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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阴沉沉的，铅色的乌云积压在心头。吸进鼻腔的空气湿热而黏稠，仿佛能捏出水来。我坐在床边，手里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姜糖水，强忍着咳嗽喝了一小口。
“咳咳，咳咳……”
好像要下雨了。我自言自语道。
小时候，父亲在外地工作，几个月才回家一趟。我和母亲住在姥姥家，那是个偏僻的小山村，山路崎岖，到最近的县城也有半天路程。
我们孤儿寡母，再加上当地人思想闭塞，所以很少有人问津。但凡事总有个例外，黄胡子就常来我们家串门，也算是少有的一位熟客。
黄胡子有四十多岁，长得人如其名，黄色的胡子，黄色的头发，就连眼珠子都是黄色的。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他的胡子是黄色的。他得意地回答：“这是财气，富贵人家才有的东西。”然后又给我讲了一堆长着黄胡子的古代英雄人物。那时我才五六岁，被他唬得一愣一愣的。后来问父亲，父亲听了，一拍我脑袋说：“别听他瞎吹牛，那黄胡子是小时候挨饿，缺微量元素。”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是微量元素，但听出黄胡子是在吹牛皮。于是后来他再跟我扯什么，我就当耳旁风随便糊弄几句，再也不听他乱讲。
黄胡子很吝啬，别管干什么总想着要占点小便宜。每隔上两三天他就拿着个牙刷来我家院里站着，笑嘻嘻地说：“这两天老是牙疼，弟妹，给我挤点牙膏败败火。”母亲笑笑，从里屋拿出一管铝皮牙膏，递给他让他自己挤，他便捏住牙膏尾巴，狠狠地挤上一截。当然，临走时还要叼着个烟卷，有时耳朵上还要夹一根。
黄胡子有四个孩子，前三个都是女儿，其中，最大的比我大四岁，最小的跟我一般大。除了老大以外，那三个孩子都长得跟黄胡子一样，黄黄的眼珠，黝黑的皮肤，透着一股大山的气息。唯独大女儿不一样，白白的脸蛋，玲珑的身段，颇有几分大家闺秀的气质，一看就和这穷乡僻壤格格不入。
据母亲所说，黄胡子的大女儿并非他亲生。那一年，全国大炼钢铁，县领导号召青壮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力。黄胡子家有七个兄弟，他是老幺，穷得连饭都吃不饱，二十多岁也没娶上媳妇，村里跟他一般大的大多都已结婚生子，不愿出远门。他听说在厂里干活能吃饱饭，就跟着邻村几个念过书的青年一起去了上海一个炼铁厂，一干就是八年。
再后来，革命的炮声一响，厂长砸了炼铁炉，带头闹革命，黄胡子从仓库偷装了半袋子铆钉，混在造反游行的工人队伍里，跑回了老家。临下火车时，看见检票员抱着个小包袱站在门口，问是谁的孩子丢在车上了。过来看热闹的人很多，就是没一个说话的，几分钟后火车要开了，检票员就说如果没人要这孩子就放在月台边上。黄胡子觉得自己都三十了，回了村也不一定能找着个媳妇，如果养个孩子以后好歹还能伺候自己，就说把孩子交给我吧，我养她。检票员打量他也不像个坏人，再加上时间紧急，就把孩子交给了他，又掏出几张粮票，说：“大哥先应应急。”黄胡子抱着那个小女孩，扛着新换的几十斤粮食，回到村里后，还引起了一场轰动。女婴身上只有一卷小被子，一个红肚兜，肚兜上绣着一副鸾凤朝阳，那时父亲在上海当美术老师，认出那肚兜上的是苏绣。于是黄胡子给那女婴取名为秀儿，黄秀儿。
