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居民、契约和利息：金融与城市化

2003年6月12日，三个男人开着一辆红色小汽车设法通过底格里斯河大道上的安全检查点，到达伊拉克国家博物馆，他们唐突地递给博物馆警卫一块用毯子包裹着的石头。当人们打开包裹时，发现里面是乌鲁克祭祀瓶的一大块碎片。乌鲁克祭祀瓶是伊拉克战争期间从博物馆被抢劫的宝物之一。自从博物馆不幸被抢劫以来，除了乌鲁克祭祀瓶之外，没有一件艺术品被这个国家的人民如此强烈地怀念着。尽管无数的艺术品被盗，但没有一件艺术品能比乌鲁克祭祀瓶对这个国家有更多的意义。乌鲁克祭祀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起点，出土于乌鲁克神庙区域。由于战争的洗劫，祭祀瓶已经完全破碎——大块碎片已经遗失，并且永远不可能再被找到。但对于科学研究来说幸运的是，在战争之前，关于乌鲁克祭祀瓶留下了大量影像资料。

乌鲁克祭祀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它是一个上宽下窄、三英尺 高、由雪花石膏制成的圆柱状物，装饰着三幅雕刻图案——每幅雕刻图案都代表着世界的不同部分。底部是水——波浪形的线条描绘的也许是乌鲁克所在的幼发拉底河河岸，水面上是一片雕刻的栽培植物，可以明显看出来这代表的是曾经包围着古城的灌溉农田，再上面一幅雕刻图案是正在行进的羊群。人类的世界占据了瓶的中央：裸体的男子——百姓们——成纵队行走，每人拎着一个篮子或双耳瓶，可以看出来里面装的是从下面饲养的动物和栽培的植物中收获的物品。这些人的形象缺乏个性，这表明他们本身就是商品——也许象征着不合人性的人类劳动。最后，瓶的顶部是神庙的世界——壮观的动物和人类队列顶端有一个神父，他正在给神庙的祭司或女神伊南娜赠送礼物，他手中拿的是一个细长的容器，就像这个瓶本身一样。

这件祭祀瓶显然描绘了一种宗教仪式，但同时也是古代经济活动的一种体现。统治者代表民众，向女神献上乌鲁克人的劳动果实。由于这些祭品大部分都不能长久保存，因此我们勉强可以猜测神庙会通过某种方式快速地对这些祭品进行重新分配。根据乌鲁克泥板上的数字可以很容易地判断，这是件不小的工程：需要按门类向民众征税，然后重新分配征收的产品。事实上，这种经济体系依赖于一个集中式的分配中心，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民众会搬进城里，并且居住在更靠近神庙的地方。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从乌鲁克古城鼎盛时期的城市规模来看，有超过一万人居住在这里。乌鲁克遗迹中发掘出的商品和各类物料表明，城中的居民大部分具有鲜明的职业特征——劳动分工已经出现。毫无疑问，有的居民负责放牧，有的负责耕种，城里有专门的面包师、酿酒师、纺织工人，甚至还有会计师、书记员和教师。乌鲁克祭祀瓶上的浅浮雕表明，个人对神庙负有重要的义务，而这正是农业生产和分配体系的基础。

一个基于大规模商品再分配的经济体系，仅靠良好的商誉是无法稳定运转的。事先的承诺很有必要：只有保证准时交货，才能让管理者们制订计划。如果不能记录个人对神庙的债务，就无法判断谁在辛勤劳作，谁在偷奸耍滑；谁在上季度少交了一次谷物，需要在下个季度补上；谁已经领取了这个月的口粮，神庙又欠谁多少粮食。在一个集中式的体系中，人变成了数字，会计结果至关重要。祭祀瓶上唯一缺少的画面是记录产品流动的会计师，然而乌鲁克古城遗留下来的泥板和标记提醒我们：这个古老的经济体系不但依赖于将市民的义务转化为神圣的承诺，而且还需要将这些义务以及履行情况详细地记录下来，这两者共同构成了城市生活出现的前提。

