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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王归国，以蔺相如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功。蔺相如素贱人，徒以口舌，而位居我上，吾羞不忍为之下。”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之，不肯与会，每朝常称病，不欲争列。出而望见，辄引车避匿。其舍人皆以为耻。相如曰：“子视廉将军，孰与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驽，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闻之，肉袒负荆，至门谢罪，遂为刎颈之交。
——《资治通鉴》卷四
丁巳，以前山南东道节度使南皮贾耽为工部尚书。先是，耽使行军司马樊泽奏事行在。泽既复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泽代耽为节度使。耽内牒怀中，宴饮如故，颜色不改。宴罢，召泽告之，且命将吏谒泽。牙将张献甫怒曰：“行军为尚书问天子起居，乃敢自图节钺，夺尚书土地，事人不忠，请杀之！”耽曰：“是何言也！天子所命，即为节度使矣！”即日离镇，以献甫自随，军府遂安。（胡三省注：即日离镇，既得“君命召，不俟驾”之义，亦所以遏乱原；以张献甫自随，则樊泽无所猜嫌，亦所以全献甫也。）
——《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
宋代哲学家邵雍（1011—1077）喜欢以棋局喻哲理，曾写过一首《观棋长吟》，其中有两句道：“死生共抵两家事，胜负都由一着时。”世事如棋局，俗语所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也正是这个意思。这句话警醒人们需行事谨慎，每一步都可能关系到大局成败。然而我们观察高手对弈，却又发现他们往往并不执著于眼前一子之得失，而重在谋布大局，该退的地方退，该让的地方让。这两个角度看似矛盾，却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大局。把它们结合起来，那就应该这样理解：无论是进还是退，对于眼前的得失，无论是放弃还是执著，都必须着眼于大局。唯有做到胸有大局，才能将眼前的一招一式与最终的成功挂起钩来。
胸有大局，作为主事者必备的素质，其层次也相当丰富，可以体现在多个方面。它可以是一种 品德 ，也可以是一种 能力 ，还可以是一种 担当 。这一篇章打算结合《资治通鉴》中的历史事件，从不同角度来阐述“胸有大局”的多层含义。
首先来谈作为品德的大局观。蔺相如（生卒年不详）礼让廉颇（生卒年不详）的故事妇孺皆知，见载于《史记》，当然也被《资治通鉴》采用。这个故事还被选进中学语文课本，绘成连环画，广为流传。20世纪50年代，京剧界编剧和表演艺术家们以这个故事为蓝本，新编了一出历史剧《将相和》，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最成功的新编剧目之一。所以对于故事本身，就不在这里赘述了。只想指出，蔺相如“情愿让廉颇，不愿亡赵国”（京剧《将相和》中蔺相如的台词）的精神，正是大局观在道德层面上的最佳体现。与国家安危相比，个人恩怨算得了什么呢？赵国若因将相不和而被强秦所灭，又哪里有蔺相如、廉颇的容身之处呢？蔺相如令人肃然起敬的，正是这种为大局委曲求全的气度。
蔺相如去世以后，赵国政局发生了变化。廉颇因为性格耿直而不为宵小所容，最终被迫出走。楚王听说这一消息后，赶紧派人重金聘请廉颇。廉颇来到楚国，带领着楚国军队打过一次仗，没有建立功勋，讲了一句颇令人感伤的话：“我思用赵人！”（《资治通鉴》卷六）几十年身为赵将，廉颇非常熟悉赵国军队的特性，一旦让他指挥陌生的楚军，就再也展现不出一代名将的风范。战火依然纷飞，但战场再也没有当年叱咤风云的廉将军。数年后，廉颇就在楚国黯然去世。廉颇的结局恰好证明了蔺相如当初的判断，若赵国不存，即便有一身本事如廉颇，也难觅真正的用武之地。
中国历史上，能像蔺相如这样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得失者，不乏其人。唐代的贾耽（730—805）就是其中之一。贾耽是中唐名臣，且精于地理学。唐玄宗天宝十载（751），贾耽以明经科中举，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唐德宗时期位居宰相，直至宪宗初年去世。期间，他和当时所有人一样，经历了由安史之乱引发的一系列战争与灾难。公元763年，史朝义（？—763，史思明之子）的死亡，在名义上宣告了安史之乱的结束。事实上，由安史之乱遗留下的叛军与藩镇割据问题，始终未能妥善解决。以河北三镇（范阳、成德、魏博，大致在今河北中部、南部地区，也包括部分山东北部地区）为代表的叛军余孽虽名义上归顺朝廷，事实上一直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谋求独立。故而终唐之世，中央政府与割据军阀之间的战争从未间断过。
