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建功

北周末政治腐败，皇帝庸弱，身为贵戚的隋国公杨坚乘此起兵，在关陇集团的支持下建立了隋朝。不久又平灭南方的陈朝，统一了全国。尽管隋立国之初就进行了旨在巩固政权的政治改革，自西魏以来形成的府兵制至此完成向“兵农合一”的转化，中央对豪强的控制也得到了加强。但一直到二世而亡，仍自始至终都可见到游侠的活动。

隋初开国功臣大多任侠出身。时代提供给他们合适的生存气候，一如东汉末侠所感受到的那样，他们觉得自己正处在一个拥有无限可能性的开创性时代，所以纷纷活动。许多人本与杨坚交好，团结在他周围，但并不凛遵君臣大义，相反时常觊觎皇位，有不臣之心。如由周入隋的梁士彦自小任侠，性又刚果，隋时因功封郕国公。后自恃功高，每有怨望，与宇文忻等人密谋作乱，“劫调币以为牟甲，募盗贼以为战士”，被外甥裴通告发伏诛 。元谐“家代贵盛”，“性豪侠有气调”，少与杨坚同受业于国子，因军功累迁大将军，最终也因谋反被诛。 虞庆则“代为北边豪杰”，禀性倜傥，胆气过人，也是一位侠，且在当地游侠中享有很高声誉，所谓“本州豪侠皆敬惮之”，他的下场与梁、元一样。他的儿子虞孝仁能守家风，自小“豪侠任气”，炀帝时以谋图不轨被诛，竟与父亲走上同一条道路。 其他名臣如杨素，历官尚书左仆射、司徒，执掌朝政，并参与宫廷阴谋，废太子勇，拥立炀帝，但他“少而轻侠，倜傥不羁，兼文武之资，包英奇之略，志怀远大，以功名自许” ，早年是一位目光远大很有抱负的侠者。刘权在文帝受禅初，以车骑将军领乡兵，炀帝继位，拜为尉卿，进位银青光禄大夫，原本也是游侠，“少有侠气，重然诺，藏亡匿死，吏不敢过门” 。沈光“少骁捷”，“常慕功名，不拘小节”。他的家境贫困，父兄都以佣书为事，独他跅驰不羁，“交通轻侠，为京师恶少年之所朋附”，许多人主动送财物接济，使他得以有甘食美服侍奉双亲。大业年间，炀帝征求天下骁果之士伐辽东，他在被征之列，“将诣行在所，宾客送至灞上者百余骑”，令人想见汉大侠受人拥戴的热闹光景。以后被任命为朝请大夫，折冲郎将，谋击宇文化及不成，被害时年才二十八岁。 至若彭国公刘昶子刘居士结交侠魁陈政，“聚徒任侠，不遵法度” ，召取公卿子弟党羽数百人，横行京城，乃至登故未央殿基，南向设座，遣使引突厥南侵，欲亲为内应，无法无天到这种地步，更可见当时任侠风气的炽盛。继两汉侠进入社会政治中心后，他们的势力和野心似要直然再现昔日游侠先辈的风光，并且其意气弥厉，心态饱满而奋发，与魏晋南北朝动乱时世中的侠者相较，似有更上一层楼的追求。

这种意气弥厉奋发饱满的心态，在唐代游侠身上得到了发扬光大。李渊与隋文帝相似，是假皇亲贵戚并手中的军权夺取先朝天下的。早在大业十三年（617年），他就命儿子李建成、李世民交结英豪，以为己用，一时群盗大侠莫不响应。李渊父子之外，如隋东宫左勋卫唐宪不治细行，好藏亡命，也喜欢与博徒轻侠结交，李渊领太原后颇想利用他，正式起兵后委为正议大夫。那一班游侠和任侠之士自然各得封赏，充满荣耀感和成就意识。而当时与李氏父子争夺天下的其他人，如王世充“阴结豪俊，多收群心” ，薛举“交结豪猾，雄于边朔” ，梁师都“阴结徒党数千人” ，也大都好结交侠者以成事。至刘武周骁勇善射，本人就是游侠出身。他们对于侠的作用十分了解，深知其天性坚忍，行动果敢，临事有不成便死之心，而无家室亲情的拖累，只要给予信任，施以恩义，便可期待其百分之百的付出，所以大多乐见其涌起，乐观其成就。而在侠者一方来说，本来不过是易代之际图全性命的小民，乃或躲避兵役丛聚苟活的盗贼，不死于兵燹，必亡于饥寒，眼见隋祚将终，能跟定一位雄才大略的明主，依乘风云，勒功帝籍，岂不是存在价值的提升？所以在很多时候，他们主动而密切地关注时局，他们的行动因目标明确，变得格外地坚决和有效。当李渊起兵，有“京师大侠”之称的史万宝偕裴、柳崇礼举兵响应，便是一显例。

