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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曰：“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诗》曰：“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
——《礼记·中庸》
（杨）震孤贫好学，明欧阳《尚书》，通达博览，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教授二十余年，不答州郡礼命，众人谓之晚暮，而震志愈笃。（邓）骘闻而辟之，时震年已五十余。累迁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者！”密愧而出。后转涿郡太守，性公廉，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或欲令为开产业，震不肯，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资治通鉴》卷四十九
中国传统修身理念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词汇：慎独。《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都阐述过这个概念（这两篇文字在宋代以后，与《论语》《孟子》合在一起，被称作《四书》）。经过宋代学者朱熹（1130—1200）及其后学的诠释，“慎独”的含义非常丰富，也可以被解释得很复杂。如果从切合现代人生活、工作的角度对之进行取舍，可能有两个层面的含义是非常关键的：其一，君子独处之际，即便他人无法看到、听到你的言行，也应恪守道德、法纪的准则。故而南宋学者真德秀（1178—1235）解释“慎独”之“独”字说：“独者，人之所不睹不闻也。”其二，君子应该在自身不睹不闻（或因未知，或因没有显性约束力）之时保持戒惧谨慎，恪守规范，不妄言躁行。“慎独”的这两层含义，都值得处于现代文明中的人，结合自身在生活、工作中的行为操守，认真思考，细细品味。
如何从古人的行事中理解“慎独”的意义？让我们从一个发生在东汉时期的著名故事讲起。学者杨震（？—124），贫而好学，笃志不移，久之声望崇高，甚至被当时人誉为“关西孔子”（杨震故乡华阴县属于当时的关西地区）。杨震出仕的时候都已经五十多岁了，由于品行好，名望高，迁升还算顺利，历任过荆州（今湖北、湖南一带）刺史、东莱（属今山东）太守等地方要职。在前去东莱赴任的途中，杨震经过昌邑县（在今天山东省巨野县一带），县令王密恰巧是他之前在荆州刺史任上提拔荐举过的故旧。王密自然要趁这个机会前去拜谒恩公。在杨震下榻处坐至日暮，王密忽然拿出十斤黄金，要赠送给杨震，以报答杨震的知遇之恩。杨震说，我举荐你，是因为我了解你，你怎么一点儿都不了解我呢？言下之意是说，我举荐你难道是为了贪图你的回报吗？王密对杨震的品行自然是了解的，但他却对杨震说，现在天已经黑了，此间也无外人，您就收下这些吧，不会有人知道的。杨震回答道，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么能说无人知晓呢？于是王密羞愧地退了出来。这就是“杨震拒金”的故事。王密后来的行为也很有意思，他受了杨震的教育，并非仅仅止于惭愧，而是将这十斤黄金拿出来建造了“四知堂”，以杨震所说的“天知，地知，我知，子知”来警醒自己和世人，不要因为侥幸人不知而去触犯道德、法纪。
