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创刊之际,为自己确立的定位很有想象力: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
10年之后,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这本杂志做了一项挺有勇气的决定:用五期杂志的封面故事,做一个超大型的抗战历史报道,纪念中国人民的奋斗与胜利。
媒体对历史进行报道,并不稀奇,甚至新闻本身也经常自我标榜——“历史的草稿”。只是,当杂志已经运行10年,各项报道手段日臻成熟,这个时候,周刊独特的新闻方法论对历史的发现与叙述是否有所贡献,以资证明自己存在之价值,才是挑战。
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当然不错;只是,这部草稿的构成,是无数需要重新整理的碎片(新闻)。既如此,我们的历史报道,在尘埃落定、草稿成形,历史事实被无数学者再三甄别,意义与价值日益分明,共识逐渐形成之际,可否反转回来,仍然将宏大历史“碎片化”呢?——碎片化本身,是一种传播技术与手段。用这种手段让概念的历史“新闻化”,并借此重新回到陌生的历史现场。如此,宏大的命题在事实与细节背后,也在传播的快车道上,是双赢。
主意既定,每期抗战主题封面之下,我们以一个“七天单元”承载对当期主旨之“事件报道”,其间“每天”单独成篇,每篇单独立意。有结构的七个“碎片”——历史现场的“事件新闻”,构成了战争不同时期的意义与价值,也构成了历史的连续性。
其实,如果你有意将新闻或报道当作一项技术来研究,它也是常常会让人着迷的。
2005年,对《三联生活周刊》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节点。创办10年之后,它开始腾飞。杂志的销售量,当年翻番,并由此走上长时段的增长之路。
为什么是这一年?很显然,我们被广泛关注的超大型的抗战历史报道,是重要原因。那么,支撑杂志起飞的历史报道,其成功,内在机理又是什么?我们的新闻方法论,最终自证了什么?三年后,清华大学邀请我去做演讲,分享《三联生活周刊》的新闻生产,到了这会儿,我找到了我们历史报道成功的原因。我们生产的不是新闻,而是知识。在这个急速变化的伟大时代,与时俱进的知识,是稀缺商品。
所谓知识,简单说来,无非在对抗人类遗忘的过程中,比新闻存活的时间更长而已。也许,很偶然,有些知识,还能存活更长,成为常识。
在21年的时间里,《三联生活周刊》秉持着自己的使命:生产知识。这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我们有自己的方法论。
当然,生产知识,对杂志来说,是理想与使命,它是否达成,有待更长时间与更多读者的检验。如何检验?这本杂志自身存续多长,以及它与读者、时代和国家形成什么样的互动关系,是一种检验;把杂志有价值的内容编辑成一本本书——最基本的知识的载体,则提供了另一种检验的可能。
现在,这些书,一本一本编辑出来了,它是否生产了知识,是否有可能更长久存续,且看时间的选择了。
李鸿谷
2016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