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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经晚唐五代的下行运动日渐走向边缘，及自宋代，便迎来了他们日渐式微的黯淡岁月。
宋王朝是在荡平各路割据势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唐五代朝廷权威流失，藩镇挟势自重的教训，给了同样靠兵政变起家的宋太祖以强烈的刺激。有感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形势，他甫登基就着手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一是取消由藩镇衙兵演变而来的禁军中最高将领的职位，禁军分隶殿前、侍卫两司，前者最高将领是都点检，太祖本人在后周时就担任此职，后者是马步军都指挥使。可在当年，就因慕容延钊的罢职和石守信去职，取消了这两个职务，同时分侍卫司为马军司和步军司，让地位较低的指挥统帅，调拨权则归枢密院。二是尽收天下精兵，并禁节度使以子弟为衙将。最初，地方兵即所谓厢兵本是各州藩兵，乾德三年（965年），他下令天下长吏择本道兵士骁勇善战者，籍其名送至都下，补禁军之缺。骁勇者既送中央，地方只剩下老弱病残，缺乏训练，成为一种专门服役的兵种。这么一来，禁军将帅丧失了在中央发动政变的可能，藩镇也不可能再得到在地方上蓄势叛乱的机会。
这一系列政策施行的结果是，自五代以来重武轻文的社会风气得到了彻底的改变。本来，唐初因承北朝旧制，文武大员同出一权力集团，出将入相，可兼任而非殊途。唐中叶后开始出现文武分途和彼此相轻的局面，以门第科举进用的文臣集团与以军功得贵的武人集团各不相涉。以后随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武人的实权超过文臣，但文臣的社会地位仍高于武人。到五代时，由于统治者大多出身行伍，靠拥有的兵权由节度使问鼎君位，朝臣中也由武将任枢密使，宰相权力被大大削弱了。一些出身世家望族的文臣经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本已势单力薄，再经武将的凌辱或屠戮，优势丧失殆尽，社会地位随即下降。文臣既不能参与机密，决计人事，只能干一些赞襄典礼、草拟诏令之类的活，列班备员而已。现在，宋太祖继承周太祖郭威和世宗柴荣的做法，除采取上述两项政策外，又规定武将不得实任地方官吏，节度使不得兼领支郡，后来干脆不令归镇，成为遥领的虚衔；兵将又实行彼此分离的“更戍法”，将领无固定的士卒，不易结成腹心。同时建立募兵养兵制度，将刺字等一些折辱士兵的办法定为制度，以抑降武人的地位，又大力尊用文臣，抬高科举地位，扩大进士名额，保证他们顺利进入朝廷，以至领兵打仗也以文臣任方面统帅，枢密使大多由文臣充任。由此，社会上重武轻文的局面被彻底扭转，武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终于跌到了最低点。
与武人地位下降相伴随，社会尚武精神开始流失，兵疲将弱，不堪大用；民风尚柔，更无狂悍不可屈之气，整个宋朝因此积贫积弱三百年，少有令人扬眉吐气的上国气象。所谓“宋太宗既厌兵，一意安边息民，海内大治。真宗、仁宗深仁厚泽，涵煦生民，然仁文有余，义武不足。盖是时中国之人，不见兵革之日久矣，于是契丹、西夏起为边患，乃不吝缯帛以成和好。”
有宋一代侠的活动并不活跃有多种因素，譬如随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雇佣兵制的推行，收容了许多破产农人，使之不致沦为流民，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除禁军外，朝廷在每一州县设一定数量的厢军和弓手、壮丁，分设总管、钤辖、巡检和捉贼使臣为之统领，专责整治地方，缉捕盗贼；对自西汉以来最易积聚流民或亡命的采矿冶铸处所，专门派出干员任巡检、县尉予以防备，而主要劳动力多由各地重犯担任，以压缩收窄逞强不法者的活动领域；此外，通过科举和恩荫的办法扩大官员数额，使人人有仕进希望，也诱导了许多人努力通过正当途径获得社会承认，等等。但当时尚武精神的丧失与民气的萎疲，显然对侠的消歇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当然，说侠不存在也与事实不符。“宋代诸将，率奋自草野，出身戎行，虽盗贼无赖，亦厕其间，与屠狗贩缯者何以异哉”