这是一则体现君子慎独的典型事例。我们可以将古人常说的“道”解释为一套价值理念、行为规范。在古人看来，若想成为一名所有行为都合乎伦常规范的君子，就应该让“道”成为自身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把它视作外在规范。俗语常说“君子不欺暗室”，这句话正可以作为“慎独”的简易解释。一个正常人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繁华闹市之中作奸犯科，因为他知道被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所有不恰当的行为都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但同样的人，同样的事，换一个环境，情况就可能大不相同。当一个人处于没有任何监控的环境中（暗室），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或是金玉满匣，或是玉体横陈，他是否还能像在大庭广众之下那么安分守己？能，还是不能，正是区分一个人是否真正有品德的分界线。
如王密所描述，杨震当时所处的空间，也可以被视作是一个暗室。除他们两人外，没有人会知道在这个屋子里发生了什么。何况王密呈上的黄金含有报恩的成分，还不能算是纯粹的行贿。即便如此，杨震还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笔黄金。杨震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有谁监视着他，而是出于道德的坚守。他所说的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无非是为了告诉王密，当一件不道德的事情发生了，不能因为没被人发现而视它为不存在。想做一名人格健全的人，就必须要面对自己的内心，纵能欺人，焉能自欺！
真德秀在解释“慎独”时说，“君子内省不疚而无愧于心”，又说君子必须“处幽如显，视独如众”（《大学衍义》卷二十九）。对于一个真正有操守的人来说，处在幽暗之中，和暴露于通衢大道之中并无分别；独处之时，也与众目睽睽之时没有分别。当人没有被外在约束力束缚着，仍能始终如一地坚守道德、法纪，这就是“慎独”。君子让自己的行为举止合乎道德礼法，并不是因为有不可抗拒的外在约束力，而是一种自觉意识。故而无论处于众目睽睽之下，还是独处暗室之中，都能表里如一，同出一辙。如果人们仅仅是因为外在约束而不去触犯道德与法纪的禁网，那么当外在约束暂时缺位时，人的欲念就会战胜理智，跨越雷池，做出不合适的选择。更为糟糕的是，一时侥幸可能会激发更大的贪欲，但约束机制不会始终缺位。一旦约束力回归，那些不可挽救的错误如何掩藏？
古人讲“慎独”，并不是要以自我道德约束代替外在的法制约束，而是措意于自我约束与外在约束间的相辅相成。一个没有自我约束力的人，可能在外在约束对他起作用之前，就已经自弊了。尤其是对拥有权位的人来说，时时会受到巨大的诱惑。故而传统智慧中，对于官员的品德要求总是高于对普通人的要求。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礼记·中庸》
朱熹之说，道者，日用事物当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是以不可须臾离也。若其可离，则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
——真德秀《大学衍义》卷二十九
“杨震拒金”的故事，更贴近“慎独”的第一层含义，我们可以称之为“暗室中的慎独”。“慎独”还可以有第二层含义，即并非处于“暗室”的情况下，外在约束力仍然缺位，人们应该如何自我约束？从这个角度看“慎独”，除了官员操守之外，我们还可以引申出一些对现实生活常见现象的思考。
商家时常标榜的“童叟无欺”，与“君子不欺暗室”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强调“慎独”。相同的是，两者都强调硬性（或显性）约束力缺位的时候，人应该如何恰当处理自己的行为。所不同的是，商家无论能否做到“童叟无欺”，他的行为都不是“暗室”里的行为。每个菜贩子都谙熟讨价还价之道，但他不会对每天跑菜场的大妈漫天要价，因为他非常清楚，这样做除了浪费时间和招来大妈一顿训斥之外别无成效。而当一名商贩面对连人民币面值大小都闹不清楚的小孩儿，或是耳聋眼花的老人，他若能做到每笔交易都无愧于心，我们就会评价他为诚实守信。
