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屋顶阳台只有这里一处呢。往远处一看，原来到处都是啊。

住在罗马市中心，意味着可以欣赏到三个罗马：一是由街道和罗马广场构成的罗马，二是家中的罗马，三是屋顶上的罗马。当然只有那些非常幸运的人才能同时享受到这三个罗马。

的确，从这里看出去，我理解了为什么说还有屋顶上的罗马。从屋顶上向远处望去，不仅可以平视教堂的圆顶，而且因为视野开阔，心情非常舒畅。这里的气候好像也跟佛罗伦萨不同。

形容罗马的词中有一个词叫“阿里奥索”（arioso）。意思是通风好、不小气。佛罗伦萨位处盆地，夏热冬冷。与此相反，罗马则冬暖夏凉。在意大利半岛，气候最温和的地方是罗马和那不勒斯一带。古罗马人把罗马定为首都，把景观优美、温泉资源丰富的那不勒斯周边选作休养地，我们不得不钦佩他们选择的巧妙。

说到古罗马我想起来了，罗马帝国灭亡已经过去了1500多年，但是罗马市依然把4月21日作为建国纪念日。古罗马被认为是公元前753年4月21日这一天，由罗穆路斯建立国家的。所以在罗马帝国尚存的时代，作为国庆节，每年都要纪念这一天。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这一天不再是建国纪念日。但是罗马作为一座城市存在至今，所以作为建城纪念日，这一天还是值得庆祝一番的。现在的罗马市，简称依然是古罗马时代的“SPQR”，它是由拉丁语“SenatusPopulusQueRomanus”的每个词的首字母构成的，意思是“元老院以及罗马市民”。说起来有点可笑，因为把欧洲、中近东和北非纳入伞下的罗马帝国早已不存在，罗马市民不再是庞大帝国的主人，他们不过是生活在罗马的居民而已。但是，现代罗马人和古罗马人一样，有强烈的自我批判意识。他们修改了“SPQR”的意思，变成了“SonoPorciQuestiRomani”的缩略语，意思是“罗马市民是猪”。

就是这样一座永远不倒的城市罗马，说好听点，这是一座不小气的城市，确切地说应该是一个浮躁随性的城市。也许，只要留在罗马，任何人都会变得“arioso”（阿里奥索）。我在这里举个例子，是《随想录》作者、著名的蒙田在《意大利纪行》中讲述的逗留在罗马期间的事情：

居住在罗马，感到安逸舒适的一个原因是这座城市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具有世界性。在罗马，外国人、祖国是哪里都不是问题。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可以做到像罗马这样。事实上，生活在这里的外国人很多。说到外国人，同一国家的人自成一体，他们的生活方式就好像是在自己的国家一样。罗马的统治者是罗马教皇。只要是基督教徒，无论住在哪里，都受罗马教皇的管辖。所以，他所居住的罗马当然就由那些与他相邻而居的不同国家的团体构成。在罗马，选举教皇也好，任命红衣主教也好，从来不会把国籍当成问题。

威尼斯也是一座外国人聚居的城市，但是这里的情形与罗马截然不同。不少外国人是受该国合理而自由的制度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利益驱使来到威尼斯的。但是，他们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异国。相反在罗马，对神职人员来说有非常合适的组织，制度也是如此。但是，外国人根据各自的财力和地位生活着，就好像生活在自己的国家一样……在罗马，我们法国人穿法国服装、西班牙人穿西班牙服装、德国人穿德国服装，还有来自意大利各地的人也分别穿着他们各地的服装。对于这样显而易见的差别，普通市民完全熟视无睹。只有乞丐看到不同的着装才会用相应的语言说：“请施舍一些吧。”

接着，蒙田又讲述了他本人取得“罗马市民权”的全部经过。他的市民权似乎是通过法国驻罗马大使馆走通了教皇的儿子（在罗马，神职人员可以有孩子）索拉公爵以及侍从长穆佐提的关系取得的。对此，这位法国首屈一指的道德家非常高兴。他这样写道：“尽管它只是一个没有任何实际利益的称号”，“但是它唤醒了我们对古代荣誉和伟大的神圣记忆”，“感到异常高兴”。也许他以为自己终于成为罗马帝国的市民，而这时的法国还叫高卢，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

至此，我们还可以微笑着读他的《意大利纪行》，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就令人觉得可笑了。也许是自己也觉得难为情吧，蒙田本人没有记录下来。据说蒙田利用关系取得罗马市民权的理由是蒙田自称是法国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作为苏格拉底的弟子是在雅典的“学园”教授哲学，该学园解散的理由是不适合基督教徒。如今一位法国的苏格拉底在基督教管理的罗马得到市民权实在令人忍俊不禁，让人不由自主地会以为基督教到了罗马也变得自由散漫。蒙田只是短期逗留罗马的一个旅行者，只因为他是法国的苏格拉底就授予他罗马市民权的教皇是出生于博洛尼亚的额我略十三世。蒙田去罗马的时间是1581年。当时的罗马刚刚经历过宗教改革浪潮和反宗教改革浪潮的冲击。如果是在半个世纪前的文艺复兴时期，我想，罗马不只是“通风好”，应该还充满蓬勃生机吧。

罗马取代佛罗伦萨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是因为什么？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和所有历史现象一样，文艺复兴何时成为中心，何时变成外围，是无法说出明确界限的。它和台风的移动相似。文艺复兴在罗马停留的时期大约是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最初的30年。因为这个时期，莱昂纳多、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这三位文艺复兴巨匠同时生活工作在罗马。

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推动者是佛罗伦萨的大商人们。那么，罗马文艺复兴的推动者又是什么人呢？

应该说是历代罗马教皇。

罗马教皇是神在地球上的代理人，是带领基督教徒的牧羊人。为什么他们会脱离强调通过《圣经》来看世界、来思考、来行动的中世纪而成为提倡用人类的眼光来看世界、用人类的心智来思考问题、用人类的判断来行动的文艺复兴这一精神运动的推动者呢？