。如彰德节度使、西京留守焦继勋少读书，有大志，尝谓人曰：“大丈夫当立功异域，取万户侯，岂能孜孜事笔砚哉！”遂弃其业，游三晋间为轻侠，以饮博为务。后投晋高祖石敬塘。宋初应召为右卫上将军，代向拱平盗，不出两月，京城便被整肃一新。
侍中李穀“勇力善射，以任侠为事，颇为乡人所困”。后举进士，历仕晋、汉、周三朝，入宋受太祖遣使就赐器币的恩遇，但仍一副游侠作派，“人有难必救，有恩必报”
。保静军节度使杨美“武力绝人，以豪侠自任”，曾杖策诣军求见周太祖，太祖壮其行，留帐下。他与赵匡胤是旧交，故赵匡胤一登基，即任他为内殿直都知，后不断升迁。“为人任气好施，凡得予赐及俸禄，尽予亲戚故旧。死之日，家无余财”
，有汉游侠之风。云州观察使、西山巡检郭进早年“倜傥任气，结豪侠”
。后往晋阳投刘知远，历晋至宋，为西山巡检，河东道、忻、代等州行营马步军都监，曾奉太祖命招徕流民三万多口。幽州刺史、京城巡检元达负膂力，善射击，为农家出身，但不耐耕种的劳苦，弃锄慨叹而去，“事任侠，纵酒”，“尝从少年数十百人欲起为盗，里中父老交戒之，乃止”
。后投效赵匡胤，因善射补御龙直队长，累官至京城巡检。
不过，与隋末唐初的侠一样，这些人大多由五代入周，只因易代之际的特殊形势才得有施展怀抱的机会，加上赵匡胤本人有侠性，冯梦龙《警世恒言》言其未发迹前，“专好结交天下豪杰，任侠任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个管闲事的祖宗，撞没头祸的太岁”，吴璇《飞龙全传》对其豪杰与无赖兼具的个性更有形象生动的刻画。人以群分，游侠在其时得以勃兴，或许与他这种喜好有些关系。但至登基后，就再不喜欢看到这种任张个性、夺权朝廷的人与事。所以此后三百年中，侠的活动一直处于低潮，即使存在，也被抛散在社会主潮之外，处江湖之远，成为闾巷乡曲的豪士，其下焉者乃为市井中的游手，黑道上的盗匪。
今依史书记载，太宗朝杨允恭、王延范，真宗朝刘平，仁宗朝曹偕，神宗朝陈慥，皆慕朱家、郭解为人，好气任侠。不过，他们大多只得闾里人徒追仿，而无太大的社会声势。宋江为人“勇悍狂侠，其党如宋者三十六人”
，出没青齐草濮一带，行事在正邪之间，不久也为朝廷剿灭。而一些文人，如张景“以古学尚气义，走河朔，与冀州一侠少游，后侠者不轨，事败，景亦连继，捕之甚急，遂改名李田，遁窜四海”
，则可见其时游侠的放失与官府对他们的戒惕已到何种程度。当然，有时激于时变，也有一些侠作出惊人豪举并青史留名。如钦宗朝的王伦“家贫无行，为任侠，往来京洛间，数犯法”
，年过四十，仍整日与市井恶少群游汴中，为侠邪无赖。某日，钦宗因金兵南侵，逃至宣德门，都人恨朝廷庸弱，群聚围哄，是他自荐其才，领一班恶少抚定众人。以后又出使金国，不屈而死，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和李彦仙、孙益两人奋死效力于地方抗金斗争，或不忍见生灵涂炭而投河自尽，或奋勇当先至战死为止，其志节也都不逊色于古忠烈之士。但是大部分侠沉沦于市井乡里，有的与浮闲游手相结交，和乡奸里豪互为援手，常不免干一些不体面的歹事，则与汉唐大侠已不可同日而语。
元统治者对侠的戒惕一如宋代，故侠者大多仍落魄里社间。如至正年间，有一“博鸡者”即赌棍“素无赖，不事生产，抱鸡呼少年博市中，任气好斗，诸为里侠者皆下之”，后居然能为一受豪民构陷丢职的地方官鸣冤，并“入闾左呼子弟素健者数十人”，将豪民痛打一顿，游街布众
，无奈真实姓名已不可考知。有的侠则等而下之，贩私盐，造伪钞，其时铅山有吴友文，史称“豪民”，实逞强任侠之徒，“奸黠悍鸷，固伪造致富，乃分遣恶少四五十人，为吏于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辄先事戕之，前后杀人甚众”
