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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篇幅长达二百九十四卷的皇皇巨著，《资治通鉴》对历史的记载通常被人们认为是详尽的。事实却并非如此。举一个例子，《资治通鉴》对前代的历史记载，以叙述唐朝的内容最为丰富。两汉四百余年，《资治通鉴》不过给了六十卷篇幅，唐朝不到三百年，却占据了八十一卷篇幅。但当一位读者尝试着在《资治通鉴》中寻找李白的踪迹时，他会发现什么？他会发现，《资治通鉴》中居然没有李白！那可是唐朝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资治通鉴》给予唐朝历史如此高的关注度，却为何只字不提李白？是《资治通鉴》的作者们疏忽了吗？把这个疑问暂时搁在一边，让我们继续在《资治通鉴》中寻找另一位唐代大名人杜甫，又会发现什么？我们会发现，杜甫的运气比李白好一点点。为什么是好一点点？因为杜甫的名字至少在《资治通鉴》中被提到了一次。是的，你没有看错，这也就意味着杜甫事实上在《资治通鉴》中也没有出现过，只不过被别人提到了一次，因为他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颇受不得志的政治家们的青睐。
深入核查后，读者们会发现，在《资治通鉴》里失踪的，不仅仅是李白、杜甫，还有很多跟他们同样大腕的中国历史名人，比如屈原。其他历史小名人，被《资治通鉴》“遗忘”的更是不计其数。这当然不是以司马光（1019—1086）为首的《资治通鉴》编纂团队的疏忽。如果真像清代学者李光地所讽刺的那样，《资治通鉴》的疏旷“网漏吞舟”，那它也不可能成为屹立近千年不倒的经典著作，更不可能和《史记》一起构成中国传统史学的双峰。显然，不解其味的是李光地这样的读者，而不是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
《资治通鉴》为什么会出现这类貌似“疏漏”的现象？如果这并不是真正的疏漏，那它背后的合理性又是什么？我们先来算一笔账。《资治通鉴》篇幅的确巨大，总字数近三百万。但大家不要忘了，它所记述的历史时段上起春秋战国之际，下至宋代建立以前，纵横近一千四百年。平均下来，每年只能占用2000字左右。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皇帝之一，在位五十四年间，外服四夷，内强皇权，奠定了此后中国历史两千余年的走向。这么重要的历史时期，《资治通鉴》只给它六卷篇幅，平均一卷讲述九年，每卷不超过两万字。我们全面抗战打了八年，试想，若用两万字的篇幅把抗日战争叙述一遍，我们能讲什么？把主要战役，指挥将领，牺牲多少同胞罗列一遍，大概也不止两万字。然而《资治通鉴》就在两万字不到的篇幅里，把汉武帝时代波澜壮阔的九年给讲完了，何等惜墨如金！
这样看来，《资治通鉴》的篇幅成为一个相对的问题。和一般著作比，皇皇三百万言，当然算巨著。但和它所承担的任务与内容比，三百万字却已经是节省到不能再节省的地步了。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相对性？这和上文提到，屈原、李白、杜甫等历史名人不见于《资治通鉴》又有什么关系？先来看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的一段话：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司马光的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分别能解答我们之前提出的两个问题。中国古人重视历史，尤其是中晚唐以后，历经战乱，皇帝以及宰相等最高统治阶层成员，开始日益重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并形成阅读、讨论历史的稳定传统。这一传统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巩固。但传统的史书，即便是最重要的那部分，积累到宋代中期，分量也已经非常大。今天被我们称之为“二十四史”的正史，在《资治通鉴》开始编修之前，已经完成了十九部，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一直到《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仅这十九部历史著作加起来，字数就达到一千五百万左右。这就是司马光在前段引文第一句话中所描述的情况，“迁、固（指司马迁和班固）以来，文字繁多”。找个读书专业户，认认真真每天读五万字，读完这些书要花一年时间。以致用为目的的读史，尤需细致认真，不能流于泛泛观览，要做到学与思并行。若用这种方法一丝不苟地读史，对于日理万机的皇帝，以及宰相等高级官员来说，怎么有时间把这些书读遍？
