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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帝国版图的地理边界基本就能划分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的边界。尽管帝国在某些时期深入到北方草原、中亚，南部满洲、朝鲜，或者东南亚洲大陆等地区，但是这些扩张时期通常都很短暂。这些地区的人们始终处于汉人政权的控制之外，直到中国的最后一个非汉族统治政权——清朝的统治时期。
中国周边地区的人民可以分为两类。在其西北地区活动着游牧部落，他们居住在草原上，建立了和中国模式完全不同的政权。除了中亚地区的绿洲城邦，这些地区始终处于汉文化范围之外。相反，南方和东南方的水源丰富的地区以及西南的高原地区，都逐渐被扩张的中原移民定居。这些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农耕国家逐渐汲取了汉文字和国家管理模式，但这在早期帝国时代的历史上还是很少见的。
秦汉时代有着令人瞩目的发展，但这些发展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立：首先是出现了边防线的观念，它把定居从事农业的中原人和与之相邻的北方游牧民族区别开来；其次是一个理想化的包容万象的帝国观念，它认为化外之民会来到帝国进行朝贡，表示归顺。中国的皇帝从而也就将他们吸引外族来贡的能力作为衡量自己权威的依据之一。所以，周边的民族也帮助推动了中原国家政策的制定以及许多中华文明特色的形成。一个普通人所说的“中国”文化的定义，也是从一系列对异族，特别是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体系化的对抗中被总结出来的。
游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的崛起历史完全依靠考古学的材料发现，其中一些观点仍然很有争议。尽管如此，成熟化的游牧经济——依靠的是逐水草而居的牲畜——在公元前第一千纪左右，发展为一种北方民族的社会基础经济（大概相当于东周时期，前770——前221年）。在此之前的1000年里，中亚地区把农业和畜牧业结合了起来，在绿洲或者河流附近种植庄稼，在接近草原的边缘地带放养牲畜。可能是由于人口膨胀，或者是因为气候越来越干旱，一些部落放弃了农业，而彻底实行游牧经济，间或进行狩猎和贸易。其他一些群体则迁移到河谷地带，适应了农耕的生活。
商代墓葬中发现了一些非汉文化的青铜器，尤其是青铜刀或者其他武器，这说明在草原和黄河谷地之间，存在一个被称为“北方”的边界模糊的区域，在商朝和北方的青铜文化之间曾经发生过繁荣的交流。在商朝晚期，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马车从中亚经由被称为“北方”的区域，被引入到中国。
游牧民在北方的成熟发展有很多材料佐证，在随葬品中，发现了大量公元前9世纪到前7世纪时期的马具、武器，还有其他一些证据也说明饲养牲畜日益成为当时经济的主宰。
到了公元前5世纪中期，华夏诸国向北扩张，最终使他们和游牧民族发生了日益紧密的接触，这些游牧民被称为“胡”。当时赵国在赵武灵王的统治下率先采取了“胡服骑射”。随着骑兵成为战国诸国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前线边市上，马匹的买卖成为主要的经济活动。
一些年代约在公元前6世纪到前4世纪的考古材料显示，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说“斯基泰三合一组合”，即北方塞族骑兵的三种组合：武器、马具以及动物纹饰。这个时代的另一个特征是炼铁术逐渐超过了冶炼青铜的技术。
战国时代晚期，前线的防卫城墙划分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边界。为了保证饲养军队所需马匹的草原地区，北方诸国占领了此前被游牧民族占据的地区，然后修了城墙来保卫这个地带。这个时期的城墙用夯土和石块垒成，通常沿着山脊或山脉进行修筑。它们和我们今天见到的明代砖砌城墙完全不一样，它们也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草原牧场和农耕地区两种生态环境的分界标志。
利用城墙来防卫游牧民族只是众多文化实践的形式之一。战国时期的诸国不只是在北方修筑城墙和哨楼，也在很多与其他国家的边界线上修筑。
长城的修筑是在秦朝鼎盛时期，秦帝国修建了统一的长城和瞭望哨楼，以此标志着向草原地区的扩张。游牧民族们觉察到了这个形势的发展，为了在某种程度上进行还击，他们联合为一个由匈奴部落为首的统一帝国。为什么在中国统一仅仅几十年后，这个游牧民族帝国就崛起在世人面前？对于这个问题，出现了两种解释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游牧民族国家的崛起依靠的是中国。游牧民要想维持生活，或者要想提高生活水平，除了依靠他们自己畜养的牲口和自己制作的手工艺品外，还需要依靠他们南面的农民们出产的物品。游牧民族擅长弓马技艺，形成了一支天然的军队。他们民族的所有男子都能够服兵役。政治地位主要取决于和其他部落作战时的功绩，或者对南方农业区进行劫掠时的表现，带领作战的头领负责向手下分配劫掠战利品，来保证手下对他的忠心。由于游牧民族的头领们权力的获取取决于从中国人那里得来的战利品的分配，游牧民族的政治就和中华帝国紧密关联。战国时期诸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使得游牧民大范围地武装自己，统一而繁荣的中华帝国又能为游牧部落提供财富，游牧帝国通常能从中华帝国统治者那里拿到献金。这种财富在北方的重新分配形成了游牧民统治者的政治权力。
