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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艰难地流浪，
我以为你知道的。
我一直在艰难地流浪，
离开家乡，走在路上……
我曾被扔进一间硬石监狱，
我以为你知道的。
我曾在外晃荡九十天，
沿着那道路一直向前。
那可恨的老法官对我说：
你这是九十天的流浪。
老天，我一直在艰难地流浪。
——伍迪·格斯里（Woody Guthrie）
1926年，他十四岁。从那时候起，他就开始在各个州晃荡——“搭上货车”穿越各地。“我总是会回到南达科他的家。我的姐姐和姐夫有一块很小的农场。那是让我放松休息的地方。我曾在那里打过半职业的棒球赛。你知道我的对手是谁？萨切尔·佩奇。他为俾斯麦队效力。我放过牛，一个月十块钱。待在那里我总是心有不甘，老想着要去洛杉矶或者旧金山这些地方闯一闯。”
“所有人都在谈论1929年的股灾。不过这里是西部小镇，我们并不知道发生了股灾。股市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啥都不是！在蒙大拿州的卡特班克，谁的手上会有股票这种玩意儿？如果将当时的时局比作一场艰苦异常的乒乓球比赛，农民就是那颗球。”
“1930年，我读完高中，走出校门，过上了这样的生活……”他在华盛顿摘过苹果，在洛杉矶“兜售床单”，在沿海地区做过养路工。“日子越来越难过。我们不知道怎么在城里挨下去。大家都很害怕。施粥处排满了长龙。我们不知道要怎么站到领粥的队伍里去。我说的我们包括我的两个兄弟和我自己。我们没法想象自己变成那样。我们有着中产阶级的想法，只是我们的收入算不上中产。”（笑）
“1931年，这种生活在旧金山告一段落。我打算在码头上谋一份差事。我有着运动员的块头，强壮结实，不过这没啥用。那个时候，如果想在标准加油站（Standard Oil Service Station）找份工作，你得有大学文凭。当时的行情就是那样……”
我早上五点起床，赶到码头区。在史倍克糖厂（Speckles Sugar Refinery）的外头，门外挤了上千人。每一个人都很清楚这里只招三四个人。负责人带着两个保安出来说：“我需要两个小工，另外两个下到坑里干活。”上千个人会像一群阿拉斯加犬一样去抢这几根肉骨头。最后只有四个人能得到工作。我只是一个啥也不会的小屁孩儿。
于是，你一路晃到贫民区。那里有几千号人。有人站在筐子上，发表一些跟经济有关的奇谈怪论，大话连篇，不知所云。十一点半左右，真正的头儿会取而代之。他们会说：好啦，我们现在要去市政厅。市长安吉洛·罗西是个衣冠楚楚的小个子，穿着昂贵的靴子和紧身背心。我们在楼梯上吵吵嚷嚷。最后，市长会出来露一面，但啥也不说。
我还记得人们提出来的要求：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家人有栖身之地，我们要食物、杂货，诸如此类……在那里提要求的有一半是黑人。当时，旧金山黑人并不多，但他们都相当谨慎。那些头儿们总是让队伍中有白人也有黑人。
对于还是个孩子的我来说，这实在是勇气可嘉。因为你很清楚这个社会根本就不会满足那些要求。他们要求那些空置的房屋敞开大门，让他们的家人有个体面的住处。但你也知道社会不会屈从。一切都会落空。
这个队伍有四个街区那么长，塞满了整个路面。大家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居然有人在街角向这些身无分文的人兜售苹果。（笑）
这些家伙开始大声嚷嚷，几匹马踱了过来。当时马上都坐着警察。接下来，有人开始打斗，最后出现了伤亡。那天死了三个人，还有人受伤。场面变得混乱起来，这些家伙随身带了大理石子儿，他们把石头扔到街面上。马儿脚下趔趄，四处打滑。这让警察很恼火，态度也强硬起来。
当时就是这种没用的抗争，不知道为什么你自己也压根觉得不会赢。我们天生觉得自己会输。那群人就是这么想的。许多人会回到救世军那里。当时是一点钟，大家都很饿。我们的脾气都很温和。很多人都有孩子，80%吧。他们之前有过工作，并不想把这个社会搞乱。他们只是想工作，他们只是不能理解。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你看报纸，听小道消息，听说有人准备盖栋楼。
于是，第二天早上，你五点起床，赶到那边。你之前听到了招工的消息。那里有三千个人，木匠、水泥工，还有懂机械和其他各种东西的人。这些人一直相信工作会越来越多。事实却是越来越多的人在抢越来越少的工作岗位。旧金山正在慢慢停摆。一点儿变化都没有。
我们一直想出海，不过手头没票。哦，我都去过那个码头一千次了。那里曾经可以看到很漂亮的老客轮，它们要开往夏威夷。你可以听到乐队在演奏《再见》，站在那里的所有人都在流泪。好像你在跟出远门的人道别，其实船上的人你一个都不认识。（笑）
社会并不会让我们觉得不安。我们只是有些不明白，但并不生气，也不会觉得上当受骗。我们不会说到造反，只会谈论工作。
我们只是在小镇上读过高中。在媒体看来，这可算不上知识分子。世道艰难，你的生活环境就是这样。1934年，我去了洛杉矶，遇到了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直到那时，我才开始感觉到一股激情。如果问我是什么时候开始问：“这他妈究竟是怎么回事？”就是在我无意闯进厄普顿·辛克莱演讲集会的那次。那是1933年或1934年的冬天。就是这个小个子、穿着粉白衣服的人就站在那儿演讲，他可能是你见过最不像激进分子的家伙。你原本觉得他会戴着夹鼻眼镜，头发蓬乱。他的听众主要都是些普通的小职员。
他说成堆的橘子和木头闲置在一边……他们把橘子和苹果堆成一垛，浇上汽油，放火烧掉。蔬菜和其他东西都被毁掉了。后来，联邦政府宰杀销毁猪崽，大家都哭得很厉害。它们本应该看看当时加利福尼亚的样子。这一切都是为了不让价钱掉下来。
辛克莱的主张是把没使用的资源分给失业的人。这对我的震动很大。让挨饿的人有东西吃，这很有道理。我得到了一份工作，在他的竞选活动中和四重唱组合一起唱歌。
如果在这段时间里，有谁一直与我们为敌，那就是退伍军人协会。其成员主要是本地人。对于到处流浪、不顾后果、饥肠辘辘的人来说，这些人就是他们最险恶的敌人。在我去过的每一个地方，“胡佛村”都遭遇了突袭。这伙人戴着那种该死的帽子。他们拿着棒球棍，将这些可怜的人从铁路货场附近的树丛中赶出来。即便在我生活的小镇上，也是一样。我读高中的时候就和他们干过一仗。这帮人一直以来就在祸害我的生活。
他们是那种保守、狭隘的家伙，一直过得不错，像是商人、店主、地主。现在，他们陷入困境。这些人对这个小个子的州长候选人很不友善。他们拿着棒球棒和棍子跑到他的会场，把人群驱散。有一次，我们在圣费尔南多谷唱歌，这些人袭击了我们，把我们打得够呛，差点就不能活着离开那里。
在辛克莱竞选期间，我经常跑去图书馆，拿起之前从未读过、从未听说过的书。每天早上要去找工作，十一点的时候无功而返，就一头扎进图书馆。如果说我受过真正的教育，就是在那里。
那个时候，罗斯福是总统。还有什么全国复兴总署（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简称“NRA”）……当时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让我们根本摸不着头脑。人们谈论的是限价等话题。一个非常奇怪的世界，但对我们来说都无所谓。我们兄弟三个，找到一列货车，一路搭到波特兰。他俩找到一份工作，修邦纳维尔水坝（Bonneville Dam）。沿河的风光非常漂亮。天气好的时候，坐在货车顶上，就可以看到很美的景色。
我们到了无业游民的集结地。因为那晚要到十一点钟才有火车，我们就在一家廉价的小饭馆里待着。这时走进来一个西班牙妓女和一个黑人妓女。她们每人点了一份汉堡。老板说：“我不卖给黑鬼，滚出去。”那个西班牙姑娘又返回来点了两个汉堡。老板一边嘟囔一边热了两个汉堡。那个黑人姑娘走了进来。老板俯身到柜台下，拿起一件黑色夹克。他把衣服冲黑人姑娘甩过去，正打中她的头，嘡的一声响。老天！我以为那个姑娘被打死了。她呻吟着，摇摇晃晃地从凳子上摔下去。老板飞快地绕过柜台冲出来。我伸出脚绊了他一下，他摔了个狗吃屎。两个姑娘趁机跑了出去。不然，他会杀了那个黑人姑娘的。我们也离开了那家店。我们在半夜搭上一列货车，在凤凰城下了车。这个小镇一点儿都不友好，我们还是走掉为妙。