黄胡子在上海当工人那几年，倒也攒了一些钱，回乡之后立马翻盖了房子。村里也有人给他说媳妇，但大都嫌弃秀儿是个累赘。后来还是姥姥做媒给他说了邻村一个姑娘。那姑娘比黄胡子小两岁，家里成分不好一直嫁不出去。于是他们很快就成亲，生了一群“黄”孩子。
秀儿和她的名字一样，长相秀气，脾气温和，连说话都是细声细语的。她五六岁的时候就能帮着母亲干些家务活，带带孩子。再大一些的时候，已经能把这个家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了。黄胡子夫妇视她如己出，对她很好。我小时候常常生病，也不喜欢乱跑，村里孩子都不带我玩，我就常常去找秀儿姐姐。
那时，父亲常年工作在外，村里也没有小学。母亲曾经上过女子中学，嫁给父亲后也跟他学了几年书法，于是母亲就成了我的启蒙老师。她没事的时候就拿出本书，指着那些方块字一个一个地教我念。
母亲房里有个大木箱子，里面全是书，平时都上着锁，只有教我识字时才会小心打开。有一次她忘记锁箱子，我悄悄打开看了看，里面是满满的书，有繁体的“四书五经”和各类新闻报刊，也有厚厚的英文书和中文译本，还有不少是美工书籍。这在当时属于“禁书”，难怪母亲锁起来了。不过从那以后，我经常趁着母亲不在房里，偷偷拿本书跑到黄胡子家，钻进秀儿姐姐房里快速看完，然后再悄悄放回去。就这样，我慢慢地读完了四大名著和鲁迅、张爱玲等名家的作品集。还读了一些杂志，印象最深的是《语丝》和《新青年》，其他的却都记不清了。
有天下午，母亲和姥姥下地干活，我轻车熟路地溜进里屋，找到钥匙，打开书箱，摸出一本带绣像的清本《红楼梦》，我把书往怀里一揣就跑进了秀儿房里。秀儿正坐在床上绣花，让我自己找地方坐下。我灵机一动，把那本书递给她，问她能不能把上面的几幅人像绣出来，秀儿接过书，默不作声地看了半晌，慢慢说：“应该能，就是费点工夫。”
秀儿的骨子里流淌着江南人的血，她天生就是个宛如丁香花般的南国女子。六七岁时，黄胡子带她去镇上赶集，看见一个货郎挑着两担子针线和半匹丝帛叫卖，她就扯着黄胡子的衣角不肯走。黄胡子大为惊奇，见她坚持就给她买了几尺丝帛和一包绣花针。原本以为秀儿只是想买来玩玩，结果回家后她竟然像模像样地绣起了花……秀儿最先绣出的，是一副鸳鸯，看着床头的枕头绣的，虽然很粗糙，却也有几分韵味。
黄胡子家的孩子都是在地里长大的。生产队里有规定，小孩子参加劳动能给一半的工分。而黄胡子家孩子多，他就把几个孩子都带到地里帮忙干活，一天下来，收益还是很可观的。但秀儿跟我一样，天生的柔弱身子，自小多灾多难的，实在干不了什么累活。“真是个富贵命，连锄头都挥不起来！”黄胡子常这么发牢骚。
阴天下雨，我常常咳嗽。母亲说，这是肺气虚弱，于是给我熬了大碗的姜糖水。秀儿姐姐也是这样，咳得双颊通红，但以黄胡子的吝啬，姜糖水断然是不可能的。我就偷偷地把母亲给我喝的留下一半，悄悄给秀儿送去，起初她挥着手说不用，我就说如果她不喝我就倒掉，她只好苦笑着喝下，像是在喝一碗黄连汤。
几年过去，我也到了该上小学的年龄。父亲准备把我和母亲接到上海，那时十年动乱刚刚结束，百废待兴。父亲又恢复了教师工作，在一家高中当美术老师，他也给母亲找好了工作，是在学校图书馆当管理员。
八月十五那天，父亲回家探亲，顺便接我们走。尽管早就知道要走了，但我还是扒着门框哭得死去活来的，母亲连拉带拽，总算把我弄出了家门。年迈的姥姥执意要送我们下山，父亲自然不敢拒绝，只好慢慢地在山路上走着。远远的，我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向着我们跑过来，是秀儿姐姐。因为剧烈奔跑，她白皙的脸蛋变得红彤彤的。“这个给你。”她递给我一个香囊，上面绣着一幅金陵十二钗。我想回赠她个东西，可翻遍了口袋也不知道该拿什么。情急之下我掏出一截铅笔，硬塞给她。然后，就跟着父亲头也不回地走了。