。有的则武断乡曲，横行不法，如高邮张提领为非作歹，最后遭到官府“杖百徙之”的惩罚，一时“人以为快”
，已无多少道德信誉可言。
明清是中国古代专制统治最为严苛的时代。鉴于历代政权更迭的教训，非常注意裁抑豪强以巩固皇权。如明太祖一即位，就改变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构，废去施行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和七百多年的三省制，分其权于六部，使直属于皇帝。又以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分掌兵事，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分典刑狱，使之互相牵制，由此揽军政兵刑大权于一身。在地方则设布政、按察和都指挥使三司，在都察院下设监察御史，出则为巡按御史，上可弹劾官员，下以监察民情。又设通政司处理诉讼，平息纷争。为强化国家武装，还创设卫所制度，使遍布国中。同时颁布《大明律》，规定国家有权逮捕逃户，凡有谋反大逆必凌迟处死，有妖言惑众必治死罪，即劫囚者也要斩首，是为历代法律所未设。此外，明政府还设立里甲制、关津制等办法加强对人的控制。通过人口普查，造册备案，每年审定，又防止豪强隐匿土地、户口，针对性地在一些地区推行迫其迁徙乃至抄杀的政策，更还有锦衣卫之设。至明成祖继位，削减藩王势力，设立内阁制，六部以下皆无所统属，机要之任悉归内阁，而内阁干脆只作为皇帝的顾问，摆设而已。
清中央机构基本沿用明朝旧制，但在内阁外别设国议，即由满族王公贵族组成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在内阁六部之上。同时在宫内设南书房，负责拟进谕旨。雍正时又设军机处，作为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常设机构，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国议的权力削弱，皇帝的权力得到了加强。清政府还吸取明朝太监专政的教训，裁撤了宦官二十四衙门，大臣所立奏章皆不再委诸宦官，而改由皇帝亲审。在地方，增设总督或巡抚，直接听命于皇帝，八旗军与绿营则到处驻防，监督各地保甲法的施行。所颁《大清律》集历代刑法之大成，其中对一切有碍专制集权的行为都有明确的惩罚措施。谋反等重罪当施极刑自不待言，即如集会、聚众、罢市和喧闹公堂也在违禁之列。所以在清前期，即使有各种矛盾纷争，也只在小范围、以较小的规模出现。嘉庆以后，随统治的失效，遂不断有民众暴动，这种暴动许多是假秘密结社的方式发动的，但最终都遭到严厉打击而归于消亡。
与强化专制集权相联系，明清两代统治者还十分注重对儒家礼义的强调。如朱元璋用刑部尚书钱唐、侍郎程徐之言，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固为圣人，但发挥三纲五常之道，使载之于经，以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以致世道愈降而人心不坠者，全赖孔子之力。为使天下人皆读孔子书，行孔子教，他诏令通祀孔子，以收拢人心。先前他读《孟子》，对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仇的说法十分不满，认为此“非臣子所宜言”，诏议罢孟子配享孔庙，以后重又恢复。他还与耆儒论讲道德，兴起教化，制科取士也一以经义为先，非圣人之言不纳，非朱子之言不采。康熙也尊孔子，夙好程朱，曾命人编《太极图论》，亲制《四书解义序》，以《理学真伪论》试士林。他还命人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尊朱熹配祠十哲之列，又重用李光地、陆陇其、汤斌等理学名臣。对传统经学也十分重视，以为可依此正人心，厚风俗，并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进行大规模的经籍传注编纂，希望藉此宣扬忠君思想和纲常伦理。可以说，与在政权建设上贯彻专制皇权，使之达到顶峰相一致，其对思想的钳制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基于上述政治情势，作为个体的侠虽始终存在，有时还颇活跃，如明人王泽一家“兄弟五人，皆好任侠”，他本人以后居然也致高位。
