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

为什么晚清民国那么多学者，我们反复言及赞叹的只有王国维？

在仰望高原的夜色时，那群星闪耀的璀璨之美，令人心动不已。但对于资深的天文爱好者，他把我们对星辰的认知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由绚丽的光芒，导向具体的轮廓——他发现了星座。这是更高境界的美的发现。而对于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他走得更为遥远，他发现并熟知每一个星座的组成，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它的运行规律。

王国维就是中国古典美学上的星座与宇宙秩序的发现者。

中国文艺美学，自刘勰《文心雕龙》之后，几无锐意创新。作为中国古典美学巨构，《文心雕龙》体大思精，十卷五十篇，从文学的“体、质、承、革”几个方面细致、系统地论述了文学创作的美学规律，对后世的诗论、文论、艺术综论，乃至园艺美学，均有覆盖式的倾轧，使得此后的相关著述，全部降为风格的赏议。

清代学者何文焕编辑的《历代诗话》，收录南朝钟嵘《诗品》至明代的著名诗话二十七部。主题多重在对意趣的品鉴，妙悟的采撷，轶事的节录，逸格的赞慕，而在坊间传播更多的则是对于字词的辨析。这符合中国传统文人波动于儒道思想之间的游戏心态。著名的贾岛的“月下僧敲”，朱庆馀的“画眉深浅”，宋祁的“红杏枝头”，王安石的“春风江南”等等，都是炼字锻句的“典范”。

虽然此类诗话笔记都可归于性灵一脉，但罕有学者梳理出它们的美学脉络。

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于诗体流变，着力甚著，但依然滞于主题与风格之议。具体到词的美学，刘熙载《词概》也涉及词的体制流变、特征技艺与作品判断，但属于泛论，并无系统的美学贯穿。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美学的核心是“感兴”“托寄”，并无新意，且风格有所偏执。晚清学者况周颐的《蕙风词话》，多醇思良见，也力倡“真”与“性灵”，渐成体系，然而依然未能脱去古人的寄托道统。

只见繁星满册，难觅一线相系。而王国维用六十四则中国古代学者传统的笔记，梳理出了中国唐末五代以来渐为大端的词这一文体的美学。

掌握了一件事物的本质，我们才能更好地领会它的意义。

王国维的卓异之处，不仅体现在词的美学研究上，还体现在众多中国古典文化领域中。结识罗振玉是他人生与学问的转折。受罗氏资助，留学日本东京物理学校期间及归国后的数年，其翻译的教育学、心理学、哲学等众多领域的国外著作，均有导流开径之誉。但王国维显然不满足于此绍介之功，他最为沉醉的是为每一个陌生淆乱的领域梳理出它们的脉络，凝结出方法。

他旅居日本京都期间，于1912年完成的《宋元戏曲考》（1913年以《宋元戏曲史》刊行）是中国戏曲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为写作此书，自1908年起，他先后发表了《曲录》《戏曲考原》《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曲余谈》《古剧脚色考》等多部专业的研究著作。1914年他与罗振玉合著的《流沙坠简》在日本京都出版，该书是中国古代简牍研究史上的高峰。1915年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出版，该书由王国维手书石印，并撰写序文，条分缕析，洞见颇多。而其于1917年发表的甲骨文研究三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与《殷周制度论》，轰动整个国际汉学界，直接促使甲骨文研究成为一门学科、国际显学。

梁启超在《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中说：

……通方知类四字，能够表现他的学问全体。

他观察各方面都很周到……本来凡做学问，都应如此。不可贪多，亦不可昧全，看全部要清楚，做一部要猛勇。

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

词的领域，戏曲领域，古简牍领域，甲骨文领域，以及敦煌学领域，古金石器物领域，乃至服饰史与蒙元史学领域，王国维均为车马前驱，万人随后。即便其早年在叔本华哲学、康德美学的影响之下写作的个人第一篇系统长文《红楼梦评论》，也是近代中国第一篇以崭新的视角和思想解读中国经典的典范之作。