这就引出了司马光在前段引文中提及的第二个话题。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古往今来的这些历史作一次提炼、总结，缩减篇幅，留下最精华的部分，以便以皇帝为首的帝国高级管理人员有可能对它进行仔细阅读。这就是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由来。压缩历史、选取叙述对象，必然需要有标准。把什么内容保留下来，什么内容剔除出去，都应该按照这个标准来确定。而标准的制定，又与写作目的紧密联系在一起。司马光讲得很清楚，他编这部《资治通鉴》，是为了给皇帝等国家高管提供历史参考，便于他们汲取历史经验以提高治理国家的水平。这就是《资治通鉴》的编纂目的。根据这一目的来选择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可以进入《资治通鉴》，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可以忽略，其标准自然也就不难定义。用司马光的原话说，就是“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这就是《资治通鉴》选择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最为简要的标准说明，它只记录那些影响到国家兴衰成败、百姓幸福指数的人和事，没有多余的篇幅留给文学、艺术以及名人轶事。
李白、杜甫不见载于《资治通鉴》，符合这个标准，因为他们不是政治人物。司马相如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子虚赋》《上林赋》不见载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只选取他一篇短短的《谏猎赋》，也符合这个标准。因为《子虚》、《上林》辞藻再华丽，也与治国无关；《谏猎赋》的文字虽然相对平实且篇幅短小，却从一个角度提出了帝王行为规范的问题，与治道有关，故能被《资治通鉴》的编纂团队相中。
《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内容，绝大多数已被之前的十几部王朝史，和其他各类史学著作叙述过。司马光并不是简单地把这些历史事件从以前的书本上剪裁过来，拼拼凑凑形成一本新书。对于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著名历史事件，司马光同样会抱着极为审慎的态度，予以重新检查。检查的目的，除了进一步核对历史真实性之外，还要考虑以往的历史叙述，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解读是否正确，是否真的有利于后人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如果以前的历史学家，出于种种原因，在对历史事件进行叙述与解释时超出了政治理性范畴，司马光必然会对相关内容进行重新编排、诠释。
举一个例子。《史记·留侯世家》记载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商山四皓”的故事。所谓“商山四皓”，指的是四位隐居在商山的老人。刘邦晚年因宠爱戚夫人的缘故，想废掉原来的太子（即他与吕雉的儿子刘盈），改立戚夫人所生的儿子刘如意。郁闷而惶恐的吕雉以及吕氏家族其他成员跑去找留侯张良支招，张良表示自己在这件事上恐怕无力回天。《史记》这样记载张良对吕氏的答复：“始上数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余人何益。”吕氏认为刘邦能对张良言听计从，所以才去找他出主意。张良却说，当初刘邦重视他的谋划，不过是因为在与项羽的竞争过程中处于劣势罢了。张良的自知之明在于，他知道自己在刘邦心目中的不可或缺性，只有在那样的环境下才能得到体现。现在天下安定，对刘邦来说不可或缺的，是能歌舞侍寝的戚夫人，而不是他张良。因此张良认为，刘邦因为宠爱戚夫人的缘故而要改易太子，不是他能够劝说改变得了的。
或许是出于对身陷困境的吕氏和刘盈的同情，张良还是给他们支了一招。张良对他们说：“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这四人就是所谓的“商山四皓”。刘邦什么都搞得定，就是搞不定这四个人。这四位年长的高人一致认为刘邦是个没文化的流氓，言语举止粗鲁，所以他们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但刘邦就像一个追求不到心爱的姑娘而寝食难安的小伙子一样，对越是搞不定的人，就越是仰慕。张良说，如果你们愿意牺牲些金玉璧帛，让太子亲自写信，言辞尽量谦卑，礼节尽量周到，派位能说会道的辩士去固请，四位老人应该会下山。等他们来了以后，让他们时时跟随太子入朝。刘邦知道以后，必然会因太子能搞定这四个人而高看太子一眼，说不定对保住太子的位置倒是有所帮助。
吕氏按照张良的建议去做了，果然请到了这四位高人。《史记》是这样描述刘邦第一次看到这四人时的情景的：
