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城市、语言、法律、合同和数学：金融与文字

本章将探讨金融作为一种技术在古代西亚地区是如何出现的，以及它在世界上第一批大型城市社会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美索不达米亚产生了世界上第一批城市、第一种书面语言、第一部法律、第一份合同和最早的高等数学，其中许多都直接或间接来自金融技术。例如，楔形文字是古代会计制度和契约的一个意外副产品。巴比伦数学的发展要归功于金融经济的发展对算术和计算的需求。有关商业增长和利润的第一个数学模型出现在4 000年前。巴比伦人的法律体系几乎全部建立在确立个人权利义务的公证文件以及契约的使用基础之上，其中许多类似于现代的金融工具和合同。第一份抵押、契约、贷款、期货合同、合伙协议和信用证都是以楔形文字文件的形式出现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或更早。简而言之，五千多年前开始的城市社会的巨大发展同时包含了各种新的制度和流程的发展，其中许多在本质上都是经济的和金融的。这些嵌入更大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之中的金融实践，就是我在导论中所说的“金融硬件”。

本章还将探讨金融工具如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金融技术不仅使金融契约，还使金融思想成为可能，这里的金融思想是指使用时间的金融视角构建经济互动的概念性方式。借款、放贷和财务规划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时间概念，它们以新的方式量化时间，而且为了计算的目的简化时间。反过来，这种思维方式和专业知识也影响和扩展了政府与企业的能力。这个概念框架就是我在导论中所说的“金融软件”。

金融依赖于量化、计算，以及数理推理能力。因此，本章的重点是古代数学工具的发展。金融的另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是时间的维度。金融需要时间的度量和表达，因此本章会深入探讨时间技术。结尾处会谈及金融的记录、契约和法律框架，这是因为金融主要是关于未来的承诺，如果没有记录和实施的能力，承诺是毫无意义的。

有关金融工具的首个证据出现在古代西亚地区的早期城市与农业社会背景之下，大约与青铜时代的开端属于同一时期。古代西亚城市社会的历史起源大约可以追溯到7 000年前。公元前3600年，古代苏美尔城市兴起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交汇处，即现在伊拉克所处的位置，那里很适合种植谷物和养殖牲畜，但缺乏其他必需品，如木材、铜和锡。最后两样东西尤其重要，因为它们是制造青铜的必需材料，而古代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基本上都是青铜材质的。考古证据表明苏美尔的城市依靠长途贸易获得这些重要商品。它们也交易一些外国的著名商品，如象牙和宝石。这些物品对强化社会和政治等级制度这一文明的标志起到了部分作用。

简而言之，古代西亚文明中的经济需要生产基本的粮食产品并分配给当地集中的城市人口，同时也需要从远处获得商品。金融的基本单元——跨期合约——能够同时满足这两种经济需要。随着西亚的古代城市社会在规模和范围（例如人口密度和贸易地理范围）上发展，它们越来越依赖跨时期的金融合约技术。金融的首次出现伴随着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书写，即记录当下发生的某件事，使其能够在将来被明确地解读的能力。尽管书写也有其起源和先例，但它同样也是由于金融的需要而出现的。

我们以探索金融硬件的基本零件——计数、会计和契约工具来开始这一章。

神殿与陶筹

他建造了乌鲁克的城墙，羊圈的城市，

埃安娜神圣的庙堂，圣洁的宝库。

看那装饰着青铜一样的袋状物的墙！

凝视那举世无双的堡垒！

从古老的石阶，

接近埃安娜，伊什塔尔的宝座，

而后世无论君王或百姓，再也不可比及。 1

有史以来最早的文学作品讲述了吉尔伽美什（Gilgamesh）的故事，他是一位前往遥远的土地获取木材并在他的城市建造了一座神殿的英雄。上面的诗歌摘自《吉尔伽美什史诗》。 2 它表达了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诞生地——乌鲁克（Uruk）的宏伟的城墙和埃安娜神庙的赞美。尽管文本是动人的，但是第一次把史诗记录下来的楔形文字却应更多地归功于商人和会计人员，而不是诗人。楔形文字并不是为了写诗而发明的，而是为了会计和商业，乌鲁克可能是这二者最初产生的地方。当然，目前很难精确地锁定任何技术发展的时间和地点，但是早期的一些残余书稿，甚至更早期的手稿是在乌鲁克被发现的。研究书写起源的学者相信，书写是由乌鲁克神殿中与经济相关的独特的符号性会计记录演化而来。

