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从地图上看，丝绸之路是条迷人的曲线。

它东起古都长安，穿越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关中平原。渡过黄河后进入狭长的河西走廊，一侧是白雪皑皑的祁连山，一侧是浩瀚的沙漠。走出河西走廊后便分为三路：一路跋涉于罗布泊沿昆仑山北麓的绿洲延伸；一路经楼兰古城，沿天山南麓西行；一路则穿越沙漠到哈密，走天山北麓。楼兰、且末、精绝、安迪尔、尼雅等古城遗址如同一颗颗明珠，散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随后三条路线分别翻越天山和帕米尔高原：北线与中线汇合于费尔干纳盆地的历史名城塔什干，而南线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后到达阿富汗。它们分别沿南北两路，在沙漠和绿洲中穿行，进入伊朗高原，沿厄尔布尔士山脉和扎格罗斯山脉向西北行进，跨越波斯文明的腹地。然后，或向西北经大不里士，迈上安纳托利亚高原，抵达伊斯坦布尔；或向西南深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经巴格达、大马士革抵达地中海东岸港口安塔基亚。来自东方的货物终于可以在港口登船，在地中海扬帆起航，运往罗马、波尔多、马德里。

丝绸之路就像一条飘逸的丝带，穿行在灰褐色的亚洲腹地，将东方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波斯文明和欧洲文明串联在了一起。

这也是一条最艰苦卓绝的道路。一路上穿越十余个沙漠，攀登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超过40摄氏度的戈壁中穿行，在冰天雪地中露宿，还要面临雪崩、雪灾、沙尘暴的灾害，提防缺水、迷路、强盗的威胁。至今，很多区域仍是人类无法涉足的生命禁区。在这条道路通行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交通工具与出行方式没有任何改变，仍旧依靠骆驼、马车和人类的双脚。20世纪初的旅行者和公元前1世纪的张骞一样艰苦，甚至还会面临更多的危险，因为中亚的持续干旱化，导致许多水源干涸。

西方成为古代中国人的主要出行方向，是因为那里可以通向当时世界上其他文明区域——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文明就像充满诱惑的火炬，无论中间有多少昏暗的迷雾，人们都可以循着透过的微光抵达彼岸。

欧洲距中国有多远？这是不能用“公里”来衡量的。因为走完这条道路的时间需以“年”来度量，要以勇气、毅力与信仰来支撑。丝绸之路由张骞开始贯通，此后中国人逐渐成为这条道路的主力军。使节、僧侣、教徒、军人们探索未知领域，带回了远方的信息，打开了人们的视野。历史学家们把这些知识、见闻记录下来，首先帮助中国人完成了对世界的发现与认识，继而形成中国人的“世界观”——这一观念，至今仍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

这条道路，在漫长的岁月里，一步一步往西，中国人以自己的勇气与生命力不断地跋涉与测量，完成的当然是属于中国的地理大发现。它的结果，是中国人在发现世界、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了世界，也因此，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得以展开。在这条道路不断延伸的进程中，中国被它塑造，世界也被它塑造。这条道路所创造出来的结果，当然也不唯中国人的“世界观”，而是人类共同的知识谱系。

能在高山、大河间穿行跨越，是人类对自然的技术性征服。而跨越之后，便有不同的结果。翻越高山、涉过大河，开辟道路，从一个地理单元进入另一个地理单元，达到文化的交流、融合，这也是一种文明的成就。而道路本身则成为一条特殊的纽带，联系着不同的民族、文化与资源，促进彼此的交往，最终形成文明的共同繁荣。在两千年的历史中，无论发生了怎样的战争和自然灾害，丝绸之路上的交往从未中断过。

我们现在重新回溯这条道路的行走史，以及这一过程中的文明交融史，仍然不免深深感叹我们祖先之伟大。同样，当我们把眼光由历史投向未来之际，这条道路会如何塑造未来的中国与世界？这才真是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当全球第二经济体量的中国，以“一带一路”为纽带——选择象征和平的、交流的与共享的方式，重新缔结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时候，未来的前景变得清晰而乐观。正在完成伟大复兴的中国，会创造出什么样的未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投向那条建构了古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丝绸之路，其目的，是寻求未来的答案。

发现世界的中国方式

推开通向世界之门

西部的阳光总是迟迟不肯退场，强风卷起沙砾发出刺耳的声音，卷起一处处旋涡。汉代长城的残垣就耸立在沙漠戈壁之中，如阵列式，仿佛依然在等待检阅。夕阳之下，沟壑斑驳的黄土墙壁也被镀上了一层金色光芒。它就像坚守战场的老兵，已在此静立了2000多年，傲然凝视着对面祁连山的皑皑雪峰。

兰州向西过乌鞘岭，便进入了河西走廊。北侧是连向内蒙古阿拉善高原的沙漠，南侧是祁连起伏的群山。冰雪从山顶融化，汇聚成河，流入戈壁中，便形成了一个个绿洲与草原。公元前119年，汉王朝开始在河西走廊修建长城，经张掖、酒泉向西延伸，直至敦煌。再向西穿越罗布泊、沿孔雀河后，不再筑城墙，建烽燧直向西到新疆天山脚下的库车。

汉长城建造就地取材，墙体多由红柳、芦苇、沙石混筑而成，又被称为红柳长城。中原王朝依托长城对抗飘忽不定的草原民族，以步兵据守要塞，周旋骑兵，将流动战场变为固定战场，使直逼内地与中枢的战火，迟滞在边远地区。烽火传递，也为应对突然袭击赢得了时间。

汉朝长城还有另一个作用，便是守护丝绸之路，为旅行者提供水源与给养。汉长城的轨迹，也是古丝绸之路的路线。每一座烽燧就像沙漠里的岛屿和灯塔，指引着行进的方向。

沿着长城残垣西行，过酒泉至瓜州再转向西南，穿越200多公里长的沙漠，便是历史名城敦煌。敦者大也，煌者盛也，但今天的敦煌更像是一条断头路的终点，用《史记》的说法是“不当孔道”。西行主路已沿着河西走廊过瓜州后向西北而去，经柳园、星星峡进入新疆哈密，是为甘新大道。

但在2000多年前，敦煌则是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是进出中原王朝的门户。西行之旅，或出敦煌西北的玉门关，或出西南的阳关。

玉门关，西汉武帝所设置。一般认为，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就是当年的玉门关，它就耸立在戈壁滩狭长地带中的砂石岗上。南边有盐碱沼泽地，北边不远处是哈拉湖，再往北是长城，长城北是疏勒故道。关城全用黄土夯筑而成，坐北朝南，呈长方形。在这座城正南长城内侧有烽燧，叫“玉门千秋燧”，是汉代防备西域敌兵入侵的警报系统。关城方形如盘，北、西两面有门，北门外不及百米即疏勒河。

但小方盘城实在太小了，内部还不到一个篮球场大。因此，也有很多专家认为这并不是大名鼎鼎的玉门关。东汉时，班超经营西域多年，功勋卓著，年老思乡要求退休。他在给朝廷的奏章中说：“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不管怎样，班超心中的玉门关也不会离此地太远了。

事实上，此玉门关并非“春风不度”的玉门关。后者是唐朝的玉门关，已向东退了200多公里，位于酒泉瓜州双塔堡附近，其具体遗迹也湮没于沙丘戈壁之中，难以寻找。当年玄奘西行取经，就是从那里秘密过境。王之涣的《凉州词》脍炙人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但黄河如何“远上”呢？“一片孤城”又在哪里？唐朝的玉门关也距离黄河千里之外，怎样都是望不到黄河的。诗人恐怕要说的是，玉门之外便是另一个世界了。

另一位诗人王维的《渭城曲》，经配曲吟歌，名《阳关三叠》，表达的也是相近的心态。诗歌缠绵淡雅，离愁暗藏。“西出阳关无故人”，“西出阳关”后会遇到什么？不说也罢。在王维的时代，出了阳关就相当于踏出了国门。

阳关遗址位于敦煌西南70公里的“古董滩”上，因在玉门之阳而得名。昔日阳关城早已荡然无存，只有墩墩山还保存着一座烽火台。山下南面有一片望不到头的大沙滩。那片苍茫沙滩之下，便埋藏着阳关的遗址。不远处的南湖绿洲，被沙丘包围，但仍绿意盎然，葡萄藤随风摇曳，如一个精致的盆景。

阳关与玉门关的选址都十分讲究，占据了沙漠中最后的一处水源。再向西便进入了令人生畏的罗布泊荒漠，前路茫茫，生死未卜。很长时期以来，这里便是中国人的心灵边界，关外是一个未知的世界。走出去，意味着无限的遥远与无穷的凶险。

中国第一部地理著作《禹贡》中，这样描写国家的边界：“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要探索未知的世界，传播文明，就必须向西穿越流沙，向东渡过大海。

公元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返回长安，第一次带回了外部的信息与知识，将中国人的视野延伸了几千公里，不再困于传说的迷雾之中。

几乎与此同时，汉武帝发动了一系列对匈奴的反击战，其中以公元前121年的春夏战役最为重要。年仅20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深入大漠，迂回出击，大败匈奴。浑邪王降汉，河西走廊完全为汉朝控制。汉武帝先后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沙洲（敦煌）四郡，驻军屯田，移民实边。

《史记》如此记载这场辉煌的胜利：“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这场战役的重要性完全不亚于张骞出使西域的成功。河西归汉，中原王朝终于拿到了进入西方世界的钥匙，丝绸之路由此正式开通。

汉代中国开辟丝绸之路的价值不仅在于拓展了交通路线。中原华夏文明由此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外部世界，并大大延伸了本土文化的活动空间。此后，各朝政府都延续了这种对外交往的传统，并在唐代达到高峰。

自从通向世界之门被打开后，它再也无法被封闭。

“旧世界最长的路”

敦煌向西200多公里外是一片黑戈壁。一年四季，大风席卷地面，细沙被吹走，只留下鸡蛋大小的黑色石头，像是进入了煤矿区。再向前，是一片雅丹地貌，这里已被开发成名为“魔鬼城”的景区。

“雅丹”在维吾尔语中意为“险峻的土丘”。在极度干旱地区，由于大风的不断侵蚀，经亿万年演化，便将台地切割成破碎的土丘，形成千奇百怪的造型，如廊柱、如狮虎、如军舰、如城堡。人行走其中，难以分辨方向，极容易迷路。

穿越雅丹区，便进入了罗布泊。罗布泊的名声很大，不仅因为其神秘莫测、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更重要的是，罗布泊西北的楼兰古城曾是丝绸之路上的枢纽，是最艰苦路段上的一颗明珠。

张骞通西域后，丝绸之路便逐渐形成了比较固定的路线。一般而言，这条道路从长安出发，经过关中平原，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至敦煌。由敦煌出玉门关、阳关，向西进入了另一个走廊地带，即罗布泊的陷落洼地、盐碱滩和沙丘。北部是库鲁塔克山，南部是库木塔克沙漠，气候十分干旱，几乎没有水源。越过白龙堆沙漠，过古罗布泊，便到了楼兰古城。

从敦煌穿越罗布泊至楼兰，有400多公里路程，这是丝绸之路上最艰险的一段旅程。

东晋时期的求法僧法显在《佛国记》曾如此描述：“沙河中多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

马可·波罗前往元大都（北京）时，也曾途经罗布荒漠。除了历代中国探险家描述过的种种艰难险阻外，他的叙述中还弥散着一种令人生畏的恐怖：“行人夜中骑行渡沙漠时，设有一人或因寝息，或因他故落后，迨至重行，觅其同伴时，则闻鬼语，类其同伴之声。有时鬼呼其名，数次失其道。由是丧命者为数已多。”在这种艰辛与恐怖的双重煎熬中，马可·波罗一行在罗布泊沙漠里跋涉了一个月。

法显与马可·波罗都提到了“恶鬼”和“鬼语”，可能是罗布泊地下发出的奇怪声音。因为那里地表极度干旱，每日温差常达三四十摄氏度以上。热胀冷缩的效应，使外露的岩石崩裂发出声响，有时似鞭炮，有时似狼嚎。

丝绸古道到楼兰后分为两支。一支向西南称为南道，到达塔里木盆地的南部边缘，沿着昆仑山北侧山路西行。昆仑山的融水下泄，形成了若羌、且末、民丰、和田等大大小小的绿洲。丝绸之路将这些绿洲串起，至皮山、叶城攀登帕米尔高原，翻越明铁盖达坂，进入克什米尔或者阿富汗地区。

楼兰向西北的道路，称为中道。中道走塔里木盆地的北部边缘，沿着天山南麓而行，经吐鲁番、焉耆、库尔勒、轮台、库车、阿克苏、喀什等绿洲后，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费尔干纳盆地，西行可至塔什干。或者沿阿克苏河的北支流翻越比达尔山口，再沿天山西北进入现在属于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区域，沿天山北麓现在属于哈萨克斯坦的塔拉斯、奇姆肯特到天山南麓的塔什干绿洲。

经楼兰的古道在两汉时期达到了繁荣的顶峰。这主要是因为匈奴控制了北方哈密地区，侵扰着北部的交通线。正因为这一政治形势，才将楼兰推上了中西交通枢纽之地。

当中原王朝逐渐取得了对草原民族的胜利后，尤其是匈奴势力被驱逐出西域政治舞台后，丝绸之路的走向也发生了变化。由敦煌出发不经楼兰可以直接到达吐鲁番，这样便避开了罗布泊与白龙堆沙漠。

唐朝之后，丝绸之路的北道逐渐成熟，成为一条通衢。这条路已不再经敦煌，而是自酒泉瓜州便转向西北，穿过莫贺延碛沙漠抵达哈密。由哈密向西南越天山可以与中道相连接。或者向北，穿越石门子山口，到达天山以北的巴里坤，向西经吉木萨尔、昌吉、乌苏等绿洲，经赛里木湖畔，翻越天山果子沟，经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塔拉斯，至塔什干。北道与中道区别在于，前者沿天山北麓西行，后者沿天山南麓行进。

北道之所以在唐朝兴盛，一方面在于吐蕃崛起不断侵扰南线，而唐朝通过对突厥的胜利控制了天山北麓。另一方面，唐朝处于古代新冰期后的小温暖期，天山以北的草原地带比秦汉时期的气候更加温暖。

丝路北、中线出中国国境后，进入中亚阿姆河、锡尔河流域，称为“河中地区”。北道与中道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绿洲汇合，向西南延伸，由古城撒马尔罕、布哈拉通过。再穿越卡拉库姆沙漠到达土库曼斯坦的马雷，翻越科佩特山口，到达伊朗古城马什哈德。马什哈德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圣地，历来是伊朗和印度、中亚、阿富汗之间的贸易中心，是丝绸之路的经济重镇。马什哈德向西又分成北、南两支线，北线翻越厄尔布尔士山到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历史上称“亚细亚大道”。南线沿卡维尔盐漠背面大达姆甘抵达德黑兰。两条路线汇合后，向西伸张，经过加兹温到达大不里士。大不里士是伊朗和高加索、土耳其的贸易中心，拜火教圣地。从这里向西北进发，穿越小亚细亚半岛，抵达历史名城伊斯坦布尔，再由海路可至东欧、南欧和西欧。

丝路南线出境，以阿富汗东南部为枢纽，历史上称这里为“吐火罗”地区。丝绸南路在这里又分为两股，一道转向东南，经克什米尔进入巴基斯坦和印度地区，连接整个南亚大陆。另一路继续向西迈进，经坎大哈、喀布尔，进入伊朗南部。沿库赫鲁德山南麓的巴姆、克尔曼、伊斯法罕到达西亚两河流域的中心——巴格达。穿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经叙利亚的巴米尔绿洲向西到达地中海，从这里通过陆路或海路，能够直达欧洲和非洲的埃及。

罗马时期，地中海东岸的提尔（又作推罗，今黎巴嫩南部城市苏尔）是名副其实的丝绸港。当地人很早就会从近海所产的一种贝类提取紫红色染料，这就是有名的“提尔红”。此外，由于丝绸几经转手昂贵无比，提尔的工匠便把东方运来的丝绸拆散成丝，再掺进其他纤维织成衣料，使其变得更便宜也更轻盈。于是，提尔成了举世无双的丝绸再加工中心，是丝路西端的一个重要目的地。

这条沿中纬度地区延伸的丝绸之路，将一座座绿洲连接在了一起，因此也称为绿洲丝绸之路。绿洲丝路是贯穿欧亚的主要干道。

与此相对应，还有一条高纬度区域的草原丝绸之路。

依据考古资料，草原丝绸之路早在公元前1000年就已形成，是游牧民族往来迁徙的大通道。这条道路从黄河中游出发，经鄂尔多斯、蒙古草原，越阿尔泰山脉进入哈萨克草原，再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可达多瑙河流域。或者经黑海西岸，走海路到达欧洲腹地。黑海西岸平原靠近希腊，古希腊人很早就在黑海沿岸建立了一系列殖民城邦。他们擅长航海术，可以驾船经黑海抵达希腊本土和罗马帝国。

世界历史上几次民族大迁徙浪潮，如雅利安人东迁，匈奴、嚈哒等突厥系民族向西迁徙，都发生在这条路上。人们对于草原之路的了解完全建立于考古发现之上，其中最重要的发现便是阿尔泰山北麓的巴泽雷克墓群。18世纪初，这一地区不断出土野兽纹图的黄金艺术品，形成了所谓“西伯利亚宝藏”，因受到彼得大帝的喜爱，又被称作“彼得大帝宝藏”。

苏联考古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终于找到了宝藏的源头，即巴泽雷克墓群——由古代游牧民族所建造的巨大石冢。巴泽雷克的考古发掘，揭开了印度与中亚黄金产地之谜。人们终于知道，作为非黄金产地，印度河古文明和阿姆河宝藏中黄金艺术品的原料，就来自阿尔泰山区。另一项更重要的成果，则是在墓穴中找到了中国战国时期的丝绸。由于被一层厚厚的永冻坚冰所覆盖，这些丝绸免于腐朽而保存下来。据此，美国考古学家马拉·赖斯认为：“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期间，巴泽雷克是东西方贸易的中心。”

草原丝绸之路最大的优势在于地势平坦。杭爱山与阿尔泰山之间的蒙古草原地面起伏不大。阿尔泰山的相对高度不大，而且山间有不少比较便于通行的隘口和河流谷地。哈萨克大草原面积辽阔，一望无际，地势平坦，一两百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内，几乎没有真正的山岳。南俄草原和黑海沿岸平原地势更加低平，骑马行进，速度极快。另一方面，草原上河流湖泊众多，水草丰美，尤其适合骑马大队行军。当年蒙古大军西征，就如风驰电掣一般掠过这几大草原，直捣东欧腹地。

但草原丝绸之路也有着难以克服的缺陷。整条道路都在高纬度地区延伸，气候寒冷。尤其是蒙古草原和哈萨克草原，靠近西伯利亚冷高压中心，冬春天气奇寒，暴风雪肆虐，非游牧民族很难适应。同时，道路沿线地广人稀，缺少居民点提供给养。不仅城镇稀少，即使固定的村落也难得一见。南俄草原直到15世纪以后，因为俄国哥萨克人的进入才逐渐开垦。哈萨克草原迟至20世纪50年代苏联大垦荒之前，尚是处女地。而蒙古草原至今还处于游牧状态。

草原丝路真正的障碍，在于它距离当时几大文明中心的距离太远了。世界几大文明古国多处于北纬20度至40度之间。如果要绕行草原之路，必然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直到蒙古汗国崛起后，草原之路才一度兴盛。西方使节与传教士来往于草原之上，前往当时世界的中心——哈拉和林（今蒙古国杭爱省西北），去拜见蒙古大汗。

在《丝绸之路》一书中，斯文赫定写道：“丝绸之路的全程，从西安经安西、喀什噶尔、撒马尔罕和塞琉西亚，直至推罗，直线距离是4200英里，如果加上沿途绕弯的地方，总共约6000英里，相当于赤道的四分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条交通干线是穿越整个旧世界的最长的路。”

丝绸之路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被发现和被优化的结果。在过去2000年中，依靠双脚的丈量，穿越沙漠与雪山，人们始终在寻找最安全、便捷、畅通的路径。它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条或两三条道路，而是一个庞大的道路交通网络。因此，一旦因自然条件或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其中某一条或几条路线出现阻隔或阻断的时候，其他路线仍然在发挥作用，从而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里海是海吗？

当中国人的西行之路还被匈奴人阻断时，西方人已经开始了向东探索。

公元前7世纪，希腊诗人阿里斯铁阿斯曾经游历过南俄和中亚北部的大草原，留下了长篇诗作《独目人》（《阿里马斯波依》）。这部长诗成为丝绸之路最早的记录，但此诗后来佚失不存，只有一些片段流传了下来。根据残留的诗句，法国学者保罗·佩迪什认为诗人可能一直东行到了阿尔泰山西缘地带，也就是今天哈萨克草原的东部。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就是在这里和西段接上的。一般认为，阿里斯铁阿斯东行的目的就是经商。所谓“独目人”指的是生活在阿尔泰山西麓的“阿里马斯波依”人，属于斯基泰人的一支。

公元前5世纪，有“西方史学之父”之称的希罗多德完成了他的名著《历史》，讲述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在这本书中，他依靠自己的见闻以及《独目人》中的资料，讲述了当时人们所了解的中亚地区的地理与人文。保罗·佩迪什认为，希罗多德首先是一名地理学家、方志学家和旅行家。“人们推测，当时他并不打算写一部历史著作，而是想研究世界是怎样分成一个个大陆，而这些大陆又具有什么样的形状和范围。”

关于中亚地理，希罗多德最大的贡献是首次记录了里海。他准确地指出，这是一个不跟其他海洋相通的“独立的海”，是一个巨大的湖泊。但是他并没有提到中亚另一个大湖——咸海。中亚有两条大河——阿姆河和锡尔河，希罗多德把它们混淆起来，以为就是一条阿克塞斯河。

希罗多德更多的兴趣在于民族志方面。当时分布在欧亚草原上的主要民族是斯基泰人，波斯人称他们为“萨喀人”，中国文献中记为“塞人”或“塞种”。斯基泰人分为很多部族，希罗多德对这些部族的分布和迁徙进行了详细介绍。

希罗多德重点描述了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的那次民族大迁徙。黑海北岸的原住民奇姆美利亚人被东方来的斯奇提亚人赶出家园，后者又是迫于依赛多涅斯人的强大压力西迁的，依赛多涅斯人是被更东方的邻居阿里马斯波依人（独目人）驱逐的。在此后的2000年中，类似多米诺骨牌式的迁徙多次沿着丝绸之路发生。

中国学者杨宪益认为，希罗多德所记录的这次大迁徙，其源头就在于中国陕西关中地区。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秦国军队对游牧民族“西戎”展开连续军事进攻，最终迫使西戎西迁，结果引起连锁反应，最后大迁徙的浪头直至地中海东岸。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丝绸也随着民族迁徙之路而西运。

希罗多德之后200年，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率军远征。只用了3年时间，希腊军队便横扫中亚，占领了阿富汗的东北部巴尔赫（巴特克拉），并北渡阿姆河攻占中亚的核心区域——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第二年，亚历山大向南翻越兴都库什山，占领印度河流域。

作为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不仅要做世界征服者，还要成为世界的发现者。《亚历山大远征记》的作者，公元2世纪的历史学家阿德里安写道：“他（亚历山大）永远要把目光投向远方，寻找那些他还未曾见过的东西。”

在亚历山大的远征军中，不仅有诗人、哲学家，还包括了地理学家、民族学家、历史学家，甚至配备了专业的测量队伍。测量队员的主要职责是测绘道路里程、山脉高度以及河道宽深等，并负责把数据记入“行军日志”。亚历山大每占领一个区域，就会组织一个探险队去考察当地的情况。保罗·佩迪什认为：“亚历山大的远征不仅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而且积累了大量新颖的有关亚洲气候、生物和种族方面的资料，从而打破了地理学知识和思想的旧框框。”

亚历山大的地理学家们对丝绸之路上的河流进行了考察。他们对于西亚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情况了解得最清楚，对于它们的发源地、流量、走向与季节性特征都有比较正确的描述。对于中亚的两条大河——锡尔河和阿姆河，他们也比希罗多德了解得更多，不再认为它们是一条河流。但他们把两条河的流向搞错了，认为它们都流进了里海，而不是咸海。事实上，这个时期的希腊地理学家们始终不清楚还有咸海的存在，或者把这两个大湖混同在了一起。毕竟，里海与咸海距离不远，中间只隔着一片荒漠。在古代，里海和咸海的水域面积都比现在更大，因此它们之间的距离也更短。

关于里海究竟是大海还是湖泊的问题，希腊人也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他们深受古希腊地理学的影响，信奉“海洋包围大陆”学说，因此断定里海一定是和海洋相连的内海或者海湾。甚至他们进一步认为，里海是和黑海相连通的。为了解答这个疑问，亚历山大在行军途中曾经打算亲自驾船考察里海，他还想搞清楚里海是否和印度洋也是连通的。但遗憾的是，这个计划因为战争的进程而搁浅了。

后来，塞琉古王朝曾经派出探险家帕特罗克勒进行了一次里海航行。结果非但没有得出正确结论，反而制造了新的错误。这位里海探险家不仅认定阿姆河和锡尔河直接流进了里海，而且还指出，里海就是北方大海向南伸进大陆的一个海湾。

只有当时西方古典地理学家托勒密才回到了希罗多德的立场，在他绘制的世界地图上，里海是一个封闭的巨大湖泊。这个错误一直延续了1000多年，直到13世纪，欧洲人才完全接受了里海是一个内陆湖泊的事实。

希腊人对丝绸之路沿线、中亚地区的探索并没有持续多久。亚历山大东征返回后不久便去世了，庞大的帝国随即分裂。此后，希腊文明逐渐退出了中亚地区。费尔干纳盆地是希腊文明到达的最东边界，他们最终没有能够向西越过天山或者帕米尔高原。因此，对于山那一边的华夏文明他们了解不多，只知道东方有一个名为赛里斯的神秘大国。这个国家出产华美的丝绸。

走出神话

中国人对于中亚地理的官方探索要晚于西方人。这一方面在于地理条件限制，从东部进入中亚要面临大漠与高山的挑战，而由西方进入难度则小得多。另一方面，游牧民族的袭扰阻断了中国与西方的联系。

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国对于西部世界的了解还处于神话与传说阶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穆天子传》中所传递的信息。总共8500多字的《穆天子传》，大概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之前。书中假托周穆王（生活在公元前10世纪前后）西征，叙述了一次赴西方的旅行。他驾车由洛阳出发首先北上来到河套－阴山地区，然后西行到达昆仑山，最终抵达西王母之邦。周穆王和西王母互赠礼物，畅饮吟唱，最后依依惜别。整个故事扑朔迷离，读来令人无限神往。

西王母之邦是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极西之地。书中还提到了昆仑之丘、群玉之山、舂山、瑶池等地理名称。学者们对这些位置有很大争议。一部分意见认为，昆仑之丘相当于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瑶池可能是神话了的斋桑泊，位于阿尔泰山西麓哈萨克斯坦境内，西王母之邦则可能相当于希罗多德所说的阿里马斯波依人（独目人）；另一派认为，昆仑山、舂山、群玉之山都指的是现在的昆仑山位置。由于文献资料太少，缺乏具体的证据，周穆王西行的故事只能当作传闻来看待。但这些充满了神话般的幻想，为中国人打开了窥视新奇世界的一个窗口。

第一位真正以双脚考察西方的探险家是张骞，他为汉朝人带来了更多真实的材料，《史记·大宛列传》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西方的认识水平。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中国人的地理观念仍带有浓厚的命定色彩：中国位居世界的中央，北面是大漠戈壁，西面是冰峰雪岭，东面是汪洋大海，南面是“瘴疠之地”——热带丛林。这些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仿佛是上天安排在华夏四陲的。四陲与中央之间为“四方蛮夷”杂居之地，而四陲之外就不是凡人能轻易涉足的地方了。这种封闭性的地理观念是中国古代“内敛性”宗法社会的反映，它对华夏先民外出探索新的世界无疑起了一定的束缚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张骞所代表的西汉王朝是一个破局者。他每向前走一步都意味着一个新的纪录诞生；每带回一份信息都会填补认识上的空白；每产生一个疑问都会引发后人的不懈求索。及至东汉甘英出使，欲往大秦（罗马帝国），至安息（波斯伊朗）西界而返，又了解了中国人许多前所未闻的知识。东晋法显以64岁高龄前往印度求法，两度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第一次实地考察了南亚次大陆。玄奘更是在十余年的时间里，横穿新疆、中亚，足迹遍布印度全境，带回了130多个国家的信息。他的《大唐西域记》成为古代地理历史学的巅峰之作，是了解中亚与印度的百科全书。作为战俘，唐朝人杜环游历了阿拉伯地区，到访圣城耶路撒冷，并最终抵达了非洲。维吾尔景教徒拉班·扫马，是古代中国行走最远的人，他从北京出发沿丝绸之路横穿整个欧亚大陆，由伊斯坦布尔渡过地中海先后抵达了那不勒斯、罗马和法国的波尔多，并参见了罗马教皇和英、法国王。

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认识也随着丝绸之路而不断拓展。对外界了解越多，对未知世界的兴趣也就越大。魏晋人鱼豢面对一个越来越广阔的外部世界，深有渺小之感。他在《魏略·西戎传》中写道：“俗以为营廷之鱼不知江海之大，浮游之物不知四时之气，是何也？以其所在者小与其生之短也。”他真切地感到，对于中国之外的那个世界，人们的认识无论怎样都是非常有限的。

张骞之后的1000多年中，中国人开始成为探索丝绸之路的主力军。一方面原因在于，华夏文明处于世界大的领先地位，希望与其他国家建立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中国人的思想并没有囿于封闭的“天下观”之中，他们对外部世界充满兴趣。

地理空间

了解外部世界，首先从地理开始。在中国人踏足西域之前，对于河西走廊以西的地理状况并没有太多的知识。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几座重要山脉的命名十分混乱。

祁连山、天山、昆仑山是我国西部的三座重要山脉。祁连山位于河西走廊南侧，天山位于塔里木盆地北侧，昆仑山位于塔里木盆地南侧。很长时期以来，三座山的名字纠缠不清。在先秦时代，祁连山被称为“昆山”，即昆仑山。后来，天山与祁连山颠倒混用。在一些史籍中，天山又被称为祁罗漫山。实际上，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无论昆仑山、祁连山，还是祁罗漫山，都是吐火罗语klyomo的音译，即“圣天”之意，也就是说天山实际也是klyomo的意译。

使用吐火罗语的大月氏人曾活动在天山－祁连山地区，因此klyomo便作为地名传入中原。经几次不同的转译便形成了昆仑山、祁连山、天山的混用。由于河西走廊是玉石输入中原的通道，先秦人认为玉就产自大月氏人附近的山中。于是，昆仑山便和玉有了明确的关联。当张骞报告于阗南山产玉后，汉武帝便将南山命名为昆仑山。随着中国对西部山水的了解逐渐清晰，这三座山的名称才陆续固定了下来。

随着中国对丝绸之路的实地探索，西部山水地理面貌逐渐清晰了起来。这些地理信息作为重要的资料，被编入国家正史。

《汉书》首开《西域传》的体例，记载了近50个国家的状况。这些信息包括：国家首都，与长安的距离，户、口、士兵人数，和西域都护治所的距离，以及相邻国家，风土物产，最后是该国与汉王朝的交往。由此，形成了以长安为中心的同心圆，西域诸国根据距离长安的远近，以及是否处于汉朝的政治控制范围，在班固笔下被分为“至都护治……里”或“不属都护”两类。它们都被一一安置在这个同心圆中，从而构成了“内臣”、“外臣”和“不臣”三个层次。

在汉朝，安息（位于伊朗的帕提亚帝国）是记录中最远的国家，其国度和椟城（今伊朗达姆甘）距离洛阳25000里，东界木鹿距离洛阳20000里。尽管数据未必准确，但还是可以推测，汉帝国对于当时西方重要城市都做了道路测量。

根据这些记载，我们对西域国家有了初步了解。如最大国家（乌孙）人口达到了60多万，而小国如休循，人口只有1000人。按照人口比例推算，士兵数平均占成年男子的1/3。

从《汉书》开始，编撰者尤其重视丝绸之路的走向，把每一次道路变化都记录在案。如《汉书·西域传》概括：“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至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至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

奄蔡后来又被称为阿兰人，即西方文献中的哥特人（Goth），最早居住在咸海附近。咸海几乎脱离了古希腊罗马人的视野，不过汉代中国人已对它有所了解。《史记·大宛列传》说于阗（和田）之西的河流注入“西海”，这个“西海”应当就是咸海。又说奄蔡“临大泽，无崖。盖北海云”。这里的北海可能指咸海，也可能把咸海和里海两大湖都包括在内了。

589年，隋王朝一统江山，汉末以来数世纪的战乱结束，域内至此再告安定。隋炀帝好大喜功，经营西域之心膨胀。当时西域商人多到张掖经商，隋炀帝的大臣裴矩秉承炀帝旨意，向这些商人详细了解丝绸之路沿线的山川地理及交通线，写成了《西域图记》三卷，记述了44国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并配有西方人的画像，很可能是画师依照当时到敦煌的东罗马人所作。但遗憾的是，《西域图记》连同画像早已佚失，只有《隋书·裴矩传》保存了丝绸之路的三条路线，道路的终点为拂菻国（东罗马帝国）和西海（地中海与黑海）。