持另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北方前线并不存在北方游牧民和南方农业居民之间的明显分界线。北方游牧民——比如匈奴——在其居住的核心地带也从事农业生产，中亚地区的绿洲城邦能够向游牧民以及农民提供任何他们缺乏的必需品。因此，游牧国家的生存既不依赖波斯这个西方庞大的农业帝国，也不依靠在东方的中国。这些国家毫无疑问会通过贸易、劫掠或收贡等方式从中国获得所需的商品，但是这些产品对于游牧民的生存，或者对于统治者的优势地位而言，并非是不可缺少的。
依照这个模式，一方面，游牧社会的少量经济盈余——少量随身携带的必需品——使得它的统治阶级根本不可能与普通百姓形成明显划分。这些社会动荡并不是由那种大规模的战争引起，而是小规模的劫掠、仇杀或报复不平、争夺放牧区、抢婚，等等。另一方面，恶劣的天气、内部造反动乱、农耕国家的扩张，都会对游牧国家微妙的社会平衡造成影响。由于常常被迫迁徙到新的地区，随时面临着外族的武装袭击，这些部落只能组建大规模的军事组织，以此求得生存。这一般都依靠具有领袖气质的军事头领的率领，他召集战士作为他的护卫兵，然后一步一步把早先军功卓著和具有声望的战士都招募进来。以“可汗”领导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标志着游牧国家军事化进程的顶峰。“可汗”由“上天护佑”，因此战无不胜。这种新式的最高领袖，通过把劫掠品分给他的跟随者来确保他们的忠心，从而把传统的部落贵族统治转变为一种国家层面的贵族统治。
匈奴的出现就体现了这种模式。秦国占领了黄河河道以南地区、将匈奴和其他民族居留者赶出去的行动，引起了一轮经济危机。根据《史记》记载，匈奴帝国的创建者冒顿召集并训练了一群死士，利用他们刺杀了自己的父亲，获得了“单于”地位，意即“至高的领袖”。
随之而来的是自中国东北向中亚扩张的节节胜利，使得一个又一个游牧部落向日益强大的匈奴势力表示臣服。鼎盛时期，一些世袭亲王或贵族最终臣服于匈奴最高的王，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结构。
这种金字塔结构在《史记》中也有描述：“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
这些匈奴的“王”拥有帝国的部分土地作为帝国的封地，这些封地来自“单于”的封赏。在这些封地上，匈奴王们实行着半独立的统治。而那些级别低一些的领袖则参与朝堂议会。这个系统的最根本特征——分封制左右（东和西）两种职位的对比与制衡、十进制单位的军队结构，以及议会中少数高级成员的存在——在后代的中亚国家管理系统中反复出现。
匈奴国家的这两种模式——经济依赖于中华帝国，军事上对付中华帝国——并非是完全相互排斥的。第二种模式告诉我们，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是如何以“单于”为中心逐渐形成的，而第一种模式则强调“单于”权力的经济基础。尽管第二种模式的支持者认为，匈奴是靠附近的国家抽取税收来支付维持政权和军队的经济所需，匈奴不但从被他们征服的那些游牧部落搜缴贡品，同时也从塔里木盆地的那些城邦那里获得收益。但持第一种观念的人依然强调中国仍是游牧民族唯一的、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就中华帝国的雄厚财力而言，其成为匈奴统治者最大的财富来源这一点丝毫没有悬念。“单于”有能力从中华帝国那里得到财富，他的这种能力使他与他的竞争对手们拉开差距。然而，如果说匈奴只依靠从中国那边得到的好处来维持经济，那肯定是过分夸大。
冒顿的新王国颠覆了中华帝国和他们毗邻的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在此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中华帝国的向北扩张正是建立在对游牧民族利益的破坏之上。但到了公元前200年，汉王朝的创立者成了匈奴的手下败将，吃了很多败仗。因此，汉朝采取了一种“和亲”的政策，每年赠送黄金、丝绸和粮食给“单于”，同时汉朝皇帝还定期把皇室出身的公主当作和亲礼品赠送给“单于”充作女眷。作为回报，匈奴允诺不再袭击中国。虽然这种方式本质上是一种通过进贡的方式谋求和平，但很多中国人说，从长期看，这种方式可以削弱匈奴。部落民族可能会因为满足于中国的奢侈生活而腐败、虚弱，因此可能越来越依赖于中国。并且当汉代公主的孩子成为匈奴国王时，匈奴的领袖就可能成为汉王朝的晚辈亲属。这种观点的一个关键假设是匈奴只是在文化上与汉人不同，人种却是相同的，所以如果匈奴秉承了汉文化的传统，它终将会融入汉帝国。
除了向匈奴赠送金钱和妇女之外，“和亲”体系需要中国与匈奴之间在外交平等方面达成一致。匈奴首领有权力在与汉朝皇帝对话时只道姓，而普通中国百姓却不行。除此之外，“单于”的称谓被认为和中国的“皇帝”是同样尊贵的，而且这两位皇帝也以“兄弟”相称。公元前162年，汉文帝曾经下诏：“独朕与单于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细故，谋臣计失，皆不足以离昆弟之欢。朕闻天不颇覆，地不偏载。朕与单于皆捐细故，俱蹈大道。”
