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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而正，孰敢不正。”
——《论语·颜渊》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礼记·大学》
臣闻大学之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家之所以齐，国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出焉。然身不可以徒修也，深探其本，则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夫格物者，穷理之谓也，盖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无形而难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了然心目之间而无毫发之差，则应乎事者自无毫发之缪。是以意诚心正而身修，至于家之齐、国之治、天下之平，亦举而措之耳，此所谓大学之道。
——朱熹《癸未垂拱札子 一》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对什么是为政有一个基本定义：“政者，正也。”为政的基本含义，就是把一切摆正。让所有的事都在正确的轨道上，让所有的人都在正确的位置上，让整个社会正常运行，这都需要精心设计相应的制度、政策。无论中西，古代政治思想中都出现过一种理念，即人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与核心。以这一观念作为逻辑思考的起点，若要把各类复杂的问题摆正，就必须先把人摆正。正人的基本途径是教育、教化，故中国古人又常把政和教并举，放在一起讨论。从中央到地方，对国家、社会的管理都可以称之为“为政施教”。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施政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教育、教化。
教育（或教化）过程中必然有两个主体：施教者与受教者，施教的目的是要把受教者“摆正”。这里必然衍生出另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成为施教者？由什么样的人来担任施教者，才能确保教育（或教化）达到“正人”的目的？所以孔子在作完“政者，正也”的定义之后，随即阐述了正人先正己的观念。一个以正人为目的的施教者，必须自身是正的。考虑到在以人为核心这个问题上，施政与施教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对于施教者来说必须己身先正，那么对于施政者来说，同样应该以正己为前提。
儒家典籍多处记载孔子谈及正己与正人的关系，开篇引文中孔子对季康子（？—公元前468）的回答只是其中一例。比如《论语·子路》篇又有这样的记载：“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自己都做不端正，如何去正人呢？这与回答季康子“子帅而正，孰敢不正”所陈述的道理一样。季康子是孔子那个时代鲁国最重要的执政者之一，当他向孔子咨询为政之道的时候，孔子回答说，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要起到表率作用，事事行得正。孔子的回答可能暗含对季康子的批评，批评他并没有根据礼法的基本要求端正自己。但孔子正人先正己的观念，并不是针对季康子的一时之说，而是贯穿于他的整个政治理念。所以在儒家另一部典籍《礼记》中，我们还能找到一段表述类似却更为深入的话：
公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
这段话在大小戴两种《礼记》中均有记载（《大戴礼记》传自汉儒戴德，一般所称《礼记》是指传自戴德之侄戴圣的《小戴礼记》）。此处向孔子发问的“公”，指的是当时鲁国国君鲁哀公（？—公元前468）。孔子在这里的回答，更进一步落实到君和百姓的关系上。君长的行为是表率，是风向。当百姓不知道什么是正确、什么是不正确的时候，他们会观察君长的行为。以君长所行为是，为依据。故而作为君长，如何可以不端正自己，不谨言慎行？端正自己，以身为教，是孔子为政观的基本出发点。
南宋大儒陆九渊（1139—1193）有一句名言：“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出，亦莫不然。”（《宋史·陆九渊传》）这句话通常被简说成“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中西文化虽有重大差异，但人们偶尔也会发现两者在一些细节上的惊人相似。伦敦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Westminster Abbey）收藏有一块无名氏墓碑，据说上面镌刻着全世界最著名的碑文。西方人引用时，时常以“Start with Yourself”（可以译作“正己为先”）为这篇作者不详的墓志冠名。我们先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将这段碑文誊录于下：
When I was young and free and my imagination had no limits, I dreamed of changing the world.
当我年轻而自由自在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未受到过限制，我梦想着改变世 界。
As I grew older and wiser, I discovered the world would not change, so I shortened my sights somewhat and decided to change only my country.
随着年智俱长，我发现世界无法改变。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
But it, too, seemed immovable.
但，似乎也不可行。
As I grew into my twilight years, in one last desperate attempt, I settled for changing only my family, those closest to me, but alas, they would have none of it.