上破布归，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问之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曰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故臣等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四人为寿已毕，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氏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
这是一段绝妙的文字。司马迁把故事背景安置在刘邦击败英布、回朝大摆庆功宴席之时。刘邦在生命最后一年里，先后铲除了当年并肩打天下的三个异姓诸侯王韩信、彭越、英布。尤其是擒斩英布一战，可以说标志着刘氏天下真正的形成。虽然忍受着病痛的煎熬，但对终于能安心地把天下交给自己儿子的刘邦来说，此刻的心情应该是无比愉快的。孰料久请不至的“商山四皓”突然出现在这个场合，给刘邦原本愉悦的心理蒙上了一层阴影。司马迁首先用简洁而有力的文字描写了四人的外貌：“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如果不注明这句话出自司马迁笔下，有些读者大概会误以为这是在引《西游记》里的文字。“须眉皓白，衣冠甚伟”，多么酷似太白金星或太上老君的形象。而八十多岁的人，在今天来说稀松平常，但在人均寿命三十岁还不到的汉朝初年来说，能看到八十多岁的人，是何等稀奇的事！何况，这一下子就来四个，自然引起刘邦和一班功臣们的诧异。
在通报姓名之后，刘邦才知道跟随太子前来参加庆功宴的四位奇异的老人，原来就是自己仰慕已久却始终召请不至的商山四皓。此时的刘邦，就像一个在得知心爱的姑娘委身他人之后非要问个为什么的年轻人，问这四位老人，为什么不应他这位皇帝的招聘来当官，却跟太子玩到了一块？四老的回答很直接爽快，坦率地批评了刘邦是个没有文化且言语粗鲁的人，言下之意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高洁之士，和你是玩不到一块去的。太子的情况就不同了，四人用六个字评价了太子刘盈：仁孝、恭敬、爱士。除了表示只有太子这样高素养、高品味的上层人物才有资格和他们一起玩之外，四老还用一句“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把太子在天下高洁之士心目中的形象抬得很高。
听完这番解释后，刘邦深感无奈，只能说，那以后就麻烦你们好好调教、保护我这个儿子了。四人在敬了刘邦一杯酒之后，也起身走了。刘邦在目送他们离开的过程中，把戚夫人叫到身边，指着四人的背影对她说：你看，连我都请不到的人，太子却能轻松搞定，看来太子羽翼已经丰满，废是废不掉了。于是为了安慰哭泣悲伤的戚夫人，刘邦让戚夫人再次舒展起曼妙的舞姿，并亲自为她和唱带有浓厚乡音的歌曲。舞罢歌尽，刘邦在闷闷不乐之中结束了这次庆功宴会，最终竟没有换太子。
“商山四皓”在短短几分钟出场时间里，就挫败了刘邦。令人发噱的是，这四位老人其实什么都没做，只不过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不懂礼貌的刘邦数落了一通。不可一世的刘邦就这么让更换太子的计划流产了。这就是《史记》告诉我们的故事，司马迁用它来解释刘邦为什么没有废成太子。这个故事非常精彩，足以令闻者倾倒。但奇怪的是，这么著名的故事，却未被同样关注刘邦晚年太子之争的《资治通鉴》采纳。为什么？司马光提了一个问题：
高祖刚猛伉厉，非畏搢绅讥议者也……若决意欲废太子，立如意，不顾义理，以留侯之久故亲信，犹云非口舌所能争，岂山林四叟片言遽能柅其事哉！借使四叟实能柅其事，不过污高祖数寸之刃耳，何至悲歌云“羽翮已成，矰缴安施”乎？
大家不觉得这个故事太富有戏剧性了吗？想想刘邦是什么性格？刚猛伉厉，狡猾反复；不读书、没文化，轻视儒生；不畏舆论，关键时刻甚至会用亲人的性命做赌注。这就是刘邦。怎么突然就变得畏惧名义、景仰高人了呢？四位仰慕已久却从未谋面的老先生，短短几分钟的出场，就能让刘邦抛开了对戚夫人的恩爱与承诺？那他还是听说项羽要烹煮自己的父亲时，说出“幸分我一杯羹”的刘邦嘛？司马光认为，这“不科学”。
故事的精彩性往往与真实性不成比例。传统史学中，名声再卓著的作品，也难免会出现为追求故事的绘声绘色而牺牲其真实性的情况。《史记》文学性强，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其中的“鸿门宴”、“荆轲刺秦王”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但从史学角度讲，其真实性如何，却历代均有质疑。比如，今天人们所熟知的“赵氏孤儿”，故事蓝本也出自《史记》。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基本上已经被后来的史学家们否定，因其内在矛盾太明显，也与更早的典籍《左传》所记载的内容出入太大。司马光批评司马迁“好奇”，《史记》中往往有这类华而不实的故事。