世界，永远比自己想象的大得多。到了上海之后，我才发现了许多自己没见过的东西。戴着绿帽子的骑自行车的邮递员，小铁盒装着的凉凉的冰激凌，长着大嘴巴的会唱歌的收录机，还有穿着碎花洋裙扎着马尾辫的女同桌……最令我惊异的是，这里的人说话竟跟秀儿姐姐一样的腔调。或许，她真的属于这里。我常常望着黄浦江的来往船只胡想。
寒来暑往，这样的日子，一晃就是九年。在这九年里，我结识了许多朋友，读了很多书，童年的记忆早已支离破碎，却一直忘不了一个身影。母亲也因看望姥姥回去过几次，但关于秀儿所知不多。只是隐约地听姥姥提及秀儿订婚了，又生了场什么病，其他就不知道了。
她送我的香囊我一直放在身边，那稚嫩的绣工在仓促之间竟绣出了影响我一生的轮廓。一定要去看看她，我对着大海发了誓。
初中毕业那年暑假，我借着看姥姥的名义登上南下的火车，离开了上海。先是坐了一天一夜的班车，后来又转乘巴士，再后来搭了一辆附近村落的牛车，驾车的是一位中年大叔，络腮胡子，一脸和气。大叔看着忠厚，实际上很健谈，我们聊了一路。
我笑着问他认不认识黄胡子，他说：“当然认识咯，他家人都死光了，就剩他一个光杆儿了。”我大惊失色，问他怎么回事，大叔一甩鞭子，打了一个响亮的鞭花。然后，慢慢地给我讲清了一切。
就在我离开村子之后，准确地说是在我离开的第二天，秀儿发起了高烧，上吐下泻，一连几天都不退，黄胡子给她灌了当地人常用的退烧的中药也不管用。后来实在没办法，请来了几十里外的一个赤脚医生，那医生是个二把刀，以前学过几年兽医，阉了半辈子的猪，让他看了半天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后来还是村主任说，实在不行就送镇医院。黄胡子咬咬牙，背着秀儿连夜跑到镇上，住了两天院才退烧，算是保住了命。医生说这孩子身子弱，得注意调理，不能受风寒。黄胡子点点头，交完住院费，脸都成了绿的。镇医院离村子足有三十里路，黄胡子也不舍得雇辆车，就这么把秀儿背回了家。
从那时起，秀儿的身子更弱了，动不动就伤风感冒的。一次两次，黄胡子还不好说什么，可地主家也经不起三天两头的住院啊。黄胡子自觉对秀儿也算是仁至义尽了，第二年就给秀儿定下了婚事。
男方家在很远的山沟里，靠伐木为生，有两个弟弟，父母年迈。因为家里穷，一直娶不上媳妇。秀儿爱生病，这事村里人都知道，所以黄胡子就想把她嫁得远一点，万一出了什么事也不好找回家，还能多收一笔彩礼钱。虽然秀儿个儿不高，也不太爱说话，但她长得白白净净的，会收拾家务，待人也和气，男方父母一眼就相中了，说明年开春就娶她回家。两家人一起吃了顿饭，男方临走时还留下了不少礼钱。
越是穷山沟里的汉子，干起活来就越是拼命。秀儿的未婚夫比她大七岁，看起来却像她爹一样老。没办法，家里兄弟多，当老大的就得多担待点。那汉子在山里伐了好几年树，这才攒够了娶媳妇的钱，那几年他用崩了口的斧子能摞成半截短墙。黄胡子穷了半辈子，终于靠嫁女儿富了一次，依他的性子也不知道半夜里笑醒过几回。
按当地风俗，订婚前男女双方不得见面。只有逢年过节，女婿来给老丈人送礼时才能隔着窗户远远地望一眼，这时候是要看老丈人脸色的，万一惹怒了他，那就别想好好地把媳妇娶回家。黄胡子又是出了名的抠门，女婿来看他，茶叶都要现借。在饭桌前成天板着一张臭脸，听说那女婿来之前还怕得偷偷哭过鼻子。