当我步入暮年之际，我最后一个急切的愿望，转向了改变一下家庭，那些离我最近的人。呜呼，结果谁都没有被改变。
And now as I lie on my deathbed, I suddenly realize: If I had only changed myself first, then by example I would have changed my family.
在我即将寿终正寝之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自己，然后以身作则，我可能会改变我的家庭。
From their inspiration and encouragement, I would then have been able to better my country and, who knows, I may have even changed the world.
在家人的激发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
熟悉中国哲学语境的读者，读到这段英文碑铭后，很容易想起正人先正己这一古老的中国话题。这或许正是陆九渊所说的心同理同吧。所不同的是，在西方传统中，没有将这一思想体系化，并以此作为一套政治哲学最重要的基础。在中国的儒家政治思想传统中，这一理念却一直被置于非常核心的地位。《诗经》的第一篇《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中国成长的小朋友们都会背诵。现代学者认为这是一首描写古代青年男女爱情的抒情诗，在先儒的解释中，它可没那么简单。这首诗被儒家学者认为是周文王定夫妇之伦的作品，也就是由儒家理想中的圣王周文王用行动来阐述如何正确看待夫妻关系，再经由诗人用诗篇把这一定义表达出来。夫妇之伦先摆正，然后才是涉及家庭的各种关系以及子孙繁衍等问题，《诗经》十五国风最前面的两个部分，也就是《周南》和《召南》之中所选的诗篇，都是按照这个逻辑编订的。为什么要这样编排呢？先儒认为，周文王治国先从家庭开始，齐家先从正夫妇之伦开始。只有先把夫妇关系协调好，才有可能把家庭里的各类问题理顺。把自己的家庭理顺、整顿好之后，就能起到表率作用，让周围的人都来学习、效仿，若每个家庭都能被治理得井井有条，安邦定国的目的自然也就达到了。
现代人可能会批评儒家的这套理念过于理想化、简单化。周文王通过正夫妇之伦以达到安邦目的的行为是否真的存在过，也是很大的疑问。这一批评过于苛责古人。首先，模式化必然简单化，现代人做数理模型也必须对类型区分与相应数据进行简单化处理。古人在探讨理想政治模式的时候当然也会采取类似手段，去掉些不确定或具象性因素，以便更明白直接地表达理念。其次，上古时代人口稀少，一个部落可能还比不上现代中国人口密集的一个乡镇。在有限的人口中，靠身教来推行道德、伦理规范，达到政治安定的目的，并非不可行。这是非常明白的古今差别，我们不能一味站在现代人的认知立场上批评古人。
若说正己不一定能正人，不仅现代社会如此，古人其实也明白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但这并不减弱正己的正当性。也就是说，不管是否能达到正人的目的，正己则是必须的。掌握着更多资源的精英阶层，对于社会无论是承担管理责任（传统观念），还是尽服务义务（现代观念），都必须使自己的行为具有正当性，否则缺乏对大众的说服力，很难达到管理或服务的预期效果。这是“正己”说能超越时空界限的价值所在。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这一理念，经历代学者不断诠释，由宋儒集其大成，形成了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次第展开的政治哲学。这套政治哲学以儒家传统经典《礼记》中的《大学》篇为理论依据，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入门途径，形成一整套建立合理社会秩序的建议。古今时异，我们不可能亦步亦趋地跟随古人去寻找早已存在的治理当今社会的方法。在现代文明环境下，如何对这些古老的思想予以新的诠释，为全人类的共同发展作出贡献，是一个很大的命题。