这些是人人都知的道理，浅显简易。问题在于古人常说的“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尚书·说命》）。知是一回事，行是另一回事。我们把角度切回到生活中常见的，几乎每个人都会碰到的场景。根据生活经验，开车的朋友大半以上怕安装在车行道上的摄像头。那些摄像头可以记录下驾驶违章和道路不文明现象。那么问题来了，假设这名司机无时无刻不严格遵守交规驾驶，把驾驶文明作为一种人格精神，那么他还需要怕摄像头吗？所以把多数驾驶员怕摄像头这个现象反过来理解，其实说明在当下中国，很多人还不愿意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尚未意识到要把文明驾驶内化成自身素质。
即便没有红绿灯，也应在人行道前礼让行人。即便没有摄像头，看到红灯也应停下来。在没有显性交通监控的约束下，也能做到驾驶文明，不也是一种“慎独”吗？所以《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朱熹解释说，因为“道”就在日用生活之中，故而不可须臾相离。作为现代人，我们不妨把古人所说的“道”理解为对文明规则的遵守，那么对于这套规则的“慎独”态度，就不仅仅是身居高位的官员的事，也是我们每个普通公民的事了。
人性是善还是恶，是一个纠缠不清楚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假设人人都坏，但要每个人都做到文明自觉，也的确不容易。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个人自觉文明程度越高，社会管理的监控措施可以越少，社会管理的成本自然也就下降了，可以有更多的钱用于提高民众福利。这是由文明自觉引领的良性循环。相反，文明自觉程度越低的社会，社会管控措施越复杂。而从人性的角度讲，没有人自甘于被监管、控制。对那些管控措施抱怨最多的，恰恰又是不愿意自觉履行文明规则的人群。对于这个群体来说，社会就在管控与抱怨的恶性循环中运转。故而社会是否祥和，不仅关乎每个人，也要求每个人对其尽责。这就是古人“慎独”理念为何直至今天仍有借鉴意义的原因。“慎独”理念要求人们把道德、伦常、法纪不仅仅当作一种外在规范，而是要把它们化作内在精神。对于现代人来说，遵守文明法则也应出于内在需求，而不仅仅是出于对惩罚的畏惧。对此，我们每个人都肩负重任。
右千牛卫将军安平王武攸绪，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扈从封中岳还，即求弃官隐于嵩山之阳。太后疑其诈，许之，以观其所为。攸绪遂优游岩壑，冬居茅椒，夏居石室，一如山林之士。太后所赐，及王公所遗野服器玩，攸绪一皆置之不用，尘埃凝积。买田使奴耕种，与民无异。
——《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五
上以安乐公主将适左卫中郎将武延秀，遣使召太子宾客武攸绪于嵩山。攸绪将至，上敕礼官于两仪殿设别位，欲行问道之礼，听以山服葛巾入见，不名不拜，仗入。通事舍人引攸绪就位，攸绪趋立辞见，班中再拜，如常仪。上愕然，竟不成所拟之礼。上屡延之内殿，频烦宠锡，皆谢不受。亲贵谒候，寒温之外不交一言。
——《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九
关于“杨震拒金”，一般讲到王密惭愧地退出，故事就可以结束了。《资治通鉴》却并未就此打住，继续说道，杨震因品性廉洁，虽身居要职，却家境贫困，子孙平时以蔬食为主，出门甚至没有车，只能靠步行。很多部下故旧都看不过去，劝杨震多积蓄些家财，以留传子孙。杨震却说，与其留财产，不如留给他们一个清白名声，让后人都知道他们是清白廉吏的子孙，那不是更好吗？
