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们一般是这样理解它的:人人都知道这个地方最危险,认为某人不可能到这种危险的地方来,因而没必要在这个地方“排兵布阵”、白费功夫了。正因为如此,这个最危险的地方却成了“兵力”最弱、“监管”最松的地方。相对于其他地方而言,这里反倒最安全。
在影视剧中,我们经常会看到犯人居然敢去衙门里谋差事,如今也有现代版的类似事件。比如,有个叫李玉虎的杀人犯,在逃亡11年后终于落网,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他竟然在山西隐姓埋名当上了警察。我们来看看事情的来龙去脉:
1994年4月20日清晨,李玉虎为帮内弟“出气”,指使他人将与内弟有隙的马某打死,李本人随即远逃他乡,从此杳无音信。11年后,一公安人员在外吃早点时,听到有人说在山西临汾的警察局里有一个警察和李玉虎很像,这引起了他的警觉,随后立刻通知局里。查明情况后,立刻展开抓捕,至此才将这个漏网之鱼绳之于法。
事实上,通缉犯摇身变为警察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早在李玉虎案之前,重庆奉节县警方抓捕通缉犯陈某时发现,其竟供职于县交警大队,并且已经整整工作了两年。两年间陈某不但常到县公安局送文件,甚至还亲自参加过一次追逃行动。
杀人嫌犯能拿公安机关当避难所,这可不是谁都能有的“勇气”。他们以为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但对于违法分子而言,没有哪个地方是安全的。
在此,我们并不是要与你讨论危险与安全问题,也不是要给罪犯找个稳妥的藏身之地,而是想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的思维心理是经不起推敲的。危险和安全都是相对的概念。你认为安全的地方,也可能是他人关注的目标。比如,长春某酒店的老板秦刚将15万元钱藏在了自己酒店的餐桌底下。结果,被内部人员发现并窃走了。
有时候,人很喜欢与时运赌一把,就像上面提到的老板秦刚,他以为大家都觉得这样做危险而没有人会这样做时,他则认为这么做或许就是安全的。而事实上,人人都已经将“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当成了惯性思维,既然大家早已熟知人们的这种心理习惯,你就该再反其道而思之,把最危险的地方就当作最危险的,这样才能避免以身犯危。这种思维含有很浓的博弈智慧,唯有在对风险有充分的预估和有效的应对措施后才可行。
还记得下面这个故事吗?
有个少年出海打鱼,碰到一个学者,学者问他:“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少年回答说:“和我一样也是在海上打鱼的。”
“那他人呢?”
“几年前死于海上风暴。”少年伤心地说。
“那你的爷爷呢?”
“和我父亲一样,打鱼时翻船死了。”少年有些不耐烦了。
学者似乎没看出来少年的不快,又追问:“那你为什么还要冒这种风险出海讨生活呢?”
少年反问学者:“你的父亲呢?”
“他也过世了。”
“他死在哪里?”
“他死在床上啊!”
“那你的爷爷呢?”
“一样是在床上逝世的啊?”
少年说:“那你还敢天天睡在床上?”
学者愣住了。
实际上,最危险的地方还是一样危险。只要是有生命,那就永无最安全的地方。哪里都不会百分之百地安全,绝对的安全是一种极端理想状态。要想安全,就要时刻绷紧自己的安全弦,并提高防范意识。但有时即使你明知危险,为了生计,也得险中求生、险中求胜、险中求富。要么就得像诸葛亮一般,突破常人的思维定式,逆向思考,随机应变,谋定而动,才会虎口脱险。
228年,诸葛亮屯兵于阳平,把部队都派去攻打魏军了,只留少数老弱残兵在城中。忽然听说魏军大都督司马懿率15万大军来攻城。诸葛亮临危不惧,传令大开城门,还派人去城门口洒扫。他还登上城楼,端坐弹琴,态度从容,琴声不乱。司马懿来到城前,见此情形,没有贸然进攻,反而下令退兵。
面对浩浩荡荡的敌军,空城岂不危险?无奈诸葛亮当时想跑已来不及,只能将这个最容易攻破的地方伪装成固若金汤。这是个险招,诸葛亮之所以能吓退司马懿,正是利用了司马懿的认知误区。诸葛亮如此评价司马懿:“此人料吾生平谨慎,必不弄险;见如此模样,疑有伏兵,所以退去。”故此,才能上演虚实难辨的一幕戏,将危险的地方变为安全之所。
“空城计”是专属于诸葛亮和司马懿的博弈经典,未必适合你我。安全永远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安全风险永远不可能等于“零”,更甭说“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了。要想保证安全,就要有知己知彼的基础,否则,危险的地方依然是“火药桶”。
智慧点读
没有绝对安全,只能时刻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