依据裴矩的记述，丝路南道经塔里木盆地南缘，越葱岭，至阿富汗北部后南下，沿印度河至印度河口和印度西海岸；中道沿塔里木盆地北缘，越葱岭西去，经伊朗高原到达地中海东岸；北道为“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北流河水”即锡尔河。这条道路的走向是，从伊吾（哈密）翻越天山，出蒲类海（即巴里坤湖），沿天山北路西行，过突厥可汗庭、伊犁河，沿锡尔河（北流河水）绕咸海北岸西行，经里海之北跨乌拉尔河和伏尔加河到达黑海。

早在5世纪北魏时期，中国人对整个西域地理就有了整体性的认识，并对这一区域按地理特征进行了划区。437年，北魏使者董琬和高明出使乌孙、破洛那（大宛，费尔干纳）和者舌（乌兹别克塔什干）。董琬出使后将西域分为四个区域。第一区域为葱岭以东到沙漠以西，即帕米尔到玉门关、阳关，现在新疆地区。第二区域为葱岭以西至海曲东，即葱岭以西中亚北部地区，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一带。海曲指的是咸海。第三区域为“者舌以南，月氏以北”，即现在阿富汗东部巴基斯坦北部，西方称吐火罗斯坦。第四区域为“两海之间，水泽以南”，即咸海与北海之间，是北方游牧民族之地。

对于第四区域“海曲”与“水泽”的位置，学者们也存在着较大争议。丝绸之路专家余太山认为，“两海”指意大利半岛东面的亚得里亚海和西面的第勒尼安海，“水泽”指黑海。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早在5世纪，欧洲地中海区域已经进入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

事实上，在北魏时期，丝绸之路上重要交通枢纽、核心城市，都已经被中国史籍记录。中亚两条重要河流——阿姆河与锡尔河，都按照当地读音，为中国史家命名。如锡尔河，隋唐时期被中国称为“药杀水”，是中古波斯语Jaxsarta之音译，意为珍珠。其发源于天山，上游流经费尔干纳盆地，下游经过克齐尔库姆沙漠的东缘，注入咸海，在历史上成为游牧民族与定居居民的分界线。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越过葱岭后，便南渡锡尔河，再西去地中海东岸。

许多丝绸之路的探索通过亲自考察，不仅为地形地貌留下了生动的叙述，同时也纠正了一些错误认识。北魏时期，使者宋云曾前往中亚地区，返回后写下了《宋云行纪》，这本书虽然散失，但一部分内容被《洛阳伽蓝记》收录。

《宋云行纪》关于葱岭的描述十分珍贵。《史记》等古籍以和田为东西水流的分道之地，至宋云才最终修正了这一错误，指出葱岭才是塔里木河与阿姆河的真正分水岭，“自葱岭已西，水皆流入海”，“东北流向沙勒”。沙勒是疏勒的异音，即今天的喀什。他描述攀越葱岭“悬度”（悬索桥）的惊险——“铁锁为桥，悬虚为度，下不见底，旁无挽捉，倏忽之间，投躯万仞，是以行者望风谢路。”葱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人烟，山中有个钵和国，地处今阿富汗的瓦罕走廊，这里的国王“因山为城”，人民则“窟穴而居”、“人畜相依”。

在南宋僧人志磐编纂的《佛祖统纪》中，收录了一幅纸本雕版墨印的《汉西域诸国图》，纵20厘米，横28厘米。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关于丝绸之路的地图，表现的是汉朝时期西域诸国地理情形和佛教传播路线的历史地图。

这幅地图东起兰州，西至地中海（西海）、罗马帝国（大秦），南抵昆仑山（石山），北达蒙古大戈壁（瀚海），形象地描绘了天山、葱岭、昆仑山、积石山等山脉，并用双曲线绘出黄河上游河道，用鱼鳞式水波纹描绘海洋。塔里木河（葱河）置于全图中央，由西向东流入罗布泊（蒲昌海），在其南北清晰地绘出了中原通往西域的两条路线，即丝绸之路的南线和中线。全图一共标注了70多处地名，除地名注记外，图上还有文字说明西域政区建置和交通里程。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将河西走廊至地中海东岸沿途所经行的主要国家、地名及其相互之间的通路绘制成图。

绘于明代中期的《蒙古山水地图》，则代表了中国丝绸之路地理知识的高峰。全图长30.12米、宽0.59米，以吴门画派风格绘制。地图东起明朝的边关嘉峪关，西至天方（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写有211个明代地名，涉及欧、亚、非三大洲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黎巴嫩、突尼斯、土耳其等，场面宏大，气势磅礴，堪称“中世纪的世界地图”。

尽管《蒙古山水地图》没有采用西式的圆锥投影法作图，也没有用中式里格绘图法，但依旧准确地表现出了各城市的位置关系。图上地名庞杂，来源于突厥、蒙古、粟特、阿拉伯、希腊以及亚美尼亚语，都被中文注音记录。

民族与历史

欧亚大陆腹地活跃着许多不同的民族，丝绸之路是他们迁徙与交融的舞台。一些民族如同草原上的风，倏忽而过，中国人在向西探索的过程中，不断发现并追踪“他们”的故事，为他们留下了宝贵的记录。就像考古学家斯坦因所说：“我们关于中亚的历史知识之大部分皆来自汉文史料，而且关于中亚古代的基本事实也来源于汉文史料。”

大月氏属吐火罗人，是西汉王朝最先想结交的西域国家，也是中亚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大国。先秦文献《管子》中说：“北用禺氏之玉。”这个禺氏就是大月氏，也称月氏，他们曾居住在河西走廊，是中原王朝的邻居。

公元前2世纪，月氏人先后被匈奴和乌孙赶出家园，经过40余年的迁徙，从河西走廊辗转来到阿姆河流域，最后占领大夏国（巴克特拉），国都也迁到了阿姆河南岸的蓝氏城。同时，月氏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深受大夏影响，从游牧逐渐向定居农业转变。《史记》、《汉书》都对大月氏的迁徙历程做了详细的记录。

迁徙到阿姆河流域的月氏，很快分裂为五个国家，分属五翎侯。《后汉书》详细记载了五翎侯的名字与领土分布，其中最强大的为贵霜。大约在公元1世纪20年代，贵霜翎侯丘就统一了五部，后来征服了印度河流域，建立贵霜帝国。其后，贵霜帝国不断扩张，从阿姆河直到恒河中游的广袤地区都纳入了贵霜帝国的统治之下，领土包括现在阿富汗东南部、乌兹别克斯坦中部、巴基斯坦、克什米尔以及印度北部。直到公元4世纪衰落前，贵霜帝国一直位居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行列。丝绸之路上，它与罗马、安息（帕提亚）、中国并列为同一时期的四大帝国。

佛教之所以发展成为一门世界性宗教，也要归功于月氏人。他们以佛教立国，随着帝国的扩张，佛教也被推广到东方各地。月氏人对佛教传播有两个重大贡献：第一，将口头传播的佛言写成文字；第二，借鉴希腊罗马艺术发明了佛像，创造了举世闻名的“犍陀罗艺术”。佛像的出现把佛教从少数掌握文字的僧侣手中解放了出来，普通信徒即使不懂佛经，也可以礼拜佛陀。

这样一个重要的民族和国家，除了中国史籍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载。西方直到19世纪，才知道历史上曾经有过如此强大和重要的贵霜帝国。

嚈哒是继匈奴、鲜卑之后兴起的一支游牧民族。由于史料的限制，嚈哒的历史模糊不清处很多。按照余太山先生的说法，“嚈哒学”迄今还没有跨出假说阶段。根据中国史籍的记载，嚈哒人可能是游牧于阿尔泰山地区的匈奴人后裔。因其攻占大月氏后，与白种的大月氏人混血，又被欧洲人称为“白匈奴人”。

4世纪70年代，他们迁至帕米尔高原以西，泽拉夫善河流域。5世纪20年代，强大起来的嚈哒人越过阿姆河进犯波斯萨珊王朝，但被击退。5世纪30年代，嚈哒人南下吐火罗斯坦，攻灭大月氏人的贵霜王国，在大夏故地建国，以拔底延（Balkh）为都城。与前代的大月氏人的贵霜王国相仿，嚈哒人后来称霸中亚，达100多年之久。

北魏使者宋云曾经到访过嚈哒，并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记录，有助于后代学者认识这样一个神秘的民族。

宋云指出了嚈哒鼎盛时期的疆域：东起葱岭和阗一带，南至阿富汗中部的伽色尼及印度西北的犍陀罗，北抵天山北麓，西到里海以东，及伊朗东南呼罗珊地区，势力强大，“四十余国，皆来朝贺”。

根据宋云的记述，嚈哒是游牧国家，没有城郭，冬夏逐水草而居，无文字、无礼教，以12月为一年，月无大小，也无闰年。国王居住的大帐篷有40步长，国王穿着丝绸做的衣服，坐在金床之上，金床以四只金凤凰为床脚。王妃也穿着丝绸做的锦衣，十分华丽，“垂地三尺”，后面必须有人托起。她头上戴“一角”，长八尺，奇长三尺，“以玫瑰五色装饰其上”。王妃坐在金床之上，金床装饰有白象和四只狮子。大臣的妻子们也都戴着角，“状似宝盖”。

奔走于丝绸之路上的使者、僧侣和商人，带回了远方部族的消息。这些信息经过中国史官的记录，成为研究世界历史的重要资料。

唐朝时，中国对于阿拉伯人的兴起已经有了明确而清晰的认识。《旧唐书》就记载了阿拉伯和伊斯兰教的发展历程。波斯胡人（穆罕默德）在摩地那（麦地那）放骆驼，听到了狮子人的话：“山的西边有三个山洞，洞中藏有兵器，还有刻在黑石上的白色文字。读了文字就可以称王。”

关于“狮子人语”的传奇，是由穆罕默德清修故事演化而来。传说穆罕默德在40岁时（610年）离家到麦加东北的希拉山一洞穴隐修。他在冥思中听到安拉命其以真主名义传道的启示，于是开始传播宗教教义。由于受到麦加贵族的迫害，622年9月20日夜穆罕默德带领其忠实信徒出走麦加，前往雅特里布，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雅特里布改称“麦迪那”，意为先知之城。在穆罕默德领导下，阿拉伯半岛开始了统一的过程。

从《汉书》开始，中国史籍对于西域许多国家都有详略不一的记载，内容包括人种族源、衣着服饰、风俗习惯、房屋建筑、文字、文化与传说等，这些细节可以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民族、国家的生活、文化与历史。

在中亚撒马尔罕，玄奘记录了一个名为“赭羯”的军事组织，称其为“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战无前敌”。这实际上是一个骁勇善战的雇佣兵集团。撒马尔罕本地居民为粟特人，多经商、务农，所以该国雇用大量外族勇士保卫这块土地。赭羯军队不仅见于中亚国家，也见于隋唐时代的中原地区。“赭羯”对应古突厥语“sa:g”，意为右侧，即原意可能是“右翼的军队”。后来，奥斯曼帝国从异族青年中精选出来的皇家骑兵始终保持着居于右翼的习惯。与此相对应，精锐禁卫军则居左翼，以步兵为主，均属外族雇佣兵。

中国史家们细心记录了许多民族的“发型”，分为“辫发”和“剪发”两种。后来的研究者发现，根据发型不同可以区分他们的文化属性。一般而言，“辫发”更多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剪发”则受西方波斯文明影响。

大秦与拂

在丝绸之路西端的罗马帝国，在中国的古籍中被称为“大秦”。罗马帝国分裂后，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被称为拂菻。罗马是当时世界上与中国并驾齐驱的文明古国，是丝绸的消费大国，也是中原王朝竭力想要交往的对象。公元97年，东汉班超曾派甘英出使大秦，但受阻于波斯湾，没有成功。

“大秦”的称谓很可能来自古代波斯人对罗马的称呼——Dasina，意为“左”，左即西。而在中国史籍中，“秦”之名自汉代起即有“强悍之邦”的意思。“大”字，并非仅指高大，也有远的意思。因此，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张绪山认为，“大秦”这个名字可能是中国固有之名与新译音的结合。两汉时代，中国与罗马几乎同时崛起于欧亚大陆两端，其国力地位、文教制度遥相辉映，为东西两大强国。中国人以“大秦”即远方强国称之，寓意十分巧妙。中国史籍称东罗马帝国为“拂菻”，这是“罗马”（Rum）一词经中介语言，如亚美尼亚语、波斯语，进入汉文典籍后的译名。

甘英虽然没有到达罗马帝国，但是他向丝绸之路商人和西方诸国通报了中国的广大富饶，招徕了大批西方使臣和商贾出访中国。据罗马地理学家马林《地理学导论》记载，东汉初年，有一个名叫梅斯的马其顿巨商从事东方贸易。他大约在公元99年左右委托代理人组成了商队，他们可能从地中海东岸的推罗城启程，经安息首府和椟城（今伊朗达姆甘）、安息东境的木鹿城（土库曼斯坦马雷），进入贵霜帝国境内，再经大夏故都蓝氏城，从塔什库尔干进入中国，沿丝绸之路南道于阗、楼兰、敦煌等地，最后于公元100年到达洛阳。他在宫廷受到了汉和帝的接见，并被赐予“金印紫绶”。这件事被东汉宫廷史官记录在册，并编入范晔的《后汉书·和帝本纪》。

东罗马帝国曾经多次遣使前往中国，但遗憾的是，没有中国的使节到达过拜占庭。唐朝人杜环曾经到达过叙利亚，比较清晰地记录了东罗马帝国的地理位置。元朝景教徒拉班·扫马，也曾到达过伊斯坦布尔，并在罗马见过教皇，但是他后来没有回国，没有写下见闻。中国史籍关于大秦与拂菻的记录，大多都来自丝路商人的传闻。这些信息经过层层传递后，又掺入了中国人的想象，便形成了中国对西方文明的最初认知。

在中国人看来，罗马帝国首先是一个极为富饶的国度，珍奇异宝琳琅满目。如《后汉书·西域传》“大秦国”条载：“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绫。作黄金涂、火浣布……”《魏略·西戎传》所列大秦珍异更多，洋洋洒洒，以致被范晔在《后汉书·西域传》中讥为“谲怪多不经”。《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所载大秦的珍宝主要有四种：

“火浣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璧。”其中一些珍宝并非罗马所产，而是波斯、印度的物产。但中国人宁愿相信，这些宝物都来源于大秦。

火浣布，其实是指用石棉的长纤维编织成的防火布匹。罗马人很熟悉这种矿物质，他们销往中国的商品就可能包括火浣布。这种布料在古代中国人看来非常神奇，汉桓帝时大将军梁冀就以火浣布作为单衣，经火烧后，“垢尽火灭，粲然洁白”。

明月珠与夜光璧是来自罗马帝国的上等玻璃制品。据考古发现，罗马玻璃在汉代就已经东传中国。当时罗马是世界玻璃的制造中心，罗马的玻璃制品在中国很受欢迎。在中国古人眼中，明月珠与夜光璧堪称奇珍异宝的代表。以此来代称罗马的玻璃制品，可见其珍贵。

“返魂香”则来源于《海内十洲记》中的记述。在西海之中有聚窟洲，上有一种“返魂树”，很像枫树，但花叶的香气能飘到数百里外。将树根的内心熬出汁，可做出香丸，即是“返魂香”。这种香能飘及百里之外，更重要的是能起死回生。事实上，“返魂香”是根本不存在的，但古代中国人相信大秦有这种起死回生的神奇植物。

还有一种经常被提及的宝物是珊瑚。汉代文人提到长安郊外汉武帝上林苑中有珊瑚树。一般认为，汉语“珊瑚”是古波斯语sanga（石头）的音译，那么珊瑚最初可能是从西方传入中原的。波斯不产珊瑚，珊瑚应该来自西方的大秦，地中海是古代珊瑚的主要产地。

《太平广记》记载了大秦人养殖捕捞珊瑚的过程。大船先将铁网沉入海水中，珊瑚便能附着在铁网上，慢慢生长，小的能有3尺长，大的有1丈多。三年之后，斩断珊瑚根，用绞盘将铁网提出水面，就可以将珊瑚捞出。杜佑也谈到了大秦海中的珊瑚洲，捕捞方法与《太平广记》中相同，只是特意强调珊瑚最初为黄色，三年之后变成红色。这更符合实际情况，地中海所产的珊瑚多为红色。

对于拂菻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中文史籍有十分生动的描述。它的城东面有大门，高20余丈，如果每丈合3米计算，高达60余米。城门从上到下用黄金装饰，数里外仍然可以看到。文献和考古学显示，这座金门就是君士坦丁堡的主城门。

王宫之内更加富丽堂皇。王室有三重大门，第二座门中有一个独特的计时装置，每到一个标准时刻便会坠落一颗金丸，有与人等大的金人出来报时。宫殿的柱子铺满水晶，可能是马赛克饰品。罗马人用水泥和石灰建造房子，夏天用水管将水引到房顶流下来，给房子降温。历史学家杨宪益认为，对于罗马帝国的描述，中国史料虽然有所夸大，但基本还是符合实际的。

中国史籍还记录了古罗马的政治制度：“其王无有常人，皆简以立贤者。”这个记载，应与罗马帝制的特点有关。罗马帝国没有关于帝位继承的法律，继承问题一直受到置疑，这一事实因罗马贵族的无嗣现象而更显突出。在帝国开始之后的100年里，没有一个皇帝是由儿子继承帝位的。而罗马帝制中的共和制色彩以及帝位继承的非世袭现象，对于具有大同理想的古代中国人来说，很容易就将其理解为上古时期的“禅让制”。正是古代中国人念念不忘的政治理想，中国史学家将其赋予了万里之外的罗马人。

《旧唐书》中有了对东罗马皇帝的描述。国王戴着华丽的王冠，王冠形状如鸟展开双翼，坠下璎珞，挂满珠宝。国王穿着锦绣衣衫，前身不开襟，坐于金花床之上。身边还有一只如同鹅一般的大鸟，毛为绿色，坐在国王的倚枕上，每当国王吃的食物有毒时，这只奇鸟就会大声鸣叫。

这段记载不见于前朝史书，唐代曾经到达西亚的中国人首推杜环，他的《经行记》来自耳闻目睹，但是其中也没有任何关于东罗马皇帝装束的记载。另一方面，这段记载也不可能来自拜占庭人，因为同一时期东罗马皇帝的皇冠是圆箍形的，上面装饰着两行珍珠，这种皇冠是直接从希腊发带演化而来的，象征着王权与胜利。而国王只有在出征的时候才会戴上那种高耸的、装饰着羽毛的头盔。

研究者发现，中国史籍中罗马皇帝的形象，与粟特人仿造的罗马金币上国王的形象接近。因为头盔的上方饰有羽毛，盔下的皇冠上联珠纹的是珠宝，皇冠两侧又有珠串垂下。因此，在不了解这些头饰内在结构的人看来，仿制币上的罗马皇帝的确是“其王冠形如鸟举翼冠及璎珞皆缀以珠宝”。

罗马皇帝的姿态来源于粟特国王。在中国隋唐史籍中有很多关于粟特国王的描述，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国王端坐于黄金做成的床或宝座上，如“金驼座”、“金羊床”、“金羊座”。王冠上也装饰了许多珠宝。粟特人认为，王和首领拥有特定的服饰，这些服饰是他们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因此有必要详加描述。粟特人将这种认识移植于他们仿制的拜占庭金币上，对东罗马皇帝进行了想象的刻画，加入了自身的很多特征。

于是，善于经商的粟特人成为中国了解东罗马帝国的中介。伴随着这类钱币流入中国，粟特版的东罗马皇帝的形象也留在了中国史籍之中。

关于拂菻王的鸟，实际是一种机械鸟。这种设计主要是利用空气动力学的原理，以空气鼓动相应机械发出类似鸟鸣的声音。

拜占庭帝国非常注意以外交手段化解面临的危机，由此发展出一套外交礼仪。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极力渲染皇帝的威严，以豪华、宏大的帝国宫廷场面造成使节心灵震撼，“不战而屈人之兵”。皇帝决定接见使节时，使节由太监带领，通过金碧辉煌的宫殿走廊，在两边威严的禁卫军和衣着华丽的高官贵族前走向皇帝。皇帝端坐在宝座上一动不动，御座前摆着小树，树上的小鸟晃动翅膀，御座上也有小鸟。使节走到一定位置时，小鸟便发出唧唧喳喳的叫声，两旁的镀金狮子翘着尾巴，以咆哮的姿态发出低沉的吼声。

在中国文献中，“大秦”是一个堪与汉唐中国相媲美的国度，是人们心目中的另一个文明中心。这个国家物产丰富，政治贤明，风俗淳朴，国王威严，如同一个乌托邦。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并非只有一种认为自己为天下中心的“华夷观”，同时也具有认可世界上存在另一文明中心的观念。在汉朝人看来，这个文明中心是大秦，即罗马帝国；在唐人看来，这个文明中心是拂菻，即东罗马拜占庭帝国。

世界与世界观

大唐贞观二十年（646年），“周流多载，方始旋返”的玄奘法师应唐太宗之请，撰写《大唐西域记》，展现唐代中国所了解的世界。法师这样写道：“时无轮王应运，瞻部洲地有四主焉。南象主则署湿宜象，西宝主乃临海盈宝，北马主寒劲宜马，东人主和畅多人。”

世界是由人、马、宝、象四主统治，这就是起源于印度的四天子说。在玄奘所处的时代：东方“人主”对应的是东方大唐王朝；北方“马主”对应的是突厥；南方“象主”对应的是印度；西方“宝主”对应的是拂菻和波斯。四天子说代表着欧亚大陆之上四种完全不同，但又同样重要的文明。玄奘对每一种文明的特征又进行了简要的总结：东方人主，“仁义昭明”；北方马主，“天资犷暴”；南方象主，“特闲异术”；西方宝主，“务货殖之利”。

玄奘并不是第一个把这种“世界观”带入中国的人。魏晋时期，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说十二游经》就曾写道：“东有晋天子人民炽盛。南有天竺国天子土地多名象。西有大秦国天子土地饶金银璧玉。西北月支天子土地多好马。”当时四天子分别对应：东晋、天竺、大秦、月氏。

“四天子说”的观念曾经广泛流传于欧亚大陆不同民族之中。到了9—10世纪，“四天子说”又改头换面出现在阿拉伯旅行家伊宾哇哈的游记中。在阿拉伯人的记载中，四主被“五主”取代。居于正中的是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称为“王中之王”。阿拉伯人对于其他文明也做了文化概括：中国王，善于维持秩序与和平；突厥王，勇猛粗犷；印度王，道德高尚；东罗马王，被称为美人王，人民身体端正，容貌美丽。这种划分反映了阿拉伯人的崛起给欧亚大陆的政治格局带来的冲击。

从南海到中亚，“四天子说”的广泛流传，意味着当时的人们对他们生活的世界——欧亚大陆——有着某种共同的认识。它体现了从东方到西方的文明格局。尽管不同文明在叙述这一世界观的时候，往往将自己的地位提高，放在优势位置，但是谁都无法忽视其他文明的存在与价值。“四天子”（或“五天子”）总是同时出现，互有所长，这代表了近代殖民时代到来前的世界主义。

正是丝绸之路将这些不同的文明连接到了一起，互相发现，平等交流。通过丝绸之路的延伸，中国逐步发现了一个内涵丰富的世界，而世界也渐渐认识了中国。

很长时期以来，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世界地理知识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给中国的福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当他抵达北京后，献给明神宗《万国图志》一册，这幅地图以西洋流行的世界地图为蓝本。为了讨好明朝皇帝，利玛窦把中国置于地图中央，此后中国绘制世界地图大都沿用了利玛窦的模式。利玛窦带来的现代西方地理知识，集中体现在他绘制的12个版本的世界地图中。

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写道：“他们的世界仅限于他们的十五个省，在它四周所绘出的海中，他们放置上几座小岛，取的是他们所曾听说的各个国家的名字。所有这些岛屿都加在一起还不如一个最小的中国省大。因为知识有限，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整个世界，并把它叫作天下，意思是天底下的一切……他们认为天是圆的，但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个角上的地理观念。他们不能理解那种证实大地是球形、由陆地和海洋构成的说法。”

丝绸之路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梅村认为，利玛窦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地理知识，尤其不了解中国对于丝绸之路的认知水平。利玛窦的贡献在于：将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取得的地理学成果，尤其是把西方人的地图理念带到中国，对中国传统地理观念造成极大的冲击。但是这并不能否定中国人取得的辉煌的地理学成就。

此前谈到的《蒙古山水地图》只是体现了当时对世界认知的一半。同时期的《郑和航海图》则展现了中国对中国南海、印度洋沿岸国家以及非洲的丰富知识。

丝绸路上，那些伟大的西行者

张骞的第一份报告

新疆东南部的若羌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县，面积相当于两个浙江省。北面是罗布泊荒漠，南面是新、青、藏三省相接的阿尔金山。这恐怕是中国最偏远的一座县城了，距离任何稍大一些的城市都要超过1000公里，到任何一个省会都有1500公里以上的距离。

从若羌东行沿315国道，过米兰古城遗址，翻越阿尔金山，便进入了青海柴达木盆地的荒漠之中。茫茫1100公里，到达德令哈市，中间荒无人烟。沙子与砾石是这里的主人。在狂风的作用下，沙丘慢慢地移动，掩埋了公路。这时便要等待清障车将沙子铲去，才能继续前行。雅丹地貌形成的“孤岛”在道路两侧纵横交错，如入迷阵。烈日之下，地表温度超过了50摄氏度，看不到任何植物，甚至连骆驼刺都没有一株。

公元前138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返回长安，回程走的就是这条路。《史记·大宛列传》上留下了短短8个字——“并南山，欲从羌中归。”所谓“南山”指的是昆仑山。为了躲开匈奴的势力范围，张骞沿着昆仑山北麓，从塔克拉玛干南缘向东而行，到若羌后翻越阿尔金山，进入青海羌人的区域，过青海湖，进入湟水、洮河河谷后返回中原。

这条路线可能吗？《史记》没有给予更多的解释和细节。按照每日30～50公里的步行极限速度，张骞要在柴达木荒漠中至少行进一个月。即便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他再度被匈奴人俘获。可见古人的活动范围与生存能力远远超过现在的想象。

张骞离开长安出使西域，是在公元前138年，这一年他47岁。此前三年，汉武帝刘彻刚刚即位。当时大汉帝国的疆域没有多大，西部边界在陇西，就是今天甘肃的临洮。

公元前176年，西汉文帝收到了匈奴冒顿单于的一封信，这封信被收入《史记·匈奴列传》之中。匈奴首领冒顿在信中炫耀此前一年对汉朝战争的胜利，入侵上郡，杀掠边境，并在信中告诉汉文帝，在西方匈奴已经击败了月氏，征服了楼兰、乌孙和呼揭，总共36国都被匈奴所役使。这四个明确的国家，只有“月氏”中原王朝曾经听说过，即原先活跃在河西走廊的强大游牧部族——大月氏。

另外三个国家的名字——楼兰、乌孙、呼揭，则是第一次随同匈奴的信传到了中原。其中，楼兰位于罗布泊西南，乌孙位于现在新疆东北部哈密一带，呼揭国位于新疆西北阿尔泰山南麓。信中提到的“三十六国”，泛指塔里木盆地周边的诸多绿洲国家。冒顿说他已经击败了汉朝西部最重要的几个国家，征服了整个天山南北和塔里木盆地。

通过敌国的来信，汉朝皇帝第一次听说西边的消息。由于“三十六国”并不是一个实数，人们无从知道在冒顿征服之前，塔里木盆地究竟有多少绿洲小国，当然也就更无从知道它们的历史了。

伴随着对西域的征服，匈奴完成了对汉王朝的包围封锁。北起燕山、阴山一线，绵延至今天甘肃黄河以西至青海，与羌族联手，将中原的北部和西部完全封闭。汉朝的几次反击集中在北部边界，但都归于失败。

汉武帝继位后，一方面加强军队特别是骑兵的训练，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则加紧谋划新的外交战略，寻找同盟者，共同对抗匈奴。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张骞率领100多人的使团，向西寻找被匈奴击溃的大月氏。但他和当时文武百官以及平民百姓一样，对于西域地理、民族与国家分布几乎一无所知。

当时大月氏经过匈奴的两次打击，已经西迁到中亚阿姆河流域（今乌兹别克斯坦及阿富汗北部）。大月氏的西迁，如同多米诺骨牌，带动了整个西域、中亚部族的流动与重组。这种变化，张骞也并不清楚。

张骞的使团出发后不久，即被匈奴骑兵拦截扣留。匈奴王给他提供了优厚的生活条件，并许配匈奴女子给他为妻。但是张骞始终不忘自己的使命，一直保持着汉朝使者的凭证符节。经过13年的囚徒生活后，他终于找机会从匈奴逃脱，西行数十日来到了今天位于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国。

张骞第一次出使取道天山南麓。《史记·大宛列传》是根据张骞出使报告写的，其中提到了罗布泊西岸的楼兰和塔里木盆地北侧的轮台（仑头），但是没有提到喀什噶尔河流域的疏勒。由此推测，张骞是从楼兰，途经今天库车、阿克苏、温宿等地，沿天山南麓，在别迭里山口越天山到纳林河，然后南行到大宛。

对于张骞被关押的地点一直有争议。一些学者认为，按照《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是以日而不是以月为单位记录他从匈奴到大宛的时间，这表明了张骞被囚的地点距离大宛并不远。很可能就在匈奴控制西域的中心——僮仆都尉，也即今天的新疆轮台县。

大宛国王久闻汉朝的富庶和强大，一直想同汉朝通好。但苦于匈奴的阻挠，无法和汉朝通使。张骞的到来令他大喜过望，并派翻译和向导护送张骞取道康居到达大月氏。

大月氏当时即将完全征服阿姆河南岸富饶的大夏国（阿富汗北部）。大夏土地肥沃富饶。大月氏人来到这里后，逐渐从游牧生活转向定居农耕生活，社会日趋稳定。因此，大月氏女王婉言拒绝了汉朝的结盟建议，不愿再和匈奴厮杀。张骞滞留一年多的时间，始终没有达到外交目的。

张骞返程，大概是在公元前127年。他从大夏出发后，向东翻越葱岭（帕米尔高原）进入塔里木盆地，沿着盆地的南缘，傍昆仑山北麓而行，经过现在的塔什库尔干、和田、且末，到达若羌。然后东南折向进入青海，以躲开匈奴的势力范围。这条道路张骞并不熟悉，很可能是他滞留匈奴或出使西域期间听说过的。但当时匈奴的影响力已经遍及整个西域，他还是被扣押了起来。幸亏一年后匈奴发生了内乱。张骞趁乱逃脱，终于在公元前126年返回长安。

张骞出使西域前后13年，百余人的使团最后只有他和仆人堂邑父返回。汉朝为了打开通往西方的道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张骞之前，横贯欧亚的交通线以草原丝绸之路为主，经蒙古草原、天山北麓、哈萨克草原、南俄草原到达欧洲黑海沿岸。张骞通西域后，开辟了一条绿洲丝绸之路，并成为一条主流而固定的路线。他往返的两条路，形成了后来丝路的南线与中线。

《史记·大宛列传》与《汉书·西域传》就是依靠张骞的见闻而写成的。尽管他没有完成最初的政治任务，但带回了大量西方地理与民族信息。笼罩在汉帝国西部的迷雾一点点消散，中原文明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外部世界，并产生了交流、通商的强烈愿望。这些亲历见闻被记录在史籍之中，成为中国人认识外部世界的第一份原始资料。

在张骞亲履之前，中原文明对于西方的地理概念既模糊又混乱，以为有“弱水”通天河上去，以为有所谓西王母等。张骞第一次出使时，对所谓弱水、西王母之类传说进行了实际考察，指出这些都仅仅是传说，自己没有见到。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提出，依据张骞的第一手资料，《山海经》、《禹本记》等书中关于西域地理的记载有许多错误，无法令人相信。

中亚有两条大河，锡尔河和阿姆河。张骞第一次报告了阿姆河，在《史记》中记载为妫水，是其希腊语名Oxus的对译，在《汉书》中用更接近原音的方式翻译为“缚刍水”，唐代译为“乌浒水”，现在所称阿姆河，则是中亚经历突厥化后的突厥语名。尽管他并没有到达中亚的咸海区域，却是第一个记录咸海的人，将其称为“大泽”。

在返程途中，张骞翻越了帕米尔高原。他是有记录以来第一个翻越帕米尔的探险家，他还亲自考察了“于阗南山”。他发现这座山产玉石，并有“于阗河”（现在和田河）流出。张骞推断“于阗河”就是黄河的源头，这条河向东流入罗布泊（当时称盐泽），然后潜行于地下，一直到青海积石山再冒出来。张骞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汉武帝，于是汉武帝便将传说中的神山“昆仑山”比定为“于阗南山”。从此，虚无缥缈的昆仑山终于有了具体的位置。

但张骞关于黄河源头的追溯却是错误的。于阗河只是塔里木河的一个支流，塔里木河尾闾形成了罗布泊。他指出于阗河最终注入罗布泊是正确的，但罗布泊和黄河却没有任何关系。汉武帝认定昆仑山是黄河的发源地，则将神山与中国母亲河联系在了一起。这不仅符合当时人们崇尚的天命，也表达了向西域扩张的“大一统”愿望。