可能是唐初游侠辉煌经历的召引，高宗以降，历朝为侠者大都奋发有为，思求一当。如魏州郭元振虽举进士，为通泉尉，仍好使气任侠，不以细务为意，后入武则天朝，历事数主，官至太仆卿、御史大夫，封代国公。哥舒翰家富于财，四十多岁仍不事生业，纵蒲酒于长安市，连父丧都不归家，独好任侠，“重然诺”，“多施予，故士归心” 。盛唐时他率兵击吐蕃，为河西节度使，功封西平郡王。宝应元年（762年），仆固怀恩引吐蕃兵入寇河西，郭子仪命羽林军使长孙全绪领兵万人为前锋，驻防韩公堆与之抗衡。全绪遣禁军旧将王甫入长安，阴结少年豪侠为内应，某日依约一起击鼓于朱雀街，大呼“王师至”，吐蕃军不知虚实，以为唐军从天而降，人人惊骇，当夜溃散。由此一事，既见当日长安城中侠者活动之频繁，唐人小说《潘将军》所谓“尝闻京师多任侠之徒”非虚，更可见一般为侠者欲立功国家有所作为的热肠。有些志士如张玠，性豪侠，轻财重士，当安禄山遣手下李庭伟率藩兵攻鲁郡城，他率乡豪张贵、孙邑等人纠众将李杀死，事后不自言功，报国忠直之心亦自皎然可见。

当然，并非所有情怀激烈的志士都有张玠的高节，由于唐中叶后科举考试关节请托成风，甚至有通榜皆取权豪子弟的，在朝廷所辖地区应试不第的士子，包括一些求官无门、仕途不得志的才士，不得不愤而北游河朔，投效藩镇以求进用，一些游侠和任侠义士为求一展平生，也有投身其中的。当日韩愈《送董邵南序》一文隐含希望当代乐毅、高渐离能出仕明天子朝，正道出这一事实。至于当时藩镇大多任气尚侠，如田璟、田守义、田承嗣祖孙三代就“以豪侠闻于辽碣” 。这些侠和任侠之士争赴边地，与之声气相通，自然能一酬所愿，建一番功业。唐人有诗称“塞上应多侠少年，关西不见春杨柳” ，“坐看今夜关山月，思杀边城游侠儿” ，便是这批人努力进取的实录。

也是由于盛唐前后游侠活跃，任侠风行，使文人士大夫也受到吸引。如陈子昂父元敬“瑰玮倜傥，年二十，以豪侠闻。属乡人阻饥，一朝散万钟之粟而不求报”，其风概对他或有影响。但他之所以“驰侠使气，至年十七八未知书。尝以博徒入乡学，慨然立志。……好施轻财，而不求报”，“尤重交友之分，意气一合，虽白刃不可夺也” ，不能不说更与时代风气的熏染有关。还有王翰“少豪健”，“日与才士豪侠饮乐游畋，伐鼔穷欢” ，高适“尚节义”，“不治生事，客梁、宋间” ，“五十无产业，心轻百万资。屠沽亦与群，不问君是谁” ，王之涣“少有侠气，所以游皆五陵少年，击剑悲歌，从禽纵酒”，至长成出名后仍不改其嗜酒狂放 ，大都如此。就是“诗圣”杜甫，“每饭不忘君”之外，也因沾染了“仙佛气”和“游侠气”，被明末卢世 称为“千古大侠，司马迁之后一人”，盖“子长为救李陵而下腐刑，子美为救房琯几陷不测” ，在他看来都是了不起的义行。究这些人之所以热衷任侠，进而为侠，可能与个人的性情有关，然基于他们才难自弃，极想有一番作为，如高适从军边塞，为哥舒翰掌书记，杜甫《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称其“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李颀等人见当时边镇将吏与州郡胥吏入仕多门，开始北走河陇，南游荆楚，由颠狂放荡进而求进身之道，皆可表见其为侠的真实目的在入世建功，而不仅止于获取虚名。

最为人熟知的自然是大诗人李白，他“少任侠，手刃数人” ，又好结交豪雄，“门多长者车” 。由于既仰慕游侠“杀人如剪草”的豪行，又钦佩其平交公侯、功成身退的高节，故平日行事也“轻财好施”，“存交重义” ，乃至“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 。然而这种种放诞任侠并非其生平志趣之所在。他十六岁依潼江“任侠有气”的赵蕤从学 ，“好剑术，遍干诸侯” ，以后赴成都谒见苏颋，被后者以文章可与“赵蕤术数”并美为由荐于朝廷 ，可知并非只是一味为粗侠，而有寄托和发散胸中郁勃之豪气的深意。唯此，他才会在《行行且游猎篇》中唱出“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的豪歌，并时时有“功业莫从就，岁月屡奔迫”的感叹。

唐中叶以后，政治渐趋败坏，既有宦官专权和南衙北司之争，又有士庶的对立和党争。侠或卷入朝廷的权力争斗，如穆宗长庆年间，有豪侠与勋家子于方交通，欲有事于河朔。僖宗乾符年间，有侠儿突入曲室，欲害李克用于云中。五代强人如欧阳修所说，多“黥髠盗贩，倔起于王侯” ，那些侠者也多追随刘知远、朱温、郭威、钱镠等有游侠气质的君主横行无忌，如后汉史弘肇“游侠无行”，生平不喜文事，谓文人难耐可恨，刘知远镇太原后即奏请从行 ，但总的来说已渐失了上升时代奋发有为的豪气。当然，唐侠所处的那个因中外交流频繁、商业经济发展，较具规模的城镇开始形成，以及长安富民尤多豪客等优越条件，也是他们所没有的。所以只能追随骄蛮不驯的强人，投命效死，乃至充为杀手，上以谋刺宰相，下以击杀内臣。 bM7CcjyVdIrOsafw99sSEvHkX4meq7hzrEgNel3Oc687isXWOXzSApqbTADIUK9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