孟子对孔子最简括的评价是“圣之时者也”五个字，核心字眼是“时”，这句话出自《孟子·万章下》。在这个段落里，孟子评价了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四位为当时人认可的圣人，认为孔子最大的特点是懂得形势变化，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不同的行动策略。也正因为如此，孔子被孟子评价为所有古代圣人中的“集大成者”。确实，孔子的时代不同于周公，朱熹的时代又不同于孔子，每个时代新思想的集大成者都懂得“因时损益”，也就是根据时代环境的变化作出调整，赋予古老的思想以新生。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商业模式转型，诸多巨大的社会变革，使得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与古人之间的差距更大。但若现代社会仍然是以人为本的，仍然承认人是社会最核心的元素，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古人思想中已经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精致设计。对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思想元素作出现代性诠释，既非本书所能承担，更超出作者的能力范围。但可以在此就如何把握继承既有传统与开创未来之关系，提一些原则性看法。什么是继承？继承不是简单复古，需要有适应时代变化的新血液注入。什么是创新？创新不是信口雌黄，需要有根有柢，体现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辩证关系。
在我们有能力谈稽古以创新之前，把中国古人的智慧作些系统的梳理，是必要的基础性工作。让我们从看古人如何在具体行事中正己以正人开始吧。
魏东清河郡山贼群起，诏以齐州长史房景伯为东清河太守。郡民刘简虎尝无礼于景伯，举家亡去。景伯穷捕，禽之。署其子为西曹掾，令谕山贼。贼以景伯不念旧恶，皆相帅出降。景伯母崔氏，通经有明识。贝丘妇人列其子不孝，景伯以白其母。母曰：“吾闻闻名不如见面，山民未知礼义，何足深责。”乃召其母，与之对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观景伯供食。未旬日，悔过求还。崔氏曰：“此虽面惭，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余日，其子叩头流血，母涕泣乞还，然后听之，卒以孝闻。
——《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一
北魏时代的清河郡在今山东省境内，隶属于当时的齐州（治历城县，在今济南一带）。房景伯（生卒年不详）是东清河郡本地方人，远祖和族亲中都有出仕南北两朝的显宦。房景伯的成长环境却比较艰难。因为父亲去世得早，家境清贫，房景伯靠替人抄写文书赚取薄酬以供养老母。毕竟出身官宦世家，尽管经济拮据，房景伯还是非常知书达礼，尤其是他的孝顺，远近闻名。后来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家族原有的一些社会关系，房景伯做到了齐州长史，是齐州地区最高长官齐州刺史最重要助手之一。
当时山东部分地区是南北战争的要冲，故而民众也比较剽悍，啸聚山林的情况时有发生。在房景伯担任齐州长史期间，山林盗贼一度很严重。政府就派遣房景伯回老家任职，担任东清河郡太守，责成他消除盗患，稳定地方。房景伯即将回故乡上任的消息传至东清河郡，惊吓到一户居民，户主叫刘简虎。刘简虎大概是个不太有教养的人，房景伯居乡期间，刘简虎曾对他无礼。后来房景伯不仅发达了，还要回地方上来做最高长官。刘简虎当年的无礼举止可能比较严重，现在想想后悔，害怕房景伯借机报复，赶紧带全家逃亡了。