这一切，都与秀儿无关。她每天都坐在床上，守着一盏油灯，绣花。那时，秀儿的手艺已经练得很好了，十里八乡没有不知道的，就连镇上的供销社都很乐意收购她的针线活。但她毕竟不属于这里，一直生病，又得不到很好的营养和治疗，她的病情开始恶化，身子越来越虚弱，脸也浮肿了一圈。
期间，秀儿也到镇上医院里看过几次，那医生原本是个开药铺的，不时就给她开点中药调理身子，只是找不着病根，收效甚微。有些好事的妇人见秀儿进了诊所，便悄悄去问，结果被大夫轰了出来，臊着脸溜回了家。
秀儿本该在那年春天被迎娶，然而那姑爷的老父亲死在了头一年飘雪的除夕夜里。按风俗，父亲去世，三年内不可以有嫁娶。于是秀儿的婚事被拖了三年，拖得病情越发严重，拖得她再也等不下去了。
秀儿死在八月十五的夜里。那天她的行为很奇怪，先是去供销社，把自己存了一个月的绣活都卖掉，然后没有去医院，而是买了半斤生姜和两包红糖，坐着邻居的驴车回了家。半夜里，黄胡子听见秀儿房里传来“哗啦”一声响，连忙过去看，结果发现秀儿半坐在床头，面如金纸，半碗姜糖水被洒在地上，碎瓷片溅得满地都是……最奇怪的是，秀儿颤抖的手里竟死死攥着一根铅笔，黄胡子费了好大力气也没拿下来。
秀儿被放到门板上，众人抬着她连夜赶到了县医院。值班医生看了看她的情况，摇了摇头。后来知道秀儿患的不过是普通的肺炎，只是一直得不到救治，被生生地拖死了……秀儿的骨灰，被她那未曾谋面的未婚夫抱走，他刚死了父亲，母亲又瘫了，现在连未婚妻也没了，什么都没了。送葬那天，他一路走一路哭：“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要是知道她病了，就算是卖血也给她治好啊！为什么不告诉我，把她活活地，活活地拖死了……”听说人老了就很少做梦了，他现在又老又穷又丑，大概也做不了什么梦了吧。
听到这里，我哭了。
后来听姥姥说，秀儿死后，黄胡子在她的衣服里，竟然搜出了近千元钱。有一些是那未婚夫托黄胡子给她买衣服的，更多是她自己挣的，可怜这姑娘绣了一辈子花，自己临死前却连件体面衣服都没穿过……
黄胡子拿出些钱买了两匹布，给一家人各做了件春秋衣。他穿着那衣服来姥姥家炫耀，被姥姥骂走了。后来，他又掏了几百元钱给小儿子定了个娃娃亲。那几年气候异常，先是大旱，后又大涝，庄稼几乎颗粒无收，不得已，黄胡子带着全家老小离开村子，准备去上海讨生活。结果在经过一片采石场时遇到了泥石流，除了他自己侥幸抓住一根树枝逃了出去，妻儿全部遇难。
黄胡子回到村上时，已经是第二年了。那时他精神恍惚，衣衫褴褛。从那以后，他便守着那间破宅，靠村里人的施舍度日，从疯子变成了乞丐。
我又站在了这里。小院、花草、香樟树……就连那缕缕炊烟都透着熟悉的味道。只是当年抱着我乘凉的外婆如今已坐上了轮椅，昔日曲折的羊肠小道也已修成了盘山公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啊。
我慢慢地走到了黄胡子家。几间小屋早已塌败，仅剩一间屋顶尚存，我看见一个蓬头垢面的乞丐正在啃一块发霉的烙饼，他的胡子留得比头发都长，跟土地一样的黄色。
屋檐下，我看见几只燕子正在低飞，天上的云结成了铅色。
要下雨了吧。我转身离去。
姐姐，你还好吗？我站在窗边，手里捧着那个香囊，心底呢喃道。
院内雨声如泣，无人应答。檐角，一缕炊烟微斜，几只雏燕低飞，展翅，回转，似在寻找当年那方晴朗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