显然，“商山四皓”的故事也被司马光归入华而不实之列，故未予采用。问题是，在否定了司马迁的文本之后，《资治通鉴》又是如何解释刘邦最终未换太子这件事的呢？大家不要忘了，司马光不仅仅是史学家，他还是北宋中期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作为一名政治家，司马光敏锐地察觉到了当时朝廷上就这一事件存在的分歧。《资治通鉴》在叙述时，特别强调大臣们对废立太子的反对，从大臣态度的角度来解释刘邦为什么打消废太子的念头。比如，《资治通鉴》吸收了当时御史大夫周昌反对这件事的记录。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身份不低。周昌有口吃的毛病，说话比较费劲，有意思的是这个人脾气还特别急、特别暴。口吃的人，越是着急，越是生气，越是说不出话。即便如此，周昌还是要在刘邦面前表达自己强烈的反对意见。周昌对刘邦说：“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资治通鉴》卷十二）“期期”就是用来形容周昌说话时结巴的样子。周昌又着急又想说话，又期期艾艾讲不清楚的样子，把刘邦也逗乐了。
此外，《资治通鉴》又采用了当时儒学大臣叔孙通对此事的反对。叔孙通为人以圆滑著称，但因为他是太子的老师，所以在保护太子这件事上表现得非常有原则性。叔孙通是学者，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给刘邦讲述了很多只偏私爱、不顾国家长远利益，由废立太子而导致国破家亡的典故。最后叔孙通对刘邦说：“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乎！”（《资治通鉴》卷十二）叔孙通说太子是维系天下安危的根本，因为当具有权威的老皇帝去世的时候，必须有一个众人认可的太子来继承皇位，才能确保政权平稳过渡。如果老皇帝死的时候没有太子，或者太子不孚众望，就很有可能引起实力派人物对皇位的争夺，这样就会导致天下大乱。古代中国的政治传统，权力结构呈金字塔形。有很多野心家绞尽脑汁，想走到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如果允许有野心、有实力的人随意争夺这个顶端权力，势必造成社会秩序崩坏，乃至于战火连年、民不聊生。所以儒家政治伦理特别强调权力秩序，不允许随意僭越、篡夺。但旧君主的生命总会终结，权力需要向下移交，为确保权力平稳过渡，必须在君主生前确定继承人。继承人的产生，需要经历合理的程序。一经产生之后，若无大的过失与不妥，必须保持其地位的稳定性，这是权力秩序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所以随意变易太子无异于动摇国本，这可不是儿戏。
借助叔孙通的发言，《资治通鉴》最终对这件事作了总结：“时大臣固争者多，上知群臣皆不附赵王，乃止不立。”（《资治通鉴》卷十二）赵王就是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除了之前提到的周昌、叔孙通等人，大臣反对废太子的非常多，而且很多人都和刘邦激烈地争执过，包括张良也反对这件事。所以刘邦知道，即便自己废了现在的太子，改立赵王，大臣们不拥护赵王，那赵王日后也是不能成事的。如果激起吕氏集团（吕雉的兄弟和她妹夫樊哙都是握有兵权的人）与戚夫人、赵王之间的火并，反而有导致国家动荡的危险，所以刘邦打消了废易太子的念头。尽管刘邦读书不多，人也粗鄙，但他毕竟是经历过这么多风浪，且有一定远见的政治家。这个后果他当然预料得到。
虽然司马迁离刘邦的时代更近，但司马光的解释显然更为合理。常理状态下，人的行为不会离逻辑很远。司马迁的故事显然偏离了逻辑摆动的合理范畴。人们总以为离历史现场更近的史学家讲述的历史，会更符合真实，其实未必然。司马迁能在整体上带给我们那个时代的感觉，却不能保证每个故事的真实性。相比之下，司马光对刘邦不废太子的解释，朴实无华，从故事性的角度看，缺乏精彩性，但它更可信。之所以说这个朴实无华的解释更具有合理性，是因为司马光已经提醒我们：政治事件的结局要从政治思维、政治力量对比的角度予以考量，而不要沉湎于那些精彩离奇却不着边际的故事。
前文已经提醒过大家，考察司马光身份的时候，不要忘了，他不仅是史学家，还是那个时代最大的政治家之一。司马光二十岁考中进士，此后历仕北宋中期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最后薨在宰相的位置上。他的政治思想、政策取向对不对，可以另外讨论。但无疑，在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里面，他是最懂政治的。他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也是为了让历史给未来提供借鉴，以迎来更好的政治。宋神宗为《资治通鉴》所作的序中写道：“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以往事为鉴，有助于归纳、提炼治国的道理，这就是“资治通鉴”书名的由来。以提供治理经验为目的，以政治家的眼光重新选择、解释历史，这就是《资治通鉴》最大的特点，有别于以往的所有史学著作。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区分《史记》与《资治通鉴》的差别，可以这样说：《 史记》是文学家笔下的历史，《资治通鉴》是政治家笔下的 历史。