这是一列运橘子的货车。我们待在冷藏车厢里。目的地是堪萨斯城。火车跑得飞快，我们的日子可就不那么好过了。我们穿过铁丝网去吃橘子，拼命补充维生素。（笑）一路走下来，酸酸的橘子汁让我们的嘴巴像烧着了一样，牙齿也都酸倒了。我们在堪萨斯城下车的时候，嘴巴都快合不拢了。
那天晚上，我们在开往堪萨斯城的火车上。每次停车的时候，都有黑人上来把煤扔下去。你能看到下面有人把煤拢在一起。你能看到铁路警察态度很糟糕。
哈尔和我坐在车厢顶上，那是一个相当美好的夜晚。突然，我们看到一个铁路警察，他手里的电筒足足能照到一千英里以外。嘭！嘭！他开枪了。我们听见子弹打中车厢的声音。嘭！就像这样。我举起双手，朝亮光的方向走过去。哈尔跟在我后面。那家伙说：“下来！”我说：“我下不去，老天！”这玩意儿每小时能跑五十公里，也可能更远。他说：“跳！”我说：“我做不到！”他说：“转过去，朝前走！”他让我们在火车顶上朝前走。那里有一节无盖车厢，大约八英尺高。他说：“跳！”我跳了下去，跌进湿沙里，沙子没过了我的膝盖。
后来我们到了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小镇——比阿特丽斯。当时是早上，我都快冻僵了。冻得半死的我们爬进沙箱。我们把自己弄干，慢慢暖和起来，又回到火车上。晚上，我们到了奥马哈。突然之间，我们的火车被佩带着手枪的警察围住了。其中一个家伙说：“到卡车上去。”我问：“为什么？我们什么也没干！”他说：“不是送你进监狱。你们要去的地方是流民营地。”
他们把我们一路拉到了一间老旧的部队仓库。他们给每个人登记，再放进去，脱掉你的衣服，涂上去虱剂，让你洗上一个澡。当时已是半夜。洗完澡出来，看到很多吃的，有炒鸡蛋、培根、面包、咖啡和吐司。我们美餐了一顿。实在是太棒了。我们到楼上去睡觉。是那种上下铺，床单、牙刷、毛巾和其他东西也都准备好了。我在床上坐下来。我没法告诉你那感觉有多好。我们简直以为自己进了天堂。哈尔还很年轻，只有十七岁。他说：“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我说：“我也不知道，但它肯定是个不一样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社会服务工作人员面前。当时，已经有上千号人在那里。他们有的在打棒球，有的在刷墙；其中有流浪汉，有乞丐，还有在路上流浪多年，愤世嫉俗的粗人。这里就像是个游乐场。真是不可思议。
通过一名社会工作者，他在全国青年总署（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得到一份工作。上班的地方在南达科他州阿伯丁的一所很小、没有供暖设备的大学里。“然后，我的好日子就开始了。”
“罗斯福上台之前，联邦政府和你的生活没什么关系。除了邮政局长，几乎没有地方代表。现在，你认识的人在政府里工作。就是普通老百姓，或者住在街角的那个家伙。”
“对保守而狭隘的小镇居民来说，欢迎和憎恶这种变化的人各占一半。它产生的影响立竿见影。在阿伯丁，当地人是反对的。但他们又很开心看到绿色的救济支票兑现成钞票。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会破产。这件事不能一概而论。罗斯福的新政干涉到了他们的生活，对此，他们咬牙切齿。同时，他们又得靠此生活。小镇居民就陷入这样的矛盾中。”
全国青年总署拯救了我的生活。我可以很容易地在联合国得到一份工作，也同样容易被扔进新新监狱。只是碰上了好运气而已，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是罪犯。你偷东西，你坑蒙拐骗。你总得活下去。偷晾衣绳上的衣服，偷后门廊上的牛奶，偷面包。我还记得搭火车经过新墨西哥州的图克姆卡里。我们短暂停留了一阵子。那里有个杂货店，就是那个时候的超市。我下了火车，弄回来一些面包卷和饼干，店老板隔着玻璃冲我挥舞着拳头。
这不是什么大事，但它把人搞得跟土狼一样。你是个掠食者。你不得不这样。土狼很狡猾。它看起来胆子大得要命，其实外强中干。它会跑，不过一旦被困得无路可走，它又会拼命。在我长大的地方，它们是遭人恨的，因为它们吃羊。它们还会咬死小牛犊，跑到鸡圈里。总之，是很讨厌的东西。可是，如果不这样，它们要怎么活下去呢？它们不像狼那么强大，个子小小的。它们的生活环境很糟糕，经常被狗追着跑。它又不像狐狸。土狼是大自然的受害者，跟人一样。在三十年代，我们就是土狼，失业的土狼。
不，我并不觉得大萧条是什么可贵的经历。幸存下来的人们依然活在它的阴影里——那段艰难的日子留下的阴影。
影评人，纽约人。
我生平第一次目睹暴力事件是在内河码头。人们的那种愤怒啊，直到最近我才在费城再一次感受到。这次是爆发在警察和黑人小孩之间。
愤怒的人总是在大声嚷嚷。他们手里拿着武器，因为别人而生气。当时，我坐在车里，和父亲一起。我曾经见过领救济面包的长队，队伍里的人都是低眉顺眼的。但这次的不一样。小女孩通常不会见到这个，尤其是学究家庭出来的爱读书的小姑娘。
这可能是旧金山大罢工的前奏。我不确定。那时就像是新闻封锁了，浑身的无力感。
家里特别有钱的孩子都被送到了半岛上，避免受到伤害。富人们觉得会爆发一场革命，搬到了城外。
我妈妈经常在后门给那些饿着肚子的人东西吃，邻居们很生气，他们说这样会招来更多人。她该怎么做呢？妈妈说：“我还是会给他们吃的，除非东西都吃光了。”直到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人们对那些人所怀着的恐惧情绪。当时，我们家里没有这种恐惧。
我理解我的邻居们为什么会害怕。她们的生活当中一直伴随着家庭暴力。每个周六的晚上，她们都会被自己的丈夫打一顿。你可以听到她们的尖叫声。因此，她们害怕所有的男人。我的爸爸从未打过妈妈，这一点我很确定。在我们家里，没有暴力，所以我们并不怕那些陌生人。
“我是个清洁工，打扫这座城市。我的收入很稳定，一个月发两次钱。我老婆有一份独立的收入。这就是我。”
“因为大萧条，情况有点儿变化。我觉得自己是只老猫，家里的生活全靠着我。虽然我不喜欢这份工作，也没有胆子换。因为我已经在这行干了太多年，是老资格了。”
“我不跟潦倒的人一起混。当你和成功的人在一起，可能会沾点他们的好运；如果和那些失意的家伙一起，他们的霉运也可能传染给你。所以，我就是个势利眼，怎么着吧！”
我爸死后，我妈就经常出入地下酒吧，下盲注，在啤酒馆晃荡。后来又嫁了几次。
1928年，我开始工作。大萧条的前一个星期，我丢了工作。我想要的东西我都有。我想要的不多。我的人生理想就是做个流浪汉，这个倒是没做到。（笑）
1930年，我继父有了这间公寓，在这里开了个地下酒吧。我们隔壁住的是黑社会。在我们社区，没人喝私酿的烈劣酒，我们只喝精酿酒。我的继父会在（芝加哥）南区兜售私酿酒。
这些私自酿酒的人让燃气公司的人用三英寸的管子接到燃气总管上，利用公司的工具偷接燃气。那些公司的人也是拿了钱的。他们把管子接到总管上，然后牵到二楼，放个炉子在上面。他们放一个一百加仑的蒸馏器，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停下来也只是为了换一批新的原料。
邻里之间也彼此照应。像我有个朋友，他爸爸开了个小酒馆。他在一家公共事业公司上班，修电表。小区里日子越来越难过。每个人都在偷燃气，偷电，偷一切可以偷的东西。很多人家都卸掉了电表。于是，他就在小区里为大家在电表上安装跳线。他警告他们：如果看到有人爬到电线杆上装电表，就告诉他。电力公司的人来了，装了一个电表。他就爬到电线杆上，在电表上装了根跳线。
整个社区的人都会配合？
没错，对付公共事业公司。对社会工作者也是一样，他们也是敌人。只要有人看到社会工作者在附近巡视——看得多了都能认出来，就会把消息传开。如果有人在聚会，有人在吃东西，或者是有老人在兼差赚点儿小钱，他们就会彼此掩护。
在那些黑社会住的地方，有成桶成桶的麦芽浆。有一天，我继父喝醉了，他喝醉之后就疯疯癫癫的，爱跟人吵架，然后被关起来。那些家伙就问我妈能不能把他干掉。我妈说：“不行，我还没给他买保险呢。”
我们的地下酒吧，门面是糖果店，那只是个幌子。警察没有为难我们，他们只会勒索那些黑社会的家伙。他们忙着从这些人手里捞钱，这可是大买卖。他们会拖走两卡车的私酿酒。五加仑装的酒罐，通常会少一夸脱。即便是一加仑装的罐子，也会少上四盎司。他们从来都是短斤少两。当时都是这样。他们就是一群骗子。