《史记·大宛列传》介绍的西域国家以天山－葱岭以西为主，而盆地中的国家只提到楼兰等四五个。这是因为司马迁的时代，汉朝出于夹击匈奴的目的，重点关注的是葱岭以西的大月氏、乌孙、安息等大国。

张骞不仅是一名杰出的探险家，也是一名出色的情报专家。自帕米尔高原以西，他一共带回了10个国家的信息，其中，他亲自走访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4个国家。

大宛是张骞第一个到访的中亚国家，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大宛之迹，始见于张骞。”大宛位于费尔干纳盆地，今天乌兹别克斯坦中部。西汉时，大宛物产丰富，人口约30万，盛产名马、葡萄和苜蓿。这里西北通塔什干，西南通撒马尔罕、布哈拉等绿洲。《史记》不仅以“大宛列传”来统摄张骞的考察报告，还以大宛为坐标定位周边其他国家。

康居是锡尔河北岸一个斯基泰部落，锡尔河南岸的粟特人在康居统治之下，所以汉代文献称“粟特人”为康居人，其统治中心在撒马尔罕。大月氏和大夏位于阿姆河流域，即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和阿富汗东北部。大月氏当时由前王夫人当政，已经征服了大夏国，即西方文献中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张骞称大夏国的国都为“蓝氏城”，名字来自希腊语Alexandria（亚历山大）。这座城市位于阿姆河南岸。20世纪20—50年代，法国和美国考古队进行了考古发掘，在现在阿富汗北部马扎里沙夫城西23公里的沃奇拉巴德附近找到了蓝氏城的遗址。

张骞亲自到达过这座城市，因为他在这里的市场上发现了来自中国四川的竹杖和布匹。他推断，另有一条道路，由四川出发经过印度到达大夏。这样可以不必经过匈奴在西北的控制区而联络西域诸国，这一发现又促使汉武帝坚定了开发西南夷的决心。虽然没有找到传说中的“蜀身毒道”，但汉朝由此大规模开发西南地区。

在中亚，张骞还听到了安息的消息。安息位于伊朗，西方史籍称之为“帕提亚”。中国之所以称之为“安息”，是以帕提亚王族的姓来命名，并将安息人冠以安姓。东汉末年来华传佛教的安世高、安玄都是安息人。

张骞还听说，安息的西面是条支，即属于塞琉古王朝的叙利亚，西南是黎靬（也写作犁轩），属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在安息的北方自北海北面，经里海、咸海往东，直至楚河伊犁河流域，活动着游牧部族奄蔡和乌孙。奄蔡在中国史书中又被称为阿兰人，他们后来西迁到高加索山以北，是现代奥赛梯人的祖先。

以上这10个国家，张骞在回国向汉武帝提交的报告中，都有详略不等的描述。他将康居、奄蔡、乌孙和大月氏归为行国，即游牧国家；其他国家则为“土著”，即农耕国家。可以说，没有张骞的这篇报告，便很难重建公元前2世纪的中亚历史。

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前往乌孙。汉武帝希望能与乌孙结盟，断匈奴“右臂”，结交西域大小诸国。此时，汉帝国的战略重心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制匈奴”转变为开疆扩土，“威德遍于四海”。

这一次出使队伍浩大，随员300人，牛羊万头，并携带钱币以及价值千万钱的丝绸，作为分送各国的礼品。尽管史书没有再记录这一次出使的具体路线，但根据当时汉朝的势力范围推测，大致走的是丝绸之路的中线。即经河西走廊，沿天山南麓西行至阿克苏附近，然后向北翻过天山，抵达乌孙都城赤谷城。赤谷城位于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伊塞克湖的东南。

当时乌孙因王位之争而政局不稳，国内贵族又惧怕匈奴，故西汉王朝欲同乌孙结盟攻打匈奴的政治目的再次落空。但在乌孙期间，张骞分别派遣副使到中亚、西亚和南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各国，广加联络。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国，乌孙遣导译相送，并派使者到长安，目睹汉朝人众富厚景象，回去报告后，汉朝的威望在西域大大提高。

不久，张骞所派副使也纷纷回国，并带回许多所到国的使者。从此，中国与中西亚之间的交通正式开启。西行使者相望于途，西汉王朝一年之中多则会派遣十几个使团，少则五六个，使团规模大则数百人，小则百余人。访地之遥远，出访一次所需时间从数年到八九年。东来的商胡贩客也是“日款于塞下”。此后，中西之间的陆路交通继续向西延伸，一直到奄蔡（咸海与里海之间）、条支（当在伊拉克两河流域之间）等国。

经过丝绸之路，张骞副使最远到达了位于伊朗高原的安息。安息国王亲自派2万骑兵于东界迎接。这名不见经传的汉朝使者最终抵达了安息国都——和椟，即今天伊朗的达姆甘。故城遗址在伊朗东北侯腊散省，厄尔布尔士山脉东段南坡，扼古道之中心。

第二次出使回国后不久，张骞便去世了。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道路开拓者，他每向前迈进一步，每多写下一个细节，都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张骞看到，在遥远的西方生活着与我们不一样的人，容貌不一样，讲着不同的语言，文化也不通。他做了一个总体性的归纳：“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从中亚到伊朗，每个国家的语言虽有所不同，但仍能彼此听懂，而且风俗很接近。这是符合当时历史情况的。这些国家都受波斯文化影响，除大月氏外，语言都属于东伊朗语系。当地人普遍高鼻深目，多胡须，而且商业气息浓厚，善做生意。

直到张骞出使前，中原文明还没有建立起与西域诸国的任何联系。司马迁将张骞这一开创性的举动称之为“凿空”。他历经磨难带回来远方的知识，极大开拓了当时中国人的眼界，将对世界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中西方大规模的文化交流由此开始。

甘英：发现大秦

在张骞西行200余年后，公元97年，另一名使者甘英出发了。他的目的地是当时被称作大秦的罗马帝国。

张骞通西域后不久，中国丝绸就传入了欧洲，并很快风靡了整个罗马帝国。随着丝绸之路上的商旅往来，到公元1世纪，中国人逐渐知道在安息的西面，还有一个强大、文明的国家，名曰大秦。

发现大秦，意味着西方世界进一步拓展。中国人地理认识的边界，进入了欧洲，到达了“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的地方。而这个认识，是和甘英的远行分不开的。

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东汉时任西域都护的班超在公元97年，“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后来西域都护班超的儿子班勇将甘英出使的经历写进了《西域记》一书。但此书早已失传，所幸《后汉书·殇帝纪》和《后汉书·西域传》保存了其中一部分内容。

甘英是从当时西域都护所在地它乾城出发的，它乾城位于今天新疆阿克苏市新和县城西南。他的西行线路历来有较大争议，目前杨共乐先生的看法获得较多认同，即甘英是沿着天山南麓西行，经喀什抵达莎车，向南越葱岭，进入印度河支流峡谷，进入当时被称为罽宾的国家，罽宾位于现在喜马拉雅山西南的克什米尔地区。甘英再向西经现在巴基斯坦北部，西南行至伊朗东部的锡斯坦地区，即当时的乌戈山离国。由葱岭至罽宾、乌戈山离这一段道路十分险要，要经过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两侧的高山峡谷，有些地方只能靠悬索滑过峡谷。史书上说甘英逾“悬度”，所谓“悬度”就是溜索桥。

甘英并不是最早向南翻越葱岭到罽宾的中国人，西汉使者文忠、赵德就曾沿此路到过罽宾。《汉书·西域传》根据他们的经历描述了道路的艰险：山路迂回，两侧是悬崖、深渊，最窄的地方不足两尺，常有人畜掉下去摔得粉身碎骨。总之，“险阻危害，不可胜言”。

尽管向南翻越葱岭的道路极为艰难，但这却是一条进入印度的捷径，而不需要经过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去绕大圈。后来，法显等求法僧前往印度大多走的是这条路。

甘英到达乌戈山离后，就可以接上丝绸之路最南的路线，从今天伊朗的南部，经过巴姆、伊斯法罕、马拉维进入伊拉克两河流域，最后抵达了“条支”。关于“条支”的位置一直也是研究者们争论较多的问题，西汉时期《史记·大宛列传》中提到了条支，是安条克（Antioch）的对译，指的是今天土耳其的海港城市安塔基亚，当时属于塞琉古王朝。到了甘英的时代，塞琉古王朝已被罗马帝国吞并。一般认为，甘英到达的是另一个安条克城，建于公元前166年，位于伊拉克巴士拉的西北。

实际上，甘英自东向西横穿了整个安息帝国，到达了波斯湾的海边，但是他的西行步伐却停止了，没有再向西寻找大秦。按照《后汉书·西域传》的说法，甘英正准备渡海前往大秦时，被安息水手劝阻——海路极其遥远，如果遇到逆风要两三年才能到达，而且船上容易患疾病，令人思念故土，头脑发狂坠海而死。

安息人并不希望中国与罗马帝国建立直接联系。因为在丝绸之路上，安息占据了东西通道的要津，长期垄断丝绸贸易的巨大利润，因而也不希望直接生产国与消费国对接。事实上，在当时的条件下，即使甘英在波斯湾乘船也不可能到达地中海。葡萄牙人达伽马驾船绕过南非好望角还要在1400年后。甘英最终相信了安息人的“谎言”，而放弃了前往大秦的使命。

但是，安息人用来吓阻甘英的故事却值得玩味。《后汉书》中记载：“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到了《晋书》中就更具体了一些：“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怀。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也就是说，海中有令人思慕的事物，而使人悲伤，失魂落魄。

清华大学张绪山教授认为，这个“谎言”的原型就是希腊神话中的海妖传说。

希腊神话中的海上女妖是半人半鸟形的怪物，她们善于唱歌，以娇媚动听的歌声迷惑航海者，使他们如醉如痴，停舟不前，待在那里听下去，一直到死亡为止。海妖故事早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已有记载。据《奥德赛》叙述，海上女妖居住在位于喀耳刻海岛和斯库拉住地之间的海岛上。特洛伊战争的希腊英雄之一奥德修斯（奥德赛），与同伴回国途中经过海妖居住的岛屿。奥德修斯听从喀耳刻巫师的建议，用蜡封住同伴们的耳朵，让同伴将自己绑在桅杆上，抵御住了海妖歌声的诱惑，将船驶过海妖岛活了下来。

海妖的故事经过安息人的演绎，最终阻止了甘英的西行之路。

虽然甘英没有到达罗马帝国，但他却创造了中国人西行的一个新纪录。司马迁曾说西汉使者曾经去过“黎靬”、“条支”，但并没有证据。只有最西到达安息和椟城（今伊朗达姆甘）是可信的。而甘英的步伐则又向西推进了近千公里，到达了两河流域波斯湾的海边。

他经克什米尔至伊朗南部的路线，此前中国人从未涉足过。甘英带回了当地的许多信息，是“《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这些“珍怪”的传闻中就包括了“海上女妖”的传说。遗憾的是，中国史家对所谓“怪力乱神”并不感兴趣，因此那些异域风情的故事并没有被记录下来，甚至连《西域记》也佚亡了。

玄奘的中亚与印度

大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秋天，中原地区遭受霜害，颗粒无收，哀鸿遍野。刚刚经历了东突厥侵扰的大唐王朝无力赈灾，只好下令灾民“随丰四出”，允许自寻出路。逃荒的人群中夹杂着一名僧人，他就是玄奘。

这一年玄奘27岁，是一名年轻的僧人，但已游历过国内多处地方，被称为三藏法师。经过多年的研习和修行，玄奘仍觉得前人翻译的佛经纰漏甚多，而且有些重要的经典并没有传到中国来。于是他立志前往印度深造佛学，取回真经。这一程，玄奘创造了人类探险史上的一个奇迹。他用了三年的时间，经新疆绕行中亚至印度，历128国，总行程近两万公里。

当时唐朝立国不久，正与突厥连年交战。政府担心臣民勾结突厥，所以对国人出境实行极为严格的限制。在上书朝廷申请“过所”遭到拒绝后，玄奘决定通过非法途径偷渡出边关。

在玄奘时代，丝绸之路的走向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楼兰已经废弃，唐朝的玉门关退到了敦煌以东200多公里外的瓜州。进入西域的大道，是从瓜州向西北穿过被称作莫贺延碛的沙漠，到达伊吾（哈密），其方向接近于今天进入新疆的甘新大道。

这条路，往北通过唐朝玉门关，然后再经过五座烽火台，每座烽火台相距百里，中途没有水草。沙漠中“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狂风时起，沙尘蔽天，白天酷热似火，夜晚又寒冷彻骨。更不幸的是，一开始玄奘就迷了路，而且失手掉落了盛水的皮囊。他忍受着干渴，连续走了五天五夜才发现了水源。这段经历令玄奘不堪回首，就像后来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所记录的：“此等危难，百千不能备叙。”

哈密当时属于西突厥的管辖之地，玄奘打算从这里走北线，沿天山北麓去可汗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再向西进入中亚。但由于高昌国王麹文泰的邀请，他于是转道西南去了位于吐鲁番的高昌。玄奘之所以能完成漫长的旅程，与当时两个重要人物的帮助分不开，其中一个是高昌国王麹文泰，另一人是西突厥首领统叶护可汗。

高昌位于中西交通要冲，历史上多次成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枢纽之地。国王麹文泰崇信佛教，百般挽留，但玄奘执意西行，他也只好同意放行。麹文泰为玄奘西行做了充分的准备，不仅派了4位专门侍奉玄奘的沙弥和25位仆役，还同时准备了丰厚的金银与物资，足够玄奘往返20年的费用。他还写了24封书信，每封信附有大绫一匹，请高昌国以西的24国给予玄奘帮助。其中最重要的一封，写给西突厥统叶护可汗。

在高昌卫队的护送下，玄奘从高昌西行，经阿耆尼国（今新疆焉耆）、屈支国（今新疆库车）、跋禄迦国（今新疆阿克苏），然后翻越凌山。凌山的位置一般认为是在阿克苏西北的属于天山的拔达岭，这里早在汉代就是通往乌孙的主要道路。山上有别迭里山口，玄奘就是经这个山口从天山南麓到达了北麓。

玄奘翻越天山正值冬天，冰川连绵，积雪深厚，行走极其艰难。吃饭时要将锅吊起来生火，晚上只能在冰雪上席地而睡。走了七天七夜，终于翻越了凌山。玄奘一行人员受到了很大损失，30多号人马走出雪山的只有八九人，有三分之二的人丧命山中。幸存者手脚也都有冻伤。伤亡如此惨重，大概是在天山中遭遇了雪崩。玄奘后来在《大唐西域记》中将雪崩记录为“暴龙”。

走出天山后，玄奘就到达了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伊塞克湖，唐代称为热海。伊塞克湖，清代用蒙古语音译为特穆尔图淖尔，也称滇池、热海，位于天山西部，长165公里，宽57公里，最深处达702米。由于湖水含有盐分，且深度较大，所以冬季从不结冰，当地人因此称之为热海，突厥语称伊塞克廓尔或咸海。伊塞克湖底布满了铁矿石，并不断被冲上岸，因此又被当地人称为特穆尔图淖尔，即铁湖。

玄奘并不是第一个到达伊塞克湖的中国人，但他却是第一个为这个中亚大湖留下文字记载的人。他在《大唐西域记》中描述道：“四面负山，众流交凑，色带青黑，味兼咸苦，洪涛浩汗，惊波汩淴，龙鱼杂处，灵怪间起。”语言虽不多，但风貌、特点刻画得十分真实而贴切。在唐代，伊塞克湖地区不仅是丝绸之路北道的必经之地，也是丝路北道转入中道的重要连接点，经伊塞克湖西行便到了当时西突厥王庭所在地碎叶。

碎叶今在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城西南约5英里处，是天山西部北麓最大的城市和贸易中心之一。天山南道经焉耆，过乌什，越过天山后抵达碎叶，在此与沿天山北麓西至西突厥斯坦的天山北道汇合。碎叶城与其西约300公里处的怛罗斯城（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相呼应，控制了这一带的绿洲，并且向南通往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索格底亚那的绿洲群。自碎叶经怛罗斯，沿锡尔河北岸西行，可通南俄草原和伊斯坦布尔。可见碎叶城是绿洲之路与草原之路的交汇点，是中亚贸易中心索格底亚那地区伸向东方的触角。后来，唐朝击败西突厥建立了碎叶镇，是安西四镇最西的统治区域。

628年，玄奘持高昌国王的亲笔信在碎叶见到了西突厥统叶护可汗。突厥正值鼎盛时期，玄奘后来描述了可汗的奢华与气派：“……可汗身着绿绫袍，露发以一丈许帛练裹额后垂。达官二百余人，皆绵袍编发，围绕左右。”

突厥可汗不仅热情款待了来自敌国的和尚，送给他不少盘缠，而且派官员携带自己的信件护送玄奘出境。信中嘱托各突厥属国君主要好好接待保护唐朝僧人。于是，玄奘前面路程的困难又减少了很多。

西突厥是当时中亚地区的实际掌控者。有了西突厥可汗的支持，玄奘有条件在中亚做更细致的探索与游览。因此，他并没有急于南下印度，而是在两河流域（阿姆河、锡尔河）绕一个大圈子，基本走遍了中亚所有的大小国家。他先后到达了赭时（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塔什干）、飒秣建（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捕喝（布哈拉）等国，向西北最远到达了接近咸海的花剌子模（玄奘称之为货利习弥伽）。但遗憾的是，尽管只有一步之遥，玄奘并没亲自到达咸海。不过唐朝人知道咸海的存在，在《旧唐书》、《新唐书》将其称作雷翥海，这一地理名词最早见于《水经注》。中国古代文献在世界上首次对咸海单独做了记载，而古代希腊罗马人一直把咸海和里海二者混同起来。

玄奘路过了著名的铁门关，现在叫恰克恰里山口，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南部拜孙山脉。他这样写道：“左右带山，山极峻峭，虽有狭径，加之险阻，两旁石壁，其色如铁。”在阿富汗南部的梵衍那国，玄奘朝拜了举世闻名的巴米扬大佛，并留下了第一份历史记录：“王城东北山阿有石佛立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耀，宝饰焕烂。”

兴都库什山自帕米尔高原向西南延伸，斜穿阿富汗，长约960公里，是伊朗高原与南亚次大陆分界处的大山脉。阿姆河与喀布尔河在此分水。据说其山名源自波斯语，意为“杀死印度人的”。因为这座山高而酷寒，常年居住在炎热地区的印度人在翻山时不胜其寒，往往冻死，玄奘称这座山为黑岭。628年夏末，玄奘翻越了兴都库什山，终于来到了印度。

在印度，玄奘走遍了北天竺、中天竺、南天竺三大区域，还差一点去了斯里兰卡。逗留时间最长的，便是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今比哈尔邦拉基吉尔镇附近）。他在那里苦学五载，终于成为闻名遐迩的高僧。

玄奘为印度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记录。比如，详细描述了那烂陀寺附近的“鹫峰”的位置与景色：“宫城东北行十四五里，至姞栗陀罗矩吒山（鹫峰）。接北山之阳，孤摽特起，既栖鹫鸟，又类高台。空翠相映，浓淡分色。”宫城就是王舍旧城，是古代印度摩揭陀国的首都。上山有一条路，是影坚王所修筑：“自山麓至峰岑，跨谷凌岩，编石为阶。广十余步，长五六里。”影坚王是古摩揭陀国王，与释迦牟尼同时代的人物，也是佛教的热情赞助者。

今天如果要登临这座鹫峰，仍然需要从这条山路上山。不过与山路并行，已经建起了上山的索道。山顶的形势依然跟玄奘描写的一样：“其山顶则东西长，南北狭。临崖西埵，有砖精舍，高广奇制，东辟其户。如来在昔，多居说法。今作说法之像，量等如来之身。”玄奘当年见到的临崖的砖精舍，今天也还能见到，虽然只是遗址，仍然经常有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到这里朝圣。

公元641年，玄奘决定回国。他谢绝了戒日王和其他印度朋友挽留的好意，在参加了一次钵罗耶伽国举行的大会以后，带着历年访求到的佛经和佛像等，仍然取道陆路，起身东归。

这次玄奘选择抄近路回国，即向北翻越兴都库什山再向西过葱岭，经瓦罕走廊，取道塔里木盆地的南缘，过和田、尼雅、鄯善，沿着丝绸之路南线回到敦煌，进入玉门关。

645年正月二十四日，玄奘终于回到长安。与他十几年前偷渡出国时不一样的是，他受到了空前的欢迎。玄奘带回佛经657部，520箧，以及一批佛像。唐太宗这时正在洛阳，立即召见他。按照唐太宗的要求，玄奘将一路见闻写成《大唐西域记》，共12章12万字，记载了141个国家的情况，他亲自到了其中的128个国家，这部书成为中国人了解当时中亚与印度的百科全书。

玄奘第一个指出了南亚半岛的地理状况——三面临海，背靠雪山，北宽而南窄，状如新月。印度是这一区域的总称，共分东南西北中五部分，当时有70多个国家。印度上层社会共有四大种姓：第一称为婆罗门，最为高贵，恪守教规，品行端正。第二为刹帝利，是王室种族，统治各国，心存仁慈。第三为吠奢，是商人，沟通有无，追求利润。第四为戍陀罗，即农夫。四个种姓之间不通婚，即使同一种姓之内，父系、母系之间也不通婚。

玄奘描述了印度耆那教派和苦修派的教徒。前者赤裸身体，后者则在身上涂满白灰，将头骨、骷髅串联起来，作为环状头饰。耆那教的一个派别被玄奘称为“露形外道”，其特点是脱衣露形，又称“天衣派”，即裸体之意。这一教派形成于公元1世纪，认为教徒不该拥有包括衣服在内的私财，只能以天为衣。有的教徒有一根腰带，长度不得超过一米半。“涂灰外道”又因崇拜湿婆神，称作“湿婆派”或“自在天派”，这是印度教中的一大派别。教徒周身涂灰修苦行，以求升天。

在《大唐西域记》中有一部分专门介绍印度的刑法。由于宗教的原因，印度几乎没有死刑，罪犯可以花钱赎罪，或者砍掉鼻子、耳朵、手、足，或者流放出国。此外，印度司法还保留了大量“神判”的遗迹。法官判断事实依靠四种方法——水、火、秤、毒。所谓“水”，就是将嫌犯与石头绑在一起，投入水中，如果嫌犯沉下去石头浮上来，就是有罪。所谓“火”，则是将铁烧红，让嫌犯踩在上面或用手按，用舌头舔，如果没有受伤就是无罪。“秤”，是让嫌犯与一块石头称重，石头重则判有罪。“毒”，就是原告与被告共吃一块放了毒的羊肉，能活下来的便是清白的。

在中亚和印度，玄奘亲自到访了许多古城、古迹，在《大唐西域记》中，他都做了地理位置的记录。这些准确的信息，成为考古学家们探索古代遗址的索引。

1870年，英印政府建立印度考古局，开始对印度的主要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在近代以前，印度几乎没有可以称得上是历史的文献。英印政府考古局第一任局长，也是印度现代考古的奠基人，名叫康宁汉（A. Cunningham），《大唐西域记》几乎成了他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指南。很多考古遗址，包括古代一些城市的位置、寺庙遗址，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大唐西域记》最后做出判定。斯坦因在中亚和新疆考古时，也常常以玄奘的记录相互印证。

杜环：走向非洲

公元757年5月25日这一天，中国人杜环是在末禄度过的。这座城市在中国的古籍中也被称作木鹿，即今天土库曼斯坦的马雷。木鹿是当时阿拉伯帝国呼罗珊省的首府，也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交通枢纽。

杜环后来在自己的《经行记》中特地写道：“其俗五月为岁首。”即5月作为一年的第一个月。中国人称阿拉伯帝国为大食，大食国的政治纪年采用迁移历，以创教者穆罕默德从阿拉伯半岛之麦加城迁出之日（622年7月16日）为历元。检索阿拉伯元旦与中国农历5月重合的日期，就是757年5月25日，中国农历5月2日。

杜环大概是在752年7月到达末禄的，他在这里一共生活了5年。此前，他作为大唐西域都护的军官，驻扎在碎叶地区。唐大将高仙芝错杀驻扎在唐突厥城邦之王，导致其子反叛，并向大食求助出兵为父报仇。于是，大食率领军队与唐军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一带）展开会战，史称怛罗斯之战。因突厥部落反水，导致唐军措手不及输掉了战争，不少士兵成为大食军队的俘虏，杜环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这场战争开启了杜环的丝路之旅。他的足迹遍及中亚、西亚与非洲，前后长达11年。762年他从海路返回广州，写了一本《经行记》，讲述旅途中的见闻。但这本书已经佚失，剩下片段收录在其族叔杜佑所著的《通典》中，总计1700多字。杜环的记述，第一次让中国人了解到阿拉伯帝国情况，并第一次带回了非洲的信息。

杜环最初由碎叶出发被押往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离开石国后很有可能去了东面的拔汗那国（位于吉尔吉斯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然后杜环又到了康国，这是中亚两河流域的中心，即现在撒马尔罕附近。接着西行，他就抵达了末禄国（土库曼斯坦马雷）。

很多丝绸之路的旅行家都会来到末禄，但杜环是第一个留下珍贵记录的人。在杜环笔下，末禄十分美丽，虽然处于沙漠之中，但是绿洲内“村栅相连，树木交映”，城镇则“墙宇高厚、市廛平正”。这里灌溉发达，土地肥沃，盛产各种水果和蔬菜，工商业也相当繁荣。

因大食国王兴建新首都巴格达，将驻扎在末禄的呼罗珊大军调回了亚俱罗。亚俱罗即亚述，指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杜环等中国战俘也因此随军到达了两河流域，并参与了巴格达的营建。在《经行记》中，杜环特地记录了一些中国工匠的名字。中国的造纸术正是由中国战俘传入阿拉伯世界的。

《经行记》所记录的地方，很多都是杜环亲自游历过的。他还去过苫国，即叙利亚，当时的叙利亚包括如今的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地。杜环准确地描述了东罗马帝国的地理位置——在叙利亚以西，相隔一座山（陶鲁斯山），西、南临海，北与可萨突厥接壤。可萨突厥（Khazars）是西突厥西迁的一支，7世纪初已经移居到里海以西、高加索以北地区，7—8世纪可萨突厥人对阿拉伯人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双方以高加索山为边界。可萨人向西一直扩张到了乌克兰黑海北岸。隋朝后，中国称东罗马帝国为拂菻。杜环明确指出，所谓拂菻就是汉朝时的大秦，即罗马帝国。

杜环还了解了一些东罗马帝国的信息，当地人为白种人，好饮酒，虔信基督教，最善于制造玻璃。他们有高超的医术：“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杜环这里记录的是流行于地中海东岸具有悠久传统的“开颅疗盲术”。这种医术在唐代随着景教徒而传入中国。

杜环是第一个到达过圣城耶路撒冷并有文字记载的中国人，他将耶路撒冷称之为“秧萨罗国”。然后，他向西南穿越西奈半岛的沙漠，到达了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进入了非洲。

杜环说他最后到达了摩邻国，关于摩邻国的位置有比较大的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摩邻国指北非的利比亚、突尼斯、摩洛哥一带，这里是大食帝国的马格里布（Maghrib）省，首府在今突尼斯古城凯鲁旺（Qayrawan）。即杜环到达埃及后向西沿地中海南岸行进，最远到达了摩洛哥，甚至抵达大西洋。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摩邻国指的是位于东非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王国。杜环南下，经过尼罗河三角洲，沿尼罗河到达阿斯旺，经过努比亚沙漠到达埃塞俄比亚。

杜环所到的摩邻国究竟在哪里，恐怕还是一个谜，但他记录了中国人最初对非洲的印象：“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食鹊莽。鹊莽，即波斯枣也。瘴痢特甚。”当地人皮肤黝黑，土地贫瘠，既无米麦，也无草木，马吃干鱼，人则吃波斯枣（椰枣）果腹。

无论杜环到达了非洲哪个区域，他都创造了世界探险史上的一项纪录。在杜环之后，要到10世纪时，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赫克尔和曼苏地才亲自考察非洲沿海，写下了他们的旅行记录。至于欧洲人游历红海并且写下作品的是本哈明，他由红海到达埃塞俄比亚和索科特拉，再由尼罗河返归开罗，比杜环晚了400年。

杜环的旅程横贯整个欧亚大陆，经过了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埃及、利比亚、突尼斯、摩洛哥等地，穿越了三个不同的宗教区域。他称伊斯兰教为“大食法”，基督教为“大秦法”，祆教（拜火教）为“寻寻法”。

对于伊斯兰教，他的观察和记述尤为详细。“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礼天”，反映伊斯兰教为一神教。“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说法。”“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断饮酒禁音乐。”“不食猪、狗、驴、马等肉。”“葬唯从俭。”“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记述了伊斯兰教的功课教俗和生活禁忌，同时还扼要记述了伊斯兰教的伦理道德，如“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贪虐贼，有于一此，罪莫大焉”，“其大食法者，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纵有微过，不致相累”，“唯法从宽”，“人相争者，不至殴击”等等。这些记述客观而准确地记录了伊斯兰教的信仰、礼拜、斋戒以及行为规范、饮食、衣饰、禁忌等教义、教法及生活的最主要方面。

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在《中国伊斯兰纲要参考资料》中写道，杜环对“伊斯兰教义有相当正确的知识，他把所知道的教义记载在《经行记》里，遂成了伊斯兰教义之最早的中文记录，这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也是一件大书特书的事”。

景教徒拉班·扫马

1275年，景教教徒维吾尔人扫马从北京出发，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同时，他还肩负了大汗忽必烈的秘密使命，前往欧洲收集情报，了解各国动向。忽必烈想要知道，如果他的军队攻取阿拉伯人占领的耶路撒冷，是否能够得到那些欧洲君主的支持。当时，蒙古贵族中很多人信奉基督教，包括忽必烈的母亲唆鲁忽帖尼、旭烈兀大王的元妃托古思可敦、阔里吉思等都是景教徒，忽必烈受此影响，对基督教也抱有好感。

与扫马一起出发的另一名景教徒名叫马可，他来自维吾尔的汪古都部。维吾尔族历史上曾先后信奉过佛教、景教和伊斯兰教。景教是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隋唐时期传入中国。1225年，扫马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景教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巡察使，曾在北京景教会中任职。他自幼被认为适于从事教士职业，被授以经文，23岁时接受洗礼，成了景教徒。扫马后来被称为拉班·扫马，拉班（Rabban）是叙利亚语，即“大师”、“长老”之意。

扫马是古代中国走得最远的人。他不仅横穿了整个欧亚大陆，到达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还坐船渡海抵达意大利，最远走到了法国波尔多。他不仅见过罗马教皇，还会晤过英国国王与法国国王。他是有记载的最先深入欧洲的中国人。

但有趣的是，很长时期以来扫马和马可的经历并不为人所知，主要原因在于他后来并没有回到中国，他们的经历写在了一本叙利亚语的传记中。直到1887年，一名库尔德斯坦穷困潦倒的占星家，在一个土耳其景教徒手中发现了这个手抄本，这本书很快在巴黎出版，引起了广泛关注。随后，研究文章在《亚洲杂志》、《博物馆》、《东罗马评论》、《宗教社会学》等刊物上发表。扫马的故事才浮出水面，为公众逐渐了解。

扫马能够顺利完成这次旅行，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方面，蒙古完成征服之后，从中国中原到西亚、东欧的万里交通线都处于蒙古帝国的控制之下，丝绸之路第一次处于完全畅通无阻的局面。在保护贸易、保障旅行安全、自由通行乃至宗教自由等方面，蒙古大汗们要比当时的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君主们开明得多。另一方面，由于蒙古的强势地位，西方国家与基督教迫切希望联络蒙古，对抗阿拉伯伊斯兰教势力，所以扫马与马可成为西方世界最欢迎的人。

扫马一行走的是丝绸之路的南线，经过河西走廊后，穿越白龙堆沙漠，然后通过塔里木盆地南道西行到和田，经喀什翻越葱岭辗转来到今哈萨克斯坦的塔拉兹。在那里，扫马和马可见到了窝阔台汗海都，并获得了海都颁发的通行护照，因此一路上都比较顺利。他们沿着丝绸之路的古道继续西行，进入伊利汗国统治下的波斯地区（今伊朗、伊拉克），经马什哈德、马拉盖到达大不里士，并且一路上遍访所存不多的基督教教堂和修道院，会晤各教会人士。

由于蒙古人正在跟占据埃及和叙利亚一带的伊斯兰教马木留克王朝激战，扫马和马可未能去成耶路撒冷，他们在伊利汗国滞留了好几年。

在等待中，扫马和马可的命运迎来了巨大转机，他们在大不里士城遇到景教大总管马屯哈，马屯哈听说他们会讲蒙语和突厥语，又来自元大都大汗身边，便想让他俩为传教事业服务。1280年，景教大总管马屯哈任命马可为当时中国北部两大教区“契丹城市和汪古都”的大主教，任命扫马为巡察总监，派两人回国传教。于是，扫马和马可两人便动身返乡。第二年，他俩正走在半路上，听说马屯哈死于巴格达，二人立即改变了主意，马上折回来，到巴格达为马屯哈送葬。