唐德宗（李适，742—805；779—805在位）时期，河北叛乱又起。中央政府本来就财政窘迫，人力紧张，而朝廷派往平乱的大帅朱滔（746—785），意在玩寇，后来干脆也加入了叛乱队伍，自称冀王。这对朝廷来说当然是雪上加霜，但最糟糕的还不止这些。与河北叛军遥相呼应，淮西节度使（辖区大约在今河南南部、安徽北部一带）李希烈（？—786）也扯起了反叛的旗帜。朝廷调令泾原节度使（辖区大致在今甘肃、宁夏相交接的一带）的军队赶赴淮西战场平叛。谁知因朝廷赏赐少，将士冻饿，泾原军竟在行军途中发生哗变，不仅没去平叛，反而转身攻打帝都长安。居住在长安的旧军阀朱泚（742—784）乃朱滔之兄，被攻入长安的泾原叛军奉为领袖。仓促之际祸起肘腋，毫无防备的唐德宗只得狼狈出逃至奉天（今陕西乾县），史称“泾原兵变”，朝廷颜面扫地。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783年，当时的贾耽，正在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行政中心在今湖北襄阳地区，管辖今湖北地区长江以北以及河南西南部、重庆东部地区）。贾耽属于忠于朝廷的一派。心系朝廷安危，也为打探局势，贾耽于次年派遣他的部下樊泽（742—798）赶到奉天觐见唐德宗。樊泽完成任务后，回襄阳复命。樊泽回来后，贾耽安排了一次宴会，重要的僚属们都参加了。正在酣饮之际，忽然有朝廷紧急命令送达。贾耽取过来看了看，原来是朝廷任命了樊泽为新的节度使取代贾耽，并命贾耽至奉天待命。为不影响大家的酒兴，贾耽若无其事地将朝廷的敕令放进了怀中，继续和僚属们宴乐。
宴会结束后，贾耽向僚属们宣布了朝廷的命令。有一位名叫张献甫（736—796）的将领听完之后忿忿不平，替贾耽感到不值。张献甫质问樊泽说，贾大人命你入朝天子，你居然耍起花招，为自己谋求地位，夺取贾大人节度使的位置，真是不忠不义之人！愤怒的张献甫甚至主张杀了樊泽。张献甫不便明斥朝廷行事荒唐，只能把气都撒在樊泽身上。贾耽赶紧出面制止张献甫，说既然朝廷已经正式下达了任命状，那从现在开始樊泽就是节度使了，你们不能这样对待节度使。
为了让樊泽安心接受朝廷任命，贾耽当天就离开了辖区，前往奉天待命。走的时候还带上了张献甫。胡三省评论说，贾耽之所以当天就离开辖区，除了表明对朝廷决议的尊重外，也是向所有将士表明，自己没有任何贪恋权位的意思，那些对樊泽不满的人就没有理由借机制造混乱了。而把张献甫带走，更是体现了贾耽思虑周密。如果把张献甫留在襄阳，他和樊泽之间的矛盾很可能会再度爆发并升级。无论是樊泽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而杀了张献甫，还是张献甫纠合势力驱逐樊泽，都是不好的结果。所以贾耽决定将张献甫带走，这样既保全了樊泽，也保全了张献甫。
唐德宗有点小家子气，被后世史学家讥为好“察察为明”，喜欢在小事情上猜忌、防范大臣，并干预一些非常琐碎的事务。突然下令让樊泽替代贾耽，显然也是出于猜忌。贾耽却并不以此为意，平静地接受朝廷决议，安然上道。贾耽的忠诚与智慧，在时间的砥砺中经受住了种种考验，于公元793年被唐德宗任命为宰相。贾耽胸有大局，不计个人得失的气度，完全可以和蔺相如媲美。
九月，操还许，分兵守官渡。袁绍遣人招张绣，并与贾诩书结好。绣欲许之，诩于绣坐上显谓绍使曰：“归谢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国士乎！”绣惊惧曰：“何至于此！”窃谓诩曰：“若此当何归？”诩曰：“不如从曹公。”绣曰：“袁强曹弱，又先与曹为仇，从之如何？”诩曰：“此乃所以宜从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从一也。绍强盛，我以少众从之，必不以我为重。曹公众弱，其得我必喜，其宜从二也。夫有覇王之志者，固将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从三也。愿将军无疑。”冬，十一月，绣率众降曹操。操执绣手，与欢宴，为子均取绣女。拜扬武将军，表诩为执金吾，封都亭侯。
——《资治通鉴》卷六十三
除了品德之外，把握大局，并以此作为行动的指导，还需要能力。发生在东汉末年的官渡之战，是一场背景复杂的战争。除了大家熟知的曹操（155—220）、袁绍（？—202）双方实力对比之外，还有汉献帝（刘协，181—234；189—220在位）的权威，以及各路大小军阀的去从问题。当时盘踞在宛城（今河南南阳）、穰城（今河南邓州）的张绣（？—207），是袁绍、曹操都想争取的一支力量。在去就问题上，张绣颇为犹豫，而在整体上倾向于投靠袁绍，因为他先前与曹操有杀子之仇，生怕曹操不能容他。
