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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既然源于对利益的追求，也许你会想，这不是在教人耍心计吗？是不是谈博弈过于功利了点？其实不然，博弈未必不能取得好的结果。参照过去所有的经验来看，真正的公平来自于博弈。公平公正的社会契约不是圣贤的功劳，而是经过充分的博弈，博弈的各方经过利益权衡，最终妥协签订的。
在社会的很多领域上，没有博弈，就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效率均衡，就没有利益增进。美国著名的思想家约翰·杰伊有句名言：“历史表明，将正义运送到每个人的家门口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如何以一种有益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就远不是那么清楚的了。”是的，如何把正义、公平、财富等利益运送到每个人的家门口，对于如今的我们来说依然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先看经济领域。我们今天享受的丰富的物质生活，都是来源于自由市场的竞争，同样也是博弈的结果。亚当·斯密在1776年所发表的经典之作《原富》，其中关于自私行为与市场运作的两段，是经济学上被引用得最多的名言：
“很多时候，一个人会需要兄弟朋友的帮助，但假如他真的要依靠他们的仁慈之心，他将会失望。倘若在需求中他能引起对方的利己之心，从而证明帮助他人是对自己有益的事，那么这个人的成功机会较大。任何人向他人提出任何形式的交易建议，都是这样想：给我所需要的，我就会给你所需要的——这是每一个交易建议的含义，而我们从这种互利的办法中，所获的会比我们所需的更多。我们的晚餐不是得自屠夫、酿酒商人，或面包师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利益特别关注。我们认为他们给我们供应，并非行善，而是为了他们的自利。所以，每个人都会尽其所能，运用自己的资本来争取最大的利益。一般而言，他不会有意图为公众服务，也不自知对社会有什么贡献。他关心的仅是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利益。但如此一来，他就好像被一只无形之手引领，在不自觉中对社会的改进尽力而为。在一般的情形下，一个人为求私利而无心对社会做出贡献，其对社会的贡献远比有意图做出的大。”
再来看政治领域，西方政治所谓的民主也是博弈的结果。尽管美国的民主政治并非像某些人鼓吹的那么完美，但立国几百年的实践，还是可以说明这个体制有很多可取之处。美国的民主制度最为关键的基础是1787年的制宪会议。参与该会议的55位代表都是当时的有识之士，但是他们并不是圣人，这是一个集体博弈的例子。一方面，他们富有远见，希望创造新的政府形态以避免两件事的发生，一是独裁，他们早就受够了英国王室的专制；二是混乱，大伙儿一致认为这比独裁还要糟。他们建立复杂的制衡制，目的就是试图在两个极端中寻找平衡点，消弭大小州之间的差异。但同时每个人又代表着各自的集团利益，在政治、经济利益分配方面各有立场，争吵不休。最终形成的美国宪法可说是“远见”和“妥协”的综合成果。事实上，很难说究竟是前者的远见卓识，还是后者的争权夺利对美国的政治体制贡献更大。
既然是游戏，就会有自己的规则。生活这个博弈游戏自然也是如此，这就是法律、道德和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规章制度和惯例，等等。当然，这些规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情况的改变和人们的要求不断修修补补，但是只要规则存在，你就必须遵循它，否则就要大吃苦头。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不仅老实遵守规则的人拥护着公平，那些企图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利益的人对于公平同样做出了贡献。有些人会想，如果我能一下子弄到一大笔钱，为什么还要一分一分地挣？应该说，这种不劳而获的心理是普遍的，可是为什么贪污没有成为社会的普遍行为呢？因为贪污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与其冒险捞到一大笔钱，最后却蹲监狱，还不如谨慎地获取够用的钱享受在位的风光。这个警醒——违背规则将被严惩不贷——也从反面强化着社会公平。
好莱坞大片看的多了，你可能会羡慕那些银行大盗，他们经常表现出超常的智慧和强大的力量。可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社会学家告诉我们：抢劫银行可能是最不划算的人类行为之一。其成功率之低、风险之大、潜在的不确定性因素之多，简直令人怀疑还要做这事的人是否具备正常人的理智。
根据一项统计表明，每1000起这类案件中，真正得手的只有110起，而且抢到的钱也少得可怜。正因为如此，一位犯罪学专家甚至说，银行大盗们不该被送进监狱，而是该被送进疯人院。
不遵循规则甚至犯罪为什么不是好买卖？风险太大算一个，不利于财富积累算一个，缺乏必要的约束机制也算一个。这些原因都可以归结为一点：作为个人，试图挑战规则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当今世界，是一个利益的世界，充满了各种纷争。在每个涉及利益的领域，需要博弈的陀螺转动起来。在利益纷争面前，公平博弈，最终达成妥协的利益是最大利益；大处如是，小处如斯，概莫例外。社会公平来自于博弈，而不公平依然存在，源自博弈的不充分。
每一个公平正义结果的获得，都需要利益双方或多方的妥协与博弈。人们之所以遵守象征着公平的某种规则，是因为这符合共同利益；人们不敢打破这个规则的根本原因则在于代价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