《资治通鉴》成书后，模仿、续写的作品很多，但没有一部能像《资治通鉴》那样成功。原因即在于，那些作者没有一个像司马光那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以及敏锐的政治观察力。所以，在浩若烟海的传统史学著作中，挑一部最适合于提炼治国理政经验的史书，那没有比《资治通鉴》更合适的作品了。
记得念初中的时候看过一部以重庆谈判为背景的纪实电影，片名应该就叫《重庆谈判》吧。里面有一个场景，到重庆后的一天，毛泽东主席早起到园子里散步，手里拿了一本蓝颜色封底的线装书。走了几步碰到同样早起的蒋介石，蒋介石身边的石桌上也放着一本蓝颜色封底的线装书。于是两人互问对方看的什么书。镜头凑近后，两人同时把书的正面摊开，结果是两本《资治通鉴》！这部电影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但两本《资治通鉴》同时被打开的镜头，一直栩栩如生地存储在我的脑海里。我不研究现代史，不知道编导们设计这个镜头是有真实历史依据的，还是出于艺术加工。即便是出于艺术加工，这个镜头也非常能说明《资治通鉴》这本书的特点。试想，编导们为什么不让饰演毛主席和蒋介石的两位演员各拿一本《史记》或《三国演义》，或是其他的传统典籍？著名的典籍多得是啊。当你尝试着这么去思考问题的时候，会发现，在这个镜头里，换上其他任何一种书都不合适，只有《资治通鉴》才能让这个镜头真正产生效果。电影设计这个镜头，是试图向观众们说明历史借鉴的重要性，在民族、国家命运走向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无论是像毛主席这样的伟人，还是像蒋介石这样类型的政治家，都想到了借鉴历史。那么领袖们借鉴历史，读什么书最合适呢？答案几乎是唯一的：《资治通鉴》。这就是这个镜头的合理性。也就是说，编导们在这个镜头里，无论换上其他任何一部典籍，都不可能像用《资治通鉴》那样，简洁明了地告诉观众这个镜头所要传递的信息。编导们用《资治通鉴》来传达历史借鉴的重要性，观众们一看到《资治通鉴》，就明白了编导们的用意。这种默契，来自于人们的一个共识：就以史为鉴而言，尤其是牵涉到修齐治平、治国理政等高端问题，《资治通鉴》无疑是所有传统典籍中最成功、最具有代表性的。拿掉《资治通鉴》，在镜头里换上其他任何一部书，都会导致观众在理解上歧义，因为没有其他任何一部书能让人们不约而同地把以史为鉴和治国理政联系起来。
回到毛主席读《资治通鉴》这个话题上。影视情节容有加工，但现实历史中，毛主席的确很喜欢读《资治通鉴》，是一个事实。很多回忆毛主席的文字都谈到他反复、仔细地阅读这部著作，不少地方还提到，这部书他老人家一共读过十七遍。事实上，我看到的另一种说法是，主席一共读了十七点五遍。很多资料显示，毛主席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仍读史不辍，尤其是《资治通鉴》。根据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十七点五遍可能更接近事实。最后一遍，老人家很可能没读完。我们今天能读到的最好的、最权威的《资治通鉴》读本，事实上也是在毛主席的直接关心下被整理出来的。
《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一样，版本很多，在九百多年的流传过程中产生了很多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调集了当时全国最好的文史专家，系统点校、整理“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当时，百废待兴，这项大型文史工程的展开，是在毛主席的关心下，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的。可见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传统史学遗产的重视。于是我们有了最权威的标点本《资治通鉴》以及“二十四史”。所以我们今天翻看这套标点本《资治通鉴》，会发现每卷末尾署名的点校者、审阅者，都是学术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比如顾颉刚、容肇祖等等。2005年，启功先生去世，当时那批参与整理的前辈学者便均成古人，令人感慨。我前两年到台湾访学，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其实台湾通行的《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标点本，都是直接翻印大陆的这套整理成果。只是因为当时两岸关系紧张，他们没做翻印说明。
