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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的最后岁月，堪称山东六国中最有型的一个。
即或是军力最为强大的赵国，在护国之战中也未能有一场足以令人称道的大胜。虽然，赵国灭亡之前，李牧军曾两败秦军。但是，李牧战败的不是秦军主力，且战事规模较小，远不能与楚国抗秦之战同日而语。
相比之下，楚国在最后岁月的两次大战，实在是有声有色。
第一战，楚军以成功的防守反击战，大败秦国主力大军二十万，追击三日三夜不顿舍，攻破两壁垒，杀七都尉。以最保守估计，秦军战死也当在七八万上下（不包括伤残）。此战规模之大，超过了战国中期六国合纵抗秦的最大胜仗——信陵君救赵之战，更远远超过其余几次胜秦小战，当之无愧地成为战国百余年整个山东六国对秦作战的最大胜利。
第二战，秦以举国兵力六十万南进，楚军以六十余万应战，对峙年余兵败，堪称虽败犹荣。败而荣者，一则，楚国在奄奄一息之时，尚能聚结与秦国对等的兵力，形成战国之世唯一能与长平大战相媲美的平原战场大相持、大决战，其壮勇气势可谓战国绝唱。二则，国君力主抗秦，城破不降；统帅殚精竭虑，兵败自杀；从来分治自重的楚国世族，没有出现一个大奸权臣卖国者。凡此等等，皆具最后的尊严，与他国大不相同。
假如排除了种种偶然，楚国能否避免灭亡的命运？
这是一个历史哲学式的问题，也是一个破解历史奥秘的门户问题。虽然有违“历史不能假定”的格律，颇显臆想色彩，但却能引导我们穿过琐碎偶然漫天飘飞的迷雾，走进历史的深处，审视历史框架的筋骨与支柱。假如楚王负刍更为明锐，假如项燕的“退兵淮南，水陆并举，长期抗秦”方略能够实施，假如项燕拥立昌平君成功，假如楚国的封邑军战力如同主力大军，假如战场没有大雾，假如楚军粮草充足兵器精良，假如楚军不退兵移营而继续原地相持，假如项燕选择了一条更好的退兵路线而不奔蕲县，甚或，假如秦军统帅不是王翦……楚军能战胜吗？楚国能保住吗？
纵然如此，仍然不能保住楚国不灭。
为什么？
首先，已经发生过客观历史状态，是我们无法以任何逻辑分析所能取代的。这一状态就是，楚国在最后岁月的种种努力，都已经在亡国危境的胁迫下达到了最大限度——种种掣肘减至最小，聚合之力增至最大。没有努力的部分，则是楚国已经无法做到的部分。正是这种“已经无法做到”的部分，作出了“不能”两个字的回答。
那么，这种已经无法做到的部分究竟是什么？
就国家生命状态而言，这种已经无法做到的部分，是国家聚合力不够。
以今日话语说，战时的国家动员能力，楚国尚处于较低水平。尽管与楚国自身的历史比较，此时的国家聚合力已经增至最大。然则，以战国之世所应该达到的最佳国家生命状态而言，也就是横向比较，楚国的聚合力尚远远不足。具体说，与敌手相比，楚国的聚合之力远低于秦国。庙堂决策之效率、战败恢复之速度、征发动员之规模、粮草辎重之通畅、国家府库之厚薄、兵器装备之精良、器用制作之高下、商旅周流之闭合、民气战心之高下……凡此等等，无一不低于秦国。就是说，楚国的国家聚合能力，远远低于战国之世的发达状态。所有这一切，面临存亡之战的楚国，已经无法改变了，更无法做到秦国那样的最佳状态了。所以，结局是清楚的：秦国可以在主力大军一次大败之后，几乎不用喘息立即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战争。而楚国一旦战败，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楚国起源于江汉山川，数百年间蓬勃发展，横跨江淮，以至战国末世据有整个南中国，成为幅员最大的战国。而且，这个南中国不是长江之南，甚至也不是淮水之南，而是大体接近黄河之南。如此煌煌广袤之气势，虽秦国亦相形见绌。然则，就是如此一个拥有广袤土地的最大王国，其国力军力，却始终没有达到过能够稳定一个历史时期的强大状态。战国之世，初期以魏国为超强，中期除秦国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之外，齐国、赵国、燕国，也都曾经稳定强大过一个历史时期，甚至韩国，也曾经在韩昭侯申不害变法时期迅速崛起，以“劲韩”气势威胁中原。