房景伯到任后知道了这一消息，令人追拿刘家人。这一来刘简虎一家当然更害怕了，更是玩命地逃。结果最终还是被房景伯派去的人逮到了，送回去后交给房景伯处理。大家都以为新上任的太守要开始报复仇家了，谁知房景伯的行为出乎所有人预料，不仅没有报复，反而给了刘简虎的儿子一个职务，然后让刘简虎的儿子出面发布招安山贼的告示。啸聚的山贼得知这个消息后，对房景伯的为人产生了浓厚兴趣。今日之盗贼，旧日之百姓。有口安稳饭吃，有多少人愿意过终身见不得人的盗贼生活呢？问题是一旦走上这条路后，洗心革面难，所以很多人也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这位新太守有点意思，逮到仇家后不是施以报复，而是给予官职，如此不念旧恶的厚德之人，是否也能给一时犯浑走上犯罪道路的人以自新之路呢？显然有些山贼对这个念头动了心，一批一批地出来投降。最终房景伯以德化教育方式解决了东清河郡的山盗隐患，而不是用强力围剿、进一步激化官民矛盾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
古人常讲“修德以来远人”，这里的“远人”本义是指文化欠发达地区族群。房景伯治理郡县的方式与这一传统观念参差相似。只不过这里的“远人”换成了为生计所迫聚而为盗的百姓。房景伯的度量和治理地方的方法令人敬佩，但这与正己以正人之间还是有些区别。史籍所载房景伯相关事迹中，可以用来说明正己以正人之效果的故事，其实落实在房景伯的母亲身上。因为房景伯的事迹在《资治通鉴》中只出现这一次，所以司马光在叙述完房景伯治理东清河郡的事迹之后，紧接着就附带叙述了房景伯母亲如何正己以正人的故事。
房母崔氏，是位知书达礼的贤母，房景伯早年丧父而能如此出息，应该跟母亲的教育有很大关系。前文已经介绍过，房景伯从青少年时代起，就以孝顺著称。在他负责治理东清河郡期间，下属贝丘县（应在今莱芜一带）有一位老妇上诉状告自己的儿子不孝。房景伯接到诉状后，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老太太说，乡下人不懂礼义，不必过于苛责，让他们母子来我们家里住住，体验体验生活吧。于是房景伯遵从母命，真把贝丘县的这对母子接到家里来住了。每到用餐的时候，房老太太让贝丘县来的妇人与自己同坐共食，让房景伯在一边端送伺候，贝丘县的那个不孝子则在一边看着。将近十天时间里，贝丘男子天天看太守大人怎么伺候老母亲吃饭。后来这男子向房老太太和房景伯表示悔过，愿意将母亲领回家后好好伺候。房老太太却不肯放行，对房景伯说，这孩子现在只是嘴里说说，心里未必真正有孝心。提出来要带母亲回家，大概主要是因为在这里呆腻了。老太太继续把这对母子留在家里，看他们的太守在自己母亲面前的一言一行。这样又留了十多天，前后加起来，贝丘母子在房家住了二十多天了。终于有一天，那儿子对着房老太太和房景伯叩头乞求，反省自己的过错，并发誓自己已经懂得如何孝顺母亲了。房老太太看男子的确悔恨交加，磕头都磕出血了，这才让他们回家。神奇的是，这男子回家后，真能模仿房景伯的言行来对待自己的母亲，逐渐以孝行闻名于乡里。
无论那位贝丘男子的孝行，是出于简单模仿还是真诚认可，房景伯通过自身行为传递伦理规范的目的都达到了。父母官在持续二十多天内，示范应该如何孝顺母亲，以及通过行动来表达这么做的意义在哪里，对于一个百姓来说的确具有震撼力和感染力。但发挥这种感染力的前提是，必须要让观看者体察到，示范者的行为出自真诚，而非矫揉造作。当然，在这个故事中，房景伯行孝的真诚是经由数十年实践积累下来的。这种真实感，和临时伪装的虚言浮行，很容易让人一眼就辨认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房母有这样的信心，让自己的儿子来展示孝行。她不了解贝丘母子，但她了解自己的儿子，她相信儿子的孝行会散发出感召力。
其次要讨论的是房老太太选择的教育方式，这也正是本篇的主题所在。贝丘母亲状告自己的儿子后，房景伯可以以不孝的罪名惩治她儿子。这对长官来说是最简单也是合乎程序的处理方式。房老太太阻止了他，没让他这么做。处罚可以让这个儿子一时屈服，但从长期来看可能反而加强他和母亲间的对抗。处罚本身不是目的，不能令人改过归正的处罚都是无意义的。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问题是，用什么来代替处罚呢？这就是中国古人为什么始终强调礼在法先的道理。礼是比法更重要的社会管理杠杆，用礼来规范、引导人们的行为，才是管理社会的首选策略。礼的推行也就是教化施行的过程。那么如何教化？先从自己开始。这就是房母选择让房景伯以身示范来解决贝丘母子问题的原因。事实证明，房母的方法是真正有效的。
