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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霖国的底也伽 罂粟及其制品的传入，始于唐代。
《旧唐书》列传第198卷载：“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拂霖遣使献底也伽。”经德国学者夏德（Friedrich）以及中国学者岑仲勉等的研究，“拂霖”是伊兰语Frwm、突厥文Purum等的译音。拂霖也称大秦，即东罗马帝国，其中心位置约在今叙利亚。唐时，由于阿拉伯人的大举扩张，拂霖已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省。
“底也伽”（古音为te ya ka），是当时西方的珍贵药品。
据阿拉伯史家称，底也伽相传是公元前2世纪由小亚细亚本都王国的国王米特拉达悌六世研制成功的。上等的底也伽产自伊拉克的巴格达。
西方自古就认为，底也伽是万能的解毒药，这种由600种物质制成的丸状药，其作用可解除除蝮蛇毒以外的一切毒物之中毒。它的主要成分是：鸦片、龙涎香、缩砂、肉豆蔻、肉桂等，鸦片是其中的重要成分。
由上可知，含有鸦片成分的“底也伽”，是阿拉伯人传入中国的。
唐代时，正在急速扩展中的阿拉伯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据史书记载，唐时，阿拉伯向中国派遣正式使者的就有37次。
阿拉伯人主要是经陆海两路前来中国的。陆路由著名的丝绸之路进入长安，海路则是经马六甲海峡到达广州、泉州、扬州等地。
成书于10世纪上半叶的不朽名著《一千零一夜》，也反映了西亚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而且，这种交流的规模即使是在交通十分发达的今天看来，也令人叹为观止。那时在长安、广州、泉州等地经商的阿拉伯人不下万人。如天宝年间（742—756年），刘展作乱，平卢副大使田神功到扬州镇压，曾“大掠居人资产”，“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
。由此可见阿拉伯人之众。阿拉伯人带来了象牙、棉花、白糖、宝铁等特产，也带来了罂粟和含有鸦片的药物。
乾封二年阿拉伯使者贡献底也伽，为文献上可征的含有鸦片的物品进入中国之最早记录。但中国人对鸦片的认识却要早于这一文献记载。由苏敬等编修的《唐本草》，成书于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内载“底也伽”：底也伽，味辜苦，平，无毒，主百病，中恶客忤邪气，心腹积聚。出西戎（云是诸胆作之，状似久坏丸药，赤黑色。胡人时将至此，亦甚珍贵，试用有效。新附）。
这本世界上第一部官修药典的成书，比史载的阿拉伯人献底也伽还要早8年，而且明确地记载了它的药用效果。当然严格而言，作为解毒药的底也伽，虽含有鸦片，并非纯鸦片。根据欧洲来华传教士的记录，在17世纪的大马士革，“土人制一药甚良，名的里亚加，能治百病，尤解诸毒。有试之者，先觅一毒蛇咬伤，毒发肿胀，乃以药少许咽之，无弗愈者。各国甚珍异之”。
北宋苏颂所编的《图经本草》记：“又有底也伽，是西戎人用诸胆和合作之，状似久坏丸药，赤黑色，今南海或有之。”
可以推测，宋朝时，是由海路输入底也伽的。直到清代，外国还有向中国朝廷进献底也伽的记录。