两位天子不但在虚构的兄弟关系中处于平等地位，而且他们都和天、地相提并论，这意味着这两个国家平分天地。“单于”给汉文帝的一道外交文书中也反映了一种类似的世界观：“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灭夷月氏（占领匈奴以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几年以后，即公元前162年，双方签订了一个条约，采取了以下政策：“单于”统治中国长城以北的“引弓之国”；长城以南的民众，即“冠带之室”，则是汉朝皇帝的统治范围。
这就把世界分为两个文化带——游牧民和汉民——它们各自构成自己的帝国。它还使彼此双方达成了一定的认识，认可了彼此在其范围内，对更小国家的主宰权。（地图10）
两种文化构成了两极世界，这种世界观在汉代思想中也有体现。在景帝时期，晁错曾对匈奴和汉朝做了系统的对比，把前者视为后者的对立面。游牧民“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而汉人则以谷为食，居于城市，以丝麻为衣。按照晁错的说法，汉人有城郭、田宅，匈奴却什么都没有（事实并非如此，但这也表明晁错是如何把双方视为彻底相反的两极）。
最后，他还认为游牧民族“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而汉人则扎根、定居于田亩和城郭。晁错还把这种文化的对立进一步发挥，用以解释双方之间的军事政策和策略的平衡。
几十年后，《史记》用一种更加精确的近似原始人种志的方式记述了匈奴的风俗，包括他们所猎获的动物、他们崇拜神灵的方式、他们主要的城市祭祀和丧葬风俗，他们使用口头约定而非汉人用的文书，还记录了一些匈奴的词汇。但是，这项工作仍然根植于一种视汉人和匈奴为对立两极的观念和定义。它从匈奴民族的流动迁徙、对牲口的依赖等常见引证来展开叙述。然后书中讨论了匈奴以肉为主食、以皮毛为衣的习惯，紧接着是对其传统的抨击，即游牧民族重视青壮年而“贱老”的习俗。《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还秉持着固有的汉人观念，匈奴民族拥有的是“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的恶俗，而汉人具有极高的道德品质。当提及游牧民族战争的早期记载时，他认为，匈奴在打败仗或被击溃时，并没有感到羞愧。司马迁把他的经验主义观察转向汉人和匈奴人在道德方面的强烈对比。汉人总是背负一种责任感，而游牧民则只看到自身的利益。
地图10
然而，用对立两分法来评价两个民族也并不意味着只是一味地抨击匈奴。司马迁在书中引用了中行说的观点。中行说是一位汉人，但他投奔了匈奴，助其犯汉。中行说阐述了为何匈奴尊重年轻人而非老年人，以及为何匈奴人会娶亲戚的遗孀。他还提到匈奴王和其臣民的关系比较随意，这和汉朝朝廷的残酷统治形成鲜明的对比。由此，对游牧民族习俗的记述也成为一种批判中国习俗的方法。
司马迁在论及匈奴的法令时，采取了一种类似的姿态：“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轧，大者死。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
在这里，匈奴的简单原则及公正刑罚和汉代创立者所制定的简化的法令相呼应，也和司马迁所处时代的严刑苛法形成鲜明的对比。
根据晁错所说，匈奴所处的地区是“夫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饮酪，其人密理，鸟兽毳毛，其性能寒。”
这种分析运用了三分法来把不同人群的差异上溯到了宇宙法则，它视南方为阳极，中国处于最平和的中间，而北方则是极阴之地。
在战国时期，一些星座的位置对应着某些特定的诸侯国。司马迁的文章把这种做法推延到了游牧部落，他们变成了某些特定星座在大地上相对应的部分。文化和政治世界基础之上的两极分化重现于宇宙的结构中，而苍穹之间的分割线则相对应于中国和游牧民族之间的边界。以这个原则为基础，司马迁把一些特定区域的星相变化解读为两股竞争势力在战争中命运的征象。
在战国时期，不同的地域文化构成了“中国”领域的主要区别；与该时期相比，把天下想象成由游牧民族和中国二者所构成，标志着一个巨大的进步。它假定中华文明在根本上统一的依据是它和游牧民族的区别，从而把地域差别减弱到了次要的因素。通过发明“中国/游牧民族的对立”这样一个概念，中国第一次呈现出一个统一体的面貌，这种两极概念在后代中华文明中仍旧是核心的内容。
然而颇为讽刺的是，政治上两分天下的局面只持续了几十年。尽管汉朝给匈奴的岁贡在日益增加，匈奴并没有停止其侵略。任何一个和约都只持续短短几年，然后又会因一次新的入侵而破裂，而匈奴反过来又要求更多赔偿，以换取和平局面。中国人把这归因于胡人的不忠，但它确实反映了匈奴政权的本性。中国的皇帝作为至高的立法者、法官以及统治者，其地位不容置疑，但匈奴政权的权力却被血缘纽带、惯常习俗以及部族间的横向分割限制、分裂。单于只能通过不断谈判来保持对其臣服的部落领袖的控制，在谈判中，他不是一位绝对权威，而是一群领袖中的领头人，他在战争中的胜利和对掠夺品的分配影响着他的权力大小。
在这样一个体系中，单于不能无限地制约军事行动，也不能阻止他的部下自作主张地袭击他人，因为首领的权力和威望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于他们在战争中所获的胜利以及战利品分配的基础之上。有些时候他们会因为和汉朝地方官员关系紧张而发动侵略，有时则出于单于的愤恨。“和亲”政策的失败是因为它所依靠的权力结构在匈奴并不存在。