没有一个组织可以像基督教这样善于适应时代潮流的。这是他们真正的能量。也就是说，曾经对圣方济各的清贫思想主动示好的罗马教廷，在过了近200年后，也积极参与到华丽的文艺复兴绘画、雕刻和建筑创作中了。

但是，耶稣基督选择的是一朵野百合而非所罗门的荣华富贵。

耶稣是神的儿子。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不是神子，他们是很复杂的生物，既爱野百合也爱所罗门的荣华富贵。

说教堂装饰过于富丽堂皇不适合作为祷告场所的看法过于忽视普通百姓的感情。毕竟，教堂不只是用于新生儿接受洗礼、年轻人举行婚礼、为亡者举行葬礼的场所，它同时也是年轻人追随在心爱的女子身后、从教堂后座向祷告的女子投去炽热目光的场所。这样的地方装饰得漂亮些有什么不好？

但是，除了把教堂装饰得富丽堂皇之外，神职人员职位越高生活越奢侈。这难道不是神职阶级的堕落吗？

没有人会赞赏奢侈的生活，可见奢侈确实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平民总是喜欢自己力所不能及的那种奢华，或者说是向往这样的生活。当今的王室、影视界和音乐界的明星之所以能成为明星，是因为他们有身处不同位置的平民的支持。

另外，与教皇、红衣主教们华丽的法衣形成鲜明对比的还有一群穿着或黑色或茶色或白色的简朴僧服或修道僧服的人。这样两个极端形象同时存在正是基督教会作为一个组织的优势。它同时满足了奢华和清贫两个方面的需求，反映出基督教会熟知人类追求这两者的本性。

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们作为宗教人士，或许有点太过随性。但是，作为基督教会这一组织之长，他们显示出非常强大的力量。换句话说，他们不仅胜任神职界之长的职位，而且对于世俗社会的领袖之职也完全可以胜任。正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一群男人，所以艺术家们才可能与之展开激烈的辩论吧。老老实实完成订单的人只是“匠人”，“艺术家”是利用订单来创造自己想要创造的东西的人。

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有下面这样几位（括号内时间是其在位时间）。按照意大利人的称呼习惯，教皇名字不采用拉丁语而采用意大利语的读音。

庇护二世（1458—1464），俗名埃尼亚·西尔维奥·皮科劳米尼，出生于锡耶纳附近的皮恩扎。他是当时被称作人文学者的知识分子的一员，写有很多著作，是一位文人教皇。他的著作中最有名的是《评论集》。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时，为了拯救国家，他多方奔走，希望成立十字军，但是没有一个意大利城市站出来响应。

保罗二世（1464—1471），俗名彼得·巴尔伯，出生于威尼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兴起导致了西方势力的衰退。他没有组建十字军，而是配合祖国威尼斯通过重建通商关系来挽回西方国家的势力，从而改变了罗马教廷对奥斯曼帝国的政策方针。据说此人当选为教皇就是威尼斯共和国主动出击的结果。所谓主动出击，指的是收买红衣主教们，因为他们每人手上各有一张选举教皇的选票。

西克斯图斯四世（1471—1484），俗名弗朗切斯科·德拉·罗维雷，出生于热那亚附近的萨沃纳。他是一位充满活力的教皇，是开启裙带关系的人，他把自己的侄子们一个个扶上了红衣主教的位置。他组建十字军来抵抗奥斯曼帝国，却因参与国之间的不和而受挫。他把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任皇帝的侄女嫁给了俄罗斯的伊凡三世。通过此次联姻，正式承认俄罗斯为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从而保住了面子。君士坦丁堡沦陷后的罗马教皇们热衷于组建十字军，这是他们作为基督教世界之首对异教徒的奥斯曼帝国不能不采取的措施。他们的立场和现在的教皇一样，只是现在的教皇作为和平使者倡导用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民族纠纷。也就是说，教皇们组建十字军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是基督教会之长，他们有责任抑制异教徒的崛起。

美第奇家族是佛罗伦萨共和国事实上的君主。巴茨家族的男人们把美第奇家族看作眼中钉，密谋杀死洛伦佐和朱利亚诺。表面上看，“帕齐的阴谋”好像是佛罗伦萨内部的反美第奇势力、巴茨家族的男人叛乱，实际上是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在背后指使。这是公开的秘密。

但是，尽管教皇憎恨美第奇家族，美第奇家族在学术、艺术领域所起的作用他却全盘学了过来。这位西克斯图斯四世通过收集修道院收藏的抄本，进一步充实了由四代之前的教皇尼古拉五世创设的梵蒂冈图书馆；把美第奇家族族长科西莫重建的柏拉图学园迁至罗马，以高薪聘请人文学者，创设“罗马学园”的也是这位西克斯图斯四世教皇；另外，建造文艺复兴绘画殿堂西斯廷礼拜堂的还是他。“礼拜堂”在意大利语中叫“Cappella”，是阴性词，再把sisto（西克斯图斯）变形成阴性词，就成了“CappellaSistina”。忠实地把它翻译成意大利名，就叫西斯廷礼拜堂。

西斯廷礼拜堂文艺复兴艺术殿堂化的第一个阶段是由西克斯图斯四世聘请的翁布里亚和佛罗伦萨的画家们完成的。他们是彼得·佩鲁吉诺、波提切利、科西莫·罗塞里、路加·西诺雷利和多米尼科·基兰达约。画在40米×13.5米的长方形两翼的12幅壁画就是这一阶段的成果。教皇也大大方方地邀请了曾经受美第奇庇护的画家。如果洛伦佐不同意，他完全可以阻止这些画家的罗马之行，但是有意思的是，洛伦佐非但没有阻止他们，反而奖励他们前往罗马。也许双方已经意识到有必要改善罗马教廷和美第奇家族之间的关系，于是就把艺术交流作为突破口了吧。