通方知类，蔚为大观。学术拓展之广博，研究之深入，百年唯此一人而已。

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素来是道统之议，简繁之争，新旧之变。文体形制的变迁，与其说是求新求异，毋宁说是时人对表达力准确性的诉求。“易”字正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每个时代均有每个时代的语言特征，文体形制因时而异，正是中国文化的生生之力。到了唐末五代，词这一文体愈加成熟，入题、用字、节奏、结构、韵律都是革命性的，极具表达力与形象感。然而相应的词论仍然处于前代诗话的品评状态，缺少对其美学进行总括挈领的著作。

以宋词之豪迈、婉约两派为例，常被论家议为高下之分。其实两种风格并非对立，而是一种融合。凡诸体兼善者，便是人生之从容达观者，否则容易陷入一种困窘。

以风格界定词的美学鉴赏，便陷入了狭隘之见。王国维则跳出了这个思维的惯势，从更高的层面上概括词的美学。本书上卷，第二十六则：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境界”一词，并非王国维独创，然而学问的渐进，与审美的渐进自此乃成一途，正是自王国维“境界”美学提出开始。

相较而言，意象、意境与境界最大的区别是“境界”一词的立体性与审美层次的清晰。“境界”说更为立体而饱满了。

中国古典美学的脉络，具体到诗词的格局，绝非皎然《诗式》类研究。《诗式》重在诗学的方法，“四不”“二要”“四离”“六至”，均是如此。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虽然强调“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意外之象”“景外之景”，但依然处于平面。

相反，在绘画领域却有更高格局的判断，从谢赫六法，到五代荆浩的“神、妙、奇、巧”，黄休复的“逸、神、妙、能”，以及金圣叹论散体文字的“奇、变、妙、神”，都是关于审美阶次的梳理。

词的写作异于前代所有文体，作为新的表情达意方式，它的标准最初便是才子的，鲜亮夺目的，音韵的讲究有甚于前朝，是形式主义的最佳状态。因为它的崭新性，即如王夫之、叶燮，对它的判断，也未能跳出《文心雕龙》的风格界分。两宋至晚清，词之写作有近千年的历史，然而姜夔之外，关于词的概述，一无足观。

王国维的词学研究，避免了传统的“文以载道”的思维惯性（堪称恶习），又绕开了性情如袁枚、博赡如章学诚也未能免俗的“才学识”三论，直取人性之本真。王国维冀图以上古与中古之诗的“简”与“真”约束词之写作的过度形式化，又以“境界”构成词之品鉴的阶次，再以“格局”丰满词之美学的表达力，实在是真率如儿童的远见卓识。

为什么晚清民国那么多学者，我们反复言及赞叹的只有王国维？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北京颐和园昆明湖后，陈寅恪给出了他的答案。在梁思成设计、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由他撰写的碑文中写道：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所赞叹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真正的知己之言。对于王国维而言，他沉醉于学术研究，热爱学问的发明，正是因为这项工作可以使其在保全人格独立的前提下，还有思想的自由之美。所以中年之后，面对北大、清华的屡次邀约，他均有婉拒，只是不想自己的“独立空间”被打破与中断而已。及至上海哈同夫妇的大学倒闭，他才应邀北上。

顾颉刚说：“他的大贡献都在三十五岁以后，到近数年愈做愈邃密了，别人禁不住环境的压迫与诱惑，一起变了节，唯独他还是不厌不倦地工作，成为中国学术界中唯一的重镇。”

纵观王国维研究履历，处处开学术研究之先河，处处树巅峰，民国知识阶层为之侧目的“四大导师”另三人，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无一不对其深湛学养赞誉有加。其短暂一生五十一年，所受诟病者，仅有入幕“国中小朝廷”溥仪一事。

