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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我出生时，母亲正患西班牙型流感 。我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为了安全起见，在医院里就进行了洗礼。一天，我们的老家庭医生来拜访我们，他对我进行了一番观察后说：“这孩子会死于营养不良。”于是，外祖母就带我去她在达拉纳的消夏别墅。在那个年代，乘火车到那里需要花上一整天时间。途中，外祖母用松软的蛋糕浸水喂我。等最终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差不多已是奄奄一息。外祖母设法从邻近的村子里为我找了位乳母——一个善良的金发姑娘。我渐渐恢复了元气，但仍经常呕吐，闹肚子疼。

我承受着种种难言的病痛。我简直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想活下去。在意识的深处，我还能回忆起当时的状况：我身体的分泌物散发出恶臭，湿漉漉的衣服把皮肤擦得生疼，柔和的灯光通宵亮着，通往隔壁的门半掩着，不时传来乳母粗重的呼吸、嗒嗒的脚步声和低低的呢喃声，阳光反射在水杯中，这一切都记忆犹新。我记不得有什么恐惧，那是后来才感受到的。

我们家住在公寓的一楼。这座公寓位于斯德哥尔摩的船长街和斯托尔大街之间的拐角处。餐厅正对着阴暗的后院。周围是高高的砖墙，院内有户外厕所、垃圾箱、大老鼠、用于拍打地毯的支架。不知是谁总把我放在膝盖上，给我喂粥，盛粥的蓝花白瓷盘放在镶红边的灰桌布上，映出从窗户射进的细碎斑驳的光点。我时而歪头，时而前倾，试图找到不同的视点。脑袋来回摆动的时候，盛粥的瓷盘上的光影也随之不断变幻出新的图案。突然，我呕吐起来，把吃下去的东西全都吐了出来。

这，似乎就是我最早的记忆。

1920年秋天，我们全家搬到斯德哥尔摩的奥斯特玛尔姆，住在维拉大街22号。新居散发着一股新鲜的油漆味和打蜡镶木地板的气味。我那育婴室的地板上铺着金黄色的亚麻地毯，浅色窗帘上印着城堡和草地上的花。母亲的手很柔软，她总能腾出时间来给我讲故事。有一天清晨，父亲刚下床，一脚踩到便盆上，便大声咒骂起来。两个来自达拉纳的乡下姑娘住在厨房里，她们常常情不自禁地唱起歌来。有一个与我年龄相差无几的小伙伴住在楼梯平台的另一边，她叫蒂潘，想象力丰富，胆子很大，我们在一起比较我们的小身体，我们发现了它们之间有趣的差异。曾有人逮住了我们，但没有人说什么。

我四岁时，妹妹出生了。家里的状况迅速发生了变化。这个可笑的、胖乎乎的小生命一下便成了家里的主角。我被从妈妈的床上赶了下来，爸爸眉开眼笑地注视着那个尖声哭叫的“包裹”。妒忌的恶魔伸出利爪紧紧抓住我的心，我愤怒、哭闹、在地上打滚，将自己搞得脏兮兮的。通常，我与哥哥是敌对的，这次却和解了，我们一起谋划用种种方式去杀死这个讨厌的坏东西。出于某种理由，哥哥认为这件事应该由我来完成。于是他竭力地奉承我，使我欣然从命，随后，我们便寻找下手的机会。

在一个安静而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以为家里没有别人，便匍匐着溜进父母的卧室。此刻，那个小家伙正在她粉红色的篮子里睡觉。我拖来一把椅子，爬上去，站在那里看她那张胖乎乎的小脸和淌着口水的小嘴。本来，我哥哥早就给了我相当明确的指令，但我理解错了，没有去掐妹妹的喉咙而是尽力去压她的胸脯。妹妹立刻惊醒了，她尖声哭叫起来。我用手去捂她的嘴，她泪汪汪的蓝眼睛因惊恐瞪得很大。为把她的嘴捂得更严，我又向前迈了一步，于是一失足摔倒在地板上。

我至今还能回想起这件事。它给我带来强烈的愉悦，然而很快就变成了惊骇。

*

今天，我伏在童年时的照片上，用放大镜仔细端详母亲的面容，我试图重温那长久流逝的情感。是的，我爱她。照片上的她非常迷人，宽宽的前额上覆盖着浓密的棕发，鹅蛋形脸庞细腻柔美，性感的双唇温和善良，浓黑姣好的睫毛下，双眸温存恬静，两手娇小而有力。