在整个战国时期，唯独楚国乏力不振。战国楚最好的状态，便是虚领了几次合纵抗秦的“纵约长国”。战国楚最差的状态，则是连国君（楚怀王）都被秦国囚禁起来，折腾死了。除了最后岁月的回光返照，楚国在战国时期从来没有过一次撼动天下格局的大战，譬如弱燕勃起那样的下齐七十余城的破国之战。
所以如此，根源便在楚国始终无法聚合国力，从而形成改变天下格局的冲击性力量。楚国的力量，只在两种情势下或大或小地有所爆发：一种是对包括吴越在内的南中国诸侯之战，一种是向淮北扩张的蚕食摩擦之战。这就是之所以楚国已经逼近到洛阳、新郑以南，而中原战国却始终没有一国认真与楚国开战的根本所在。
在北方大战国眼中，楚为大国，完全不许其北上扩张几乎不可能。而要楚国聚力吞灭哪个大国，则楚国也万难有此爆发，故此无须全力以赴对楚大战。当然，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秦国威胁中原太甚，山东战国宁可忍受楚国的有限蚕食。若非如此，则很难说楚国能否在战国后期扩张到淮北。
一个广袤大国长期乏力，必然有着久远的历史根源。
我们得大体回顾一番对楚国具有原生意义的历史发端事件。
楚国的历史，贯穿着一条艰难曲折的文明融合道路。
楚，在古文献中又称为“荆”、“荆楚”。考其原意，楚、荆皆为丛木之名。《说文》云：“楚，丛木，一名荆也，从林疋声。”又云：“荆，楚木也，从艹刑声。”李玉洁先生之《楚国史》以为：“疋，人足也。如此论，则楚乃林中之人……古时刑杖多以荆木为之，故荆字从刑。荆、楚，同物异名，后又合而为”一。《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大夫子革云：“昔我先王熊绎，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
上述史料，以及其余史料，都说明楚人确实是在荒僻的荆山丛林草莽中拓荒生存，历经艰难而发展起来的一个山林族群。
楚人历史的第一次转折，是进入中原王权文明圈。
依据种种史料评判，至少从殷商末期开始，楚部族与中原王朝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融合，楚部族已经成为受封于“楚”地的殷商小方国。据西汉刘向《别录》载：商末之时，楚人族领鬻熊曾与商纣臣子辛甲一起叛商，逃奔周地，臣服了周文王。《史记·楚世家》则记载：“鬻熊子事文王。”这就是说，鬻熊当时接受的封号是子爵，几乎是最低等的小诸侯。甚或，算不算正式诸侯还很难说。
直到周成王时，楚部族首领熊绎，才正式被周王室册封。就其实际而言，则是周王室承认了事实上已经自立发展起来的楚人政权。这次册封，确认了四件大事：其一，国之封地，楚；其二，城邑（都），丹阳；其三，姓，芈氏；其四，熊绎爵位，仍然是子爵。（《史记·楚世家》云：“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俱事成王。”）自此，楚人具备了西周诸侯封国的四大要件，相对正式化地进入了王权文明圈，成为了西周诸侯。但是，当时楚政权的爵号很低，很难与中等诸侯国相提并论。
显然，与鲁国君主的公爵相比，楚国君主的子爵是太小了。
而楚人的真正飞跃，在于周幽王镐京事变后熊通称王。
西周失国，平王东迁洛阳，东周伊始。
这时，楚人内部发生了一次兵变，族领蚡冒的弟弟熊通，杀死了蚡冒的儿子，夺位自立为楚人君主。熊通极是强悍，全力整合楚地各族，土地民众有了很大扩展。在熊通即位的第35年，楚人政权已经成为江汉山川的最大邦国。于是，趁周王室东迁初定诸事尚在忙乱之机，熊通率军北上，攻伐姬姓王族诸侯的随国
。随国派出特使，指斥楚国征伐无罪之国。熊通全然不理睬，一战俘获了随国的“少师”（太师副手，此时当为随军主将）。