人们总是容易被眼前的东西蒙蔽。而最能蒙蔽人眼的，莫过于以物质形式体现出来的财富。一部《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叙述了近一千四百年的中国历史，其中有多少家族仅仅因为成功地积累了大量财富，而能世代延绵、持续保持历史影响力的？一个都没有。相反，因贪于物欲而加速败亡的家族，触目皆是。其他国家的历史，恐怕也都差不多。
那么杨震不选择积累财富，对家族命运又有何影响？事实证明，不重视财富积累的杨震，不仅没让他的子孙冻馁于饥寒，反而创造了一个延绵将近五个世纪的家族神话。杨震留给子孙的不仅仅是清白，还有他的学识和胸怀。杨震的好学、廉洁给子孙留下了榜样。身传言教，家风所及，杨震的儿子杨秉（92—165）、孙子杨赐（？—185）、曾孙杨彪（142—225），都成为东汉一代卓有成就的人物，父子、祖孙相继，先后担任过朝廷的“三公”职位（东汉的“三公”通常指太尉、司徒、司空，是官僚系统中最具荣誉和权威性的职位，而以太尉居首。杨震、杨秉、杨赐、杨彪四代人都做过太尉）。东汉灭亡后，经历魏晋两朝，杨氏家族仍在政坛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直至隋文帝杨坚开创隋朝，仍以冒认弘农杨氏（杨震故乡华阴县，在东汉时属于弘农郡，故称弘农杨氏）、自称杨震后人为荣。杨氏家族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历经几个世纪，承受了若干个王朝的考验，这样伟大的家族声誉，难道不正是根基于杨震开创的轻货利、重德行的家风吗？
当人们都在追逐一样东西的时候，你能保持冷静，看透其本质，也是一种高境界的“慎独”。杨震对财富积累与名誉积累孰轻孰重的观点，体现了一位远见卓识者面对浮躁社会风气的“慎独”。人的时间、精力、智慧总是有限，若人们过于注重对财富本身的追求，往往会失去很多在其他领域获得更大成就的机会。这正是杨氏家族注重文化传承，坚守德行，不追逐财富货利，而能立足长久的奥秘。当一个个唯财富是重的家族纷纷倒下的时候，弘农杨氏，依然门庭鼎盛。
人人都在追逐一样东西的时候，离它远一点，从长远看未必不是好事。杨震远离财富追逐，是一个典型事例。在《资治通鉴》中，读者同样可以找到远离权势追逐的长远意义。
武攸绪（655—723）是武则天（624—705）的堂侄，他祖父武士让（生卒年不详），乃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577—635）之兄。武则天在掌握朝政后，为巩固自身地位，大量提拔武氏家族成员担任要职，并封爵。武攸绪也被封为安平王。然而在扈从武则天封禅嵩山（695）回来之后，武攸绪却萌发了弃官归隐的念头，并向武则天提交了辞呈。武攸绪的官职、地位，多少人梦寐难求，他却想放弃，这让武则天也难以置信。继而武则天答应了武攸绪的请求，目的在于试探其真伪。蒙得武则天的许可之后，武攸绪毅然踏上了归隐嵩山的道路。
辞去了官职，武则天堂侄的身份还在。故而隐遁嵩山的武攸绪，还是经常收到武则天的赏赐和王公大臣们馈赠的物品。为了表示绝世的决心，武攸绪从不使用这些珍贵的物品，任由它们埋没在尘埃之中。冬天居住在用茅草搭建的屋子里，涂抹花椒粉以御寒，夏天则干脆居住在岩洞里，就像一个真正的隐士。为解决生计问题，也无非买些田地，雇人耕种而已。
武攸绪辞官归隐那年四十一岁，正当壮年，也是从政的黄金年龄。以普通人的眼光看，他为什么放弃这么精彩的人生，过起苦哈哈的隐士生活，实难理解。如果我们熟悉历史，知道武氏命运在历史变迁中的跌宕起伏，就会明白，武攸绪选择离开，是一种智慧。
武氏家族与李唐皇室的博弈，残酷而血腥。武则天的另外几个侄子，武懿宗（641—706）、武三思（649—707）、武承嗣（658—698）等人深深地卷入了这场斗争。李武两家这盘棋的收官阶段，李唐王朝几位文武大臣突然发力，废黜并幽禁了年已垂暮的武则天，并迎接唐中宗（李显，656—710）复辟。紧紧围绕武则天追逐权势的几位侄子，武承嗣早在武则天在位时即因政争失败忧愤而死，武懿宗在唐中宗复位的第二年便被贬死在怀州（今河南沁阳一带），武三思则在中宗复位后第三年的一场政变中被杀，同时被杀的还有他的儿子武崇训（？—707）。唐睿宗（李旦，中宗之弟，662—716）继位后，甚至还将武三思开棺戮尸。