我四岁的心灵里充满了像狗一般的忠诚。

然而，我和母亲的关系并不是很单纯。我的忠诚使她烦恼和焦躁。我亲近的表示和强烈的情感爆发困扰着她。她经常用冷漠讥讽的话语赶我走，我只能怀着愤恨和失望的心情去哭泣。她和哥哥的关系则简单得多。她一直帮他抵御父亲，父亲总是用严厉的手段教育他，残暴的鞭打就是一个实证。

我慢慢地认识到，用温顺与狂怒交替往复地表达我的爱慕之情没有丝毫效果。因此，我不久便开始试着以自己的行为去逗她高兴，去迎合她的兴趣。病痛能立即引起她的同情心。让自己浸泡在永无休止的病痛中，这的确是一条痛苦却真正能引起母亲关怀和体贴的捷径。另一方面，由于母亲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护士，我的把戏很快就会被戳穿，并当众受到惩罚。

用另一种办法去讨好她，结果更糟糕。我知道母亲不能忍受冷漠和心不在焉。她把这些作为她自己的武器。我也学着抑制住激情，开始做一种独特的游戏，游戏最初的花招是傲慢和一种带着冷漠的彬彬有礼。我虽然记不得我做了些什么，但是，爱会使一个人善于进取，我很快就成功地在敏感和自尊的结合中发现了有趣的东西。

我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从来没有机会揭穿自己的游戏，扔掉假面具，放纵自己，投入彼此关心的怀抱中。

多年以后，母亲第二次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她躺在那儿，鼻子里插着导管，这时我们谈论起我们的生活。我向她述说了童年经历的苦难。她承认过去曾对此感到痛苦，但不是以我所认为的那种方式。她曾带着忧虑找过一个有名的儿科医生。他用严肃的口吻警告她要坚决抵制我“生病的把戏”，因为任何纵容都将危及我终生。

我清楚地记得这次对儿科专家的拜访。尽管我当时已经六岁多了，却拒不上学。一天天，我被拖着、提着、痛苦地尖叫着送进教室。我对看到的一切都要呕吐，常常晕厥，失去了平衡的感觉。终于，我赢得了时间，上学推迟了，但拜访这个著名的儿科医生却是不能幸免的。

他有一脸大胡子，穿着高领衣服，满身雪茄味。他扒下我的裤子，一只手抓住我的小器官，另一只手的食指在胯部划了一个三角，然后对坐在我身后、身着毛边大衣、头戴一顶墨绿色天鹅绒面纱帽的母亲说：“他这个部位看上去仍是个孩子。”

从医生那里出来，妈妈给我穿上褪色的带红边的黄罩衫，衣兜上绣着一只猫。她给我吃了乳酪三明治配热巧克力，把我送进从妹妹那儿重新夺回的育婴室。那时，哥哥正在别的地方，他得了猩红热。（当然，我希望他死去。在那个时代，这种疾病是很危险的。）我从玩具柜里拿了一个红轮、黄辐、套有一个木马轴的手推车。要去学校的威胁被淡忘了，这成为一次令人愉快的获胜的记忆。

*

1965年初的一个大风雪天，母亲往剧院打电话告诉我，父亲的食道长了一个恶性大肿瘤，已被送进了医院，正准备动手术。她希望我能去看望他。我告诉她我没有时间，而且也不愿这样做。我和父亲之间无话可说。对他，我不感兴趣，我在他临终时去看望，很可能会使他惊恐不安。母亲听后很生气，她坚持让我到医院去看他。我心烦意乱，拒绝她情感上的敲诈。这是种永恒的敲诈。“看在我的分上，去吧！”母亲发怒了，她哭起来。我表示，泪水绝不会对我产生任何作用，说完便使劲扔下话筒。

那天晚上，我在剧院值班，我到后台去和演员们谈话。我从因暴风雪而迟到的观众中间挤过去，到我的工作间去，为彼得·魏斯 的戏《调查》设计布景。

电话铃响了，总机小姐接通电话说，伯格曼夫人想和剧院院长讲话。有好几个伯格曼夫人，我不耐烦地问是哪个该死的伯格曼夫人。总机小姐战战兢兢地回答，是剧院院长的母亲，她希望立即与她的儿子讲话。