随国上下震恐，被逼迫与楚议和。熊通只提出了一个条件：随国必须上书周王，敦请周王将楚国君主的爵位提高到“王”——与周天子同尊。熊通的口吻也极具挑衅性：“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当今诸侯已经乱了，楚有绰绰有余的甲士，我也想试试中原国政的滋味，王室必须将我的封号提高为王！随国为免亡国，便代为上书周王，请尊（提高）楚之王号。其时，正是东周第二代周桓王在位，周室尚有些许实力与尊严。闻此令人咋舌的非礼僭越之请，立即断然回绝了熊通的胁迫——不提高楚君封号。随国将消息回报给熊通，熊通倍感屈辱，怏怏班师。
谋划两年后，愤怒的熊通一言震惊天下：“王不加位，我自尊耳！”
于是，熊通一举自立称王，史称楚武王。
熊通称王，开始了春秋楚国迈向大国的历史。
须得留意的是，楚国撇开东周王室于不顾，自行称王，在春秋初期是震惊天下的大事。历史地看，这一事件对楚国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一，楚国自行称王，意味着对当时中国王制礼法的极大破坏，由是开始了中原诸侯长期歧视楚国的历史。其二，周王室断然拒绝提高楚君封号，意味着对楚族自觉融入中原王权文明的拒绝，意味着无视楚人安定江汉的巨大功勋，激起了楚人的强烈逆反之心；由是，大大淡化了楚国对中原文明的尊奉，大大减弱了自觉靠拢中原文明的意愿，从而开始了自行其是的发展。
这是一种国家心理，虽没有清晰自觉的论述，其行却实实在在地表现了出来。
周桓王拒绝提高楚君封号后，《史记》记载的熊通说法颇具意味：“吾先鬻熊，文王之师（将）也，蚤（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熊通说的是这样三层意思：其一，历代楚人对周室有功，从周文王起，楚君便是周之将军，楚人是周之士兵。成王虽以子、男低爵封我楚地，然我族还是平定了江汉诸部，为天下立了大功。其二，楚人以效命天子的中原文明诸侯国自居，视其余部族为蛮夷。其三，周王如此做法，伤楚人太甚，我要自己称王！
实际上，熊通已经将日后形成楚国国家心态的根基因素，酣畅淋漓地宣示了出来。
楚人的这种心态，中原诸侯很早就有警觉。
《左传·成公四年》载：鲁成公到晋国朝聘，晋景公自大，不敬成公。鲁成公大感羞辱，回国后谋划，要结盟楚国而背叛晋国。大臣季文子劝阻，将晋国与楚国比较，说了一段颇具代表性的话：“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晋）国大、臣睦、而迩（近）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贰（叛）。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爱）我乎！”这里的关键词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左传·襄公八年》又载：郑国遭受攻伐，楚国出兵援救。郑国脱险之后，君臣会商是否臣服楚国。大夫子展说：“虽楚救我，将安用之？亲我无成，鄙我是欲，不可从也！”也就是说，楚国虽然救了郑国，但其用心不清楚。楚国不会亲佑我，而是要鄙视压制我，所以不能服从。
受楚之恩，又如此顾忌猜疑，很难用一般理由解释。
当时，与楚国同受中原文明歧视的，是秦国。但是，秦国对中原诸侯的歧视，却没有楚国那般强烈的逆反之心，而是始终将这等歧视看作强者对弱者的歧视。故此，无论山东士人如何拒绝进入秦国，秦国都满怀渴望地向天下求贤，孜孜不倦地改变着自己，强大着自己。当然，这两种不同的历史道路后面，还隐藏着一个重要因素：中原文明对秦国的歧视，与对楚国的歧视有所不同。毕竟，秦人为东周勤王靖难而受封的大诸侯，赫赫功业，天下皆知。中原诸侯所歧视者，多少带有一种酸忌心态，故多为咒骂讥刺秦风习野蛮愚昧，少有“非我族类”之类的根本性警戒。是故，秦国的民歌能被孔子收进《诗经》，而有了《秦风》篇章。而楚国作为春秋大国，不可能没有进入孔子视野的诗章，然《诗经》却没有《楚风》篇章。这种取舍，在素来将文献整理看作为天下树立正义标尺的儒家眼里，是非常重大的礼乐史笔。其背后的理念根基，不会是任何琐碎缘由，只能是“非我族类”的根本鄙夷。