你贿赂过这些黑社会吗？
没有，我们通过这些人的门路买东西。我们买酒。这种私酿酒显然是为了卖到南区，卖给黑人的。这些黑社会有很大的地方用来酿酒，约莫八间屋子。他们常常会停工，不过也没那么频繁。因为有警长关照。他们不会贿赂来巡逻的警察，通常是给他一杯酒完事。不然，就得花更多的钱。如果一个人知道了，他就会告诉所有人，他们就都会牵扯进来。所以，他们只贿赂警长，他就不会来找麻烦。
我们被突然检查过几次，但他们从来都找不到酒。我妈有一个很妙的花招。她在墙上钉一颗钉子，挂上一罐酒，然后在外面搭上帽子和外套。这样，警察怎么都发现不了。
有一个女人也用糖果店当门脸。一个警察开始往她这儿跑，态度很好。她晓得他是想要贿赂。于是，她准备了一瓶酒。警察劝她把酒卖给自己。然后，他逮捕了女人，把她送上法庭。警察说：“我买了这瓶酒，足有半品脱。”女人说：“你怎么知道这是酒？”警察喝了一大口，又吐了出来。是尿。案子被驳回了。
我们住到这儿之后，成立的凯迪拉克——敞篷车——车队也往这儿跑，车上有枪身锯短的猎枪。他们不是要拉我们入伙，就是要钱。四十美元。我妈那天手里没钱。她只有等顾客上门后找他们借，花了三个小时才把钱凑够，给那些家伙。
后来，禁酒令在1933年废除。酒的价格从一加仑四十块降到了五块。有一段时间，八块是标准价，五块是最低价。
我不想再这么过下去。不管怎么样，得找份工作。工作一天七美分，午饭揣在兜里。不管你信不信，我在等电车。一辆卡车要开出城去，它的后挡板掉了，我跳了上去。这一走就是六个月。这可能是1931年的事，胡佛还是总统。我一直待在卡车上，直到它不再往前走。当时，刚好有列货车经过。
我有七美分，不过午饭让我给吃了。我买了一盒布尔·达勒姆（Bull Durham）烟，但我需要吃的。我发现了一个流民营，在那里吃了点儿东西，从流浪汉那里学了些小把戏。
那个时候的货运列车相当不错。当火车停靠在一个小镇上，无业游民们下车，镇上的人口要增加两倍。所以，许多人都搭货车。女人也是一样，很多女人甚至会扮成男人的样子。
我碰到了几个自称教授的人、炸保险箱的小偷、熟练的技工，各色各样的人。好多流动工人也在流浪。这些人通常都有点儿钱。当他们做完一份工，拿到钱，就去饮酒作乐，兜里的钱就被偷了。他们不喜欢农民。有很多农民被埋在了那里。
我说的是在西部修胡佛水坝（Hoover Dam）。混凝土里有很多农民的尸骨。他们就把农民推进去。他们不喜欢农民来抢工作。唉，当时流浪的人中也有一些坏家伙。
过去，流浪汉都有自己固定的活动范围，就像牧师和推销员一样。好些镇上的人都认识他们。他们知道一些条件好的监狱，可以进去过冬。他们还会拉帮结派，不让外人轻易加入。如果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们都很喜欢，就会把他拉进来。当时有很多同性恋的事情——色狼、阿飞，什么人都有。我曾把一个家伙推进河里。也不晓得他有没有爬起来，因为我跑了。
传教士一直都有。你听布道的时候，他们向你灌输些东西，之后你该怎样还是怎样。这些传教活动都挺可怕的。我只是想休息一下，所以参加了。偶尔也会有人皈依，开始信教。他们会逗留一阵，只为了有个地方待。一旦兜里有足够的钱买酒，他们就会去喝酒。
如果你够幸运，买到一包烟，比如骆驼牌的，你会把它藏在袜子里，然后把布尔·达勒姆牌的放在衬衣口袋里。这样，那些没有烟的人就只偷得到布尔·达勒姆牌的烟。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惊到我了。我是说比方他们正在抽烟，公交车过来了，他们会把没抽完的烟扔了。我不会。我会把烟掐灭，放进口袋里。有段日子，我经常坐巴士四处走，一天在口袋里找到了六个烟屁股。我把它们放进烟灰缸里，万一哪天烟抽光了呢。
当地人一点儿都不关心流浪汉，不喜欢他们。总是有人在流浪，在你家后门讨东西。
他们知道去敲哪家的门吗？
不知道，这像是只有老流浪汉才能破解的密码。如果它还有用，就不会让新来的人知道，那些最近变穷的人。
有时候天气好的话，就睡在农田里。有一次在北达科他州，我只有一张地图可以盖在身上，另一张地图垫在身下。早上醒来，地图上都结了霜。不过没关系，我就这么睡了。不过，我现在可遭了罪，关节炎。
“我七十一岁了，还能游泳。”
那时有很多乞丐，他们跑到你家后门，说肚子很饿。我不会给他们钱，因为我自己也没有。但我会让他们进屋，坐在厨房里，给他们点儿吃的。
有一次来了个人，正好是圣诞节前。我老公有一套特别好的西装，量身定做的。黑色的西装，带细条纹。他把这套衣服放在了一边，我以为他不是很喜欢。我就对那个人说：“你的衣服破得不成样啦，我可以送你一套西装。”于是，我把那套衣服给了他。
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我老公要去守灵。他问：“我的那套好西装呢？”我说：“啊，孩儿他爸，你从没穿过那套衣服。我……呃……它已经不在了。”他问：“它在哪儿？”我说：“我把它送给一个穿破烂衣衫的家伙了。可是，你还有三套西装呀，他一件都没有呢。所以，我把衣服送他了。”他说：“孩儿他妈，你可真是太过分了！”
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到了我家后门，他长着白胡子，像个哲学家。那是个非常有魅力的人，可能有六十多岁了。我跟你说，他长得特别像圣尼古拉。我给他吃了一顿好的，热乎饭。他说：“给我支铅笔，还有纸，我给你画张画吧！”于是，他开始画画。他真的非常好，是一个艺术家。
（笑）有一个家伙跑到我家门前，我在他身上闻到了酒气。他说：“你能不能给我几件衬衫，你丈夫的旧衬衣？”我说：“噢，非常抱歉。我丈夫只有旧衬衣穿，真的。他现在只有这些，正穿着呢。”他说：“夫人，如果我再搞到几件，我会回来还给你。”我说：“得了吧，你先顾好自己再说。”
还有一个，我也闻到了酒气。他想跟我要点儿钱。我说：“你饿吗？”他说：“我什么吃的都没有，我想要点儿钱去买吃的。”我说：“我来给你做个好吃的三明治吧！”于是，我给他做了个三明治，配上蛋黄酱、鸡肉和生菜，一个双层三明治，包在蜡纸里。他狠狠瞪了我一眼，沿着巷子走开了。我看他走过了两三个门，然后把三明治扔到了路上。
我记得有人在我们的公寓做了记号。他们有记号，用粉笔或其他什么做的真正的记号。你可以在靠近后门廊的砖块上看到这些记号。有个记号写道：老兄，你在这里会有点儿收获，不过不是什么都要得到。我们有时在小路上玩，会听到有人说：“这儿有一家。”他们不会跑到邻居家的台阶上，因为他们什么也要不到。但是，我们家被做了标记。他们从芝加哥来，来到这里敲我家门，他们知道自己总能要到点儿什么。不管那记号是什么意思，它们当中的一些有点儿像“X”。他们在说：“你从这户人家要不到钱，但能吃上一顿。”我妈妈对人特别热情，对谁都是一样。
他躺在一家老兵医院的病床上，兴奋地跟我说着话，滔滔不绝……
“我们家在阿肯色州的麦吉希有一块小农场，很有些年头了，种棉花。到芝加哥的时候，我还是个又瘦又小的孩子。我参加过有偿拳赛。大人的比赛结束之后，就轮到我们上了。”
十四岁的时候，我在五大湖地区工作，一个月赚四十一块五。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了不起的大厨。但是，当时的日子很不好过。那是1929年。我从早上五点一直干到晚上七点。洗盘子，削土豆皮，搬运沉得要命的垃圾。我们打算到底特律去。
他们睡在码头上，喝得醉醺醺的，第二天可能就死掉了。我曾见过尸体漂在河面上。他们因为一无所有，就跳河自杀。黑人白人都有。
到了发工钱的时候——我每隔两个星期去领二十一块，回来后得想想下一步去哪儿。因为在这儿会被打劫。我有一个工友，叫史考特，在这儿烧锅炉。他想寄点儿钱回家。他特别卖力气，总是汗流浃背，后来肚子被烧伤了。我特别难过。那些人把他弄死了，扔到河里，就为了从他身上拿走十五还是二十块钱。就算是为了半毛钱，他们也会去偷，去杀人。
1929年，日子特别不好过。我成了无业游民，到处流浪，讨个几分钱去换东西吃。我到铸造厂找工作。他们没要我，因为我的肤色。还有一次，我去了萨吉诺，除了我还有两个白人。那两个人都被录用了。我又回到街上流浪。这给我的打击特别大——种族歧视。