1929年，德国考古学家尤利乌斯·约尔丹（Julius Jordan）挖掘出古代城市的中心——乌鲁克的中央神殿。这次堪比《夺宝奇兵》的考古挖掘没有让约尔丹失望，他找到了传说中的“埃安娜神圣的庙堂，圣洁的宝库”，这是丰产女神伊南娜（Inanna）受到崇拜的地方，也是将货物和大宗商品分发给民众的地方。在神殿附近，约尔丹和他的挖掘队发现了神殿的石阶，正如《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所描述的那样。约尔丹仔细记录所有的发现，不仅包括不朽的建筑样式，甚至还有挖掘时出土的艺术品和人工小物件。在日记中，他记录了在神殿周围出土的陶筹（黏土制成的小物件），“形状像日常生活用品：罐子、面包和动物”。这些小物品很长一段时间内无人关注，直到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学者丹尼丝·施曼特–贝瑟拉教授开始以系统化的方式对它们进行分析。

施曼特–贝瑟拉在法国出生并接受教育，后来加入美国拉德克利夫学院一个专为有潜力的女学者设立的奖学金项目，开始做研究。她长期关注的问题是：在陶器被发明之前，制作黏土物品是否被当作一项技术。这个谜题第一次驱使她去博物馆的收藏品里寻找早期的黏土物件。她成了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西亚考古学的一名研究员，在那里她重新发现了考古学家约尔丹记录的小象征物中包含的秘密。丹尼丝于20世纪70年代搬到得克萨斯大学，在那里她继续研究这些黏土做成的小象征物，煞费苦心地跟踪西亚考古挖掘中每一条涉及它们的记录，并且参观了所有包含它们的博物馆收藏品。

我第一次见到丹尼丝是我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读艺术史研究生的时候，她当时是得克萨斯大学艺术博物馆馆长。她是我的老师，我能直接观察她的开创性工作。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是隐含在那些陶筹系统中的金融意义而不是它的艺术性最终俘获了我的兴趣。

当其他研究古代西亚的学者正在探究诸如神殿建筑的演变、古代城邦的政治历史、古代气候如何影响农业和城市化之类的大问题时，丹尼丝专心致力于对陶筹的实验室分析和文件编制。她认为这些黏土制品比乌鲁克古城出现的时间还早，它们出现在公元前7000年整个西亚地区的史前遗址中。无论这些东西是什么，计数器、游戏符号或神秘的标记，它们在书写被发明之前的很长时间里被许多不同民族和文明所使用。

这些物体的大小跟游戏金币差不多。它们的风格简单划一，这表明它们被标准化以便识别——抽象、简单而不是写实。陶筹在形式和发现地点上的系统性使丹尼丝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新奇假说。她认为这些陶筹与在乌鲁克最古老的地方发现的泥板上最早的象形文字有关。

最古老的乌鲁克泥板大约是在公元前3100年由抄写员制成的，他们把潮湿的黏土做成菱形板，用木制笔在上面书写。笔的一端锋利，另一端圆润——一端用来画线，另一端用来画点。稍微倾侧笔尖，还能够画出三角形和圆柱形的标记。这些符号的组合形成了一本词典，学者们现在已经断定那是人类最早的书写作品。