元末农民大起义中侠的活动尤其活跃。郭子兴、张士诚、陈友谅等人皆“任侠喜宾客”
，“喜游侠，乡人畏服之”
。他们手下即多游侠与事。以后如正统年间，江西人邓茂七“豪侠为众所推”
，曾聚众起事，自号“铲平王”，接连攻下福建二十几个州县，设官建政，声威大振。明代文人任侠也常见于史载，如林鸿、王恭和越世显等人早年均好任侠，至晚年仍念念不忘，津津乐道。佘翔号为诗人，却一生浪迹江海，“任侠好义”，并“义声高于长安”
。而商人与山人为侠更成风气。前者如许谷“少以技击豪，即壮硕，益轻捷”，“比入少年场，则比竹投壶，讴歌蹴鞠，无不中节……诸三老豪杰争以牛酒劳之”
，俨然侠的做派。汪长公“即务重积，顾独以廉贾闻”，“既艾，日从诸侠少游，近声伎博弈，终日无倦”，“日置高会，召诸故人而为平原欢”
；郑作“家本商贾，读书苦吟，且为人负气任侠”
，呈现出一种较为复杂的人格面貌。后者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所列有山人身份的百余位文人，近一半与侠有关。他们不仅“少年为侠游”（如陆治），“性慷慨，通轻侠”（如朱察卿），“禀性强直，乡里有不平事，奋袂剖陈，不避权贵”（如吴梦旸），还“能挽强驰骑”（如宋登春），“把酒说剑谈兵”（如王寅），平时“跅弛放迹，使酒纵博”（如何璧），既负乡民重望，又多人格魅力，乃至有州府交辟官其地者。万历年间，有潘之恒纂类书《亘史》凡九百八十六卷、七十九目，其中迻录或创作的各类反映侠者的作品达七卷四十二篇，有的甚至以女侠女剑客为主题。就内容而言或有杜撰，但许多有本是确然无疑的。
尽管如此，甚至其时也有不少游侠挺身而出，为国家民族尽匹夫之责，如明嘉靖年间，慈溪人杜槐“倜傥任侠”，带领县民在余姚一带力敌倭寇，负伤堕马而死
。福建谢介夫“好勇任侠”，阴结死士，偷袭倭寇营地，复又率兵讨倭，力战之下，因援兵不到被害。
有些游侠未留下姓名，如隆万年间，李成梁督辽事，抗击鞑靼插汉儿部的数次入侵，他“收召四方健儿，给以厚饩，用为先锋”
，这些“健儿”中就多游侠，故陈子龙《辽事杂诗》称“昔年游侠满辽阳”。他们为保卫大明边防作出的贡献似可与唐代赴边的游侠同列。然作为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已不再享有秦汉时的隆盛地位，甚至也没有隋唐五代的赫赫声势。
他们大部分逐渐远离社会中心，作为一种“非正式群体”，甚至日渐丧失人格上的独立和道德自律，虽不时仍有仗义疏财、扶危持颠的豪举，更多的则投入到行险犯禁、擅作威福的行列。一些人投身为豪强权贵的门客或家奴，便习弓马，喜好斗杀，依仗主家势力横行乡里，欺压族党，甚至起灭词讼，凭凌儒绅，成为危害地方的罪魁祸首。明人谈迁的《避暑漫笔》对此多有贬斥，称此种人不灭，“则郭解之暴，将起于今日矣。”顾起元《客座赘语》论当日社会各色人等，其中有一段话说：
又有一等，既饶力气，又具机谋，实报睚眦，名施信义。或殢财役贫，以奔走乎丐贷；或阳施阴设，以笼络乎奸贪。遇婚葬则工为营办以钓奇，有词讼则代为打点以罔利；甚则官府之健胥猾吏，为之奥援，闾巷之刺客奸人，助之羽翼。土豪市侩，甘作使令。花鸨梨姏，愿供娱乐。报仇借客而终不露身，设局骗财而若非动手。有术必遂，无事不干，徒党至数十百人，姓名闻数千百里。如曩之崔二、龚三，概可睹矣。此尤良民之螟螣，而善政之蟊贼也。
这批人也即谈迁所说的“郭解之暴”，他们是侠沉沦市井、自主自律意识日渐淡薄的体现者，是秦汉以来以温良泛爱振穷周急为务的游侠的末流。
