中，他推崇日本武士，“我闻日本侠，义愤干风雷”，又以“要当舍身命，众生其永怀”自励，欲为国家兴衰继绝之志跃然纸上。以后在上海建自立会，在各地设机关，“遍抚长江两湖豪杰，荆襄奇才剑客咸来归，……又收纳青、红帮众凡十余万，多桀颉斫弛不易御。才常长驾远驭，因其才抚用，各得其欢心”
。又在上海召开中国国会，在汉口英租界设立自立军秘密机关，运动沿江各省会党，组织自立军七军，自任诸军督办，策划分武汉、大通、安庆、新堤、常德五路同时举事。失败后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勾结英国领事捕获。当其时，他镇定自若，焚去名册文函，坚坐待之。“时乡人李荣盛随先生久，涕泣劝先生避难。先生曰：吾早已誓为国死，汝可行也。……坐法庭，侃侃斥西太后罪状”，在说完“吾志在救国，事既不成，有死而已”后再不说一字
，隔日从容就义于武昌滋阳湖畔。秋瑾对他的慷慨赴死十分敬佩，将他归入“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之列。
他的日本友人田野橘次更感叹道：“呜呼！世界各国文明之发达，鲜非义烈之志士流铁血，碎侠肠，拼头颅，以购得之者也哉。余夙好义侠之流，因是纳交于唐才常，约为知己”
，直将他归于义侠一类。
维新运动的失败使许多志士彻底放弃对清廷的幻想，即以自立会成员而言，原先只毕永年一人为革命派，后秦力山、陈犹龙、沈荩、禹之谟等人都很快转成革命派，这些人大多具有侠义气质。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对会党及江湖游侠十分重视，在联络两湖、闽粤三合会、哥老会准备武装起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起义过程中又收编了许多会党人物和绿林豪侠。如1895年重阳广州一役收编了大炮梁、李杞侯、艾泉等人。1900年闰八月惠州一役收编了黄福、黄耀廷、江恭喜等人。1902年除夕广州一役收编了曾捷卿、刘大婶等人。1904年九月长沙一役收编了马福益、何少卿等人。1907年四月潮州黄冈一仗收编了余丑、陈涌波、余通等人。这些人不是会党领袖就是江湖游侠、绿林豪杰，有的两者一身兼之。
1907年，革命党人发动镇南关起义前，孙中山到当时英属马来群岛和法属越南，其时有绰号“灯筒”的绿林豪杰李福林来海防求见，愿于革命党广州发难时号召绿林借械斗为名，集中在附近各乡响应。这李福林（字登同）即是一游侠，“性任侠，好抱不平”
。后孙中山命他回粤与当地同志协商行事，并专函介绍给朱执信、冯自由等人。1909年冬，黄兴、赵声等人图谋运动广州新军反正，他即率各乡绿林响应。1911年黄花岗一役，又率族人与番禺各乡民军齐集大小圳，接应城中起义军。他是上述被收编豪杰中十分突出的一位。
1905年，孙中山以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成员为基础，在东京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随后连续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当时的革命党人也多具豪侠气概。粤人黄焰辉因慕古游侠精神，改名为“侠毅”，莫纪彭则改名为“侠仁”。有的甚至素为游侠，如杨卓霖“少以任侠闻于乡”，因愤清廷乱政误国，民气不振，乃周游诸省，遍交江湖豪侠。1904年东渡日本，回国后即参加萍浏醴等乡起事，以后谋刺清廷大臣端方，被人出卖遭捕。审讯时慷慨陈词：“我是革命党，尝阅欧洲历史，知中国非实行政治革命，不足以救亡，法国卢梭云：不自由，勿宁死。佛家云：众生一日不出地狱，即余一日不出地狱。……我志不遂，死耳。天下岂有畏死之杨卓霖耶。速杀我，毋累及无辜”，遂就义。
萍浏醴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领导同盟会以广东潮州会党群众为基础，再次密谋起义，其中关键人物许雪秋也是一位侠义之士。“性慷慨，任侠好客，缙绅士夫江湖侠客咸乐与之游，有小孟尝之称”。
与此同时，钦廉地区抗捐斗争也如火如荼。被孙中山派回国内、潜入钦州准备再次举事的王和顺，“少负奇气，以行侠尚义闻”
。1911年率军与清军在飞鹅岭大战七昼夜，光复惠州，可谓侠气凛然。在江浙一带，则有光复会成员徐锡麟、秋瑾领导的武装斗争。徐锡麟早年参加浙江留日学生营救章太炎活动，受拒俄运动影响，有强烈的排满思想。尝自置短枪，每日训练。以后誓效荆轲，枪杀安徽巡抚恩铭，率巡警学堂学生攻占当地军械所失败后就义，是一位侠风荡荡的烈士。秋瑾自小放纵自豪，慕汉郭解、朱家为人，平时好读《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东欧女豪杰》等书，又好着男装，穿官式皂靴。尝作《踏莎行》词，谓“志量徒雄，生机太窄，襟怀枉自多豪侠。拟将厄运问天公，蛾眉遭忌同词客”，字里行间，侠烈情怀坦露无遗。以后变卖家私，东渡日本，“居恒衣和服，不事修饰，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员相往还”，“天性义侠，略见一斑”