权势的代价是斑斑血迹。唯独当年远离了权势的武攸绪，也远离了李唐复辟后的这场杀戮。直至武则天去世，武攸绪整整十年时间，足迹未曾下嵩山。公元708年，即武则天去世后的第四年，武三思、武崇训父子被杀的次年，发生过一段小插曲。武崇训之妻安乐公主，是唐中宗的女儿。崇训死后，又改嫁武承嗣的儿子武延秀（？—710）。中宗希望年德俱高的武攸绪出席这次婚礼，并为他的到来准备了特殊礼节。或许是迫于武氏家族的危机，心静如水的武攸绪这次也不得不下山，然而推辞了所有中宗为他准备的特殊礼遇。与朝中亲贵相遇，寒暄之外不发一言。又过了两年，武延秀也在李隆基（即后来的唐玄宗，685—762）发动的政变中被斩于宫门。武氏家族的危机仍在延续。
武攸绪无法拯救这个家族。但他的超脱淡然，至少让这个家族的血脉仍在延续。唐玄宗继位后，也不得不对这位表叔深表敬意，多次命州县长官慰问，不许外人侵扰他的清修。最终史书对武攸绪有这样一段评价：“及三思、延秀等构逆，诸武多坐诛戮，唯攸绪以隐居不预其祸，时论美之。”（《旧唐书·外戚传》）帮助武攸绪躲过这一场场劫难的，正是善于“慎独”的智慧。
武攸绪的智慧或许影响了武氏另一位后生武平一（生年不详，卒于唐玄宗开元末）。武平一的父亲武载德（生卒年不详），也是武则天近支亲属（关于武载德与武则天的辈分关系，诸书所载不一，此处从略不究），被封为颍川郡王。武平一应该比武攸绪更年轻，却也在武则天当权时期躲进嵩山，过起了隐居生活。唐中宗复辟后，或许是为了调和李武两家关系所需，让武平一下山重新出仕。然而在《资治通鉴》中，武平一仅出过两次镜，一次是要求唐中宗降低武家的待遇，另一次是和唐中宗讨论如何建设“和谐家庭”。或许是对激烈的权力斗争心有余悸，本性恬淡的武平一虽然不得不入仕，却对权势十分忌惮，始终保持低调。史书对武氏家族的命运有这样一段总评：“诸武属坐延秀诛徙者略尽，独载德子平一以文章显，与攸绪常避盛满，故免。”（《新唐书·外戚传》）李隆基于公元710年发动的宫廷政变，是对武氏家族的最后一次全面打击，围绕诛杀武延秀，武氏族人再一次遭到清洗。武则天时代最强盛的几支武氏力量，从此都一蹶不振。反而是平静淡然、远离权势的武攸绪、武平一两支得到了保存，武平一的孙子武元衡（758—815）还在唐宪宗时期出任了宰相。
通观历史，不禁令人唏嘘。利益总令人眼馋，尤其是当巨大的利益，以“天上掉馅饼”的形式，毫无预期地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更能激起人们非理性的贪欲。多少人像打了鸡血一样奋臂哄抢，而不问这样获得利益是否正当。然而时间总会让非理性回归理性。等权势的高温冷却后，再看看那些奋臂哄抢的人都得到了什么？冷静，慎独，选择了远离的人，不曾在争斗的漩涡中激起半点浪花，却能让自己的生命平静绽放。哪一种人生更值得追慕？
（来）俊臣方用事，选司受其属请，不次除官者每铨数百人。俊臣败，侍郎皆自首。太后责之，对曰：“臣负陛下，死罪！臣乱国家法，罪止一身；违俊臣语，立见灭族。”太后乃赦之。上林令侯敏，素谄事俊臣。其妻董氏谏之曰：“俊臣国贼，指日将败，君宜远之。”敏从之。俊臣怒，出为武龙令。敏欲不往，妻曰：“速去，勿留！”俊臣败，其党皆流岭南，敏独得免。
——《资治通鉴》卷二百零六
庚申，以杨国忠为右相，兼文部尚书，其判使并如故。国忠为人强辩而轻躁，无威仪。既为相，以天下为己任，裁决机务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颐指气使，莫不震慑。自侍御史至为相，凡领四十余使。台省官有才行时名不为己用者，皆出之。或劝陕郡进士张彖谒国忠，曰：“见之富贵立可图。”彖曰：“君辈倚杨右相如泰山，吾以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辈得无失所恃乎！”遂隐居嵩山。
——《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六