去年新浪历史专栏发表了一篇关于邓小平同志读书的文章，其中谈到小平同志也喜欢读史书，而所有史书中他最喜欢读的，也是《资治通鉴》。很多读者可能会问，这部写于九百多年前的书，真的有那么大的现实意义，值得当代伟人、领袖们一读再读嘛？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资治通鉴》揭示的古人智慧，对今天仍有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曾于《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过一句古语：“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指出干部队伍素质的重要性。这句话的原典应该就在《资治通鉴》的第七十三卷。这一卷里记载了三国曹魏时期一次关于如何选拔人才、任命官吏的讨论，司马光对此评论道：“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熟读《资治通鉴》，我们会发现，对于“人”的重视，将人的素质作为干部队伍建设乃至于整个国家政治清明的基础，是司马光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之一。司马光同样非常重视“法”的作用，《资治通鉴》非常强调“依法治国”。但司马光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非常深刻地认识到“人”与“法”之间的辩证关系，既没有在强调“法”的时候走向法令条文主义或形式主义，也没有在强调“人”的时候走向制度、法律建设的虚无主义，而是强调一个“人”、“法”并重的复杂执政体系。管理国家必须有善法，但法的目的不在于禁绝、惩罚本身，而在于社会和谐、民生福祉的实现。故而，以民生福祉为指归的真正的法律精神，需要见识卓越、持身严谨的善人去贯彻、执行。有善人无善法，则没有规矩方圆；有善法无善人，则法或为空文，或反而成为舞文者的手段。司马光的这些思想何其深刻！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
也许有些读者会嫌我们把立意拔得太高了。毕竟绝大多数读者都是普通人，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像伟人们那样指点江山。那么《资治通鉴》对于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的普通读者来说有什么阅读价值呢？
先讲一个关于《资治通鉴》编修团队的故事。司马光有位年轻助手叫刘恕。刘恕是擅长史学的年轻一代学者，也是司马光在主持科举时选拔出来的人才，所以他和司马光之间也有师生关系。刘恕为《资治通鉴》的编修付出了的很大的代价。司马光派他去一位藏书家家里看书、搜集资料。那个时代不像今天，带个扫描仪去，看到有用的史料扫一扫，或者干脆拿个硬盘，碰到有电子本的，直接拷贝下来就得了。生活在宋朝的学者，必须用自己的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仔细搜索，碰到有用的材料，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为了尽量并尽快地掌握资料，刘恕工作很勤奋，焚膏继晷，最终因看书过勤而患上眼疾，几乎失明。
但刘恕一直很清贫。司马光离开开封去洛阳后不久，刘恕也去了今天的江西赣州地区任职。为了讨论《资治通鉴》书稿，刘恕北上洛阳去找司马光。当时天气已经转冷，刘恕却只穿着单薄衣服北上了。他微薄的俸禄用于养家之外，就没有闲钱置办厚实的冬衣了。当司马光看到千里迢迢前来找他的刘恕只穿着这样一身衣服时，非常心疼。于是他拿出一件自己穿过的皮衣送给刘恕，告诉刘恕，他自己另外还有一件，让刘恕把这件穿走。刘恕推迟了一阵，感觉难却恩师盛情，就在走的时候把这件皮衣带走了。司马光本以为这件事也就到这里结束了。谁知过了一阵，司马光收到一个包裹，打开一看，居然是刘恕把这件皮衣寄回来了。后来刘恕由于健康状况不佳，英年早逝。司马光在纪念他的文章里讲了这件皮衣的故事，感叹道，刘恕一介不取，连跟他关系最紧密的老师的一件旧皮衣都不肯要，可见他在官场、社会上立足是如何清廉。
其实司马光立身清俭，自己也不宽裕。名望这么重、官阶这么高的重要人物，衣箱里也只不过两件皮衣而已。刘恕的自我约束，用今天人的眼光看，简直是道德洁癖。但这样的洁癖，不正是浮华、烦躁的时代所缺少、所需要的嘛？除了宏观政治局势的变化外，对修身立德、戒奢崇廉的强调，同样是《资治通鉴》的一大主题。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在正文有关章节中会有所介绍。讲刘恕的故事，是想揭示一点，为什么《资治通鉴》讲的道理有说服力，九百多年来为人们所信服？因为《资治通鉴》的作者都不是虚伪的道德说教者，而是真正的道德践行者。惟其是践行者，他们讲述的为人处世的道理，才真正能引起人们的深思。