四处流浪的时候，我会躺在铁轨边上，直到看见有火车开过来。我的口袋里总是揣着一瓶水，一条胶带或是旧布，免得瓶子被打碎。此外，还有一块面包，这样我就不会饿着。我整天整夜都在车上，大太阳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在火车车皮顶上坐了四天四夜，到了洛杉矶。我们一路坐的都是圣达菲铁路公司的车。我当时特别难受，太饿了，身体又虚，神志都有些不清了。我看见蛇在烟雾中慢慢爬过。我不停地说：“老天爷，帮帮我！老天爷，帮帮我！”车上还有个流浪汉，白人，叫卡拉汉（Callahan）。他的块头很大，看上去像杰克·邓普西（Jack Dempsey）。他用手紧紧箍住我，把腿缠在我身上。不然，我就要从车上掉到一块玉米地里去了。我病得跟条狗一样，一直到我们到达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
白人黑人都一样，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穷。所有人都很友善，睡在流民露营地里。我们用一口大锅来煮吃的东西，把卷心菜、肉和豆子混在一起。我们坐在一起，搭个帐篷。大约有二十五到三十个人在外面，待在铁路边上，白人黑人都有。他们没娘，没有姊妹，没家。他们脏得不行，穿着工装裤。他们没吃的，什么都没有。
我们有时候会让一名流浪汉四处转转，看看有没有哪个地方在招工。他会回来说：底特律，没工作。或者会说：有人在纽约招人。于是，我们动身去纽约。在火车上可以看到我们的人，十到十五个人。我听到其中一个在大叫。他掉下车，死掉了。他当时想下车，他以为自己到家了。他听到了一个声音。（他模仿火车的汽笛声，缓慢、悠长，充满忧伤。）
之后，我看到了一个铁路警察，白人警察。他们管他叫“得州瘦子”。不管在什么火车上，他都会开枪把你打死。我们从俄亥俄州的莱马出来，那里有个“莱马瘦子”。如果他在车上抓到你，也会把你打死。无论你上的是运羊，还是运别的东西的火车。他不会叫你下车，而是直接开枪打死你。
我在全国各地都坐过牢，和其他犯人锁成一串。在佐治亚州就是这样。就因为在火车上流浪，就因为无家可归，我不得不摘了四个月的棉花。他们把我放出来的时候，就给我三十五分钱，还有两条工装裤。1930年，大萧条的时候，警卫就那样把我从火车上带下去。那时候是夏天。先生，没错，他们就给了我三十五分钱。
我去敲别人家的门。他们会说：“你想要什么？我要报警啦！”警察会把你扔进监狱，就因为流浪。他们会让你挤奶，干上三十天或九十天。在威斯康星州，他们会做同样的事情。亚拉巴马州、加利福尼亚州，不论你去哪儿，都是一样。我什么都没干，却总是在牢里待着。
人们不得不四处流浪，离开老婆，离开老娘，离开家人，只为了弄点儿钱活下去。但他会想着亲爱的妈妈，想给她寄点儿钱，怕她挨饿。
我当时觉得很没脸。我离开家是因为没工作。我说：“我到外面闯一闯，去找份工作。”但老天爷不帮我，什么活儿也没找到。我不想她们看见我脏得要死，穿着破衣烂衫的样子。我的胡子也没刮。我不想给她们寄相片。
我在信里写道：“亲爱的妈妈，我过得很好，希望你一切都好！”那时我在洛杉矶，睡在石阶下面，身上盖着几张纸。这里是贫民窟，黑人住的地方。可是，我的娘亲啊，她会说：“哦，我的儿子在洛杉矶，他过得相当不错呢。”
我和一群流浪汉混在一起，喝很差的烈性酒，有时候两三天都吃不上东西，因为病得太严重，吃不下去。我没死掉，这可真是个奇迹。但我相信上帝。
我去了洛杉矶的一家医院。那里的人问我：“你住在哪里？”我说：“流民救助中心，请送我回家吧。”警察会说：“好，把他扔到牢里去！”我因为流浪在牢里待了三个月。在我流浪期间，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牢里。一待不是三五天，而是两三个月。因为我们是免费的劳力。摘水果，摘棉花，然后再放你走。
我干过十五到二十份工作，哪份都不好做。从早上六点一直干到晚上七点。切肉、做饭、洗盘子、打扫卫生。就像你在一头扔了球，再一路跑过去，到另一边去接球。你就是个“万金油”，什么都得干。白人厨师一周的工钱是四十块，我只有二十一块，他干的我都干，他不干的我也得干。穷人的日子不好过。有钱人就靠着穷人生活。
当我还是个瘦小的孩子时，在阿肯色州摘过棉花，我看见了我的爸爸。他当时要工作整整一天，工钱只有两块钱。他给我们买上一块咸猪肉，一袋子面粉。那就是阿肯色州的麦吉希。
要知道，为了那一袋子面粉，他一天要摘上两三百磅的棉花。在大太阳底下，还可能被蛇咬。他的所有家产就是一间小房子，一个装水的桶。1930年，我曾去那儿看过他。我不想再流浪了，就跑去看他。我爸爸头发都白了，没有银行存款，也没有“蓝十字”。他什么都没有，一直工作到死。（流泪）还有个白人，就在那里开着辆拖拉机……这些就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但那是1930年。
1933年，芝加哥举办世界博览会。有一家大酒店招了些黑人当服务员。在接下来的十到十五年里，白人服务员都比黑人赚得多。我当时在北区的一家酒店里当服务员，那里有很多流氓。现在，只有一些高级酒店才招黑人做服务员。不过我想，在一些小旅馆里，可能也有黑人服务员。
1935年之后，世界博览会之后，工作的情况稍微好些了，你可以找到洗盘子、帮人拿行李的工作。
我给公共事业振兴署干过活，工钱是二十七块五。我们的工作是挖了一条大沟，再把它填上。你觉得自己是个有钱人了，你可以买套衣服。在那之前，你就想要有点儿钱，但就是一个子儿也没有。孩子们都没衣服穿。我的小侄女和我自己的孩子都只能穿传下来的旧衣服。你不能偷东西，要是偷了东西就得进教养院。你没日没夜地工作，最多能赚十五块。我的小孩都是在大萧条期间长大的。一堆拖油瓶……日子难过。
在大萧条期间，你曾经感受到善意吗？
没有，除了救了我一命的流浪汉卡拉汉。如果不是他在火车上帮忙，我早就死了。在流民露营地，大家对彼此也不好，没有朋友一说。每个人都愁容满面，一脸苦相。真是可悲。
要打仗的时候，我参军了，特别高兴。我知道自己安全了。我穿上军装，对自己说：“现在我可算安全了。”我有钱拿，有饭吃，身边有一群人。我知道在街上瞎混或流浪的时候，分分钟都可能被人弄死。
我喜欢待在部队里，因为在外面我破衣烂衫，也没有工作。现在穿上美国军装，有东西吃了，我特别高兴。我一点儿都不在意那些吓到我的步枪。在部队里，我不会在火车上被人打死，我也不会饿肚子。每次敬礼，看到周围那些好样的美国士兵，我都觉得特别自豪。我也是个好样的兵，拿过五枚勋章。现在，我宁愿待在部队里，也不想大萧条再来一次。
附记：康复之后，他回到在芝加哥一间高级酒店的工作岗位——在洗手间做服务员。
“我在达科他州和蒙大拿州的时候，经过卡斯特将军（General Custer）最后的据点——小大角时，我在那里写下了我的名字。是的，先生。因为这个记号，这些记忆就会一直在那儿。就是这样，先生。”
那个时候，她住在得克萨斯州西部，做厨子。
当流浪汉上门来讨吃的，南方的白人通常都会把他们赶走。如果来的是黑人，她们就会给他吃的，甚至会给他钱。她们会问：“你抽烟吗？吸鼻烟吗？”抽的，夫人。吸的，夫人。她们对黑人不错，但这种好让人不开心。对跟自己一样肤色的人，她们才不会这么做。
有些工作她们只招黑人来做。她们不会找一个白人妇女来做家务，怕她抢走自己的老公。
黑人妇女会说：“夫人啊，厨房里有中午的剩饭。怎么不给他呢？”主人说：“不，不，什么都别给他。他明天会带着一帮人再来。他应该找份工作去干活儿。”
给白人干活儿的黑人妇女会拿一些吃的，用报纸包起来。有时候，我们会沿着小路赶上去，把他叫住：“嘿，先生，到这儿来！”我们会说：“你待会儿再来，我会把吃的放在袋子里。我会在垃圾桶旁边坐下来，这样就不会被人瞧见。”这样他们就有东西吃了。我们通常还会顺手拿上一块肥皂、一个刮胡刀或是其他东西，放在包里一起给他。黑人通常都会给流浪汉一些吃的。
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人在铁轨上捡东西，就会告诉他：“到我们家来。”他们来了之后，我们就给他们一件旧衬衣、一条裤子或是几双旧鞋。吃的一直都会给。
有好多次，我回到家里，拿走老公的旧鞋。有的他自己要穿，有的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不管黑人还是白人，我都给他们。
我们有时从地里收点儿吃的，掰几颗玉米烤来吃。我们把玉米放在一个布袋子里，纸袋子会破。当他们饿的时候，就可以停下来生堆火，把玉米烤来吃。我们自己也这么干，而且喜欢这么干。再给他们一点儿盐和其他东西，让他们可以撑到下一个地方。