随着匈奴违背了一个又一个协议，中国朝廷中要求战争的呼声越来越高。几十年的和平时期使中国人有时间组建一支新式的军队，依靠骑兵和弓弩技术，能够在战场上成功对付匈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最终决定发动一场战役来摧毁匈奴。虽然他伏击单于的计划落空了，但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中国军队深入到了中亚腹地，使匈奴遭受了包括人民和牲口在内的巨大损失。
然而，汉朝的损失同样严重，一次次的军事行动耗尽了国家财富，却没有取得任何决定性的成果。转输供给所遇到的困难以及恶劣天气都意味着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能够在战场上坚持100天，因此战争的胜利并不能转化为持久的占领。汉武帝的继承人后来放弃了这种劳师袭远的策略，他命令军队从防卫线上撤退，但拒绝向匈奴岁贡。这种政策是颇有成效的，因为它剥夺了单于从汉朝那里得到的进贡，而且减弱了他作为匈奴的捍卫者的角色。单于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在公元120年，一位持反对意见的匈奴王带领4000兵士投降了汉朝。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其他一些匈奴王拒绝参加单于的朝政。
在公元前115年到公元前60年这一期间，汉朝还获取了对以往由匈奴占领并影响着的中亚东部地区（现在新疆一带）的控制权。
公元前57年，匈奴因王位继承问题发生分歧而引发了一场战争，至少有五位王要求获得单于的头衔。几年之后，一个匈奴王承认了汉王朝的宗主权，觐见了汉代皇帝，并内迁到中国内地。后来证明他这么做是非常有益的，为了表彰他的顺服，他收到了汉朝政府慷慨给予的大量馈赠。在公元前49到前33年，他多次朝觐汉朝皇帝，并将自己的一位儿子作为质子，他的行为是否得体决定了他儿子的待遇，而且这位质子还学习了汉朝的文化。这位臣服的酋长从中获得的财富使他能够建立自己的军队，并且最终打败他的对手。最终，他的势力不断强大，得以返回北方，重新开始要求汉朝政府的岁贡，直到公元48年第二次内部继位冲突引发了新的内战。这导致了定居在汉地并臣服于汉朝皇帝的南匈奴和居住于汉朝北部边疆以外的北匈奴产生了持久的分裂。
南匈奴始终依附于汉朝的支持，正如公元88年南匈奴单于所说：“先父归汉以来，被蒙覆载，严塞明侯，大兵拥护，积四十年。臣等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
把那些仍旧以部落形式聚集在一起的游牧民内迁到汉帝国，这种政策将产生长期灾难性的后果，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它导致了西北地区秩序的崩溃以及大量汉人逃往南方地区。
尽管北匈奴一直蔑视汉朝，但是他们在好几次战争中被汉朝和南匈奴联军击败。不仅如此，诸如乌桓、鲜卑等其他部族也与匈奴分裂，且因斩杀匈奴而从汉朝那里获得了大量赏赐。公元87年，一支鲜卑军队击败了匈奴，杀死了北单于，并对其鞭尸。经此大挫，超过20万名匈奴部落民投降汉朝。最后，公元89年，汉朝的一场大捷完结了匈奴帝国。
汉朝统治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转变是普遍征兵制的废除，而这个制度是战国诸侯和秦帝国得以存在的基础。
公元前154年，随着汉朝政府击败了诸侯王叛乱，在汉帝国内陆发生大规模战事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只有北部边疆仍然处在匈奴的威胁之下。以往农民服兵役为期一年，无法掌握弓马技艺，作为远征军而言，他们远不够资格，较短的服役期也不适合让他们从事长期防卫任务。汉武帝允许一些农民交税来替代兵役，然后利用这笔钱去雇佣职业兵士。和匈奴为敌的游牧民以及匈奴内部的反对派也被招募入伍成为训练有素的骑兵。有时候刑徒也被送往边关成为边防守军。因而，在公元前1世纪这个阶段，中国军队开始由农民募兵转化为一支以职业军人、游牧民以及刑徒构成的军队。
这样的征兵趋势本没有被官方认可，但一场反对王莽的起义把它推进成为一项官方政策。这场起义证明了招募农民入伍可能引起对国家的不利，特别是在秋季检阅时期，当一个郡的所有成年男丁聚集在一起接受检阅时，尤其危险。事实证明农民更愿意追随地方豪强大族，因为农民和他们的关系比和官吏的关系更为紧密。因此，训练农民打仗就只是提供了一支潜在的但却训练有素的反叛力量。另外，在起义过程中，大量人口流离失所，在籍人口的大量损失意味着朝廷所能得到的税收急剧下降。出于削减开支和减轻国内潜在威胁的需要，还由于在边关招募士兵没有效果，新建立的东汉王朝废除了秋季检阅制度和地方军事长官。它废止了正规的农民军队，只留下了很小一支职业军队驻扎在都城周围。
公元48年，在匈奴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的联盟之后，游牧民内迁规模更为庞大。为了监管这些新的居民，东汉政府在边塞驻军中设立了都尉，每一位都尉负责一个大的内迁游牧部族。这些常备军配备的都是职业汉军。虽然军营中的军队人数没有被记录下来，但散落的史料说明他们达万人以上。这样的军营配备始终是汉代军制的一个特色，而且他们的军队参加了公元2世纪的绝大多数军事行动。
