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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创刊之际，为自己确立的定位很有想象力：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
10年之后，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这本杂志做了一项挺有勇气的决定：用五期杂志的封面故事，做一个超大型的抗战历史报道，纪念中国人民的奋斗与胜利。
媒体对历史进行报道，并不稀奇，甚至新闻本身也经常自我标榜——“历史的草稿”。只是，当杂志已经运行10年，各项报道手段日臻成熟，这个时候，周刊独特的新闻方法论对历史的发现与叙述是否有所贡献，以资证明自己存在之价值，才是挑战。
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当然不错；只是，这部草稿的构成，是无数需要重新整理的碎片（新闻）。既如此，我们的历史报道，在尘埃落定、草稿成形，历史事实被无数学者再三甄别，意义与价值日益分明，共识逐渐形成之际，可否反转回来，仍然将宏大历史“碎片化”呢？——碎片化本身，是一种传播技术与手段。用这种手段让概念的历史“新闻化”，并借此重新回到陌生的历史现场。如此，宏大的命题在事实与细节背后，也在传播的快车道上，是双赢。
主意既定，每期抗战主题封面之下，我们以一个“七天单元”承载对当期主旨之“事件报道”，其间“每天”单独成篇，每篇单独立意。有结构的七个“碎片”——历史现场的“事件新闻”，构成了战争不同时期的意义与价值，也构成了历史的连续性。
其实，如果你有意将新闻或报道当作一项技术来研究，它也是常常会让人着迷的。
2005年，对《三联生活周刊》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节点。创办10年之后，它开始腾飞。杂志的销售量，当年翻番，并由此走上长时段的增长之路。
为什么是这一年？很显然，我们被广泛关注的超大型的抗战历史报道，是重要原因。那么，支撑杂志起飞的历史报道，其成功，内在机理又是什么？我们的新闻方法论，最终自证了什么？三年后，清华大学邀请我去做演讲，分享《三联生活周刊》的新闻生产，到了这会儿，我找到了我们历史报道成功的原因。我们生产的不是新闻，而是知识。在这个急速变化的伟大时代，与时俱进的知识，是稀缺商品。
所谓知识，简单说来，无非在对抗人类遗忘的过程中，比新闻存活的时间更长而已。也许，很偶然，有些知识，还能存活更长，成为常识。
在21年的时间里，《三联生活周刊》秉持着自己的使命：生产知识。这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我们有自己的方法论。
当然，生产知识，对杂志来说，是理想与使命，它是否达成，有待更长时间与更多读者的检验。如何检验？这本杂志自身存续多长，以及它与读者、时代和国家形成什么样的互动关系，是一种检验；把杂志有价值的内容编辑成一本本书——最基本的知识的载体，则提供了另一种检验的可能。
现在，这些书，一本一本编辑出来了，它是否生产了知识，是否有可能更长久存续，且看时间的选择了。
李鸿谷
2016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