他们会坐下来聊天，讲一讲他们的不幸。我们从来不问是真是假。了解一个人本来的样子，这一点很重要。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四处走走，写一本有关某个人的书，但那本书并不总能让你了解那个人真正的样子。在那个时刻，当你同那个人坐下来聊天，了解的只是他的过去。明天，他可能就变成另外一个人。通过本人去了解一个人，而不是通过看一本书去了解一个人，这一点很重要。只有经过一些事情，上了年纪才会明白这一点。许多人虽然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有些常识他们并不了解，尤其是和人相关的常识。
这间公寓位于芝加哥的上城区，总是挤满了人。社区里的年轻人随意地进进出出，来访者络绎不绝。偶尔，会有一个衣衫褴褛的小男孩笨手笨脚地走进来，张大眼睛打量着，然后消失。在这里，佩吉·特里被视为南方穷苦白人的代言人……“这些穷人在这里生活了好几年，胆子都快吓破了。他们意识到自己肤色代表的意思和自己想的不一样。”
奥斯利夫人是第一个讲述自己故事的人。
她出生在肯塔基州，嫁给了一个俄克拉荷马的小伙子，当时“他刚从一战战场上归来。战争让他烦乱不安，我们就在这两个地方之间来来回回。”“我们不是在从肯塔基到俄克拉荷马的路上，就是在从俄克拉荷马回肯塔基的路上，走了三四趟。战争造成的悲剧历历在目，他在哪里都不开心。”从1929到1936年，他们生活在俄克拉荷马。
在俄克拉荷马城有好几千人失业。他们跑到施汤站排起长长的队伍，那里的食物很干净，味道也不错。太多太多的人，白人、黑人都有。我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任何区别，因为失业的白人同黑人一样多。他们年轻时攒下的家当全都没了。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我记得好些人家坐着大篷车离开这里。我猜他们可能要去加利福尼亚。
石油繁荣出现在1929年。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儿。几年过去了，他们住在小帐篷里，住在用捡到的纸箱和废旧金属搭成的棚子里。他们把自己可以找到的所有东西堆在一起，竖起一道墙，隔开大家的视线。
在俄克拉荷马城，我认识这么一家人——一对夫妻、七个孩子，他们住在一个洞里。那个洞相当不错，他们收拾得特别好，好得让人吃惊。洞里有椅子、桌子，还有床。这个洞完全靠土支撑，就像窑洞一样。
哦，沙尘暴，实在是太可怕了。你洗完衣服，把它们晾在绳子上。如果你碰巧出了门，没能在沙尘暴吹来之前把它们收进屋，那衣服就再也洗不干净了。沙尘中有石油，会在衣服上留下你曾见过的最恶心的污渍。衣服毁了，再也没法穿上身。我曾穿过，不过实在见不得人。我丈夫失业之前，我们住的地方还不错。虽然不是砖砌的房子，但也没差。沙尘暴过后，你得打扫房子，从阁楼到地面，所有的东西都蒙上一层沙。红色的沙，里面都是石油。
大部分人的日子都很艰难。你能看得出大家都心烦意乱，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很多人自杀，不为别的，就因为看不到未来有好转的可能。其中的一些人我都认识，有的是农民，甚至还有生意人。他们破了产，就因为这个自杀了。
很多时候，有一户人家总会有点儿东西吃。他们会分成好几份，每个人都会分享。即便是那些过得相当不错的人家，他们也会觉得不好意思。因为他们在吃东西，别人却在挨饿。
我的丈夫心里很纠结，只不过掩饰得很好。他是个聪明人，但他不明白一个如此富裕的国家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活活饿死，而那么多的小麦，还有其他东西却被倒进海里。说法一套一套的，他却想找到一个原因。他找到了。
我丈夫去了华盛顿，和那些去华盛顿的人一起游行——抚恤金征讨大军。
打仗的时候，他是个机枪手。他说在德国的时候德国人冲他们扔过毒气弹。现在他回国了，自己政府的走狗却冲他们扔瓦斯弹，还用水龙带喷水驱赶他们，把他淹得半死。没错，没错，他是个惹事鬼。（笑，突然一声叹息）我想我的一生就是这样了。
佩吉·特里的故事
我第一次注意到那种差别是傍晚放学回家后。妈妈会让我们去施汤站领吃的。她从来不让我们说粗话。如果你刚好排在队伍的前头，那么你只能领到清汤寡水。我们就让那个把汤舀进桶里的家伙——每个人都得拿自家的桶去领汤——把表面那层油腻腻、水样的东西撇掉。我们请他把勺子往下多伸点，好从锅底捞点肉和土豆上来。可是他不肯。我们就这样学会了粗口。我们会说：“该死的，往下伸一点儿！”
接下来，我们会去到街对面。那里有个地方有面包，大块大块的面包。在这条路上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大棚子，他们在那儿发放牛奶。妹妹和我每人拿两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就这样过日子。
我还记得有一次，家里只剩下芥末可以吃。妹妹和我在饼干上涂了太多芥末，结果吃完都生病了。直到现在，我们都闻不得芥末味。
我们周围只有一户人家有东西吃。巴尔先生在制冰厂上班。只要有吃的，巴尔先生总会分给孩子们，可还是没办法顾到所有的孩子。他们家有棵很大的树，结了些果子。她会让我们去摘果子。有时候，我们会去摘水果吃，吃得都恶心了。
她的两个女儿去诺曼上大学。当她们说起大学里的那些好东西，巴尔太太就会让她们压低声音，因为总有些穷孩子什么都没得吃。我还记得她因为社区里有人挨饿而难过。当时就觉得大家都是自己人……
当他们有吃的分给大家时，你会接到通知，然后就去了。有一天，爸爸带着妹妹和我去了他们家。他们给大家分了些土豆和别的东西。他们家一辆装着橘子的卡车停在路边。有人问橘子是给谁的，他们没有回答。于是，这些人就说：那好，我们就把这些橘子拿走。他们真这么干了。爸爸和另外几个人跳上了卡车。巴尔先生报了警，警察把我们都赶跑了。不过我们还是拿了橘子。
现在和当时不一样。现在，一无所有的人会觉得不好意思。而在当时，我不知道有钱人的想法。我想富人是看不起穷人的，和现在一样。但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我们都认为这不是我们的错，是国家机器出了问题。大多数人都怪胡佛，一切的一切都是他的错。我并不是说他一点儿责任没有，我觉得也不全是他一个人的错。我们的政府不是一个人管理的，不可能因为一个人就垮掉。
回忆过去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羞耻感？
我觉得很有意思。去施汤站领吃的很有趣。因为我们都沿着那条马路走，一边笑，一边玩。唯一的感觉就是肚子饿，得去弄点儿东西吃。没人让我们觉得不好意思。没有那样的。
现在，你会觉得都是自己的错。如果你穷，唯一的原因就是你懒，你无知，不懂得自救。你会觉得如果收到一张福利机构的支票，诺克斯堡的银行就会破产。
到施汤站领吃的。即便在这之后，情况仍然没有好转。然后，公共事业振兴署成立，我结婚了。我老公就为振兴署干活儿。这个活儿在肯塔基州的帕迪尤卡。我们都还是孩子，他十六岁，我十五岁。我老公在那里挖沟，往里埋一条总水管。即便到了1937年，这个城市还有部分地方没有用上自来水。
我和老公开始周游各地，大概有三年都是这样过的。这是一段特别美好的时光。如果你穷，又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麻烦就会找上门来。当你不停地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就短到麻烦没法找上门。如果你很穷，但是可以到处周游，倒是可以把日子过得很舒服。
我们开始搭顺风车的时候——那时我已经怀孕了，大家对我们真的非常好。有时还会给我们吃的。我记得有一次睡在干草堆里，那家的女主人出门看到我们，就说：“你都要生娃娃了，这样可不好。你得多喝牛奶。”然后把我们带到屋子里。
她家的晾衣绳上挂着很多小地毯，她当时正在大扫除。我们就说要帮她给毯子除虫，回报她给我们东西吃的好意。她说不要，她不想我们这么做。她就是单纯要给我们东西吃。我们很坚持，如果她不让我们干，我们就不吃东西。她只好让我们给毯子除虫。她家的毯子真的是太多了，不过我们还是干完了。然后，我们进了屋。她家有一张特别漂亮的桌子，摆满了各种吃的，还有牛奶。我们走的时候，她用一个一加仑的桶子装满了牛奶，我们带着上路了。