还是发生在唐代的故事。武则天为巩固统治、打击异己，任用过一批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出名的酷吏，其中一个叫来俊臣（651—697）。来俊臣因善于罗织罪名，帮助武则天翦除政敌而大受青睐，从一名告密的囚徒高升至朝廷要员。他曾一度担任御史中丞，成为执法官员的领袖。为了武则天的事业，来俊臣网罗了数百名无赖，专事告密，并大兴刑狱，发明了种种酷刑。来俊臣靠捏造罪名、酷刑逼供等手段，枉杀了数千家宗室、大臣。还和他的同党编写了一部《罗织经》，传授罗织罪名以置人死地的诀窍。同时代还有个酷吏叫周兴，几乎与来俊臣齐名。然而周兴在一场内讧中，死在了来俊臣手上。著名典故“请君入瓮”，就是来俊臣用来对付周兴的。由此可见，来俊臣的确是这批人中的佼佼者。
武天则虽靠着来俊臣这批人压制了异己者，但也使得朝廷上人心惶惶，内部矛盾急剧上升。最终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武则天不得不把来俊臣抛出来，以平息众怒。在公元697年发生的另一场内讧中，来俊臣被武则天下令处死，其党羽都被流放岭南。《资治通鉴》讲到来俊臣之死时，添了非常有意思的一笔。司马光在此处讲了两个小故事。其一，负责官吏考核迁升的官员在来俊臣死后受到了审查，因为之前他们在考核官员的时候看来俊臣眼色办事。每次全国性的官吏大考核时，来俊臣都会拟一张多达数百人的名单，要求关照。负责官员不敢得罪来俊臣，所以这些名单上的人都会得到破格提拔。来俊臣被杀后，这几个官员跑去向武则天自首，坦白罪行。武则天责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些官员回答得非常坦率，说：他们当然知道这么做是不对的，是触犯国法的死罪，但他们触犯国法，不过自身领罪受罚，若违逆来俊臣的意思，很可能马上遭灭族之灾。权衡利弊，他们选择宁犯国法，而不愿得罪来俊臣。武则天沉思之后，决定赦免他们。
这个故事透露出武则天这样的“非常”统治者的统治悖论。作为“非常”统治者，她需要非常手段维护统治，来俊臣成为她的得力工具。但来俊臣这一类人，虽身为执法官员，但他们所要维护的并不是法制本身的尊严，而是掌权者的统治利益。这就决定了这类人不可能是真正知法、守法的司法官员。恰恰相反，他们必须歪曲法律以达到目的。愿意这样做的人，其品德可想而知，故而往往是私德败坏、率先违法的人。“二十四史”中，很多都有《酷吏传》，就是专门用来记载这类人的。存在于这类人身上统一的悖论就是，君主利用他们维持了统治，但他们对真正法制的破坏又会伤害到国家更为长远的利益。
第二个故事讲述一位女性的智慧。来俊臣炙手可热的时候，自然有大量低级官吏想依附他以获得提升机会，京城小官僚侯敏是其中一个。尽管侯敏百般谄媚来俊臣，侯敏的妻子董氏却是位颇有远见的女性。董氏劝说丈夫远离来俊臣，因为所有不正常的事物都不可能维持太久，更不可能带来永久的利益。来俊臣获得权势的途径，显然属于不正常与非理性这一类。侯敏似乎还蛮听妻子的话，逐渐开始疏远来俊臣。这自然让来俊臣不高兴，于是把侯敏贬到外地当官。这下使得贪恋京城繁华生活的侯敏很不舒服，不愿意出京赴任。董氏却催促他，赶紧走，不要做任何停留。来俊臣被杀后，他的党羽全被流放到岭南。唯独侯敏，靠着妻子的智慧，早一步离开了是非之地，未被算作来氏党羽而躲过此劫。侯敏一辈子做得最正确的事情，大概就是娶了这么一房贤惠而有远见的妻子。董氏虽为女子，却能在众人皆醉的时候保持清醒，看清形势发展必然的归宿，帮助丈夫和家人躲过劫难，令多少须眉自叹不如。《资治通鉴》的告诫之意，往往就隐含在这些大势过后的小故事里。
把前面几个故事作些小小的总结。杨震拒金，体现的是高尚的私德。武攸绪、武平一的恬淡，也是一种倾向于私人性的品德。董氏劝丈夫远离来俊臣，可能是基于德行的判断，也可能是基于更长远的利害计较。这几个故事里的人物，或崇高，或普通，其“慎独”都体现在私德的层面。每个人都认真砥砺私德，当然也就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公德水平。那么古人的事迹里，是否有完全出于公德而作出的“慎独”选择？中国历史这么丰富，相应的案例自然也是找得到的。