远征军不同于常备军，主要是从内迁安置的胡人中招募军力。在公元1世纪摧毁匈奴联盟的战役中，大多数骑士都由游牧民士兵组成。汉王朝创始人早就在内战中使用过游牧部落士兵。汉武帝统治之后，这些部落通常被归为“属国”，允许他们在校尉监督下，保留自己的首领和生活习俗。但是东汉朝廷逾越了“以夷制夷”的政策。非汉士兵也参加镇压国内的起义，这和近现代欧洲早期外国雇佣军的模式非常相似。历史文献中包含非汉士兵参加中国军队的超过了50条记录，其中27条在涉及的军队中没有列出汉人军队，6条是在部落酋长的控制之下。
这个证据说明，在公元1世纪中叶之后，骑士的主要来源是非汉士兵。自公元前2世纪西汉景帝统治以来就维持着的国有草场以及用来孳息马匹的马厩，但在这个时期大多数却被废弃了。三国时期的骑士军队仍然依靠非汉民族的兵士。
除了利用非汉士兵在军中服务之外，汉朝还对斩获敌军首级进行悬赏。鲜卑的酋长在归顺汉朝之前，就因斩杀匈奴人的头颅获得报酬。公元58年，他们再次因为击溃了乌桓的一次入侵而获得厚赏，在此之后他们就正式归顺汉朝，并获得了每年为数二亿七千万五铢钱的赏赐。作为回报，他们控制了乌桓并击杀匈奴。于是，东汉时期最为普遍的军人都是游牧战士，他们在部落酋长的率领下为汉帝国服务。
如同北方地区，西北地区（今天新疆和中亚地区东部）居住着诸如乌孙之类的游牧民族，另外还有在水源附近发展起来的城邦。随着冒顿北方帝国的崛起，西域地区成为受匈奴影响的地区。对匈奴来说，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地区，在当时的历史文献中，该地区被称作匈奴的“右臂”，因为环绕塔里木盆地的城邦里的居民为这些游牧部落提供着农产品以及手工艺品。
当汉朝第一次谋划对匈奴发动战役的时候，他们派遣名叫张骞的使者，率领100名兵士，出发寻找西域地区的月氏部族，希望他们成为未来的同盟。月氏先前占领了北方的草原地区，后来被匈奴驱赶到了西域地区，汉朝政府希望取得他们的支持，来共同对付他们的老对头。然而，汉代的使团在中途被匈奴截获，他们给汉朝传达了这样一封充满怒气的信：“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中国东南地区），汉肯听乎？”
张骞被拘长达10年时间，直到公元前126年才被放回汉朝，他带回了有关西域地区的第一手详细信息（地图11）。
公元前120年一位匈奴单于的归顺标志着汉朝向中亚地区扩张的开始。他控制的区域位于汉朝版图和西域地区之间，因此，他的归顺就打开了通往西域地区的通道。正如张骞所说：“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
朝廷采纳了这个提议，从而定下了汉朝在中亚地区的决策。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人进入中亚地区是出于经济原因，或是为了要开辟丝绸和其他商品的市场，或是为了取代匈奴，控制贯穿新疆的贸易通道。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在公元前1世纪以前，中国和西域地区存在大量的贸易，俗称“丝绸之路”的横跨欧亚大陆的贸易线路在汉朝第一次派使团前往中亚之前则根本不存在。最初的动机是出于政治原因——部分是因为和匈奴的冲突——那时候的贸易能够增长只是得益于这些早期的使团。
至于所谓“丝绸之路”的概念，这个术语是由19世纪末期一位德国地理学家发明的。此前无论是处于丝绸之路两端的中国人还是罗马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样一条线路的存在，甚至没有注意到对方的存在。罗马人只知道在某地有“塞里斯国”，有“丝的民族”，生产出的纺织品曾经出现在罗马市场上。中国人也隐约听说过一个传闻，在遥远的西方有一个“大秦”帝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度，充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植物和动物。不仅“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伙伴们不知道对方，而且没有商人能够穿越整个贸易线。中国的边贸和朝贡贸易把大量丝绸运到了中亚市场，然后又转售到更西边的市场。从新疆到达现今阿富汗和印度，然后到波斯，最后到达罗马帝国的东方诸省。横跨欧亚大陆的贸易线由一系列的区域贸易线路组成，一站接一站，把大量丝绸由中国运往罗马。每个经商者一般只走其中一个或两个贸易点（地图12）。
地图11
汉朝政府和乌孙首次结盟的结果喜忧参半。虽然乌孙国王同意娶一位汉朝公主，却同时接受了一位匈奴的新娘，而且还给予了匈奴一方更为隆重的仪式。
这在西域地区是很常见的，因为很多小国都通过向两个大国表示谦卑和效忠来获得自身的独立。公元前108年和公元前92年，楼兰国各向汉朝和匈奴送了一位王子作为质子。当楼兰王死去时，匈奴在死讯尚未传到汉朝时就抢先把他们那里的楼兰王子送回了楼兰，并且使他登上了王位。这导致了楼兰相当一段时期的政策都对汉朝不利，直到公元前77年，当一位汉代使者设计刺杀了亲匈奴的统治者之后，楼兰敌视汉朝的政策才结束。
地图12
汉朝最早一次深入西域的军事行动发生在公元前108年，它使汉朝和乌孙及楼兰达成了协议。在公元前101年第二次更重要的军事行动中，大宛被汉征服。即便大宛到汉朝都城距离遥远，汉朝仍旧展示了其足以控制远方地区的强盛国力。对汉朝而言，控制这个繁衍汗血宝马的地区，其意义是巨大的，以至于这场胜利被写成赞歌，在祭祀祖庙的表演仪式上进行赞颂。