张绣与曹操结仇，缘于公元197年的一场战役。当时汉献帝已经在许都（今河南许昌）安顿，曹操以朝廷的名义出师征讨不庭，兵至淯水（今称白河，在河南南阳），也就是张绣的地盘上。原先依托刘表的张绣，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表示愿意归顺，事实上是想归顺曹操背后的汉献帝朝廷。然而尚处于早期创业阶段的曹操，心思可能还不如后来那样缜密，在这个过程中犯了一个大错。他居然贪恋张绣寡婶的美色，将之纳为己有。张绣的军队、地盘事实上继承自他的叔叔张济（？—196）。张济去世后，有一遗孀，颇具美色，就是被曹操看中的这位（张济遗孀，史失其姓名，《三国演义》称其为邹氏，不知所据）。张绣知道后，内心非常不满。本来是以顺逆为去就，归顺朝廷。结果归顺之后连家里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对于一名战士来说，这当然是莫大的耻辱。曹操知道张绣心怀不满后，也开始对张绣心怀芥蒂，双方龃龉的最终结果是张绣决定反叛。张绣偷袭曹操成功，曹操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爱将典韦都在混战中被杀。曹操损失重大，被迫撤回许都。
袁绍与曹操相持于官渡之时，张绣的去就再次成了问题。袁绍主动派人笼络张绣，希望他能一起夹击曹操。由于与曹操在宛城之战中结下的仇恨，加之袁绍势强，故张绣起初倾心于袁绍。然而在接见袁绍使者之时，谋士贾诩（147—223）也在座，贾诩轻描淡写一句话，竟把张绣结盟袁绍的路给断了。贾诩对袁绍的使者说，麻烦你回去以后替我们婉谢袁绍，他们兄弟两人尚且不能相容（指的是袁绍和他弟弟袁术之间的矛盾），怎能容得下天下之士！张绣听了贾诩的话，大惊失色。但出于对贾诩的信任，送走袁绍的使者后，还是虚心向贾诩请教，接下来该怎么办？贾诩非常肯定地回答张绣，应该归顺曹操。
张绣非常犹豫，对贾诩说，现在明明是袁绍的实力大大强于曹操啊。贾诩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他说，正因为袁强曹弱，所以我们要归曹。为什么呢？贾诩分析道，袁绍实力强大，麾下猛将如云。我们归不归顺，对他的实力其实并没有太大影响。曹操就不同了，与袁绍相比，他实力弱小，现在正是最需要援助的时候，我们的加入，可以直接使曹操实力翻倍。你想，在这样的情况下，袁绍和曹操，谁会更重视我们的加盟呢？更重要的是，曹操背后是天子，以曹操为阶梯归顺天子，那是名正言顺的。至于袁绍，现在派人来游说我们，希望共同夹击曹操，等事成之后却未必真把我们当回事了。
问题是还有宛城之战遗留下的深仇大恨啊，曹操会不计杀子之仇诚心接纳自己吗？这才是张绣心中最大的疑虑。针对这个问题，贾诩的分析要点在于如何看待曹操这个人。贾诩看准曹操是一个想成就大业，并有能力成就大业的人。这样的人，如果斤斤计较于个人恩怨，就配不上他的理想。对于这样的人物来说，有足够的胸怀容纳天下之士，已经不算是什么高要求了，而是必须做到的。对于这类人来说，真正的困难在于是否能容纳曾经与他们为敌的人，是否能像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56—公元前195）那样，下决心封雍齿（？—公元前192）为侯（雍齿一贯看不起刘邦，甚至背叛过刘邦。刘邦称帝后，为稳定局面，在张良的建议下，率先封雍齿为侯，达到了凝聚人心的效果）。如果曹操真将拥有远大的未来，那么他就不会计较前嫌，贾诩判断说。
在贾诩的劝说下，张绣最终下定决心归顺曹操。果然不出贾诩所料，曹操对张绣的到来大喜过望。不仅与张绣执手欢宴，还为自己的一个儿子聘娶了张绣的女儿，结成儿女亲家，用这种方式来抵消宛城之战留下的嫌隙，以便张绣能安心留下来。
官渡之战的结局大家都知道，最终曹操打败了袁绍，张绣也在这一场著名的战役中建立了功勋。袁绍死后，张绣又跟随曹操出兵，击破了袁绍的儿子袁谭（？—205）。袁氏被彻底消灭后，曹氏集团的力量稳步走向历史舞台的中心。而张绣因为在曹操最困难的时刻加入进来，使得曹操一直心怀感念。在击破袁谭后，曹操就表奏汉献帝，将张绣的食邑增加到两千户（意味着张绣可以享有两千户人家的农业实物税收）。由于连年战争、灾荒，东汉晚期天下户口锐减，中央政府能掌握的纳税户口更是仅余王朝鼎盛时期的十分之一左右。所以曹操手下虽不乏战功卓著的名将，却很少有食邑超过一千户的，只有张绣享有这样的殊荣。这大概正如贾诩所说，加盟的时机非常重要。
综观这一历史事件，谋士贾诩把握全局的能力令人赞叹。很多时候，对强弱的判断不在于看现状。现有的强弱对比，很可能会随着形势的发展瞬间转化，关键在于看透并把握现象背后的实质。贾诩显然拥有这种把握能力。袁绍虽然坐拥强兵，但贾诩从他所作所为，尤其是兄弟不能相容这件事上断定他不能成大事。而眼前看似弱小的曹操，除了背靠汉献帝和中央朝廷，立场上有“政治正确”的优势外，再从他的理想与行事风格上判断，贾诩断定他不会计较前嫌。既然是一支“潜力股”，与其等他强大起来之后追涨，不如趁他低谷的时候抄底，帮助他强大。追势岂如造势！正因为能将未来发展趋势作为大局来观察，贾诩力主张绣归曹，后来事情的发展皆如贾诩所料。贾诩的眼界，可以说是大局观在能力层面的体现。
平卢游奕使武陟刘客奴，先锋使董秦，及安东将王玄志，同谋讨诛知诲。遣使逾海与颜真卿相闻，请取范阳以自效。真卿遣判官贾载赍粮及战士衣助之。真卿时惟一子颇，才十余岁，使诣客奴为质。朝廷闻之，以客奴为平卢节度使，赐名正臣；玄志为安东副大都护；董秦为平卢兵马使。