其后时代，由于中原诸侯群对楚国的鄙视，也由于楚国对此等鄙视的逆反之心，两者交相作用，使楚国走上了一条始终固守旧传统，而不愿过分融合于中原文明的道路。见诸实践，只求北上争霸，而畏惧以中原变法强国为楷模革新楚国，始终奉行着虽然也有些许变化的传统旧制。
楚国起于江汉，及至春秋中后期，已经吞灭21国；至战国中期，楚共计灭国40余个，是灭国占地最多的大国。须得留意的是，整个西周时期与春秋初期，是楚国形成国家框架传统的政权奠基时期。这一时期，楚国的扩展方式与中原诸侯有很大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形成了楚国远远强于中原各国的分治传统。
西周时期，中原诸侯的封地无论大小，皆由王室册封决定，不能自行扩展。所以在西周时期，中原诸侯不存在自决盈缩的问题。楚国不同，由于地理偏远，江汉丛莽，加之又不是周室的原封诸侯，而是自生自灭的“承认式”小诸侯，故此可以自行吞并相邻部族小政权，从而不断扩大土地民众。
及至春秋，中原诸侯也开始了相互吞灭。但是，由于中原诸侯都是经天子册封确认的邦国，政权意识强烈。是故，这种吞灭只能以刀兵征伐的战争方式进行。即或战胜国有意保留被灭之国的君主族群利益，也是以重新赐封的形式确认。被灭国的君主族群，从此成为战胜国君主的治下臣民，而不是以原有邦国为根基的盟约臣服。故此，不管中原诸侯吞灭多少个小国，被吞灭的君主部族，都很难形成治权独立的封邑部族。当然，中原大国赐封功臣的封地拥有何种相对程度的治权，也是君主可以决定的。但是，这种封地，也是君主可以取缔的。也就是说，功臣能否获得封地，封地能有多大治权，都是国家可以决定的。
楚国不然。楚国吞并小国后，不能自己决定一切。
历史地看，这是由楚国的两种扩张方式决定的。
楚国扩张方式之一是迫使相邻部族臣服的软扩张。
当时楚国的相邻部族，都是未曾“王化”的部族，也就是未受王权承认的自生自灭小政权。“化外之民”，此之谓也。这种或居山地密林，或居大川湖泊之畔的渔猎部族，既没有正式的国家政权形式，也没有鲜明的权力意识。只要生计相对安稳，臣服于某个有威胁的国家权力，还是坚持自治自立，并无非此即彼的强固要求。春秋时期，分布在江汉山川、江南岭南、吴越地带的这种自在发展的部族政权，尚有很多。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楚国崛起之前，整个南中国的族群政权，基本上全部处于自治自立而自生自灭的状态。其时，在这片由辽阔的湖泊江河与雄峻的连绵高山交织而成的广袤地带，只有楚国接受了中原王室的封爵，是具有相对发达的政权形式的诸侯国。也就是说，这一地带，只有楚国有持续扩张的社会组织条件。
但是，楚国若要如同中原诸侯那般，以武力连续不断地吞灭这些部族，也显然是力不能及。于是，基于前述历史原因，便有了种种以“盟约称臣”方式完成的软扩张。这种软扩张，就其实质而言，不妨看作是一种整合，一种兼并，一种文明化入。是故，这种扩张必然带有双方相互妥协的一面。
妥协的最基本方面，在楚国而言，是允许臣服部族继续在自己原有的土地上，大体以原有方式自治自立地生存。可以拥有自己的封邑武装，楚国君主不能任意夺其封邑。在臣服部族而言，则接受楚国君主为自己的上层权力，接受其封赏惩罚、行动号令。于是，臣服部族就变成了楚国的臣民，臣服部族原有的生存土地，发生了名义上的变更，变成了楚国政权允许其存在的封邑。臣服部族必须向楚国纳贡（不是赋税），不能反叛脱离楚国，不能再度自立。事实上，楚国前期最大的权臣部族若敖氏（斗氏、成氏为其分支）、
氏、伍氏以及楚国中后期的项氏，都属于这种软扩张进来的大族领袖集团。
基于利益平衡，也基于强化联盟，这种软扩张一旦成立，臣服部族的族领便可以依本族实力的大小，在楚国“中央”做大小不等的官吏。在后来的实践中，臣服族领做到楚国“中央”要害权臣者，不在少数。从总体上说，这种软扩张方式既使楚国的扩张速度很快，又形成了楚国大族分治后最重要的历史基础。
楚国扩张方式之二是武力吞并硬扩张。