以上这场时间最长、代价最大的成功的军事行动使中亚诸国源源不断地把贡品和质子送入汉朝。
公元前90年，汉朝针对吐鲁番开展的军事行动取得了胜利。由于吐鲁番最靠近匈奴，所在位置是通向西域地区之户钥，所以这场战争的胜利意义深远。这支远征军的兵力来自于西域地区的六个国家，这体现了该时期汉朝对外的影响程度。在经过一个短暂的匈奴复起的阶段之后，汉朝于公元前71年的另一次军事胜利消除了匈奴在吐鲁番地区的影响。
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建立，这标志着汉朝军事成就达到顶峰。都护府坐落于西域地区靠近以前匈奴单于所在地的位置，该官署是汉朝政府在西域的军事和政治中枢。汉朝还在这里屯田，把哨楼、城墙组成的边防网络向前推移，延伸到中亚地区。敦煌和居延的烽燧都制作了数不尽的木简牍，上面记载着汉朝的管理档案。这些汉代简牍于20世纪被发现，为我们展示了汉朝时期该地区人们生活的细节。
中亚地区和汉的联系时有变化。西汉末期，中国人撤出了西域地区，而北匈奴又建立了他们在此地的统治。由于都护将军班超（历史学家和诗人班固之弟）及其子班勇之后取得了军事胜利，公元91年后，中国在此重新树立起了权威。（地图13）
有关中国及其外部世界关系的讨论历来都集中在所谓朝贡体系方面，即外国把异域物品作为礼品进献给汉朝皇帝，作为他们臣服的标志。然而，正如当代学者所指出，无论朝贡在后来的哪个朝代担负着何种角色，在早期帝国时期它都确实没能构成一种正式的体系。异邦只是在某些情况之下才会向汉朝进贡，但这种行为始终是即兴且不成熟的。朝贡概念中的“贡”并不局限于对外，对内而言，朝中王臣对朝廷的进献也可以被视为“贡”，这就好比税赋。
无论怎样，南匈奴的归顺带来了向皇帝的进献，而进献礼品变成了西域和汉朝政府两者关系的一个基本因素，如同《后汉书》中所说：
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设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先驯则赏籝金而赐龟绶，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
地图13
正如早期文献中所记，中国的每个地区都向皇帝进贡代表这一地区的物品。所以，对于外国的朝贡而言，最关键的特征是它必须带有地方特色。作为对这些奇珍异宝的回馈，中国的统治者不但册封这些外国君主，还向他们赠送贵金属或丝绸。在这些交换中，中国赠送的礼物价值往往超过所收受的礼品价值。这种价值的不对等，其目的是表示汉朝在对外关系中的优越性。或许，对于许多中亚国家来说，朝贡只不过是从事贸易的托词。公元前1世纪晚期，克什米尔几乎成为这方面的代表性例子。它几乎没有正式地归顺于中国，但却派出了使者前来朝贡。一位官员指出，这些使者并非克什米尔派出的官员，只是前来贸易的普通商人。
臣服于汉朝的匈奴单于以及中亚诸国的统治者惯常都会被汉朝皇帝授予封号，另外还有官方印符。这种荣誉也强调了他们相对于中国皇帝的附属地位。总体而言，附属国的国君会被授为侯，而他的重要随从则被册封为都护、将军或校尉。能得到汉帝国的认可就能在中亚的民众中获得极高的威信。公元383年，一位名叫吕光的人征服了龟兹，该地区的很多邦国都前来表示臣服。为了表示他们对中国的忠诚，他们向吕光上呈了他们从汉朝获得并保留下来的印绶，这些印绶距离汉朝灭亡已经长达两个世纪。
这些封号不是华而不实的荣誉，也不仅仅表示臣服的标志。它们具有行政管理的作用，职能上处于都护将军的监督之下。其中一个案例发生在约公元前48——前46年，乌孙的几位官员接受了汉朝的封号。几十年后，由于乌孙国王被刺身亡，这些官员被批玩忽职守，因此他们的印绶和信符被剥夺了。公元153年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件，一位中国官员把一位吐鲁番诸侯王的印符收回，并转授给了另外一位地方统治者，因为那位诸侯王没能管理好地方秩序。
值得引起特别注意的一个西部民族是羌，他们在公元2世纪上半叶的崛起是汉朝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羌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中，他们的分布范围横跨西部绝大多数地区，从现在甘肃的南部到云南一带。他们的名称“羌”在图形笔画上像一只羊，而且他们被认为是养育牛、马、羊、驴和骆驼的游牧民。至少从战国早期开始，羌就采用了农业耕作的生产方式，这在历史文献中也有所阐述，这些文献记录了他们的农田和他们收获的小麦数量。
尽管羌在早期曾和匈奴有往来并联手抗汉，但他们从来没有团结成一个较大的国家或联盟。中国人对羌的定义体现了这种趋势，指出他们不断地分裂成无数相互仇视的部落：“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正如汉代将军赵充国在公元前63年所说：“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一也。”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羌这种不断向外分裂的态势使得汉朝无法用击败匈奴的方法来对付它。如果一个羌族酋长被打败，失败的影响不会超出他自己的部落，但是如果他胜利了，那么他的队伍将不断壮大，最后发展成为一场更大的叛乱。此外，和平协约在范围上也是有限的。