西斯廷礼拜堂艺术殿堂化的第二个阶段是由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侄子、20年后成为教皇的朱利奥二世完成的。当时负责的画家是米开朗基罗，成果就是覆盖了整个天花板的《创世记》。负责殿堂化最后阶段的也是米开朗基罗，成果是画在西斯廷礼拜堂整个西侧墙面上的《最后的审判》。委托人是教皇保罗三世，完成的时间是1541年。西斯廷礼拜堂文艺复兴艺术殿堂化的那些年正好是罗马成为文艺复兴中心的那个时期。

英诺森八世（1484—1492），俗名乔瓦尼·巴蒂斯塔·西博，出生于热那亚。据说他曾经被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用计抓捕过，而洛伦佐深知与罗马教廷为敌对自己是不利的。

洛伦佐要把自己的女儿马达莱娜嫁给教皇的儿子弗朗切斯凯托·西博为妻。当然这不是单纯为了和教皇建立姻亲关系。站在英诺森八世的立场上，他自然希望儿子的将来会有保障，最便捷的办法就是任命儿子为教皇国的小领主。如果教皇真的这样做了，那么洛伦佐的女儿自然就成了侯爵夫人。但是，对父亲洛伦佐来说，同时也是对佛罗伦萨共和国来说，这将是一个负担，因为他不得不做那个小领国的后盾。教皇拥有的权威和权力虽然强大，但是一旦教皇去世，这一切就成了过眼烟云，所以教皇的权威和权力是有限的。洛伦佐认为，对有限的权威、权力做如此的投资并不合适。

于是，“豪华者”洛伦佐在佛罗伦萨市中心建起了一座豪华宫殿，把女婿迎进了门，还为他提供足够多的年金。这样一来，女儿不用成为教皇的人质，相反女婿倒成了自己的人质。教皇没有意识到洛伦佐的这一意图，他和儿子都心满意足。同时，洛伦佐还让世人觉得自己没有利用教皇的裙带关系，依然坚持公平原则。为此，他的声望又提高了许多。

作为经营者，洛伦佐非常失败，是他导致了美第奇银行的倒闭；作为有智有谋的政治家，他却是超一流的。但是，1492年4月，“豪华者”洛伦佐离开了人世，接着教皇英诺森八世也在三个月后去世。这两人的离去宣告了意大利和平时代的结束。

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俗名罗德里戈·波吉亚，出生于西班牙。他曾经迎战查理八世率领的法国军队。这次外国军队的入侵让文艺复兴的主角意大利各城邦意识到了时代的变迁。我想此时，大概只有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和他的儿子切萨雷·波吉亚以及马基雅维利三个人早早意识到了通过维持现状政策来实现意大利内部和平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维持现状政策是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和洛伦佐倡导并维持的一种和平政策。切萨雷则考虑把意大利半岛中部的教皇国变成军事强国，使之成为抵御外国势力的坚强后盾。其父亚历山大六世则利用教皇的权力和权威意图帮助他促成此举。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则用理论论证了这一政治的合理性。意大利进入了急剧动荡的时代。

作为基督教世界的首领，亚历山大六世受到了萨伏那罗拉的批判，被指责是沾染了俗世堕落恶习的神职阶级的代表。后者是在流放美第奇家族之后，试图在佛罗伦萨确立神权政治的说教僧。教皇波吉亚不认为忠实于神的教义的政治是有效的，他熟知佛罗伦萨人的性格。所以他坐观萨伏那罗拉自我瓦解，而没有付诸正面对决。四年后，佛罗伦萨惩处了萨伏那罗拉。

和波吉亚父子有关系的艺术家很多，值得大书特书的却只有两个人：一位是和父亲有关系的平托里乔。波吉亚的公寓的一隅就有平托里乔所作的美丽壁画，现在依然完好地保存于梵蒂冈宫内；另一位是和儿子有关系的莱昂纳多·达·芬奇。他们是在波吉亚建立罗马尼亚公国一跃成为意大利风云人物的那个时期相知相交的。

朱利奥二世（1503—1513），俗名朱利亚诺·德拉·罗维尔，出生于萨沃纳，是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侄子。这位教皇行事捉摸不定。他缔结了康布雷同盟，大家都以为他要攻打不听话的威尼斯，可他转脸却与昨天的敌人威尼斯结成神圣同盟，联手攻打昨天的盟军法国，其可谓气宇轩昂。神圣同盟的口号是“赶走蛮族！”——他们把法国国王看成了蛮族。然而，同时代的有识之士评论说，究竟谁是蛮族，谁也说不清楚。他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和他有关系的艺术家队伍庞大，著名的人物就有下面两位：

1508年，33岁的米开朗基罗开始在西斯廷礼拜堂天花板上创作精妙绝伦的《创世记》。

同年，25岁的拉斐尔在现在依然叫“拉斐尔的房间”的墙上着手制作同样精妙绝伦的壁画。

朱利奥二世既谈不上有教养，也不好说他言行举止高贵干练，但是他在发现年轻艺术家的才能方面独具慧眼。他和拉斐尔始终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与米开朗基罗却冲突不断。原因大概在于拉斐尔性情温和，而米开朗基罗性格过于暴躁吧。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插曲。一天，教皇来到西斯廷礼拜堂，问正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工作的艺术家“什么时候完成”，他听到的是米开朗基罗从天花板上毫不客气扔下来的一句话：“完成的时候！”好在《创世记》完成于朱利奥二世尚在人世的时候。遗憾的是，拉斐尔的全部壁画完成的时间已经是下一任教皇利奥十世的时代。