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在已知的最早的债务清单中，记录着一个个人名，以及他们所欠神庙的大麦数量。 1 一份来自公元前24世纪初的清单上记录的内容再现了乌鲁克祭祀瓶上的进贡场景——包括敬献者的姓名和他们应当献给神庙的贡品数量：“卢吉德，征税人，864升大麦；基度，巴加拉人，720升大麦；伊齐兹，铁匠，720升大麦”等。因此，当建立在集中规划和再分配基础上的经济体系诞生时，债务和税务也随之而来。

这个经济体系要依赖这类承诺和交货机制养活一万人，就必须进行时间跨度较大的长期规划。一座城市想要自给自足，仅靠以年为单位的分配体系是不够的。举例来说，如何才能确保下一年会有足够全城人食用的肉类？要解决这类问题，规划者需要根据牲畜繁殖的速度来调整当前的肉食消耗。这是一个金融问题。在草场充足的情况下，自然繁殖的羊群会呈指数级增长，但在人类介入时，增长的速度还取决于宰杀以及消耗的数量。有关实际增长的计算可能会变得非常复杂。

复利的出现

耶鲁大学古巴比伦文物藏品中的一份文件很好地体现了这种复杂性（或者说，体现了指数级增长概念的逻辑极限），其记录的内容刻在一个大小和形状都很像菠萝的黏土制圆锥体上。锥体上所刻的苏美尔铭文记录了公元前2400年发生在两座古城——拉格什和乌玛之间的边境争端。这两座城市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南部，彼此敌对。乌玛夺取了拉格什一块狭长的肥沃土地，并且占领这块土地长达两代人的时间。拉格什的统治者恩美铁那最终夺回了这块土地，并要求乌玛以“租金”加利息的方式进行赔偿。铭文记录中写道：“乌玛的领袖应当将南舍和宁格苏的1古鲁大麦作为借贷。这会产生利息，总计864万古鲁。” 2

苏美尔古城之间经常会因为耕地展开数十年的战争，因为谷物是古代经济的基础。这份文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因为它显示了当时的苏美尔人已经具有了高度抽象的概念，而且金融概念也开始在政治领域拥有了一席之地。

首先，这份记录的惊人之处在于它使用的数字规模。恩美铁那认为之前存在大麦借贷的情形，并宣称习惯上谷物的利率为33.3%。转换为现代单位，恩美铁那向乌玛人开出的账单相当于4.5万亿升的谷物，大约是美国最近几年大麦年产量的580倍。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从开始出现文明到当时所收获的大麦总量远低于这个数字。有趣的是，即使不认识苏美尔文，你也可以轻松发现铭文中的这些巨大数字：三个圆形的凹陷标记，其中又有小型的凹陷标记，代表着一个大数字乘以另一个大数字。如果没有乌鲁克时期数学抽象的飞跃，要想象并表达出这种规模的数量是不可能的。只不过，锥体上的欠债方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座城邦。

恩美铁那锥体的第二项重大意义在于，它是全世界最早的复利证据。复利计算导致债务呈指数级增长，而不是线性增长，这最终导致了一个天文数字的产生。

恩美铁那复利计算的基础是，今年获得的利润可以投入明年的生产之中。从逻辑角度而言，恩美铁那的要求是不可能达到的。谷物产量的复合增长不但需要越来越多的种子，还需要越来越多的土地来进行种植。拉格什的这位统治者当然明白，他的复利要求是荒谬的。他只是借助了数学和金融学的术语，夸张地表达了拉格什对于高额赔偿的要求。而事实上，根据锥体上的记载，由于乌玛无法偿付这笔巨款，因此乌玛的领袖是“欠”他们的。

复利计算的想法来自何处？一种可能性是，它来自苏美尔经济体系中另一种具有内在指数级增长性质的基本产品：牲畜。无论是绵羊、山羊、奶牛还是公牛，其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它们可以提供肉类、羊毛、乳制品，还有权力。