司马光还有一位助手叫范祖禹。范祖禹从三十岁开始追随司马光编书，一直编到四十四岁那年《资治通鉴》完稿，其间没为自己打过任何算盘。司马光自己呢？司马光在官方资助下主持编修《资治通鉴》，前后共十九年（这还没有算上之前司马光独自为编纂这部史书做准备工作的时间），每天的工作量都非常大。《资治通鉴》修成后，司马光在洛阳留下共两大屋子的草稿。据见过这些草稿的黄庭坚等人说，这两屋子的稿子虽然都是草稿，但司马光的字迹笔笔工整，没有一个草字！这样一个执著、认真又甘于奉献的团队，才能完成《资治通鉴》这样伟大的著作。
《资治通鉴》适合所有人读，不管你现在处在怎样的社会岗位上。我想用现代文字中常见的两个词，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加以说明。这两个词，一是“格调”，二是“格局”。
历史上有些名人曾批评史书是“相斫书”，就是专讲打来打去、算计来算计去的书，朱熹、梁启超都发表过类似看法。这个观点影响到今天很多对传统文化有偏见的人，这些人中多数没仔细读过《资治通鉴》或相关的经典著作，一听到有人提《资治通鉴》这类书，就会忿忿地说，里面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阴谋大荟萃，我们的传统都是糟粕！我在讲学过程中，多次碰到这种情况。作为一名传统史学的忠实粉丝，每次听到这样的言论，我都非常愤懑，但作为学者，我必须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朱熹和梁启超发表这样的言论，有特殊的语境，因为他们都有论敌。朱熹很多重量级论敌，当时都以浙江地区为活动中心，形成了南宋时期非常重要的浙东学派，往下又可以细分成金华、永嘉、永康等诸多支脉。这些学者的共同特点，都是重视研究历史，重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通过对历史上政治、制度的研究，来提高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并尝试着将这些知识运用到改革现实弊政上来。朱熹和他们在知识论和政治观点上有很多分歧，所以经常批评浙东学者痴迷于史学。而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批评，则是立足于清末民初的知识更新，希望改进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来推动民族进步。事实上，无论是朱熹还是梁启超，他们本人都对传统史学有精深的研究，而且都对《资治通鉴》评价极高。朱熹曾把《资治通鉴》改写成《资治通鉴纲目》，以传达自己的历史、政治理念，梁启超则称赞《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政治教科书。
不拟在此讨论朱熹和梁启超的学术观点，只是想提醒各位读者，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片面地了解了名人的只言片语，就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作出极端判断，是非常危险的事，比如在如何对待《资治通鉴》这类传统史学著作的问题上。《资治通鉴》汇总了历史上重大政治事件，里面当然会牵涉到很多政治纷争，但仔细读过这部书的读者就会知道，这里面不仅没有半点“阴谋论”的痕迹，而且恰恰相反，司马光始终在引导人们，凡事必须走正道。歪门邪道、小聪明，有时候会给人带来一点眼前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必然是失败的。《资治通鉴》用历史长河中的无数事例来证明这一点，通往光明和永久性成功的，只有一条道：那就是正道。什么是正道？凡事不能唯利是图，小到个人行为举止，大到国家方针政策，都必须符合公是公非，等等，其内涵可以很丰富。我们这本书的各个篇章里，会选择《资治通鉴》的一些段落对这些问题加以具体说明，不在这里展开。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一个词：格调。《资治通鉴》是一部格调很高的书，它告诉你人类历史上积淀下来的真正的智慧，而不是一部汇集小聪明、小计谋的故事丛林。