从教皇朱利奥二世委托米开朗基罗创作的工作量之大上来看，这两个人的性情一定有相似之处吧。二人在创造某种独特的东西时，似乎谁也离不开谁。

利奥十世（1513—1521），俗名乔凡尼·德·美第奇，是“豪华者”洛伦佐的次子，出生于佛罗伦萨。他把美第奇家族对学术、艺术的热爱带进了梵蒂冈。

这位教皇在位时间不长。但是正好在他的统治期间，莱昂纳多、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这三位巨匠都在罗马，在梵蒂冈宫内从事创作。三人中，拉斐尔最小，他由衷地尊敬两位前辈。据说在他所画的壁画之一——《雅典学派》中，站在中央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脸，前者酷似莱昂纳多，后者酷似米开朗基罗。美第奇教皇遗传了父亲收集古代美术品的爱好，而且非常热衷于此。他任命拉斐尔为挖掘遗迹的总监。在拉斐尔的领导下，罗马开始正式的遗迹发掘工作。现在，梵蒂冈美术馆收藏的古代美术品都是始于利奥十世，并由其后历代教皇继承下来的遗迹发掘成果所组成的。这些美术品一方面显示出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对作为异教世界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忌讳；另一方面也见证了当年基督教世界的根据地教皇国早已成为了过去。

利奥十世在所有方面都表现出了美第奇家族男人的风采。他熟知艺术可以为政治所用。在与法国国王和谈时，他带上了莱昂纳多、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三人。自认为是文艺复兴艺术爱好者的弗朗索瓦一世的态度当时就缓和了。尽管是失败的一方，利奥十世与法国国王签署了有利于自己的和平条约。当然，除了上面三位巨匠，让拥有大军的法国国王变软的对策还有一个，就是罗马教廷收藏的古代雕刻杰作拉奥孔群雕的仿制品。利奥十世舍不得把原作送给法国国王。好在法国国王尽管爱好艺术，但对古代艺术品了解不多。于是，这一赠品的原件就留在了利奥十世的手里。这件作品现在收藏于乌菲兹美术馆。也许是受前任国王路易十二世的影响，在意大利众多艺术家中，弗朗索瓦一世好像只崇拜莱昂纳多一个人。而此次相逢成了以后莱昂纳多在法国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契机。

一个人个性越强，他的爱好就越明显。利奥十世崇尚华丽和优美，他不喜欢莱昂纳多追求真相的执着劲儿。最重要的是，这位巨匠从来不为他作画。米开朗基罗宏大的绘画风格非常符合前任教皇朱利奥二世的喜好，却不符合利奥十世的趣味。利奥十世最钟爱拉斐尔。可惜拉斐尔37岁就去世了。对于拉斐尔的英年早逝，利奥十世十分伤心，把他葬在了万神殿，那是古罗马时代诸神的殿堂。保留至今的拉斐尔的墓碑上，刻着皮耶特罗·本博用优雅的文体写的墓志铭。此人又是深受利奥十世喜爱的、后来成为红衣主教的一位文人。

拉斐尔在这里安息，在他活着之时，大自然感到了败北的恐惧；而当他一旦溘然长逝，大自然又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就在前一年，莱昂纳多在遥远的法国去世。三人中，独米开朗基罗一人留在世上，继续孜孜不倦地从事创作。

文艺复兴之花在罗马盛开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美第奇银行的倒闭导致美第奇家族集团早已名存实亡。在这种情形下，就算教皇利奥十世想用私有财产资助艺术，也无奈囊中羞涩。于是，教皇利奥十世想到了售卖赎罪券的方法，说在赎罪券箱中投金币时，如果听到里面发出叮当的声音，那么投金币的人就完成了预约死后在天国的席位。在意大利，没有人受这种把戏的欺骗，却骗倒了德国淳朴的善男信女们。预约天国席位的钱送到罗马，变成了米开朗基罗设计的圣彼得大教堂、拉斐尔绘制的杰作以及利奥十世奢华的生活。对此种行为，马丁·路德极度愤慨，他向教皇抗议，扬言要带领教徒脱离罗马天主教会。利奥十世不是狂热的宗教信徒，他试图对路德处以开除教籍来打击宗教改革运动，但没有成功。于是把基督教世界一分为二的宗教改革拉开了序幕。拉斐尔去世那一年——1520年，对罗马教廷来说是个多灾之年。

之后，坐上教皇之位的是荷兰人阿德里安六世。他在位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随即，教皇的位置再次回到意大利人手中。

克莱门特七世（1523—1534），俗名朱利奥·德·美第奇。他是一位私生子，其父亲是“帕齐的阴谋”中遇害的朱利亚诺。洛伦佐把他过继过来，像亲生儿子一样抚养长大后，把他送进了神职界。在当时的意大利，神职阶级的世界不会抛弃私生子。因为当时在罗马教廷，即便是教皇的亲生儿子，在法律上也只能算作私生子。朱利奥当上了佛罗伦萨的一名主教。后来，利奥十世即他的堂兄弟乔凡尼就任教皇后，任命他为红衣主教。因此，他是出生于佛罗伦萨的教皇。

出生于北方国家荷兰乌得勒支的阿德里安六世就任教皇的一年间，根据编年史作者的描述，罗马“好像死了一样”。然而，随着克莱门特七世的即位，罗马再次焕发出了生机。罗马梵蒂冈宫在利奥十世时代被称为“欧洲最辉煌的宫廷”，此时再次成为古典学者及艺术家们竞相展示才华的场所。