随后选举新的大总管时，马可被各地主教一致推选为“东方教会大总管”，称为“雅伯拉哈三世”。本想随扫马一起西行朝圣的马可，忽降殊荣，身价倍增。

马可的当选有着复杂的宗教与政治背景。景教自431年以弗所宗教会议后，就以波斯为中心着力向东方发展势力，并获得了很大成功。但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后，开始挑战景教在波斯地区的地位。9世纪随着“圣战”的进行，伊斯兰教在中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明显占有优势。波斯伊利汗蒙古统治者也不时表现出对伊斯兰教的亲近，景教地位岌岌可危。于是，借助和蒙古统治者的特殊关系，马可被任命为景教大总管。就像《唐元二朝之景教》一书中所写的：“马可当选为法主的理由，完全由于当时蒙古势力强大的关系，因为当时掌握全世界的统治权及法制的人，都是蒙古出身的王族。所以必须由精通蒙古语言，明了蒙古的施政方针及熟悉蒙古民族风俗习惯的大德来继承景教法主。因此没有比马可更合适的人。”

另一方面，扫马与马可也获得了伊利汗国统治者阿鲁浑的支持。成吉思汗去世后，蒙古四大汗国逐渐分裂，除了名义上承认元朝皇帝忽必烈的“大汗”地位，实际上各自为政，甚至彼此混战。占据波斯的伊利汗国，因与元朝为同支的成吉思汗家族所统治，彼此有紧密的结盟关系。阿鲁浑不仅希望借助忽必烈的力量，也希望靠近欧洲基督教国家，以对抗伊斯兰教势力以及其他蒙古汗国的侵扰。

阿鲁浑甚至答应收复耶路撒冷后归还给基督教欧洲，作为合作的报酬。当时罗马教廷和欧洲各国经过数次十字军东征失败后，仍未放弃占领阿拉伯领土建立耶路撒冷王国的计划，也渴望获得外援。因此，兼具基督教徒、蒙古人、忽必烈秘使三重身份的扫马与马可，便被推到了显赫的位置，成为了东西方交往的中介人物。在这个复杂的背景下，1284年，奉伊利汗阿鲁浑的命令，扫马率使团出访欧洲。

1287年3月，扫马带领使团从巴格达出发，沿古商路西北行至黑海，然后乘船到达拜占庭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受到安德罗尼古斯二世的款待。然后，又乘船航行两个月，来到意大利那布勒斯港，途中看到了1287年6月安茹人同亚拉岗人的一场海战。当他们从那不勒斯登陆赶到罗马时，教皇鄂鲁诺四世已于4月去世。

当时因新教皇尚未选出，扫马继续西行。9月间，他来到法国都城巴黎，向法王腓力四世呈交了阿鲁浑的信件及礼物。腓力国王给予了他们很高礼遇，并答应派军队帮助阿鲁浑夺取耶路撒冷，表示愿遣使携带他的复信去见阿鲁浑。最后，腓力国王还请他们访问了巴黎大学及一些名胜古迹。

在巴黎停留了一个多月后，扫马一行又向西南来到加斯科尼（今法国波尔多）拜见了英王爱德华一世，英王获悉阿鲁浑约请欧洲各国共同收复失地，非常高兴，厚赠了使者。然后，扫马带着使团于12月间回到热那亚过冬，同时等候罗马方面的消息。

第二年春天，教皇尼古拉斯四世继位，他很快接待了扫马一行。扫马向他递呈了阿鲁浑王及大总管雅伯拉哈三世送的礼物及书信，新教皇对阿鲁浑王优礼基督教和准备约请欧洲各国共同收复失地的举动，表示感谢。1288年4月，扫马一行在详细观看了复活节庆典后，带着一大批信件及礼物在腓力国王公使团陪同下，离开罗马经热那亚顺原路返回。

阿鲁浑王对扫马顺利完成出使任务很高兴，给予了嘉奖。1294年，扫马在巴格达去世，马可也于1317年死于大不里士。他们都没有再返回中国。

扫马的欧洲之行，改变了西方人对蒙古人的看法。他们试图和蒙古统治者结成联盟去共同对付“异教徒”。罗马教廷甚至还梦想使蒙古统治者改宗天主教，将教廷的势力扩展到东方各国。为达此政治目的，最方便的办法便是派遣僧侣充当使者兼传教士，通过扩大宗教影响来谋求政治利益。

在扫马之后，丝绸之路上迎来了传教士时代，其中就包括著名教士孟特戈维诺、鄂多立克，以及教皇特使马黎诺里等人，而孟特戈维诺在华传教达34年之久，他们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与欧洲国家间的相互了解与交流。就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印刷术、火药武器等科学技术陆续传入波斯、阿拉伯及欧洲。同时，波斯、阿拉伯发达的天文、医学等成就，也被大量地介绍到了中国。他们撰写了大量的游记与见闻，不断刺激着西方人前往富饶东方的愿望。

陈诚：最后的外交官

1413年11月，郑和率领着浩浩荡荡的船队第四次出海，世界史上的大航海时代即将到来。几乎与此同时，明成祖朱棣派出了一支300多人的使团，由甘肃酒泉出发，前往帖木儿帝国的首都哈烈（今阿富汗西北的赫拉特）。

使团之中有一名负责文书的官员，名叫陈诚。他是明朝的职业外交官，曾经出使过畏兀儿（今柴达木盆地及邻近的甘肃、新疆部分地区）和安南（今越南）。在接下来的20年中，他总共5次出使中亚，最远到达伊朗的伊斯法罕地区。第一次出使后，他撰写了两份报告，一本记述了旅行路线，另一本则详细记述了中亚伊斯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

14—15世纪，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发生的最大历史事件，便是不可一世的蒙古帝国彻底瓦解。蒙古帝国的崛起速度令人不可思议，仅仅几十年的时间，便征服了大半个文明世界。而其解体也异常迅速，在征服南宋还不到100年，除了金帐汗国在南俄草原坚持挣扎了一个世纪以外，蒙古人又返回到蒙古草原。

1368年，刚刚立国的明朝攻克元大都，元朝势力逃亡漠北草原。几乎与此同时，中亚强权人物帖木儿攫取了河中地区，建立帖木儿帝国。经过30多年的东征西讨，帖木儿兼并了从波斯到小亚细亚的广大地区。

大明王朝与帖木儿帝国的最初交往并不友好，帖木儿不仅扣押了中国使团，还计划以武力入侵中国，把中国变成伊斯兰国家。他甚至征调了20万军队向中国出发，但他却在行军途中去世。帖木儿死后，他的四儿子沙哈鲁取得权力。

沙哈鲁不愿与明朝为敌，释放了扣押多年的明朝使者，并向明朝派出使团。中亚的其他国家也跟随派出使团来到了北京，并贡献方物特产。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明成祖朱棣派出得力的外交官陈诚，前往中亚地区回访。他不仅要向帖木儿帝国的继承者递交国书，还要向其他中亚城邦宣示国威，扩大明王朝的影响力。

陈诚一行出酒泉嘉峪关后，穿越沙漠到达哈密、吐鲁番。随后，使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走天山北麓，陈诚则带领另一部分人走了一条不见于前人著录的新道路。他们经托克逊沿着现在的阿拉沟、开都河、巩乃斯河峡谷进入伊犁河谷地。两队人马在这里汇合后又分道扬镳。一部分人沿着传统的伊犁河－楚河－塔拉斯河大道西行，绕过天山。陈诚则向西南的天山山区行进，到达伊塞克湖，再走小路到今哈萨克斯坦的赛拉姆，转向西南经塔什干、吉扎克到撒马尔罕。经过短暂休整后，使团一干人马经过帖木儿故里渴石、铁尔梅兹，渡过阿姆河，到巴尔赫、安德胡伊、买马纳，最后抵达哈烈，即赫拉特。

除了完成外交使命外，陈诚还有一项另外的任务，即重新梳理、记录西域的山川地理名称。因此，在他后来的报告中详细记录了大量山川、河流、城市等地理名称。这些名称都是根据当地的通用名称翻译的，而且译得十分准确，已经非常接近今天的叫法，如哈烈——赫拉特、俺都淮——安德胡伊、达失干——塔什干、卜花儿——布哈拉等。

陈诚一共游历了18座城市，其中在帖木儿帝国都城赫拉特停留的时间最长，对赫拉特的描述也最丰富。赫拉特自古以来就是中亚的重要城市，可是历代旅行家很少关注它。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虽然对这里有较长的叙述，不过其中多是与伊斯兰教相关的内容。而陈诚的记录则是全景式的，涉及历史名城的地理位置、山川形胜、气候物产、街市贸易、政治司法、宫廷规制，以及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婚丧习俗、宗教活动等。

他对赫拉特的描述是从刻画其统治者开始的。他亲自拜见了沙哈鲁。据他记载，这位中亚的统治者居住在该城东北角一幢宽敞的房屋或宫殿内，里面摆满了金器、宝石、陶器和精致的毯子。最高级的官吏也非常富有，居住宽敞，和沙哈鲁一样豪华，门上刻有复杂的图案，房内都挂上富丽的丝质帷幕，陈设着金银器皿和酒具。

陈诚仔细考察了城市里的商业活动，参观了一些露天市场。市场上分成一排排店铺，每排有自己的特色，专门出售一类商品（衣服、工艺品等）。市场到晚上还开夜市，烧灯燃烛。货币主要是银币，其次是铜钱。凡没有政府官印的钱币禁止流通。政府对商业交易抽20%的税，政府收入的大部分来自这种税收。

赫拉特不但是贸易中心，还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铜铁储藏相当丰富，金、银、琥珀、珊瑚和钻石供应的数量也充足。赫拉特居民离城不远就可得到大量的盐，他们生产丝绸和瓷器，但不能同中国的产品媲美。

这里土地肥沃，居民种植小麦、小米、豆类和稻米，他们的果园出产的桃、梨、胡桃、石榴、杏和葡萄驰名中亚。他对一种名为“芯思檀”的干果特别感兴趣，显然他过去没有见过。所谓“芯思檀”，就是我们今天的“开心果”。

沙哈鲁继承了帖木儿的志愿，大力在中亚推行伊斯兰教。他颁布法令，凡是皈依伊斯兰教者，都给予金钱赏赐，还能得到衣服和马匹。

对于伊斯兰教，陈诚做了细致的观察。他发现伊斯兰教反对崇拜偶像，这里“不祀鬼神、不立庙社、不奉宗祖、不建家堂，惟以坟墓祭祀而已”。

他能以汉字谐音比较准确地记录下穆斯林日常生活中的常用术语。如“纳马思”是波斯文Namaz的音译，即礼拜，在汉文史籍中一般写为“乃玛孜”。“默息儿”是阿拉伯文Masjid的音译，即礼拜寺，现一般译作“麦斯吉德”。“撒力马力”、“撒蓝”均为阿拉伯文Salam的音译，在汉文史籍中一般写作“色兰”或“色俩目”，或“撒拉姆”等，意为“和平”、“平安”、“安宁”，是穆斯林见面的礼貌用语。

撒马尔罕的一座大清真寺引起了陈诚的极大兴趣：“城东北隅有土屋一所，为回回拜天之处。规制甚精壮，皆青石，雕镂尤工。四面回廊宽敞，中堂设讲经之所。”《古兰经》的经文用羊皮包裹，文字用金泥书写。陈诚所记录的这座清真寺就是名闻中亚的比比哈尼姆大清真寺，1399年由帖木儿所兴建。

陈诚还记录了撒马尔罕城中的一座经文学校：“都城中有大土屋一所，名‘默得儿塞’，四面房廊宽广，天井中设一铜器，制如大锅，周围数丈，上刻文字如鼎状。前、后、左、右，房室犹伟丽，多贮游学生徒，及通诸色经义者，若中国之大学然。”

陈诚《西域番国志》中有关伊斯兰教苏非派的记述尤为珍贵。这些苏非派的游方修士穿着破烂，披着羊皮，手持拐杖，身挂骨节，无论冬夏都在街头行乞，住在墓穴里或者岩洞中，终日苦修，被称为“迭里迷失”。

所谓“迭里迷失”，在汉文史籍中又写作“迭里威士”或“德尔维系”，是波斯文Dvevrish的音译，原意为“沿门乞讨”。西方学者常译作“苦修僧”或“巡游托钵僧”，是伊斯兰教苏非派教团的高级修士。他们靠人施舍为生，并常在市集公共场所聚众，宣讲苏非派哲学，吸收信徒。

对于穆斯林生活习俗，陈诚做了细致的观察：“国主衣窄袖衣及贯头衫，戴小罩刺帽，以白布缠头。”这里所说的“罩刺帽”，即今天维吾尔族所戴的小花帽；所谓“贯头衫”，也是流行在维吾尔族男子中的一种传统服装。“以白布缠头，算发后髦”显然与清初称新疆穆斯林为“缠头”或“缠回”有关。当地的穆斯林饮食“不设匙箸，肉饭以手取食，羹汤则多以小木瓢汲饮，多嗜甜酸油腻之味，虽常用饭内，亦和以脂油”。这显然说的是迄今仍为中亚、新疆穆斯林日常嗜食的“手抓饭”。

他还亲自去当地澡堂洗浴。每处澡堂各有一间男、女浴室，每间浴室又分割出十几间小浴室。洗浴者围一件浴布进入，每人用水钵从冷热水池中舀水冲洗身体。这更接近于今天的淋浴。由于当地多风，便发明了“风磨”，即使用风力带动磨盘。

陈诚返回北京后，完成了两份记录——《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他向中原王朝介绍了当时西域的穆斯林社会。同一时期，除去中亚著名史学家怯马鲁丁·阿伯特拉柴克所撰的《马特拉——沙达因》一书外，几乎再无介绍帖木儿帝国的著作。然而，该书又比《西域番国志》晚了三四十年。

陈诚的出使带动了中国与中亚穆斯林国家的交往。在明永乐皇帝执政期间，大量中亚国家、地区的使团来到了北京。有记录的包括：来自赫拉特与撒马尔罕的20个代表团，来自其他中亚城邦的32个使团，以及来自哈密北部一带的绿洲44个使团。

1424年，永乐帝去世之后，明朝减少了对外事务，最终中止了向中亚、东南亚和波斯派遣使臣。随着大航海时代到来，繁荣了几千年的丝绸之路逐渐陷入沉寂。

属于陈诚们的时代结束了。

（两文主要参考资料：《丝绸之路古道研究》、《丝绸之路绿洲研究》、《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三至六世纪丝绸之路的变迁》、《金钱之旅——从君士坦丁堡到长安》、《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西域通史》、《史记》、《蒙古山水地图》、《大唐西域记全译》、《陈诚及其西使研究》等）

往西，丝路上的古今费尔干纳

有待再发现的世界

20天的中亚之旅即将过半时，我终于到达了传说中的丝路古城撒马尔罕。连日的长途奔波和骄阳灼烤令人疲惫。听乌兹别克向导强尼说要带我们去阿夫罗夏伯古城遗址，我有些意兴阑珊：看看那些来自日本、意大利、法国和北美的旅行团就知道，今天撒马尔罕的声名是由雷吉斯坦广场及其周围的宏大伊斯兰建筑构成的。而阿夫罗夏伯古城遗址，我昨天刚刚路过它，那是撒马尔罕城北一片蒿草丛生的荒芜高地，旅行指南上的介绍只有寥寥数语。1220年，成吉思汗大军摧毁了整个阿夫罗夏伯城。在那之前，粟特人曾在此建立兴旺的丝路城邦。

顺着台阶爬上那片高地，最先到达的是一座门可罗雀的小博物馆。买完门票，向我推销旅游手册的女人摇身一变成了讲解员。她把我引向一间昏暗的展厅，展厅三面墙上都是壁画。“60年代，政府打算在这一带修路，意外发现了宫殿遗址。你现在看到的都是7世纪的壁画原迹。”听她这么一说，我来了些劲头。

她带我从左面的壁画开始看起。画面上的蓝色、红色和黄色依然瑰丽，依稀能辨识出粟特王拂呼缦、他的父母妻子、骑骆驼的卫士、献祭的牲口、穿白衣的宗教领袖。“这描绘的是扫墓的场景，遵循的是拜火教文化传统。”中间的一幅，拂呼缦端坐在画面中央上方，四周是来自各国的使臣。讲解员通过服饰让我辨认出他们中的波斯人和高丽人。“你看得出吗？最中间正在被接见的6位使臣来自唐王朝。前面几位手捧的是丝绸布匹，最后面的那位提着一串橄榄形的东西，那是蚕茧。”

我还未来得及为这不期而至的收获唏嘘，第三幅壁画就将我完全吸引了去。这一次，画面中的风物不再陌生。左侧，云鬓高耸、面庞丰满的仕女正在泛舟。旁边船上的男人穿袍衫，戴幞头。右侧，同样穿着的男子策马扬鞭，正以长矛狩猎野兽。没错，这是一幅完全描绘唐代风貌的壁画。早在3世纪，粟特人就以商队的形式在长安、洛阳和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之间往返。“壁画原本是被安放在宫殿的接待大厅里的。”讲解员补充说，“这说明，粟特王希望昭告天下，他与唐王朝的关系非同一般。”

尘封在岁月里的勾连兀然现身。在阿夫罗夏伯遗址的小小博物馆里，“丝绸之路”这个说起来熟悉，但实则极为抽象的概念突然具体起来。走出博物馆，我穿越荆棘丛生的荒原去看考古开掘的遗址。头顶的天空风起云涌，我感到自己仿佛同时处于多个历史时空之中。今天的撒马尔罕似乎已经与壁画上的那个时代没有多大联系。拜火教早已是过眼云烟，远处伊斯兰古迹鲜艳的蓝色身影统率着天际线。不远处，有人在放牧羊群。我分不清他是乌兹别克族还是塔吉克族。传说中的粟特人，早已消融在现代中亚民族的血液里。

一个多月前，当我在朋友圈里宣布要去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时，几乎所有人都视我将要去一片未知之地。“据说那里就旅行而言相当贫乏。”“听说很不安全，要小心。”“他们吃什么？说什么话？好像是伊斯兰国家？”“远不远？时差几小时？要坐多久飞机？”事实上，若非在临行前做了些功课，我心目中的中亚也仅是草原、沙漠、驼铃的简单混合体：从心理距离上，它比非洲更遥远；在文化认知里，它几乎是世界版图上最彻底的空白。

阿夫罗夏伯终令我切身认知到这样一个事实：眼前这片陌生的土地，曾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他国，是中华文明与广阔世界的最直接勾连。

公元前138年，“博望侯”张骞开启“凿空”之旅。历史学家翦伯赞将其与哥伦布到达美洲相提并论。中国对西域诸国的认识从无到有，从茫然到逐渐清晰，自此“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小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

《后汉书·西域传》说史学家班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隋书·西域传》中共记载了西域和中亚20多个国家的位置和风土人情。

唐玄奘以前，已有成千上万的僧人奔走在丝绸之路上，包括曹魏时的朱士行，西晋的竺法护、僧建，后秦的法显、智猛，北魏的惠生、宋云等，仅北魏去西域取经的僧人就有5000之多。

至唐，政府派遣官员到葱岭以西，“访其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尽图以进”。661年，唐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包括帕米尔的广大地区，共设置16个都督府，80个州。其中的康居都督府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地区，大宛都督府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地区，安息州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地区，怯沙州在撒马尔罕以南的沙赫里夏勃兹、贵霜州在撒马尔罕西北60英里，休循州是今天由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共有的费尔干纳地区。

在阿夫罗夏伯遗址博物馆，壁画最令我唏嘘的是它所展现出的心理亲近感。画面中的唐代男女人人自得其乐，为了将那个东方帝国表现得更加生趣盎然，画师甚至在壁画中添上了一只家禽，正在喂食它嗷嗷待哺的雏儿。

汉时，张掖郡昭武县的汉民们迁居中亚，融入了当地的粟特人中，建立了一系列小国：“康者……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世谓‘九姓’，皆氏昭武。”“昭武九姓”是旅居长安的外商，也是唐王朝的战士和将军。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直接参与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向契丹人割让幽云十六州、灭了后唐的石敬瑭都是粟特人。

“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藩王能汉语”的时代早已结束。20天的中亚之行，我不断地在历史、现实、陌生与熟悉之间来回穿梭。这是一次个人的“凿空”之旅，那个掩埋在历史尘埃中的“丝绸之路”终于显出了它的轮廓。

路的诞生

一条道路意味着什么？为解答这个疑问，我们试图沿着前人的脚步还原丝绸之路。

史学界对张骞出使西域的具体路线颇有争论。按照一般的看法，他所抵达的大宛国位于费尔干纳盆地。随后，他从费尔干纳腹地南下。大月氏大约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南部与阿富汗接壤的铁尔梅兹古城。“凿空”之旅的终点则在阿富汗境内。用今天的眼光看，张骞向西的探索并不太远。

627年秋，僧人玄奘从长安出发。西安慈恩寺有一面石刻图：他身着僧服，胸前坠着佛珠，脚穿草鞋，腰挂小包裹，左手拿经书，右手持拂尘，背着经书箱，书箱顶上支一把伞，伞前挂一盏油灯。玄奘向西走得更远。他辗转达到的地区大致包括吉尔吉斯西北的伊塞克湖、吉首都比什凯克一带、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费尔干纳盆地、撒马尔罕、布哈拉，最西到达“货利习弥迦国”，也就是波斯语中的“花剌子模”，其中心是今天乌兹别克的希瓦城一带。我们的旅程就将这些坐标点串联了起来。

为进入今天的吉尔吉斯，玄奘一行经新疆阿克苏翻越天山，绕过海拔7000多米的汗腾格里峰，选择了西南边4284米高的勃达岭，经历了七天七夜“悬釜而饮，席冰而寝”的山险跋涉。

今天，旧时天山古道已经成谜。清晨飞机从乌鲁木齐起飞，脚下是“寒风惨烈”、漫无边际的巍巍雪山，后来云层渐厚，一片混沌，两个小时后我就在比什凯克降落了。我们决定不作停留，逆行向东，去看看世界第二大高山湖泊伊塞克湖。

汽车一路沿着吉尔吉斯与哈萨克斯坦的国境线东行。比什凯克向东出城的道路就叫“丝绸之路”。实至名归，大约60公里后，我们到达了托克马克市。

相传诗仙李白出生于碎叶。648年，唐朝廷平定龟兹后，即设镇于碎叶，它一度是唐代安西四镇中最西的一个军镇，但8世纪以后，碎叶就逐渐荒废了。20世纪，苏联考古工作者在托克马克西南8公里的阿克别希姆发现了风化成巨大土堆的城墙式建筑，出土了“一件非常精致的瓷制残龙”和流行于唐代建筑物上的莲花纹瓦，断定这一带就是传说中碎叶的所在地。

今天的旅行者在托克马克停留，主要是为了看11世纪的布拉纳塔。这座砖结构的圆柱形塔经苏联复建尚残存25米高，伫立在一片郁郁葱葱、点缀着罂粟科橘色野花的开阔原野上。布拉纳塔说明，托克马克地区并没有随碎叶而没落。古塔百米外有一片石雕，是9世纪突厥人留下的墓碑。那时候中亚的伊斯兰化尚不完全。这些墓碑显示出佛教传统的影响——它们刻着人的具象面目，这是伊斯兰教义所不允许的。12世纪，布拉纳塔还见证了契丹人的城市八剌沙衮，即中国古代西辽的国都。

出乎我意料，我到的这天，布拉纳塔人声鼎沸，除了成群结队的在学校学生，还有大批拖家带口的本国游客，我耐心等待了十几分钟，也没能有机会爬到残塔顶端去瞧一瞧。向导奥尔佳告诉我，布拉纳塔相当于吉尔吉斯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人们还把它当作拍婚纱照片的热门场所。“你知道，吉尔吉斯留存下来的古迹非常有限。”奥尔佳解释说，“除了南部奥兹贡有一片古代陵墓，也就是这里了。”

现在的托克马克有6万人居住。沙俄1864年在此处兴建了现代城市。1938年，苏联建成了通往比什凯克的铁路。以吉尔吉斯的标准看，托克马克经济相对发达，有大型玻璃厂、采石厂等企业，是该国对外开放条件最好的城市之一。近两年，也有中国企业在这里投资建设炼油厂。进城界的时候，我看见路中立着一架飞机，据说这一带的薄雾天气十分适合飞行员训练，是吉尔吉斯的航空训练基地。

直到5天后到达南部重镇奥什，我再未途经较大的城市。事实上，首都比什凯克有125万人，占全国人口的近1/4，第二大城市奥什有50万人。这几乎就是吉国的全部城市人口了。

如何理解吉尔吉斯的经济形态？最直观的感受是：一切脱不开“地理”二字。比什凯克往南40公里就是依天山支脉吉尔吉斯山建立的阿拉阿查国家公园。然而我们一路向东，所见是雪山之间的大片沃野农田。公路沿一条蜿蜒的水道而行，那是楚河，天山北麓第二大河流。楚河在吉尔吉斯山和外伊犁山－楚伊犁山的包夹之中形成一片开阔的河谷。河流的冰川融水和降雨足以支撑农业生产。这正是托克马克一线长盛不衰的原因。1220年，道长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邀，西行赴中亚与之西征中的蒙古军相会。在他的随行弟子李志常撰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载了楚河的农业情况：“其风土、气候与金山以北不同，平地颇多以农桑为务，酿葡萄为酒，果实与中国同，惟经夏、秋无雨，皆疏河灌溉，百谷用成。东北西南，左山右川，延袤万里。”

李志常用“万里”来形容，不免有些夸张。出托克马克向东一小时后，我们就在怪石嶙峋的山间夹道里行进了。等到眼前再度开朗，天边显出一片蓝色，伊塞克湖到了。

伊塞克湖在世界高山湖泊中水深居第一、集水量居第二，从东至西浩荡182公里。“山行400余里”后的玄奘留下了历史上关于伊塞克湖的第一笔记录：“周千余里，东西长，南北狭。四面负山，众流交凑，色带青黑，味兼咸苦，洪涛浩瀚，惊波汨忽，龙鱼杂处，灵怪间起。所以往来行旅，祷以祈福。水族虽多，莫敢渔捕。”

我们沿湖北岸行进，农田消失了，路过几个冷清的小村庄，几群放牧的牛羊，在傍晚到达了湖岸中段的乔蓬阿塔镇。乔蓬阿塔镇在苏联时代就是疗养旅游的集散中心，老主顾包括勃列日涅夫。小镇北面，山脚下的高地有一片广袤地带，布满了冰期岩石块。石块上留有许多以野生动物为主题的岩画，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的青铜时代。这个露天博物馆的前边有一截古怪的“公路”。过去，运送游客的苏联飞机从山脚下加速，在冲向湖岸的过程中一飞冲天，想来倒是十分有趣。

如今，乔蓬阿塔的湖光山色之间遍布度假村，还有一个颇为扎眼的摩天轮。5月初，冷风习习之下，小镇颇为冷清。七八月份，比什凯克陷入40摄氏度的高温，太阳伞就将遍布沙滩。大批富裕的哈萨克斯坦人在这儿享受28摄氏度的凉爽，他们从游走的小贩手里购买鲱鱼以佐啤酒，鲱鱼是从湖里捞出来的，盐腌半风干制成。我沿途花50索姆（约合人民币6元）买了一条，30厘米长，撕去皮吃，不怕腥的话，算得上肉厚脂香。不过，苏联时期，伊塞克地区并不对外国人开放。湖的东端有一片军事基地，苏联海军在湖里测试高精度鱼雷。据说现在还有老化退役的海军快艇组成的船队用来运输货物和旅游观光。

第二天清晨，我走到栈桥尽头待了一会儿。夜里下过一阵小雨，空气清冽，湖北昆格山脉的模样清晰起来。山巅顶着薄雪，云雾就在山间流淌。明代外交官陈诚于永乐十二年（1414年）抵达伊塞克湖。时值农历六月初四，与我来此时时节相仿，他的观感也与我相似：“沙浅浪平清见底，烟消岸阔远无边……今夜客槎堤畔宿，月光如水水如天。”

伊塞克海拔1600米，并不太高，以其广阔却没有孕育出繁盛的农业文明，其原因依然在地理。玄奘在冬季抵达伊塞克湖，他见湖面未曾结冰，便命名为“热海”。与许多高山湖泊一样，伊塞克湖是咸水湖。我在岸边尝了湖水，微有咸味。过了一会儿，湖上的云渐渐散了，南岸的半空隐隐显出一排雪峰，那是泰尔斯凯山脉。

卫星云图特别清晰地显示，这个庞大的湖泊其实是昆格山脉和泰尔斯凯山脉之间的凹地。它的生命力依赖大约80条河流。这些河流中，只有3条来自北岸山峦，因此我们一路沿湖看到的地貌都颇为干旱。

陈诚记述伊塞克湖“千崖万壑响流泉，一海中宽纳百川”。他和玄奘一样，都是沿南岸而行，高山融雪在那儿形成一片丰饶的草场。然而，草场再向南去，天山山脉从东北到西南斜着横扫了吉尔吉斯的大半壁国土。根据旅游指南的说法，那是吉尔吉斯风光最美的地区。我们本来打算去吉第一大高山淡水湖松克尔湖看看，但得到的消息是：五月飘雪，一个月后，牧民将驱赶牲畜奔赴高山牧场，他们一路清除积雪后，游人才可能在越野车的帮助下一观松克尔的美貌。而松克尔也只是天山山脉的边缘地带。这当然也决定了丝路的走向。当年，在吐鲁番盆地高昌国国王的建议下，玄奘带着高昌文书和礼物，从南岸绕过伊塞克，直奔碎叶一带而去。在那儿，他拜见了西突厥可汗，得到一支骑兵小分队沿途护送。《大唐西域记》中，从碎叶到铁门关（现乌兹别克斯坦铁尔梅兹附近），玄奘再没有留下任何行路艰难的记载。

封闭和开放

看过伊塞克湖，我们花三天的时间奔向费尔干纳盆地。

从乔蓬阿塔折返向西，伊塞克湖最东端的城市巴尔克奇（Balykchy）是一个分界点。公路从小城中央穿过，依次路过体量巨大的水泥粮仓、成排的俄罗斯民居小木屋和苏式公寓楼。萧条肃杀的小城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几个没精打采的居民在路边支起铁架子，挂上腌鱼，摆上蜂蜜，期待过路车辆赏光。路过中央车站时，向导奥尔佳惊讶地发现车站房顶上的列宁像“终于”不见了。广场上的那尊2015年刚被挪走。不过列宁同志依然“坚守”在驾驶学校门前。依我所见，巴尔克奇的新建设，除了一座簇新的清真寺，就是一尊民族英雄玛纳斯史诗传唱者的塑像了。

巴尔克奇的名字取自吉尔吉斯语中的“渔夫”一词。苏联时期，伊塞克湖的渔业一度十分发达，巴尔克奇借此成为船运枢纽。出城时，我看到一段铁路，是“二战”时德国战俘修建的，通向比什凯克。一度，俄罗斯人是巴尔克奇的主要居民。吉尔吉斯现代经济的一大问题是长期处于苏联产业链的一个环节，独立后原料、生产、消费相互脱节。巴尔克奇的命运也是如此。加之伊塞克湖的渔业资源因管理不善濒临枯竭，俄罗斯族人大批返回俄罗斯，这座城市迅速衰落了下去。

当我们离开巴尔克奇，进入吉尔吉斯山南麓的山谷，葱翠延绵的高山草甸和潺潺溪流就将我们包围了。和巴尔克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里，吉尔吉斯人保持着另一种生活方式，苏联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也未曾改变过它。

我在车上远远望见巴克古尔的圆顶帐篷。碰上巴克古尔是我的运气。一般在这个季节，牧民们还没有从聚居的小镇回到牧场上来。巴克古尔正在户外劳作，丈夫外出了，十几岁的儿子忙着用树枝制作一支弓箭。一个干活的男人是她的雇工。前两天，一家人刚刚从几公里外的小镇搬回到牧场，必须尽快建好畜栏。巴克古尔的50头牛、60匹马、13只羊就在周边的山坡上悠闲地溜达。

10月1日，巴克古尔会回到村镇上躲避严酷的冬天。在这以前，草场是巴克古尔生活的全部内容。帐篷里没有电视机，也没有互联网。一家人的最大娱乐是草原上的传统节日和古老竞技。“乌拉克塔提西”运动最受欢迎，人们要在飞驰的马上俯身用一只手将重达50公斤的无头羊捡拾起来。那是对骑术的终极考验。骑手们嘴里咬着一撮羊毛，这样他们就不会在身体痛苦时喊出声来，也不会咬掉自己的舌头。

巴克古尔冲我笑起来，露出一排闪亮的金牙——中亚民族的传统时尚。她17岁结婚，在我所经过的这个位置她已经度过了30年的放牧时光。巴克古尔告诉我，每个牧民的牧场都是固定的，每年她需要交给政府一笔管理牧场的费用。这大概是现代国家体制对她的最大影响了。除此之外，她夏季出售马奶，冬季出售牛羊肉。她不大记得苏联解体对她产生过什么重大的影响。畜牧产品的价格总是一年高一年低，她没什么好抱怨的。“巴克古尔”的意思是“幸福的花朵”。她就在这山坡上兀自开着。必要的时候，她会拿出一支猎枪，击退山间游荡的野狼。

吉尔吉斯的意思即是“山里游牧人”。他们的先民居住在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后来逐渐向西南迁至天山地区，与当地的突厥、蒙古部落相融合。那些以现代化视角看来有些“原始”的生活方式依然是吉尔吉斯人的现实生活，也是他们的身份意识所在。

“比什凯克”的意思是“搅拌马奶酒的棒子”。巴克古尔只养母马，马奶是她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我们夏天喝马奶，那是最解渴的。而乌兹别克人只会喝绿茶。”——我对中亚游牧和农耕民族的区别认知，竟然是通过饮料启蒙的。

