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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几个字，史蒂芬·福斯特（Stephen Foster）的那首歌就开始在脑子里肆无忌惮地回旋。
这是1986年初，我却想起了“肮脏的三十年代（Dirty Thirties）”
。很多年前，有一位议员就是这样定义那阴沉黯淡的十年的，我们将在本书中读到他的回忆。
为什么这会引发我们的回忆？《六点钟新闻报道》和最知名杂志的财经板块都在讲，通过政府的新闻稿来看，形势从未好转。即便是“繁荣年（boom year）”这个词也只是偶尔出现在标题中，权作一种乐观的预言。
没错，还有一些不大正式的警告严肃登场，都和“赤字”有关。除了这些通常无人相信的预言，没什么会让人失眠的事情。这个词比较晦涩难懂，会计才用得到。它同“饥饿”和“无家可归”完全不一样。这些让人不舒服的字眼总是出现在讲述“人情冷暖”的专题报道中，边上就是八卦专栏和戏剧新闻。
最开始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情况。先来看看股市。“股市再次上涨12点……将道琼斯工业指数推向新高，说明对未来经济增长和公司收益的乐观情绪依然高涨。”再来看看道琼斯指数。看看公司的广告，“责任”充斥其中。看看工商管理学院毕业生容光焕发的脸庞，他们煞有介事地拿着公事包，乘车赶往忙乱的办公室或是去更加忙乱的议院上班。
此外，还会不可避免地看到电视摄像机拍到的农民。你就知道这么一位：那是一个绝望的爱荷华人，杀死了自己的邻居，然后自杀。我记得一位银行小官员也曾遭遇这种事。这也不是他的错，他和杀死他的人一样心神错乱。这样的命运是他们自己不能左右的。
犹尼昂县拥有南达科他州最富庶土地。上个月，这里农场主住宅管理局（Farmers Home Administration）的一位年轻官员在自己的妻子、儿女及宠物狗熟睡的时候杀死了他们。随后，他去了自己的办公室，开枪自杀。他留下一份遗嘱：“这份工作给我很大压力，让我左边头痛。……”因为他是外地人，农场主住宅管理局显然认为比起南达科他当地人，他会更愿意以强硬的态度对待那些还不上贷款的本地农场主，所以将他派遣到本州各处去工作。
“我朝谁开了枪？”穆勒·格雷夫斯（Muley Graves）惊呼道。他是斯坦贝克（Steinbeck）笔下一个几近癫狂的“奥客”，被“拖拉机”赶离了自己的土地。镇上的银行职员回答道：上帝啊，我也不知道。他自己都快要疯掉了。
穆勒是三十年代的一个小农户。那个爱荷华人是八十年代的一个小农户。他们之间虽然隔了半个世纪，但导致他们穷途末路的原因却是一样的：还不起钱。
自大萧条以来，还没有个体农场主经受过这样的艰难与绝望。数以万计的人越来越消沉，正品尝着愤怒的葡萄。如果政府不施以援手，他们就会从别人那里寻求帮助。因此，身边总是不乏骗子的存在。
科尔尼，内布拉斯加州——在一间寒冷黑暗的粮食仓库里，二百个来自中西部的男男女女蜷缩在毯子底下，认真地听一个高个子男人讲话。他身穿黑色西装，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拿起武器保卫一无所有的农户。三十二岁的拉里·汉弗莱（Larry Humphrey）长相英俊，还带着点儿稚气。他说道：“基督告诉我们，他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当银行体系垮掉，亮出武器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事情。……人所周知的是，世界上的大多数银行都是犹太人开的。……”
在三十年代，乡下也曾弥漫着愤怒情绪，也曾出现过武装斗争，但两者是有差别的。“地方民团（Posse Comitatus）”和“雅利安国（Aryan Nation）”被当成小丑并有转移视线之嫌，让人从麦地里轰走了。人们多多少少知道根本原因之所在，但这种认识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已经不剩下什么了。三十年代的农户将矛头对准了华盛顿。
南达科他州的埃米尔·罗瑞克斯（Emil Loriks）回忆道：“在十到十一个州里，冲突一触即发。你几乎可以闻到火药的味道。当爱荷华的州长赫林（Herring）要出动国民警卫队时，米洛·雷诺（Milo Reno）说：‘等等！我不会让自己的双手沾染上无辜民众的血。’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让农民离开75号高速公路。那里可能聚集了上千人。雷诺在苏城召集了一次会议，来了大约三万农民。我们决定前往华盛顿，勉强接受它的一个农场计划。如果胡佛在1932年不发挥点儿作用，我们就遇上真正的麻烦了。”
当时和现在的区别：在三十年代，政府确认一项需求便施予援手；现在，政府看到一种表象，报之以微笑。拉里·汉弗莱看到一颗苦果，已经熟透，等待采摘。