遗憾的是，第二位美第奇教皇缺少政治灵敏度。除了意大利，当时的欧洲已经迎来国际政治变革期。这一政治动向没有引起他的重视。还有，有着哈布斯堡家族血统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查理五世）在四年前继承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同时还主宰着德国和西班牙，他手中的权力非常强大。对此，克莱门特七世同样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谓同盟，是弱者与弱者相互合作力争成为强者的一个手段。在特定的时代里，这个策略是有效的。但是，再好的策略，只要不适合时代的潮流就一无用处。在佛罗伦萨做主教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克莱门特七世与马基雅维利成了好友，然而他似乎并没有理解马基雅维利一直在提的“时代性”。为了对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洛斯，他与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结成了科尼亚克同盟，结果却导致了1527年的“罗马浩劫”。教皇国的首都罗马被皇帝统治下的德国雇佣军攻陷，遭到了长达一周的烧杀抢掠却毫无还手之力。不得已，克莱门特七世和红衣主教们离开梵蒂冈宫，逃到已然城市化的圣天使城堡，躲过一劫。保护教皇的瑞士雇佣军在战斗中无一幸存。

西斯廷礼拜堂变成了士兵们的临时营房，拉斐尔创作的壁画所在位置变成了马厩，教皇墓纷纷被盗。占领军野蛮的行为连西班牙方面也深感震惊。西班牙军高级将领给皇帝送去了这样一封信：

整个罗马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圣彼得大教堂和教皇的宫廷成了士兵和马匹的居所。我们的队长奥兰奇公爵试图整顿军队纪律，然而，面对这群强盗般的雇佣军却束手无策。德国雇佣军野蛮至极。他们全然不把罗马教廷放在眼里，让人不得不想，路德会教徒原来是这样一伙人。无数贵重物品、艺术品被盗并遭到毁坏。

接到罗马遭受如此重创消息的伊拉斯谟给他的朋友红衣主教萨杜里多写了一封信：

罗马不只是基督教徒的首都，它是具有高贵精神的艺术女神慕斯的居所，是我们的母亲。我为罗马的悲惨遭遇深深哀悼。

置罗马于群龙无首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逃到意大利中部小城市奥尔维耶托避难。这里四面悬崖，易守难攻。当然，他也在积极寻找对策，希望与皇帝卡洛斯达成和解。同时，卡洛斯也需要与教皇达成和解。因为作为基督教社会的世俗第一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要做到名副其实，罗马教皇主持的加冕仪式必不可少。“罗马浩劫”三年后，双方在博洛尼亚举行会谈，达成了和解。卡洛斯戴上了皇冠。克莱门特七世迫使皇帝答应为美第奇家族重回佛罗伦萨统治地给予必要的帮助。这一年，佛罗伦萨因拒绝美第奇家族回归，遭到皇帝军队的攻打而沦陷。从此，佛罗伦萨从共和国变成了皇帝保护下的公国。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在看到卡洛斯正式授予亚历山大公爵称号后离世。关于亚历山大，私生子的传言曾经盛极一时。

保罗三世（1534—1549），俗名亚历山大·法尔内塞，出生于罗马。

法尔内塞教皇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天主教界首领。他与亨利八世因为后者的离婚案发生了冲突，结果是他同意英国基督教徒成立英国国教会，从罗马教廷分离出去。他还正式承认了反宗教改革中最具战斗精神的耶稣会，并主持召开了反宗教改革的理论武装之地塔兰托大公会议。他被认为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后一位教皇。现在的罗马，巴洛克风格的建筑比比皆是。原因是在“罗马浩劫”中，文艺复兴样式的建筑遭到严重破坏，不得不进行重建。既然是重建，就要用新的建筑样式，于是正在兴起的巴洛克样式成了主角。现在的罗马较完好保存下来的文艺复兴样式建筑已经很少，威尼斯广场南侧的威尼斯宫是其中之一。这里曾经是出生于威尼斯的教皇们的私宅，后来用作威尼斯驻罗马大使的公馆，所以现在依然保留了这个名称。出生于锡耶纳的银行家基奇的家——基奇宫是其中之二。再有就是米开朗基罗设计的法尔内塞宫。这座建筑物是为教皇和其儿子亚历山大·法尔内塞红衣主教而建的住宅。现在，威尼斯宫变成了美术馆，基奇宫成了首相官邸，法尔内塞宫为法国大使馆所用。在意大利，无论是电视还是报纸，通常使用“基奇宫”或“法尔内塞宫”来表示首相官邸或法国大使馆。

法尔内塞教皇统治的15年对于文艺复兴那时唯一留在世上的巨匠米开朗基罗来说，正好是他59到74岁的这个时期。从年龄上看，他已进入老年。但是米开朗基罗不是老人，教皇委托给他的工作还很多。除了设计法尔内塞宫，其余的都是公共事业。

法尔内塞教皇继承了前任美第奇教皇的想法。1535年，他委托已经60岁的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礼拜堂尚未画有作品的唯一一面墙上画下了《最后的审判》。在天花板上创作《创世记》的时候，米开朗基罗只有30多岁，完成作品只用了3年时间。但是，《最后的审判》却耗时达6年之久。这又是一幅力作，给人感觉是这位巨匠竭尽最后的力量而作。随着这幅壁画的完成，西斯廷礼拜堂文艺复兴绘画殿堂化的进程随之结束。

1538年，《最后的审判》尚在绘制之中，教皇又委托米开朗基罗重新开发早成废墟的卡匹托尔山。这是罗马著名的七丘山之一。在这个山上，63岁的米开朗基罗是这样设计的：中央是一个广场，立一尊马可·奥勒留大帝的骑马像；骑马像后面和左右两侧分别建起三座建筑物；正面是平缓且宽大的台阶，可以通往威尼斯广场。古代皇帝马可·奥勒留的骑马像长期搁置在圣约翰大教堂前的广场里，米开朗基罗考虑把这座像利用起来。据说罗马帝国变成基督教国家的时候，在罗马，皇帝的骑马像不下22尊，除了这一尊，其余全部被毁。基督教徒视罗马皇帝为敌人，自然不会接受皇帝的骑马像。这一尊皇帝骑马像之所以得以留存，据说是因为他被当成了君士坦丁大帝。君士坦丁大帝是使基督教成为一种合法的、自由的宗教的皇帝。虽然后来基督教世界人们一度仅仅因为是异教徒留下来的东西就要把从古罗马到古希腊的所有艺术品或毁坏或扔进台伯河，再把铜像熔化，制成其他东西，但当人们知道这尊骑马像表现的是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时，上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只是憎恶虽然不再，漠视却延续了很久。就这样，马可·奥勒留皇帝的骑马像一直被搁置着。1350年，是米开朗基罗让它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现在，这尊像进了同是米开朗基罗设计的、与卡匹托尔广场相邻的美术馆，用玻璃罩保护了起来。不是为了预防狂热的基督教徒对其进行破坏，而是为了防止受到大气的污染。现在，米开朗基罗设计的、支起这尊骑马像达460多年之久的底座上，放着一尊粗制滥造的仿制品。我相信如果米开朗基罗看见一定会大发雷霆。不过底座是真的，委托人法尔内塞的名字依然清晰可辨。