我去接母亲，她是顶着暴风雪一路走来的，由于情绪不好、正在生我的气，加之在恶劣天气中艰难跋涉，她仍气喘吁吁的。我请她坐下，问她是否要一杯茶。母亲回答说，她当然不会坐下，也没有任何欲望要喝茶。她光临的目的，是要亲耳听听我重复今天早上在电话中残忍无情的辱骂。她要亲眼看看我拒绝、侮辱父母时是什么样子。

沾在母亲穿的小皮裘上的雪化了，地毯上湿了几小块。她脸色异常苍白，黑色眼睛喷出怒火，鼻子红红的。

我想去拥抱和亲吻她，她推开了我，扇了我一个耳光。（母亲扇耳光的技巧出乎我的意料。她用戴着两枚沉重结婚戒指的左手使劲地惩罚我，给我闪电般的一击。）我笑起来，母亲的眼泪却夺眶而出。她敏捷地跌坐到桌边的一张椅子上，用右手挡着她的面孔，另一只手伸进衣袋掏手绢。

我在她的身旁坐下，向她保证当然会去看父亲，我真心实意地请求她的宽恕，我对我说过的话感到后悔。

她拥抱着我说，她不会再打扰我了。

随后，我们喝着茶，心平气和地交谈起来，直至凌晨两点。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星期二。随后的那个星期日，我们家的一个熟人（父亲住院后，他一直陪着母亲）打电话叫我马上过去，他说，母亲生病了。她的医生南纳·斯瓦茨教授已在路上了，此时她的病情已得到缓解。我迅速赶到斯托尔大街7号。斯瓦茨教授开了门，随即告诉我，母亲已在几分钟前去世了。

犹如晴天霹雳，我失声痛哭起来。老医生默默地握着我的手。等到我平静下来，她告诉我，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二十分钟内病情又两次发作。

以后的时间，我独自和母亲待在寂静的公寓。

她躺在自己的床上，身穿法兰绒睡衣和一件手织的蓝色短上衣。她头部略略偏向一边，双唇微微开启。她的脸像大理石一样苍白纯洁，眼部笼罩着阴影。依然黑黑的头发梳得十分整洁——不，头发不再是墨黑了，而是铁灰色。近年来她的头发剪短了，在我的印象和记忆中，她的头发依然是乌黑的，可能夹杂几缕银丝。她双手叠放在胸前，左手食指上缠着一个创可贴。

房间里突然充满初春的明媚，床头柜上的小闹钟匆忙地滴滴答答地响着。

我觉得，母亲还活着，她的胸脯在起伏，我能听见那平稳的呼吸，能看见她的眼皮在抖动。我想，她在沉睡，而且就要醒了，这时，我习惯性的幻觉又在和现实捉迷藏。

我在母亲身边坐了几个小时。直到海德魏格·艾柳诺拉教堂为早祷敲响了钟声，光影在移动，远处传来悠扬的琴声。我觉得自己不是在悲痛中，我正在思考，我正在观察自己，正在扮演一个角色，那是我的职业病所决定的，它冷酷无情地跟踪我的生命，经常疯狂地夺走、毁灭我最深切的体验。

待在母亲房间里那几小时的事，现在我已记不得多少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缠在她左手指上的那个创可贴。

在同一天下午，我去医院探望父亲，告诉他母亲逝世的消息。他手术后幸存了下来，肺炎初愈。此刻他身着旧晨衣，修饰整洁，坐在病房的蓝色扶手椅上，修长扭曲的手指握着手杖。父亲定定神看着我，张大的双眼清澈而镇定。当我把一切告诉他，他只是点点头，请求我让他独自待一会儿。

*

我们的成长过程大都建立在诸如做错事、认错、受惩罚、被宽恕和恩宠这样一些概念上，这些具体的因素凝结在孩子、父母、上帝之间的关系中。有些东西已被我们所接受，而且我们自认为已经完全理解，在所有这些东西之间，存在着一种固有的逻辑。这一事实很可能造成我们对纳粹主义有着惊人的接受力。我从没有听说过自由，更不用说体验自由的滋味了。在这种等级制度的体系中，所有通向自由的门都紧闭着。