母马在食用一段时间新鲜牧草后才会在夏天来临前大量产奶，吉尔吉斯人将发酵的马奶做成低度酒精饮料“库密斯”。公元前2世纪末中国的汉武帝时期，楚河河谷一带是康居国的所在，往东伊塞克湖至伊犁河谷是乌孙国。汉朝和亲、嫁给乌孙王的细君公主曾作有《黄鹄歌》：“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酪”即是马奶制成的饮料。13世纪法国人威廉·鲁布鲁克详细地记述了制作马奶酒的方法及过程：“他们把奶倒进大皮囊或袋里，开始用一根特制的棍子搅拌它，棍的下端粗若人头，并且是空心的。他们用劲拍打马奶，奶开始像新酿酒那样起泡沫，并且变酸发酵，然后他们继续搅拌到他们取得奶油。这时他们品尝它，当它微带辣味时，他们便喝它。喝时它像葡萄酒一样有辣味，喝完后舌头上有杏乳的味道，使腹内舒畅，也使人有些醉，很利尿。”这是关于马奶酒制作的最详细的历史记录。

如果是在夏季，路边会有大量帐篷出售“库密斯”。我心生好奇，想买些尝尝，可时节不对，一路都没有找到。到奥什逛巴扎的时候，终于偶遇一个游贩。他从蛇皮袋里掏出一个大可乐瓶给我。打开盖子，一股特殊的浓烈膻味冲出来。鲁布鲁克关于味道的描述太过浪漫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勉强尝了一小口，味道微酸，极为刺激。

虽然尚没有马奶招待我们，但巴克古尔还是大方地让我参观自家帐篷。这种俗称“蒙古包”的民居并不只是蒙古人的专利。一般来说，吉尔吉斯人的帐篷比哈萨克斯坦人的小，但比蒙古人的大。巴克古尔很骄傲地告诉我，她每5年会更换帐篷外面的羊毛毡，这顶帐篷已经使用了20年，现在买同样一顶帐篷得花费1000美元到2000美元。在伊塞克湖南岸，有两个村子以制作帐篷著称。出色的匠人备受尊重。他们的作品还被吉尔吉斯斯坦当作国礼使用。

巴克古尔的帐篷直径大约4米，靠门边的灶台上正滚着牛奶粥，其他地方一览无余，收拾得空旷整齐。圆顶帐篷有它自己的使用秩序，门左边是男主人睡觉的地方，那里同时存放打猎和骑马的用具。女儿和孩子睡在门右边，靠近灶台的位置，正中间能升火笼，一家人在那儿围坐用餐或者接待客人。向导奥尔加叫我往上看，帐篷顶上的毛毡是掀开的，露出一个圆形的开口，生火时烟尘从那里散出去，六根木头在圆形开口处横竖各三根，呈十字交叉。“记得我们的国旗长什么样子吗？就是它。”圆顶帐篷的这个结构叫tunduk，这是吉尔吉斯人的图腾，代表友谊、力量和团圆。

告别巴克古尔之后，我们不断穿梭于山谷、草场、隘口和点缀它们的小小村镇，四面永远是美不胜收的雪山。7世纪起，中亚开始伊斯兰化进程。就像巴克古尔，今天的吉尔吉斯人即使不会虔诚地履行宗教仪式，也会秉持穆斯林的自我认知，这在墓地上体现得最为直观。许多吉尔吉斯墓冢修建得特别用心，人们用砖头砌出缩小版的伊斯兰建筑，有穹顶和拱门。或繁或简，都会在墓顶上插着星月标志。

一路旅行，我经过了无数墓地，之所以总是看到它们，是因为它们永远出现在路边。“过去，人们在游牧迁徙过程中死去，亲人就将他们就近安葬在道路边上，这个传统一直保持了下来。现在即便是在定居的村庄，人们也会将大片的公共墓园修在路边。”奥尔佳告诉我。那些墓园给我这个匆匆过客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就在辽阔的草甸之上，一大片土黄色的穹顶建筑，有些已经风化坍塌了，远远望去，仿佛一座荒弃的城池。

然而，不管我如何尝试理解，传统的根深蒂固还是超过了我的想象。我曾在一个偏僻山坳里的小村子借宿一晚。25岁的腼腆女主人有两个女儿，照料着一间家庭旅馆。第二天上午，我们开了大半个小时车，到了另一个雪山环绕的大村庄苏萨米尔。我在村里闲逛，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女孩们拉着水罐。向导奥尔佳和我谈起吉尔吉斯的女人，说她们照看家里的一切，永远在忙碌。“人们都说找老婆得到这样的村子里来。去过比什凯克的女孩就会学化妆，讲漂亮，没那么勤快了。”奥尔佳突然想起了什么，“你知道吗？昨天的那个女主人原来就住在这个村子。她是个‘抢婚’新娘。”我在《孤独星球》指南上看到过“抢婚”，我轻描淡写地把它看作猎奇逸事，全没料到它会活生生出现在我眼前。

传说，“抢婚”的风俗起源于12世纪的吉尔吉斯汗国。当时，部落间不断发生偷盗马匹和女人的现象，逐渐演变成“抢新娘”。法律从1994年起明确禁止这种行为。但很显然，它依旧很“时髦”。一种较“文明”的方式是，男人向中意女孩的父母表明心意，奉上牲口作为聘礼。在“岳父母”的默许下，他有权将行走在路上的女孩掳回家去。许多父母并不会提前将这桩婚事告诉女儿，这正是我们的女主人所遇到的情况。另一些时候，“抢婚”则会变成一次赤裸裸的绑架。在女方家庭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女孩被劫掠到男方家里。只要男方的家人能让她戴上新娘头巾，这桩婚姻就算成了。有人权组织统计说，20%以上的绑架会以“强奸和性折磨”告终。一些人为“抢婚”辩护，说这是传承民族风俗，能够减少婚礼成本。无论是哪种情况，被“抢婚”的女孩基本只能接受现实，“从男方家里跑出来被认为是有辱家门的行为”。

作为女性，我无法戴着“传统文化”的玫瑰色眼镜看待这种行为。在苏萨米尔，村里的男孩用有限的几个英文单词和我们聊天，关切地询问iPhone 6手机和单反相机的价格。现代消费文化的渗透力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吉尔吉斯斯坦人依然生活在十分封闭的环境里。

海拔1500米以上的高山占吉国土面积的90%以上。历史上，丝绸之路这一庞大路网带来了佛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突厥人、蒙古人，也创造了吉尔吉斯民族，但它已经衰落了数百年。苏联时代，吉尔吉斯完全依赖莫斯科与世界发生联系。苏联解体以后，吉尔吉斯经济遭遇了巨大困难，迄今仍是中亚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巴尔克奇那段德国战俘建设的铁路现在依然用于运送粮食和油品。吃苦耐劳的马匹依然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国家大多数地方都没有像样的公路。很多时候，我们的车只能长时间地以每小时不到30公里的龟速前进。

但“地理”也同时意味着开放的可能性：这个人口不到600万、面积不到20万平方公里的小国正处于中亚枢纽，它与四国接壤，拥有4170公里的边境线，其中1096公里与中国新疆毗邻。

从比什凯克到伊塞克湖的路上，我们就遇到了中国的筑路队。奥尔佳提醒我们，第二天虽然只有大概200公里的路程，但由于路况很差，会花费很长时间。“中国人还没完工。”她说。当时，我们只是会心一乐，直到一路过去不断看到中国的施工队伍，才知道她并不是在说俏皮话。奥尔佳说：“我有一位从业30年的同事总是感叹：从吐尔尕特口岸（位于新疆喀什）到纳伦（吉尔吉斯中部城镇、交通枢纽）过去要走9个小时，现在只需要两个半小时了！”

中国驻吉大使齐大愚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吉尔吉斯斯坦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交通过境国，希望成为地区的商品和贸易转运中心。这恰好是这块土地在历史上曾扮演的角色，从2001年开始，中国路桥工程公司在吉共修建了约1400公里的道路。在建的约600公里，未来规划修建的还有1000公里左右，这将形成吉尔吉斯公路的主干线骨架。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发行和欧盟在吉尔吉斯都有筑路项目。从资金规模上比较，来自中国的资金占到了70%。

在圆顶帐篷里守着牲畜的巴克古尔也处在类似的变化之中。牧场多了两件新鲜事物：帐篷外面靠着一块太阳能板，“是中国货”。她抬手指向对面的山坡，簇新的大电塔闪闪发亮。“中国人建的，刚完工不久。”

丝路遗产：核桃、棉花与丝绸

吉尔吉斯最好的一条公路是连接比什凯克和第二大城市奥什的M41公路，它翻过吉尔吉斯山向南插去。我们在苏萨米尔村以西拐上这条路，翻过几个海拔3000米的隘口，一路瑰丽的风光让骑行过川藏线的摄影师也忍不住大呼过瘾。海拔下降的速度很快，大概不到两个小时工夫，我们历经了壮阔的雪原、延绵的绿色草甸和葱翠的针叶林。还没等我回过神来，茂密的植被抹去了所有一切。我们匆忙脱去一路紧裹的薄羽绒服和厚外套，只想找杯冰饮解渴。

费尔干纳盆地以骄阳炙烤迎接了我。在天山和吉萨尔－阿赖山之间，费尔干纳盆地嵌在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的领土内，东西长约300公里，南北最宽处约为150公里，加上周围8万多平方公里的山区，总面积大约10万平方公里。从面积上看，它并不大，但经历了吉尔吉斯山间的数天旅行后，我格外能领会它的珍贵。

盆地向西徐缓倾斜，正好让纳伦河流淌进来。纳伦河是中亚母亲河锡尔河的最大支流，公路沿着这条绿丝绒缎带蜿蜒。过了中亚最大的托克古尔水库，村镇和良田便成了大地的主宰。

巴什克莉裹着头巾，在田里一面拔草，一面和朋友们有说有笑。她并不是真正的“农民”，和许多人一样，5年前，她曾在莫斯科的冰激凌厂打工，经济略有好转后回到家乡。平时，她在附近镇上的商店工作，在那儿她有公寓、有热水、有网络，两个孩子都在接受高等教育。休息的时候，她都会来帮朋友打理农田，一方面，收获季节能有笔额外收入；另一方面，“祖祖辈辈干惯了农活，我的公寓里可没有这样的阳光”。马路对面，伊萨库诺夫正在照料家里三口人拥有的一公顷土地。他种植的土豆、西红柿和洋葱，都是餐桌上最重要的蔬菜。“托老天的福，收成一直都不错。”

费尔干纳盆地被群山环抱，对于古丝绸之路的旅人来说，只要能克服千辛万苦翻越帕米尔高原，就能在这儿享受难得的温和气候和丰饶物产。盆地西南部有一个不大的缺口，正是进入中亚腹地的最方便通道。玄奘对费尔干纳盆地也有描述，相隔约1400年，他和我的所见并无不同：“土地膏肤，稼墙滋盛。多花果，宜羊马。”

《史记·大宛列传》中说：“大宛之迹，见自张骞。”大宛即位于费尔干纳盆地。秉承着解匈奴之患的使命，张骞在这儿的最大发现是：“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史记集解》解释说：大宛国有高山，山上有马，人们无法将其捕捉到手，于是放养五色母马于山下，与其交配后的马驹即汗血马。

对于汉武帝来说，好马等同于国家安全。为此，他发动了两次跨越沙漠、高山、草原的艰难远征。第二次远征，6万士兵当中，活着回到玉门关的不过1万余人，但良马终于被运抵长安。

费尔干纳地区从公元前2000年就开始培育马匹，但汗血宝马只存在于传说中。我所见到的当地马匹并不高大威猛，精干的外表倒是与它们长于耐力的说法相符。它们能够在一周时间里持续日行100公里，或者在24小时内完成160～260公里的路程。但是，这些马匹的血缘早已含混不清。19世纪后半叶，沙俄占领中亚以后，就以形体更大的俄罗斯马种与吉尔吉斯马混合。苏联曾在伊塞克湖和纳伦建立育马场，用进口的外国马匹，特别是欧洲马匹与吉尔吉斯马杂交，使它们更符合现代赛马运动的要求。如今，一匹中等好马在吉尔吉斯依然能卖出1000～1500美元的均价，但它们被世界觊觎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不过，在今天的费尔干纳盆地，丝绸之路留下了另一些生机勃勃的物产，它们依然是这个相对封闭的地区与外界产生联系的重要纽带。

深入盆地之前，我决定先去小村庄阿尔斯兰博布看看。公元前3世纪，张华在《博物志》一书中说：“张骞使西域，得还胡桃种。”我并不知道张骞是在哪儿取得的核桃种子，但在阿尔斯兰博布，有一片世界上最大的野生核桃林。

阿尔斯兰博布在盆地边缘的深山里，海拔1700米。车一路开过去，风景了了。村子地无三尺平，看不出什么名堂。旅游指南推荐了两条徒步线路：爬到村子半山的瀑布去，或者去看800年的古核桃树。我时间有限，又一心想尽可能地看到核桃林全貌，只能不走寻常路。

29岁的男青年罗玛成了我的向导，他身材高大，个头长相都不像典型的吉尔吉斯人。他告诉我，他父系一支是17世纪时搬到阿尔斯兰博布来的阿拉伯人，母亲则有哈萨克血统。

罗玛带我离开村子，爬另一侧的山。天气很热，人踩出来的山道有时很陡，淌下水流让地面泥泞不堪，但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跋涉了大概一小时，我转身看山谷，北面是费尔干纳山区的最高点、4400多米的巴巴夏塔雪峰。融雪在山间挂出一条丰沛的银链，村庄沿着河流在山谷里铺开。绿树叠在村庄上方，间杂着一些还没有长出叶子的树种，它们棕色的枝干密密麻麻覆盖了我对面的层层山峦，一直伸向无尽的远方。“那就是核桃树。”罗玛说，“前两个星期发生了一场霜冻，叶子还没能长出来。”

我们一鼓作气爬到山顶，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山顶居然是一片沃野。牧民坐在缓坡上静静看护他的牛羊，小型拖拉机在田里来回劳作，不远处是起伏连绵的小山丘。棕色的核桃树、盛放白花的樱桃树和开满热闹粉花的苹果树团团点缀着它们。下午5点的斜阳抚过一切，我深信，陶渊明所说的世外桃源也莫过于此。

“阿尔斯兰博布”在吉尔吉斯语里的意思就是“森林之王”，正因为有它，吉尔吉斯斯坦的森林覆盖率才能达到4%。一个故事和先知穆罕默德有关：传说，他派出使者寻找人间天堂，使者被山谷的美丽和溪流的清澈所动，他将先知给他的一袋果树种子播撒在这里，于是形成森林。不过，先知穆罕默德出生于公元6世纪，而当地又另有传说：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远征至阿尔斯兰博布，正是从这儿将核桃种子带回了欧洲。现代科学研究显示，这片森林应该是距今6500万年到180万年的地质第三纪的产物。现在森林的面积是1.1万公顷，而它曾经有63万公顷之广阔。核桃究竟从何时成为这里的统帅，我并没有找到确切的说法。

据说，核桃是从伊朗传入中亚的，这个物种的到来对阿尔斯兰博布和周边村庄的人们来说意义非常。罗玛说，核桃在9月中旬开始收获，几乎所有家庭都会拖家带口住到林子里去。接下来的一个月，他们要赶在冬天第一场雪落下来前尽可能收获更多的核桃。男人爬到树上去，用力晃动树干和树枝，女人和孩子则在树下撑开口袋。每个收获季节之后，所有人的手掌都被核桃皮染成了棕黄色，历月才能消退。

苏联时代，整个森林为国家所有。那时，社区旅游机构的负责人哈雅特·塔里科夫是护林员：“我们对误入核桃林的山羊只有一种对策，举起猎枪击毙它。没什么比保护核桃树更重要。”村民相当于农场的工人，完全不用操心核桃销路。独立后，对外经济联系中断，村民为了谋生，毁林开荒放牧的情况一度十分严重。近两年，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明令禁止了林木砍伐，为此村里的两家核桃木家具厂都关张了。但对于森林来说，更重要的转机是：从前，1公斤带皮核桃的售价只有100索姆。5年前，土耳其人率先摸到这里，开始大批量收购，现在核桃价格翻了5倍。罗玛一家三口分到1公顷森林，其中包括85棵核桃树，前一年大丰收，一家人收获了1吨果实。我算了算，这大约相当于7万元人民币的收入。在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刚刚超过1000美元的吉尔吉斯斯坦，这真是笔不小的财富。每年，整个核桃林大概能收获1500吨到2000吨果实。最近两年，人们已经开始尝试栽种新的核桃品种。

“土耳其人是通过互联网找到这儿来的。”罗玛告诉我，“现在也有中国商人过来。相比土耳其，把核桃运到中国去要容易多了。”

作为中亚难得的农耕中心，费尔干纳盆地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苏联解体后，费尔干纳盆地分别隶属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个国家。其中，隶属于吉尔吉斯斯坦的领土面积为7.99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0万，而隶属于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土面积仅约为1.8万平方公里，覆盖的人口居然超过800万。这个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吉尔吉斯占的盆地面积虽大，但大多是边缘山区，而乌兹别克拥有更多的可耕种土地。

奥什市区外5公里有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两国边境口岸，过了口岸就是一马平川。从自然景观主导的吉尔吉斯过来，我颇不适应。车一路开着，只有农田、村庄和城镇。

乌兹别克斯坦淡水资源的分布集中，费尔干纳盆地占有34.5%，居全国之首。这里很早就有发达的灌溉农业文明。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徽上就有两种农作物，左边是棉花，右边是小麦。

以西方的眼光来看，横跨欧亚大陆的广阔路网将古中国的丝绸带到了欧洲，对中华文明而言，这张路网则意味着另一重要纺织材料的输入。东汉的《说文解字》并没有“棉”字，里面的“绵”指的是丝织品。我们祖先的衣被主要是以丝和麻为原料制成的，棉花原产于印度，它进入中国的途径恰好与佛经相同。王恒铨在《唐代植棉史考证》中指出，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时，中亚国家已种植棉花。康居（今撒马尔罕）曾以其特产“金绣白叠，贡赠中国”。因此，清代肖雄等认为正是张骞带回了棉种。

棉花对中国的经济意义，比丝绸之于西方更为重大。9世纪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在其《苏莱曼游记》中记述，他在北京地区见到棉花被种植在花园用作观赏。陈钟毅和赵冈在《中国棉业史》中指出，北宋时代，麻逐渐被棉取代。当时的中国人口首次突破l亿大关，进入了一个人口增长达几个百分点的阶段，棉花成为一种更为经济更有效率的选择。

费尔干纳盆地气候干燥，温差大，日照时间长，且当地能够保持充足的灌溉，正好符合棉花的生长需求。5月上旬，棉花只长出了小小的绿苗。在安集延地区，人们精心在田垄上铺上薄薄的塑料布，希望给棉苗保温，让它们长得更快一些。

19世纪末，沙俄占领费尔干纳，决定让这儿成为自己的纺织原材料供应基地。后来，苏联专家调研认为，只要能保证水浇地的面积，苏联其他地区不能生产或产量不多的一些高利润喜温作物，都适合在中亚地区种植。从此，以费尔干纳盆地为中心的地区成了全世界最重要的棉花产地之一。独立时，棉花出口占乌兹别克斯坦货物总出口的45%。今天，乌兹别克依然是世界第二大棉花出口国。据中国海关统计，2015年中国从乌进口的商品中，棉花列第二位，占进口额的32.92%。

棉花的经济战略地位如此之重，它的种植和管理一直严密掌握在政府手中。乌兹别克沿用苏联“义务劳工”的做法。在收获季节，学生和公务员都会被集体派遣到农田帮忙收割棉花，这个政策一度饱受西方舆论的指责。作为回应，2008年政府颁发决议，不允许单位和个人强迫未成年儿童参加劳动，法定招工年龄从16岁起。不过，15岁的儿童，如果有其父母的书面同意，则允许参加劳动。

乌兹别克的村庄和农田一样整齐单调，淡黄色墙壁加红色屋顶，一模一样的小屋就像等待检阅的卫兵，在道路两旁铸成不透风的墙。这是政府出资建设、以贷款形式卖给农民的村舍。在扎尔肯特村，我有机会去村民穆斯塔法的农场参观。

我们的车从主路插入田间的土路，土路上洒过水，“这是乌兹别克人迎接客人的方式”。农场令我大开眼界，精心料理的田地比我在吉尔吉斯看到的广袤气派多了。夜幕微垂，大型农机还在劳动。除了两套整齐的院子，还有两间非常大的传统土墙院落正在建设。同行的向导桑托难掩羡慕之情，向我感慨地说：“这儿的农民可都是富人。不过，农民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当的。”

在乌兹别克斯坦，所有的土地都属于国家，土地的使用权并不均分在每一个家庭头上。穆斯塔法租赁了43公顷土地，雇用了村里的50个人在田里干活。政府对农田的作物种类、面积和产出标准都有严格规定。穆斯塔法有22公顷棉花、21公顷小麦，每年他大概能收获88吨棉花。包括棉梗在内，棉花地的一切产出都要交给政府。棉花的收购价格是每公斤1500苏姆（依照官方汇率，大概相当于0.6美元）。小麦则可以自己留下一部分。穆斯塔法今年（2016年）43岁，几年前还是司机，料理农场不过是三五年的事。我好奇他为何能找到这门营生，询问再三，向导桑托说：“你必须是个好农民，也必须有路子。穆斯塔法是当地人，他的父母就是在苏联农场里的工人。”

穆斯塔法精打细算，土地还能有其他产出。他在田地的边上穿插种植樱桃树和苹果树，土路两边则栽种杨树，随时可以作为建筑材料使用或者出售。路边还有一溜儿桑树，人们把桑叶采下来卖给蚕场。

在5月，乌兹别克斯坦的物产，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桑树。我们出费尔干纳盆地后，一路向西几乎穿过整个国家。只要有绿洲的地方，除了棉花，则必然有桑树，它栽在田间地头，也栽在清真寺的院子里供人纳凉。在撒马尔罕一带，孩子们兴奋地采摘成熟的桑葚，大方地和我分享。

早在公元4世纪，蚕桑业即由中国传入。费尔干纳盆地开始建立蚕业基地，以后逐渐传播到中亚其他地区。乌兹别克人均桑蚕养殖量为世界第一，蚕茧产量占世界第三。距离扎尔肯特村不远的小镇马尔吉兰就是自古以来的丝织重镇。如今，到费尔干纳盆地旅行的外国游客都会被带到丝绸工厂里参观一番。

费尔干纳的暗流

从天山山区到费尔干纳盆地，改变的不仅是自然和物产。就要到达阿尔斯兰博布时，一群妇女在路边树荫下野餐，她们戴着花头巾，浑身的衣着五颜六色，与吉尔吉斯族蒙古化的长相相比，高眉深目，这些女人们的热情胜过她们的花衣裳。司机们停车问路，三言两语之间，一张大饼就递进了车里。我们想下车看看，立刻被团团围住：茶、牛羊肉、馕应接不暇地递了过来。大妈们决定要和我合影，二话不说一左一右地揽住我，亲热极了。这就是乌兹别克族给我的第一印象。

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的费尔干纳盆地边缘，乌兹别克族和吉尔吉斯族共同维系着繁荣的贸易站奥什。奥什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二大城市，从市区内200米高的苏莱曼山山顶，可以俯瞰全城。城市边缘是层层叠叠的雪山：向东南越过阿赖山谷，能到达新疆南部重镇喀什；向西南，帕米尔公路通向塔吉克斯坦。

2000年10月，吉尔吉斯斯坦热烈庆祝了奥什建城3000周年，将它定为共和国第二首都。除了伊斯兰圣地苏莱曼山，城里没有什么古迹，但是它保留了自己的灵魂——一个大巴扎。

人声鼎沸的杰伊玛巴扎（Jayma Bazaar）设在沟渠般的阿克布拉河西岸，紧邻一个简陋的儿童游乐场。集装箱改建的门脸、小木屋、露天摊和大棚混搭在一起，延绵大概有两三公里长。烈日高悬，人们在通道上方铺满了各种颜色的塑料布，令整个巴扎更加五彩斑斓起来。传说，自丝绸之路起始，贸易市场就在这个位置生根发芽了。杰伊玛仍然是今天中亚最大、最重要的巴扎。

我们从东南朝西北走，先后经过了服装区、蔬菜水果区、干货干果区、面包区、肉铺、布匹区、农具区、铁匠铺子和家具铺子。食品区是整个巴扎面积最大、最热闹，也最五彩缤纷的部分：各色水果蔬菜整整齐齐、水灵灵地码放在摊位上；卖馕的面包铺飘着麦香；干货摊上有40多种干果和坚果，其中葡萄干就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十几个品种；这之间夹杂着五花八门的调料铺子、种子摊、冷饮亭、盆栽和鲜花摊点。交易的讨价还价声、飞奔的手推车夫的吆喝声、试图在窄巷里穿过的出租车的喇叭声和铁匠挥舞铁锤的叮当声乱作一团。有的时候，市场上空突然响起广播，一个女声念念有词。市场的北边有个广播站，人们在那儿的公告牌寻找车辆和工作信息。每周花上50索姆，就能让广播员推销自己的好货。

乍一看，杰伊玛巴扎是个挺乡土化的市场，但它绝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随便在一个摊位问问，草莓是本地货，黄瓜来自乌兹别克，橘子来自巴基斯坦，西红柿来自中国，苹果来自中国、伊朗甚至波兰。我们这些东亚面孔一路走过去，被这个问题团团包围：“你们从哪儿来？啊，中国！”中国对杰伊玛巴扎的人们来说一点也不陌生，这里的服装和布匹绝大部分都来自中国。在卖调料的摊点，摊主大妈热情向我们展示了某品牌的国产陈醋、酱油和味精。大概十几年前，比什凯克和奥什出现了这些中餐调料，人们日常用起它们已经是得心应手了。距离奥什市区25公里外的卡拉苏就是吉南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中国商品集散地，能辐射到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部分地区。在巴扎里的一个台球室，一位老大爷向我们竖起大拇指：“乌鲁木齐，好地方，我去过。”

在我这个“老外”看来，奥什的巴扎是个节奏欢快的地方，人们看上去都友好极了。但我看不到的是：奥什市的吉尔吉斯族人口和乌兹别克族人口大致相当。在大巴扎，吉尔吉斯族商人只说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族商人只说乌兹别克语。

傍晚的时候，我和奥尔佳在苏莱曼山的山顶上享受难得的凉风，雪山怀抱里的整个城市显得宁静而又美好。奥尔佳很感叹：“2010年骚乱平息后的几个月，我到过奥什。你能想象吗？整个城市70%的地方都变成了废墟，大巴扎也是。”2010年6月，受吉尔吉斯斯坦政权更迭和极端势力的影响，奥什发生了乌兹别克族和吉尔吉斯族之间的暴力冲突。根据官方的统计，共有442人死亡，整个地区有50万人沦为难民。奥尔佳告诉我，在那之后，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每对跨族通婚的新人都会得到10万索姆的奖金，但人们之间的隔阂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大巴扎，还是可以感觉到戒心。我用俄语问人们是乌兹别克族还是吉尔吉斯族时，有些人会很嫌弃地强调：‘不不不，我可是纯正的吉尔吉斯人！’”

事实上，如我所见，“纯正的”乌兹别克族和吉尔吉斯族在外表上并不难以分辨。奥尔佳在大巴扎犯难的原因是：在费尔干纳盆地，跨族通婚原本就是寻常现象。

19世纪70年代沙俄征服中亚之前，在整个中亚地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身份认同主要建立在社会等级地位、宗教信仰（逊尼派、什叶派和伊斯玛仪派、苏菲派各兄弟会组织）、经济文化类型（游牧、农耕）、所属地理区域、血缘关系、氏族－部落等基础之上。每个汗国，甚至每个地区的居民都有自己的名称。当时，整个费尔干纳盆地都是浩罕汗国的领土，盆地内畅通无阻，没有边界。

为了便于统计居民数量，建立现代体制的地方行政管理，1897年以“持何种母语”为基础，俄国对中亚居民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20世纪20年代，苏联政权根据语言和部落关系，在中亚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国家划界和组建工作，最终成立了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塔吉克五个以主体民族命名的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民族混居的费尔干纳盆地成了划界的大难题。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经济和社会联系不得不被生生切断。一个典型的现象是：小小的费尔干纳盆地共有8块飞地，是世界上飞地最多的地区之一。

过奥什口岸，一个小时车程能到达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在那儿，“城市中心”和“十字路口”是一个词。过去，安集延和奥什紧紧联系在一起，构成了费尔干纳盆地东面的贸易枢纽。在今天的我国南疆和东疆，不少地方的巴扎都叫“安江巴扎”。“安江”即是安集延。15世纪时，许多后来的“乌兹别克族”顺着这条贸易线路迁入新疆，从事商业和手工业，一度称为“安集延人”。苏维埃政权划分民族国家界限时，奥什市乌兹别克族占总人口的70.1%，吉尔吉斯族占总人口的20%。在苏联大家庭，人们依旧通婚，边境不过是地图上的一根线而已。

然而现在，从奥什到安集延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在乌兹别克斯坦海关，一切贵重物品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查申报。我的行李箱被打开，在查看完衣物之后，海关工作人员拿出我的收纳袋，让我一一指认解释每一种药品。我们一行，硬盘等存储设备都被连上电脑查看。工作人员打开我的笔记本电脑，花了20分钟浏览我的私人照片和健身视频。过境之后，车行不远又连续遇到三次关卡，每一次都需要详细登记护照信息。

我在一处关卡看到了通缉激进分子的通告牌。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使虚拟的国家边界突然变成实实在在的边境。中亚各国从未有过独立的民族国家管理经验，奉行的民族复兴政策客观上制造了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之间的隔阂。费尔干纳盆地人口密度极高，资源竞争尤为激烈，难免成了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跨境活动的重点区域。

紧张气氛一直持续到出费尔干纳去首都塔什干的路上。向导强尼一见面就告诫我们，这条路与塔吉克斯坦边境相邻，除了一处高山观景平台外，绝对不允许拍照摄像。果然，一路的隧道、关卡都有身着迷彩服、头戴钢盔、端着机枪、蒙着面的军人把守。

更西，在丝路上触碰中亚文明

帖木儿之城

这次中亚之行，我花了两周时间从东至西穿越乌兹别克斯坦。我原本希望以它为标本，对一个新兴的中亚民族国家进行一个纯粹的现在时的观察，但费尔干纳盆地的经验预示：当我在时间上割裂历史，在空间上将乌兹别克斯坦与它周边的地区和人们割裂开来的时候，我根本无法理解我眼前的这个国家。

我的迷惑在撒马尔罕达到了高峰。关于这座城市的历史传说很多。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攻占该城时赞叹：“我所听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只是撒马尔罕要比我想象中更为壮观。”城的东门叫中国门。玄奘形容此处：“异方宝货，多聚此国。”在8世纪开始流传的阿拉伯故事《一千零一夜》中，作者让苏丹新娘谢赫拉莎德从撒马尔罕的宫殿里开始讲述传奇。但除了阿夫罗夏伯古城的那三幅壁画，这些过往我都看不到。以一个游客的直觉，今天的撒马尔罕是一座盆景城市，它的全部使命就在于讲述一个关于伟大的帖木儿帝国的故事。

故事的开篇十分宏大——雷吉斯坦广场的正前方有一个平台，供游客驻足欣赏整个广场建筑群的全景。面对广场，左侧是15世纪帖木儿孙子兀鲁伯修建的神学院，中间是17世纪的提拉卡力清真寺及神学院，右侧是18世纪的悉多神学院。它们都是向兀鲁伯学院致敬的产物。

雷吉斯坦广场的面积并没有我想象中大，三幢伊斯兰建筑的内部已经被无数的旅游纪念品商店占据了。但从外面看，它们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建筑外立面上那些繁复无比的马赛克拼贴仿佛会发声的咒语，它们在天空下光芒耀眼，令建筑的体量看着比实际更为巨大——但是，这也是撒马尔罕受人诟病的原因之一：你看不到一块残破的马赛克，它们都太新了。

老照片显示，19世纪末的一场大地震令雷吉斯坦广场上的所有建筑都几近毁灭，墙壁上的马赛克早已荡然无存。过去，这儿还有一个凌乱的市场。另有一栋简陋的庇护所，提供给传唱伊斯兰诗歌的吟游诗人。苏联政府曾对雷吉斯坦广场及其周边的古建筑进行修复，但最大规模的修复工作是在独立后完成的。

安葬帖木儿及其后嗣的古尔－艾米尔陵墓有一幅地图，导游们都会让游客聚集在那儿，告诉他们，14世纪时，帖木儿大帝如何建立从德里到大马士革的庞大帝国。讲述的重点有二：帖木儿击败了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帝国，使欧洲人幸免于难；他是在率20万士卒东征中国的途中意外病故的。“如果帖木儿没有死，他能打败中国吗？”一位乌兹别克人很认真地问我。

陵墓的灵堂中放有9个象征性的石棺，真正盛放遗体的棺椁深深埋在地下，中间那个墨绿色的属于帖木儿。另一则长盛不衰的故事是：石棺上刻着“任何打开石棺的人都会遭遇战争邪魔”。1941年6月20日，苏联人打开了帖木儿的棺椁，墓室里瞬间弥漫起令人窒息的气味。“那就是诅咒的味道。”两天以后，纳粹德国入侵了苏联。游客们听得如痴如醉，没人会在这时扫兴地提到，希特勒早在1940年就制订了巴巴罗萨计划。而那神秘的气味其实是树脂、樟脑、玫瑰和乳香的混合体。为了将帖木儿的遗体运回撒马尔罕，人们必须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

