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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正值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又是本世纪的最后一年。这真可以说是一个关键时刻。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回顾一下过去的年代，进行一些必要的反思，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自己已至望九之年，五十年占了我生命的一大半。这一大半同前一小半比较起来，显然更为重要，更为值得反思，因为它是我为祖国教育事业竭尽绵薄的一半，是我从中年步入老年的一半，虽然一直到现在我自己还并没有多少衰老的感觉。
怎样来回顾这五十年呢？编者提出可写“一人一事”，我揣测他是怕大而无当，空而无实。但是，“事”有大小之别，我取其大者，我一生唯一的一个职业，就是教书，过去五十年也是如此。我的一事就是教书。我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涵盖面大。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从事教书这个职业的知识分子无虑数千百万，我在其中宛如大海中的一滴水；但是，一滴水中可见大海，这已属于常识之列。我认为，从我这一滴水中可以看出整个大中小学教员的真实情况。当然，每个人的情况都有特性，不能一概而论。但是，自其大者言之，共性会大于特性。因此我在下面讲我自己的情况与感受，就颇具一些代表性了。
我想勉强借用一下黑格尔对事物发展的正、反、合三阶段的说法，来概括过去的五十年。前八年为正，中间二十一年为反，最后二十一年为合。这当然只能是极为粗略的概括，历史的发展绝不是这样泾渭分明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绝对不可能避免的。
在第一阶段中，也就是建国初期，全体教员，甚至全体知识分子，再甚至全国人民，无不喜气洋洋，兴高采烈。三座大山毕竟推倒了，中国人民毕竟站起来了，我们毕竟看到我们前途的光辉了。我们前进的路上仿佛铺满了玫瑰花，玫瑰花香仿佛弥漫整个宇宙。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小的磕磕碰碰；但是涉及面不大，只能算是小事一桩，无伤大雅。
但是，到了1957年，风云突变，一场涉及整个知识界的反右斗争在人们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开始了。不管是“阴谋”，还是“阳谋”，还有什么“引蛇出洞”，反正许多正直的肯说真话的包括教员在内的知识分子，怀着一腔爱国爱党的虔诚，提了一些现在看起来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意见，他们就被“阳谋”射中，成了出洞的蛇，被戴上了最初还掂不出轻重的帽子。个别优秀的天真的党员，为了完成本支部被分配的右派指标，自动站出来要完成党的任务而戴上这一顶帽子。他们哪里会想到后果呢？有的比较快地得到了平反，有的则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抱恨终生。这一点，任何受过难的教员和其他知识分子都不会忘记的。
然而，这仅仅只是开始。从那以后，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马不停蹄，而运动的对象都是包括教员在内的知识分子。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弄得人人胆战，个个心惊。哪里还有什么团结？哪里还有什么合作？最令我们新老教书匠不能容忍的是挑动学生斗教师，美其名曰评教评学。实际上，评学是虚，评教才是实。师生定期开会，学生对老师评头论足，有的态度也并不诚恳，说话没有分寸。老师的学问有高有低，教学方法有巧有拙，无论如何总是查书备课，辛辛苦苦，到头来被学生数落一顿，你想，当教师的心里是什么滋味？唐代韩愈说过：“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这是非常通达的话。可是老师毕竟是多活了几岁，多读过几本书，教学生或多或少总是有点资本的。否则老师这个职位就根本没有必要存在了。还有更荒唐的，就是让一年级的学生编三年级的教材，名之曰放卫星，这究竟是一颗什么样的卫星？脑筋不太糊涂的人一想就能明白了。
又一个“然而”，这也仅仅只是开始，到了1966年爆发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众所周知，这是一场极端野蛮，极端残酷，极端荒谬，极端愚昧，极端灭绝人性，极端违反天良的空前绝后（这仅仅是我的希望）的人类悲剧。别的界我不谈，我只谈学界。前一阶段开始的学生斗老师的现象后来达到无法无天登峰造极的地步。前一阶段，不管怎样说，还只是“文斗”，后来则发展为“武斗”。有的中学教师活活被自己的学生打死，这种前所未闻的禽兽行为给伟大的中华民族脸上抹了黑。结果是全国大乱，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经济走近破产，文化教育走近灭亡。
以上可以算是反的阶段。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天日重明，拨乱反正。这给政治经济带来了生机，给人民带来了希望，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思想解放，打掉了戴在他们头上几十年的紧箍，使他们心情愉快，能有机会发挥他们真诚的爱国主义情操。中华民族获救了，普天同庆。
以上可以算是合的阶段。正是这个合的阶段把我们带进一个新的世纪，一个新的千年。
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