然而即便如此，他的死也并非“殉清”。

清廷有什么可殉的呢？他晚年学术研究，发力最甚的正是蒙元地史。从奠定当世伟大学者荣耀的华夏文明源头的甲骨文研究，到几乎无人问津的蒙元史学，其间学术心路几人能知？再问遍民国学人，又有几人能比他更加熟悉中国文明的脉络呢？

对于一位以“境界”美学肇端，以甲骨文研究立命的学者，“殉清”之论委实看低了他的“境界”与格局。这是对他的深深误解。

他的死，只在陈寅恪的赞叹之处。

长子王潜明的病殁，挚友罗振玉的断交，学者叶德辉的惨死，章太炎的财产被籍没，凡此沧桑云变，世事种种，都使他逐渐感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空间的渐趋逼仄。

他死于心死。

民国以来，《人间词话》的版本之多仅次于有“晚清小红楼梦”之誉的《浮生六记》。自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初刊于《国粹学报》、民国十五年（1926年）北京朴社首次刊行标点本，迄今已有一百六十余种版刻。

如同《浮生六记》的日光流水之美予人的婉叹，《人间词话》的“境界”美学对后世学人的启迪如雨润万物。近几十年来，虽然学界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朱光潜的《诗论》、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并称“百年三大美学经典”，然而《诗论》与《美学散步》无一例外均深受王国维美学理论的直接影响。

这也使得该书近年来的出版趋势愈加浮乱。因为王国维手定稿的古意、简隽，令人有一览之下意犹未尽之慨，各家编者便努力从王氏文集中摘编论评诗词章节，集汇附录，以彰显版本的“全”与“原始”。孰不知，王国维关于词之美学的系统理解，在初刊之前即已完善，成为谨严的体系；“全”与“原始”仅对于研究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与学术体系的变迁、形成有专业上的意义，一味贪多图巨，便会对理解王国维的美学思想构成困扰与障碍。

在目前已知的资料中，我们可知：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在发表之前的“前期手稿”，即资料稿，共二十页，一百二十五则；而发表于《国粹学报》第四十七、四十九、五十期的六十四则，乃是王国维在这份“前期手稿”上选取了六十三则，且经过了修改，另补充一则而成“手定稿”。后世所辑录的“未刊稿”“删稿”均为王国维弃用。而诸家收录的“人家词话附录”均辑录自王氏文集，已与《人间词话》并无关系，且时有抵牾。

有鉴于此，本版依据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王国维手定稿，参校民国十五年（1926年）朴社定本，同时参考了学者周锡山的《人间词话汇编汇校汇评》，与佛雏校辑的《新订人间词话·广人间词话》。年谱的整理受益于赵万里的《王国维先生年谱》、陈鸿祥的《王国维全传》与刘烜的《王国维评传》。刘烜此书重在王氏心路与学术思想的变迁，梳理甚是清爽，堪称王氏评传最佳。

在保证注释与译文的简约、准确的基础上，汲取叶嘉莹先生《人间词话七讲》的启发，尽力避免复杂与晦涩，毕竟王国维的美学初心是对“真”，即尼采以血书写之心，与对“简”的推崇。所谓“简”的美学，即是个人审美感受力更加纯粹、准确、感性与自由。

感谢我的助理“作家榜致敬经典名著小组”编辑赵如冰女士。她专业而苛刻的态度，使我得以用更高的标准完善此书的校订与译注。感谢导演贾樟柯先生的宽阔，在如冰联系封面画作授权时给予的帮助。感谢画家陈家泠先生的慷慨，一幅名动杭州G20峰会的《清荷》，锦上添花，有无言点睛之相契。感谢作家韩寒的妙译与授权，没有一句更好的诗比“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更适合以三句情诗概括词之美学境界的王国维了。他们都是有民国风范的智者，善意、诚恳而真实的人。

至诚即是趋真，至真即是至善。而美就在“真”与“善”之间。向他们学习。

二〇一七年六月于上海 Fifb5757/2l3UydpDc5Ccb56TZsshpNpoS7s+dAmoue6K52Ia5utIs+i89888MQ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