第二个词是“格局”。人类一直在进步，尤其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让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但就人的本性、基于人性核心的人类活动而言，大概自有人类文明以来没有太大本质性的变化。我们通常说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正是从这个层面来理解人类历史的。也正因为如此，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才会对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仍有借鉴意义。因为我们能见识到的人的基本情感、思想与行为，几乎在古人那里都发生过，所不同的只是在于今天的人能够凭借更先进的技术条件来表达自己。但要从丰富的人类历史中提取其中最精华的部分，并理成有头有绪的系统，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尤其是对中国这样历史悠久且具有很强延续性的国家来说。完成这项工作，需要渊博的学识、深刻的思想、丰富的社会阅历、卓越的洞察力，以及一丝不苟的精神和持之以恒的毅力。
无疑，在所有传统史籍中，能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只有《资治通鉴》。对于读者来说，没有任何一部史书能像《资治通鉴》那样，让你读完之后感觉到，真正将千余年的历史因革、兴衰成败洞然于胸中，这就是《资治通鉴》的力量。古人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诗书能陶养人的性情、熏陶人的气质，那么像《资治通鉴》这样的史书，必然能使人胸有丘壑。已有的历史，复杂的变化，头脑中储存了无数这样的知识，必然增强人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一批伟大的人，用尽他们的生命来书写一部沉淀着千余年古人智慧的史书，必然能给读者带来更宽广的视野、更高大的格局。
司马光把《资治通鉴》编成之后发现，即便他已经尽量浓缩历史了，但二百九十四卷、三百万字的鸿篇巨制，仍然让一般读者望而却步。司马光曾对人说：“自吾为《资治通鉴》，人多欲求观读，未终一纸，已欠伸思睡。能阅之终篇者，惟王胜之耳。”（《宋史·王益柔传》）《资治通鉴》编成后，慕名借阅者很多，但多数是读不了几行字就打哈欠犯困了。只有一位名叫王益柔（字胜之，寇准的外孙）的学者，能把它读完。要让公务繁忙的皇帝、高级官员们安安心心地把这部书读完，看来也是件困难的事。于是司马光不顾已经恶化的身体状况，开始着手编辑《通鉴举要历》，试图把这部巨著再缩编为八十卷。可惜这部名为《通鉴举要历》的简编已经亡佚，没有流传下来。国家图书馆藏有一件非常著名的文物，是司马光的遗墨。因为上面所写的内容是一段关于晋代的编年史，很多人认为那是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遗稿，包括翦伯赞先生为这件文物撰写的说明文章里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直到今天，国家图书馆还是以《资治通鉴》遗稿的名义给这件文物定性的。其实不对，这件墨迹应该是司马光编《通鉴举要历》时的遗稿。已经有学者对此作过详细论证，不在这里赘述。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即便这部浓缩到八十卷的《通鉴举要历》流传下来，能问津的读者，恐怕也是少数。不仅因为现代人比古人更为繁忙，也缘于对古文有一定隔阂。为了让现代读者能更多地了解《资治通鉴》这部伟大的著作，继续让沉淀的历史智慧发挥作用，为今人提供更多参考，我们撰写、出版了这本小书，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由于《资治通鉴》涉及的内容太广泛，我们只能精选出一部分，按主题进行编排。每个篇目都是引用《资治通鉴》或相关典籍的原文在前，用白话文撰写的解读、分析在后，希望以这种方式让现代读者更加便利地进入到古代典籍中去。
《资治通鉴》的编写，固然是以建构一个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为目的，但除了治国理政之外，《资治通鉴》同样注重人的修养，一个良好的社会，必定是由良好素质的人组成的。所以我们选编的时候，是以修身、齐家、治道三大主题进行编排的。希望这样的解读，能在注重道德净化的今天，对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素质有所帮助。同样希望它能在生活、工作各方面，为今天的读者提供借鉴与帮助。如果这本小书能引起读者们进一步深入研读《资治通鉴》的兴趣，那它的使命也就得到升华了。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约稿，是他们首先想到以选篇解读的方式，让《资治通鉴》这部古老的经典为今天的社会建设所用。这的确是个非常好的主意。2015年，我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不像在国内时有那么多杂务、应酬，故能利用空余时间完成这部书稿。文中若有任何不妥之处，敬请方家、读者指教。
姜鹏
2015年初夏于波士顿客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