同样修葺一新的还有比比－哈内姆大清真寺。传说，帖木儿征服德里时，他的妻子为他建设了一座清真寺。归来的帝王并不感到满足，他推倒了它，亲自主持修建了这一“同时代东方最雄伟的建筑物”。

在撒马尔罕，唯一有资格与帖木儿相提并论的是他的孙子兀鲁伯。人们在兀鲁伯的天文台遗址修了一座博物馆。兀鲁伯编制了《新天文表》，指出了1018颗星辰的方位，这是继古希腊天文学家希巴尔赫之后测定星辰位置的最准确记录。兀鲁伯还在此测出了一年时间的长短，与现代科学计算的结果相差极微。博物馆的展品中有一幅插画：兀鲁伯与五位最重要的欧洲天文学家共同坐在一张圆桌边，正在召开天文学大会。还有两本由牛津大学出版的书的扉页，一本出版于1648年，另一本出版于1650年，其中都介绍了他的成果。

在撒马尔罕，旅行者很容易得出结论：帖木儿帝国是乌兹别克斯坦历史上政治、军事、建筑、科学的“黄金时代”。但一个不大被人们提到的事实是：帖木儿本身和当代乌兹别克民族并没有任何关系。他自诩为成吉思汗的后代，在他建立帝国的过程中，一直以此身份标榜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并以重现成吉思汗的丰功伟绩为目标。要知道，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历史叙述里，成吉思汗可是个残暴无比的侵略者。15世纪，金帐汗国部族一个名叫“月即别”的分支入侵了花剌子模及河中地区。他们踏进撒马尔罕，打碎了兀鲁伯统治的帝国，促使他的亲生儿子将父亲监禁、处死。“月即别”人是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的混血。对“月即别”的另一种翻译就是“乌兹别克”。

事实上，在过去不久的苏联时代，乌兹别克斯坦人也并不视帖木儿为英雄。1970年，在庆祝撒马尔罕建立2500周年的活动上，市立歌剧院和芭蕾舞剧院还曾筹备一场演出，目的是展示帖木儿“彻底违背了人道主义和历史公正”、“是个残忍的战争贩子，险恶的野心家”。

而就在苏联解体5年后，新政府大张旗鼓地庆祝了帖木儿660周年的生日。在国家经济紧张的局面下，撒马尔罕的遗迹仍被陆续修葺一新。全国各地出现了无数以他命名的街道、学校、行政区、公共组织和奖项。在塔什干，他的塑像取代了马克思。在历史教科书里，帖木儿成了乌兹别克的精神象征。

在撒马尔罕时，我一度十分焦虑。我不知道眼前这座崭新的盆景城市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今天有何关系。直到一个问题蹦入脑海，历史的幽光开始照亮现实：为什么选择帖木儿？

抛开一切意识形态和政治偏见，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回顾这块土地的历史，你再也无法找到第二个统治者，他在这里生活过，建立过政权，影响过世界，安葬在这里，更重要的是，它的政权曾经覆盖今天全部的乌兹别克斯坦领土。苏俄“制造”的“乌兹别克族”是由92个部落构成的。19世纪沙俄占领中亚时，这里曾并存三个汗国：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和以费尔干纳盆地为中心的浩罕汗国。甚至，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乌兹别克化都是在苏联时代才开始的。在今天的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市内，塔吉克语依然是通行的语言，而在整个撒马尔罕州，塔吉克族占了总人口的60%。

不去了解中亚的历史处境，就无法理解它的现在。英国广播公司中亚部负责人哈米德·伊斯马洛夫曾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乌兹别克斯坦像英国一样是一座岛屿，但它是一座被陆地封锁的岛屿，它的四周是沙漠和高山。你无法逃脱。”

从费尔干纳经塔什干到撒马尔罕，再到布哈拉、希瓦，我一路西行，第一次直观理解了“绿洲文明”：有河流通过或者周边有高山积雪的地方就有城市和村庄，而它们之间是绵延不绝、了无生趣的半荒漠。20世纪初，广泛游历中亚的美国著名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有过一个判断：中亚以游牧、绿洲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无法创造雄厚的经济积累。这决定了这块土地难以建立统一、强大、稳定的国家。历史上，成吉思汗的帝国能够长期存在，依赖的是中国中原经济区的支持。相比之下，帖木儿只能是昙花一现。他去世之后，帝国版图迅速土崩瓦解。

这一现象对中亚产生了何种影响？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昝涛向我提出了一个对历史和现实都具有解释力的说法：主体意识危机——从中心和边缘的视角看，中亚处于几大文明的边缘地区。它战略地位重要、面积广阔，又无法维系强大的国家政权以抵御外界帝国的攻击。它的历史不断地被外界主导，希腊人、中国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沙皇俄国……不断的征服一次又一次涂抹着这块画布。它就像一块调色板，有些颜色被覆盖了，有些颜色混合在一起，那些最终留存下来的印记构成了今天我所看到的中亚。

被定义的中亚

夏伊辛达陵是撒马尔罕难得的不以宏大为主题的古迹，我到这里时已经是黄昏时分，游客们都快散去了。陵寝和阿夫罗夏伯古城依靠在同一座山上，帖木儿帝国的王室女眷们安葬在这儿。带着穹顶的墓室一层层堆向山顶，每座建筑的装饰风格各不相同。沿着台阶走上去，有一段路两边，建筑的外墙都是用深浅不一的蓝色和绿色马赛克拼成的。那海洋般沉静的美简直让人心碎。

夏伊辛达陵的意义在于它最顶端的一座墓室，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兄弟阿巴斯葬在那儿。传说，他将伊斯兰教传入中亚，在撒马尔罕被当地人抓住并砍掉了脑袋。这位虔诚的传教者挟着自己的头颅走入一处地穴中。从此，信徒们依傍在地穴周边建设墓地，这便是夏伊辛达陵的起始了。

向导强尼领我进入阿巴斯的陵寝。建筑内部覆满了美丽的马赛克花纹，三面墙各靠着一张条凳，一个戴方帽穿白衬衣的男子静静坐在墙角。强尼示意我在其中一张条凳坐下，我正想听他讲讲这里的典故，他却不说话了。接着，几个穿着传统服饰、带着孩子的妇女也进门坐了下来。就在我毫无准备的时候，所有人垂下双眼，将双手捧到胸前。白衣人突然开腔了——伊玛目的声音在不大的墓室里来回激荡，那一分钟时间里，我只觉得万籁俱静，时光停滞。

仪式结束以后，强尼开口说，伊玛目刚才诵读了一段《古兰经》。“因为苏联的原因，绝大多数乌兹别克人看不懂阿拉伯文，不能阅读《古兰经》，所以伊玛目要用这种方式帮助人们熟悉经文。我们在90年代的时候发生过一些不好的事情。”我知道他指的是极端组织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的崛起。

“正因为人们没有受过正统宗教教育，容易受到蛊惑，好在我们控制住了局面。”强尼突然少见地说起自己，“我学习过阿拉伯语。几年前，我找到一位阿拉伯朋友，求他教我的。现在我基本能够阅读阿拉伯文了。”“为什么想去学呢？”“作为一个穆斯林，我认为，能读《古兰经》是基本的素质。”

在这以前，我已经和35岁的强尼相处了三天。在我看来，他和那些戴小方帽的乌兹别克男人不同。他戴着棒球帽、蛤蟆镜，穿GAP的帽衫，说一口有范儿的伦敦腔英文。他的手机铃声来自我叫不上名字的澳大利亚女歌手，每当有人放西方流行乐时，他总是能准确说出演唱者的来历，哪怕那是20世纪70年代的歌手和乐队。当然，我也曾经问过他去不去清真寺，他不去。

这次旅行是我第一次进入伊斯兰世界。在费尔干纳盆地，我以为我已经认识了这种文明。过海关时，女官员得知与我同行的5位男士都不是我丈夫，吃惊不小，兴奋得当即和同事们分享这一重大发现。在浩罕古城，我隔着围栏眺望过周五礼拜中熙熙攘攘的清真寺。

我原本以为，强尼是乌兹别克的另一面——现代的和时髦的，与伊斯兰无关。但在夏伊辛达陵，他令我刮目相看。陵寝周围仍然有一片熙熙攘攘的公共墓地，我拿起手机拍摄了其中一块墓碑。见我拍照，强尼仔细辨认了上面的阿拉伯文字，继而郑重地告诉我：“墓碑上刻有《古兰经》。请一定记住，在厕所里，不要用手机浏览这些照片。”我突然意识到，我对这个国家的精神认知存在非常肤浅的二元对立。我将强尼和清真寺地板上跪着的那些人对立起来，将奥什巴扎里的蒙面女人和撒马尔罕舞场里穿着短裙、浓妆艳抹的女人对立起来。但实际上，他们的精神内核可能都是伊斯兰。

玄奘西行时，他经历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位于印度文化出口位置的费尔干纳盆地还是一片佛教世界。再往西，受伊朗萨珊波斯王朝的影响，阿夫罗夏伯的粟特统治者信奉着拜火教。

阿夫罗夏伯古城遗址的唐代风情壁画损坏严重。考古学家认为，它受到过人为的破坏，肇事者可能是7世纪末攻打到粟特王国的阿拉伯人。壁画的内容违背了他们的伊斯兰信仰。再往后，伊斯兰教在诞生不到100年时间里，就已经到达了唐朝的西境。705—720年，西域诸国纷纷向唐朝求救，一封给唐玄宗的表文说：“被大食贼每年侵扰，国土不宁。”直到751年，在中亚怛罗斯（可能在哈萨克斯坦的塔拉兹附近），两大文明终于发生了直接的碰撞。这次军事交锋以唐王朝的失败而告终。

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第一次将外来文明带到中亚，他留下的是马尔吉兰、奥什等几个地名。在费尔干纳盆地的库瓦城，我参观过一片空空荡荡的古城废墟，从那里出土的几尊佛像存放在塔什干的历史博物馆里。佛教之于现在的中亚五国，不过如此。自张骞“凿空”之旅，中华文明也曾影响中亚数百年，但除了丝绸，我再也找不到它的痕迹。阿拉伯人实现了东西方的大帝国都没做到的事：在文化和文明上彻底征服中亚。

艾兹赫德在《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一书中给出了一种观察：“在摩洛哥到药杀水之间的地区，骆驼已经代替马车成为最便宜、最高效的交通工具，就是在这个地区，伊斯兰帝国的基础得以最快捷、最完整、最永久地建立起来。”阿拉伯人大规模地使用骆驼，而汉将李广利远征费尔干纳，运输依靠的是10万头牛。直到清代，左宗棠从浩罕汗国手里收复新疆时，他的战略选择之一就是以骆驼取代马车：车骡装载虽然多，但是消耗很大，车装骡子负走30天，便把装负的粮食消耗殆尽；骆驼所负虽然少（120斤），但是消耗少，如果走草地，消耗更少。

骆驼作为生产力提供了文明迅速传播的可能，但它很难解释伊斯兰文化的渗透力。昝涛认为，回归文明内核本身，以汉唐儒家文化和伊斯兰做比较，前者是一种世俗的文明形态，依托于特定农耕定居社会的人地关系。历史上，征服了中原的游牧帝国，最终还是通过定居化来接受儒家文明的。而后者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形态：“伊斯兰教是一神教发展的顶峰，它形式简约，反对偶像崇拜，且由一个充满活力、文化层次较低的游牧民族以征服性的‘圣战’形式扩张开来。‘圣战’与游牧民族的劫掠传统的结合，使伊斯兰教更易于被游牧民族所接受。在广大中亚地区，伊斯兰教的传播是通过苏菲神秘主义的渠道进行的，苏菲主义强调与神的直接沟通，更适合文化层次较低、放荡不羁的草原游牧民族。一神信仰的伊斯兰文明从根本上说是普世主义的，它没有种族、肤色的偏见，尽管伊斯兰帝国也曾贩卖奴隶，但只要奴隶皈依伊斯兰教，就成了教胞兄弟，再也不能被当作奴隶看待，这对很多作为‘军奴’参加了阿拉伯军队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人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

帮助伊斯兰教在中亚站稳脚跟的还有另一种力量。

在撒马尔罕，我参观了著名的丝绸地毯厂，工厂墙壁上挂满了各国元首到访的照片。工作坊里，女工们正在织机前忙碌，为完成1平方厘米的地毯，她们需要织80针，每一针包含8个动作步骤。一般来说，一块1.5米宽的地毯会由3个女工一同编织。2～3个月，她们能完成1平方米。工作室里一块正在完工中的地毯是澳大利亚人定制的，每平方米售价5000欧元。编织地毯的丝线都遵照传统工艺染色，茜草根可以提炼深红色和深橙色，天门冬提供黄和绿。最具伊斯兰风情的漂亮蓝色来自印度生长的靛蓝。核桃皮提供黄色和棕色，石榴皮用来制造深浅不一的红。

75岁的哈吉·萨特度尔迪·巴德里希把地毯铺在地上，让我站在室内不同角度欣赏。丝线与光的结合会让同一块地毯呈现大相径庭的颜色和风貌。巴德里希的家族是这家工厂的所有者，他戴着方帽，穿着对襟的长褂衫。1992年，他从阿富汗来到撒马尔罕办了这家工厂。他和我说起家族故事，比那丝绸地毯更让人咋舌：“我们家族祖祖辈辈都是做地毯生意的。1860年以前，我祖上在阿什哈巴德居住（土库曼斯坦首都）。沙皇俄国入侵后，我们从阿什哈巴德逃亡到撒马尔罕，在这里住了好几年。直到撒马尔罕沦陷，我们才又移居到了喀布尔，在那儿我们建立了2000人的工厂。1992年我回到撒马尔罕，当时这里还很凋敝。我的祖父说：即使你们不能在撒马尔罕建立事业，也至少在那里种下一棵树。现在，我们喀布尔的工厂已经关闭了，所有生意都迁到了撒马尔罕。”

巴德里希的叙述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对这个土库曼族家族而言，撒马尔罕从来不是文化心理上的他国之境。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根本无法将巴德里希和乌兹别克人分辨开来，他的脸庞像维吾尔族老人。在乌兹别克斯坦，我经常看到这样的脸庞，如果不是经人提点，我也根本听不出巴德里希说的是土库曼语还是乌兹别克语，就像在奥什逛巴扎时，吉尔吉斯语的吆喝和乌兹别克语的吆喝对我来说也毫无区别。

与伊斯兰化的时间大致相同，中亚经历了另一场有深刻影响的变革。公元6世纪中叶，突厥兴起于阿尔泰山以南地区，在逐渐强大后进入中亚。13世纪蒙古人西征时，前来填补人口空缺的也是大量突厥游牧民。这一人口迁徙和民族融合的结果是在广阔的大中亚地区实现了语言的同化。

在费尔干纳盆地的丝织中心马尔吉兰，伊朗人法罗在当地丝绸工厂里设计地毯。乌兹别克人桑托做我们的翻译，桑托将我的提问转换成乌兹别克语，法罗用土耳其语回答，交流起来并无障碍。事实上，今天的中亚，只有塔吉克人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土耳其语、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维吾尔语等数十种语言都是突厥语族的方言。昝涛告诉我，这些语言之间的差别并不比中国南北方方言差异更大。他在土库曼斯坦出差的时候，当地许多人都以为他懂土库曼语，事实上，他会的是土耳其语和乌兹别克语。

从7世纪到13世纪的几百年里，一方面，共同皈依的伊斯兰信仰，方便了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人与其他民族的通婚、混血，加速了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化。另一方面，这种现象带来的语言同一性也深刻促进了伊斯兰文化的渗透。

14世纪帖木儿建立的帝国正是这两种趋势的代表。在古尔–艾米尔陵墓，最尊贵的位置并不属于帖木儿的棺椁，他把那个位置留给自己的伊斯兰宗教导师。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人们推崇他，有着超越乌兹别克这个现代民族概念的更广阔内涵。

延续与重构

从撒马尔罕开车前往布哈拉有5小时车程。中亚伊斯兰化后，绿洲不但是丝绸之路的贸易中心，也成为伊斯兰文化的中心，布哈拉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波斯史学家志费尼曾这样描述遭蒙古人入侵之前的布哈拉：“在东方群邑中，它是伊斯兰的圆屋顶，那些地方的和平城（即巴格达，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当时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中心）。”伟大的伊斯兰学者、逊尼派经典《布哈里圣训》的作者布哈里（al-Bukhari）就出生在这儿。在14世纪，布哈拉还创建了伊斯兰教苏菲派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支——纳格什班底教团。

现在的布哈拉依旧保存了200多座清真寺和100多座神学院建筑，最出名的是建于12世纪、高47米的卡隆宣礼塔。我在布哈拉听到的传说是：蒙古人攻陷布哈拉之后，成吉思汗亲自率领军队进城。经过宣礼塔时，他仰头凝望这一雄伟建筑，帽子掉落到了地上。成吉思汗弯腰捡起帽子，感慨道：连我也要对它鞠躬。于是，蒙古人放过了这座宣礼塔，使它留存至今。

回过头来细想，我才意识到这个传说不只是在感慨建筑的雄伟。伊斯兰宗教使中亚在文化和文明上完成了主体性意识的建构，在面对世界其他文明时，它终于不再是蛮荒的、低等的，无论在政治和军事上如何被残酷征服，它在文化上始终保持着尊严和独立。当帖木儿向明王朝挥师时，他秉承的绝不只是一种军事上的自信。费正清在《中国的世界秩序》一书里说：“到明亡为止，中亚人多把中国视为一个遥远的帝国，一个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中亚商品的市场，它拥有数量庞大的异教徒，而总有一天他们将成为穆斯林。中亚人认为，中国的文化虽然很发达，但比中亚文化逊色，而且他们发现中国人对世界一无所知。”

相比撒马尔罕，布哈拉老城的格局更加完整。老城的建筑都是土黄色的，中心是一个水池，狭窄的街巷在水池四周延展开去。由于天气炎热，布哈拉的巴扎形成了一种新的形态，它躲在有穹顶的回廊式建筑之中。许多人都说，布哈拉的老城比撒马尔罕更具有生机。于是，我期待在布哈拉看到更鲜活的生活，但却失望了。

我坐公交车在城里城外转了一大圈，和撒马尔罕相比，布哈拉没有什么工业。丝绸之路的衰落使它走向封闭，它今天的本质依然是绿洲上的那些农田。现代城市的外衣是靠旅游业支撑起来的，历史在以各种方式养活着布哈拉人。

老城建筑的泥黄色掩盖不了过度修葺的痕迹，几乎所有像样的房子都改造成了旅馆、酒店、饭店和咖啡厅。回廊式的巴扎里开设了无数商店，但当地人绝不可能在那儿购买香料和衣物。

我去了一位细密画大师的家，他向我介绍说“细密画是一种哲学”，告诉我每一种颜色的意义。他的学生拿出一本据说有250年历史的书，书页薄如蝉翼，用的是传说中已经失传的撒马尔罕丝绸纸。据说，只有最优秀的细密画画师，才有资格用这些古书的空白页面作画。

那些画作确实美丽，但我实在入不了情境。就在我们谈论细密画的这间屋子里，食物已经摆上了餐桌——那是提供给我们这些游客的晚餐。从苏联时代起，细密画就是这个家庭的谋生方式，它的目标受众从来都是旅游者。从画师家的住房条件来看，这是门很不错的营生。画师的学生包括30多岁的男人和12岁的男孩，气氛诡异的是，如同佐餐的乐手，这天晚上，他们就一直在我们的餐桌边上练习。

乌兹别克斯坦有不计其数的手工作坊。我总是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不喜欢工业制成品，手工制品负载了更多的情感。”一方面，我相信这些丝绸之路留下来的手艺是乌兹别克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独立之后，政府为促进手工艺的复兴提供了不少资助。另一方面，我实在难以把它和普通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联系在一起。在老城，我们路过一家看上去传统的大马士革刀作坊。摄影师刚抬起相机，低头打铁的师傅就开腔了。向导强尼拉下脸来，立刻让我们离开：“他说拍照需要付费，3000苏姆一张（按照官方汇率，大约等于7元人民币）。听清楚了，每按一次快门，3000苏姆，这些人都疯了。”卡隆宣礼塔不远处有个真正面向本地人的市场。在那儿，巨大的化纤地毯可以铺满整个房间，价格是手工地毯的零头不到。

手工制品在日常生活中消失，这在19世纪末沙俄统治中亚时就开始了。那时候，俄国的现代纺织机械压垮了中亚吱呀作响千年的织布机。1872年，一个俄国财务官员写道：“布哈拉人从头到脚穿的全是俄国的棉织品。”

俄罗斯人带来的不只是现代化生产力。昝涛指出，以文明的角度来看，苏俄对中亚进行现代民族划分，以加盟共和国的形式统辖中亚，其实质是以社会主义版本的“现代性文明”对中亚进行覆盖与重新整合。根据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人的看法，中亚首先要从落后的部落/部族时代进入现代，而民族是必经过程。

苏联对中亚的民族国家改造同时也是源自“分而治之”的实用主义政治诉求。在布哈拉老城中心的水池边上，有一尊骑驴者的铜像，他是我们都十分熟悉的阿凡提。这个传说中生活在12世纪或13世纪的智者有着极其含混的出身：维吾尔族人说他出生在中国新疆的喀什，乌兹别克人说他出生在布哈拉，阿拉伯人说他出生在伊拉克的巴格达，土耳其人则说他出生在土耳其西南部的阿克谢希尔城。这一现象说明，这一片广大区域的人种、文化、社会结构和风貌都具有极高的相似度。事实上，在乌兹别克斯坦，我常常有一种在新疆的错觉。

沙俄入侵中亚时，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成为重要的反抗力量，这对苏联也是一大威胁。在塑造新民族的过程中，莫斯科替换了中亚穆斯林使用的阿拉伯的书写字母，代之以拉丁字母，从文化上使得该地区与阿拉伯世界割裂开来。1928年，土耳其采取相同的做法，苏联领导层对此十分警醒。1939—1940年，中亚各国语言中的拉丁字母又被转换成一种经过修改的基里尔字母，这也同时有助于俄罗斯语的渗透。

苏俄的民族改造是成功的。泛突厥主义衰落了下去，5个中亚民族的存在已经成为共识，但中亚主体性意识中的伊斯兰却从未消失。

在费尔干纳盆地的浩罕，我正赶上周五的清真寺礼拜。女性不被允许进入清真寺，我干脆在周围溜达了一圈。清真寺的围墙外面形成了一个临时的集市，售卖包括书籍、面包、药品、种子在内的各种物品。现代城市规划打破了一些固有规范，按照传统，大巴扎就应当建立在清真寺边，清真寺旁边紧邻着一个庞大的露天“茶室”。礼拜还有半个多小时才开始，茶室坐满了人，大锅里的羊肉抓饭很快就要上桌。“茶室”是中亚最常见的公共场所，在茶室，吃是次要的，会见朋友、交换信息才是目的。再往小巷子里走，清真寺背后是一片公共墓地，照料墓地的是两位女士和一位男士，他们另一个身份是“医生”。“医院”就是两棵树下的几张长椅，这是个传统行当，行医的手段包括按摩、用一种特殊的草木灰拍打身体，等等。最重要的是，所有治疗必须伴随着诵读特定的《古兰经》经文。甚至于，诵读经文就是治疗本身。我们在树下坐了不到10分钟，令我吃惊的是，前来治疗的人络绎不绝。现在想来，围绕一座清真寺，方圆一公里，人的生老病死竟都涵盖其中了。

向导强尼说，对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是一种生活和为人处世的方式。我在布哈拉有了更深的体会。伊斯兰苏菲派圣徒纳格什班底的陵墓在布哈拉城郊，那里的建筑都是翻修的，很少能见到游客，络绎不绝的都是前来朝圣的当地人。稍加观察就会发现，当汽车路过这儿时，司机们都会减慢速度，以示尊敬。

陵墓马路对面有一个献祭场。根据传统，如果经济上可以承受，到圣地拜谒的信徒应该带上祭品，通常那会是一只羊。献祭场有一间平房，有专人在这儿宰羊。屠宰室旁边的一间屋子，共有20个灶台，配有直径1米的大锅。人们在这儿烹饪羊肉和其他食品。烹饪间外便是露天餐室。献祭场的精神核心在于“分享”，任何人来这里都能得到食物。我到的时候，费鲁扎正在忙碌，她住在布哈拉省的一个村庄，这天她领了包括邻居、亲戚在内的15个人来献祭。费鲁扎带了只20公斤的羊来，那是全村人凑份子买的。说话间，刚出锅的羊肝就端到了我面前，我刚品尝了一块，另一位女士紧跟着递上一碗酸奶油汤。费鲁扎告诉我，她每两年都会到这儿来献祭一次。等他们做完饭，村里年纪最长、最受尊敬的老人也会过来。

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乡村地区多待几天，我很快就能感到传统社会结构“马哈拉”（相当于“社区”的概念）的重要性。每个马哈拉都可能拥有自身的清真寺，而且内部的民众选举他们包括长老在内的领导人，例如“阿克撒卡勒”（“白胡子的男子”，长者、长老）作为马哈拉的领导人。这些当地的领导人协调并主持一些公共的事务。我听说，在农村地区，同一马哈拉的妇女还会共同攒钱以供村里的孩子接受教育。乌兹别克有谚语说：邻居比亲戚更亲。我感到“马哈拉”共同体的存在依赖的是分享和共同承担的契约精神，伊斯兰的普世主义恰好是对“马哈拉”精神的放大。

有时候，我们的视频团队会给一些乌兹别克孩子拍视频。有些孩子的衣衫破旧，我就会看到强尼往孩子的口袋里塞上些钱。他不会找我们开口，也并没有人要求他这么做。我在布哈拉拜访了当地犹太人的宗教学校，学校就在一栋普通民居里，看上去有些简陋，里面存放着有500年历史的法器。墙壁上挂着的照片显示，希拉里和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都来拜访过。出门以后，强尼告诉我，他的朋友曾经带一对有钱的加拿大犹太夫妇来这儿。学校的负责人表示，学校的情况不好，希望他们能够有所捐赠。

“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他们说：我们不在乎！”强尼瞪大眼睛，“这在我们穆斯林看来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

伊斯兰的精神在乌兹别克斯坦扎根如此之深，苏联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1928—1933年，苏联境内共有1万多座清真寺、1.4万所穆斯林小学、500所伊斯兰经学院被关闭。此外，部分的伊斯兰教节日、仪式也遭到禁止。但是，苏联人从未敢在中亚完全禁止伊斯兰教。

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头几天，恰逢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纪念日将近。从费尔干纳到撒马尔罕，我一路看到了许多为纪念活动做筹备的人群。在一位乌兹别克陶艺匠人的作坊，我看到他刚刚收到的订单，有人要为两位“二战”老兵定制绘有他们头像的陶盘。我心里有些奇怪，“二战”的战火并没有烧到中亚的土地上，在当下批判苏联的历史语境下，人们为何如此看中这一纪念日？在和强尼的聊天中，我无意中得到了一个解释：对于乌兹别克斯坦人来说，“二战”其实是一场圣战。

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纳粹宣传机器许诺穆斯林以独立，成千上万的苏联穆斯林士兵叛逃，转而与信仰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者战斗。斯大林立刻对宗教政策进行调整，重开包括清真寺在内的宗教设施。收获是巨大的：在费尔干纳，人们聚集在清真寺门口要求入伍。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组建了数十个步兵师、骑兵师、炮兵团、空军团及其他兵种力量奔赴前线作战。其中乌兹别克斯坦有143万人参加了战斗，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的中坚是哈萨克人组成的潘非洛夫师团，该师团以善打硬仗而闻名全苏联。那个将红旗插上德国国会大厦圆顶的著名身影属于哈萨克族士兵包尔江·玛穆什。1945年，苏联当局还批准一些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不过，“二战”一结束，苏联的宗教政策也就随之收紧了。

布哈拉古城里的许多建筑已经死去，它空空荡荡，只等游人来参观。但卡隆宣礼塔旁边的米里阿拉伯神学院还活着，在苏联时代的许多年里，它是乌兹别克斯坦唯一被允许进行正常教学的宗教学校。现在学校有20名老师，每年要从超过3000名考生中招收25人。游客只能在门厅里驻足，透过镂花的墙壁窥视摆着一张乒乓球台的庭院。

过去曾是建筑师的托里伯守在门口，他在这儿工作了25年。在宗教学校，看门人也负责管理学生的日常生活，照料他们的起居，扮演“父亲”的角色。学生出入学校并不受限制，但校规也有极为严厉的一面：迟到或者不能完成作业的次数累计达到三次就会被开除。

几个外出归来的学生看见我和托里伯聊天，也凑了过来。这些少年，年龄在15岁到17岁之间，穿着白衬衣和长裤，和普通中学生并没有什么不同。来自费尔干纳的穆罕穆德·尤素福告诉我，学校每学期9月开学，次年6月结束，他们一共要在这里学习4年。入学时，尤素福经过了历史、乌兹别克语、数学和宗教知识考试。他在米里阿拉伯神学院的学习除了宗教课程和阿拉伯语，也包括英语、历史和数学等通行科目。“独立以后，宗教是件很重要的事情，特别是我们这儿出现过极端组织。”他向我解释说，“所以，我们同时会学习伊斯兰教教义和世俗科学。”明年，尤素福就将参加毕业考试，他的目标是进入塔什干的伊斯兰大学。从那儿毕业后，他和他的同学们就将成为未来的伊玛目和伊斯兰学者。

开放的伊斯兰

筹备行程的时候，我读到过不少忠告。前些年，极端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制造过一些骇人听闻的事件。一些旅行指南上说，费尔干纳盆地是中亚伊斯兰氛围最浓的地区，告诫游客注意穿着打扮。打理行装的时候，我仔细思考了裤子是否足够宽松的问题，并特意带了一条围巾，预备在需要戴头巾时用上它。

事实是，我确实在奥什巴扎遇到过一位戴面纱穿黑袍的女士，但除此之外，我预计见到的那些着装规范全然没有出现。费尔干纳地区的街头，比比皆是裙摆在膝盖以上的女士。在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穿背心短裤的欧洲女人也没遭遇当地人的侧目。我确实拿围巾当了头巾，可那只是用于遮阳罢了。我将这个体会说给向导强尼听，他回答：“你留心着装是尊重我们文化的体现。有些游客，他们衣着少到像没穿似的。不过人们心里就算不赞同，也绝不会去干涉。”

从费尔干纳地区开始，我就常常路过婚纱店。乌兹别克年轻人口多，婚庆需求旺盛。让我这个外人难以理解的是：新人们会在清真寺接受宗教祝祷，但举办婚宴时，人们却会花上500美元的巨资为新娘租一套西式婚纱。

在偏远幽闭的丝路古城希瓦，我们想看一场婚礼。城里有两家餐厅能够承接婚宴，我们逐一找过去，果然碰上了一场。乌兹别克人生性热情好客，强尼只和主人家略加解释，我们就被奉为了座上宾，不但能够得以进门观礼，主人家还专门找了张桌子，布下好酒好菜，新郎的舅舅亲自负责招呼我们。

一进婚宴大厅我就吃了一惊，我预计见到穿婚纱和西装的新郎新娘，却没想到大厅有一台巨大的摄像摇臂。整个婚礼大厅的布置，和我熟悉的那些并没有多大不同。我们进门的时候，婚礼还在第一阶段。根据乌兹别克的规则，宾客们先在圆桌边用晚饭。婚礼大厅一头摆着一张布置了拱门和纱幔的方桌，新郎新娘并排坐在那儿。大厅的另一头，一个混杂使用传统和现代乐器的6人乐队正在卖力演出，音量之大，震耳欲聋。

音乐声音小下来的时候，新娘走到了方桌前面接受宾客祝祷，这是乌兹别克婚礼的重头戏。新娘脚下铺上一张方毯，毯子上有一只乌兹别克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馕。另有一位女性家庭成员站在毯子边，手上也端着一个馕。宾客们陆续起身走向新娘。女人在新娘头上披上头巾，一条条头巾滑落下来，在毯子上堆成一座小山。男人则在毯子上放一些钱，数额很小，都是象征性的。新娘则不断欠身致谢。宾客们最终走向端馕的女人，在那儿掰下一小块吃掉，这便是礼毕了。

接下来，乌兹别克人要享受他们最爱的舞蹈。职业舞娘的出场让婚礼的气氛达到高潮。她穿长裙，跳乌兹别克传统舞蹈。年轻的男宾客们都涌了上去。舞娘眼波流转，顾盼神飞，邀请宾客一同跳舞时，举手投足都是戏。

在喧闹的婚宴现场，我扯着嗓子和新郎的舅舅交流了半天，才知道这场婚礼的实质是彻底传统的：25岁的新郎是首饰工匠，他和20岁的新娘是父母包办相识的。根据乌兹别克的规则，在一场包办婚姻里，新人们有最少一个月、最多半年的熟悉时间。

几乎整场婚礼，新娘端坐在新郎身边，眉目都不曾动一下，她的每个动作似乎都调校了精度，绝不逾矩半分。在回旅店的路上，我们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新娘好像不开心。”强尼立刻否认了我们的猜疑：“她很开心！这儿还是传统的伊斯兰社会。如果新娘表现得不够矜持，她会被认为是不合格的，第二天就会被送回娘家去！”