德莱海姆泥板：两千余年前的商业企划书

公元前两千余年前的一份楔形文字记载证明，养殖牲畜不但是一桩规模庞然、意义重大的业务，而且需要相当程度的数学技巧。从我们的角度看来，其中最有趣的一点是，它代表了金融软件的一次重要进步，即用一种数学增长模型制订一份长期金融计划。

这块泥板来自德莱海姆（Drehem）古城，这里是当时牲畜交易的重要地点。 3 泥板的制成年代为乌尔第三王朝（Ur III），该王朝始于公元前2100年左右，比恩美铁那锥体的时间略晚。罗伯特·英格伦教授在柏林与其他学者（包括一位考古学家和一位数学史学家）一同研究并解译了这块大型泥板。泥板的内容是一群奶牛在10年间的数量增长情况，描述的是在牛群数量呈指数级增长的情况下，与之对应的牛奶和乳酪产量的增加。泥板上还计算了产出食品的经济价值，采用的单位是古代西亚地区的通货——白银。

英格伦指出，铭文内容并不是牛群数量的真实会计记录，因为其中使用了一些不符合现实的假设，例如没有牛死亡，以及每对牛每年都会产下一头小牛；每年，每头母牛都会产下一头小牛，而雌性的小牛会在接下来的每年中也产下小牛，最初的一对牛就这样增长为一大群牛。

铭文描述了一个抽象化的、使用了数学工具的几何增长模型。这也是一个投资模型，因其最终结果会转化为白银。从金融角度而言，这份文件类似于企业收入增长模型，其中牲畜代表了投资，乳制品销售额代表了年度收入。

德莱海姆的会计师们为什么会需要这样的模型？这会是一位数学家关于指数级增长的纯理论分析吗？这个标准模型是建立在理想条件下的：牲畜不会死亡，价格不会变化，产崽量可以准确预测。它揭示了购买一对种牛并在理想条件下进行养殖的潜在利润，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铭文看作一份商业企划书。

德莱海姆泥板是古代西亚关于金融的文件中最令人激动的一份，因为它最准确地揭示了金融思维的发展。它的存在表明，对于未来企业的想象、定量分析乃至最终估值所需的基本工具，最晚在公元前两千余年就已经被完整发明出来了。

只有当人们需要以准确和数字化的方式预测未来时，这样的泥板才会出现。它蕴含着一种基本思想，即时间本身是有价的，其价值取决于经济的潜在发展——在这里就是指牲畜的繁育。这种抽象化的金融思考让人惊叹。德莱海姆泥板中隐含的“商业企划书”包括对于增长和变化的预期，不仅关乎牛群本身，而且关乎牛群所支撑的对象。当牛群数量增长时，以牛群为基础的人类社会也就获得了增长的空间。

借与贷：复杂链条的重要一环

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所有人都会将东西借给他人，即使这样做的收益并不是立即可见的。在小型社区中，人们会将自己的工具和时间借给他人。虽然他们也许会期待在未来得到回报，但他们并不会签一份合同将其正式地表示出来。这类合作行为可以看作一种保险。如果你在有余力时帮助邻居，那么当你陷入困境时就可以寻求邻居们的帮助。

当人们开始在乌鲁克这样的大型城市生活时，他们交往的对象不但有朋友，还有陌生人。在稍大点儿的村庄，也许你可以认识所有人，但在乌鲁克这样的大城市，这是不可能的。邻里之间约定俗成的默契变成了陌生人之间白纸黑字的契约。当所有人掌握的技能都差不多时，邻居间的帮忙总是能以同样的方式得到回报。但当每个人从事不同的职业时，互惠式的回报开始变得困难起来。城市社区同样需要合作，但是由于邻里间的陌生感和合作行为难以量化，人们需要一种更加正规的方式确保帮助行为能够得到回报。剑桥大学的保罗·米利特（Paul Millett）追寻并研究了古代雅典城市化与有息借贷的关系。他发现了一种明确的关系模式：城市化催生了明文契约和利息，而利息是诱使他人借给你东西的激励手段。