芝加哥南郊区最近发布的一份公报显示，美国钢铁公司的南部工厂准备解雇六千人。这样一来，在岗工人只剩下一千名，也只是暂时在岗而已。这算不得意外。钢铁行业的人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重工业里又多了好几千个无事可干的人。
艾德·萨德洛夫斯基（Ed Sadlowski）是一名工会领导，他的祖父、父亲还有他自己都是钢铁工人。最近，他驾车载着我在工厂里转了转。我就像莱斯利·霍华德（Leslie Howard）在电影《伯克利广场》（Berkeley Square）里扮演的主人公一样，进入了另一个时空。这位英国人发现自己成了乔治四世的臣民。而我发现自己回到了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治下的日子。
烟囱不冒烟。空中也不再出现橘色的火光。停车场空荡荡的。不管你的视力有多好，连一辆雪佛兰或福特车都看不到。偶尔会发现一辆废弃的破旧老爷车，这样的画面也会让人想起三十年代。我们的座驾是方圆几里之内唯一在行驶的车辆。只看到一条流浪狗，不见人影。那天算不上很冷，事实上，天气暖和得有些反常，让周遭的一切显得愈发萧条。
那片街区的店铺也没什么生意，只有两三间木板条搭建的铺子。艾德指给我看一家成衣店，挂着“开门营业”的牌子。“老板下个月就要关门大吉了。”
南芝加哥加入了扬斯敦、约翰斯敦和加里的阵营。八十年代前后的钢铁城变得像三十年代的鬼城一样。最近，我在一家艺术电影馆观看了威拉德·范·戴克（Willard Van Dyke）1938年拍摄的纪录片《山谷之城》（Valley Town）。它向我们展现了大萧条时期的兰卡斯特（宾夕法尼亚州），冰冷死寂。一时间，时光仿佛倒流，我看到了萨德洛夫斯基的南芝加哥。
此去何往？下一站是何方？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在他著名的长诗里提出了这些问题。他呈现了一个群体的集体回忆，跨越了好几代人。他不相信一代人会完全失忆。现在，他会将他的诗重新命名为《人民，可能吧》吗？
起居室里的报纸越来越多，上周的、上上周的，捆得像流浪汉的铺盖卷那样。我能从中发现那些与牛市有关的标题。其中，一个与众不同的题目吸引了我的目光。发稿地，爱荷华州滑铁卢：“迪尔公司（Deere and Co.）将再解雇二百人，自10月以来，该厂已逾千人下岗。”文章引述了美国联合汽车工会（UAW）838分部丹·佩奇（Don Page）的一番话：“你总是在说情况不会变得更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丹·佩奇和总统先生似乎在不同的频道上，当然更不在同一个星球上。默多克新闻集团的标题积极正面：《辉煌重现》。子标题是：“美国正日益强盛——里根”。尽管《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不那么浮夸，但同样兴高采烈。
让我们回到那捆报纸。发稿地，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的涡轮发动机部门将在今年裁掉至少一千五百个工作岗位……”1974年，该厂雇用了两万九千人。到了1980年，这个数字降到了一万七千以下。
翻到漫画版块，是著名的《布鲁姆县城》（Bloom County）。作品采用的是旧图新画的手法，几乎不着痕迹。东方航空公司（Eastern Airlines）发布了一条很严肃的声明：一千七百名空乘人员将被裁减，留下的工作人员的工资将下调20%。运输工人工会（Transport Workers Union）则表示实际工资的降幅达到了32%。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 T）也发布了一项声明。它并没有出现在公司的电视广告中。演员克利夫·罗伯逊（Cliff Robertson）再也没有必要出现了。公司位于奥罗拉的工厂将把员工人数从四千裁减到一千五。就像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所说的那样，就是这么回事。
上周，就在我的办公楼附近，年轻人排着长长的队伍，绕着街区蜿蜒前行。起初，我以为他们是在等着买芝加哥熊队比赛的门票。一个街区之外，还排着一条这样的长队。这里大部分都是黑人，大约有两百号人。其中一个只有十九岁，告诉我他们都是来求职的。当天晚些时候，人事部的一位熟人告诉我一共只有五个空缺职位。
1931年，艾德·保尔森（Ed Paulsen）十九岁。他也是一名求职者，在旧金山找工作。“我早上五点起床，赶到码头区。在史倍克糖厂（Speckles Sugar Refinery）的外头，门外挤满了上千人。每一个人都很清楚这里只招三四个人。负责人带着两个保安出来说：‘我需要两个小工，另外两个下到坑里干活。’上千个人就像一群阿拉斯加犬一样去抢这几根肉骨头。最后只有四个人能得到工作。”