米开朗基罗很长寿，教皇一个个地离去，而他却一直活在世上。1561年，教皇国的统治者换成了庇护四世。此时的罗马正处于反宗教改革的关键时刻，力求重整因宗教改革而威信尽失的天主教会。教皇庇护四世考虑要在戴克里先皇帝大浴场的遗址上建设基督教堂。戴克里先是4世纪初的罗马皇帝，他曾经有计划地迫害过基督教徒，因此恶名远扬。传说为了建设这个大浴场，他强迫4万基督教徒参与了建设。教皇的想法是，为了再次证明基督教的胜利，就要在这样的地方建教堂。

当然，适合这项具有纪念意义工作的人，除了名震天下、甚至被冠以“如神”这个形容词的米开朗基罗之外别无他人。已经86岁高龄的这位巨匠接受了教皇的委托。

完成后的这座教堂取名为“天使和殉道者圣母玛利亚教堂”，其构造非常奇特。通常，教堂建筑呈纵十字形，而这座教堂却是横十字形。正面也不是平面，而是半圆形，这在古代叫艾赛德拉。这样设计的原因是米开朗基罗要保留戴克里先皇帝大浴场中央部分的原样。所以，如果你想亲身感受一下古罗马大浴场的空间感，与其去卡拉卡拉皇帝浴场，不如走进这座教堂更有用。因为虽然卡拉卡拉皇帝浴场在规模上与古时一样，但现在保留下来的只有墙壁和地面。在《最后的审判》中，米开朗基罗又把基督画成了肌肉健美的裸体形像。经他之手，原本为了纪念基督教胜利之事却变成了纪念异教徒的古代建筑师。三年后，米开朗基罗离开人世。

不知道是因为它是米开朗基罗最后的作品，还是作为文艺复兴和古罗马相融合的象征，现在，天使和殉道者圣母玛利亚教堂成了意大利政府主办的国葬场。

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是从庇护二世到保罗三世的话，那么也就是从1458年到1549年的90年，这期间共产生了9位教皇。罗马教皇应该是神在地球上的代理人，是牧羊人，领导信徒是他们的任务。但是这9位教皇身上完全看不到这样的作为。换句话说，他们什么都做过，也具备做这些事情的能力，但是，有一件事他们没做，那就是引领迷途的羔羊。

的确如你所言。电影《第三个人》临近结束的地方有一段奥森·威尔斯扮演的“第三个人”说的台词。原话我不记得了，大意是这样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尽管有波吉亚这样的人为非作歹，世界动荡，依然创造出了伟大的文艺复兴文化。清新平静的瑞士不是也只创造了布谷鸟报时挂钟吗？”

我不是为恶行辩护。我只想说，霸气、活力和勇气与善恶无关。毕竟人类现实社会中，野百合和所罗门的荣华富贵是共存的。

您在“佛罗伦萨篇”中也说过，学术、艺术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繁荣。但是，罗马教廷与佛罗伦萨的经济人不同，他们既不是创造财富的个人，也不是构筑财富的组织。在这样的情况下罗马经济得以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呢？

自古以来，基督教徒就有一个义务，即每年要向教会缴纳收入的十分之一，理由是资助穷人。在“什一税”的体系下，收入增加，税收也会随之增加。罗马帝国灭亡后延续了上千年的“黑暗的中世纪”，就像人口缓慢增长一样，经济的增长虽然缓慢却一直在持续，税收自然也随之增加。此外，中世纪时代的修道院既不是单纯的祷告场所，也不是单纯的抄写古典之处，在黑暗时代的中世纪修道院同时还经营着农业。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过去后，因惧怕海盗打来，农民们纷纷弃地而去，农耕地变成了荒地。在这样的土地上，修道院的修道士们重新开荒种地。查阅意大利葡萄园的原始账簿，会发现它们最初大多属于修道院。当修道士开垦的土地上又可以种植农作物的时候，农民就会回来，农作物就会增收。农作物增收了，农民就有了养育后代的能力。大多数修道院建得像城堡一样固若金汤，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在海盗侵袭时，可以用作农民的避难所。

就这样，随着修道院农耕地生产力的提高，这些土地的“地主”罗马教廷的财力随之增强。中世纪到了后期，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社会经济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景象，“什一税”的税收进一步增加。罗马教廷的财力与人口成比例地增长也就理所当然了。

但是，有钱未必崇尚学术、艺术。对学术和艺术丝毫不感兴趣的有钱人可是多得很。

的确如此。人类以及人类书写的历史很多时候不能只用数字来解释。

每个人都拥有生命力，孩子也一样，年轻时的生命力最为旺盛。但是，在生命力之外如果加上意志力，就会形成斗志或者野心，拉丁语叫“vietus”（美德），意大利语是“virtu”。这个词的意思是“道德”、“优点”、“力量”、“能力”和“才干”等。生命为自然所赠，而美德却是人类意志力的结果。所有人都有生命力，但美德不是人人具备。马基雅维利说过，这种“美德”（vietus）会在不同民族间转移。古代是从希腊到罗马，文艺复兴时期是从佛罗伦萨到罗马，而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经济实力。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吗？