通过底也伽在中国的流传史，我们知道了，在公元7世纪的上半叶，即唐朝初时，底也伽——一种含有鸦片成分的药品——已进入中国了。
“马前初见米囊花”
阿拉伯人在献底也伽的同时，也将罂粟送到了中国。对鸦片史颇有研究的中华国民拒毒会会长罗运炎指出：“罂粟的种子，即由阿拉伯商人，携入中国。”
不久，中国人就开始种植罂粟了。成书于开元时期（714—741年）的《本草拾遗》中，作者陈藏器引述前人嵩子之言说：“罂粟花有四叶，红白色，上有浅红晕子，其囊形如箭头，中有细米。”
生活于文宗时期（827—840年）的郭橐驼，也具有种植罂粟的经验。他在《种树书》里写道：“莺粟九月九日及中秋夜种之，花必大，子必满。”
由于罂粟花异常娇艳，唐人们已开始种植作为观赏花卉了。郭震有诗《米囊花》：“开花空道胜于草，结实何曾济得民。却笑野田禾与黍，不闻弦管过青春。”
诗人雍陶在《西归斜谷》中唱道：“行过险栈出褒斜，历尽平川似到家，万里愁客今日散，马前初见米橐花。”
以上的“莺粟”“米囊”都是罂粟的别称。郭橐驼为长安人，郭震虽是魏州贵乡人（今河北大名人），却担任安西（在天山以北）大都护和朔方（今宁夏灵武）大管家，雍陶是成都人，由此可见，至少那时的陕西、新疆、宁夏、四川等地已经种植罂粟了。但，雍陶所言的“初见”，又表明罂粟的种植尚不普遍。生活在晚唐时代的张钴在《江南杂题三十首》中写道：“碧抽书带草，红节米囊花。”
由此可知，江南地区也开始种植罂粟了。
罂粟不仅可供观赏，其果实的罂粟籽似也有人开始品尝了。唐诗人李贞白有《咏罂粟子》诗云：“倒徘双陆子，希插碧牙筹。既似栖牛乳，又如铃马兜。既槌并瀑箭，直是有来由。”
而到了宋代，罂粟又被称为“鼓子花”。鼓子花还被用作妓女的别称。原来宋人尚淡雅而不喜浓艳，故将艳丽的米囊花形容姿容不佳的妓女。《山樵野语》载词人张先晚年在杭州时“多为官妓作词，而不及龙靓”。所以有诗曰：“天兴群材十样花，独分颜色不堪夸。牡丹芍药人题遍，自分身如鼓子花。”又王元之被谪齐安郡，见当地“民物荒凉，菅妓（宦妓）有不佳者”，便作诗感叹：“忆昔西都看牡丹，稍无颜色便心阑。而今寂寞山城里，鼓子花开亦喜欢。”
“鱼饼”和“佛粥”
进入了宋代后，中国人对罂粟的认识更加深入，其种植也日益普遍。如苏颂在《图经本草》里写道：“罂粟花处处有之，人多莳以为饰，花有红白二种，微腥气，其实形如瓶子，有米粒极细。圃人隔年粪地，九月布子，涉冬至春始生，苗极繁茂，不尔则不生，生亦不茂，俟瓶焦黄乃采之。”
可见宋人对罂粟的植物特征、种植及采摘已有一定的认识了。
罂粟在唐代时还仅仅是观赏植物，而到了宋代，医家已用它来治病消灾。在杨士瀛的《直指方》、王磟的《百一选方》、王硕的《易简方》、林洪的《山家清供》等医书里均以罂粟的壳蒴为治病妙剂。宋徽宗的中医官通直郎寇宗奭在《本草衍义》中指出：“罂粟米性寒，多食利二便动膀胱气，服石人研此水煮，加蜜作汤饮甚宜。”
杨士瀛的《直指方》载：“粟壳治痢，人皆薄之固矣，然下痢口久腹中无积痛止涩者，岂容不涩不有此剂，何以对治乎。”王磟视罂粟为赤白泻痢之特效药，其方法是将罂粟子、壳炒而研为末，然后加蜜制成丸，每服30粒必愈。谢采伯为宋理宗皇后叔伯，他在《密斋笔记》中云：“罂粟红白两种，痔下者随色用之即愈。”辛弃疾（稼轩）曾患有此疾，后遇一异僧以陈年罂粟煎全料人参败毒散，吞下威通丸十余粒，此后即愈。
由此可见，宋代已有用罂粟花治疾疗病了。
至南宋，名医林洪创新药——罂粟饼。其法是将罂粟洗净磨乳，去渣然后煮沸，收聚后入极小囊压成块，用时以红曲水酒蒸后取出，制成薄而小的鱼片状，即为罂粟饼。此后，“鱼饼”一词，一再被宋元明代的医生们所引用。《易简方》记载：“罂粟制痢如神，但性紧涩，多令呕逆，故人畏而不敢服。”