年轻的保尔森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和他同样命运的还有好几百万人。他搭乘货车，一半的时间都待在货车车厢里，仅仅只有立足之地而已。也许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或者鬼知道的什么地方，会有一份工作在等着他。
路易斯·班克斯（Louis Banks）是一位二战黑人老兵。他回忆道：“白人黑人都一样，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穷。所有人都很友善，睡在流民露营地里。我们有时候会让一名流浪汉四处转转，看看有没有哪个地方在招工。他会回来说：底特律，没工作。或者说：有人在纽约招人。有时候，一节货车车厢里会挤上十五到二十个人；有时会更多。还有女人，她们中的许多甚至会假扮成男人。唉，每个人都在搭车，满心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
十五年之后，《萨克拉门托蜂报》（Sacramento Bee）派出两名年轻的记者戴尔·马哈里奇（Dale Maharidge）和克尔·威廉姆森（Michael Williamson）启程上路。他们搭乘货车走了好几个月。长辈们曾向他们讲述过三十年代的事情。他们自己也研究了多罗西亚·兰格（Dorothea Lange）、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和其他人的摄影作品。他们看到了同样的面孔。威廉姆森说：“穷困潦倒的人看上去都差不多。”
他们也看到了挤得无法动弹的货车车厢。这些新的流浪者来自“铁锈带”、废弃的农场以及破产的小店铺。其中的许多人都曾投票给里根，因为“他让我们感觉不错”。现在，他们感觉不那么好，但很少有人怪到总统头上。他们讨厌被称作“失败者”，但现在别人就是这样叫他们的。在三十年代（至少回想起来是这样），他们被称作“受害者”。如果说当时和现在之间存在什么主要的差别，那就是在语言上。当时，在失意者面前，意气风发的人的言语透着不安，现在则是些微的蔑视。
一名流浪者说：“我不知道在美国贫穷也是违法的。”你知道在路易斯安那州在车里睡觉是违法的吗？你知道在波特兰在天桥下睡觉是违法的吗？你知道在劳德代尔堡从垃圾箱里找吃的是违法的吗？有人告诉马哈里奇和威廉姆森，那些垃圾箱里会投放老鼠药。
这并非像它看来那样令人吃惊。在三十年代，流浪是逮捕和拘留最常见的罪名。盗窃紧随其后。现在，根据联邦调查局（FBI）的数据，当工厂倒闭成为常态，盗窃和抢劫案件增加了一倍。
一位越战老兵带着他的妻子、两个小孩子和一顶帐篷四处奔波。他正在盘算一些自己难以接受的事情。“我他妈的努力去当一个好市民，之前从未干过违法的勾当，现在却想着去打劫那家7-11便利店。我不会为了给孩子弄口吃的，就去朝别人开枪。”
艾德·保尔森能理解他的想法。“在三十年代，每个人都是罪犯，真是该死！你总得活下去。从晾衣绳上偷衣服，从后门廊偷牛奶，偷面包。我还记得搭着一辆货车穿过新墨西哥州的图克姆卡里。我们短暂停留了一下。那里有一家杂货店，相当于现在的超市。我下了车，搞了些面包卷和饼干回来。那个男人贴着窗户冲我挥拳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激发了我们的狼性。你从别人那里抢东西，你不得不这么干。”
现在的报纸又在报道股市上又一个破纪录的日子。财经专栏欢欣鼓舞：“经济即将上交一份上佳的成绩单，让其他一切都只称得上‘平庸’。今年将比许多经济学家（其中一些在华尔街上班）愿意承认的要好上许多。”
唯有《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不那么乐观。它刊发了一篇封面文章《赌场社会》（The Casino Society）。在这篇令人惊愕的文章中，作者以与其他知名期刊截然不同的笔调写道：“不，这不是拉斯维加斯或是大西洋城。这是美国的金融体系。交易额已经远远超出支撑经济所需的数额。借贷（好听一点儿的话，可称之为杠杆）正在失控。因为期货的存在，人们无须拥有股票便可投机倒把，操纵市场。结局便是：金融体系从投资转向投机。”
这篇文章给未来敲响了警钟。假如阿瑟·A. 罗伯逊（Arthur A. Robertson）还在，他一定能分辨出丧钟的声音，至少能听出警告的意味。他是一个实业家，“一个清道夫。曾买下那些因为破产而被银行接手的企业”。他二十四岁就成了百万富翁。他认识市场上所有的传奇人物，这些人“将一只股票的价格抬到高得离谱，然后转手给毫无戒备的普通民众”。
“1929年，那确确实实是一个暗中搞鬼的赌场。为数不多的骗子从众多上当的人那里占尽便宜。交易就像是用昂贵的狗来换昂贵的猫。失去理智的金融市场让庞兹（Ponzi）看上去就像个业余玩家。一切都是赊账买的。”
西德尼·J. 温伯格（Sidney J. Weinberg）回忆起1929年10月29日那天，他惊愕地吹了声口哨：“那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华尔街的人也普遍觉得困惑。他们并不比其他人知道得多。他们觉得会宣布点儿什么。”我不忍心问他谁来宣布点什么，是埃米尔·库埃（Emile Coué）？是上帝？还是罗杰·巴布森（Roger Babson）？温伯格是高盛（Goldman-Sachs）的高级合伙人，同时还是总统顾问。