在认识乌兹别克斯坦的过程中，传统和现代、开放和保守构成的复杂性让我常常感到错乱。就像强尼，当我被他时髦的外表迷惑时，他会突然展示一颗倔强的伊斯兰内心。而当我在那些衣着保守的人们面前小心翼翼时，却又常常被他们的自由奔放所震惊。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中亚各国都掀起伊斯兰复兴大潮。独立后，以费尔干纳地区为中心，新兴的正义党要求将伊斯兰教作为乌兹别克斯坦的国教，宣布乌兹别克斯坦为伊斯兰国家。卡里莫夫政府于1992年3月决定取缔正义党。最后，这些流亡的极端分子在阿富汗联合组建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乌伊运”），在1999—2001年不断在中亚发动恐怖袭击。接着，该组织宣布寻求在整个中亚地区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这个国家将囊括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新疆。

近些年，“乌伊运”一直被扼制在阿富汗地区，未能重返中亚。这固然是世界各国联合反恐、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严密打击的成果，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正如我所看到的那样，伊斯兰文化深刻扎根于人们的血液中，但乌兹别克斯坦社会同样也具有深刻的世俗传统。

在布哈拉的窄街巷里，有时能看到人家门楣上挂着六角形符号。这意味着，这家主人是犹太人。犹太人顺着古老商路流亡到中亚。公元6世纪起，犹太社区就存在于布哈拉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伊斯兰统治者扼制犹太教的发展，但并没有剥夺犹太人的信仰权利。而伊斯兰社会更是以惊人的宽容接纳了他们。1620年，第一座犹太教堂建立以前，布哈拉有一座清真寺是由穆斯林和犹太人分享的。有记载说，当时人们会肩并肩在同一时间举行宗教仪式，尽管他们的信仰并不相同。

沙俄进入中亚时，布哈拉曾经有7%的人口是犹太人。我们住的旅馆是一间始建于18世纪的大宅子，曾属于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当地犹太教堂的负责人告诉我，由于苏联的政策，20世纪70年代开始，布哈拉的犹太人开始大量移民到欧美，或者回到以色列。现在城里只剩下280个犹太人了。我问他，犹太人会在布哈拉消失吗？

“不会。”他笃定地说，“我们会留下来，我们已经习惯和穆斯林相处的生活了。”

苏联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每一个城市都留下了鲜明的街区。无论走到哪里、哪一个民族的人口占据优势，俄语永远是通行的语言。一个不易观察到的事实是，今天中亚的伊斯兰文化也受到了苏联的影响。

昝涛指出：“对中亚来说，苏联带来了现代文明。这种基于工业化的新兴文明形态对于体制性宗教的冲击非常强烈。苏联激进的世俗化改革对今天世俗化中亚的形成有巨大作用。在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是作为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被保留下来的。”

根据塔什干东方研究所伊斯兰问题专家巴克提亚·巴巴达诺夫的说法，“乌伊运”的兴起借力于中亚普遍存在权力和意识形态真空，和国外宗教势力的不断渗透。但即使在当时的费尔干纳盆地，保守的宗教领袖依然在抵制激进的瓦哈比教派的攻城略地。在复兴的一座又一座清真寺，伊玛目的职位成为不同派别争夺的焦点，许多人由于拒绝和激进派别合作而遭受胁迫，一名伊玛目的儿子为此还被绑架杀害。伊玛目比拉尔汗曾说：“在共产党执政期间，纳曼干地区仅有三座清真寺，现在有130座清真寺，而且瓦哈比分子到处都在传播他们的教义，我们不像他们那样有那么多的资助。人们都因他们现在能自由地信仰伊斯兰教感到高兴，但他们不想看到一个像瓦哈比分子宣扬的伊斯兰革命。”

旅行结束的前一天，我拜访了塔什干的独立广场。广场的核心是一尊塑像：一位妇女怀抱着一个婴儿，象征乌兹别克斯坦的新生。我凝视那尊塑像许久。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在这个穆斯林占96%人口、乌兹别克族占80%人口的国家，祖国母亲的形象既无伊斯兰特征，也无乌兹别克族特征。她恰好准确诠释了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这是一个拥有130多个民族的国家，一个伊斯兰教、东正教和犹太教并存的国家。正如布哈拉的犹太人社区，沧海一粟，也是历史长河的馈赠。

征服者依靠刀剑枪炮完成领土征服的历史时代已经过去了，中亚还会改变吗？在昝涛看来，今天的中亚已经在文化上建立了主体意识，但政治和经济上的主体性建设依然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摸索之中。

对于普通乌兹别克人来说，他们并无暇考虑这些宏大命题。对他们而言，重要的是，外来力量重新进入这块曾被遗忘或者隔绝的土地，为它注入新的活力。

大街小巷奔跑着的美国雪弗兰轿车、德国曼（MAN）巴士都是当地合资企业生产的。韩国工厂在纺织业产值中占据了很大份额。西班牙人修建了从塔什干到撒马尔罕的高速铁路，第二条线路也已纳入计划。德国人正在重振从布哈拉到希瓦的公路。在费尔干纳小镇里士顿的陶器作坊里，我意外地发现了一间建于1999年的日语学校。从2011年开始，大阪人池田敏朗已经在这儿当了4年的志愿教师。

人们用欣喜的语气向我介绍这些变化时，我能触摸到他们与世界再次发生紧密联系的渴望。在奥什的大巴扎和乌兹别克斯坦，人们都向我谈起2016年1月启动的关税同盟——“欧亚联盟”。尽管现在它还只包含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这是件好事。”他们的语气很笃定。

向导强尼想得更远：“如果能够建立一个更大的共同市场就好了。如果它包括中国，局面就大不一样。那时候，我们甚至可以发行自己的统一货币，就像欧洲那样。”强尼和兄弟正在建立自己的水泥厂。2016年，他决定到中国走一趟。“我们都觉得，水泥厂的未来必然会和中国发生某种联系。”

逐水而行：中亚水资源考察

幸运之地

亚洲文明有一个有趣的地理文化特征：每一个文明区域都有两条河流。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孕育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长江和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恒河和印度河孕育了印度文明。中亚的母亲河是锡尔河和阿姆河，两条河流都源自帕米尔高原，以几乎平行的方式向西北方向流淌，最终一南一北注入咸海。中亚历史中有个重要的地理概念叫“河中地区”，就是指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之间的区域，包括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全境和哈萨克斯坦西南部。统率“河中地区”的是一片广袤的克孜勒库姆沙漠，两条河流恰好在沙漠边缘形成了走廊。

布哈拉的名字源于粟特语，意思是“幸运之地”。名副其实的，这座城市本已被大沙漠包围。但在东面，沙漠外围的泽拉夫善山提供了一条泽拉夫善河，在南面，阿姆河并不遥远，足以引水灌溉。布哈拉古城中心是一方古老的蓄水池。从前，往水池里乱扔东西是要掉脑袋的。直到20世纪初，它都是老城人饮用和生活用水的源泉。对来往的商旅而言，布哈拉是一个节点，向东即将进入相对富饶的绿洲，向西，茫茫荒漠就在眼前。“幸运之地”的名字大概会在他们心里引发滋味不同的感慨吧。

从布哈拉往西到达另一个绿洲古城希瓦需要在沙漠穿行470公里。从某种意义上说，希瓦比布哈拉更幸运。这座城市的一切都是水赋予的。传说，上古大洪水之后，诺亚的儿子闪（Shem）和同伴们在沙漠迷了路，又饥又渴时发现一眼清泉，便在清泉边兴建了希瓦城。

希瓦位于的地区被称作花剌子模。从地理上看，它东有克孜勒库姆沙漠，南有卡拉库姆沙漠，西接乌斯季乌尔特荒原，北邻咸海。现代交通工具发明以前，无论从哪个方向接近它，都要忍受数十日的孤寂旅程。但鼎盛时期花剌子模是国际贸易的最大中心之一，因为阿姆河在这儿转而向北，在汇入咸海之前，它的水系分散开来，形成了一个富饶的三角洲。

如今，希瓦和布哈拉、撒马尔罕并称乌兹别克斯坦三大古城。但实际上，它在漫长的历史时光里都只是一个小规模的定居点和中转站。位于今天土库曼斯坦的库尼亚–乌尔根奇才是花剌子模的都城，但在16世纪末，阿姆河水突然改道，库尼亚–乌尔根奇断了水源，人们方才在希瓦建立了希瓦汗国，今天希瓦古城的风貌都是17世纪以后才形成的。

在我看来，希瓦是一个缩小版的布哈拉。清真寺、宫殿、宣礼塔、神学院紧凑地挤在不到两公里见方的城墙内。城更小，人更少，一入夜，四处都静悄悄的。希瓦的资源承载力是可见的。我站上城墙边上并不太高的瞭望塔，就能看见围绕四周的沙漠边缘。曾经成就希瓦的水现在似乎正慢慢扼杀它。

踏入古城的朱玛清真寺，我觉得自己进了一片森林，或是到了东南亚的什么地方。和一般的中亚清真寺完全不同，在这儿人们使用了218根榆木柱子支撑平缓的屋顶。有些柱子的年代可以追溯到13世纪。那个时候的人们就已经考虑，希瓦处于沙漠，地质不稳定，加上大量使用地下水，并不适宜建立有巨大穹顶的大重量建筑。

希瓦城有200多口井，看上去基本处于半干涸状态。当地人告诉我，从前井水是很甜的，一直可以饮用，直到20世纪80年代起，井水开始变咸。现在的饮用水都是从十几公里外的阿姆河引来的。但显然，河水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在旅店使用自来水的时候，我能明显感到水有味道。在饭店用餐，泡茶的服务员也会强调：“我们有过滤装置，用的是好水。”水为什么会变坏呢？“还不是因为咸海，你去看看就知道了。”身为希瓦人的向导强尼说。

咸海

西北以北200公里的小城努库斯是去咸海的中转站，出希瓦城的时候我跨过了阿姆河。对于从小生活在长江边的我来说，它实在是缺乏母亲河的气势。河岸虽然比我想象中要宽一些，但从河心的滩涂来看，深度十分有限。后来从努库斯出城，我再次经过它，阿姆河已经面目全非，只称得上一条沟渠。

阿姆河在空间上的变化之快，解释了咸海在时间上的变化速度。50年以前，咸海的面积尚有6.6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四大湖，几乎相当于斯里兰卡。咸海基金会官网显示，如今它的面积已经萎缩了74%，而其水量减少近85%。在萎缩的开始阶段，咸海变成了南北分隔的两个区域，被称为北咸海和南咸海。后来南咸海很快又干涸成东西两个湖。我手头的一张乌兹别克斯坦地图就是这么画着的。到了努库斯我才知道，面积最大的东咸海已经没了，我低头看地图的出版年份：2013。

人们肯花时间和力气去咸海看看，一定都受到这样的鼓动：“再不去看，它就没了。”奔赴咸海的一路是一次颇为壮观的地质之旅。出努库斯城不远，远处兀立着一块平平整整的高地，那是20万平方公里的乌斯秋尔特高地，高地海拔最高350米，它的边缘形成了200～300米的几乎垂直的延绵绝壁，西面就曾是咸海到达的区域。

车在高地上一路北去，奔向西咸海南岸。一路上，绝大多数时候我只能看见一成不变的荒原。越野车一路摇摇晃晃，让人昏昏欲睡，少数地方会让人突然清醒过来。原本的阿姆河三角洲有几十个小湖，构成55万公顷的沼泽和湿地。现在，我还能看到紧挨着高地的苏多齐湖（Sudochye），从高地上眺望，能看见注入其中的阿姆河水道。云朵低低地压在苏多齐湖周边的湿地滩涂上，风光很美。“苏多齐”的意思是新鲜水源，其实它是阿姆河三角洲最大的人工水库。车在荒原行进的时候，我居然看到了一只海鸥，经过十几年的环境治理，苏多齐才终于又能养活水鸟和零星渔业人口了，但这已经是阿姆河能为人类做到的极限了。

过去，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会穿过乌斯秋尔特高地西去。这说明，当时的高地并不像我眼前看到的这样荒芜。咸海萎缩后，每年旱季平均30～35天，现在每年120～150天。野生动物从173种减少到38种。曾经活跃于此的牧民留下了一些墓地和墓碑。高地的西沿时不时会出现一些高高的土堆，留有一砖半瓦。过去，苏多齐湖和咸海都还足够大的时候，有水道将它们相连。这些土堆是曾为航船指明方向的灯塔。

苏多齐之后的荒原无穷无尽。我在车里昏昏沉沉，快被颠散了架。下车短暂休整的时候，我突然看见远处有一片白亮的地带，边缘几处升腾起烟雾。

“那一定是咸海吧。”我问强尼。

“不不不，还远着呢。”

“那为什么会有人在那儿野炊？”我指着烟雾问。

“那不是炊烟，是盐尘暴。”

我所看到的白亮不过是盐碱造成的反光罢了。

干涸的咸海在沙漠和荒原之中制造了一个新的沙漠，人们称它为“咸海沙漠”。这个“人工沙漠”聚集了大量矿物盐、含农药成分的无机盐和腐蚀性很强的硫酸盐。据估计，咸海干枯一平方公里，每年就要多产生8000吨盐尘。每年以千万吨计的盐尘随强风刮起，撒到中亚有限的淡水、草场和农田里。90年代中期，咸海沙漠已吞食了200万公顷耕地和1.5万公顷牧场。中亚30%～60%的灌溉耕地被严重污染，其中乌兹别克斯坦重度盐碱化的土地占农业用地的60%，其中盐尘暴是罪魁祸首。盐尘暴还意味着未来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巨大。风力发电机组、太阳能发电机组、电力电网、油气管道都可能被迅速腐蚀。沙粒摩擦起电，使沙尘暴成为一个移动的电场，它与输电塔相遇会改变其电场分布，影响电力稳定，造成巨大的电能。

在我已经放弃搜索咸海的踪影时，它终于出现了。8个小时的车程后，它以一种沉静的蔚蓝卓然现身于地平线。我们的车一路开下乌斯秋尔特高地的绝壁，周遭的景色有一种濒死的美感。退却的咸海先是留下了一片白茫茫矮草，而后沙滩露了出来，到处是贝壳。在这儿，看到贝壳的感觉和其他地方完全不同——因为你知道，眼前这片漂亮的蓝色湖水里再也没有活着的贝类了。20世纪60年代，咸海的捕鱼业兴旺，年捕捞量曾经达到4万吨，富产鲟鱼、狗鱼、鲈鱼和银色鲤鱼，苏联的鱼子酱很多产自这里。

80年代初，咸海的20种原生鱼类灭绝。为维持当地的经济，苏联引进了一些能适应更高盐分的鱼种，但它们也灭绝了。世界海洋的盐分浓度大体为3.3%～3.7%，而我眼前的咸海是14%。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这样的咸海居然还在为人所用。海边的沙滩上有一些装着建筑材料的编织袋。有人挖了一个小池子，从海里引水过来，池子的出口被堵住了，里面的海水散发着恶臭。“那是用来收获盐湖卤虫的。”强尼告诉我。盐湖卤虫体长大概1厘米，像小虾，能够生活在几近饱和的盐水里。它可以用作鱼饲料和鸡饲料，还可以提取核苷酸等物质，用来对抗紫外线对皮肤造成的伤害，或者制作医疗保健品。在阿里巴巴网站上，每公斤卤虫卵的收购价格可以达到12～15美元。2011年，乌兹别克斯坦开始在咸海收获卤虫。现在已经成立了5家公司，其中有两家来自中国。

我们在岸边的高地上欣赏了咸海的日落。当太阳被乌斯秋尔特高地遮蔽的时候，海面和天空相接处出现了一道亮粉色的光带和半截彩虹。在咸海边上，我觉得现实有些讽刺。我们这些人怀揣着去看“史上最大生态灾难”的心，其实一路都在欣赏地理风光。咸海对于我而言，和世界任何一个美丽湖泊没有本质不同。和我们同时到来的法国游客穿着泳裤去水里扑腾了两下。我们和咸海的碰撞只是仪式性的，往后，它就是记忆中的一个可以聊发感慨的过往罢了。

不过这天，咸海并不甘心，它想让我看到更多。晚上9点，我们在营地里吃过野炊的抓饭，正要往帐篷里钻，突然下起雨来。我没把它当一回事，这荒漠中的雨实在没有多大。可是向导强尼紧张起来，他告诉我，雨后路面很容易变得泥泞不堪。如果今夜雨不停，我们的车可能要等两天后才能开出去。他建议，干脆收拾东西，直接奔赴明天要去的小城穆伊纳克，一般来说两个半小时就能到。

一行人嬉笑上路。万万没想到的是，过往车辙形成的路面已经变成了大泥塘，很快就有车辆陷了进去。一行人用铁锹铲泥，折周围的灌木垫路，再加牵引绳和人力推，折腾了20分钟才解困。一开始，大家还把它当作小插曲。谁知此后，车辆不断地陷落。两三轮过后，大家就已经成了泥人。

越野车只能以紧凑的“之”字形颠簸前进。坐在车里的我们被左右上下剧烈晃动，脑袋不停地撞在车上。夜慢慢深了，人困乏得不行，但又无法入睡，行程开始变成煎熬。心里唯一的期盼，是远处地平线上有七八点散落的灯火。

“那一定是穆伊纳克了。”摄影师说。

我们就这样“推”着车向穆伊纳克走。车每被推一次，就需要向前冲出一两百米。我一次次向车走去，无数次濒临摔倒或者陷在泥里。有那么一次，戴头灯的同行伙伴低下头，灯光照亮脚下的泥泞，我才发现地上全是贝壳，我们俩异口同声：原来我们一路都在海底走啊！

我已经从纸面上读到过无数关于咸海如何死亡的数据和故事。第二天，我还在穆伊纳克参观了著名的渔船坟场，但一切都不如那一瞬间有力量。咸海终于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击中了我。

不知过了多久，我们终于能看清地平线上的灯火了。但那并不是穆伊纳克，那是灯火通明的油气田，在无边无尽的黑夜里喷着火。咸海的过去和今天在我眼前会师了。

离开咸海海岸8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在凌晨5点到达了传说中的穆伊纳克。努库斯有一间著名的沙维茨基美术馆。苏联时代，画家沙维茨基在沙漠边陲小城尽可能地收集遭到当局封禁的绘画作品。现在美术馆拥有的俄罗斯先锋派藏品仅次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博物馆。博物馆讲解员竭力介绍着那些具有反叛内涵的画作。但对我来说，另一些画更有意思，它们描绘着20世纪60年代的穆伊纳克，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

1849年，沙俄探险队第一次对咸海进行考察，第二年第一张咸海地图诞生，三年后咸海迎来了第一艘蒸汽船，沙俄商人翻开了咸海大规模商业捕鱼的篇章。1890年，穆伊纳克因此而诞生。20世纪60年代穆伊纳克建市时有4.5万人，其中3万人为捕鱼业和鱼罐头工厂服务。咸海最充沛的时候，穆伊纳克是一个半岛，因风光秀美适合疗养被称作中亚的克里米亚。过去，城里还有个机场，方便苏联各地的游客来来往往。

我那一晚走过的路其实是穆伊纳克的过去50年。现在的穆伊纳克距离咸海有160公里远，看上去就是一个快要被遗弃的村庄。在曾经的港口，几艘锈迹斑斑的破渔船停在沙漠的海洋里，像刚出土的干尸，其中最大的一艘还曾上过苏联电影。

莉莉德玛一家收留了疲惫不堪的我们。她62岁，过去是加油站经理。她告诉我，现在穆伊纳克的人口只有过去的1/4了——事实上，后来我在“城里”看到的人用10个手指就数得过来。留下来的家庭里，青壮年也大多在哈萨克斯坦打工。穆伊纳克养不活它的人民，工作机会只有公务员、开小商店或者跑运输。莉莉德玛一家都能在这儿，是因为她开着一家经营还不错的家庭旅馆。来来往往的游客在看过渔船坟场之后基本都逃走了，但那些去油气田干公务的人不得不在这儿落脚，其中包括许多中国人。莉莉德玛的小孙女对我说“你好”的时候已经十分顺口了。

人们离开穆伊纳克并不只是因为经济。咸海对人类进行了疯狂的报复，盐碱化污染了水源。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10年，乌兹别克肝病发病率上升了4.9倍，肾病上升10倍，胆结石上升20倍，血循环系统和呼吸器官疾病上升60倍，运动器官疾病上升220倍。咸海所在的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希瓦所在的花剌子模州都是重灾区。直到现在，卡拉卡尔帕克斯坦登记的食道癌发病率还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多重抗药性结核病、呼吸道疾病、出生缺陷和免疫失调是普遍现象。莉莉德玛告诉我，一个略微令人宽慰的消息是，2015年政府终于“解决了”水的卫生问题，现在的水比以前好多了。

“白金”之殇

后来，在离开穆伊纳克的路上，我看到苏联时代留下来的欢迎路标。上面有一道白色的波浪，一条鱼正跃出水面。2015年10月，拯救咸海国际会议在花剌子模州首府乌尔根奇市举行。乌总统卡里莫夫在致会议的信中说：“非常遗憾，现在已经不可能使咸海完全恢复到从前的状态。所以，当前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努力消除咸海危机对生态环境和周围上百万居民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

咸海灾难的成因已经不存在什么争论。事实上，我从费尔干纳盆地到咸海之滨的一路穿越都在见证它的悲剧。在费尔干纳盆地时，向导特意让我看路边一条很不起眼的沟渠，它是著名的费尔干纳大运河的一部分。1939年，苏联政府拨款2000万卢布及大量机器、建材用来修建它。运河于1939年8月1日动工，沿岸16万人参加。45天后，一条长270公里、宽25～30米、深34米的运河建成。它的水源来自锡尔河，借锡尔河之水，它保证了50多万公顷水浇地、6万公顷新垦耕地的用水，运河沿途流经2000个集体农庄的土地，为共和国5座城市及植棉区和塔吉克斯坦4个地区供水。后来，运河又延长了350公里，并进行了全面的扩建和改造，解决了费尔干纳地区农业和居民用水问题。整个中亚细亚，布满了无数的灌溉运河、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

这只是苏联庞大的自然改造工程的一个缩影。1959—1980年，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用于水利灌溉和土壤改良的投资约247亿卢布，开垦新耕地的工作以空前的速度进行。水利枢纽、运河、大水库遍布农田、草原，甚至沙漠。“那些红沙漠、白沙漠和黑沙漠都改变了。”乌兹别克的农业处于前所未有的兴旺之中。

苏联专家曾统计，从中亚的每公顷旱地上仅能获取价值为5～10卢布的产品，而从每公顷水浇地上，则有可能收获高达500～2000卢布的产品。水浇地不仅产量高、价值大，而且生产稳定。苏联其他地区不能生产或产量不多的一些高利润喜温作物，都适合在中亚地区种植。乌兹别克斯坦被赋予了生产棉花这种重要经济作物的重任。

1950年，共和国原棉产量突破200万吨，但棉花产量的提高主要依靠新垦耕地和减少谷物播种面积来实现。费尔干纳盆地锡尔河左岸平原原本是一片名叫“饥饿草原”的草原，1956年开始，苏联在此开荒。后来，饥饿草原就成了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产棉区。而共和国的棉产量占了全苏的70%。

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在历史上就存在发达的灌溉文明。但它们从不需要养活那么多人口和如饥似渴的棉花。20世纪60年代起，两条河流注入咸海的水量就开始直线下降。90年代，中亚地区近90%的水都用在了棉花生产上，其中70%是由阿姆河和锡尔河提供的。人们并不是没有预料到这一点，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水利部门常常引用俄罗斯最著名的气候学家亚历山大·沃耶伊科夫(Aleksandr Voeikov，1842—1916年）的著作。他曾经提出咸海是一个“无效的蒸发器”和一个“大自然的错误”。简单来说，棉花比鱼更有价值。

生态灾难的到来令苏联也措手不及。苏联曾于1984年宣布启动“北水南调”工程，计划从西伯利亚鄂毕河上游引水，修建2400公里的“西伯利亚－咸海运河”。但后于1986年突然宣布停止实施。这个工程要凿通图尔盖高地，需完成140亿立方米的土石方量，倾苏联一国之力也无法完成。“北水南调”方案招来一片反对之声的另一主要原因，是人们从咸海得到了教训，意识到这也会对鄂毕河的整体生态平衡造成不可知的伤害。

每当我谈起水的话题，向导强尼总说：“看看苏联人对我们做了什么。”然而，苏联人的离开并没有解决问题，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依然深深地依赖棉花这种作物。令我特别惊讶的是，即使是在沙漠之中的努库斯，也依然有大量的棉田。人们在干渴的田地里，徒手给那些小苗松土。由于土地盐碱化太严重，这里的农作物已经很难生长了。

独立后，乌兹别克斯坦棉田面积大幅萎缩，现在大约有135万公顷。“我们已经在有意减少棉花种植，但是我们没法摆脱它，”强尼说，“我们的人民要靠它吃饭。现有的基础设施、工厂等都是过去依照棉产业的需要定制的，事情并不只是在田里撒上不同种子那么简单。”

在费尔干纳盆地扎尔肯特村农民穆斯塔法管理的农庄，地头的灌溉水渠里，水哗哗地流淌着。这些苏联时代完成的水渠几乎没有经过硬化处理，50%的水在奔流的过程中渗透蒸发走了。穆斯塔法告诉我，乌兹别克政府正在着手进行硬化改造，但是整个工程据说要到2035年才能完工。

费尔干纳地区的人们也同样受到盐碱化的困扰。这部分是由于常年耕作和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造成的，但他们比努库斯的人们有办法。依照传统，穆斯塔法每年播种之前会用水浸透土地。水在渗过泥土时会带走那些不好的化学物质。有的时候，人们需要反复浸地三次。这种耕作方式需要大量用水，更糟的是，渗出的水会在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情况下重新回到四通八达的灌溉系统，向整个水系的下游流动。

“无解”之争

阿姆河从帕米尔高原流淌下来后，会先在紧挨着阿富汗边境的铁尔梅兹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然后出到土库曼斯坦，直到希瓦附近才又彻底回到乌兹别克斯坦。在希瓦，人们向我抱怨，土库曼斯坦只有乌兹别克斯坦人口的1/6，却要用掉那么多水，只可惜在铁尔梅兹，由于北面的群山阻挡，不能先下手为强。然而，土库曼斯坦正在修建卡拉库姆水渠灌溉项目，并在卡拉库姆沙漠建设庞大的人工湖。希瓦人的日子以后恐怕会更不好过。

这种关于水的龃龉，我在吉尔吉斯斯坦时就感受到了。在进入费尔干纳盆地以前，公路沿着锡尔河最大支流纳伦河蜿蜒了好一阵子。在那儿，中亚最大的托克托古尔水库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听说托克古尔近两年一直遭遇枯水，没想“湖水倒空如镜”，既壮阔又秀美。路边茶室正好位于一个20多米的悬崖边上，是眺望水库的好地方。戴着方帽、留着长须的75岁老汉阿卜杜拉·马纳布和自己的妻子、妻妹、连襟在悬崖边的坐榻上喝茶休息。他指着对面连绵的土山告诉我，1972年他第一次见到水库时，水位几乎到了对面的山顶，就要漫上我们正坐着的这个平台。

根据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亚新的版图划分，由于拥有大量高寒山区，能为冰川的发育和积雪的积累提供有利的环境，塔吉克斯坦水资源蕴藏量占整个中亚地区总量的一半以上，吉尔吉斯斯坦的水资源也在独联体国家中位居第三位。塔吉克斯坦是阿姆河流域的上游国家，控制阿姆河的绝对流量。吉尔吉斯斯坦控制锡尔河的绝对流量。如果只是用本国的水资源，乌兹别克斯坦只能保证本国14%的水资源需求，哈萨克斯坦只能保证本国45%的水资源需求。

过去，整个中亚的水资源利用是一盘棋，苏联按照资源优势互补的模式来设计水资源分配方案，统一协调发电、灌溉、生活用水、航运和防洪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根据苏联的规划，夏季上游国家的水利设施开闸放水，保证下游国家的农业灌溉用水。作为回报，在冬季，下游国家为上游国家提供天然气和煤炭资源以满足其能源需要。

这个看上去完美无缺的方案在苏联解体后就不灵光了。两个上游国家的经济落后，能源安全都是主要战略目标。吉尔吉斯斯坦每天的用电增长4%，90%的电力供应都依靠托克托古尔水库下游苏联人修建的大坝和水电站。近20年来，由于气候变暖，冰川融化迅速，水库的储水量吃紧。2015年5月，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宣布它不得不向塔吉克斯坦购电。当时，水库里还有115亿立方米水，比前一年少了整整30亿立方米。进入水库的水每秒只有465立方米，是过去7年来的最低水平。

阿卜杜拉·马纳布还记得，大概是2010—2011年有段时间，每天要限电12小时，现在每到冬季电压也都得不到保证。为了保证冬季供电，这些年吉尔吉斯斯坦开始在夏季和春季蓄水，以提高冬季的发电能力，保障本国的能源供应。但这样一来，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就会在春夏季得不到足够的水量供应，影响农业生产。当吉尔吉斯斯坦在冬季大量放水发电时，下游国家农业生产停顿无法消化过多的水量，又会造成冬季洪水泛滥。

关于水为什么变少，阿卜杜拉·马纳布说：“这是安拉在惩罚我们，我们太贪婪，种植了太多水果、蔬菜、农作物，神在让我们记住没有水是种什么感觉。”不过马纳布放在首位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做好计划，我们给下游国家的水太多了。”马纳布的连襟在水电部门工作了15年。我问他吉尔吉斯斯坦有什么打算。“现在没什么方案。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又不能关掉大坝。乌兹别克斯坦人还等着用水呢。我们只能相信，神会应许我们，多下一点儿雨。”

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都有新的水利建设计划。塔吉克斯坦想在瓦赫什河上修建罗贡水电站。该国现在只生产本国所需粮食的40%，正在谋求实现粮食自给自足。水电站在少水和干旱的年份灌溉300多万公顷土地，以弥补增加的电能的需求，同时能够向阿富汗出售一些电力。吉尔吉斯斯坦希望在现有的大坝以下修建卡姆巴拉金斯克水电站。这都遭到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强烈反对。

在从布哈拉奔赴希瓦的途中，我们居然在克孜勒库姆沙漠里遇到了赶着3000只羊的牧羊人。他们开着一台小吉普，拉着一只锈迹斑斑的大水罐。水是从10公里外一条阿姆河的人工水道里取来的，每天靠着这个水罐，他们就能和羊群游走一天。说话间，骄阳已经让我汗如雨下，皮肤都灼痛起来。我惊讶地得知，他们的家其实在此170公里以外布哈拉的绿洲地带。千里迢迢到沙漠来的原因很简单：“村子里的人太多了，根本没有土地放牧。”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以来，人口增加了1030万。牧羊人拿出一个铁槽，水管从水罐里引出水来，羊群前赴后继涌了过来。

古地图里的陆上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8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他将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连接中国与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河间”区域以及印度的丝绸贸易路线称作“丝绸之路”。今天通常意义所说的“丝绸之路”，无论时间和空间上都有所扩展，连接起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商业贸易通道，又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就“陆上丝绸之路”来说，并没有一幅古代地图是专门描绘这个主题的。《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的作者席会东说，古代地图和丝绸之路会在两个维度产生交集：首先，它间接表现了丝绸之路所经过的区域，是丝绸之路物化的载体。再有，丝绸之路也是文明交往之路，通过这条道路，中西之间关于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地理知识得到流通，这在古地图中得以体现，古人的世界观相应发生变化。

疆域政区图是存留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的中国古地图门类，在古代称作“舆地图”，按表现内容不同，分为天下图、全国图、郡国图、省图、府州图、县图，等等。丝绸之路形成和拓展过程中所带来的地理知识的扩充，是导致西部疆域以及整体疆域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西域”是汉朝以后对玉门关、阳关以西地区的总称，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狭义西域专指葱岭以东的新疆地区，广义的西域则包含狭义西域，以及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部、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丝绸之路穿过西域，但是和西域的概念又有区别。一个区别在于西域的起点在敦煌，丝道的起点在长安，两者的长短不一致。另外根据考古发现，丝绸在战国至西汉初期就开始西传，丝路形成要比人们对西域形成认知要早。尽管如此，两者具有在时空上相互重叠的部分，仍然使得观察疆域图里西域版图的变迁具有意义。

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启了中原王朝与西域各国的正式交往。宣帝神爵二年，设立西域都护府，统辖天山以南、葱岭以东三十六国。“自汉朝以来，西域就没有脱离过中原王朝的管辖体系和地图的绘制体系。葱岭是一个很重要的地理标界，基本上历代中原王朝管辖的范围是葱岭以西的地方。但在唐朝盛世之年，控制管辖的区域越过了葱岭。”席会东说。唐贞观十四年（640年），设立安西都户府，统辖安西四镇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喀尔）、于阗（今新疆和田）和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以东托克马克附近），辖境相当于今天新疆和中亚楚河流域。唐朝显庆、龙朔年中，安西都户府从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市东高昌故城）移治到龟兹，辖境扩大至今天阿尔泰山西至咸海间所有游牧部族和葱岭东西直到阿姆河两岸城郭诸国，后来逐渐缩小，安史之乱后退至葱岭以东。