你现在不会遇到这种事了。我想：如果你现在这么做，恐怕要被逮捕。有人会报警。二战结束之后——好像从战争结束的那一刻开始，政治宣传造成了现在的氛围——人们彼此憎恨。
我记得有一个晚上，我们走了很长时间，又累又饿。这时，过来了一辆四轮马车。这是一家黑人往城里赶。因为他们不能停下来去餐馆吃饭，所以准备好了吃的东西，随身带着。马车的后面装满了干草。我们问能不能在车上睡一觉，他们答应了。我们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早上，那家的主妇邀请我们一起吃点儿东西。她有一个餐盒，里头装满了鸡肉、饼干、红薯和其他东西。那顿饭吃得太舒服啦。
我不喜欢黑人。事实上，我讨厌他们。如果他们全部离开这个国家，我都没有意见。
她回想起自己作为白人的优越感以及自己的发现。“如果非要说是什么改变了我的想法……我确实不知道。我想了又想。你足不出户，总看不清真实的自己。只要你还认为自己高别人一等，那些地位比你低的人就会抱怨。一旦你抛弃这种想法，你就会发现自己并没有比别人过得更好。事实上，你的处境更糟，因为你生活在一个谎言里。真相就在那里，在我们面前。我们在棉花田里摘棉花，旁边田里是黑人在干活儿——亚拉巴马州、得克萨斯州和肯塔基州都是一样。但我从不觉得我们有任何共同之处。”
“我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别人是怎么对待穷苦白人的。那些穷苦的南方白人，他们的待遇和黑人一样糟糕。我想这说明了所有问题。”
我在墨西哥人那里也找不到认同感。老公和我是流动工人。我们去了得克萨斯州的山谷地带，那里特别漂亮。我们在里奥格兰德河谷地区（Rio Grande Valley）摘橘子、柠檬、葡萄和酸橙。
摘一蒲式耳的柑橘果，可以拿到五分钱。摘葡萄的时候，你得拿个环去套那些果子。你手里拿个环，就像这样（她用手画了个圈圈）。它上面有个小东西，可以挂在拇指上。你爬上树后，就用那个环去套葡萄。如果葡萄滑过了环，那就不能摘。你干得特别卖力，特别是如果你想赚够钱去买东西吃，你就会摘些不够大的葡萄。最后，他们会检查你筐里的葡萄，把所有那些能从环里穿过的果子扔出去。
有一个小男孩，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是长得很漂亮的孩子。我们每天都坐在树下吃午饭。那里有野生辣椒。他坐在那里，每过一会儿就摘一颗辣椒扔到嘴里嚼啊嚼。我看那些辣椒长得不错，也跑过去摘了一颗尝了尝。天，嘴巴就像着了火一样。他笑得在草地上直打滚。他觉得这太有趣了——白人不能像他们那样吃辣椒。他剥了葡萄皮让我吸里头的汁，因为我的嘴巴火辣辣的。他后来会跑过来问我要不要帮忙。有时，他会帮我摘葡萄，因为他觉得对不起我，害我被辣椒辣到了。（笑）
不过那是个小男孩。我不觉得他有什么问题。但那些男人女人，他们不过是讲西班牙语的外地人，应该被遣送回墨西哥。
在我们住的小镇上，这些人口中的“外国佬”很少，这让我很生气。几乎没人说英语。当你试图跟这些墨西哥人说话时，他们压根不懂英语。我们从来没想过应该去学点儿西班牙语。那样一个时期真的很难讲，自己就像变了个人。每当我回想起这些日子，都感觉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是另外一个人在做这些事情。
如果说有一件事情让我开始思考问题，那就是罗斯福总统的袖扣。这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但确实如此。我看到报纸上讲他有多少对袖扣，还说其中一些是红宝石和其他什么宝石做的——这就是他的袖扣。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当时我坐在前院里的一个旧轮胎上，又穷又饿。我在大太阳底下坐着，那里一棵树都没有。我在想为什么有人有那么多袖扣，而我们连肚子都填不饱。当时我都靠肉汤和饼干度日。我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在心里问为什么。
爸爸终于拿到了他的补偿金，他用那些钱买了辆二手车，好载着我们回肯塔基州。爸爸对我们说：“你们都上车。我想带你们去看点儿东西。”他一路上都在讲我们的日子有多艰难，他说：“如果你们觉得我们的生活已经很不容易，我想让你们看看那些真正不容易的人。”那是在俄克拉荷马城，他带我们去了当地的一个“胡佛村”。在那里，我们看到了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场景。
好多人都住在老旧生锈的车子里。我是说，那就是他们的家。有人住在用装橘子用的板条箱搭成的窝棚里。还有一家子，有好些个孩子，他们居然住在一个钢琴箱子里。这不是一块小地方，可能足足有十英里宽，十英里长。人们把自己找得到的东西拼凑在一起，就这样住在里面。
当我读《愤怒的葡萄》这本小说时——她给我买的（指了指坐在房间另一头的一个年轻姑娘）——感觉那里头写的就是我的生活。尤其是他们住在政府流民营的那一部分。因为我们在得克萨斯州摘水果的时候，就住在一个类似的地方，也是政府提供的。他们有时候会派人过来，帮那里的女人们做床垫。瞧，我们什么都没有。他们却来告诉我们怎么缝衣服。每个周六的晚上还会有一场舞会。我看《愤怒的葡萄》时，觉得那就是我曾经过的日子。我之前从来没有为穷人感到如此自豪，直到读了这本书。
在我看来，我们的政府做的最坏的事情就是让人们失去自尊。这让人没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想的是为什么是哈莱姆区，为什么是底特律。他们关心的是军队、法律和秩序。在一个国家里，只有大家成为体面的人，才谈得上法律和秩序。每次听到又有一栋大楼着火，我就想：天啊，再烧一栋吧。（笑）
我不觉得人生来就是受苦的，这就是胡说八道。人是地球上进化最高级的物种，我们生来是为了快乐地生活，享受世上的一切。那些让生活变得快乐而不是痛苦的东西被掌控在少数人手里，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你早上醒来，不晓得今天等待你的将是什么，饥饿还是其他什么东西。这种想法就像一只大手抓住了你的心脏，拼命揉挤。
附记：（我要走的时候，佩吉·特里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那是1935年的圣诞节，就在爸爸领到补偿金之前。圣诞节里，我们什么礼物也没有。我是说一样东西都没有，一个橘子、一个苹果都没有。我觉得好难过。我去了教堂，那里有为孩子搞的活动，我偷了个圣诞节礼包。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盒子，上面还有一个大大的红蝴蝶结。我把它从钢琴上偷走了，带回了家。我告诉妈是主日学校的老师给的圣诞礼物。我打开盒子，是一条天鹅绒做的琴盖布，很漂亮。妈妈知道主日学校的老师不会给我这个。因为我们住在一起——一个被他们称为‘呆鹅公寓’的小窝棚里。（笑）一个小孩子，大人告诉你圣诞老人什么的，然后你不得不跑到教堂去偷一份礼物……结果还是一份古怪的礼物——钢琴的盖布。小孩子不应该跑去偷东西。他们任何时候想要任何东西，都应该得到满足。我觉得那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
他是个日裔美国人，生活在中西部的一个城市。
我爸爸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有块农场。我还记得《愤怒的葡萄》书里的那些人物。就是那样的人为我爸爸干活儿——在地里收割。让我奇怪的是，他们会说：“让那个日本孩子来算。”他们从地里回来，我就帮他们算出当天收割的总数。我给他们过秤。我不觉得自己能够胜任，我还只是个小孩子。但我会算数，他们觉得很了不起。这是很大的信任。好像你越穷，就越愿意相信别人，也更愿意帮助别人。
我爸有很多旧式的东方情结。如果他的朋友遇上麻烦，没钱雇人干活儿，爸爸就会让我过去帮忙。我记得有一次感觉特别糟。我给那人干了一整天活，洗莴苣，码蔬菜。他一分钱都没给我。爸爸反而把我大骂了一顿。“你根本不应该指望人家付钱。他没让你去，是我叫你去的。”