于是，惩罚便成为不言而喻、天经地义的事情。它可能是突如其来的，劈头盖脸打一记耳光，或是屁股上挨一顿皮鞋；也可能是老奸巨猾的文雅举止，一代一代传下去。

如果是尿裤子这类事——这经常发生，并且我总是很容易就尿湿了衣裤——那么这一天我便要穿上一件长到膝盖的红裙子，这被认为是无恶意的取笑。大错则要受到警告性的惩罚。一旦发现错误，这种惩罚便随之而来。比如，犯错误的人要在各种场合向女仆、母亲或住在牧师住宅中数不胜数的女亲戚中的任何一人反复地坦承错误。

认错的后果是被晾在一边。没有一个人理睬你。据我理解，这样做是为了让犯错误的人希望自己得到惩罚和宽恕。晚餐后喝过咖啡，当事者被叫到父亲房间里，在那儿又一次被审问和忏悔。然后他拿出地毯掸子，让受罚的人自己说该打多少。如数惩罚时，垫上一个深绿色的垫子，脱下长裤和内裤，全身俯卧在垫子上，有人死死地压住你的脖子，然后使劲地打。

我不会说那种疼痛难以忍受。最令人难过的是这种“仪式”所带来的羞辱。哥哥总是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过去，母亲常常坐在他的床边，给他洗背。地毯掸子已打破他背上的皮，留下斑斑的血痕。我对哥哥又恨又怕，看到他受到如此严重的惩罚，觉得心满意足。

被惩罚后，受罚人还要被迫去吻父亲的手，请求宽恕，以减轻负罪感。虽然你睡觉前仍旧不能吃晚餐也不能看书，但所获得的解脱感是很大的。

另外还有一种现成的惩罚。这对于一个受黑暗恐惧折磨的孩子是很不愉快的，即将其关在一个特别的橱柜里。在厨房做工的阿尔玛告诉我们，在那个特殊的橱柜里有一只小动物，它专吃顽皮孩子的脚趾头。我的确听见有一些东西在里面移动。在黑暗中，一切都是恐怖的。我不记得我做了些什么，可能爬在架子上，也可能抓住钩子悬挂在空中，以免脚趾头被咬掉。

后来我偶然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这种惩罚方式就失去了它的恐怖气氛。我在橱柜一角藏了一支发红绿光的手电筒。每当我被关进橱内，就摸索出手电筒，把直射到墙上的光束想象成正在放电影。门一旦被打开，我就马上闭上双眼躺在地板上，装出昏迷的样子。家里每个人都感到惊慌。母亲怀疑我是伪装，可没有发现证据，所以不会马上给予进一步的惩罚。

其他的惩罚方法是不准去电影院，不准吃饭，只能待在床上和房间里，做额外的家庭作业，用藤条打手，揪头发，到厨房去干活儿（这可是十分愉快的，在一段规定的时间内没人理睬你）等等。

现在，我理解了父母的苦衷。一个牧师的家庭仿佛生活在一个浅盘上，避不开别人的眼光。牧师住宅必须得随时接受教区公众的批评和谈论。父亲和母亲可谓十全十美，承受着这种不公平的压力。他们的工作日是无限的，婚姻却陷入困境中，自我约束像铁一样坚硬。他们的两个儿子恰恰反映出某些特性，这在他们自己身上是被不断惩戒的。我的哥哥不驯服，不能保护他自己。父亲竭力去改变他，后来证明基本上是成功的。妹妹很受宠，很得父母欢心。她以谦逊和温柔羞怯地回报他们。

我认为自己从这时开始已变成一个最好的谎言专家。我创造了一个外表的我，他几乎与真实的我没有关系。我不知道如何把创造出来的我和本我区分开，这种混淆对我的生活和创造力造成了严重后果，一直持续到我成年后。有时，我不得不用事实安慰自己：生活在谎言中的人才更热爱真理。