——《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七
维乾元元年，岁次戊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第十三叔，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蒲州诸军事、蒲州刺史、上轻车都尉、丹阳县开国侯真卿，以清酌庶羞，祭于亡侄赠赞善大夫季明之灵。惟尔挺生，夙标幼德，宗庙瑚琏，阶庭兰玉，每慰人心，方期戬穀。何图逆贼间衅，称兵犯顺。尔父竭诚，常山作郡，余时受命，亦在平原。仁兄爱我，俾尔传言，尔既归止，爰开土门。土门既开，凶威大蹶。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遘残，百身何赎！呜呼，哀哉！吾承天泽，移牧河关。泉明比者，再陷常山，携尔首榇，及兹同还，抚念摧切，震悼心颜。方俟远日，卜尔幽宅，魂而有知，无嗟久客。呜呼哀哉，尚飨！
——颜真卿《祭侄文 稿》
蔺相如和贾耽的大局观，体现在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的品德上；贾诩的大局观，体现在把握形势走向的判断能力上。但对于社会精英阶层来说，比这两者更重要的是，大局观最终还应该落实在担当上。尤其是当国家遭遇危难的时候，不管能力是否足以应付，都应该尽最大努力去担当。
中唐名臣颜真卿（709—784）为今日之世人所知，多半是由于他的书法成就。他是唐楷的集大成者，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仅次于王羲之。《资治通鉴》在讲述中唐复杂的历史场景时，也把颜真卿作为重点人物进行描述，却只字未提他的书法成就。事实上，颜真卿在那个时代享有崇高的声誉，并不是因为他的书法成就，而是源于他对国家的满腔忠诚和处时立世的一身正义。
颜真卿出生在一个文化世家。这个家族从六朝以来就盛产文化名人，南朝著名文学家颜延之（384—456）、《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531—595）、初唐大学者颜师古（581—645），都出自这个家族。颜真卿的母亲则出自另一个以书法为世代相承之家学的名门殷氏。这使得颜真卿自幼具备优秀的文化基因。颜真卿踏入仕途是在唐玄宗时代，不久就遇上杨国忠当权。性格耿介的颜真卿和其他正直的臣僚一样，遭到杨国忠的排挤，被外贬到平原郡（旧城墙遗址在今山东德州陵县，但在唐代，平原郡也属于广义的河北地区，离安禄山驻地不远）做太守。颜真卿到平原郡上任，是在公元753年，两年后就爆发了改变中国历史的安史之乱。
到平原上任后不久，颜真卿觉得安禄山（703—757）种种迹象可疑，就以防洪为名，增高城墙，疏通护城河。并在暗地里积极储备粮食，招募壮士。为了不引起安禄山的怀疑，颜真卿外示闲暇，时常与宾客泛舟饮酒。安禄山果然不以书生为虑，也就没有对颜真卿采取措施。
公元755年，安禄山以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于范阳（今北京一带）起兵，发动叛乱。叛军来势凶猛，而朝廷素无防备，地方官员逃的逃，降的降，河北大部分地区瞬间为叛军所有。只有颜真卿据守平原，给叛军制造了不小的麻烦。在颜真卿奏报送达朝廷之前，唐玄宗以为河北二十四郡皆已降贼，非常失望，感慨道：“二十四郡，曾无一人义士邪！”（《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七）得到颜真卿的奏报后，唐玄宗颇感欣慰，这么大一个国家总还算有忠臣义士，说道：“朕不识颜真卿作何状，乃能如是！”（同上）他根本不记得颜真卿长什么样，而这个颜真卿却能替朝廷严防死守。此时的唐玄宗可能会深有感触，真正的忠臣义士，并不见得是那些整天围在你身边哄你开心的人。
安禄山的军队迅速攻占了东都洛阳。颜真卿和时任常山（今河北省石家庄一带）太守的堂兄颜杲卿（692—756）联合起来，组成了河北义军同盟。在颜氏兄弟的感召下，很多之前被叛军攻占的城池纷纷击斩安禄山的将领以反正，河北地区支持朝廷的郡很快扩展到十七个，战士人数总计达二十万。大家共推颜真卿为盟主，于是颜真卿成了河北地区的义军领袖。这支义军把已经到达洛阳地区的安禄山叛军，和范阳老巢之间断成两截，阻断了他们的交通道路。这样叛军的军需供给和兵源补充都成了严重问题。而且颜杲卿还斩杀了安禄山的将领李钦凑（？—755），为唐室紧守太行山最重要的关隘井陉（俗称土门，在今河北省西部，太行山脉东麓）。恼羞成怒的安禄山派军队回攻井陉关，颜杲卿战败被俘，不屈骂贼而死。这一役中整个颜氏家族损失惨重。我们看到，在今天还传世的很多颜真卿书法珍品中，土门之役反复被提及。说明颜真卿对此役印象之深刻，一直把它作为家族史中最光辉的一页来书写。被元代著名书法家鲜于枢（1246—1302）称为“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天下第一行书”乃王羲之的《兰亭序》），就是颜真卿为纪念罹难于这次战役的小侄子颜季明（颜杲卿幼子，遇难时年仅十余岁）而作。原作斑斑泪迹，充满真情。
