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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关于世界近代史（即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著共有三本。第一本《革命的年代：1789—1848》（ The Age of Revolution：1789—1848 ）早已问世，第三本尚未动笔，本书则介于二者之间。由于它独立成卷，对读过或没有读过第一本的读者都具有可读性。不过对读过第一本的读者我要表示歉意，因本书零零星星地收进了他们业已熟知的材料。这样做是为了照顾尚未读过第一本书的读者，为他们提供必要的背景资料。出于类似的目的，我也简略地为以后的发展趋势做了几点提示，特别是在第十六章“结语”中。与《革命的年代》重复的资料我当然会尽量削减到最低限度，并将它们分散开来，以免使读者生厌。读者可视此书为独立篇章，只要记住本书并非处理一个孤立的、与其前后截然分开的时期即可。历史是不可分割的。
无论如何，对任何受过一般教育的普通读者来说，这本书应该是明白易懂的。它是为普通读者而不是为历史学家而写的。社会为历史学家研究的课题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历史学家如能正确使用这些史料，就不应只为其他史家而写作。一般读者若能对欧洲历史有基本的了解，是会有益处的。笔者相信那些搞不清攻占巴士底狱或拿破仑战争是怎么一回事的读者，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虽能设法应付，但具备这些知识，定会有所助益。
本书所述的时代较短，但跨越的地界却很大。以欧洲——事实上以英国和法国——为中心来写1789—1848年的世界史，并非不切实际。然而随之而来的1/4个世纪，就再也不能纯粹以欧洲史来概括了，因为1848年后资本主义经济向全世界辐射，撰写这个时期的世界史如不在相当程度上注意其他几个大洲，必定荒诞可笑。我是不是也太欧洲中心主义了呢？可能有此嫌疑。欧洲历史学家对欧洲的了解比对其他洲的了解要多得多，这是可以理解的，于是，他们遂情不自禁地从他们所处环境的特别有利地位来欣赏全球景物。美国历史学家对同样的景物会有某些不同看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无论怎么看，19世纪中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仍是以欧洲为中心。例如美国，那时虽然已经露出它必将成为泱泱大国和世界头号工业强国的苗头，但经济实力还很弱小，只能自给自足而已。事实上，那时的美国也不是一个傲视群雄的庞然大物：1870年美国人口比英国多不了多少，与法国不相上下，比后来很快形成的德意志帝国还略少一些。
我将本书分成三个部分。1848年革命是这一时期发展主线的前奏。对于几条主线的开展，我是从欧洲大陆角度观察的，但只要有需要，也将从全球角度加以探讨，不过我并不企图把它写成一系列面面俱到、内容完整的“国别史”。欧洲以外的世界占两章篇幅。在这两章里，我不得不着重探讨若干重要的地区和国家，主要是美国、日本、中国和印度。每章均以主题划分，而非以年代先后为序，当然其中包含的年代仍是清晰可辨的。这些年代是：寂静但对外实施扩张的19世纪50年代，比较动荡的19世纪60年代，以及经济繁荣与经济萧条交替出现的19世纪70年代。第三部分包括了19世纪第三个25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横断面。
我的目的并非是将已知的事实做一番总结，亦非叙述何时发生了何事，而是将事实归纳起来，进行整体的历史综合，从而“了解”19世纪第三个25年，并在一定限度内把我们今日世界的“根”追溯到那个时期。本书的目的同时也是为了展现这个时期无与伦比的特征。这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时代，因此显得那么生疏，那么遥远。至于这本《资本的年代》是否再现了这一历史时期，得由读者去判断。本书的看法，特别是与很多人观点相左的看法是否正确，得由我的史学界同行们去评论。同行们显然不会一致同意我的看法。著书人总希望自己的作品受到广泛注意，热情颂扬也好，愤怒指责也罢，能引起热烈讨论就不错。我不敢存有与评论家打场笔墨官司的奢望，在这一版里，我只是把几处印刷错漏和某些明显错误（有些明显错误已引起我的注意）纠正一下，调整一些容易造成误解的句子，仅此而已。当然在与我的系统阐述方法不相矛盾的情况下，也认真考虑了某些批评意见。这些意见在我看来是正确的。但全书基本上仍然保持旧貌。