丹尼丝最著名的发现是，这些早期泥板上的象形文字本质上就是陶筹上的图形。例如，她展示了布的象形文字可以追溯到一个圆形的、有条纹的陶筹；甜的标志由蜜罐形状的陶筹演变而来；食物的标志从像一盘完整的菜的陶筹演变而来。而这些陶筹中的大多数代表了日常生活中的商品——羊羔、绵羊、奶牛、狗、面包片、油罐、蜂蜜、啤酒、牛奶、服装、绳索、羊毛和地毯，甚至一些抽象的商品也被制成陶筹。显然，这些物品曾经包含在女神伊南娜“圣洁的宝库”之中。这些美丽的小物件并非艺术品，而是与经济有关，它们是苏美尔再分配系统中的商品。

泥板和陶筹之间的联系有助于解释各自的功能。几乎所有来自乌鲁克的最古老的泥板都是记录产品和大宗商品交易的会计凭证。这些凭证是中央管理经济当局——应该就是神殿——所使用的行政记录。

陶筹显然有着同样的用途，也许世界上第一个会计人员就是坐在神殿的宝库门前，记录着有多少收入和支出。在文字出现以前的社会，需要一种方法来记录经济交易，陶筹是可以与标准化的商品与服务一对一匹配的自然标记。符号记录和早期的书写记录之间的这种联系，让丹尼丝得出了人类社会书写演变的理论。 3

在苏美尔经济的经典模型中，神殿起到了类似行政机关管理商品生产、收集和再分配的作用。从这些复合式建筑群中发现的有关管理工作的泥板表明，符号的使用以及随后书写的产生都是作为一种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工具演变而来。由于缺乏来自乌鲁克时期的考古证据，目前尚不清楚个人是否也将该系统用于缔结私人契约。就此而言，我们也不清楚最初读写能力的普及范围有多么广泛。在早期泥板上使用可识别的符号和象形文字，类似于统治者当局需要的一部可以使识字者和不识字者得以沟通的词典。随着楔形文字的字母变得越发抽象，读写能力必然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样才能确保人们可以理解他人的意见。

“书写”的想法很自然地传播到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交界区。公元前4000年苏美尔地区的城市与苏萨城进行着广泛的贸易，并且很快将贸易范围扩展到苏萨城的东部（现在的伊朗西南部）。事实上，早在公元前5000年的后期苏萨可能就沦为了乌鲁克的殖民地。它发明了自己的泥板字母（称为原始埃兰语），使用的符号系统与在乌鲁克发现的相同。 4 也许会计系统不仅用于本地商品的分配，也用于地区间的贸易协议。

楔形文字书写的发展理论中一个关键环节是另一个来自古代西亚地区的神秘黏土制物体：中空的环形黏土封套，称作印玺。法国学者皮埃尔·阿米耶（Pierre Amiet）发现一个印玺的外面有一组标记，与里面的符号的数量和形状完全匹配。阿米耶推测，乌鲁克的会计人员可以在不打开印玺的情况下利用外面的标记判断印玺内部包含的符号。丹尼丝以阿米耶的见解为基础，重构书写早期发展的进程。她认为这些印玺是象形文字泥板的前身，是代表日常生活的符号，随着模型本身被抽象成黏土表面的印记，它从三维模型演变为程式化的楔形文字。后来，程式化的象形文字变得更加抽象，从图画演变为尖笔的印记，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楔形文字”。

丹尼丝的理论没有得到普遍认可，一些学者质疑从符号演变到书写这一基本思想，并指出从模型到符号这一不断演化的过程中存在概念上的差异。比如，符号在古代西亚地区使用了几千年，不只是在文字出现以前的时期。再比如，为什么印玺系统在书写发明以后继续存在？同样令人费解的是，各种各样的符号出现在书写首次出现之后，而不是之前——这表明符号和印玺系统同时存在且与楔形文字并行发展。虽然符号和印玺可能导致了书写的出现，但看起来书面文字仍然不能完全满足需求，符号和印玺不可或缺。