然而惨烈并没有让颜真卿退却。叛军后院起火，原本追随安禄山的平卢将领刘客奴忽然宣布易帜反正，意欲自效于朝廷，派人和颜真卿联络。颜真卿为坚定刘客奴效忠朝廷之心，派手下为他送去十万军费以及将士衣粮。这还不算，为表达自己的诚意，颜真卿让自己当时的独子，年仅十余岁的颜颇去刘客奴军前做人质。以此表明，只要刘客奴不负朝廷，颜真卿亦决不负刘客奴。颜真卿破家为国的伟大情怀，千古以下读之仍令人感慨不已。
在颜真卿等人的努力下，河北义军抗击叛乱的行动虽然形成了声势，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这些领袖人物毕竟都不是宿将，招募的军队也缺乏良好的训练，各地区之间各自为政，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指挥。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下，要全面抵挡安禄山的精锐部队，难度很大。为在河北战场取得更大的战果，颜真卿顾全大局的担当精神，不仅体现在舍家为国的壮举上，也体现在他不狭隘自保，愿意慷慨支援邻近州郡的决策上。下面我们就以堂邑（今山东聊城附近）之战为例，说明这一点。
清河客李萼，年二十余，为郡人乞师于真卿。曰：“公首唱大义，河北诸郡恃公以为长城。今清河，公之西邻。国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钱帛于彼，以赡北军，谓之天下北库。今有布三百余万匹，帛八十余万匹，钱三十余万缗，粮三十余万斛。昔讨默啜，甲兵皆贮清河库，今有五十余万事。户七万，口十余万。窃计财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强。公诚资以士卒，抚而有之，以二郡为腹心，则余郡如四支，无不随所使矣！”真卿曰：“平原兵新集，尚未训练，自保恐不足，何暇及邻！虽然，借若诺子之请，则将何为乎？”萼曰：“清河遣仆衔命于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师以尝寇也，亦欲观大贤之明义耳！今仰瞻高意，未有决辞定色，仆何敢遽言所为哉！”真卿奇之，欲与之兵，众以为萼年少轻虑，徒分兵力，必无所成。真卿不得已，辞之。萼就馆，复为书说真卿，以为“清河去逆效顺，奉粟帛器械以资军，公乃不纳而疑之。仆回辕之后，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系托，将为公西面之强敌，公能无悔乎！”真卿大惊，遽诣其馆，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执手别。真卿问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为乎？”萼曰：“闻朝廷遣程千里将精兵十万出崞口讨贼，贼据险拒之，不得前。今当引兵先击魏郡，执禄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纳旧太守司马垂，使为西南主人，分兵开崞口，出千里之师。因讨汲邺以北，至于幽陵郡县之未下者。平原、清河帅诸同盟，合兵十万，南临孟津，分兵循河据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计官军东讨者不下二十万，河南义兵西向者亦不减十万。公但当表朝廷，坚壁勿战，不过月余，贼必有内溃相图之变矣！”真卿曰：“善！”命录事参军李择交，及平原令范冬馥，将其兵会清河兵四千，及博平兵千人，军于堂邑西南。袁知泰遣其将白嗣恭等将二万余人来逆战，三郡兵力战尽日，魏兵大败，斩首万余级，捕虏千余人，得马千匹，军资甚众。知泰奔汲郡。遂克魏郡，军声大振。
——《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七
清河郡（治所在今河北清河县东南）在颜真卿坐镇的平原郡西北方向，是唐朝重要的军政财物中转站之一。每年从南方江淮地区运输过来的大量布帛、钱粮，都会囤积在清河，再向驻守北地的将士发放。当时囤积在清河的钱粮布帛数额巨大，而幸好安禄山的叛军尚未攻取这个地区。于是清河官民开始积极联络颜真卿，希望能在颜真卿的支援下做好积极抗战准备。清河郡派出了一位名叫李萼的年轻人来见颜真卿，当时李萼才刚二十出头。根据李萼的描述，囤积在清河的布帛将近四百万匹，钱粮则各有三十余万缗（缗原意指穿钱的绳子，用作货币计量单位，一般一缗是一千文）、斛（唐制一斛十斗，相当于一百二十斤），甚至还有五十余万具铠甲、兵仗。而清河县的人口，则在十万以上。李萼的估计，清河郡的财物是平原郡的三倍，而人口则是平原郡的两倍。也就是说，清河郡本身是有资本的，但现在的问题是，一、他们的军事实力不强；二、他们需要“组织”。叛军迫在眼前，根据千里迢迢之外的朝廷指挥来行事，显然不切实际。既然颜真卿具有崇高的威望，被推举为河北前线的盟主，他们希望能得到颜真卿的支援。