现在，在美国的日本人之间，这种互助精神反而不如大萧条时期。第二代日本人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所谓“美国人”。
有人会笑着说：也许二战——和日裔美国人集中营——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不然我们怎么可能离开加利福尼亚呢？在日裔美国人中，有几百个博士曾在家庭农场或水果摊上干过活。他们的父母住在窝棚里，好省下钱让孩子们去上大学。（笑）
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几千个日裔美国人被集中到圣安妮塔。我们被分配到集中营或是转包给农场主。弟弟和我报名去给爱达荷州的一个农场主收甜菜。我们在甜菜农场干活儿，但我们一张糖券都拿不到。我都不知道糖是啥味道。（笑）
摇滚歌手，二十六岁，“乡巴佬乔与鱼”乐队的成员。
我问过爸爸他以前干过些什么事。他从不多说，只会讲搭运货的火车到处跑，找不到工作。后来他去了阿拉斯加州，找到活儿干了，但总是饿肚子。事实上，他很少谈起大萧条。
你能想象大萧条是什么样子吗？
不能。不过在乐队刚组建的时候，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时间。我们有两年都在贫困线以下挣扎。一周只能赚五到二十块。我们努力想让日子好过点儿，但第二年真是要命。我们是那么想吃点儿好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富足的社会。我真是没办法想象整个国家变成那个样子。
对我来说，这是太久之前的事情了。我还记得伍迪·格斯里的唱片，讲那一场大风暴来袭，他们变得无家可归。他们的房子都是推土机一推就倒。（笑）我很难想象推土机推倒我父母在伯克利的房子。要推倒一座水泥墙房子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那段时间不可能再来一遍了吧。
我到处旅行，和来自墨西哥的外来工聊过天。从某个方面来说，他们彼此之间比大多数中产阶级的有钱人要更亲近。贫穷让他们成为非常真实的人。你一无所有的时候很难虚伪。我的意思是在你穷困潦倒的时候。我想在大萧条时期人性里一些好的东西现在已经没有了。
和许多从小就干活儿——尤其是在野外干活儿——的人一样，他比自己的实际年龄（四十一岁）显老。他态度谦逊，声音柔和。
他是美国农业工业联合会（United Farm Workers of America,UFWA）的主席。这个组织与同业工会和产业工会不同，它是一种新式的劳工联盟。与其他工会相比，农业工人——也就是那些“侍弄庄稼的人”——一直得不到罗斯福“新政”带来的种种福利。
噢，我还记得当时我们一家人被赶走。爸爸带了几匹马和一辆篷车。我们一直住在那间房子里，搞不懂为什么要离开。我们搬到了另一个地方，条件更差，很寒酸的房子。那应该是1934年前后的事情。我六岁左右。
那里是北吉拉谷，在尤马以北五十英里的地方。爸爸被人从他那小块土地上赶走。他从他的爸爸那里继承了这块地，我的祖父当时就在这里安了家。我两三个叔叔也搬走了，为了同样的原因——银行没收贷款抵押。
如果本地的银行同意，政府会向我父亲这样的小农场主的贷款提供担保，好让他们继续经营下去。但是，本地银行的行长恰好最想要我们家的那块地。我们都被他包围了：我们家周围的地全是他的。他当然不会同意贷款。
一天早上，开来了一辆巨型拖拉机。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家伙。爸爸之前都是用马干活儿。大拖拉机推倒了我们家小小的马圈。我们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一周之后，这块地改头换面，还挖了沟，跟以前大不一样。我不喜欢它变成现在的样子。
我们全家爬进一辆旧雪佛兰车里，那是我爸爸的车。然后，我们就到了加利福尼亚，成了外来工。我们家有五个孩子，按当时的标准还只能算个小家庭。那是在1936年前后，我八岁左右。我们的生活很奇怪。之前我们很穷，但我们知道晚上会有一张床，我们有屋子住，还有一间厨房。生活看上去很安定，我们有鸡肉、火腿、鸡蛋和其他很多东西。突然之间一切都变了。在你还小的时候，你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你只知道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你不喜欢，但不会问为什么，你不想让自己消沉。你只能继续往前走。
但这件事对爸爸的打击很大。他曾经有块地，结果突然没了。我常听到他和妈妈讲这些话：我们再干一季，就能存够钱去亚利桑那州买块地。类似这样的话。这几乎成了个习惯。他从来就没放下这个念头——有朝一日再回去，有块自己的地，哪怕小小的。
我非常非常理解这种感情。这些对话听起来有点儿让人难受。我想我的兄弟姐妹们也能看见爸爸脸上那悲伤的表情。
……他想要的那块地？
再也没能有块地，再也没有。几年之前，他就不再讲这种话了。对土地的渴望，那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渴望。
搬到加利福尼亚之后，我们放学后会去做工，也有时候不去。“侍弄庄稼”，我们非常想念书。为了存够钱过冬，我们全家人去摘杏子、核桃和梅子。我们是新手，从来没干过流动工人。包工头会狠狠占我们的便宜，用一些很蠢的方法。（笑）
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忍不住要笑。我们相信身边的每一个人。把所有家当装在车里，在加利福尼亚到处跑，这个样子很显眼。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拖车。这就是吸引包工头的诱饵。无论我们车停在哪里，总会有个包工头过来提供各种工作，薪水也不错。我们总是上他们的当，跟着他们去，相信他们。
我们到了圣何塞，没有找到工作。之前有人骗我们说这里在招工。我们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只能在市郊的一座桥下住下来，那里是干枯的河床。这还可以忍受。没法忍的是在四百米长的地方住了那么多家人。你也知道孩子是啥样的。他们带来的一些东西把我们伤得不轻。这些孩子大部分都来自中产家庭。
有一次，我们上了个真正的大当。我们在去德拉诺的路上经过弗雷斯诺。我们把车停在一个加油站，被一个包工头看到了。他说有大钱可以赚，我们就跟他走了。我们干了一个星期：那里的葡萄长得不好，没能赚多少钱。为了挣钱，我们都没上学。星期六是发工钱的日子，但我们没拿到钱。包工头来说酿酒厂没给他付钱，下个星期就能拿到钱。他给了我们十块钱。爸爸拿着这点钱去杂货店买了十块钱的东西。我们又干了一个星期，到了周三周四的时候，爸爸去问他要上周的工钱，他把那个借口又说了一遍。就这样，我们干了四个星期，拿到了要么五块、十块，要么七块，这就是全家人全部的工钱。
一天早上，爸爸决定不再干活儿了。如果他不付钱，我们就不干活儿。我们坐上车去找这个人。房子是空的，他已经跑了。酿酒厂说他们已经给那个人付了钱，而且给我们看了付款凭证。那个人果然已经拿过钱了。
到处都有人在罢工。我想我们家可能是最爱罢工的家庭之一。爸爸不喜欢那里的环境，脾气开始变得暴躁。有些人家会跟着我们。我们动身去别的地方，有的时候会回去。因为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工作，只得又回去。再求着人家雇我们干活儿。雇主知道我们的情况，会拼命羞辱我们一番……
这些罢工都以胜利告终吗？
从没有过。
我们和有些人家一样，不会无视他人的不满。有人可能和雇主有私人恩怨，他说我不再给这个人做工了。即便我们正在工作，也会尊重他的决定。我们觉得应该这么做。我们也会走出来。因为我们看重这些东西，我们自己也会惹出这些事情来。比方说我们是按件算工钱，又知道这些人在过秤的时候搞鬼，那我们决不会就这么算了。我们会丢了工作，去别的地方。有些人家也是这样。
有时候你们不得不再回来，那包工头知道了这个情况……