不过，一般读者似乎对我有些误解，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天生情有独钟的某些评论家。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情显然不及他们。这个误解我必须澄清。历史学家有责任让读者了解其政治倾向，所以我在“导言”中写道：“本书作者无意掩饰自己对本书所述年代的某些厌恶，甚至某种鄙夷，但由于敬佩这个时代所取得的巨大物质成就，由于竭力想去理解自己所不喜欢的事物，因而稍有缓和。”有些人认为这段话就是作者将以不公正态度对待维多利亚时代的资产阶级以及维多利亚时代取得胜利的宣言。鉴于有些人无法看懂书中的内容（这内容与他们认为必须有的内容大相径庭），我要斩钉截铁地说：实情绝非如此。事实上至少有一位评论家正确地承认：“不仅这本书的撰写宗旨是要突出资产阶级的胜利，而且这本书最为赞同的还是资产阶级。”是也罢，否也罢，这是资产阶级的时代，我只是原封不动地把这个时代再现出来，为此我甚至不惜忽略了其他阶级，未能留出足够篇幅来表述其他阶级在这个时代所占有的分量。
我不能说我是一切问题的专家，我只是对与本书有关的众多问题中的一小部分精通而已。而且我还不得不几乎全部依赖二手甚至三手资料。不过这也是不可避免的。研究19世纪的著作已可堆成高耸入云的大山，使历史的天空黯然失色，而每年在高山顶上仍有新的作品不断增添。当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扩大到无所不包，事实上囊括了20世纪下半叶人们感兴趣的各个方面时，需要吞噬的材料更是数不胜数，连最博学、最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家，也感到无法应付。材料必须精简，精简成一段或两段，精简成一行，或一笔带过，或只做细小的处理，或索性忍痛割爱。历史学家必然要借鉴他人作品，但越来越多的情况是只能浏览一下而已。
不幸的是，如此将打破学者们令人敬佩的常规做法。按照常规做法，学者们对其资料来源，特别是对有过帮助的人总要谦恭地鸣谢一番，因此只有原作者才能声称其个人所发现的智慧财产他人皆可使用。然而我在书中信手拈来的所有点滴想法，其原出处是来自哪本书或哪篇文章，或哪次谈话，或哪次讨论，我怀疑我是否能列出。我只能请求那些被我有意或无意巧取豪夺的作品的作者原谅我的无礼了。再说如果定要寻根究源，那将增添一大堆对本书不太合适的索引和注释，徒增书的篇幅。无论如何，我只能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书中注释几乎完全限于引用的统计资料和其他数字，以及某些有争议或令人瞠目结舌的引述来源。未加附注的其他数字大多数摘自标准材料，或摘自马豪尔的《统计辞典》（ Dictionary of Statistics ）等极为珍贵的简明资料。涉及的文学著作——即俄国小说——只提及书名，因为这些小说版本太多，本书作者看的版本读者不一定都能找到。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是那个时代主要的当代问题评论家）的作品，都是大家熟悉的书或信札，根据的是现有标准版（东柏林：1956—1971）的卷次和页数。至于地名，凡有英文的就写成英文地名［例如慕尼黑（Munich）］，没有英文的，就用当时出版物上通常用的名字［例如普里斯堡（Pressburg）］，其中没有任何民族偏见。如有必要，会将该地的今名附加在括号中，例如莱巴赫［Laibach，今名卢布尔雅那（Ljubljana）］。
已故的西古德·齐诺（Sigurd Zienau）和弗朗西斯·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审阅了科学和文艺部分，并纠正了我的某些错误。查尔斯·柯温（Charles Curwen）解答了有关中国的问题。发生的错误和疏漏我难辞其咎。W.R.罗杰斯（W.R.Rodgers）、卡门·克劳丁（Carmen Claudin）和玛丽亚·莫伊莎（Maria Moisá）不时抽空来充当助理研究员，给我提供了极大帮助。我还要深深感谢我的编辑苏珊·洛登（Susan Loden）。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