杨国忠（？—756）是唐玄宗时代的名人。他是贵妃杨玉环（719—756）的堂兄，俩人同一个曾祖父。杨贵妃得唐玄宗宠爱，杨家门里鸡犬升天，杨国忠也扶摇直上，这个年轻时只会喝酒赌博、遭族人唾弃的无赖之徒，最后居然能做到宰相。这就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最大的问题，往往分不清权力的公和私。
杨国忠做到宰相的时候，身兼四十余个使职，不禁让人感慨，貌似天下的官让他一个人做尽了。权势煊赫的杨国忠，平时非常盛气凌人，对公卿大臣尚且颐指气使，其余百僚自然莫不震慑了。当时中央政府要害部门的官员，若有才行时名却不能为他所用者，一一罢免放黜。官员们都在杨国忠面前屏气噤声，却真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有个进士叫张彖（生卒年不详），陕州人（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唐代时，并不是一中进士就能当官，从中进士到入仕，还有个复杂的过程，也得看有没有合适的岗位。就有人对张彖说，你赶紧去拜见杨国忠，只要巴结上杨相爷，可以富贵立至！张彖却回答说，你们找杨国忠做靠山，以为杨国忠的地位稳若泰山，在我看来，杨国忠不过一座冰山而已，太阳出来之后，随时有可能倒塌。到时候你们去靠谁？于是张彖归隐嵩山，既然不走杨国忠的门路当不了官，张彖就干脆不当官了。
这个故事出自一部唐末五代人撰写的笔记小说《开元天宝遗事》。开元、天宝都是唐玄宗的年号，这是一部专门采择唐玄宗时代遗闻轶事的笔记小说。针对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引用这个故事，后世有学者提出了批评。野史笔记中的故事未必靠得住，《资治通鉴》作为一部正规的史学著作，援引野史笔记，似乎有失严谨。
我们看《资治通鉴》不能老挑这些小毛病，更应该把握它思想的精髓。这个故事有道理吗？能说明问题吗？安史之乱（755—763）爆发后，杨国忠跟随唐玄宗逃亡西南。半路中，情绪激愤的将士认为杨国忠是误国误民的罪魁祸首，将杨国忠杀死。一路紧跟杨国忠的人，到这时候会是什么下场？从这个角度看，把杨国忠比喻作冰山不对吗？太对了！如果真有张彖这样不屑于巴结杨国忠的人，在杨国忠得势时虽然没有吃香喝辣的份，在杨国忠失势也不必陪着他赴枉死城。与一时的享乐相比，总还是性命重要吧。当然，从《资治通鉴》的角度看，讲述张彖不依附杨国忠的故事，并非是为了宣扬精致的利己主义，其中还有更深更大的道理，留待下文分析。总之张彖不依冰山的故事，能深刻地说明一些道理，至于这个故事出自正史还是野史，相对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大家要注意《资治通鉴》重在“借鉴”，司马光通过它告诉世人一些正确、值得借鉴的道理。张彖讲了一个朴素却充满辩证的道理，靠山往往也是冰山。古代官场上一心想找靠山，却因抱错大腿而引来尴尬的故事，俯拾皆是。
如上文所述，张彖的行为其实不是单纯的利己主义。张彖不会是一个无心世事的人，否则他不会去考进士。但中进士之后的张彖，看清了朝廷形势，毅然归隐。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张彖远离杨国忠，和董氏劝丈夫远离来俊臣，似乎有些微妙的区别。董氏最重要的目的在于保护家人。而张彖一开始就不打算投靠杨国忠，是基于一种“政治正义”的判断。他认为杨国忠的成功本身就暴露出现有机制具有严重问题，投靠杨国忠虽然可得一时美官，却不得不依附这腐朽的机制运转。纵然人微言轻，无力改变它，但可以选择不共同作恶，于是张彖选择了放弃。放弃需要勇气，很多本性不恶却不具备勇气的人，很可能会被挟持到共同作恶的轨道上去。这大概类似于汉娜·阿伦特（1906—1975）所说的“平庸之恶”（指在“二战”期间，那些没有主见，为基本的生存利益协同纳粹的普通人的恶行）。从这个角度看，张彖的选择是对“平庸之恶”的公然挑战，是一种基于公德的“慎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