邻里之间的合作看起来是一种社区应对危机时期的方式，而带有利息的借贷行为则会让出借人积累财富，即使在不需要的时候，出借人也会得到回报。约定俗成和明文契约之间的区别导致了市民对借贷的矛盾心理：向朋友或者邻居索要利息也许并不那么理直气壮，因为以德报德原本是在城市生活之前应对危机的一种方式。利息的发明无异于亚当吃下了智慧之树的果实，是人类堕落的“原罪”。事实上，明文契约、账簿档案以及对每个人付出和索取的记录，在帮助了古代城市发展的同时，也让人类远离了守望相助的伊甸园。然而，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工具为更大规模的城市和政治实体奠定了基础。

私人金融契约同样出现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24世纪中叶的一份苏美尔记录可能是最早的个人借贷记录之一，而在此之前，所有这类契约都是与神庙签订的。这份文件中写道：“40克白银和900（？） 升大麦，乌尔–加里玛施贷于普泽–伊什塔。” 4

尽管这份文件缺失了很多必要内容，例如借贷日期、归还日期、签约双方的地位和组织关系以及证人姓名等，但它依然是普泽–伊什塔向乌尔–加里玛所做出的明确债务声明，而且是这次借贷的契据。不论最早的金融记录始于何时，至少在这份文件所处的时代，个人借贷和债务记录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金融架构的一部分。

债务以及促进借贷的利息，是金融史上最重要的发明。债务可以让借方使用未来的钱满足当前的需求。例如，假设一位农夫（或农妇）发现储藏的食物坏掉了，而距离收获还有一个月。如果没有借贷和利息，他/她就只能饿上一个月的肚子，或者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好心人施舍。但是，债务在当前和未来的食物消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巨大的消费落差变得平滑。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取代了坏掉的粮食，将未来的收成挪到了现在。

平滑消费仅仅是借贷的一项用途。事实上，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借贷技术是建立在当时的主流经济体系之上的。例如，如果神庙或者统治者向民众征税，个人借贷可以弥补一时的亏空。而在其他体制下，例如购买商品并进行交易，美索不达米亚的借贷则是中间产品复杂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在商品供应领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图兰-伊利泥板：商人的监督者

史蒂文·加芬克（Steven Garfinkle）是西华盛顿大学的楔形文字专家，他专门研究过公元前两千多年前的乌尔第三王朝的借贷契约。这段时期的大量金融资料得以留存，而当时的经济体系是建立在大型组织化的家族基础之上的，人们受到各种形式的组织的划分和约束。传统观点认为，这段时期只是允许相对较少的个人商业活动，大部分经济活动都是为大型组织服务，而非个人利益。

加芬克指出，借贷行为普遍存在于乌尔第三王朝的社会各阶层，从下层农民到政府显贵都是如此。借贷对象既有白银，也有大麦；而契约类型则包括有息借贷、无息借贷，以及使用劳力支付利息的借贷。像上文中普泽–伊什塔的借贷契约一样，这些文件有时只是简单的声明，缺少背景信息，部分条款只能从大背景进行推断。某些借贷契约被封在黏土封套中，加盖了圆筒形的印章，并在外表面上铭刻了说明，让人想起封泥的传统。加芬克认为，当贷款还清后，这些封套会被销毁，而借贷文件本身并不会被销毁。