对于拥有良好生存土地而又拒绝臣服的部族政权，楚国便仿效中原诸侯，以武力吞灭之。对于被消灭政权后的部族及其土地，楚国自然拥有完全的处置权。于是，必然的框架演化是：这些部族人群大部分被直接纳入了楚国君主直辖的族群。这些土地的大部分，也变成了楚国君主直接占有管辖（直领）的土地。也就是说，被武力吞并的部族人口与土地，大部分变成了由邦国“中央”直接治理的土地与人民。
由于有软扩张而来的封邑部族相对比，楚人便将这种被武力吞并而丧失自治（改由王治）的部族人口，渐渐当成了王族势力范围，甚或直接看作王族分支。楚国后来的昭、屈、景三大族，以及庄氏部族、黄氏部族，其所以被当时的楚国社会与后世诸多史家认定为楚国王族分支，原因便在此。这种部族，因为归于王治，因而享有广义王族的名义。但是，又有自己部族的姓氏，并非血统意义上的王族。
从总体上说，以战争方式进行硬扩张，其所获得的人口与土地，小部分被用来赏赐功臣或此前臣服的自治族领，大部分归于楚国“中央”直辖。逐渐积累，就形成了一种历史格局：楚国王室因为直领的土地较大，人口较多，因而拥有国内相对强大的基础力量、直辖力量。这种直辖力量越强大，楚国王权便越稳固。
后来，楚国又有了楚王赐封的功臣封邑。这些功臣封邑，成为不同于第一种臣服族群的新世族势力。这种新世族，类似于中原诸侯国拥有封地的功臣，独立性与自治性都不是太强大，一般意义上，还是由王权决定其命运的。之所以有这种情况发生，有两个原因：其一，战争大功臣与其他各种大功臣，必须封赏土地与人口；其二，被武力吞并的部族人口实际上依然存在，其族系领袖也依然存在，王室还得依靠这些族系领袖来统领人民。于是，王室便将已经被征服的各大族群的族领，分封在特定地域。
如上两种情形，形成了楚国分治的普遍根基。
所谓分治，基本点在三方面：其一，经济上分为王室直辖土地、世族封邑土地。后者基本上不向邦国缴纳赋税，是为经济分治。其二，世族封邑，可以拥有自己的私兵武装。春秋时期的楚国对外战争，史料多有“（城濮之战）若敖氏之六卒”、“（吴楚柏举之战）令尹子常之卒”、“（吴楚离城之战）子强、息桓、子捷、子骈、子盂……五人以其私卒先击吴师”等记载。此等“私卒”就是封地领主直辖的封地私兵是为军事分治。其三，“中央”政治权力，依据族群实力大小分割。国政由王族与大封地领主分割执掌，吸纳外邦与社会人才的路基本被堵死。
分治的轴心，则是国家权力的分割。
楚国在几乎整个春秋时期，都处于王室与老自治部族分掌权力的状况。
据李玉洁先生《楚国史》统计，从第一代楚王熊通（楚武王）开始，到六代之后的楚庄王，历时近二百年中，楚国的首席执政大臣令尹（相当于中原的丞相）有11任，其中八任都是由若敖氏族领担任，分别是斗祁、子文、子玉（成得臣）、子上、成大心、成嘉（子孔）、斗般（子扬）、子越（斗椒）；其余三任，一是楚文王弟子元，一是申族人彭仲爽，一是
族族领
吕臣，也同样都是拥有巨大封地的老世族。在如此权力格局下，楚国的大司马（军权）、司徒（掌役徒）等重要权力，也全部被世族分掌。
楚庄王时期，楚国王族与若敖氏部族的矛盾日渐尖锐。晋楚城濮之战后，若敖氏因统率楚军战败，权力动摇，遂发动兵变，先行攻杀了政敌
贾，后又举兵攻打楚庄王。楚庄王集团骤然难以抵御，提出以三代楚王（文王、成王、穆王）的三位王孙为人质，与若敖氏议和。长期经营楚国上层权力的若敖氏族领斗椒，公然拒绝了议和，与楚庄王集团刀兵相见。虽然，楚庄王集团最终平定了这场大政变，并将若敖氏除保留一支为象征外，全部分散消灭之；但是，造成国家巨大灾难的根源，却丝毫没有改变。
若敖氏覆灭之后，楚国直到春秋末期，历9代国王17任令尹，其中12任令尹是王族公子，两任是
氏部族（孙叔敖、孙叔敖子），一任是若敖氏余脉（子旗），一任是屈氏部族（屈建），一任是沈氏部族（叶公子高）。这一时期，基本上由大封地领主执掌国政，转变为公子（王族）执政。
楚国由大世族执政，转变为公子（王族）执政，虽然减缓了大族争夺权力的残酷程度，但却没有改变世族政治的根基。楚国在春秋时期，多次发生老世族兵变，楚庄王的若敖氏之乱、楚灵王的三公子之乱、楚平王的白公胜之乱等，每次都直接危及楚王与王族，足见世族分治对楚国的严重伤害。
进入战国之世，中原各大国的变法强国浪潮此起彼伏。