那就是想知道、想看到的欲望吧。回顾一下尤里乌斯·恺撒说过的这句话：

一个人，无论是谁，不可能看到现实中的一切。更多的人看到的只是他想看的现实。

正因为恺撒看透了人性的现实，所以才有可能说出这样的话。但是，我们作为“更多的人”中的一员，难道只能对自己绝望了吗？那也不是。因为，更多的人如果想看到，他们就能看到。所以，关键在于有没有想看的欲望。也就是说，只要有想看的欲望就可以看到。想知道、想看到的欲望是文艺复兴的根源。继佛罗伦萨之后的罗马也受到了这一文艺复兴精神的感染。

文艺复兴精神的导火索是复兴古代，所以，一旦感染上这种精神，罗马无疑比佛罗伦萨有利得多。在佛罗伦萨，学者和艺术家只能通过访问罗马、阅读美第奇家族购买的古典文献、欣赏美第奇家族收藏的艺术品等来发现古代精神，与此相比，这样的东西在罗马随处可见。之前，人们没有想看的欲望，所以他们没有发现“古代”。然而，一旦有了想看的欲望，他们就看见了。这里所谓的“看见”，指的是人们为这些东西的美而觉醒。

尼禄是被认为曾残忍迫害基督教徒的罗马皇帝，所以尼禄宫殿（黄金宫殿）受到基督教徒的嫌弃。但是，如果抛弃偏见认真欣赏遗留在这座宫殿遗迹上的壁画，尽管壁画只剩下很少一部分，仍可以了解到古代业已存在的透视画法的重要性。还有，罗马斗兽场，之前一直被当作可以获取建材的场所，仔细观察，你会为其构造的合理性和功能性赞叹不已。此外，被投入台伯河又捡回来的神像、因为鼻子被削扔在路边的雕塑等，静下心来欣赏，你会发现眼前泛着白光的大理石曾经竟是一件件艺术杰作，尽管上面布满了河泥造成的斑痕，尽管他们少了鼻子。日语中有一个词叫“慧眼”，意思是看清事物本质的敏锐洞察力，文艺复兴精神就是人类让自己重新拥有慧眼的一场运动。

慧眼的意思我懂了。在这方面，佛罗伦萨和罗马有区别吗？

简单地作一下分类，也许可以说，佛罗伦萨风格的慧眼，其代表人物是莱昂纳多·达·芬奇。而罗马风格的慧眼，代表人物则是米开朗基罗。至于为什么是他们二人，很难用语言解释清楚，只有细心欣赏这两位巨匠留下来的“作品”才能体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莱昂纳多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可以是莱昂纳多，而米开朗基罗，只有在罗马，他才是米开朗基罗。

你的意思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造就了米开朗基罗吗？

是的。应该说同时也是米开朗基罗造就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

20世纪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访问罗马后写过一篇印象记。事实上到了罗马得到慧眼的文人艺术家，以歌德为首，多到不胜枚举，马克·吐温也是其中之一。然而，一说到他是《汤姆·索亚历险记》的作者，他的那篇印象记就让人觉得实在幽默得很。他这样写道：

今晨心情极好，因为昨天得知米开朗基罗死了。

在罗马，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能感觉到米开朗基罗的存在。对于以创作为工作的人来说，他们一定会在心里暗自庆幸米开朗基罗的死，庆幸这个把什么都做了的人终于死了，他再也不能创造。话说回来，500年前，当米开朗基罗看到眼前无数的古代杰作，大概也有过这样的念头吧。他可能会想，虽然他们创造了如此辉煌的东西，但是他们已经死了，再也无法创造了，而我还活着，我还可以创造。一位优秀的创作者对另一位优秀创作者所能给出的最高评价就是：“他终于死了，太好了。”

随着米开朗基罗离开历史舞台，罗马的文艺复兴随之呈现衰退之势。究其原因，是因为宗教改革吗？

还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日本的文艺复兴学界占压倒性的意见是因为没有宗教改革，所以作为精神运动，文艺复兴是不完整的。对此，我实难接受。当然，一个大学生嘛，学到的知识很少，所以写毕业论文的时候，虽然觉得奇怪，却拿不出可以用来论证的论据。后来，在写作有关文艺复兴的过程中，渐渐地，我有了信心。我确信，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作为精神运动，文艺复兴没有宗教改革是不完整的说法是错误的。

为了证明这一点，仅仅一个论据是不够的。那我就举一个例子，说说马基雅维利和路德。马基雅维利生于1469年，卒于1527年，路德生于1483年，卒于1546年，故而可以认为他们是属于同时代的两个人。二人还有一个共同点：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是基督教思想，但是人性并没有因此得到改善，人类社会依然充满了罪恶。对此，他们感到迷惑。两人认真地思索其原因并真心地寻求打破现状的方法。

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是这样认为的，他说：

基督教思想作为指导理念，统治这个世界长达千年之久，人性却没有因此改善。那么只能说，不变的是人性。因此，只有从人类现实的形象而不是想象的形象入手去改变，或许才会有效果。

另一方面，德国人路德的想法又是这样的，他说：

千余年的基督教社会在改善人性方面没有起到作用，是因为基督（即神）和信徒之间隔着一个神职阶级。不是基督的教诲对改善人性没有作用，而是因为隔着堕落了的神职阶级，所以未能起到作用。因此，改善人性的方法是废除神职阶级，让神和人直接交流。

天主教会由神职阶级构成，是存在于神和信徒之间的一个组织，罗马教皇为最高神职官，下设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神父和修道士。之所以设神职阶级，是因为他们需要向信徒传授教典（即《圣经》）。而路德提倡的新教，特点是不要这个过滤层。