印玺：古代契约

为什么古代乌鲁克会计师会采用笨拙的印玺制度做记录，而且在他们能够简单地写下所需信息之后还在使用它？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说印玺不是会计工具，但或许可以说它们一直以来都是契约（合同）。所有我们今天认为的金融工具都是契约。例如，政府债券是政府和债券持有人之间的保证未来一系列支付的契约，股票是股东和公司之间签订的保证股东参与公司利润分配和管理权的契约。虽然契约在书写发明之前就存在，甚至在印玺发明之前就存在，但环形封套和陶筹可以说是有关契约的最早考古证据。

印玺清楚地表明某人许诺把一些商品献给神庙，例如几罐蜂蜜、羊、牛，甚至几天的工作。印玺之外的书写内容允许缔约双方查阅合同期限内应付的金额或者规定可以打开合同的人。印玺所含的符号则明确了双方的义务责任。这种解释或许可以使人明白印玺的其他古怪特征。一些信封完全被圆柱形的封条——美索不达米亚人签名的替代物——密封住，这表明缔约双方担心有人会开一个小洞并插入或删除符号。

楔形文字学者史蒂芬·利伯曼（Stephen Lieberman）指出印玺的关键功能不是记录信息，而在于它们是某种有条件的核实机制。一旦双方围绕交易数量发生纠纷即可查看，就像现代的纸质合同可以在双方产生分歧的情况下被查阅。 5

如果乌鲁克的泥板是原始书写，那么也许印玺就是原始的金融工具。当然，我们无法准确得知印玺里所载的义务究竟是贷款、税收还是向圣殿进献贡品，然而我们却确切地知道这是当时的人们对于未来支付的正式承诺。印玺是把两个事件之间的不确定的时间间隔连接起来的合同，从当事人履行一项义务的时刻开始，到义务被完成并可能需要核实的时刻结束。

印玺和符号系统出现在一个严重依赖于农产品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中，不过这个社会里面并非每个人都是农民。在古代城市，有些人种植粮食、制作啤酒，其他人养羊、收集羊毛、制作纺织品，还有一些人参与贸易活动，从遥远的地方获取商品。虽然我们今天认为路过市场为晚饭买一些食物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现代城市经济相当复杂，农场和餐桌之间涉及无数的中间商，如果没有采购订单、收据和报销这些工具，很难相信供应城市日常需求的经济链条还能存在。同理，这在古代乌鲁克也是一样。

象形文字的泥板：计数系统的证据

楔形文字的书写形式开启了无数的可能性。虽然确切的演变过程一直存在争议，但考古学家一致认为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的某个时候，乌鲁克以及西亚的其他地方——苏美尔和苏萨——的人们就开始使用象形文字泥板来记录经济交易。但乌鲁克的泥板是迄今为止最丰富的，而且似乎吉尔伽美什所在的城市还是一个早期且重要的书写中心。

在逐渐适应经济需要的古代金融体系中，泥板凭借自己的特点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印玺通常只包含最多24个符号，而象形文字的泥板却能记录更多的物品，因为它采用了一种具有独创性的方法——计数系统。

乌鲁克的许多象形文字泥板是有关抽象计数系统的最早证据。这是金融软件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一步。一旦经济数量足够大，就很难再用陶筹甚至象形文字逐个地表示它们。乌鲁克泥板开始把商品的象形文字表示与抽象数字区别开来。例如，在一块泥板上，5只羊是由5个深刻的笔画（数字5）和紧接着的代表羊的符号（交叉的圆圈）这一组合来表示。一个圆形印记代表了数字10，因此，乌鲁克会计师可以用3个圆形标记和3个笔画来表示33。有趣的是，尽管商品的数量和类型由不同的符号表示，乌鲁克早期泥板上却没出现过独立的数字。数字总是伴随着列举的物体而出现。这个系统并不代表数字5的“概念”，而是记录5个东西。这表明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人刚开始时只关心有形的商品而不是抽象的概念。