第一次有意识的撒谎仍清楚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成为一名医院牧师。斯德哥尔摩的小－扬森林边缘有座大公园，我们搬进公园旁边的一所黄色房子里。那是一个严冬。我跟哥哥和他的朋友在公园温室边扔雪球，我们打碎了很多窗玻璃。园丁立即怀疑到我们，把此事告诉了父亲。几场审讯接踵而至。哥哥承认他和同伴干了这事。我正在厨房喝牛奶，阿尔玛在烘烤食物，女仆西里走进厨房，接手可怕的审讯。她问我是否参加了这次恶作剧，有些事在初审时我已经否认（由于缺少证据，我暂时得以开脱）。西里开玩笑似的轻描淡写地问我，是否成功砸中了玻璃。我明白，她想给我设圈套。我用平静的声音回答说我只是看了一会儿，扔了几个松散的雪球打哥哥，但不一会儿便离开了，因为脚冻得厉害。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在想，撒谎时要说得像真的一样。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发现。我决定采用莫里哀戏剧中的唐璜那种理智的方式，做一个伪君子。很难说我每次都成功：由于缺少经验，偶尔还有局外人干涉，我有时会被戳穿。

这个家族有一位非常富有的捐助人，我们叫她安娜姑母。她邀请我们去参加孩子的宴会，玩魔术或做其他的乐事。她总是给我们很多昂贵的、令人垂涎的圣诞节礼物，每年带我们去动物园岛观看舒曼马戏团的公演。这些表演项目使我处于狂热的兴奋之中：安娜姑母那位穿制服的司机开车带我们到一所明亮的大木房子里去。神秘的气味、安娜姑母硕大的帽子、管弦乐队嘟嘟的喇叭声、广场入口处红色帷幔后面准备魔术的嘈杂声、狮子和老虎的咆哮声。在一个深色空旷的圆屋顶下，一个人在轻声呼唤一头狮子出场。小丑吓唬和攻击它。我在极度兴奋中昏昏睡去，又被奇妙的音乐唤醒——一位年轻女人身着白色礼服，正骑着一头巨大的黑色种马绕场表演。

我被这位迷人的年轻女人征服了。于是她被纳入我的幻想游戏之中，我叫她埃斯梅拉达（也许那就是她的名字）。我的幻想最终总是从一种危险的境地落入现实。在一个秘密的誓约下，我对一个在学校里和我邻桌、名叫尼塞的小男孩吐露了心声。我告诉他，父母把我卖给了舒曼马戏团，不久我将从家里和学校被带走，与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埃斯梅拉达在一起当演员练杂技。第二天，我的幻想被揭露和亵渎了。

我的班主任认为此事异常严重，给我母亲写了一封充满忧虑的信。那是一个糟透了的开庭场面。我被迫倚墙而立，在学校和在家里一样受辱。

五十年后，我问母亲，她是否记得我卖给马戏团的那回事。她说记得很清楚。我问她，面对如此大胆的想象，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赏识，或者至少是善意地觉得好笑。一个七岁的孩子希望离家出走被卖到一个马戏团，为什么没有一人询问其中更深刻的原因呢？母亲回答说，我几次撒谎和幻想已经够麻烦了。她在极大的痛苦中，咨询过儿科医生。他强调，让一个儿童期的孩子去辨别幻想和现实非常重要。他们面对的是一次无礼和明目张胆的撒谎，必须让孩子受到适当的惩罚。

我拿哥哥的鞘刀找先前的朋友复仇，绕着学校的运动场追逐他。当一个老师把我们拉开时，我差点要杀了他。

我几乎被学校开除，还被狠狠地打了一顿。然后，我虚伪的朋友患小儿麻痹症死了，这使我高兴极了。按照习俗，全班同学放假三个星期，之后一切恢复正常，这些事都被遗忘了。

我仍然幻想着埃斯梅拉达。我们的冒险变得越来越危险，我的爱却变得越来越激烈。同时，我和班里一个名叫格拉迪丝的女孩订了婚，于是，我背叛了忠实的蒂潘——童年的小伙伴。

索菲娅皇家医院的巨大公园面向瓦哈拉大街，它的一边是运动场，另一边是工艺学院。它一直延伸到小－扬森林。当时，建筑物还不多，稀疏地散落在四周的风景中。

我逍遥自在地四处游荡，体验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公园深处，有一个砖结构的小教堂，引起了我的兴趣。负责医院和小教堂之间搬运的医院看门人和我有交情，他给我讲了大量动人的故事。同时，他还让我看了很多具不同程度腐烂的尸体。另一个绝对不允许进入的建筑物是锅炉房，里边有几个咆哮的巨大熔炉。煤被手推车运来，再被黑衣人倒进熔炉里。阿登马套着沉重的两用马车，每星期都来几次。运尸工人身着粗麻布衣，把麻袋背到打开的钢熔炉门边。他们常常秘密地把流血的死人器官和切除的肢体扔进熔炉里火化。