平原郡自身情况并不乐观。颜真卿告诉李萼，他手下的士兵基本都是刚招募的新兵，还没来得及训练，守城自保都困难，哪里还有余力支援临近州郡。但颜真卿毕竟是颜真卿，陈述了自身面临的困难，却没把话说死。他对李萼说，即便我有这些困难，但是我还是想听听，如果我答应了你的请求，派兵支援清河，那么你们接下来的计划又是什么？李萼显然是个非常谨慎的人。回答颜真卿说，清河郡并非全无实力，非要仰仗他人。您是首倡河北抗战同盟的人，河北军民视您为真正的贤人。所以我这次来见您，更想看的是，您这样一位贤人是怎样用高义来处理事情的（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李萼此来，有替清河郡找“组织”的意思）。现在您还没有彻底下定支援清河的决心，我怎么敢轻易就把我们的计划透露出来呢！
听完这番话后，颜真卿对眼前这位年轻人很欣赏。再者，觉得自己身为盟主，的确有责任支援周边地区，所以打算答应李萼的请求，分兵前往清河郡。但这一计划被颜真卿的手下拦下了。大家普遍认为，李萼年纪轻轻，也没什么身份，怎么能光凭他一张嘴就把军队派出去！众人的意思，换成今天的话说，就是嫌李萼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恐怕不仅削弱平原郡自身的防务，也解决不了清河郡的问题，徒增损失而已。无奈之下，颜真卿只得婉拒了李萼的请求。
李萼回到下榻的馆驿后，拿起笔给颜真卿写了封信。信上说，清河郡意在效顺朝廷，愿意贡献出这么丰厚的财物、器械寻求同盟，您却疑虑不决，不能给与支援。我这次出使无功而返，清河郡也不可能靠着现有的军事力量抵抗强敌。如果这片地区和其中的人口、财富被叛军占据，转而成为您西面的强敌，到时您再后悔还来得及吗？颜真卿读信大惊，这次再也不顾属下的阻拦，亲自跑到李萼下榻处，答应他出兵六千援助清河，并亲自把李萼送到平原郡边境，与李萼执手相别。此时颜真卿问李萼道，支援清河的军队已经开拔了，现在你可以说说你的计划了吧！
李萼的回答令颜真卿感到振奋。李萼说，已经得到探报，朝廷派遣程千里将军率领十万精兵东出讨贼。但叛军据险阻守，程将军的队伍被挡在崞口（今河南林州西南，是属于太行山脉的一个重要关口）之外，无法东进。如果我们合力攻下被安禄山占据的魏州（约今河北大名一带，在崞口之东），进而从背后攻击据守崞口的叛军，和程千里的军队形成东西夹击之势，这样就有希望拿下崞口，使得朝廷的军队得以东进讨贼。我想，颜真卿听到这里的时候，应该已经非常满意了，觉得自己果然没有错看李萼，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年轻人。但李萼的计划还不止这些。他接着说，如果上面这些步骤都走得顺利的话，那么接下来河北地方盟军就可以和朝廷的军队联手，往北向安禄山的老巢河北北部地区清除，往南扼制住黄河要道，阻断已经进入中原腹地的叛军的归路，这样不出几个月就能让叛军困而自溃。
形势并不像李萼预料得那么简单，安禄山的叛军也并未在几个月内就困毙。但李萼计划的前半部分，也就是联合数郡义军攻打魏州，显然是切实可行的计划。正是按照这一策略，颜真卿领导平原、清河等郡军民赢得了堂邑大捷。
颜真卿命他下属李择交和范冬馥率领平原郡派出的六千援军，会合清河郡原有的四千兵力，又征调了邻近博平郡（在今山东聊城一带）的一千兵力，驻扎在堂邑西南，准备攻打魏州。替安禄山防守魏州的两万叛军出巢会战，结果被颜真卿麾下义军打得大败，死伤过半，还被义军夺走千余匹战马，其他战略物资的损失更是不计其数。安禄山任命的魏州太守袁知泰，只得放弃魏州，逃奔汲郡（今河南浚县一带）。义军顺利收复魏州。堂邑大捷是颜真卿在李萼的建议下，放弃狭隘的地盘观念，把整个河北抗战看成一盘棋，团结众心所取得的成果。然而当时替唐朝领兵平叛的官员将领中，并不都具有颜真卿这样宽广的胸怀。下面要介绍的这个贺兰进明（公元728年进士，生卒年不详），就是反面典型。
时北海太守贺兰进明亦起兵，真卿以书召之并力。进明将步骑五千度河，真卿陈兵逆之，相揖哭于马上，哀动行伍。进明屯平原城南，休养士马，真卿每事咨之，由是军权稍移于进明矣，真卿不以为嫌。真卿以堂邑之功让进明，进明奏其状，取舍任意。敕加进明河北招讨使，择交、冬馥微进资级，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录。
——《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七