当时的“战国”，几乎都曾经有过至少一次的成功变法，如魏文侯李悝变法、齐威王邹忌变法、韩昭侯申不害变法、秦孝公商鞅变法、赵武灵王变法、燕昭王乐毅变法等。第一次变法之后继续多次变法，在中原大国也多有酝酿或发生。秦国最典型，150余年，六代领袖始终坚持不断变法。唯独楚国，只有过一次短暂的半途变法。其后的变法思潮，只要一有迹象（如屈原的变法酝酿），立即便被合力扼杀。也就是说，楚国始终没有过一次需要相对持续一个时期（一代或半代君主）的成功变法。因此，楚国的分治状况一直没有根本性变化。
楚国的唯一一次不彻底变法，便是吴起变法。
这次变法，从吴起入楚到吴起被杀，总共只有短短3年。楚悼王十八年（公元前384年）吴起入楚，楚悼王于二十一年（公元前381年）病逝。吴起于葬礼中被杀，楚国变法宣告终结。以实际情形说，除去初期谋划与后期动乱，即或不计年头年尾之类的虚算，其实际的变法实施至多一年余，真正的浮光掠影。
依据史料，我们分析一下时间构成。吴起入楚第一年做“宛守”（宛郡郡守还是宛城守将，不能确定），第二年做令尹，第三年惨死。如此，所谓吴起变法，则实际上只能发生在第二年及第三年头几个月里。再就史料分析吴起的实际活动：其一，任宛守期间，可能打过一仗——吞并陈蔡；其二，任令尹之初，谋划变法，提出了一套变法方案；其三，为楚国打了三次大胜仗——救赵伐魏、吞并陈蔡、南并蛮越。除此之外，吴起未见重大活动，事实上也不可能再有重大活动。如此，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便是：一个三年打了三大仗，还做了一年地方官的人，能有多少时间变法？因此，完全可以判定：吴起的变法方案，根本没有来得及全面实施，便被对变法极其警觉的老世族合力谋杀了。
吴起的变法方略究竟有些什么，值得老世族们如此畏惧？
史料并未呈现吴起如商鞅变法那样的论争与谋划，而只是分散记载了一些变法作为。大体归类，这些作为是：其一，“均爵平禄”。其时，楚国世族除封邑之外，尚把持高爵厚禄的分割，平民子弟虽有战功，也不能得到爵位，非世族将军即或有大功，也不能得到哪怕是低爵薄禄的赏赐。所以，“均爵平禄”是实际激发将士战心的有力制度。应该说，这是后来商鞅变法军功爵制的先河。
其二，“废公族无能之官，养战斗之士”。这是裁汰无能，整军强军。
其三，“封土殖民”。将世族人口迁徙到荒僻地区，开发拓荒，“以楚国之不足（民众），益楚国之有余（土地）”。《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云：“……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禁朋党以励百姓，定楚国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所列种种，除了战事，事实上还都只是尚未实施的方案。
即或如此，楚国的老世族们已经深刻警觉了，立即行动了。
吴起变法的失败，意味着根深蒂固的贵族分治具有极其强大的惰性。
楚悼王之后的战国时代，古老而强大的“若敖氏式”的自治老世族，已经从楚国渐渐淡出。代之而起的，是有王族分支名义的昭、屈、景、庄、黄、项等非完全自治的老世族。客观地说，后者的权力比前者已经小了许多，譬如私家武装大大缩小，封邑也要向国府缴纳一定的赋税，对领政权力也不再有长期的一族垄断等。但是，在战国时代，这依旧是最为保守的国家体制。相对于实力大争所要求的国家高度聚合能力，楚国依然是最弱的。
楚国之所以能在最后岁月稍有聚合，其根本原因在两处：一则，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二则，实力尚在的老世族在绝境之下不得不合力抗秦。统率楚军的项氏父子，本身便是老世族，就是最好的说明。然则，一战大胜，老世族相互掣肘的恶习复发，聚合出现了巨大裂缝，灭亡遂也不可避免。
包举江淮岭南而成最大之国，虽世族分领，松散组合，毕竟成就楚国也。
疲软乏力而始终不振，世族分领之痼疾也。
摇摇欲坠而能最后一搏，世族绝境之聚合也。
战胜而不能持久聚合，世族分治之无可救药也。
兴也分治，亡也分治，不亦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