每隔一个星期的礼拜日，父亲总要在医院小教堂主持圣餐仪式，那里挤满身着黑色礼拜服和浆硬的白围裙的护士，索菲娅医院便帽盖在她们整洁的头上。牧师住宅对面是索尔赫姆疗养院，在那儿居住着很多为医院献出终生的老护士。她们像修女一样严格遵守修道院规则。

索尔赫姆疗养院的居民能直接看到牧师住宅，而他们正是这么做的。

老实说，我真想回到童年欢乐和好奇的岁月。我的想象力和感觉都得到充分的滋养。我记忆中没有无聊的事情，事实上，每时每刻都在爆发着奇迹，都有出乎意料的景观和神奇变幻的瞬间。我还想漫游在童年的风景中，重温那种光线、气味、人群、房屋、瞬间、姿势、音调和事物。这些回忆很少有什么特殊意义，但就像是随意拍摄的或长或短的电影。

童年的特权是在魔术和燕麦粥之间、在无限恐惧和极度欢乐之间自由地遨游。除了模糊的而且常常是无法理解的禁令和规则外，我几乎无拘无束。例如，我知道自己不能理解时间概念。“你必须真正学会遵守时间。给你一只表，你应该知道怎样认识时间。”但时间并不存在，会有什么东西告诉我，可能是饿了，因为肚子在咕咕叫。

要区分出想象和所谓的真实之间的差别是困难的。如果我付出努力，也许真的能留住现实。但是，假如有鬼魂和幽灵，我该对它们怎么办呢？那些英雄传说故事都是真的吗？上帝与天使呢？耶稣基督呢？亚当和夏娃呢？圣经里的洪灾呢？事实真像亚伯拉罕和以撒那样吗？他真的要割断以撒的喉咙吗？我恐惧地直盯着多雷的版画，以自身的感受去体会以撒。圣父要去切开英格玛的喉咙。如果天使来晚了会发生什么事？那时，他们只有哭泣。英格玛阴冷地微笑着，鲜血直流。现实。

后来，发生了电影放映机的事。

圣诞节前几周。家境殷实的安娜姑母家那位穿着制服的司机，扬松先生，已经送来大量礼物。他们通常将圣诞礼物放在楼下橱柜的圣诞礼物篮里。一个包裹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它是褐色的，有棱有角，在包装纸上有“福斯内尔”的字样。“福斯内尔”是位于港口大街的一家摄影器材商店，不仅出售照相机，也出售真正的电影放映机。

我对拥有一台电影放映机的渴望胜过一切。去年，我第一次去电影院看了一部关于一匹马的影片。它是由一部名著改编的，好像叫《黑骏马》。影片在斯图雷电影院放映，我坐在半圆形看台的第一排。对于我，这就是开始。我沉浸在一股经久不息的热情之中。无声的人影转过他们暗淡的面孔朝向我，用无声的语言与我心中最神秘的感觉对话。六十年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变，我依旧如此狂热。

那年晚些时候的秋天，我去看一个学校里的朋友。他有一台电影放映机和几部影片。他尽心尽力地为我和蒂潘放映了一部影片。当主人和蒂潘搂抱的时候，我被允许给机器摇手柄。

圣诞节是一次疯狂的发泄。母亲用她那双有力的手指挥一切。在这一连串款待客人、准备膳食、拜访亲友、准备圣诞礼物和安排教堂活动等等的背后，一切都经过细心周密的组织和安排。