时间模型

时间在本质上是一个抽象概念，尤其是当它与季节周期和天文现象（如月亮的圆缺）分离开来之后。时间——更具体地说，一种普遍的度量时间的概念——是金融的核心。例如，对将来回报某物的承诺是没有用的，除非有一种方式使得各方对这件事何时能够发生达成一致意见。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符号系统抽象地概念化了时间——它们只是象征性地表示时间，也许最有趣的是，人们还对大量的时间进行算术运算。虽然时间早在美索不达米亚人拥有金融之前就存在了，但他们的经济似乎影响了他们对时间的看法。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罗伯特·英格伦（Robert Englund）是楔形文字数字图书馆计划的主任。这座图书馆正在创建世界上所有的楔形文字文本的在线可视化档案，用于学术研究。他已经精确地解码了理想化的苏美尔人管理时间的框架。 6 英格伦研究了一系列刻有楔形文字雏形的泥板，这些泥板很明显地记录了历时3年的每日粮食配给——基于精确的有规律的原则，每天分配2.5升或5升。这些记录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们不是基于“时间的自然周期，（而是采用）包含了12个月、每月30天的日历年”。 7 到公元前3000年后期，古代苏美尔人已经开始将经济时间与天文时间分离——他们创造了具有显著数学便利性的“年”：例如，360可以被2、3、4、5、6、8、9、10、12、15、18、20、24、36、40、45、60、72、90、120和180整除，而数字365只能被5和73整除，因此拥有360天的一年可以划分出很多不同的时间阶段——一年可以被划分成多个1/2、1/3、1/4、1/5、1/6、1/8、1/9和1/12，每个阶段都有可用整数来记载的天数。美索不达米亚人在这里显然考虑到整数和齐整的分数，而且他们认为数学工具是功利主义的而不是哲学性的。

拥有360天的一年也使利息的计算非常方便。事实上，即使在今天，企业债券和市政债券也是基于360天为一年计息的。人们很容易认为苏美尔人的行政年是一种理想化的、纯粹的、改良过的年——数学家和管理员可能会喜欢，但这与真实的天文所定义的时间截然不同。简而言之，苏美尔人发明了一种时间模型，它能够很好地为分析周期性的经济现象提供框架。这显然也是人类狂妄自大的发展结果：主张人类的时间凌驾于自然时间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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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古代西亚地区的城市开发出了基本的金融工具。那时，西亚地区的人们拥有一套高度适应当时经济数量的记录体系，这套体系由从符号到象形文字再到写在泥板上的手写笔迹发展而来。该体系可用于签订跨期契约，也可用作当事人双方核查货物的收据。金融最基本的单元就是跨期契约。苏美尔人创造了能明确量化跨期契约的工具，通过发明代表经济单元的符号和灵活的计数制消除了当事人之间的歧义或争论。书写和数字使得西亚经济体系所要求的经济安排变得相当清晰和精确。

也有证据表明，金融契约在发展的同时刺激了抽象概念的发展。由普通统治者管理的经济体想要提升城市密度，就需要一个记录系统和一个概念性的框架——用以表达较大的数字。早期楔形文字的证据似乎记录了这个书面表达上的飞跃，以及与之相伴的算术思维的转变。同样，学者们记录了从自然、天文时间中抽象出的便于管理的量化时间。这些都为抽象概念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大数量的表达只会被人类的想象所限，就像人们后来也把时间划分成了无限小的时间段。我们可以把这两大概念上的飞跃视作现代数学的根源，而这种飞跃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金融技术的出现。

金融的基础很可能出现在不同于城市农业社会的文化背景之中，古代西亚地区金融技术的特性与其特定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相适应。既然苏美尔经济体系的特征对金融的出现如此关键，因此从更广泛的背景理解它就非常重要。我们下一步将探究使这些金融工具最终成熟的社会和政治环境。 rgxz6E6FHODoFkVZpHzqpfwkNWihDQyAB/TsQyNneHbULP2OeiGGpXHQPP5ewFK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