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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基维兹
的《恺撒大帝》中，所有人物前额都有刘海。或鬈曲，或呈丝状，或若鸟冠，或上了油，全都精心梳理过，秃顶者没有出演，虽则罗马历史上可以举出许多个秃顶的例子来。头发稀疏者也没能轻易地免去这番麻烦，美发师是这部电影的主要创意者，他最终总能从中抽析出一条发绺来，恰好和额缘相接，这罗马人的额缘，其狭窄度则始终表示了权利、美德和征服的奇异混合。
那么，是什么与这些执拗的刘海联结在一起呢？很简单，就是罗马特性的标记。如此，我们在此看到明显运作着的表演的原动力就是符号。前额的发绺是明摆着的证据，没有人会怀疑这是身处往昔的罗马了。这种确定性是延展的：演员们交谈、做事、彼此折磨、烦扰、辩论“普遍性的”问题，多亏额前飘扬的这面小旗帜，其历史逼真性一丝一毫也没有失去：他们全体人员甚至可以十分安全地膨胀，穿越大洋和时代，与好莱坞配角的美国佬面孔相融会，这没什么关系，人人都不用担心，处在没有复制之双重性的确定无疑的世界，在那儿，凭最为醒目的符号，额前那条发绺，饰演的罗马人就是罗马人。
在法国人眼里，美国人的面孔仍留有几分异国意味，他们认为将匪徒—保安官的形貌与罗马人那一小缕刘海相混合不免令人发笑：这颇有点儿杂耍歌舞剧插科打诨的绝妙风味。我们法国人觉得那符号太起作用了，它使自身的目的明白地显露出来，从而失去了影响。但这同样的刘海梳在这电影唯一自然而然的拉丁人（马龙·白兰度）的前额，却给我们深刻的印象，我们能够接受，丝毫也不觉得好笑。这位演员在欧洲的成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就是由于他饰演的人物总体形貌都完美地熔合了罗马人的细微特征。而恺撒却让人觉得不可信，长着一副盎格鲁—撒克逊律师的面孔，我们早就在无数侦探片或喜剧片的配角中熟悉了他，美发师在这朴实的颅骨上费力地平梳出一条发绺。
在头发表意作用的范畴内，有一个次级的符号，就是夜间惊醒。波赫媞雅（Portia）和嘎勒毗赫妮雅（Calpurnia）夤夜突醒，头发凌乱，就直捷这样呈现出来；前者年轻得多，发若飞蓬，一望即知未加梳理；后者是成熟女子，显露出过度辛勤劳作的孱弱：发辫从脖前绕过，搭在右肩上，这是用以凸显凌乱的惯常符号，拿不对称的形式来表示。但这些符号用得过度了，而且不足挂齿：它们都是谋求“自然的”效果，但它们甚至没有真正以此为荣的勇气，它们其实不是“自然而然的”。
《恺撒大帝》的另外一个符号：所有面孔都不停地出汗，百姓，兵士，谋反者，严峻而紧张的脸上渗出大量汗水（用凡士林来表现）。特写镜头频繁使用，汗水在此显然是所蕴意图的表征。它就像罗马人的刘海或夜间惊起时的发辫一样，也是一个符号。是关于什么的呢？关于道德情感。每个人都在流汗，因为每个人内心都在跟自己辩论；我们在此面对令人极度焦虑不安的道德境地，也就是悲剧的境地，恰是汗水表示了这一点：民众先因恺撒之死精神大受打击，继而因马克—安托万（Marc-Antoine）的理由而惊心，汗水淋漓，以这孤零零的符号，将情感的激烈和状况的片面性简洁地结合起来。而德高望重者，布鲁图斯（Brutus），盖斯尤（Cassius），盖斯嘎（Casca），也不停地渗出汗珠，以此表明他们身上的美德即将艰苦地分娩罪恶而产生生理上的剧烈阵痛。出汗就是思索（这当然是基于公设，此为商人特有的观念：思索表现为强烈力量剧变的运作，出汗只是其中最弱的表征）。整部电影只有一个人没有出汗，面孔光滑，安详，流血已经凝住：恺撒。当然，就是恺撒，凶杀的对象，不再分泌汗液，因为他不再知晓，不再思索，他是一件物证，应该保持清晰、光滑、惟他独有的肌理。
在此，符号仍是模棱两可：它处在表面，但并不放弃也成为深度之物的努力；它想要让人理解（这值得赞赏），但同时又显得是出乎自然（这是迂回而掩饰的手段），它呈现为人为有意与不受控制、人工与自然、加工的产品与发现的自然存在物兼具的状貌。这将我们引向符号的行为准则。符号只当以两种极端的形式呈现出来：或完全是知识的形式，凭差别而简化为代数形式，犹如中国戏剧以一面旗帜表示整支军队；或扎根深处，可以说每次都需要发现它，展露出内在而隐秘的面貌，是重要环节的征兆，而不是概念的标识（这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艺术）。但居间状态的符号（含蕴罗马特征的刘海，或表示思索的出汗），显露的却是品质降低了的表演，它害怕原朴的真实，又畏惧全盘人为的匠心独运。因为倘若所完成的表演使世界变得更为清晰可解，这虽不失为圆满之事，终究是把原本可切分的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双重性搅混淆了。而资产阶级表演艺术特有的双重性是：在表层知识的符号和内在深处的符号之间，虚伪地安排了一个混合符号，简练而又矫饰，给它取了个气派非凡的名字：“自然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