“不可能再出现经济萧条了，至少不会严重到1929年那种程度，除非通货膨胀失控，价格远超真实价值。没错，股市的深层反应会引发经济萧条。政府当然会立即回应——暂停交易。但在恐慌之中，人们会乱卖一气，不顾其真实价值。现在，拥有股票的人数超过了两千多万。当时，这个数字只有一百五十万。股市现在的跌幅要比1929年深。”
现在有一种政府行为，但不是温伯格所想的那样。1929年股市崩溃后制定的条规已经放宽了许多。对我们的银行尤其如此。
潘妮·乐培霓（Penny Lernoux）在作品《我们信银行》（In Banks We Trust）描述了这令人心寒的一幕幕。1982年位于俄克拉荷马州的宾州广场银行（Penn Square Bank）倒闭，这可能就是个象征，当时马克斯兄弟（Marx Brothers）和W. C. 菲尔兹（W. C. Fields）正当流行。这条小鱼在疯狂追逐高利息债务人的过程中，吸引了一群群更大的鱼。我们永远不知道大通银行（Chase Manhattan）、伊利诺伊大陆银行（Continental Illinois）和花旗银行（Citibank）有多侥幸才逃过一劫。因为太侥幸反而让人感到不安。政府救了它们一命，但与1929年帮助那些被大萧条击垮的银行所采取的方式截然不同。
罗斯福新政（New Deal）的监管机构因为里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而瘫痪，激进的银行业务（这个词是自由市场经济主义者所乐见的）成为常态。在营造出来的投机氛围中，银行成为了布鲁斯特（Brewster），慷慨地借出他们（我们）的资金，期望得到更丰厚的回报，结果是血本无归。
拉美国家是最大的债务国，欠着好几家美国银行的钱，数额高达3500亿美元。如果它们当中有一两个国家无法还上欠款（比如说巴西、阿根廷或墨西哥），就可能清空我们九大银行的资金。我们来谈谈恐慌，谈谈两三家或者全部九家银行的挤兑。
大卫·肯尼迪（David Kennedy）在多年之前被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任命为财政部长，三十年代初他曾就职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Board）。他表示：“1929和1930年，数千家银行倒闭。纽约有一家银行——美利坚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在它倒闭之前有两百家小银行破产。因为它的存款来自于这些小银行。”
潘妮·乐培霓得出一个结论：“这样下去的结局会让1929年就像是一场生日派对。”
但是，我们也经常听到不同的声音，告诉我们不管现在和当时有多像，未来根本没那么糟糕。詹姆斯·内桑森（James Nathenson）是芝加哥建筑商协会（Chicago Homebuilders Association）的前任主席，他和美国的现任总统一样看到了一个光明的未来。内桑森是芝加哥熊队的超级球迷，持有他们的季票。“如果熊队赢了比赛，我会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都当作芝加哥楼市的一个积极信号。”他指的是即将开赛的超级碗（Superbowl）赛事。（熊队当然赢得了比赛。）
幸好，这座城市（这个社会）有着沃尔特·佩顿（Walter Payton）的双腿、吉米·麦克马洪（Jim McMahan）的胳膊以及威廉姆·佩里（William Perry）的块头。别管南芝加哥那些不冒烟的烟囱和木板条搭建的店铺，别管那两百多个排着长队求职的年轻人，也别管什么历史。内桑森的乐观丝毫未减：“在芝加哥，一旦我们成为赢家，就会在生活中开始像赢家那样去思考问题。如果成了输家，我们的态度难免会染上失败者综合征。”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也说不出比这更精辟的话。
有很多人起先像“赢家”一样思考的人，直到突然有一天变成了输家，令人猝不及防。他们的说法会出现在下面的章节中。西德尼·温伯格回忆道：“就像是晴天霹雳。”风向标是被拆除了吗？暴风雨来得征兆全无？我们是否从之前的痛苦经历中吸取教训？对有些人来说，这经历仿佛就在昨天；对另一些人而言却像是过了好几个世纪。一位年轻姑娘的祖父母曾向她讲过大萧条时候的事情，她说：“对我来说就像童话故事一样，有点儿像睡前讲的那种故事。”
吸取了教训？就像那个站在法官面前的醉汉，当被问道是否承认有罪，他的答复就是：保持缄默。
我们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但在回忆中可能是最穷的。也许过去一个时代的幸存者的记忆可以用来提醒他人或者他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