听完这个故事，人们会说，天下之大，民众之广，势必不能事事如此。房景伯的做法虽不便于推广执行，但这个故事很好地说明了正己以正人的功效所在。让我们一起来培养一种习惯，在抱怨、责怪之前，先尝试着反省自己，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开始端正自己。
时岁荒民俭，有盗夜入其室，止于梁上。寔阴见，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孙，正色训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盗大惊，自投于地，稽颡归罪。寔徐譬之曰：“视君状貌不似恶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当由贫困。”令遗绢二匹。自是一县无复盗窃。
——《后汉书·陈寔传》
陈寔（104—187）是东汉后期著名的士人领袖，以节义著称。因参与了反对宦官政治的斗争，而在党锢之祸中遭受打击。《资治通鉴》选录陈寔事迹时，注重凸显他在为官或与名士交往过程中积累下的口碑，可能由于篇幅原因，掐去了一个陈寔正己以正人的小故事。我们可以根据范晔的《后汉书》把这个故事补上。
直至今日，人们还常称小偷为“梁上君子”，这个典故就出自《后汉书·陈寔传》。东汉后期政治昏暗，社会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动荡，加之水旱等天灾，百姓生计艰难，性格顽劣、倔强而沦为大盗小偷者颇多。一次一小偷趁夜摸进了陈寔的居室。这小偷有点本事，为防止被发现，暂时栖息在屋梁上，准备等观察清形势再下手。但他毕竟不是《水浒》里的鼓上蚤时迁，能做到盗人财物于无声无影之际。所以他进屋上梁的时候，其实已经被陈寔发现了。陈寔起身后装作没看见，把子孙们传唤进屋，开始教育他们。陈寔对自己的子孙们说，人都应该懂得上进学好，很多行为不端的人并不见得本性是恶的，只是因为染上坏习惯后不愿意改正，渐渐积重难返，养成坏品性，就像现在蹲在我们屋梁上的这位朋友一样。
梁上的小偷听完大惊，这才知道自己早被发现了。于是不得不跳下梁来，向陈寔磕头讨饶。出乎小偷意料的是，陈寔并没有责怪他，而是对他说，看你的样子不像本性为恶的人，你应该好好反思反思自己的行为，努力改过。更令小偷想不到的是，陈寔最后说，你既非恶人，前来偷盗总是因为贫困的缘故。于是命家人给了小偷两匹绢。两匹绢数目不大，但对陈寔来说，已经是送出一份厚礼了。因为陈寔一贯廉洁，虽为官多年，其实家境并不宽裕。事实证明陈寔这两匹绢没白给，这件事传开后，在陈寔居住的这个县里，所有偷盗行为居然都销声匿迹了。
陈寔教化盗贼的故事有两个看点。首先，陈寔没有把犯错误的小偷定义成本性为恶之人，这其实是为他改过自新留后路。教育是为让人学好，让好人变得更好。处罚是为了让犯错的人放弃坏的行为和习惯，转而变好。所以处罚的指向与教育一样，都是要促使人们向好的一面转化，而不是要让犯过错的人变得更坏。所以给犯错的人留下改过自新的余地非常重要，任何一种教化形式，最忌讳的都是绝人向善之路。陈寔甚至愿意称蹲在梁上的小偷为“君子”，当然真正的君子不应该蹲在梁上。这就像在青少年教育中，鼓励的手段可能反而会促进他们的自我反省。
其次，又要谈到正己与正人的关系。陈寔发现梁上君子后，并未立即呵斥他，传唤子孙进屋也不是让他们来抓贼，而是给他们陈说做人的道理，同时说给梁上君子听。这一方法是正人先正己的变形。所不同者，这里的“己”不是陈寔本人，而是拓展到陈寔身边最亲近的人，也就是他的子孙。但本质上的道理是一样的，看到他人犯错时，不是把斥责的语言投向他人，而是通过端正、教育自己的家人来陈述正确的人生观，这也是由近及远、由己及人的教化方式。
凭借这两点，当然还有两匹绢的慷慨馈赠，陈寔成功地感化了这个梁上君子，并为乡里带来了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