睢阳士卒死伤之余才六百人。张巡、许远分城而守之，巡守东北，远守西南，与士卒同食茶纸，不复下城。贼士攻城者，巡以顺逆说之，往往弃贼来降，为巡死战，前后二百余人。是时许叔冀在谯郡，尚衡在彭城，贺兰进明在临淮，皆拥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霁云将三十骑，犯围而出，告急于临淮。霁云出城，贼众数万遮之，霁云直冲其众，左右驰射，贼众披靡，止亡两骑。既至临淮，见进明。进明曰：“今日睢阳不知存亡，兵去何益！”霁云曰：“睢阳若陷，霁云请以死谢大夫！且睢阳既拔，即及临淮，譬如皮毛相依，安得不救！”进明爱霁云勇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泣，且语曰：“霁云来，睢阳之人不食月余矣！霁云虽欲独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拥强兵，观睢阳陷没，曾无分灾救患之意，岂忠臣义士之所为乎！”因啮落一指，以示进明，曰：“霁云既不能达主将之意，请留一指，以示信归报！”座中往往为泣下。霁云察进明终无出师意，遂去。至宁陵，与城使廉坦同将步骑三千人，闰月戊申，夜冒围，且战且行，至城下，大战，坏贼营。死伤之外，仅得千人入城。城中将吏知无救，皆恸哭。贼知援绝，围之益急。初，房琯为相，恶贺兰进明，以为河南节度使，以许叔冀为进明都知兵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自恃麾下精锐，且官与进明等，不受其节制。故进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远功名，亦惧为叔冀所袭也。
——《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九
贺兰进明进入《资治通鉴》的叙述视角，和颜真卿取得的堂邑大捷有关。贺兰进明当时的身份是北海郡（今山东益都、临淄一带）太守。颜真卿起兵后，以书信联络贺兰进明，希望他能齐心协力共抗叛军。接到颜真卿的信之后，贺兰进明率领骑步兵共五千人，来与颜真卿相会。贺兰进明到达时，正好是取得堂邑大捷之后不久。颜真卿让贺兰进明率领自己的军队屯驻在平原城南。为表示尊重，颜真卿在重大事务上都要向贺兰进明咨询、商议，贺兰进明反而处处争夺处决权，不忌喧宾夺主之嫌。为了团结贺兰进明抵抗叛军，颜真卿不仅不计较这些，甚至把堂邑大捷的功劳也让给了贺兰进明，请贺兰进明出面申奏朝廷。贺兰进明毫不客气地把功劳揽在了自己头上，因此获得了朝廷给予的“河北招讨使”头衔。在向朝廷申报将士具体功绩的时候，贺兰进明不实事求是，好恶由己，真正有功的，像颜真卿的属下李择交、范冬馥等人，被轻描淡写，而清河、博平两军立功的将士则完全被排斥在外。这些做法当然令人大失所望，贺兰进明就是以这样的形象进入《资治通鉴》的。
实事求是地讲，颜真卿作为一介文臣，军事指挥和政治判断，非他所长，和真正的军事家、战略家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以颜真卿为代表的河北义军成为安禄山的眼中钉，必拔之而后已。于是派遣史思明、尹子奇等干将，全力猛攻颜真卿据守的平原郡以及周边地区。当时战争已经进入复杂状态，河北义军因之前的几次挫折，士气已不如前。颜真卿估计了一下敌我形势，觉得难以胜敌，为保全有生力量，最终决定撤退。渡过黄河，到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一带）朝见唐肃宗（李亨，711—762；756—762在位）后再作打算。后来仆固怀恩（？—765）已经积极准备谋反之时，颜真卿还向唐德宗担保他不会造反，劝唐德宗用怀柔手段安抚，判断有失水准。这都显示出了颜真卿作为一位文臣，在将略和政治手腕上的欠缺。颜真卿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出于对国家的忠诚，和希望社会赶紧恢复秩序的责任感，敢于以一介书生挺身当难，倡导大义，遇到困难不退缩，做出成绩肯谦让。既有担当，而又能谦让，这一可贵的精神，在颜真卿处理和贺兰进明关系的过程中，很明显地得到体现。这次让权于贺兰进明的做法虽然未必正确，但为大局而谦退的品格是可贵的。而贺兰进明的做法却一再令人失望，《资治通鉴》重点叙述了他不肯出兵援救睢阳之事，可以拿来和颜真卿分兵支援清河的事迹相对比，不仅颜真卿、贺兰进明人品高下可以立判，也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国家和社会更需要的是哪种类型的人才。
睢阳（属今河南省商丘市）之役是唐朝军民抗击安史之乱过程中惊心动魄的一幕。它的领导者张巡（708—757）、许远（709—757），是那个时期从基层官吏中涌现出来的平叛英雄。满腹才华的张巡，同样因为不肯依附杨国忠而长期得不到升迁。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他正在担任真源县（今河南鹿邑）县令。安禄山的军队到达的时候，他的上司谯郡（治所在今安徽亳州一带）太守杨万石率先投降。张巡则率领军民举起了反抗的义旗，并与其他主张抵抗的官员会合，不久便攻下了被叛军占据的雍丘城（今河南杞县）。面对数次强攻雍丘的劲敌，张巡在雍丘坚守了一年左右时间。至次年（即唐肃宗至德元载，公元756年）十二月，由于雍丘城内能用于抗敌的资源逐渐耗尽，而敌势日炽，周边的重要城池也几乎为敌所占，张巡主动放弃了雍丘，与许远等人会合，展开了艰苦卓绝的睢阳保卫战。