圣诞节前夜我们全家在十分宁静的氛围中度过。教堂敲响5点钟时，开始圣诞祈祷，然后是一顿快乐又必须有节制的便餐，接着点燃树上的蜡烛，朗读圣经故事，早早就寝（因为我们第二天必须要早起做礼拜，那时真的起得很早）。什么礼物也没有得到。但那天晚上是令人欢欣的，是激动人心的圣诞节庆祝活动的序曲。教堂点燃蜡烛，吹响号角，做完早祷仪式之后，圣诞早餐便开始了。到此，父亲的职责已履行完毕。他脱下法衣，换上短外套，以最快乐的情绪向宾客作即席诗文演讲，唱应景的歌曲，以荷兰杜松子酒向每个人致意，模仿同僚，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我有时不免会想，原来父亲也有开朗有趣的一面，包括他那仁慈友善的心以及喜欢热闹的倾向，但这一切都被他平时的严厉、残忍和冷漠无情所掩盖了。我想，在我的记忆中，自己对父亲的判断经常是不公正的。

早餐后，人人都去睡上几个小时。家中的规矩必须照旧执行，到2点钟——黄昏刚刚降临的时候——供应午后咖啡。我们为所有人打开家门，欢迎他们的到来，希望他们能在牧师住宅里过上一个欢乐的圣诞节。有几个朋友是职业音乐家。午后的庆祝活动，通常是一场即兴音乐会。然后，圣诞节辉煌的顶峰到来了：晚餐。晚餐在我们宽敞的厨房里进行。在此，社会等级暂时被抛在一边。所有食物都摆放在一个供餐桌上，桌上铺着手工刺绣的桌布，圣诞礼物分发就在餐厅桌旁举行。篮子被搬进来，父亲叼一支雪茄，端着一杯甜利口酒主持仪式。他分发着礼物，高声朗读圣经诗文。人们鼓着掌议论着。所有的礼物上都配有圣诞诗文。

就在这时，电影放映机事件发生了，我哥哥得到了那台放映机。

我立即嚎叫起来。人们大声责骂我，我钻到桌下不出来，在那儿继续发疯，他们命令我立刻安静下来。我冲进育婴室，发誓和诅咒，盘算着离家出逃的计划。最后由于悲伤而疲倦地睡着了。

晚宴在继续。

晚些时候我醒了。格特鲁德正在楼下唱一支民歌，夜明灯放射着光芒。一张耶稣诞生的场面和牧羊人祷告的幻灯片投射在高五斗橱上，画面闪烁着暗淡的微光。活动白桌上放着哥哥的圣诞礼物，其中之一就是那台放映机。它带有一个弯曲的灯罩，黄铜镜头和放电影胶片的齿条是那样美丽。

我迅速地做出一个决定。唤醒哥哥，提议用我的一百个锡兵交换那台放映机。由于哥哥达格拥有一支庞大的玩具部队，而且经常和他的朋友们玩打仗的游戏，于是协议达成，双方满意。

那台放映机属于我了。

这机器并不复杂，光源来自煤油灯，曲柄上有一个嵌齿轮和一个马耳他十字。在金属箱后面有一面简易的反射镜，镜头后留有缺口，是放置彩色的幻灯片用的。这套仪器还包括一个紫箱子，里面装了一些玻璃幻灯片和一段深褐色的电影胶片（35毫米）。它大约有3米长，卷成一圈。根据盖上的说明，这部影片名叫《霍利夫人》。这位霍利夫人是何许人无人知晓，但我后来才明白，她在地中海地区受爱戴的程度相当于爱神。

第二天早上，我躲进育婴室一个宽敞的衣柜中，把放映机放在一个糖盒上，点燃煤油灯，光线直射在雪白的墙上。然后我装上了幻灯片。

一幅草地的画面出现在墙上。一个显然穿着民族服装的年轻女人躺在草地上。然后我转动把手！对此我是难以描述的。我无法以确切的言词表达我的兴奋。但在任何时候，我都能回忆起幻灯机烤热后金属发出的气味，衣柜中尘埃和樟脑丸的气味，以及手握曲柄时的那种感觉。我能看见墙上晃动的矩形画面。

我转动曲柄，那个女人醒了，坐起身，慢慢地站起来，伸展开她的双臂，转身消失在右边。如果我继续转动，她将再次躺在那儿，然后，又完全精确地重复同样的动作。

她在移动。 Qeahxe+C8J9r4V5//U7wyHhj4ribtClKY83/ea+VfwfIZzVcjJCt++AQriDTHax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