早在公元前2世纪，诸羌就徙居在汉朝境内，有时候经过了汉朝的允许，有时则并没有得到许可。在推翻王莽统治的内战中以及东汉早期的几十年里，诸羌迁入到汉境西北地区。当东汉创立者光武帝重新占领甘肃后，他发现诸羌正控制着这里的大片区域。东汉政府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把诸羌内迁、安置于汉朝境内，在公元35年和公元50年，甚至把他们安置在旧都长安附近。这种做法却加剧了诸羌的叛乱，导致有人建议放弃旧都附近的县。内迁和安置的规模非常大，诸羌的人口增长速度也相当快，以至于到了公元4世纪，关中地区约有一半数量的人口都是非汉人。
在中国西部地区，羌人和汉民的杂居引发无数次冲突。公元前33年，一份文献指出：“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绝。”六十余年过去了，情况却并未发生任何改变：“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
朝廷多数官员相信，诸羌的问题根源是地方官员在和有实力的羌民们结盟的过程中行为失当。
为了镇压这些起义，汉朝政府于公元前111年设立了“护羌校尉”。他的职责是帮助羌族在汉地生活，调查他们的满意度，并确保有一定数量的翻译人员来处理和边境之外的诸羌的交流。他负责组织屯田校尉为边防要塞提供给养，确保能够在没有国家军队的帮助下处理好地方的反叛事件。事实证明，如果叛乱发生，这些边防要塞大多数是无效的，而且国家军队也通常无法前来援助。
汉朝政府视外族部落为附庸，作为招募战士、建立联军的基础，这种做法可以回溯到汉王朝建立之初。
羌地附属国最早建立于公元前60年，到了东汉时期，在现鄂尔多斯、甘肃和四川等地都建立了羌族属国，另外还有匈奴族的附属国以及其他的一些中亚国家的附属国。理论上讲，附属国的人民仍保持着他们自己的习俗，由本族的头目管理。汉代的管理者并没有特别管制他们，只是确保他们服从于汉代朝廷施加的特殊命令。
为了变为汉代中国的“内附”的一部分，臣服的蛮族部落不得不向汉朝政府提供劳役或者从军入伍。在东汉时期，羌在对边塞上的游牧民反击战争中的表现尤为突出，为汉代政府提供了边防线上的“耳目”。此外他们可能还要交税。降汉的羌族酋长如果有足够能力的话，将携带贡品前往汉朝，向皇帝表示臣服；实力稍弱或较小的部族则只能保证相安无事。那些参与汉廷朝政的部落头领能够获得册封和印绶，就如同西域一带的统治者一样。
这种松散型控制和少量服役的政策经常被人忽视。校尉们照例会从羌人那里榨取钱财和劳役以损公肥私。公元55年，当张奂被任命为都尉时，他发现他的8位前任都为了私利而敲诈羌人。
张奂拒绝接受羌人头领送给他的马匹和黄金，这件事为人所称道，人们视其为忠诚的典范，但这也说明朝廷派出的高级官员通常在地方上巧取豪夺，就如当时文章中所谴责的那样。
随着被安置的人数日益增长，需要建立越来越多的附属国，因此校尉的职责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公元94年，50万羌人内附，公元107、108年又有数万人归顺。由于这些人不能够在汉朝的管理下完全融合，他们就在新校尉的监督下形成新的附属国。无论在什么时候，一旦地方秩序被打破，校尉的权力都会膨胀。校尉是一种军职，负责组建联盟以备军事之需，但到后来，它逐渐被赋予了和郡守一样的行政权。在校尉们所控制的区域内，他们不但控制着归降的胡人，还统治着边关的中国人。因此，异族人的内迁最终导致了对地方社会和边关的军事化管理。
除了诸羌和匈奴之外，处于军事监督之下的附属国最多的是乌桓，他们和鲜卑一起被称为“东胡”。这些游牧部落大部分居住于今天内蒙古一带，在被匈奴冒顿击败之后，就被纳入到匈奴国。作为臣服的国家，他们定期向匈奴上交皮毛、马匹和牲口，另外还为匈奴对抗汉朝提供军队。
这种情况在公元前119年发生了变化，汉朝的一场军事胜利把单于驱逐出了内蒙古地区，使得乌桓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汉朝后来把他们重新安置于长城东北地区的郡，在这里设立了“护乌桓校尉府”，校尉府位于现在的北京附近。然而，贯穿整个西汉王朝，匈奴始终迫使乌桓上贡，而乌桓也仍然在劫掠汉人。
公元49年，当汉朝皇帝说服乌桓酋长臣服时，汉和乌桓的关系再次发生变化。约有1000名酋长到达汉廷以示归顺，并且进献奴隶、马匹、牛、弓弩和毛皮。作为报偿，汉朝皇帝会组织大型宴饮，赐予贵重礼物。到后来，酋长们请求“内附”，他们中的81名接受了侯的爵位。领头的酋长之子被留在汉朝作为质子。
乌桓迁置到了汉朝边塞以内的地区，他们守卫此地，以定期换取食物和衣物，他们还斩杀敌军首级以获得悬赏。尽管确切的数字还不能确定，在2世纪晚期，为数至少300万的乌桓人居住在汉朝边塞以内。随着这次内迁，政府重建了乌桓校尉府，这次它的府治在宁城。墓中出土有关于都护府的壁画，描绘了城墙、府治、军事设施以及市场。这些绘画包含了有关乌桓部族人生活的极有价值的信息，描绘了他们的着装和髡发习俗，以及他们在市场上买卖的货物。另一幅壁画描绘了游牧民的帐篷“穹庐”，这种异域风格的结构，使其在汉族上流社会迅速流行。
乌桓附属国起初是和匈奴打仗，在匈奴被打败后，鲜卑联合了北方游牧民部落共同对付汉朝，因此乌桓后来又与鲜卑作战。乌桓还镇压了汉朝境内及其南边地区的叛乱。
不但如此，在公元2世纪末，宁城市场上的贸易还使乌桓地区成为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乌桓和汉朝官员的合作如此紧密，以至于在公元187年，两位汉朝官员竟然率领游牧民发动叛乱来推翻朝廷。