包括马基雅维利在内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人并非没有看到神职阶级的世俗化。只是从地理上，他们对十字军东征之举看得更透彻，所以对于失去过滤层后可能出现的危害也更敏感。

神不会说话。所谓神说了什么，不过是信徒的想象而已。有宗教专家神职阶级在，他们会根据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对某事某说法进行过滤。所以，类似信徒声称听到了神的声音这种事情就不会被大量公之于众。如果没有这层过滤，则很容易有人站出来声称听到了神之声音。也就是说，神和信徒如果直接交流最容易出现的情形是，信徒个人的想法被说成是神的想法。

十字军东征是因为人口不断增加的欧洲无力养活增加了的人口，于是这些吃不饱饭的人们拿起武器，一次次地向富庶的东方发起了战争。但如果只是纯粹的民众，他们做不到斗志激扬，这就需要寻找理论依据，而宗教是再合适不过的理论武器。欧洲民众就是以宗教作为夺回圣地的借口，借口从异教的穆斯林手中夺回基督教的圣地是神的指示，服从神的旨意是基督教徒的职责。而十字军提出的口号就是“神之所望”。正因为有神职阶级存在，所以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没有神职阶级，那么信徒的想法就是神的想法，就会出现各行其是的现象。马基雅维利的选择是，宁可容忍小恶来阻止大恶，而不要在废除小恶后出现危害更大的大恶。

这不是马基雅维利一个人的想法。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分子对教会的批判是不留情面的。但是，他们和同时代的伊拉斯谟一样，尽管批判起神职阶级来毫不留情，却没有人提出废除神职阶级。这并不是说他们比路德更稳健，事实上与路德相比，他们只是不相信人性的善。马基雅维利认为这才是真实的人性。他引用了尤里乌斯·恺撒说过的一句话：

无论多么坏的事，最初的理由总是冠冕堂皇的。

我想，发起宗教改革的人们就是这样想的：只要动机好，一切都是好的。尤其是到了现在，在路德之后又过去了500多年，人性没有得到丝毫改善。因此，我更坚定了我的想法。

以上就是我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本质上不同类这一论点提出的论据。至于你提出的罗马文艺复兴衰退的原因是否缘于宗教改革这个问题，既然我采用了“不同类论”，那么，我的回答只能是：不是直接原因，却是间接原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虽然表示反对但对路德提出的废除神职阶级论深有同感的人中有不少是文艺复兴人，其中包括马基雅维利、其好友圭恰迪尼、伊拉斯谟，甚至罗马教廷内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教皇利奥十世虽然对路德处以开除教籍的惩罚，但是这位美第奇教皇和红衣主教们在谈话中常常提及路德，并就路德的想法展开自由讨论。这种自由正是文艺复兴精神的本质。对此，反宗教改革派愤慨不已。他们认为，正是罗马教廷内的这种自由气氛才让新教得以泛滥猖獗的。

反宗教改革是天主教内部危机意识的产物。赞同此说的人，包括赞成此说的神职人员认为，发生在1527年的“罗马浩劫”与其说是新教教徒德国士兵对天主教根据地罗马进行的破坏，不如说是神给予罗马的神罚，因为罗马感染上了文艺复兴的色彩。所以为了罗马不再受到第二次神罚，为了从危机中拯救天主教，他们认为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约束。自此，残酷的异端审判时代就此拉开了序幕。如果说接受不同思想的是文艺复兴，那么拒绝接受不同思想的就是反宗教改革。这又是一个“只要动机好，一切都是好的”的例子。我想文艺复兴就是被反宗教改革扼杀的，而反宗教改革的主角不是意大利人，而是西班牙人。

马基雅维利的著作成为禁书、米开朗基罗创作的基督裸体像被画上腰布、伽利略不得不宣称放弃日心说的时代到了。莱昂纳多·达·芬奇的一生正好处于文艺复兴鼎盛期，如果他晚出生50年的话，不知道会是怎样的情形。相信他那坚定的、科学的探索精神一定会与反宗教改革风潮下的罗马教廷发生激烈冲突。也许为了避免成为异端审判的牺牲品，他会逃往威尼斯或者阿姆斯特丹避难吧。从异端审判官的作为来看，一旦被他们盯上，就难逃有罪判决。人们谈异端审判官色变，甚至称他们是蛇。他们下令进行的拷问之残忍之凄惨，可以让人们真正了解到自认动机正确的人所作之恶是多么骇人。异端审判不是在16世纪中期突然爆发的，在欧洲其他地方早已出现。只是它来势汹汹地到达罗马是在罗马教廷被反宗教改革派占领以后的16世纪中期。臭名昭著的异端审判官抓捕之手没有伸及的地方据说只有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两地，这就是16世纪中期的现状。

于是文艺复兴也从罗马转移到威尼斯了，对吗？

从历史上来看，威尼斯共和国与罗马教廷之间始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威尼斯没有拒绝罗马提出的设立宗教裁判所的要求。他们同意设立宗教裁判所，条件是裁判所中必须有共和国方面的代表，也就是有世俗社会的人加入。而在其他国家，宗教裁判所只有神职人员。同时，宗教裁判所的会议章程规定，只要有一位委员退席就必须流会。

于是在威尼斯，在宗教裁判所会议上，神职人员刚开始说明理由，提出要对某市民进行异端审判，宗教裁判所中的元老院议员就会起身退席。所以表面上威尼斯并没有反对反宗教改革，只是让它“流产”而已。正因为这样，在反宗教改革之风呈横扫一切之势的欧洲，威尼斯成了为数不多的避难港之一。文艺复兴也来到威尼斯避难，就像一个世纪之前，为了躲避战乱，从意大利各地来到威尼斯避难的手艺人一样。 OwYj1DEvo/JWsiMuF+JhCjqmvtxNlmzWsYSEqbLDljU34qCuMc2+9KXsepOa25L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