他们会知道，并且利用这个大做文章。因此再回去是有些丢脸的。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不得不再干上几天，攒够加油的钱。
我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我们开车经过加利福尼亚州的印第奥。沿着高速公路有些小饭馆，它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挂了“仅限白人”的牌子。爸爸懂英语，但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拿着个壶，走进一家店去买点儿咖啡给妈妈喝。他让我们别进去，但我们还是跟进去了。年轻的女服务员说：“我们这里不招待墨西哥人。出去！”我就在那里，看到了，也听到了。她没再搭理我们，我相信她以后也绝不会再想起这件事，但我们每次想起来都觉得很受伤。于是，我们回到了车上。买点儿咖啡太难了，事实上，我们根本没买到。这都不重要，但这件事我们记得非常清楚。
在布劳利的时候，铁路对过有家小餐厅。我们放学后就那边去擦鞋子挣钱。周六是个好日子。擦一双鞋可以挣两三分钱。我记得当时汉堡卖七分钱一个。要去那家小店，得穿过整个镇子。我们正要跨过铁路的时候，被警察拦住了。如果我们背着擦鞋箱，他们一般会允许我们去“美国城”或是“英美城”。于是，我们到了这家小店，走了进去。
我们又遇上一个那样的女服务员。当时她正在和男朋友还是什么人讲话。店里挂着一块类似的招牌，但我们没管它。她抬起头扫了我们一眼，虽然什么都没说，但那个架势就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她把脸转过去，不再看我们，说道：“要什么？”我们说想买两个汉堡。她好像是笑了，冷笑的那种。她说：“哦，可我们不卖给墨西哥人。你们怎么不到墨西哥城去买？”她整个身子都转过去，继续聊她的天。
她永远都不会知道她对我们的伤害有多大。可我们怎么也不会忘记。
有时候，我们会上两天学。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最多三个星期。我们到处流浪的时候就是这样。冬天的时候我们会回到大本营。如果运气够好，我们在一个地方可以从1月待到5月。我们开始数一共上过多少所学校，三十七个。这还只是小学，从一年级到八年级。三十七个学校。我们从来不转学。星期五的时候，我们不会跟老师讲，也不会办什么手续，跟往常一样回家。对于这样的情况，学校也没有办法。
我记得有一个老师，我很奇怪她哪来那么多问题。（在那个时候，如果有人问你问题，你就会起疑心，对方可能不是警察就是社会工作者。）她很年轻，只是想知道我们为什么成绩落后。有一天，她开车来到我们的流民营。这可是件大事情，之前从来没有老师来家访，一次也没有。因此，这一天对我们来说特别有意义。你懂的。
我记得这些。有的人会把这段记忆从他们的脑子里清除，彻底忘掉。我不会这么干。我不想忘记。我不想自己总陷在它里面，但它是真实发生过的，我想要在那儿。这就是事实。你晓得，这就是历史。
二十一岁，来自亚特兰大。出生在别人眼中的富裕家庭。
我妈妈那边有一大家子人，兄弟姐妹一共七个。我从小到大，她从来不给我讲童话故事，只讲大萧条时候的事情。这些在我听来和童话故事差不多，因为她总是在我睡觉之前讲这些东西。
关于大萧条，你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和从家里听到的大不一样。你知道在那几年里社会不知怎的就出了问题。然后，你发现每个人都在努力工作，情况就好转了。他们不会讲是因为各行业要为二战造枪才导致了大萧条。因为每个人都鼓足干劲，拼命工作，所以“情况好转了”。还因为罗斯福是个不错的人，尽管有人认为他做得有点儿过火。他们不会讲人们的日子过得有多苦。
许多年轻人对这样的戒备很生气。这样做很有害，因为它不想让你了解一段非常真实的经历，尽管同时也是一段非常艰苦的经历。他们试图用某种方式阻止你去了解自己的历史。
他是一名汽车经销商，在郊区有一栋房子。
对于我拥有的一切，我都心怀感激。我从来不跟孩子提大萧条，一次也没有。为什么要提呢？我被迫干了什么，我又将就了什么，我从来不跟他们讲自己当时的经历，也没有理由要讲。他们没必要了解萧条时期。他们知道自己现在过的生活还有即将到来的未来就好。
我只知道我的孩子们都很有教养。我跟女儿们讲话的时候，她们会说“好的，先生”或“不，先生”。我随时知道孩子们在哪儿，不用担心她们变成什么“垮掉的一代”。
我家的房子是自己盖的，基本不用还房屋贷款。我有个女儿马上就大学毕业了。她不用去工作，因为我可以供她上大学。她十六岁的时候，我送了辆车给她当作礼物。现在她要毕业了，我会再送辆新车给她。
那时候，我们得出门讨点儿煤，买已经搁了两三天的面包。我出生没多久爸爸就死了。我被送到了孤儿院，在那里一直待到十七岁。然后，我就出来闯社会了。我妈得想办法养活我那六个哥哥、姐姐，根本顾不了我。于是，我加入了民间资源保护队（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以下简称“CCC”）。那是在1937年前后。
我在CCC干了六个月，然后回家待了半个月，到处找工作，一个月都赚不到三十块。于是，我又重新加入了CCC，去了密歇根。在那里的六个月，我们植树造林。然后，我又出来了，仍然赚不到钱。我又再一次回到CCC。这次，我去了爱达荷州的博伊西，做护林员。在那里的六个半月，工作就是森林救火。
高速公路旁的那些大树，都是CCC种下的。我们去的都是些光秃秃的地方，那里一棵树都没有。我们就是挖沟种树。一个小时能种一百棵左右。
我非常喜欢这里的生活。一天三餐能吃饱。不管什么东西端上桌，我们都吃，而且吃得很开心。没人会拒绝。他们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你知道，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在CCC里，没有谁比谁更高贵。我们从来没有因为种族问题闹过事。这儿也有几个黑人，他们管好他们自己，我们管好我们自己。
从CCC出来后，我加入了海军，当了五年半的美国海军。这应该是我这一生里最棒的经历。一天三顿都吃得不错，还不用缴税。非常有安全感。
我是挨过苦日子的，但从没进过监狱，也没被抓过。不管干什么，我心里都充满感激。那时候，虽然有很多人靠救济过日子，但从来没听说有人游行。最大的盗窃案也只是一个人经过水果店，偷了个番茄。从没听说过有人打破窗户，入室盗窃。在三十年代，犯罪率要比现在低一半。一个人只要想工作，就不可能穷。脏也是没理由的——肥皂和水能让所有人变干净。一个自由的白人在一个像美国这样伟大的国家里，不可能有需求得不到满足。
在CCC的日子里，如果有人不想洗澡，我们会给他好好洗刷一番。我们拿上硬毛刷，给他洗个澡，让他身上的每个毛孔都打开，一个都不放过。他需要的就是洗个澡。我们大概这样干过一百次。来了一个新家伙，浑身恶臭。十个老家伙就会把他“押”到浴室，带上一把军用板刷。如果新来的家伙就愿意自己看上去像个乡巴佬——我不是说那些从南方来的小伙子，那也没办法。但是，如果他想自己看上去像个野蛮人，那可不行，我们偏要剪掉他的头发。没错，我们会让他变成个干净人。
你要知道，在CCC或海军里，三十个家伙坐在一起，那种味道实在是不能忍受。
你们是有个委员会来决定这么做的吗？
没有。我们只是互相看一眼，然后说：“嘿，看看这只灰老鼠，太脏啦！”然后就有人接话：“没错，看来他得来一次……”我们会告诉他：“你今天得洗澡。”他说：“我的事要你管！”我们会说：“你还有二十四个小时。”如果他不洗，我们会把他抓去洗。我们没有留山羊胡的……
这些人都守规矩吗？
绝对服从，在CCC和海军都是一样。我非常喜欢这一点。我们不用担心明天的三餐去哪里解决……
在孤儿院的时候也这样？
当然，在高中也是一样。我们有个职业教育老师，他只会告诉你要干什么。如果你顶嘴，他就拿起一根尺子，打得你屁股开花，你就老实了。那时候，去学校只能说“是，先生”或“不，先生”，从来不顶嘴。他们有一间家长学校——蒙蒂菲奥里，把你变成一个男子汉。你学会让自己成为一个干净的人。服从。现在，孩子长到十六岁，就给他们买车。再过三十年，这些孩子早已经高中毕业，有的可能成为总统，有的可能在打算买下一个星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