公元184年，当黄巾起义军在山东和东北地区发动起义反抗汉朝统治时，超过100万中国人逃到了宁城附近地区。公元205年，军阀曹操率领包括大量乌桓骑兵在内的军队攻打北方州郡，当时汉人有10万户家庭寻求乌桓的保护。
汉朝社会普遍对乌桓信任有加，甚至在乌桓军和汉军两者之间更加倾向于向前者寻求庇护。这些事实说明，在汉朝末年，游牧民附属国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的组成部分。
在东北、东南和西南地区，汉朝周边疆土上更多的是定居的民族而非游牧民族。对汉朝而言，这些地区在政治或经济上的意义都很小，因为它们没有构成军事威胁，而且地处偏远。另外，南方潮湿的气候会产生对北方人而言致命的疾病。后来，这些地区的人民吸纳了中国人的生活习俗，包括官僚管理制度和书写文字，因而到了公元7世纪，中国周围多少都存在着其复制品。但是除了朝鲜之外，其文化的同化并不是从汉代开始的。
在当今朝鲜半岛，在公元前2世纪晚期，由于贸易和人民定居，中国地方管理机构被引入了本地。但是到了公元1世纪，朝鲜人开始形成他们自己的国家，最突出的是高句丽，接着在公元106年，汉代管理机构被暂时驱除出本地。尽管直到汉代末期，中国人仍然继续统治着朝鲜半岛的一些地区，但这个地区都不再是中国的一部分。（地图14）
在偏远的南方地区（今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地区）和东南地区（今福建），秦汉都在此设立了郡，数量比军事要塞更多。他们也给乐于合作的地方酋长册封和颁发印绶，这些酋长向汉朝做出名义上的臣服，并且向朝廷进献域外奇珍。中国人在这些地区分散定居，其中有的地方则根本没有汉人的存在，汉代文献也仅仅简单记录了有关这些地方头目或忠诚或反叛的事迹。
汉朝向西南地区（今云南和贵州）的扩张过程颇为相似，结合了短暂的军事干预和努力通过封赏的方式来赢取地方首领的支持。汉代朝廷的一些官员开始对这些地区表示出兴趣，因为有传闻说可以经由西南发展与更远地区之间的贸易。公元前135年就有一位廷臣提议开展尝试，开辟西南地区夜郎国和南边的南越地区之间的贸易路线。几乎在同一时期，来自于四川地区的西南人氏、著名的辞赋家司马相如试图在西南的四川和现今缅甸、印度之间建立联系。20多年后，汉朝第一位探险中亚、途中曾被拘禁的特使张骞向朝廷汇报，在大夏发现了中国出产的商品，是从四川经由西南而来。然而，事实上所有这些商路都异常难行且难以付诸实用。尽管当时已经建立了一些郡，夜郎王和滇王也被授予了封号，但中国人和该地区的联系始终是时断时续、浮于表面的。
虽然这些国家并不具有军事或政治价值，汉朝却醉心于获取该地所产的珍稀宝物，如同对北方和西域一样。汉朝对来自遥远地区的珍稀宝物的沉迷根源于这样一种思想：皇帝权力大小的衡量标准取决于他能否把人民及其地方产品引到朝廷。地区距离朝廷越遥远，敬献来的物品越稀奇，那么皇帝的影响力就越大。
关于这个主题最为精美详细的描述来自于司马相如的作品，特别是他的《上林赋》，把北方游牧民和中亚人敬献的各种珍奇动物和神话传说中的动物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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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东沼，入乎西陂。其南则隆冬生长，涌水跃波。其兽则㺎旄貘嫠，沈牛麈麋，赤首圜题，穷奇象犀。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河。其兽则麒麟角端，橐驼，蛩蛩，驴骡。
在公元1世纪末，王充写过两篇散文，谴责了当时把周代认作史上最伟大王朝的观点，也批判了汉朝的社会风气。他指出汉朝接受了来自遥远异域的贡物，而这些地方在周朝根本还没被人注意到。按照王充的说法，由获得的这些珍稀贡物所显示出的威望和影响，证明了汉朝比以往所有朝代都更加优越。
异域奇珍所带来的威望在宗教信仰中也有所体现。人和神之间的联结点也位于大地的边缘，或者在陡峭的山巅、东部漂浮的仙岛，或者在西部地区连绵的山脉。这些仙境里面有同样的奇禽异兽和奇花异草，在人世间，它们就是祥瑞和贡品。关于西王母宫阙的叙述特别强调了玉树和其他一些宝石，还有充斥于她的宫阙的珍禽异兽。这些九尾狐、跪地捣灵丹妙药的玉兔、跳舞的金蟾，以及传信的青鸟也都出现在包括壁画和青铜“摇钱树”在内的汉墓艺术之中。
对异域的崇拜起源于政治和宗教生活，到了汉代则向汉代上流社会甚至普通人群传播。到了东汉时期，来自异域的物品使中国每个阶层的人都深为着迷。在公元1世纪晚期，历史学家班固写信给他的亲人、探险中亚的外交家班超，信中描述说，当时要在都城购买中亚毛毯和马匹需付惊人的价钱。公元2世纪中叶，汉灵帝经常在皇宫中搭的一个游牧民的帐篷中嬉戏游乐，他喜欢胡服、胡食、胡乐以及胡舞
，百姓也纷纷仿效。
白妆粉（称作“胡粉”）在汉代中国成为一种普遍的化妆品，后来日本也从外国人那里学会了这种方法。诸如琵琶这类乐器也来自中亚地区。而西部和北部地区的一些新的水果种类和乳制品也在此阶段被引入中国人的食谱。最后，在汉代最终灭亡的时候，佛教经典经由中亚和东南海路到达了中国。佛教起初和对来自世界最西端的救世主西王母的信仰联系在一起，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第一个世纪，佛陀及其教诲已经成为由异域引入中国的最有影响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