。她还自号“鉴湖女侠”，学造炸弹。不久由陶成章介绍入光复会，又入同盟会任浙江主盟人。回国后以绍兴大通学堂为据点，与徐锡麟约定在浙皖同时起义，因形迹早露，徐被迫提前起义，失败后牵连到大通学堂。当其时，许多学生劝她逃走，但她神色自如，决心以死酬光复。在给友人王时泽的信中，她曾说：“光复之事不可一日废，而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唐才常以后，……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愿与诸君交勉之。”死时年仅三十一岁。迹其生平行事之果敢，任事之忠纯，临难之沉毅，确实当得女侠的称号。
起义屡遭失败使许多人丧失了信心。有鉴于此，孙中山与黄兴商量决定组织敢死队，于1911年4月在广州再次举义。当时有云南张文光密谋响应。张文光为人“故喜任侠，自是益慷慨自许”，后经杨振鸿介绍入同盟会，“于是散私财，结死士，阴图起义腾永间”
。武昌起义时潜回腾越，云南军民服其诚信，公推为云南协都督，兼任大理都督。当死之日，年仅三十。广东谢逸桥、直隶蒋大同也都凛然有侠风，蒋大同并有“关东大侠”之称，侠名播及西伯利亚诸城镇。
辛亥革命前，还有许多革命党人不惜冒生命危险，奋起行刺清廷要员，他们当中也不乏侠义之士。如谋炸五大臣的吴樾少有大志，本字“梦霞”，因崇敬古游侠作为而改为“孟侠”。及壮，“知交日众，在同侪中以任侠称”。后得知皖人万福华枪击清廷官员事，受到启发鼓舞，以为“吾人对付卖国贼，自当用暗杀手段”。1905年，清廷迫于内外形势和舆论压力，宣布预备立宪，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他乔装皂隶，混入北京正阳门车站行刺，载泽与绍英受伤，他自己则当场遇难。动身前，他曾作长达万余言的《暗杀时代》，又有书信详告未婚妻，称“愿子为罗兰夫人”，“欲于他年与吾并立铜像”，“予愿予死后，化一我为千万我，前者仆而后者继，不杀不休，不尽不止，则予之死为有济也”
。
后四年，又有旅美革命党人邝佐治在旧金山谋刺赴美考察军政的海军大臣载洵。邝佐治生在旧金山，幼年随母回国求学。“性任侠，好抱不平，乡人有遭士豪欺侮者，辄袒之”。后返美谋生，素喜浏览鼓吹革命的报章，“隐然萌步武史坚如、徐锡麟之志”。同盟会特延聘美社会党法律顾问为之辩护，按美国法律，有杀人嫌疑而无真凭实据，只要当事人不承认，大多可按律脱免，但他以为自己此举意在唤醒国民，“既决心为国牺牲，虽坐电椅而死，亦毫无悔意”
，不用脱罪，最后被判十四年监禁，也称得上是一位侠士。
至于民间游侠及豪杰义士还有许多，近人姜侠魂所著《侠士魂》一书就收入了六十多位。近人向恺然（平江不肖生）所作《近代侠义英雄传》是一部写实作品，作者有意“为近二十年来的侠义英雄写照”，专门表彰了清末如大刀王五、山西老董、霍元甲、王东林、海空和尚等人，虽间有附会，但史实在在成状，据此可以窥见当日侠者的活动。
当然，还有许多侠并没有与革命发生直接的关系，而是随明清以来日益远离政治的惯性，散落在社会各角落。由于不能仅靠任侠生存，他们大抵各操一业。如姜书所列六十多位豪侠义士，有冶工、商人，也有樵夫、妓女和强盗。有的侠交往广泛，又孔武有力，便做起了保镖。如咸同年间的汪十四，“性慷慨，善骑射”。当其游历西蜀时，蜀中山川险阻，强盗出没，凡往来商旅多被劫掠。商人们听说他是一位侠士，“咸愿聘为镖师”，“以故盗甚畏之，秋毫不敢犯”
。同光年间，人称“南北大侠”的湖南人杜心武一生好仗义行侠，也曾在云、贵、川一带替人保镖。
又由于晚清以来官道日开，商旅往来日益便利，还有铁路与电讯的出现，冷兵器时代的结束，镖局生意日渐清淡，遂有侠为富豪看家护院，或设武馆为教席。如同光年间霍元甲，人称“大侠”，曾接受俄国力士和日本武士挑战而未逢对手，就在上海创设了精武体操学校。光绪年间，天津韩慕侠有“北方大侠”之名，少从义和团教练、形意大师李有义学武，后随师任天津营务捕快十余年，除暴安良，屡破奇案。以后蒿目时艰，立志以武救国，喋血焚心，建立中国第一个武术专门组织“中华武士会”，又创办武术学校。
还有的侠则沦为街头撂地卖艺者，如光绪年间，女侠翠云娘就随父操此业，“流转江湖，行踪几遍南北”
。此外，又有进入梨园戏班，为京剧演员练功“说把子”的。有些还自己登台演出，在锣鼓声中重温当年闯荡江湖的侠客梦。清中后期以来，一批反映镖师或江湖豪杰生活的武戏剧目不断出现，与此就有一定的关系。但就总的情况而言，作为特殊的社会人群，侠终究是日渐衰落了，随着接此而来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动，他们再难追回昔日叱咤的英风和壮士的荣耀，而仅成了后人追念和思慕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