此外，由于养客之风虽历千年不绝，但经魏晋南北朝到唐宋，毕竟日益衰替并向部曲、家兵，乃或“私客”、“奴客”、“僮客”、“田客”转化，他们不被作为独立户看待，单独建立户籍，而仅附属于主人门下成为“客户”，这多少使一些为侠者失去了秦汉游侠平交公侯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人格独立的现实可能，前及有侠沦为家奴便是显例。而有些不喜为人笼养，性情更狂放一些的侠者，既不愿勤力田亩，以养身家，又不能槁项黄馘，老死牖下，为了生存就不免要投入一些非正当的活动。明人姚旅《露书》论当日生民类别，很可以说明问题：“《枫窗小牍》载王禹偁上疏称古有四民，今有六民。……余以为今有二十四民。”他之所谓“二十四民”，是指除士农工商僧兵之外的社会各色人等，凡道家、医者、卜者、星命、相面、相地、奕师、驵侩、驾长、舁人、篦头、修脚、修弄、倡家、小唱、优人、杂剧、响马巨窝等十八类。其论“响马巨窝”一类谓：“游闲公子，侠骨豪民。家藏剑客，户列飞霞。激游矢若骤云，探囊金如故物。里羡其雄，官何敢问。廿三民之外，响马巨窝又一民也。”“响马”指于道途劫掠他人财物者，因这些人在行劫前必先施放响箭，故称。“巨窝”则指那些匿藏盗贼亡命及其非法所得的巨头。而所谓“侠骨豪民”，互文见义，实兼指游侠和豪猾两者而言的。故当初明宪宗因锦衣卫上报京城有恶人行奸，以为“昔汉郭解一豪侠之雄耳，武帝因公孙弘之言，杀之以惩不逞，论者谓其有关治体。今群恶少相倚为奸，恐将来效尤者无所不至，宜榜禁之”
，直以游侠与盗匪相提并论。要之，明代的侠少有追随人主，凭一刀一枪建不世奇功，而多沦为绿林劫掠者，是侠日益远离政治乃至社会中心的明显表征。
清代侠的情况大抵与明相似。他们没有了战国、秦汉甚或唐五代时侠置身于社会中心的显赫地位，在一般平民眼里可能依然是英雄或救世主，但总体而言非但不再是统治者依靠的力量，相反却成为这一集团不能容忍的对象。故大多沉浮民间，分布在广大的社会底层，赖所操的各种职业为生。当然，什么正业不务的也大有人在。明末清初以来，社会上多闲散人员，据清末朱泽澐说是十人中就有六个。
后经整治，情况有所好转。但乾隆以后又渐渐多了起来，“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
，这些人当中就多有游侠活动。他们有的依人为客，如清初颜元设馆讲学，授人文事、武备、经史、艺能诸科，门下就有侠，其中商水人李子青还是当时大侠。有的则一无所主，虽不乏才华，但坎坷一身，终不得进用。如乾隆时秀水县举人王昙，文名与名诗人舒位相埒，因好游侠，又喜言兵，慷慨悲歌，不可一世，被目为狂人，但终身潦倒。清初另一大儒孙奇逢讲学夏峰，“自野夫牧竖以及乡曲侠客胥商之属，有求见者，必诱进之”
。既称“乡曲侠客”，可知已与活动在都邑闾巷甚至权倾一方的汉唐游侠有别。
《清稗类钞·义侠类》为后人留下许多“乡曲侠客”活动的踪迹。如康熙年间，有通州汤公子“豪侠自喜，结交当世知名士”，因受“庄廷明史狱”牵连，被投入囚牢。燕山大盗邹飞虎是一位大侠，时在牢中，得知汤被人构陷牵涉成罪，便联络狱外同道将其救出秘藏，以后嫁以甥女，让他们远赴南洋，在自己购下的别馆平静过活。雍正年间，深州伶人王四喜“性豪迈，有幽燕侠士风”，尝倡助百金解救与自己素不相识、因不善理财亏空官帑的甘肃某邑令。乾隆年间，亳州人杨威“性奇鲁，读书数年不能识一字”，好从屠沽游，父数责之不听，待父一死，乃径为屠沽，为人“尚气力，使酒任侠，横于亳。亳之恶少年尝伺其独行，群掩而踣之，具水火炮烙，惨毒甚，终闭口无一言，众由是服之，奉为魁”。道光时，又有太素道人奕绘“任侠，负文武才”，看不惯市井无赖趁上元节庆侮辱妇女，“张怒髯叱咤辟易，以缚弓鞋之铁械狙击众无赖，乃皆长跪乞贷死，崩角有声”，都可见侠者风范。当然，没身为盗，“以行劫为长技，窝匪徒为任侠”的也有不少。
总之，在其时社会各个角落，各种职业，皆有乡曲布衣之侠在活动，他们中虽也有急人所难、敢于任事的豪杰之士，但犹多横行不法的奸人与豪猾，所谓“乡曲武豪，借放纵为任侠”
，故较之唐律，明清两代刑律多了治地痞流氓的条款。清人全祖望尝谓：“游侠至宣元之后，日衰日陋，及至巨君之时，遂已一无可称矣”
。这“日衰日陋”四字虽不免绝对，但大抵与事实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