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尼普尔城（Nippur）的商人监督者是一个名叫图兰–伊利（Tūran-ilī）的男人，耶鲁大学古巴比伦文物藏品中有一些关于他的商业档案。这些档案可以说明，当时的金融业在多大程度上是在为组织提供服务，而不是为个人。楔形文字专家们研究了超过60块图兰–伊利泥板，研究者中包括加芬克和哥伦比亚大学的马克·范·德·米鲁普（Marc Van De Mieroop）。他们的分析表明，在乌尔第三王朝的经济体系中，借贷活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说明，即使在一个高度受控、层次分明的经济体系中，借贷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图兰–伊利泥板记录的年代为公元前2042—前2031年。 5 记录内容显示，他负责监督为大型“家族”（例如神庙、官员家庭甚至王室）服务的多名商人获取物品的账户。这些商人会在这些家族中设立账户，预支白银和羊毛，然后为其买回各种各样的其他商品，例如洋葱、鹰嘴豆、大蒜、大麦、茜草、葡萄干、椰枣、小麦，牛和山羊；还有其他生活必需品，例如明矾、石膏、碱土、磨石、沥青和牛皮，以及一些贵重物品，例如铜盒、黄金和香料。

这些商人会使用预支的白银进行借贷，并不时需要依赖图兰–伊利在他们的账户下进行预支或清账操作。这种商贸信贷系统不但为商人买卖商品提供了必要的流动性，还为金融利润的产生提供了空间。商人监督者本人就使用了一些信贷工具获取个人利益。他甚至还可以充当类似政府税务包收人的角色，在纳税人无钱缴税时为他们提供贷款，然后将税款收入作为一个账户，进一步为商人活动提供支持。加芬克和范·德·米鲁普从这些宝贵的档案中得出结论，即使经济中间人是更大经济实体的服务者，他们依然是受到经济利益驱动的代理人。到公元前2000年，利息的概念已经出现了10个世纪，即使在一个高度受控的经济体系中，也需要一种方法来管理复杂的跨期需求。乌尔第三王朝也许并不存在市场经济，但显然存在金融经济。金融活动满足了这座城邦复杂的外部中介需求。

“利息”源自何处

是什么让古代苏美尔人产生了收取利息的想法？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思路。在苏美尔语中，利息一词是“ mash ”，它也有牛犊的意思。在古希腊语中，利息一词是“ tokos ”，它同时也有牛繁殖的意思。拉丁文“ pecus ”（畜群），是英文“pecuniary”（金钱上的）的词根。古埃及语中的利息一词与苏美尔语类似，是“ ms ”，意为“生出”。所有这些词汇都表明，利息来自牲畜的自然增殖。如果你将30头牛借给某人一年，你会希望他还给你超过30头牛。牛群会增殖，牛主人的财富也就因此具有了与牲畜的增殖率相同的自然增长率。如果牛是标准货币，那么所有可类比商品的借贷也都理应具有“增殖”属性。对于一个农业或畜牧业社会，利息的概念非常自然，但对于一个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社会则并非如此。古代苏美尔社会（特别是被称为“羊圈之城”的乌鲁克）为有息贷款的诞生提供了理想的环境。本章前文所述的德莱海姆泥板就是这种思维的详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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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我们探讨了古代城市中居民的密度如何导致了契约和利息的出现。支持古代城市的农业经济就好像一个坩埚，为日渐精密复杂的金融工具的发展提供了反应容器。农民需要为下次收成提前打算，每年都要决定消费多少、储存多少、种植多少。所以，在古代的西亚城市，人们发明了制订计划的方法，并形成了资产会有公平产量的观念。这些概念成为人们的思维基础，甚至国家之间的政治争端都会使用复杂的金融计算予以量化。

我们还讨论了金融技术在最早的城市中的发展，以及金融理论的出现。金融增长模型既有实际意义，又充满了各类假设。德莱海姆泥板使用奶牛的繁殖率表达了一个实用理论：关于未来的生产规划。与此相对，恩美铁那锥体则使用了复利计算将想象边界推到了谷物生产的现实之外。尼普尔城的图兰–伊利泥板表明，经济体系的复杂性催生了一门技术，用来管理商人采购和交货的时间差。即使在经济受到高度控制的时期，时间的经济价值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MGN325++vL9jL49dJoc8TO84is+tzg+j8j2zD8agKs3a+wgP3uQDUa4cHDV+y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