可见王硕已认识其副作用，并且提出了抵消副作用的良方：“令醋制加以乌梅则用得其法矣。”还可与四君子药合用，“不致闭胃妨食而获奇功也”。这种认识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罂粟不仅为医家所重视，还得到了民间百姓的欢迎，人们普遍视罂粟子煮粥为大补之物。刘翰在《开宝本草》中记录了民间的这种习惯：“罂粟子一名米囊子，一名御米，其米主治丹石发动，不下饮食，和竹沥煮作粥，食极美。”
将罂粟子称作“御米”，一方面可推断它已进入皇宫，另一方面也可见其珍贵。实际上民间使用已越来越广泛了。苏轼有诗道：“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
其弟苏辙有《种药苗诗》，所记甚详：“筑室城西，中有图书，窗户之余，松竹扶疏，罂小如罂，粟小如粟。与麦皆种，与麦皆熟。……研为牛乳，烹为佛粥。老人气衰，饮食无几，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柳锤石钵，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调肺养胃……”
苏颂指出粟粥还可治消化不良，徽宗时的诗人谢迈有《咏罂粟花》七言绝句二首，其中对罂粟的医药功用云：“铅膏细细点花梢，道是春深雪未消，一千囊苍玉粟，东风吃作米长腰。”
所以，罂粟在宋代，竟成了医疗与食补兼而有之的物品。
金元时的罂粟方
金元的医家承宋朝之传统，已普遍用罂粟主治咳嗽及泻痢。金代名医刘河间在《宣明方》中记载：“罂粟壳治咳嗽，甚效。”到元初，忽必烈于1270年设广惠司，专门制造阿拉伯药剂，供他自己和亲信、卫士使用。1292年，元人又在两都——大都和上都分设“回回药物院”，所用之药当然也包括罂粟。
译自波斯文的《回回药方》由元代传入中国，它是唐中叶西方伊斯兰医药传入中国后中国人编撰的一部伊斯兰医药百科全书。在所存的《回回药方》里，我们至少可以找到含罂粟的马准方等5方药剂，当时写作“樱粟子”或“御米子”。此外，在残存目录中，还可找到以罂粟为名的11个药方。罂粟主要作为一种治疗瘫痪、中风、咳嗽、泻痢等症的药物。此外，罂粟也可做成饼、散、水服用。鸦片则称为“阿夫荣”或“阿肥荣”，显然是因为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影响。在《回回药方》里，含有鸦片的药方多达38方。且对鸦片的副作用也有一定的认识。
可见，在元代，鸦片已传入中国。
元代的李杲号东垣，受业于张元素，为名震一时的医师，他善用罂粟治病，认为它有收敛固气的作用。
危亦林的《得效方》则提倡用罂粟壳治久泻。对罂粟认识最深的当数名医朱震亨，朱字彦修，号丹溪。他指出：“今人虚劳咳嗽，多用粟壳止勤，湿热泄沥者，用之止涩；其止病之功虽急，杀人如剑，宜深戒之。”
由此可见，元代人既已认识了罂粟碱的特效，同时又指出其有害的副作用，对罂粟的毒性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且我们可以从“杀人如剑”这四个字里，推测出那时社会上已有了不少因罂粟中毒而死亡的事例了。
元初，蒙古人远征印度，那时的印度已盛产鸦片，因此蒙古人得胜而返时，也带回了大量的战利品——鸦片，一时，“士农工贾无不嗜者”。
这可能是中国社会流行服食鸦片最早的成文的记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