睢阳太守许远是武则天时代宰相许敬宗（592—672）的玄孙，无论门地出身还是行政级别，都比张巡高。但因为张巡更精通兵略，擅长指挥作战，许远毫无嫌忌地将军事指挥权交给了张巡，自己主要负责粮草调运和战备物资配给。比颜真卿幸运的是，许远碰到的是同样具有忠义品质的张巡，而不是贺兰进明那类人物。张、许两人密切配合，苦守睢阳十个月左右，与叛军大小四百余战。张巡撤向睢阳的时候，手下只有士兵三千人，战马三百匹，与许远等人的队伍合计，士兵总数大概也只有七千人左右。而在这期间，源源不断调来睢阳会战的叛军，则累计达十八万人。睢阳最终坚守到内无粮草，军民只得掘鼠为食的地步，而外部援兵迟迟未至。仅有的数千将士，在一次次大小战役中伤亡惨重，最终只剩下数百人，场面极为惨烈。城池最终被叛军攻陷，张巡、许远皆不屈而死。
睢阳保卫战不仅是阻止安史叛乱过程中最悲壮的一幕，也是中国历史上为正义而战的事迹中最可歌可泣的篇章之一。睢阳地当南北交通要道，为江淮之屏障。睢阳最终陷没，但激烈的战斗消耗了叛军大量时间和实力，使其无力再南下略取江淮，为唐朝政府保住了一个重要的赋税区域，也为后来平定安史之乱、唐室再造中兴奠定了基础。故中唐文坛盟主韩愈用极为雄壮的文辞赞扬了这次战役：“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韩愈《张中丞传后叙》）
但在整个睢阳保卫战的过程中，贺兰进明又有令人不齿的行径。睢阳危急的时候，张巡曾一度派人向贺兰进明求救。当时，睢阳城里还有战斗力的战士只剩下六百余人。城中无粮，张巡、许远与战士共甘苦，只能煮茶纸充饥。为了表示与睢阳城共存亡的决心，两人和战士们一起，在睢阳陷没之前再也没下过城楼。此时，贺兰进明驻临淮，尚衡（生卒年不详）驻彭城（两者皆在江苏北部地区），许叔冀（生卒年不详）驻谯郡，都在睢阳之南或东南方向不远处，却都坐拥强兵，无救睢阳之意。
张巡遣骁将南霁云率三十名骑兵，突出重围，告急于贺兰进明。张巡的人出城时遭叛军强势围攻，南霁云直冲贼阵，左右开弓，所向披靡。率骑士们冲出重围时，只损失了两个人。历经艰辛到达临淮，把睢阳危急的情况告知贺兰进明后，贺兰进明却对南霁云说，你路上走了那么多天，说不定情况已经起了变化，现在根本不知道睢阳城是存是亡，我看派兵救援的意义也不大。南霁云对贺兰进明说，如果援军到达时睢阳已经沦陷，我愿意以死相谢！即便这样，也没能打动贺兰进明。贺兰进明反而看中了南霁云的骁勇豪壮，试图强行将他留在身边效力。
在命人准备了宴席和乐舞之后，贺兰进明招待南霁云入座。南霁云哽噎着说，我来之前，睢阳城内的军民们已经一个多月没吃上粮食了，我怎能独自在此享受美食。说罢，南霁云用尽浑身力气咬下了自己一个手指，把它放在贺兰进明面前，对他说，我不能完成使命，为睢阳请到救兵，现在留下一个指头在这里，以证明我的确来尽过力，现在我要回去和睢阳城共存亡了。南霁云这一刚烈异常的举动，震惊了在座的所有人。然而贺兰进明始终未出兵。
南霁云在回睢阳的路上，遇到了三千来自宁陵（在今河南省东南部）的将士。宁陵是张巡、许远战斗过的地方。这批将士虽然人不多势不众，但他们愿意和南霁云一起进入充满忠义和绝望氛围的睢阳城。因为睢阳已被叛军团团围住，进城和出城一样，必须要和叛军再次恶战。战斗到最后，三千余名将士只剩下千余人进城。城里的军民得知贺兰进明不肯发兵相救之后，都失声痛哭。沉重的哭声甚至震动了城外的叛军。他们根据哭声判断，睢阳城肯定不会有援军了，于是更加猛烈地展开了攻势。无论张巡、许远和手下的将士们怎么努力，最终睢阳城还是陷落了。张巡和许远也先后殉难。
对于贺兰进明的行为，《资治通鉴》给予了解释。当初贺兰进明担任河南节度使的时候，与宰相房琯关系很糟。房琯派遣许叔冀去河南与贺兰进明共事，其实是为了钳制贺兰进明。睢阳来告急的时候，许叔冀的军队正屯驻在不远处。所以《资治通鉴》分析说，贺兰进明不肯分兵救睢阳，无非出于两种心理：一个主要原因是嫉妒张巡、许远的功名。当时天下之士几乎都已经知道张巡、许远的忠义和能力，如果睢阳之围得到解救，他们守睢阳又成功的话，威望和官阶都会一下子甩开他贺兰进明老远。这是贺兰进明不救睢阳最重要的心态。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怕屯兵不远的许叔冀，趁他分兵之际来偷袭老巢。
没过两年，贺兰进明因卷入朝廷党争之中，被贬为溱州（今重庆市綦江县一带）员外司马，一个地方上的低级闲差。如此看来，精于算计的贺兰进明，人生并不见得更为精彩。落寞官场，郁郁而终，形骸之下枯死的灵魂，在告别这个世界时听不到任何喝彩声。相反，和他共事过的颜真卿，以及他不肯假以援手的张巡、许远都成了彪炳千秋的人物。颜真卿的坦荡磊落，张巡、许远的坚韧不拔，使得他们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直至今日还受到人们的尊重与纪念。湮没于青史之中的贺兰进明，如果不是史学家们总拿他做反面教材，恐怕更少有人提起他了。功名、地位，他人的尊重，要靠自身的努力与付出去争取，而不是靠嫉妒、算计别人。无论是颜真卿，还是张巡、许远，乃至于南霁云，愿意牺牲自己去承担一个时代的责任，这背后不仅是一种崇高的大局观，更是一种崇高的是非观。与之相反，贺兰进明斤斤计较于个人眼前得失，不肯为大局而有所担当，本质上是缺乏一种正确的是非观。但人心与历史都是公平的，最终能永久地得到景仰的，是颜真卿、张巡和许远。和所有碌碌无为的人一样，贺兰进明其实并没有得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