不过，对疆域图的绘制并不以中原王朝实际控制的区域为界，因为在相当长的年代里，中原王朝的统治者都认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心、文明的中心，中国的皇帝就是君临天下、拥有一切的最高主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个例子是清朝乾隆年间制作的《乾隆内府舆图》：东北至萨哈林岛（库页岛），北至北冰洋，南至印度洋，西至波罗的海、印度海和红海，东至东海，已经是整个亚洲的全图，表现了“天下一统”的疆域观念。

从另一个角度说，疆域图上对于西域的表现，除了天下观的彰显，还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于西部世界地理知识的掌握。唐宋时期，人们对西部的了解延展到了地中海东岸的西亚一带。到了蒙元王朝建立起横贯欧亚大陆的大帝国，陆上丝绸之路畅行无阻，为东西方的科技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条件。随着东西方交通道路的开辟，不少出生于中亚、西亚的伊斯兰学者陆续来华，将伊斯兰地图、阿拉伯人乃至欧洲人的地理知识和世界观念带入中国。从此，描绘中原地区之外包括广义西域范围内的中亚、西亚、欧洲、非洲的天下图才开始出现。

关于西域地图，或者包含有西域的疆域图，很早就见于文字记录。张骞出使西域的过程是否绘制了西域地图，还没有史料可证，但后来由《汉书》的记载可知，由于抗击匈奴的需要，汉朝产生了有关于西域的军事地图。比如《汉书·李陵传》中写李陵受汉武帝之命出征匈奴：“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这就说明当时李陵有将所经地域的山川地形绘制成地图，又让手下呈送给汉武帝。魏晋期间，战乱频繁，但中国和印度之间求法和传教的民间僧侣依然来往不绝，西行的僧侣有法显、惠生，东来的天竺僧人则有佛图调、须菩提等人。东晋名僧释道安，并没有西行求经或者学习的经历，但根据其他僧人的著述或者口述，写成《西域志》，又根据《佛图调传》内容，写下了关于西域的地理图籍《西域图》，地理覆盖范围已经涉及广义西域中的中亚、西亚和南亚。《西域记》和《西域图》均已佚失，但可以从《水经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对原书的零星引用，窥得一些原貌。

到了隋代炀帝期间，随着东突厥内乱衰败，西突厥被降服，吐谷浑被武力消灭，中原王朝和西域的关系又发展起来，隋炀帝因此设立西戎校尉官，负责导使西域各国首领、特使入朝处理商业和交通事务。裴矩受隋炀帝之命，驻守武威、张掖之间。裴矩感叹，东汉以后朝廷对西域各国情况所知甚少，“至和姓氏风土，服装物产，全无纂录，世所弗闻”。并且，西域各国“兼并讨诛，互有兴亡。三十余国，仅有十存”。裴矩对西域的信息开始有意识收集，凡见西域人，“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最后写成了三卷《西域图记》。可惜，《西域图记》三卷图文也已佚失，唯一可以拿来研究的资料是收集在《隋书·裴矩传》里的《西域图记·序》。序中记载了以敦煌为出发点，通往地中海东岸的三条大道，包括地中海东岸、咸海以南的广大地区：北道在天山北路，由伊吾（今新疆哈密县）经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铁勒等地到西海（地中海）；中路由天山南路的北道，由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焉耆（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龟兹（今新疆库车）等地至西海；南路是由天山南路的南道，由鄯善（即楼兰，今新疆罗布泊西北岸）、于阗（今新疆和田）、朱俱波（今叶城地区）等地至西海。推测这三条道路在《西域图记》中都有地图来标明，因为写作《西域图记》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指明道路给人以向导。

唐朝由于国力强盛带来了经济、文化交往的扩大，对外域地形、军镇、风俗物产图的编绘和情况的介绍也非常重视。这些工作一般由朝廷专管国家礼宾和接待外国使者的鸿胪寺卿官员负责。他们编撰图志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向外域来唐使者询问其国情况，然后制图上奏。像是《新唐书·地理志下》记载贾耽任鸿胪寺卿期间，绘制有通往中亚、印度甚至巴格达的交通图，其图上“山川聚落，封略远近，皆概举其目”。贾耽还采用了“古墨今朱”的两种色彩对照的形式，绘制了包括中原和边疆民族地区的《海内华夷图》，成为我国历史地图的滥觞。如今，这些地图都已不复存在，只能从唐宋时期的文献著录和宋人的改绘本中窥见一斑。除此之外，另外一种编纂途径是派专使到西域各国访问考察，然后将其山川道里情况编撰成图志，上奏朝廷。如《新唐书·艺文志二》所述：“高宗遣使分往康国、吐火罗，访其风俗物产，画图以闻。诏史官撰次，许敬宗领之。”许敬宗编撰了60卷的《西域图志》，现已不存。

总体上说，宋代之前的疆域图实物流传至今的非常之少。这是因为，宋代之前的文献主要靠抄绘来传播，而地图的制作和抄绘相较文字文献更为困难。还有一个原因是，西汉时目录学家刘歆编《七略》的时候有“收书不收图”的做法，这个编书的传统也导致了中国古地图的罕见。对于中国古地图的留存来说，宋代是一个转折点。这首先是因为进入宋代，雕版印刷术发展至全盛时代。再有，宋代社会某种程度上说是科举社会，经学和史学是宋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为了解读《尚书·禹贡》、《汉书·地理志》等经典，宋代学者编绘了大量的历史地图和当代的疆域图，这些地图或被刻印成书，或被刻绘成图碑，立于文庙、府学、县学之内或者门口，供天下士子拓印，便于通经明史，参加科举考试。与此同时，相较于唐代，宋朝政府军力偏弱，两宋先后与辽、金、西夏等民族政权并立，面临严重的边患危机。

“为了了解周边部族政权的国情虚实，唤醒宋代士民对沦丧国土的记忆并且塑造宋代完整的法统地域，两宋政府也编绘了大量关于民族政权的疆域图。”席会东说。

综合上述几个原因，我们能够看到的一幅最早的反映西域面貌的地图实物，就是南宋僧人志磐编撰的《佛祖统纪》中的纸本雕版墨印的《汉西域诸国图》，它是一幅表现西汉时期西域诸国地理情形和佛教传播路线的历史地图。

能够绘制西域相关地图的大概有三类人：第一类是政府官员，主要是有机会进入西域或者和西域使者打交道的边臣或者“外交部”人员；第二类是致力于通经明史的学者或读书人；第三类是宗教人士、佛教僧侣或者伊斯兰信徒。学者或读书人不一定有亲自前往西域的经历，他们的绘图基本出于对古代文献的考据。政府官员和宗教人士则多本身就有前往西域的经历。因此由他们本人，或者别人根据他们亲眼所见绘制成的地图里，还出现了一种细节更加丰富的、长卷形式的路程图，不仅表现了沿途上山脉、沙漠、河流、湖泊等自然地理要素，还细致绘有城池、关隘、庙宇、往来人物等人文地理要素。2002年，由日本回流国内的明代30米长卷《蒙古山水地图》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它以山水画的形式再现了从明朝边关嘉峪关到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的景象，反映了世界陆海时代转换之际“陆上丝绸之路”最后的辉煌。根据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林梅村鉴定和推断，该图绘制的主要参与者应当是明嘉靖年间属于“吴门画派”的画师谢时臣。地图制作的主要依据，就有明初《陈诚西域使程记图》以及明初传安的西域见闻录。

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一直偏重实用性而非精确性。“在这一点上，与西方是截然不同的。古希腊的地图一开始就重视数学要素，这和它是海洋文明有关，需要精确掌握位置，航行才不至于迷失。”席会东说。起始于宋代《禹迹图》，明清时期的疆域图有一些用到了“计里画方”。所谓“计里画方”，就是在地图上按照一定的比例关系制作成方格坐标网，并以此方格网来控制各地物要素方位和距离的一种制图方法。很长一段时间，照搬西方标准，建构在“科学性”和“准确性”上书写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都赋予“计里画方”相当高的地位。其实近年来，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成一农等学者的分析研究，“计里画方”并不能使得地图绘制得更为准确，只是能在绘图时更好地控制地理要素的空间布局。中国古代地图的一大特点是图文并茂，采用大量注记，比如两地相距多少距离，直接用文字来形容。即使在“计里画方”的方法出现以后，很多舆图也没有用到这种方法绘制。

明朝时，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由“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带来了实地测量和投影测绘的地图制图方法。清朝时，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清廷官员联合来华传教士一起展开了大型实地测量活动，并用经纬网坐标和桑逊投影法绘制了疆域图。但是，这些疆域图在绘制完成后，一直深藏于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除了皇帝个人欣赏以及赐给少数朝臣和地方督抚外，没有在中国社会广泛使用，相关的近代测绘技术也未能在中国社会普及。清朝中期各级政府、官员和学者在绘制地图时，仍然采用中国传统的以文献考据和综合前图的方法来进行操作，尽管在地图疆域的变化上能够反映出地理知识的扩充，追究其中的原因，并不是朝廷不重视疆域图，而是认为传统方法绘制的图就足够使用。这点直到光绪年间才得到改变——光绪年间，左宗棠平定“陕甘回乱”、收复新疆大部后，清廷光绪四年（1878年）派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沙俄首都彼得堡交涉收回伊犁事宜。在中俄双方谈判中，崇厚受到俄国人蒙蔽，误判地图，导致中国丧失大片领土，这让清廷官员意识到传统舆图的随意性和示意性使其无法作为处理边界争端的依据，因此在分界缔约的过程中被迫使用国外地图，使得中国在对外领土划界纠纷中处于不利地位。从此，清朝洋务派学者开始系统翻译西方地图，官员也倡导“中体西用”式地引进西方测绘技术，培养测绘人员。在这个被迫接受西方话语体系的痛苦过程中，中国传统“有边疆无边界”的状态发生了改变。

丝路回响：中西交流下的中国古地图

宋——《汉西域诸国图》

该地图收录在南宋僧人志磐于宋朝理宗景定年间（1260—1264年）编撰的《佛祖统纪》中。这部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佛教史书，以“释迦牟尼佛本纪”写起，包括了中国佛教历代祖师的传记。地图长28厘米，宽20厘米，为纸本雕版墨印，主要表现了西汉时期西域诸国地理情形和佛教传播路线。

《汉西域诸国图》东起兰州，西至西海（地中海）、大秦（拜占庭帝国），南到石山（今昆仑山），北抵瀚海（今蒙古高原大戈壁），形象绘出了天山、葱岭、北山、南山、石山和积石山等山脉，并用双曲线画出黄河上游河道，用鱼鳞式水波纹描绘海洋、湖泊。葱河位于全图正中，由西向东流入蒲昌海。在蒲昌海的南北两侧清晰绘出中原通往西域的两条路线，也就是“丝绸之路”。图中的丝路开始于甘肃武威，经张掖、酒泉到敦煌，然后分为南北两路：南路走蒲昌海南岸，经过阳关（今甘肃敦煌市西南南湖镇破阵子），到于阗（今新疆和田县），绕南山，过无雷（今新疆喀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内），沿葱岭南麓，往西可以达到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一带）、安息（伊朗高原）、条支（今西亚两河流域）；北路沿蒲昌海向北，经伊吾（今新疆哈密）、流沙（泛指我国西北沙漠），至车师前王（今新疆吐鲁番市附近），再往西，过乌孙（今伊犁河、楚河、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一带），越葱岭到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再往西北方向去最后可达奄蔡（在咸海、里海以北）。图中相邻两个地名如果用细线连接，说明两地之间有道路可通。除了70多处注记的地名外，图中还有文字说明西域政区建制和交通路线里程。

狭义的西域，也就是葱岭以东的新疆地区，是亚欧大陆上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四大文明的交汇之地，也是中国最早接受佛教的地方，在印度佛教东传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西汉时期，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传到疏勒（今新疆喀什喀尔），然后再向东传到龟兹（今新疆库车）和焉耆（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西汉末东汉初，佛教通过河西走廊传入中原地区。因此，《佛祖统纪》收录了描绘汉代西域佛教重镇的《汉代西域诸国图》。

该图是目前所见绘制时间最早的一幅关于西域诸国及其交通的地图，虽然绘制内容比较简略，但对研究西域地理沿革、僧侣取经求法的路线和古代丝绸之路都很有参考价值。

元——《广轮疆理图》

蒙元王朝是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辽阔的疆域为东西方的科技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东西方交通道路畅通无阻，不少出生于中亚、西亚的伊斯兰学者陆续来华，将伊斯兰地图以及阿拉伯人乃至欧洲人的地理知识和世界观念带入中国。波斯人扎马鲁丁就是其中之一，1267年天文学家扎马鲁丁沿着“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了上都开平府，受到忽必烈的召见，忽必烈称其为“回回星学者”。他先后任职于司天台和秘书省，主持制定了《万年历》、纂修《大元大一统志》、制作地球仪和彩色《天下地理总图》，极大拓宽了中国人的视野。从此，描绘中原地区之外包括中亚、西亚、欧洲、非洲的地图开始出现。

遗憾的是，无论《天下地理总图》，还是另一位元人朱思本所编绘的《舆地图》，或是元末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都没有存留下来。幸好在明代人叶盛所做《水东日记》的弘治和嘉靖版刻本里，卷十七附有元末天台僧人清浚的《广轮疆理图》摹本，并有详略多种图幅。虽然现存的《广轮疆理图》是明代人严贵中改绘的摹本，但经过学者陈佳荣将它与《元史·地理志》的对比考证，可看出全图600个地名中，除了20来个路府州名外，其他大致和《元史·地理志》相同，而明初宋濂所修的《元史·地理志》主要利用的就是扎马鲁丁编撰的《大元大一统志》的资料。陈佳荣认为，现在看到的《广轮疆理图》摹本，基本上可以当成元一代的舆图成果来研究。它也是现存的最详尽准确的元代疆理总图，又是明代重要地图《大明混一图》的关键底图。

该图含有边疆地理以及中外交通的可贵信息。地图绘制范围东起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琉球群岛，涵盖了高丽的北京、东京、南京、唐城、耽罗及三韩等，倭国的徐福祠及毛人等，还有大流球（今琉球）及小流球（今台湾）。西北至西域，注明“自西宁西北五十余里至金山，其西二百里即阴山也。其间皆崇峻岭深绝涧。又西北数千里至铁门”。西南至越南、印度，注有“自特摩（今道站）入交趾界”，并标出“占城”和“江头城”（今缅甸），提到“北路往西域天竺诸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南的福建海岸外，明确记及“自泉州风帆，六十日至爪哇，百二十八日至马八儿，二百余日至忽鲁没思”，这是当时由海外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交通的明确记录，也是泉州作为元代对外航海交通贸易大港地位的佐证。

由于是明代的摹本地图，该图经过严贵中绘制后，有些许改动。一个变化是该图省略了原图中海岛沙漠、绝域殊方等相关内容：“居海岛沙漠，道里辽绝，莫可稽考者，略叙其槩焉。”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明朝中期以后疆域的内缩。

明洪武——《大明混一图》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少数民族王朝，因此蒙元王朝特别强调“天下一统”，淡化了“华夷之辨”。“混一图”开始取代唐宋时期盛行的“华夷图”，成为当时人们所知天下总图的主要类型。明初继承了蒙元时代的地理知识和地图遗产，地理视野基于整个欧亚大陆和非洲。洪武年间，明廷在元代疆域图的基础上绘制了涵盖亚非欧三大洲的《大明混一图》。

地图东起日本，西达欧洲、非洲大陆，南至爪哇，北抵蒙古，全图以大明王朝版图为中心，着重描绘明王朝的疆域政区，突出表现镇、寨、堡、驿、渠、塘、堰、井等人文地理要素，山川、湖泊、泽地等自然地理要素，注记地名千余处。图上有相对统一的图例，明代的十三布政司及其所属府、州、县治用长方形粉红色块加注地名表示，其他各类聚居地直接以地名表示；“皇都”（今江苏南京市）、“中都”（今安徽凤阳市）用蓝色方块和红书表示。图中山脉以山水画法描绘，除了黄河用粗黄曲线表示外，另用灰绿曲线描绘其他水体。现在所见绢本彩绘图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人将图中原有的汉文注记全部用大小不同的满文贴签覆盖，方便清廷使用，也彰显清朝对天下的治权。

在“华夷图”的时代，中国古地图都采用“内折外容”的方法来绘制，也就是中原地区的比例尺很大，而且相对关系按照一定比例折算，比较准确。但是“四夷”为了要容纳进来，构建天下秩序，比例尺就会缩小。到了“混一图”的时代，这个特点依旧延续下来：《大明混一图》中，明朝疆域刻意放大，占了地图的三分之二还多。图中的疆域和政区并未绘出疆域界线，仅以不同颜色的地名方框区别境内域外。域外部分以中亚的描绘最详细，其次是欧洲和非洲。非洲南部好望角方向较为准确，表明此图受到伊斯兰地理知识影响。

根据图上内容和相关文献，席会东推测，该图的国内部分源自元代朱思本的《舆地图》，域外部分可能受到扎马鲁丁地球仪、彩绘《天下地理总图》等伊斯兰地图和元末人李泽民《声教广被图》的影响，因此图中的河流和淡水湖为蓝色，海洋和盐湖为绿色，与比该图稍早的伊斯兰地图和地球仪的着色法相一致。蒙元时代伊斯兰地图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才开始大量出现彩绘本地图。

《大明混一图》长456厘米、宽386厘米，是现存尺寸最大、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中文世界地图。它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较为准确地绘出非洲大陆形状，在中国和世界地图史上都有重要地位。

明嘉靖——《蒙古山水地图》

20世纪30年代，这幅《蒙古山水地图》流散海外，一直被日本的私家博物馆藤井友邻馆当作清代山水画来收藏。2002年，北京两位收藏家从日本购回地图，交由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林梅村来鉴定，最后得出结果——这是一幅异常珍贵的反映明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古地图。

《蒙古山水地图》长达30.12米，宽0.59米，绘于缣帛之上，采用手卷方式。它的命名来自地图背面“尚友堂”的题签，它是一家清末民初北京琉璃厂的著名书肆。“蒙古”指的是曾经称雄欧亚大陆的蒙古四大汗国的后续王朝。林梅村判断“蒙古山水地图”是地图原名，“因为无论古董商还是收藏者，恐怕都没有水平给它起如此儒雅而贴切的名字。”《蒙古山水地图》覆盖了从明朝边关嘉峪关（今甘肃酒泉）到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共有211个西域地名，涉及今天的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黎巴嫩、突尼斯、土耳其等十几个国家地区。经过对比《蒙古山水地图》的其他绘本和刻本，林梅村证实这其实是一幅剩下四分之三的残卷，原图长40米，一直到达东罗马帝国首都鲁迷（今伊斯坦布尔）。又根据地图上嘉峪关西面不见“永兴后墩”等长城烽火台推断，它的绘制时间应该在嘉靖三年到十八年间（1524—1539年）。

之所以《蒙古山水地图》长久以来被当作绿水青山的画卷来收藏，和中国地图的绘制传统有关。“古代山水画与地图本就是同源。”林梅村说。由于古代许多具体的绘图者是画院的画师，所以古代地图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而是具有艺术性，甚至因为绘制精美而列入艺术品。例如，《洛阳图》以及许多江河图就被唐代张彦远收入《历代名画记》。林梅村认为，嘉靖初年，中国画坛能创作“长卷巨幛”的唯有“吴门画派”的谢时臣。有记载，谢时臣在嘉靖年间曾被“杭州三司请去作画，酬以重价”。林梅村推测，他就是去协助宫廷画师绘制《蒙古山水地图》的。

《蒙古山水地图》的创作背景应当和明朝中叶之后的边防危机有关。明朝立国之后，一直困扰统治集团的“北虏南倭”问题，在明代中期尤其突出。在这种刺激下，边防史的著作不断涌现。撰述图籍的数量大，并且撰述时间相对集中，绝大部分作品产生于嘉靖至万历年间，正是边防形势处于危机的关头。

经过比较研究，林梅村认定《蒙古山水地图》的内容主要来源于当时可见的四种材料：一是元末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二是洪武年间的《大明混一图》，三是明初的《陈诚西域使程记图》，四是明初传安的见闻录。另外，元代盛行伊斯兰教，按照穆斯林尊奉的五行仪之一，凡有能力者，有生之年必到麦加朝圣。穆斯林到麦加的路线为传统的“丝绸之路”路线：出嘉峪关西行，经吐鲁番盆地、塔里木盆地诸城，到中亚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干），然后从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西行，至波斯南部的失剌思（今伊朗设拉子），再经报答（今伊拉克巴格达），最后到阿拉伯半岛的麦加。《蒙古山水地图》所述西域地理的部分资料可能也出自到麦加朝觐的中国穆斯林。

《蒙古山水地图》有两个明代刻本传世，一个是收入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由马理主编的《陕西通志》中的《西域土地人物图》，另一个是收入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由陕西三边总督刘宽敏所编的《陕西四镇图说》中的《西域图略》。另外，还有一个台北“故宫”收藏的彩绘本《甘肃镇守图略》所附的《西域土地人物图》及其图说《西域土地人物略》、《西域沿革》。林梅村认为，《蒙古山水地图》是《西域土地人物图》各种版本的母本。但其他学者也有不同意见，比如席会东就认为，《蒙古山水地图》是在《西域土地人物图》基础上简化、改绘而成的，仅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而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都要远低于《西域土地人物图》的其他版本。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彩绘本《西域土地人物图》上绘制有人物和动物：图上有牵马或者牵骆驼的商旅，背着行囊的旅客，牵着贡狮往东朝贡的使者，头戴蒙古帽骑马飞奔的军士、埋头耕种的农夫、在辇帐中接受跪拜的贵族，等等。除了绘注“回回”、“缠头回回”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外，图中在西亚多个城镇绘注有不少汉人聚居的信息。如在文谷鲁城（今约旦安曼西南或埃及马格里布）有“俱汉儿人，蓬头戴帽，种旱田”，在鲁迷城有“缠头回回及汉儿人，有通事”等文字标注，这显示了元明时期汉人在西亚迁居和生活的情况。绘制人物和动物都是《蒙古山水地图》中所没有的，这种制图风格明显是受到欧洲地图绘制的影响。欧洲地图上画了许多人物和动物的形象，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保密地理信息，因为反对偶像崇拜的穆斯林人就无法阅读这些地图。

15—17世纪，是世界史上著名的“大航海时代”和“地理大发现时代”。海洋时代和海权时代的到来，意味着陆上丝绸之路的相对衰落。《蒙古山水地图》恰好是在世界陆海时代转化之际，描绘了西域蒙古化和伊斯兰化大背景下多元文化互动的现实图景，反映了陆上丝绸之路最后的辉煌。

明嘉靖——《广舆图》

《广舆图》是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由罗洪先以元代朱思本的《舆地图》为基础，综合元明两代其他地图绘制而成的大型综合性地图集。图集一共有113幅地图，包括主图45幅，附图68幅。地图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政区图，包括《舆地总图》和两直隶十三布政司图，这是整个图集的基本部分。罗洪先将朱思本《舆地图》大图的形式缩绘分拆成一张总图，又加上16幅分省图。第二部分是边防图，包括九边图11幅和洮河、松潘、虔镇、麻阳诸边5幅。第三部分是专题地图，包括黄河图3幅、漕河图3幅、海运图2幅。第四部分是周边地区和邻国，包括朝鲜、朔漠（蒙古）、安南（今越南）、西域（新疆、中亚、西亚）“四极图”各1幅，还有东南海夷图、西南海夷图（表现出非洲最南端）、日本、琉球、四夷总图等，反映了当时对世界的认识程度。

“四级图”是根据唐、宋、元、明时期的地理资料绘制而成的。比如，西域图中主要标注汉唐以来西域和中亚的历史地名，而较少表现明代西域的现实地理情况，也没有标注蒙古语地名和突厥语地名，突出的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文治武功。

《广舆图》采用计里画方的方法绘制，又制定有一套集合符号为主的图例符号，全图规范、精美、内容丰富，是一部古代地图的集大成之作。从明嘉靖到清嘉庆的200多年中，该图集被刻印多次，有大量不同的摹刻本，并衍生出和《广舆图》形式相近的系列地图集。

该图集的另一影响深远之处在于改变了欧洲人的中国地理观。明朝晚期开始，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地图知识交流是双向的，在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将欧洲近代地理知识体系和制图方法传到中国的同时，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卫匡国和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等人陆续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华，将明代的《广舆图》等中国图籍带回欧洲，并在此基础上编绘《中国地图集》、《中国新图志》等拉丁文中国地理图集，促进了欧洲人对中国地理知识和地理图籍体例的了解。

在此之前，16世纪欧洲学者采用新方法和新技术编绘出囊括新旧大陆的世界地图，开启了欧洲地图学的近代化大门。1584年，比利时人奥特柳斯编绘了欧洲第一部近代地图集《寰宇大观》，其中收录了葡萄牙地图制造商巴尔布达编绘的《中国地图》，该图是欧洲最早的单幅中国地图，在问世后的60年里一直是欧洲所绘中国地图的蓝本。图中描绘的中国是一个混合了欧洲古典地理知识、中世纪《马可·波罗行记》传说和近代欧洲殖民者在东南亚探险成果的产物，中国的轮廓、水系都严重失真。

1655年，卫匡国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中国新图志》，这本地图志在《广舆图》基础上增加了经纬度和矿产资源的信息，内容更加完善，它不仅表现了中国整体轮廓和沿海地区，还描绘了中国各省边界和政区，使得欧洲人第一次看到中国内地地理状况。同时，该图集还是第一次较为准确地描绘出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欧洲地图，增进了欧洲人对东亚的了解。该图集从问世直到1736年法国地理学家在康熙《皇舆全览图》基础上所编《中国图集》的出版之前，一直是欧洲人所绘中国地图的蓝本，在东西方地图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明万历——《坤舆万国全图》

这幅藏于南京博物院的《坤舆万国全图》是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根据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的原图描绘而成，长346厘米，宽192厘米，是一幅采用西方地理观念和图式并融合中国地图资料绘制而成的中文世界地图。

《坤舆万国全图》采用等积投影、经纬网和东西两个半球的椭圆形图式，描绘当时已知的世界五大洲：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南极洲。其中，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的陆海轮廓线经过欧洲航海发现的实际探测，比较准确；南极洲根据当时欧洲的传说绘制而成，比实际面积要大不少；大洋洲当时还没有发现，所以没有绘制出来。在图框四角，分别绘有一幅圆形小图，作为五大洲的补充，其中右上角为九重天图，右下角为天地仪图，左上角为北半球图，左下角为南半球图，反映了当时欧洲人的地球观。

图中用三种色彩来描绘五大洲，用蓝绿色立体形象绘法表现山脉，用双曲线描绘河流，用浅蓝色水波纹描绘海洋。同时，该图采用同时期欧洲地图的典型绘法，在大海中绘制帆船和巨鲸、海怪等海洋动物，在南极洲绘出想象中的狮子、大象、犀牛、鸵鸟等热带动物。图中用字体大小区别五大洲和其他地名，每个地名之下附文字注记，叙述各地的历史、风俗和特产，让读者能够迅速了解当时的整个世界概况。

该图是以欧洲盛极一时的奥特柳斯《寰宇大观》等拉丁文世界地图为蓝本，结合明代的《广舆图》、《大明一统志》、《古今形胜之图》等中国地理图籍编绘而成。为了便于中国官员和学者接受地图，利玛窦改变了欧洲世界地图以大西洋为中心的绘法，将明代中国绘制于全图的中央，对东亚地区的描绘也非常详尽。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利玛窦赴京觐见，向万历皇帝进呈《坤舆万国全图》，受到中国官员和学者的重视。受其影响，一些中国学者陆续编绘了一系列圆形世界地图，如《山海舆地全图》、《两仪全览图》等。

《坤舆万国全图》在中国的刊印和传播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将“地圆说”，欧洲地理大发现成果，五大洲，四大洋，气候带等地理观念、知识以及实地测量和投影测绘等方法传入中国，在学者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利玛窦在地图中翻译的“亚细亚”、“地中海”、“尼罗河”、“南极”、“北极”和“赤道”等地理概念术语也沿用至今。《坤舆万国全图》同样弥补了当时欧洲世界地图中东亚部分不准确的缺憾，推动了中国地图学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

清——《乾隆内府舆图》

该图是在清朝康熙《皇舆全览图》和《雍正十排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由乾隆皇帝主持、清朝官员领衔、中外测绘人员通力合作，于乾隆二十年到二十七年（1755—1762年）完成的大型实测疆域政区总图。它绘制的范围东北起库业岛（今俄罗斯萨哈林岛），东至东海，西至波罗的海、地中海和红海，北到北冰洋，南到印度洋，涵盖了半个亚洲大陆和欧洲东部地区，在北部和西部比康熙与乾隆时代的舆图更加广阔。

清朝康熙中前期，平定南方“三蕃”之乱、收复东南台湾、平定西北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之后，清朝统治逐渐巩固，康熙将治国中心转移到测绘疆域、绘制全国地图上来。由康熙开始，他建立了西方来华传教士和清朝官员共同协作的工作方式。他们采用西方近代三角测量法对清朝全境进行大规模测量，其范围南到海南岛，东北到黑龙江和朝鲜，东南到台湾，西至新疆和西藏，最后用经纬度坐标和桑逊投影法绘制成《皇舆全览图》。雍正时代是清代官方实测“皇舆全图”由全国总图向“天下图”转变的阶段，之后无论是《雍正十排皇舆全览图》、《乾隆内府舆图》，还是同治《大清中外一统舆图》绘制范围均超出清朝的疆域，体现了政治和疆域上天朝一统的观念。

康雍乾三朝都十分重视对西域的测绘。康熙五十年（1711年），康熙派法国耶稣会士杜德美、奥地利耶稣会士费隐领队，出长城至哈密一带，测绘蒙古地区和甘肃、陕西、山西等地。由于未能彻底平定噶尔丹叛乱，他们只测绘了新疆东部的哈密地区。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康熙再次派费隐前往新疆，测绘哈密以西地区，直到伊犁河谷和喀什地区，绘制成《哈密喀思图》和《杂旺阿拉布滩图》，最后纳入总图当中。雍正年间，随着进一步平定噶尔丹贵族叛乱以及和俄罗斯订立西北界约，清廷对《皇舆全览图》做了一些修正：嘉峪关以西的西域部分全用满文注记；西部疆域远达黑海与地中海一带；更正、增加了一些地名，并用虚线绘出了中原通往西域各地的交通道路。虽然有清廷完全掌握，中亚和西伯利亚不少地方都沦为沙俄控制的事实，但清廷仍将其绘入《雍正十排皇舆全图》之中，以彰显天朝一统观念。

乾隆年间的西域大测绘是在平定北疆准噶尔和南疆回部的背景下进行的。乾隆年间的西域测绘分两次完成：第一次开始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二月，由何国宗总负责测绘，从巴里坤分南、北两路，北路测绘天山北麓至伊犁地区，南路由测绘吐鲁番地区；第二次主要测绘南疆、中亚，开始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五月，由明安图、德保、乌林泰及欧洲耶稣会士傅作霖、高慎思、刘松龄等人前往今新疆、中亚地区进行测绘。通过两次测绘，清政府获取了哈密以西、巴尔喀什湖以东、天山南北两路广大地区90余处的经纬度数据，因此《乾隆内府舆图》中西域部分地名的密度和准度都要高于《皇舆全览图》和《雍正十排皇舆全图》。

乾隆将由最后确立清政府统治的地区称作“新疆”，当时被清政府称为“新疆”的地区还有云南乌蒙地区，贵州黔东南古州一带、安顺与钛宁附近，四川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地区。清政府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以后，也将古称西域的天山南北地区称为“新疆”。在全面掌控新疆的基础上，清廷在新疆建立起完善的台站体系和驻防体系，并陆续设置政区、营建城池。《乾隆内府舆图》在满语、蒙古语、突厥语林立的新疆地区突出标绘了迪化城（今乌鲁木齐市）等诸多新建汉语城池，并用象形符号放大绘制了多方乾隆皇帝的御制碑，彰显了清王朝和乾隆帝开拓新疆的文治武功。在此，地图成为疆域的标识与权力的象征。

康熙是位愿意了解西方文明，也尊崇科学精神的皇帝。当时决定进行全国大测绘之时，就是因为在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时，康熙就认识到西方耶稣会士带来的西方地图较中国地图更为精准。另外，任职于清廷的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法国耶稣会士张诚、白晋等人向康熙讲授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和地理知识，也让他感到西学的博大精深。但到了康熙的子孙雍正和乾隆那里，他们就缺乏这样的诉求了。“他们进行大型测绘活动，多半是为了仿效先辈的遗志，”席会东说，“就像康熙在地理测绘时已经搞清楚了黄河的源头，但是到了乾隆那里，他又回归到了《汉书·地理志》中‘伏流重源’说的经典描写。”所以，清朝前期实测地图中已经广泛运用的经纬网和投影技术被束之高阁。清朝中期的各级政府、官员和学者在绘制地图之时，主要运用中国传统形象绘法，采用以文献考据和制图综合为主要手段的传统绘图方式，传统地图仍然是清代地图的主流。倒是像《乾隆内府舆图》这样的地图被传教士带回欧洲，促进了欧洲对中亚的了解，具有一定的世界意义。

（部分古地图资料编辑自席会东著作《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感谢席会东为采访和写作提供的帮助。其他参考书：《历史上的中国：中国疆域的变迁》，葛剑雄著；《中国地图学史》，卢良志编；《蒙古山水地图》，林梅村著） LtnKQuoa63xQNyoZ19hjBV+6BGshSftfdOmL1Fvx79b5YITCK4MsDdzKHDrfr7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